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民事訴訟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民事訴訟范文

    民事訴訟管轄是指各級人民法院和同級人民法院之間，受理第一審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權限。它是在人民法院系統內部劃分和確定某級或者同級中的某個人民法院對某一民事案件行使審判權的問題。將人民法院主管的民事案件，在法院組織系統內部確定其對第一審民事案件的審判權限，才能使人民法院依法主管的民事案件得以落實。

    一、級別管轄

    我國有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四級法院，都可以受理第一審民事案件，但受理案件的范圍不同，具體是指：

    （一）基層人民法院。

    基層人民法院（指縣級、不設區的市級、市轄區的法院）管轄第一審民事案件，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這就是說，一般民事案件都由基層法院管轄，或者說除了法律規定由中級法院、高級法院、最高法院管轄的第一審民事案件外，其余一切民事案件都由基層法院管轄。

    （二）中級人民法院。

    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民事案件：

    第一，重大涉外案件（包括涉港、澳、臺地區的案件）。所謂涉外案件，是指具有外國因素的民事案件，如原告或被告是外國人、涉及的財產在外國等。所謂重大涉外案件，是指爭議標的額大、案情復雜，或者居住在國外的當事人人數眾多或當事人分屬多國國籍的涉外案件。

    第二，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案件。所謂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案件一般是指在政治上或經濟上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在政治上有重大影響的案件，主要是指訴訟當事人或訴訟標的及標的物涉及到的人或事在政治上有重大影響，如當事人是黨、政、軍界要員或人大代表等。在經濟上有重大影響的案件，主要是指訴訟標的金額較大、爭議的法律關系涉及到國家經濟政策的貫徹等類案件。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確定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目前這類案件主要有海事和海商案件、專利糾紛案件、商標侵權案件。海事、海商案件只能由海事法院管轄（海事法院與普通中級法院同級），其他法院不能管轄；專利糾紛案件只能由省級政府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以及青島、大連和各經濟特區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其他法院沒有管轄權。

    （三）高級人民法院。

    高級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是在本轄區內有重大影響的第一審民事案件。 （四）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管轄在全國范圍內有重大影響的案件以及它認為應當由自己審理的案件。所謂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案件，是指在全國范圍內案件性質比較嚴重、案情特別復雜、影響重大的案件，這類案件為數極少；所謂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因當由本院審理的案件，是指只要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某一案件應當由其審理，不論該案屬于哪一級、哪一個法院管轄，它都有權將案件提上來自己審判，從而取得對案件的管轄權。這是法律賦予最高審判機關在管轄上的特殊權力。但應明確的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作為第一審管轄的民事案件實行一審終審，不能上訴。

    二、 地域管轄

    地域管轄與級別管轄不同。級別管轄從縱向劃分上、下級人民法院之間受理第一審民事案件的權限和分工，解決某一民事案件應由哪一級人民法院管轄的問題；而地域管轄從橫向劃分同級人民法院之間受理第一審民事案件的權限和分工，解決某一民事案件應由哪一個人民法院管轄的問題。

    但是，二者是有聯系的。地域管轄是在級別管轄的基礎上劃分的，只有在級別管轄明確的前提下，才能確定地域管轄；而要最終確定某一案件的管轄法院，則必須在確定了級別管轄之后，再通過地域管轄來進一步具體落實受訴法院。

    地域管轄主要根據當事人住所地、訴訟標的物所在地或者法律事實所在地來確定。即當事人住所地、訴訟標的或者法律事實的發生地、結果地在哪個法院轄區，案件就由該地人民法院管轄。

    《民事訴訟法》中關于地域管轄的規定：

    第二十二條　對公民提起的民事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與經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經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轄。

    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的民事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同一訴訟的幾個被告住所地、經常居住地在兩個以上人民法院轄區的，各該人民法院都有管轄權。

    第二十三條　下列民事訴訟，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原告住所地與經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經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轄：

    （一）對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居住的人提起的有關身份關系的訴訟；

    （二）對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蹤的人提起的有關身份關系的訴訟；

    （三）對被勞動教養的人提起的訴訟；

    （四）對被監禁的人提起的訴訟。

    第二十四條　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二十五條　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在書面合同中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本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

    第二十六條　因保險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險標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二十七條　因票據糾紛提起的訴訟，由票據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二十八條　因鐵路、公路、水上、航空運輸和聯合運輸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運輸始發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二十九條　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三十條　因鐵路、公路、水上和航空事故請求損害賠償提起的訴訟，由事故發生地或者車輛、船舶最先到達地、航空器最先降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三十一條　因船舶碰撞或者其他海事損害事故請求損害賠償提起的訴訟，由碰撞發生地、碰撞船舶最先到達地、加害船舶被扣留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三十二條　因海難救助費用提起的訴訟，由救助地或者被救助船舶最先到達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三十三條　因共同海損提起的訴訟，由船舶最先到達地、共同海損理算地或者航程終止地的人民法院管轄。

    第三十四條　下列案件，由本條規定的人民法院專屬管轄：

    （一）因不動產糾紛提起的訴訟，由不動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二）因港口作業中發生糾紛提起的訴訟，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三）因繼承遺產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繼承人死亡時住所地或者主要遺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三十五條　兩個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轄權的訴訟，原告可以向其中一個人民法院起訴；原告向兩個以上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起訴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轄

    三、 移送管轄

    移送管轄，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發現本法院對該案無管轄權，依照法律規定將案件移送給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審理。移送管轄就其實質而言，是對案件的移送，而不是對案件管轄權的移送。它是對管轄發生錯誤所采用的一種糾正措施。移送管轄通常發生在同級人民法院之間，但也不排除在上、下級人民法院之間適用。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36條規定：“人民法院發現受理的案件不屬于本法院管轄的，應當移送給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認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規定不屬于本院管轄的，應當報請上級人民法院指定管轄，不得再自行移送。”據此規定，移送管轄的適用應當具備以下條件：

    （一）人民法院已經受理案件。若尚未受理的案件，經審查不歸本法院管轄的，不存在移送管轄問題，應告知當事人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起訴。

    （二）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對該案無管轄權。依法享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才有權行使審判權，因此無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無權審理案件。

    （三）接受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依法享有管轄權。這是對移送案件法院的要求，即不得隨意移送，只能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移送。

第2篇：民事訴訟范文

論文摘要：盡管每個部門法實際上都存在能夠反映其基本原理和精神的基本原則，但是否將這些原則抽象出來規定在法律條文中，各國的做法很不相同。西方國家的民事訴訟法一般不規定基本原則。例如德國和日本的民事訴訟法在總則中首先規定作為訴訟主體的法院和當事人。蘇聯民事訴訟法則在總則中對基本原則集中作出規定。我國各部門法多將基本原則置于篇首，民事訴訟法也不例外。《民事訴訟法》第一編第一章的標題為“任務、適用范圍和基本原則”，其中規定基本原則的條文有12條，處分原則就是其中之一。

一、處分原則的含義和依據

《民事訴訟法》第13條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處分原則就是指當事人在法律規定范圍內處置自己的民事權利和民事訴訟權利的自由受法律保護。

處分原則貫穿于民事訴訟的全過程，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訴訟的進行。處分原則作為民事訴訟法特有的一項原則，是由民事法律關系的特點和民事權利的性質決定的。民事法律關系是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財產和人身方面的權利義務關系。民事主體為了自己的需要，有權自由處置民事權利，大多數情況下，國家不干預民事主體對民事權利的處分。民事訴訟是解決民事主體民事權利義務糾紛的過程，在民事訴訟中，自應使當事人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愿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

二、處分原則的內容

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處分原則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一）享有處分權的主體僅限于當事人

處分原則是當事人可以自由支配和處置其他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的原則。因而享有處分權的主體只限于當事人，其他訴訟參與人不享有處分權。訴訟人也不享有處分權，但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事人實施處分行為。

（二）當事人的處分行為必須是自己真實意思的表示

任何因強迫、欺詐、利誘或重大誤解形成的，違背當事人真實意思的處分行為都是不能成立的。如人民法院已經確認了這樣的處分行為的效力，當事人可以主張撤銷。

（三）當事人處分的對象既包括民事權利，也包括民事訴訟權利

對民事權利的處分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原告在起訴時可以自由地確定請求司法保護的范圍和選擇保護的方法。例如，在侵害財產所有權的糾紛中，權利主體有權要求賠償全部損害，也可以要求賠償部分損害；可以請求返還原物，也可以要求作價賠償。（2）在訴訟開始后，原告可以變更訴訟請求，也可以擴大或縮小訴訟請求的范圍。（3）在訴訟過程中，原告可以放棄其訴訟請求，被告可以部分或全部承認原告的訴訟請求；當事人雙方可以達成或拒絕達成調解協議；在判決未執行完畢之前，雙方當事人隨時可就實體問題自行和解。

（四）當事人對訴訟權利的處分的主要表現

其主要表現在：（1）民事訴訟程序是否開始，由當事人是否行使起訴權來決定。只有在當事人起訴的情況下，訴訟程序才能開始。（2）在訴訟開始后，原告可以申請撤回起訴，也就是放棄請求法院審判保護的訴訟權利；被告也有權決定是否提出反訴來主張自己的民事權利。（3）在訴訟過程中，雙方當事人都有權請求法院進行調解，謀求以調解方式解決糾紛。（4）一審裁判作出后，當事人有權決定是否提起上訴。（5）對已經生效的裁判或調解協議，當事人認為確有錯誤的，可以決定是否申請再審。（6）對生效裁判或其他具有執行力的法律文書，享有權利的當事人有權決定是否申請強制執行。

當事人在訴訟中處分實體權利往往是通過處分訴訟權利來實現的。當事人進行民事訴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民事權利，而行使訴訟權利是保護實體權利的手段。因而在民事訴訟中如果處分實體權利，就需要通過處分訴訟權利來實現。例如當事人減少或變更訴訟請求，一般都是通過調解或和解來達成協議，最終達到處分實體權利的目的。當然，這并不是說處分訴訟權利就一定要同時處分實體權利。例如，原告以被告同意在限定時間內騰出侵占房屋為條件提出撤訴。在這種情況下，原告處分了訴訟權利，但并未處分實體權利。

（五）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處分權不是絕對的

當事人的處分行為應輔之以國家的依法干預。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在民事訴訟中為保護國家和社會利益，可以對當事人違反和規避法律的行為予以干預，以保證當事人處分行為的正確性。

其次，家庭和社會的影響不容忽視。父母期望及教育子女的方法、父母職業及父母對各種職業的看法、父母的社會地位、家中其他成員的看法等都會影響大學生的就業心理。高校連續擴招造成高校畢習坦L高存量、高膨脹，給高職畢業生就業帶來新的壓力和難度;就業指導相對滯后，是大學生就業心態矛盾沖突的外在原因。此外，傳媒對社會精英，特別是對“數字精英”、“管理精英”大加宣傳，對“經濟價值”衡量“個人價值”持過分積極評價，也是高職學生忽視自身特點與自我創造性，形成個人價值取向的從眾心理的重要因素之一。

社會對大學畢業生的要求是一種“以能為本”的綜合素質，這種綜合素質取決于學生專業知識、技能的積累和精心進行的就業準備。由此可見，高職學生的就業準備和學校的就業指導工作，應該從關注就業機會及相應的求職技巧，轉向關注就業能力。這意味著高職院校就業指導工作必須與學生的專業能力發展密切結合起來，將就業工作是貫穿學習生涯始終，把學生作為就業的主動者，通過各種措施，指導學生在整個學習期間進行以提高就業競爭力為目標的就業準備，培養學生追求最優選擇和最佳就業的精神與品質。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轉變高職學生的不良擇業心態，促進他們的順利就業。具體來說，可以從下述幾個方面構建起高職院校的動態就業指導體系:

(一)院系兩級應在人員、經費上保障就業指導工作開展，建立專職的就業指導教師隊伍。同時努力提升就業指導與職業咨詢水平，培養“專家型”就業指導教師，打造專家型教育服務隊伍。

(二)就業指導工作要求加強學生求職心理健康教育與輔導，重視高職生心態調整，引導學生立足專業教育，明確專業定位，分析就業目標，找準自己在就業市場上的位置。

(三)專業教學要以就業為導向設置課程，以課程建設為抓手提高教學質量，充分利用實踐教學環節，強化高職生的動手能力和就業競爭力，增強高職生的求職自信心理素質。

(四)開設職業指導課程，指導高職學生制定職業生涯規劃，培養學生正確的職業觀和職業意識。將就業指導工作融入校園文化活動體系，積極探索職業發展教育新途徑。

(五)加強就業市場調研工作，密切關注企業用人信息，加大就業信息力度，搭建通暢的擇業與就業信息平臺。

第3篇：民事訴訟范文

一、民事訴訟權利義務承擔是當事人的權利而非義務

訴訟權利義務的承擔可以簡稱為訴訟承擔。這實際上是一個法理學上的概念。“是指訴訟進行中，由于某種特殊原因的出現，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轉移給案外人，由案外人作為本案當事人繼續進行訴訟”。它從本質上是基于民事權利義務的轉移而發生的。通常是由于訴訟中一方當事人死亡、或法人的合并、分立造成的。從訴訟立法上看，這樣的訴訟應當繼續進行，并且與原已進行訴訟構成一個統一的訴訟，即原當事人的訴訟行為對承擔訴訟的新當事人有約束力。但實際上，它們應當看成是兩個訴訟的合并，即原有當事人之間沒有進行完畢且無法繼續進行完畢的訴訟，與新的當事人之間的訴訟所作的合并。這種合并實際解決的只能是訴訟權利義務的承擔和合并問題，而不是民事權利義務的承擔問題。因為民事權利義務的承擔是由其它法律關系決定的。在這里，我們雖然無法很好地了解訴訟承擔立法的真實意圖，但可以想象的是這種立法無非可能節省司法資源以及當事人的訴訟成本，除此而外，看不出有什么更合理的用意。

我們認為，訴訟承擔應當理解為當事人的權利，而不能理解為當事人的義務。也就是說，當事人既可以行使承擔的權利，也可以放棄承擔的權利。這種權利的本質就是對原當事人的訴訟行為的承擔，這種承擔既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法律不能強迫當事人承擔他人不利的訴訟行為。從立法上看，案外人放棄訴訟承擔的結果，只能導致原訴訟案件終結。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二）項就是這樣的情形，應當可以推斷法人或其他組織終止也有類似的情形。我們知道，訴訟終結是訴訟程序無果的完結，對訴訟爭議的實體權利義務不發生司法干預的實際效果。

應當看到，對于一個具體成立的民事訴訟案件，訴訟主體雙方是具體、明確和確定的，以此構成一個獨立的、完整的、排他的訴訟個體，才能成為一個可以自在的訴訟案件。當一個案件中訴訟主體一方當事人發生變化和更迭，我們認為，這實際形成了一個新的訴訟，它和原來的訴訟不能看成是同一個訴訟，無論有多少方面相同，但僅由當事人的不同就足以構成完全不同的訴訟。至于民事訴訟中常常存在不因當事人變化而形成新的訴訟案件，這主要是由訴的合并和訴訟承擔的原因造成的，這種能夠在同一個訴訟程序中進行審理的數個民事訴訟的合并，不同于單一的訴訟，更不能看成是當然的一個原有訴訟。因為，從理論上講，由于訴訟合并和訴訟承擔而形成的主體復合訴訟，各單一訴訟既可以分離，也可以分別獨立存在和審理。是否合并實際取決于當事人。民訴法第五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認為可以合并審理并經當事人同意的，為共同訴訟”，明確確立了當事人這樣的權利。

應當看到，以什么樣的形式參加訴訟作為當事人的權利具有普遍性。它是民事訴訟遵循當事人主義的基本指征。所以，我們認為，民事訴訟的承擔作為訴訟的合并的一種特殊情形，應當看作當事人可以選擇的一種權利。在當事人主義的理念下，法律不可以強迫當事人必須以訴訟承擔的形式對待自己的訴訟權利，因為，任何當事人都有自己獨立的完整的排它的訴訟權利，要求當事人承擔他人訴訟行為的后果應當由當事人自己來決定，否則，就是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一種限制和剝奪，顯然是程序的不公正。

二、關于訴訟承擔中的程序設計與選擇問題

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一百三十七條的規定，因為當事人是否訴訟承擔的不同情形，法院可以分別采取中止訴訟，或終結訴訟兩種形式。現在看來，有不少人對訴訟承擔中的這兩種程序選擇有不少誤解，常常為訴訟中止還是訴訟終結而大為頭痛和爭論不休，其實這反映了一些人對訴訟承擔法律地位和訴訟終結程序功能認識不清的表現，尤其是對訴訟中止和訴訟終結程序功能價值認識錯位，對訴訟終結的普遍積極意義缺乏正確的理解造成的，這里面隱含著職權主義的理念作祟。

我們認為，在訴訟承擔的情形下，應當充分體現當事人主義和尊重當事人的訴訟承擔權利，深刻認識訴訟終結對當事人權利保護的積極意義和程序功能，以此把訴訟終結作為一般程序，把訴訟中止作為特殊程序和補充程序。也就是說，當訴訟發生需要承擔的情形時，法院一般應當考慮選擇訴訟終結程序，而不是中止程序，只有當當事人（包括訴訟承擔的相關人）主動提出中止請求，法院方可考慮選擇訴訟中止。因為，訴訟中止帶來的訴訟承擔畢竟意味著對承擔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一種限制和折扣，無論這種承擔在實際上如何可能有利于承擔當事人，但在程序上承擔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是無法完整和對等的，這樣的訴訟只能由當事人自己選擇和同意。然而，訴訟終結所帶來的是訴訟承擔的阻卻，它在結束一個訴訟的同時，并不處理原有的任何民事法律關系，更不處理和傷害其他任何相關人的訴訟權利，任何與案件訴的標的有民事實體權利的相關人都保有自己完整的訴訟權利。它所處理的僅僅是訴訟承擔當事人節省時間和費用的一種可能，這種可能利益與訴訟權利和程序公正之比，有本末之別，不可相提并論。因此，在面對訴訟需要承擔的情形下，法院應當首先考慮采取訴訟終結而不是訴訟中止，只有當事人和相關人明確要求中止，才可考慮采取訴訟中止。訴訟終結是保護相關人利益的更好辦法，更能體現程序公正。所以，訴訟終結作為一般，訴訟中止作為例外，且中止并不排斥和否定終結，才是訴訟承擔情形下的正理，即使可能發生中止的訴訟采取訴訟終結也不為錯，因為它更能體現程序公正。

三、訴訟承擔應按訴的合并原則處理

我們已經知道，訴訟承擔實際上是訴的主體合并的一種特殊形式，它是基于民事權利義務的轉移而發生的。而這樣的民事權利義務的轉移，又是基于其他非本案的法律關系和事實決定的，因此，訴訟承擔就不只是一個簡單的主體合并問題，它往往還隱含著其他法律關系和事實的介入，甚至可能帶來和存在訴訟客體實際合并的復雜問題。因而，在面對訴訟承擔復雜情形時，不能簡單認為一律適用訴訟承擔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而應當從訴訟承擔的立法本意和法理上來具體分析，尤其應當考慮承擔中訴的合并的合理性問題。

首先，應當明確的是，在民事訴訟中一方當事人民事權利義務主體的缺失，當然意味著一個原有民事訴訟法律關系的不可逆轉的徹底崩塌，即原有的訴訟法律關系已不復存在和不能繼續成立。事實上，這一訴訟已經走到盡頭，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全部的訴訟使命。當然，這樣的訴訟法律關系的完結，并不意味著與之相關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消失。當事人的民事權利義務因實體法的規定而可能發生轉移并可能以新的形式繼續存在。針對這一情形，訴訟法在這里設置了訴訟承擔這一特殊的程序結構，即法律允許一個新的民事權利義務主體，以一個新的相關的但卻是案外的民事法律關系參與到已經崩塌的原有訴訟中來，從而繼續原已經無法繼續的訴訟，并且把原來可以獨立存在的兩個訴訟拼湊起來，形成了極為特殊的訴的合并。應當說這樣程序設計無可非議，其立法初衷想必是為了切實解決民事爭議，節省社會司法資源和減少當事人的不必要的耗費。但實際情況并不都象想象的這樣簡單，現實中有很多復雜情況和復雜問題，使得訴訟承擔不僅難以實現設計初衷，往往可能實得其反。如可能帶來拖延訴訟，不必要地占用和耗費司法資源，損害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等等問題。如果這樣不能達到經濟便利和公正的目的，顯然是與訴的合并原則相背離的。這樣的訴訟顯然不應加以合并，訴訟承擔也就沒有必要。

其次，應當明確的是，訴訟承擔不應包攬和干預其他不必要的民事法律關系。因為訴訟承擔往往是由于當事人一方死亡或法人消亡產生的，當事人民事權利義務的轉移往往要由繼承和民事承擔的其他法律關系和事實來決定。一般而言，民事權利義務轉移的事實清楚，法律關系簡單明了確定的情形，適用訴訟承擔順理成章，在審判實踐中也無可爭議和障礙。現實中爭議較大的往往是那些民事權利義務轉移的法律關系復雜和事實不清的一些問題，如承擔中的相鄰權的繼承問題，占有權的繼承問題，以及其他一些權益的繼承問題，等等。應當說這樣一些問題在繼承中都還屬于主權利的擴張和派生關系，有些問題是否屬于繼承問題和按繼承處理都還值得討論，再加上關系的復雜和事實的復雜，這樣的情形硬要適用訴訟承擔，顯然過于遷強也很難有它的合理性。因為過多的其他法律關系的介入，就會造成一個訴訟實際承載了其它的一個或更多的訴訟，甚至形成訴與訴之間的本末倒置，使一個原本已經完結的訴訟實際成為又一個新的訴訟。因此，我們認為，象這樣的情形法院一般可以不考慮適用訴訟承擔。當然，當事人主動申請可以例外，但應當根據訴的合并的合理性而定。

再次，應當明確的是，訴訟承擔因訴訟終結而阻卻并不意味著當事人和相關人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的阻卻。因為，法院對民事訴訟案件的終結，并不處理任何實體問題，原有的民事法律關系仍呈現原本狀態，當事人民事權利義務依相關法律規定轉移后，新的權利義務主體之間，仍然保有爭議的訴訟權利，且是完整的訴訟權利，它不受原案訴訟的約束。當民事權利義務依法轉移到位后，對原有的爭議如果認為存在和有訴訟的必要，仍然可以通過訴訟解決爭議，這樣就避免了許多前置性的復雜關系和矛盾，審理起來會更順當。因為，在這里有一些前置性的問題有可能通過其它訴訟或非訴訟的形式加以解決，就可能防止司法資源的閑置、浪費和亂用。

第4篇：民事訴訟范文

關鍵詞：民事訴訟經濟；訴訟成本；訴訟結果；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人類社會必須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社會需求與資源稀缺的矛盾。司法審判亦然。誠如有學者所言：“不是所有的司法判決都能產生正義，但是每一個司法判決都會消耗資源。”[1]而司法資源畢竟是有限的。如何在消耗最少司法資源的情況下產生最接近正義的判決，是法學研究和司法實踐領域所不懈追求的目標。這也是本文所要談論的主題—訴訟經濟。[2]

一、訴訟經濟原理

〈一〉 訴訟成本

所謂訴訟成本就是指進行訴訟的案件對資源耗費的多少。日本學者棚賴孝雄將“生產正義的成本”分為兩個部分：國家負擔的“審理成本”和當事人負擔的“訴訟成本”。[3]這種認識是科學的。任何一個民事案件的審理都需要當事人的經濟支出和國家的財政支持，只是由于各國法律制度的差異，訴訟成本在當事人和國家之間的分配標準不同而已。對于訴訟成本，除了經濟支出以外，我們應該考慮的更多，例如時間的支出，精神的耗費等。

1、國家負擔的訴訟成本

法院為了審理案件必須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主要用于法庭建設、法庭工作人員的工資、福利、裝備、辦公設施以及辦公經費等項目的開支。法院巨大的經濟支出主要來源于國家的財政撥款。美國1994年整個法院系統的總開支為115-120億美元， [4]主要來源于政府財政。美國法院向當事人收取的訴訟費用是微不足道的。在90年代，美國聯邦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大約是24萬件，假定所有當事人都按法定標準足額交納訴訟費，聯邦法院全年的訴訟費收入也只有3600萬美元，相當于聯邦法院全年預算的1.5%.事實上絕大部分“貧困當事人”都是免交訴訟費的，故聯邦法院的實際訴訟費收入所占比例更低。美國聯邦法院一律是按件收取受理費，從來不考慮“爭議金額”或者“訴訟標的”。在1999年，聯邦區法院的受理費是每件150美元，聯邦上訴法院的受理費是每件100美元，聯邦最高法院的受理費每件300美元。美國實行陪審團制度，在80年代初，平均每一侵權案件的陪審團的實際費用已經是15028美元，而在1999年聯邦巡回法院向當事人收取的陪審團費用僅是每件60美元。 [5]當事人交納的訴訟費用僅僅是象征性的，美國法院的巨大開支實際上是由廣大納稅人來承擔的。

雖然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我國整個法院系統的運行成本不是個小數目。由于近20余年來我國法院系統一直處于恢復、發展、完善的關鍵時期，再加上我國審判制度本身具有的制度性缺陷而導致的司法效率低下，結果使整個法院系統對資源的耗費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與之相伴而生的則是司法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據不完全統計 ，自1987年至1995年，國家和地方預算內﹑預算外司法辦案經費（國家的訴訟經費）年支出遞增率在25%以上，但實踐中因辦案經費短缺導致的糾紛難以解決的現象仍十分普遍。[6]這樣就導致了兩個極不正常的現象：一是地方行政機關往往借追加經費干擾司法；二是法院不得不鼓勵“創收”，向當事人亂征收各種費用。雖然近期不斷有報道說通過整肅司法腐敗，全國法院清退超標準、超范圍收費多少萬元，但是實際上究竟有多少收費是不合法的（遑論不合理的），恐怕是我們永遠也無法證實的。我們需要明確的是：國家承擔訴訟成本的多大比例才能既不挫傷當事人訴訟的積極性，又不會導致“濫訟”現象的發生。

2、當事人負擔的訴訟成本

當事人負擔的訴訟成本應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經濟支出，時間支出和精神損耗。

（1） 經濟支出

當事人進行訴訟經濟支出的第一個部分是訴訟費用。英國民事訴訟規則第43.2條（a）中規定：“訴訟費用”，指如訴訟當事人本人進行訴訟行為的，包括訴訟費（fees）、法院收費（charges）、支出（disbursements）、開支（expenses）、報酬（remuneration）、補償費用（reimbursement）、以及如在依小額索陪制審理的案件中，訴訟當事人由非專業訴訟人其進行訴訟行為的，包括任何訴訟費或報酬（reward）。[7]法國民事訴訟法第695條規定，與訴訟、文書、及執行程序有關的費用包括：1、由法院書記員或稅收管理部門征收的稅款、酬金，但是各方當事人為支持其訴訟請求而提出的文書與憑據可能產生的稅款與罰款不在其內；3、給予證人的補貼；4、給予技術人員的報酬；5、有規定標準的墊付款；6、公務助理人員、司法助理人員的酬金；7、在規定的范圍內給予律師的酬金，其中包括訴訟收費。[8]而我國民事訴訟法對于訴訟費用只有第107條的籠統規定。按照1989年《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規定，我國的訴訟費用包括：（1）案件受理費；（2）勘察、鑒定、公告、翻譯費；（3）證人、鑒定人、翻譯人員的交通費、住宿費、生活費和誤工補貼費；（4）保全申請費和實際支出；（5）執行判決、仲裁和調解協議的費用；（6）人民法院認為應當由當事人負擔的其他費用。關于第（6）項的“其他訴訟費用”，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的一個司法解釋中作了限定，主要包括：（1）非財產案件當事人應當負擔勘驗、鑒定、公告、翻譯所實際支出的費用；（2）財產案件和行政案件的當事人自行收集提供有關證據確實有困難，法院認為確實有必要的異地調查取證和異地調解本案時按國家規定標準所支出的差旅費用。[9]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和英國、日本對訴訟費用的規定雖然大體一致，但還存在不小的差異。

當事人經濟支出的第二部分是律師費用（也包括非律師人員的訴訟收費）。法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在了訴訟費當中。我國和美國都規定當事人自己承擔聘請律師的費用。律師費用占了當事人經濟支出的很大比例。據統計部門的統計，1995年美國在律師費方面的花費大約是1140億美元。如果加入統計部門沒有計算進去的某些服務如政府和私人律師薪水，律師費總數可能接近1500億美元。并且這些數字近兩年還在不斷上漲。[10]美國整個法院系統的總開支還不及律師費用的10%.德國、意大利、奧地利等國實行強制律師制，律師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我國由于律師制度尚不完善，律師從業人數較少，公民對律師作用的認識不夠，再加上訴訟制度本身對于律師作用發揮的6限制，因此我國律師費用就目前來說尚不為巨。1996年，我國有律師的民事、經濟案件僅為77萬件[11]，不到當年法院受理案件的16%.我國于1990年頒布的《律師業務收費管理辦法及收費標準》，由于存在收費標準不合理，標準過低，形式單一等諸多弊端而不斷受到貶謫。新的收費辦法出臺后，律師收費標準肯定要提高。我們需要面對的難題是：在中國經濟仍然落后的今天，當事人本來聘請律師的積極性就不高，如果再提高收費標準，是否會使律師離中國普通老百姓更遠？

當事人除了支付以上兩部分費用以外，還存在其他的正當經濟支出：如當事人為了訴訟支付的差旅費、交通費、誤工費、打印費、咨詢費等；各種不正當經濟支出：如法院“超范圍、超標準收費”的“灰色支出”，當事人自己或者通過律師請客送禮的“黑色支出”等等。這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2） 當事人的時間支出

由于文化差異和法律規定的不同，各國進行訴訟所耗費的時間也是不太一樣。美國普通民事案件一般耗時14個月（產品責任案件平均處理期間25個月強），在積案的情況下則耗時從2至10年不等。。日本80年代民事訴訟普通程序平均審

理時間為：一審12.4個月（最長時間為7年）；二審13.6個月；上告審（最高法院）9.9個月（最長達10年以上）。[12]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一審普通審理期限為6個月，二審為3個月 ，但由于法院可以申請延長，再加上當事人可以無休止地申訴，因此當事人在案件上的時間花費也是驚人的。一個簡單的民事案件經過一審、二審、再審、拖上幾年，甚至十幾年也是不足為奇的。在“時間就是金錢”觀念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雖然時間的價值并非金錢所能衡量的），審限長一些對法院和律師來說并非壞事，但對當事人則貽害無窮。

（3） 當事人的精神損耗

當事人的精神損耗往往是我們在計算訴訟成本時被忽略的一個方面。訴訟給當事人造成的精神損耗是一個客觀事實，除了“訟棍”以外，沒有當事人可以從訴訟中尋找到樂趣，用“提心吊膽”來形容當事人的心態一點也不為過。精神損耗雖然沒有直接的衡量標準，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他的各種外在表現形式而感知。好的判決可以使當事人的精神得到慰籍，壞的判決可以令當事人的精神損害更大。對于每一個案件來講，當事人、法官、律師都會有精神損耗，而且精神損耗無法恢復，只能通過一定形式彌補。但是法官﹑律師的精神損耗是因為職業本身的性質決定的，可以通過職業獎勵制度來彌補。而當事人的精神損耗則只能通過公正的判決來彌補。因此，我們只把當事人的精神損耗列為訴訟成本。

〈二〉 訴訟結果

國家為了訴訟制定法律，設立法庭，配備法官，撥付經費，當事人為了訴訟花費大量的金錢、時間、精力，那么國家和當事人的目的何在呢？無非是追求公正的訴訟結果。但究竟什么是公正的訴訟結果是法學界爭論的熱點和難點。一般理論認為公正的訴訟結果應該體現正義的要求。然而正義本身也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至今尚未有人能做出確切、無爭議的解釋。正如美國學者博登海默所言：“正義具有一張普洛透斯的臉，變換無常，隨時可呈現不同形狀，并且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13]因此，純粹的、絕對的公正不可能存在。只要訴訟結果最大程度的接近了正義，我們就說這個結果是公正的。本文所說的公正﹑正義都是從此種意義上說的。訴訟結果的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兩個方面的內容。大陸法系國家往往注重實體公正而輕視程序公正；英美法系國家則十分重視程序公正，他們認為“爭議不僅要得到實現，而且要以看的見得方式得以實現”。“正義先于真實”（Justice before Truth），“程序先于權利”（Process before Rights）。根據英國普通法，法庭在對任何一件爭端或糾紛作出裁判時應當絕對遵循“自然正義”原則。按照此原則，任何人均不得擔任自己的訴訟案件的法官，法官在制作裁判時應該聽取雙方當事人的陳述。這是程序公正所應遵循的最低限度的標準。各國法律中“正當程序條款”的規定多依此制定。現在世界各國都逐漸拋棄了程序工具主義思想，認識到程序公正的獨立性及其對實體公正的重大意義。訴訟活動是一個對遭到破壞、扭曲或者混亂的權利義務關系加以矯正的過程，是一個在當事人之間解決沖突﹑合理充分地分配實體性和程序性權利和義務的過程。矯正或分配的目的是使之趨于合理，尋求結果的公正。因此，最大限度地接近正義，包括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就是訴訟所追求的唯一“結果”。

〈三〉 訴訟經濟的表達公式

通過以上對訴訟成本和訴訟結果的分析，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訴訟經濟的表達公式。首先我們把影響訴訟經濟的各種因素用字母來表示：“C”表示“訴訟成本”，“GC”表示“國家負擔的訴訟成本”，“PC”表示“當事人負擔的訴訟成本”，“EC”表示“當事人的經濟支出”，“TC”表示“當事人的時間支出”，“SC”表示“當事人的精神損耗”，“R”表示“訴訟結果”，“SR”表示“實體的訴訟結果”，“LR”表示“程序的訴訟結果”，“E”表示“訴訟經濟”，那么，訴訟經濟公式表示為：

E=R/C=（SR+LR）/（GC+PC）=（SR+LR）/（GC+EC+TC+SC）

其中“R”為無限接近正義，無限趨近于一個定值，“SR”無限接近實體正義，“LR”無限接近程序正義，也分別趨向于一個定值。“E”值越大，訴訟就越經濟；相反，訴訟經濟就越不經濟。

如果我們使“E”值增大有兩種辦法：一是使“R”值增大，最大限度地接近定值；二是使“C”值最大程度地減小。相應使訴訟走向經濟也就無外乎兩個途徑：一是使訴訟結果最大程度地接近正義，不僅體現實體正義的要求，而且也要滿足程序正義的要求；二是使訴訟成本最大程度的節約，經濟成本、時間成本、精神損耗量化到最小。

二、訴訟成本轉移：司法救助與法律援助制度

窮人和富人同樣會面對諸多的民事糾紛，當正義的獲得需要以巨大的經濟支出為前提時，富人可以勇敢的走向法庭，運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而窮人則不得不放棄訴訟，選擇其他的糾紛解決途徑，或者承受“容忍”。“窮人和富人都不能在橋洞底下睡覺”的規定本身就是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褻瀆。1495年，英王亨利七世的一個法案中規定：“正義應當同樣給予貧困的人”，“根據正義原則任命的律師應同樣為窮苦人服務”，并承認窮人享有免付訴訟費的權利。在英格蘭，高等法院和上訴法院依據《最高法院章程》對不能支付民事訴訟費用的人給予法律援助。在蘇格蘭 ，一度創立了窮人登記冊，在冊者若提起訴訟，則可免費得到法律顧問和人的幫助。這些法案和制度的提出，掀開了西方法律援助歷史的扉頁，稱的上是近代法律援助制度的雛形和起源。[14]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國家進一步認識到在福利國家體系中，法律援助是社會全體公民都享有的一項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權利，并且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各國憲法中，如意大利1947年憲法24條，日本1946年憲法第32條，聯邦德國憲法第101條和第103條，美國憲法第4條修正案，而且被納入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歐洲人權公約》等國際條約中。為貧困者提供法律援助，從而成為福利國家接近正義的第一波運動。“朱迪派爾制度”，“帶薪律師團制度”，“混合服務制度”等逐漸形成。英國皇家委員會建議收入僅達到國民平均收入的人應獲得免費法律援助。擁有兩個孩子的男性按1979年的通脹率 ，如果收入在7000英鎊（或還有3000英鎊的自己支配收入），應享有免費的法律援助資格。另外，除開房產，只有1萬英鎊資產的人也應獲得這種資格。法律援助的支出從1972年到1973年有5500萬英鎊，1976年到1977年涉及法律援助的支出達8300萬英鎊，[15] 1993年達到14億英鎊。[16]1978年，美國議會給予法律援助的預算已達三億元，有超過5000人的律師加上1300人的非律師在全美335個計劃項目中從事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17]瑞士、奧地利、西班牙、日本、丹麥、芬蘭、挪威、東歐國家以及非洲的盧旺達、納米比亞等國都建立了免費訴訟制度。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交納訴訟費用有困難的，可以按照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緩交、減交、免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通過《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其中規定了當事人可以申請司法救助的十一種情形。雖然該規定仍然簡略，可操作性不太強，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仍發揮了很大作用。據統計，去年全國法院共依法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決定減、免、緩交訴訟費用的案件共計19萬多件，確保了經濟困難的群眾充分行使訴訟權利，維護了社會正義。[18]

1994年初，我國司法部正式提出要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次年，在武漢、廣州、青島等地先后開展了法律援助機構的組建工作。1996年3月修正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5月制定通過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均對法律援助制度作了不同程度的規定。1997年5月26日，中國法律援助基金和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在北京成立，標志著我國法律援助工作在組織管理和資金運作上都步入了規范化和制度化。司法部《關于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具體規定了民事案件給予法律援助的六種情形。我國法律援助經費主要來源于各級政府撥款，社會捐助和律師協會、公證員協會會費提取，以及律師和其它法律工作者盡一部分義務來構成。[19]可見，我國的司法救助和司法援助制度已基本建立并開始發揮作用。

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是否可以使訴訟走向經濟呢？我們知道，司法救助實際上把應當由當事人承擔的那一部分訴訟費用通過免交、減交、緩交的手段轉由國家財政承擔或暫時承擔。也就是說，在訴訟經濟公式中，“PC”中“EC”的一部分轉移到“GC”當中，“EC”值變小，“GC”值變大，但“EC”與“GC”之和并未發生變化。法律援助制度則是把應當由當事人承擔的訴訟費用轉移給了各級政府、律師、公證員以及其他社會成員來承擔。對于整個社會來講，無論是司法援助抑或是司法救助，訴訟本身對社會資源的耗費并未減少，僅僅是由當事人的資源消耗轉化為了社會其他成員的資源消耗。但是，兩者對于訴訟經濟公式的影響還是有的。法律援助可以使當事人的經濟支出減少，“EC”變小，“E”值變大。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都可以使當事人的精神損耗在一定程度上減小，但是范圍十分有限并且較難測量。因此，我寧愿稱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是促使訴訟成本發生轉移的手段而非促使訴訟走向經濟的方法。但并不能因此否認訴訟成本轉移本身對社會所具有的積極意義。

三、訴訟走向經濟：簡易、小額訴訟與民事審判方式改革

德國社會科學家馬克斯。 韋伯曾經讓人想象一位聰明的法官，坐在一棵樹下， 只憑著良心對提交到他面前的案件作出判斷。[20]這種方式是最為經濟的， 可這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實施的。對于一個案件來說，程序的重要意義已是不爭的事實。美國聯邦憲法修正案第14條規定的“各州未經正當的法律程序而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的正當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是美國聯邦以及各州民事訴訟制度的內在精神。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最早出現在英國1354年英王愛德華三世的第28號法令中，它是取代1216年制定的英國大中“國家的法律”而使用的措辭。英國古老的法諺“程序先于權利”，“審判先于真實”，“審判先于證據”等統治著英國的整個民事訴訟法史。但程序的嚴格也往往帶來對實體權利的影響。普通法權利純賴于實施它的訴訟程序而存在，原告一旦選擇令狀錯誤，其錯誤并不因糾正而清除，也不能為其抉擇而辯護。普通法訴訟程規復雜、嚴格，布滿形式主義的陷阱，對當事人的稱呼、爭議點的選擇、抗辯的選擇等訴訟程序稍有錯誤必然導致權利喪失。衡平法訴訟程序相當于羅馬教會法訴訟程序，書面材料在程序中占絕對優勢，以數值方法計算證據的效力，存在訴訟遲延、費用高昂、程序復雜、訴訟結果的不確定等諸多弊病，社會公眾對這些弊病的不滿日益強烈。雖然自享利、伯洛格哈姆開始，英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英國民事訴訟的弊端仍然存在。1994年英國高等法院民事案件的審理期限平均為163周，其他地區高等法院的審理期限平均為189周。[21]根據最近的統計調查數據來看，在意大利向獨任法官（Preter）提交的第一審程序所花費的時間，1988年時是476天；1989年時是498天；而在1990年的上半期則是493天。向合議庭（Tribunale）提交的第一審程序所花費的時間如下所示：1988年平均1199天；1989年平均1188天；1990年的上半期則為1138天。在控訴進行的審判程序平均所花時間為：1988年883天；1989年927天；1990年上半期857天；[22]美國和日本的訴訟耗時前文已列出。根據一個調查，在日本當事人不愿意利用法院的原因依次如下：得不到正確的結論9.6%；費用過高64.6%；時間過長54%；不喜歡在法院辯明是非26.3%；在世上形象不好6.1%；其它7.1%.[23]可見，除了個人的愛好，心理因素外，訴訟費用過高，時間過長，對法院的不信任已成為困擾日本司法界的難題。我國由于法律賦予法官在理期限上過大的自由裁量權，民事、經濟案件的審理期限往往得不到遵守。積案過多已成為我國司法界的一個痼疾。有鑒于此，世界各國不得不對民事訴訟進行改革，在不違反正當程序要求的前提下，尋求簡化訴訟程序、節約訴訟費用的途徑。在司法制度最為保守的英國，？民事訴訟規則？于1999年4月26日正式生效。？民事訴訟規則？的立法目標是“接近司法”，與福利國家“接近正義”運動有異曲同工之妙，概括起來便是：保障當事人平等，簡化訴訟程序，提高效率，減少拖延，降低成本，考慮法院的資源配置，增加訴訟的確定性，促進法院公正、合理地解決糾紛，促進社會公正對司法的接近。法院根據訴訟標的的金額、訴訟的復雜性等因素，將民事案件分為三大類：小額索賠訴訟、快捷審理制訴訟和多軌審理制訴訟[24]根據美國關于小額法院的一個調查，該制度被稱為：“迄今為止我們所看到的最優秀的制度。”[25]二戰后，日本參照美國小額訴訟制度建立了簡易法院的訴訟程序，但簡易法院程序沒有真正起到小額訴訟程序的作用，它只不過是通常訴訟程序的簡化而已。日本于1996年6月26日通過新民事訴訟法，在該法第六編專門創設了與簡易訴訟程序完全不同的小額訴訟制度。列舉以上資料的目的無非兩個：（1）完善我國的簡易程序；（2）建立小額審判制度。我國民事訴訟法雖然在第十三章規定了簡易程序，但僅有五個條文，可操作性不強，在司法實踐中容易走向兩個極端：一是濫用簡易程序。如作為司法改革試點的北京市某區人民法院的做法是，除法律明文規定適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外，標的在500萬元以下的案件都適用簡易程序。日本民事訴訟法規定90萬日元以下的案件適用簡易程序。英國規定訴訟金額不超過5000英鎊的小額訴訟案件才可適用“快捷審理制”。而我國作為一個經濟、司法都比較落后的國家，將杠桿一舉鎖定在500萬元，與我國的實際國情和世界通例都是不相適應的；另一個極端是由于簡易程序規定的太簡單，在我國大多數基層人民法院為了避免錯案發生，盡可能不采用簡易程序。即使是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案件，實際上也只是由一個審判員獨任審理，也要按照普通程序的要求進行。結果導致簡易程序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很少起作用。我國沒有小額審判制度的規定，但一些學者已經開始了對此問題的研究，建立小額審判制度和完善簡易程序已成為我國民事訴訟制度改革與完善的主要內容之一，并且是我國民事訴訟走向經濟的主要途徑和方法。

如前文所述，訴訟的結果在于追求正義，而我國傳統的審判方式很難保證訴訟結果的正義。重封閉輕公開；重調解輕判決；重調查輕舉證；重糾問輕辯論；重實體輕程序。法官自己調查取證，并且以自己取得的證據作為定案的唯一依據。當法官僅僅相信自己的眼睛時，權力就被絕對化了，而絕對的權力必將導致絕對的腐敗。面對我國目前嚴重的司法腐敗，我們才知道把正義的實現完全建立在法官的良知上是多么的可怕。有的學者稱我國傳統審判模式是超職權主義的，這種看法有很大的合理性。美國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有精辟的論斷：“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26]忽略了程序的審判結果必定是對正義的扭曲和玷污。因此，實體正義的實現必須以程序的正義為前提。很多人往往存在這樣的誤解，認為職權主義審判方式要比當事人主義審判方式要經濟。但是，現實給我們的結論卻是職權

主義所滋生的腐敗現象會把它本身的一切優點湮滅。“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作為人類活動的首要價值 ，真理和正義是決不妥協的。”[27]因此，必須對我國的民事方式進行改革，而且必須是結構性的，根本性的改革，才能使民事訴訟在程序正義的基礎上走向結果正義。雖然我們知道訴訟結果只能無限地接近正義而不能代替正義。

總之，通過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可以使訴訟經濟公式中的訴訟結果無限接近正義，“R”值最大化，“SR”、“LR”也最大化，從而使訴訟結果同時體現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雙重要求。簡易，小額訴訟則使程序簡化，時間耗費縮短、訴訟成本降低。即：“GC”、“EC”、“TC”、“SC”不斷減小。通過“R”值增大、“C”值減小，結果使“E”值呈現不斷增大趨勢，訴訟走向經濟。最終，建立我國簡潔、快速、高效、公正的訴訟模式。

四、訴訟走向競爭：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各國對訴訟制度進行不斷地改革，目的在于使訴訟能夠盡善盡美地解決糾紛，滿足不同當事人的不同訴訟清求。然而完美是無法實現的，正如法國一句諺語所示：“過分接近完美反而一切將無法得到。”（Le mieux est L‘ennem； du bien）面對訴訟量的激增，訴訟費用的高昂、訴訟程序的遲延以及訴訟其他種種弊端，人們開始對訴訟解決糾紛的能力提出懷疑。拉托布爾夫宣稱德國人中有“喜歡訴訟的極強的感受”，訴訟往往達不到解決糾紛的目的，而成為為名譽而爭的一種救濟手段。判決必然會損害當事人一方的名譽，對對方的仇恨，對國家和正義的厭惡由此而生。并且強烈要求“通過民事調解的手段來抑制正義之劍。”[28]各國開始尋求訴訟外的糾紛解決手段，并進而形成福利國家“接近正義”的第三波運動。因為“無論審判能夠怎樣完美地實現正義，如果付出的代價過于昂貴，則人們往往只能放棄通過審判來實現正義的希望。”[29]人們對于法院的作用進行了新的闡釋，認為不能把法院在解決糾紛中所做的貢獻完全等同于根據判決來解決糾紛。法院不僅可以傳遞裁決糾紛的規則信息，也可以傳遞有關可能的救濟，取得成果的困難程序、確實性和成本的信息。法院的主要貢獻是為了私人的、公共的場所中所產生的交涉和秩序，提供規范的和程序的背景。[30]人們在訴訟的基礎上創造了更多解決糾紛的非訴訟程序。在此領域美國可為榜樣。美國案件的95%都在審判程序前就得以解決完全依賴于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發達。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一般譯為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或替代性（代替性）糾紛解決方式。美國ADR主要包括以下幾種：調解（Meditation），法院附設仲裁（Court Annered Arbitration），早期中立評價（Early Neutral Evaluation）；案件評估（Case Valuation）；中立專家（Neutral Experts）；簡易陪審團審判（Summary Jury Trial）；小型審判（Mini Trial）；聘請法官（Private Judging or Rent –a-Judge）；調解-仲裁（Med-Arb）等。日本、德國、英國、挪威、澳大利亞等國都對ADR制度作了不同程度的規定。

我國民間的仲裁、人民調解等雖然比較發達，但由于存在適用范圍較小，機構不健全、隨意性大、結果缺少權威性、確定性和強制性等缺點，逐漸為很多當事人摒棄不用。在我國民事司法實踐中真正發揮作用的ADR實際上只有法院調解這一種形式。法院調解曾經是我國法院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要手段，成為我國民事訴訟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種制度而被國外譽為“東方經驗”。我國的法院調解雖然完成了從“以調解為主”、“著重調解”到現在“自愿、合法調解”的過渡，但它本身還存在眾多的弊端。調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權利人放棄部分權利為代價的，所以，即使調解中的讓步都是當事人自愿作出的，也仍然存在著對權利保護不足的問題。[31]調解與審判混同使法院調解本身隱含著強制的契機，調解與審判的混同還導致了法院調解中實體法和程序法對法官的約束均被軟化，造成了法官行為失范、審判活動無序，調解結果的隱性違法和審判權的濫用，從而助長了各種不正之風的滋生蔓延。[32]調解的作用不斷遭到刁難，再加上社會對依法治國的不斷宣傳，人們對法律了解的不斷深入，結果出現了一種偏向，把訴訟視為實現權利的惟一正確途徑，把對訴訟的利用作為法律意識提高的標志。[33]從而使訴訟在我國民事糾紛解決中處于一種“壟斷”地位。在經濟學上，壟斷必然產生壟斷價格，商品或服務質次價高。同理，訴訟的“壟斷”也產生了法院工作人員態度蠻橫、工作方法粗暴、訴訟成本太高等諸多弊病。因此，我國很有必要吸收國外的先進經驗，建立我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

通過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建立，可能實現以下幾個目的：

首先，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建立，可以賦予當事人更多的程序選擇權。由于眾多的糾紛解決渠道被打通，當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案件的實施情況等選擇不同的糾紛解決程序。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對公民權利的多途徑、多層次的保障；

其次，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建立，可以使訴訟消除“壟斷”，走向競爭。因為不同的糾紛解決方式對資源的消耗是不同的，并且被采用頻率越高的糾紛解決方式，效率越高，成本越低。因此，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在客觀上促使訴訟不得不失去“壟斷”地位，走向與其它糾紛解決方式的競爭。多元化競爭和功能互補的糾紛解決機制必將在總體上降低費用，提高資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進而使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有自我調節、動態、高效、開放的特征；

第三，對于訴訟經濟公式來講，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與公式中的各變量沒有直接的互動關系。但是，由于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本身是動態的、競爭的，因此，經過長期的互動，結果必然使訴訟公式中的“C”值變小，“R”值變大，結果使“E”值變大，訴訟走向更加經濟。

參考文獻：

[1] 見方流芳：《民事訴訟收費考》，載《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第151頁。

[2] 本文主要從司法制度方面對訴訟經濟進行探討，其他如科學技術等對訴訟經濟的影響不在討論之列。

[3] 參見（日）棚瀨孝雄著，王亞新譯：《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286頁。

[4] 參見宋冰：《程序、正義與現代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頁

[5] 見方流芳：《民事訴訟收費考》，載《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第131頁。

[6] 參見王肅元：《論我國糾紛解決中的資源配置效率》，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5期，第105頁。

[7] 見徐昕譯：《英國民事訴訟規則》，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8] 見羅結珍譯：《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9]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9年第4期，第124頁。

[10] 見宋冰：《程序、正義與現代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頁。

[11] 參見《中國律師》，1998年第1期，第6頁。

[12] 見范愉：《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頁。

[13] 見（美）博登海默著，鄧正來、姬敬武譯：《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頁。

[14] 見張耕：《法律援助制度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

[15] 參見（意）莫諾·卡佩來蒂編，劉俊祥等譯：《福利國家與接近正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7頁。

[16] 見P·S·阿蒂亞著，范

悅等譯：《法律與現代社會》，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頁。

[17] 參見（意）莫諾·卡佩來蒂編，劉俊祥等譯：《福利國家與接近正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3—54頁。

[18] 見《有冤能申，無錢能訴》，載《法制日報》，2001年3月12日，第1版。

[19] 見張耕：《法律援助制度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代序）第18頁。

[20] 參見（英）丹寧：《法律的正當程序》，群眾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21] 參見徐昕譯：《英國民事訴訟規則》，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中譯本導言）。

[22] 參見（日）小島武司等著，汪祖光譯：《司法制度的歷史與未來》，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頁。

[23] 參見范愉：《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頁。

[24] 參見徐昕譯：《英國民事訴訟規則》，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中譯本導言）。

[25] 見（日）谷口安平著、王亞新譯：《程序的正義與訴訟》，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頁。

[26] 見季衛東：《法治秩序的建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27] 見（美）羅爾斯：《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頁。

[28] 參見（意）莫諾·卡佩萊蒂編，劉俊祥等譯：《福利國家與接近正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頁。

[29] 見（日）棚瀨孝雄著，王亞新譯：《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頁。

[30] 參見（意）莫諾·卡佩萊蒂編，劉俊祥等譯：《福利國家與接近正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頁。

[31] 見李浩：《民事審判中的調審分離》，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4期，第67頁。

第5篇：民事訴訟范文

1、民事訴訟法是部門法。它調整的是民事訴訟關系和民事訴訟活動，這種調整對象是特寫的，是其他部門法無法調整的。

2、民事訴訟法是民事訴訟的程序法。民事訴訟法是關于民事訴訟活動時應遵守的法律規定。主要內容是民事訴訟主體的訴訟權利和訴訟義務，以及保障民事訴訟主體訴訟權利和落實訴訟義務的規定。

3、民事訴訟法具有廣義性。民事訴訟法的廣義性是與民事訴訟的廣泛性相適應的。由于民事訴訟廣泛適用于民事、經濟、勞動爭議、專利、商標、海事、債務催償和法律規定的其他特殊類型的案件。因此民事訴訟法也就廣泛地適用于民事訴訟范圍的各類案件的訴訟。

第6篇：民事訴訟范文

我國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出臺前，《民事訴訟法》關于舉證時限的規定處于虛無狀態，只有在《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第八十四條規定，“當事人應當在開庭審理前完成舉證”。因此，界和實務界普遍認為，我國民訴法對當事人舉證采取“證據隨時提出主義”， 當事人在法庭審理 的各個階段均可提出新的證據。這造成，審判實踐中，當事人往往利用民訴法的漏洞，庭前不提供證據，在庭審中搞突然襲擊，或一審時不提供證據，在二審或再審中提出證據，達到拖延訴訟的目的。這種情況，不僅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嚴重地干擾了訴訟活動的正常進行，既給法院造成人力、物力和精力的浪費，也給對方當事人增加了負擔。更為嚴重的是使法院的裁判一直處于不穩定狀態，是妨礙法院審判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亦不利于規范當事人的訴訟 行為和提高當事人的舉證意識。本文作者將對舉證時限做一理論上的探討，并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提出自己的幾點看法。

一、民事訴訟證據舉證時限的理論基礎

對于舉證時限制度的理論基礎，是一個無法回避的，是體現舉證時限制度的價值追求和考慮的深層依據。作者試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討論：

（一） 程序安定理論。所謂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訴訟的運作應依法定的時間先后和空間結構展開并作出終局決定，從而使訴訟保持有條不紊的穩定狀態。程序運作的安定必須貫穿于整個訴訟過程中。庭審是訴訟的中心環節，而證據是庭審的核心，當事人的訟爭須圍繞證據而展開，法官的裁判也須依據證據作出。如果證據的提出沒有時限規定，它可以一審、二審和再審中隨時提出，也可以被任意地推倒重來，那么，法院的終局裁決就具有了明顯的不確定性，雙方當事人最終的權利義務就處于懸而未決的狀態。在訴訟中忽視程序安定而追求實體真實的做法，往往是傳統的“重實體輕程序”觀念在作祟。舉證時限制度的目的在于通過限定舉證的有效期間，盡量減少或杜絕程序的回復和重新啟動，保證程序的有序性和穩定性，避免隨時提出證據帶來的程序動蕩。隨時提出證據的一種典型情形就是有蓄謀的“突然襲擊”。這種突襲策略不但違背平等對抗原則，而且造成訟爭焦點不明，程序動蕩不定，既判軟弱無力，嚴重了裁判的權威性。程序的安定性，作為訴訟的基本價值，應當成為訴訟過程的價值取向之一，受到法院的重視，有時甚至要犧牲其它的便利。

（二）誠實信用原則。當事人在合理期限內不舉證而逾期提出了新證據，有時可能是當事人有正當理由不能提出新證據，但更可能是當事人出于惡意，故意不提出證據而把它當作“秘密武器”，期待出奇制勝。法律不能約束純粹的道德，但可以通過約束其意圖取得的法律上的利益而加以規制。所以當事人在法定的期間不行使訴訟上的權能（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基于保護另一方當事人對預期行為的信賴（一方當事人不提交證據，則對方當事人就不必為此作出防御準備），可以不再允許該當事人行使此項權能，即禁止逾期提出新證據。通過規定超過舉證時限規定而提出的證據失權這一法律后果，誠實信用原則“在此發揮了一種對當事人誠信，及時行使權利進行督促的作用”。

第7篇：民事訴訟范文

民事訴訟調解制度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的一項重要的基本原則。做好民事訴訟調解工作，對于及時化解矛盾，促進社會交易的正常流轉，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民事訴訟法》第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根據自愿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這說明法律賦予法院在審理案件中對案件進行調解，爭取用最和平的、不激化矛盾的方式解決糾紛，為創造和諧社會發揮重要的作用。

一、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起源和發展

中國的調解文化源遠流長，運用調解來解決民事糾紛，在中國古代由來已久。在西周和東周時期的銅器銘文中便記載了不少調解。發展至明清時期，調解已成為常用的基本手段。

調解在解決民事糾紛方面發揮著其他爭議解決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血緣關系、地緣關系的緊密聯系，古代經濟發展程度的局限，由于古代訴訟制度的局限，古代訴訟制度所造成的官僚化傾向和訴訟給當事人帶來的不便，民眾對調解具有相當程度的親和力。專制國家的民事糾紛的解決也逐漸借鑒民間解決糾紛的方式，使調解逐漸成為一種法律化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調解制度作為解決糾紛的一種機制，是中國固有的傳統，更是被視為法院行使審判權的一種方式，在民事訴訟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

自以來，我國進行了一系列的體制改革，在政治上，從高度集權型走向民主化，在經濟上，從計劃型走向市場經濟化，隨著社會價值的多元化、社會結構的分散化和社會關系的契約化，不僅有限的司法資源已不堪日益膨脹的糾紛所帶來的重負，更由于當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使現行調解制度已無法面對社會對于糾紛解決的公正和效率的要求，這必然要求調整和重構我國法院的調解制度。

在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過程中，針對以前調解制度中存在的問題，整清思路，沿著方向進行改革，有些學者提出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理論，更有甚者提出取消法院調解制度。但是，從國外的民事司法改革的情況來看，當今世界各國紛紛擴張調解機制，謀求糾紛解決的多元化，積極促進和解，這已成為不少國家進行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蘇力先生指出“中國的法治之路必須注重利用中國的本土資源，注重中國法律文化的傳統和實際”。因此，我國在尋找現代法律制度時不應放棄自己的遺產，不應當拋棄調解制度，而應當對傳統調解制度進行創造性的改革，充分發揮調解制度的自由和效率的價值地位。而在重構調解制度的同時，先了解一下我國調解制度，研究調解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經濟基礎，并分析現行調解制度的弊端，借鑒國外的相關制度，剔除制度之糟粕，吸收西方現代法律文明之精華，不斷完善我國民事訴訟的調解制度。

二、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優越性

1、訴訟調解制度的價值利益

訴訟調解制度的價值利益體現在訴訟當事人和人民法院不拘泥于通常的訴訟程序，可以簡化流轉環節，降低訴訟成本。加上它便利、效率的功能優勢，使得案件的審結具有迅速和便利的特點，能夠相對低廉和簡便地解決糾紛，當事人能以較低的代價獲得較大的利益。它適合于特定的社會關系、特定主體和特定糾紛的解決，能以常識化的運作程序消除訴訟程序給當事人帶來的理解困難，以通情達理的對話和非對抗的斡旋緩和當事人之間的對立，既著眼于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現實糾紛，又放眼其未來的合作與和睦相處；它不局限于當事人現有的訴訟請求，可以就請求之外的內容進行調解，當事人能達成一個比訴訟請求更為廣泛的調解協議，尤其是在處理農村各類糾紛時更是如此，這是判決所無法比擬的。在某中程度上，調解所達到的社會效果好于審判達到的效果。

訴訟調解還能充分體現了當事人對自己民事權利的自主、自由的處分。在調解協議達成的過程中，法官不能將自己認為正確的解決方案強加給當事人，當事人有同意或拒絕這種解決方案的權利。訴訟調解還能彌補法律適用中的不足，使當事人根據自主和自律原則選擇適用的規范，如交易習慣、地方慣例、行業習慣等解決糾紛，在"法律的陰影下"協商和妥協，并可能實現雙贏的結果，體現了自認的效益最大化和自治的價值取向。

2、有利于化解人民法院對日益增多案件的審判壓力

為了提高辦案效率、化解壓力，充分運用訴訟調解制度的便利、效率的功能優勢就成為民事審判工作的重要手段。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加強了對訴訟調解工作的指導，提高訴訟調解水平，制定了《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指導各級人民法院按照"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要求，不斷提高訴訟調解水平。各級人民法院審結的各類民事案件中，訴訟調解結案的案件占大多數，特別是基層法院。訴訟調解制度正在發揮巨大的作用，彌補了判決所無法實現的功能優勢，降低了訴訟成本，緩和了社會矛盾，很好的實現了人民法院辦案所體現的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有機統一，也大大的減輕了人民法院的審判壓力。

三、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弊端

民事訴訟調解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合意為核心要素的解決糾紛的方式，這種合意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則在糾紛解決領域的延伸，與審判相比，貫徹的是一種當事人主義。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長期以來在維護社會安定和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人民群眾法律意識的提高，現行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開始日益顯現其諸多弊端，嚴重制約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其中，作為指導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根本，調解立法原則與調解制度在實施中存在的沖突是其弊端的根源。

1、合法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之間的沖突

程序上合法是民事訴訟調解有效的前提條件，它既包括程序性合法也包括實體性合法。所謂的程序性合法，是指在調解的過程中應當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要求；實體性合法是指在調解協議的內容上必須符合實體法的規定。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調解貫穿于審判程序的全過程，也就是說，可以在審判程序的任何一個階段進行。但這同時也就意味著調解并沒有獨立的程序，因此，民事訴訟調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傾向，這給法官提供了過大的任意空間，產生了如下一些問題：法官過分依賴調解結案，導致案件反復調解、久調不決、訴訟效率低下；法官的雙重身份，使其具有潛在的強制力，容易造成人情案、關系案，甚至可能侵犯當事人權利；調解的生效以當事人最后簽收調解書為要件，因此只要在簽收調解書前一方當事人反悔，調解協議就歸于失效。而調解在本質上是屬于一種契約，既然達成調解協議，契約生效，就沒有理由反悔，否則就構成違約。所以，這種做法也與我國民法通則及合同法的規定所沖突。

另一方面，實體上的合法，更是與民事訴訟調解具有的合意解決糾紛的性質不相適應。因為"民事訴訟調解所解決的合理性，并非來源于用法律而形成的解決方案，而是來源于當事人雙方對調解方案的認同"。如果在法院調解過程中同判決一樣堅持同樣的實體合法標準。那么有可能會在相當多的場合上，恐怕當事人之間是無法達成協議的。合意的形成過程，是雙方當事人在自愿對自己實體權利處分的基礎上而通過協商達成的，屬于私法行為。只要是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為合法。

2、自愿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之間的沖突

我國民事訴訟將自愿原則處于調解原則的核心位置，它是法院調解制度能否健康發展，能否真正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自愿原則在實踐中體現為程序上的自愿和實體上的自愿兩層含義。在程序上，首先，這種自愿原則體現為當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以調解來解決糾紛或者主動向人民法院申請用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然而，在我國的民事訴訟調解過程中，法官擔任著調解人和裁決者的雙重角色，且目前，一些法院仍存在著追求結案率的現象，對錯案追究責任等因素，這樣，法官為了追求結案率和避免追究錯案的責任等多方面的考慮，便會選擇結案快、風險小、可規避法律問題又省時省力的調解訴訟模式。而當事人即使不愿進行調解，一般最終還是會接受，畢竟，現在的調解者就是將來的裁判者，若不選擇調解，可能會得到比調解更不利的判決結果。其次，在自愿原則的支配下，當事人可在任意訴訟階段提出要求調解，一旦進入調解程序，勢必將中斷原來的訴訟活動，這樣便容易產生調解的任意啟動，導致案件的訴訟程序缺乏連貫性，給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帶來負面的影響。在實體上，這種自愿原則應該體現為當事人雙方在人民法院調解達成的協議必須是互諒互讓、自愿協商的結果。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經常會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當事人施加壓力，促使調解成功。這樣就容易產生強制合意，在這種因素下達成的協議雖然也是當事人同意的，但并非是當事人真實意思的體現，無法真實的反映當事人的自愿原則。

3、調解程序的不完備

調解協議應是當事人妥協讓步的結果，體現了當事人的意愿，是當事人處分民事權利的行為，但調解的無序性和隨意性使之不合理、也有損效率和公平。表現在：（1）民事訴訟法對調解的時限和次數沒有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規定："可以在答辯期滿后裁判做出前進行調解"，一些法院在送達、庭前、庭中、庭后的各個階段都對案件進行調解，從而使調解處于隨意和濫用的境地。在壓制調解和久調解不結的情況下，使得調解的息訴、化解社會矛盾的功能發生變化，演變為法官任意利用訴訟程序損害當事人權益的工具。（2）限制了當事人權利的行使。在訴訟當事人并非自愿基礎上達成的調解協議，只有犧牲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為代價。法官通過種種方式促使當事人接受調解協議，即使當事人感到權益受到損害，但他無法通過上訴途徑得到救濟。當事人的實體權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時，訴訟權利也受到限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規定："調解時當事人各方應當同時在場，根據需要也可以對當事人分別作調解工作"，這樣一來，法官在調解工作中，不是采用面對面的方式進行，而是通過人或法官親自出面"背對背"的方式，分別與當事人進行調解，雙方當事人不見面，都摸不清對方的意圖，只知道法官的個人意思。這不僅違背了公開原則，剝奪了當事人的知情權與程序參與權，也使法官的尊嚴受到損害。上述規定第二條規定："對于有可能通過調解解決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應當調解。"這說明了在訴訟調解中，法官可依職權主動介入，對可能調解的案件應當進行調解。然而在實踐中沒有那個法官能把握每一個案件都有可能調解，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對所有案件都主動介入進行調解，使法官處于一個積極、主動的地位，對法官消極、中立、被動的地位棄之一邊，限制和損害了當事人對程序的選擇權。（3）2004年11月1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04）12號，以下簡稱"規定"），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民事調解制度。但是，這一制度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五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當事人自愿的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而"規定"第四條的表述是："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自行達成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確認和解協議制作調解書"。也就是說，規定實施后，法院進行調解時不再要求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只要當事人之間直接、自行和解后由法院進行確認即可，這就為當事人之間惡意和解、損害案外第三人利益提供了可能（因該"案外第三人"利益與案件有關，而又獨立于案件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之外，本文稱之為"第三人"，含義與合同法第52條中"第三人"相同）。而按現行民事訴訟法，生效民事調解書的再審啟動，不同于判決和裁定（對判決和裁定，本級法院院長或上級法院的發現、檢察機關的抗訴、當事人的申訴都可以啟動再審程序），有權啟動再審的主體卻只有當事人自身（理論上"法院院長的發現"也是啟動再審的途徑之一，但實踐中沒有反映錯誤的途徑，當然也就沒有院長對調解書錯誤的發現），這對于利益受損害的第三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四、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如何完善

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民事訴訟調解以其固有的靈活性及高效率，在解決民事糾紛中仍將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仍將是與審判并立的另一種糾紛解決機制。而使法院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適應市場經濟要求，順應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對現行法院的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進一步改革、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1、把民事訴訟調解制度改革納入民事審判制度改革的整體框架中

首先，作為人民法院處理民事案件的兩種方式，調解與判決均是我國民事審判制度的組成部分，民事審判制度應是一個有著合理的內在結構、和諧統一的制度體系。經過改革與完善，調解制度同經過庭審做出判決的制度不應有任何相互抵觸的地方。其次，在我國運行了幾十年的民事訴訟調解制度，受制于訴訟結構，調解中法院與當事人的關系，反映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與經濟主體的關系，國家干預色彩濃厚；而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結構、社會關系都發生了深刻變化，而由于我國采取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因而訴權與審判權兩者關系是不協調的，表現為審判權過于擴張，而訴權不充分并且缺乏保障。具體到調解領域，如果審判權凌駕于訴權之上，勢必損害當事人在自愿基礎上形成合意。因此，有必要從調整訴權與審判權的關系入手，擺正當事人與法院在合意解決爭議過程中的位置。必須要改變當前法院在調解中的主導地位，法院只是為當事人間達成協議提供條件和保障，決定權在于當事人，法院不得強制或者變相強制調解。

2、根據合意解決糾紛機制的特點及規律確定調解原則

我國現行的法院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確立的三項原則中正如前文所論述的，唯有自愿原則是適當的，而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原則與合法原則的規定是不恰當的，其根本原因是其未反映合意解決糾紛的本質特征及客觀要求，相反卻與這種訴訟機制不相協調甚至矛盾。

確立調解原則，關鍵在于抓住調解的合意本質，體現出公正與效率，使自愿原則真正落到實處。當事人間達成的合意，法官不得以所謂協議內容不合法為由，拒絕認可雙方經自愿協商達成的協議，改變過去法官過于寬泛的自由裁量權。至于諸如欺騙、脅迫等情況下達成的協議不得生效，法律也應明確做出規定，以增強法院判斷標準的客觀性，避免主觀臆斷。

和諧社會的建立，有賴于各項制度的建立與完善。而加強民事調解，是人民法院及時解決糾紛、保障和方便當事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節約司法資源的重要措施，是法院在建設和諧社會中的工作重點之一。在一個法治社會中，司法權威是司法公正的前提，沒有權威的公正是短暫的，甚至是無法實現的。為了更好的節省有限的司法資源，實現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法律價值地位，維護和促進社會穩定，不能因現在有調解制度的諸多弊端而"因噎廢食"，應當更加重視調解在我國解決糾紛機制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總結經驗教訓，考慮我們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經濟基礎，積極轉變工作理念，創新調解制度的管理模式，加快立法進程，大膽借鑒國外的先進制度及做法，探索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專業化、社會化以及其建設之路，充分發揮民事訴訟調解在這新時期解決矛盾糾紛的功能和作用，使之不斷地完善我國的民事訴訟調解制度。

參考文獻：

1、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2、江偉《民事訴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第8篇：民事訴訟范文

一、民事訴訟行為的概念和

（一）民事訴訟行為的概念

在民事訴訟理論中，一般認為，民事訴訟行為是指民事訴訟主體所實施的能夠引起一定的訴訟法上效果的行為。這一界定，強調訴訟行為的訴訟法上效果，稱為“效果說”。還有學者主張“要件與效果說”， 即不僅其效果，其要件也由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行為才是訴訟行為。 [1](P331)訴訟行為受民事訴訟法調整，具有訴訟性質。然而，有一些訴訟行為不僅能夠產生訴訟法效果，也能產生實體法效果，比如，合法的起訴行為就能夠產生中斷時效的實體法效果。

在民事訴訟中，各種訴訟主體的各種訴訟行為結成了相互關聯的行為鎖鏈和訴訟關系，推動民事訴訟程序向著判決這一目標而展開。各種民事訴訟主體如當事人和法院由于其訴訟地位不同所實施的訴訟行為亦相應不同。

當事人的訴訟行為，不同于私法行為，但同時也具有與私法行為相互交錯的一面，探討訴訟行為與私法行為的區別和關聯是訴訟行為理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法院的訴訟行為具有國家行為的性質，與當事人的訴訟行為和私法行為區別明顯。民事訴訟制度是以國家公權力（審判權）解決私權糾紛和保護私權的國家的正規的制度。民事訴訟是當事人訴訟行為和法院職權行為的集合，內含著當事人個人意志和國家意志，體現著當事人訴權、訴訟權利與法院審判職權的統一。

然而，國外的訴訟行為理論的主要內容是有關當事人的訴訟行為。這是因為，在采取處分權主義和辯論主義程序的條件下，事實上當事人的訴訟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訴訟的結果。 [1](P309)由于訴訟行為本身是為取得訴訟法上的效果而被實施，因此，從程序上保證正當訴訟行為的實施，顯得極為重要。可以說，訴訟行為理論也是程序保障理論的重要基礎理論。 [2](P223)

（二）訴訟行為的發展

在諸法合體的，實體法和訴訟法沒有分離，訴訟行為的規范散見于諸法之中，理論化的民事實體法學和民事訴訟法學并未產生，訴訟行為理論也未形成。實體法和訴訟法在體系上的分離，使得實體法上的法律行為具有了獨自意義，由訴訟法規范的訴訟行為概念也得以成立。訴訟行為概念的，可以上溯到18世紀。在19世紀末，國外學者開始重視對訴訟行為的。訴訟行為理論的發展與訴訟觀、訴權論等發展軌跡基本一致。

據德國學者勒赫考證，“訴訟行為”(Prozesshandlung)一詞最早由18世紀德國法學者Nettelbladt（1717－1791）在其著作中提出的。勒赫在1976年發表的論文《萊特爾布拉特和民事訴訟》（Nettelbladt und Zivilprozeβ）中指出，盡管Nettelbladt提出了訴訟行為的概念，但由于其理論深受德國學說匯纂法學及私法訴權理論的，因此將訴訟行為等同于私法行為，訴訟行為不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Nettelbladt的這種認識實際上是私法一元觀或實體法的訴訟觀的體現。 這種訴訟觀以實體法理論來解釋訴訟問題（包括訴訟行為），從而認為，訴訟法從屬于實體法，訴訟行為從屬于私法行為并且不具有本質上的獨立性。

隨著和法律的發展，尤其公法及其觀念和理論的發展，訴訟法被看作是公法，與實體法相獨立。這一時期的訴訟觀，早期是訴訟法一元觀，基本上是從訴訟法的角度來理解和把握民事訴訟問題。公法訴權說強調訴訟法的獨立性，進而為獨立的訴訟行為及其理論的生成創造了契機。自此，私法行為和訴訟行為成為兩個性質不同的概念。早期的訴訟行為理論建立在訴訟法一元觀和抽象公法訴權說基礎之上，只強調訴訟行為的訴訟法性質或公法性質，而忽略了訴訟法與實體法之間的合理關系，從而不能合理解釋：為什么一些訴訟行為（如合法起訴行為等）可以產生實體法上的效果。

二元論的訴訟觀，是從實體法和訴訟法的聯結點上來理解和考察訴訟問題（包括訴訟行為）。按照二元論的訴訟觀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訴權學說（如具體訴權說等）的解釋，訴訟行為是受訴訟法調整的，然而也存在能夠引起私法效果發生甚至包括了實體法內容的訴訟行為（即訴訟法律行為）。至于訴訟法律行為的性質以及與私法行為之間的關系，在大陸法系主要有：兩性說、并存說和吸收說。兩性說主張，訴訟法律行為同時是訴訟行為和私法行為。并存說主張，訴訟法律行為是訴訟行為和私法行為并存的行為。吸收說主張，訴訟法律行為是吸收了私法行為的訴訟行為。吸收說認為，訴訟法律行為會引起實體法上的效果甚至包括了實體法的內容，這是因為訴訟法對實體法內容的吸收所造成的，但是并不影響訴訟行為的獨立性質。

對于此類情況，應依何種標準認定其行為屬訴訟行為抑或私法行為？大陸法系通說是主要效果說，此說認為，應視該項當事人行為的主要效果屬于訴訟法或實體法的領域而定，若主要效果為訴訟法而實體法上的效果為次要的，即認定該項行為是訴訟行為。根據主要效果說，當事人行為即使在訴訟開始以前或在訴訟外實施的，如果該行為主要目的在發生訴訟法效果，就認定其訴訟行為。例如，起訴前當事人以書面授與訴訟權的行為、合意管轄的行為等。

二、法院和當事人的訴訟行為

（一）法院的訴訟行為

法院訴訟行為的最大特性是具有國家行為的性質或者說具有法定的職權性。法院的法定的裁判者的地位而決定了法院可實施審理行為、裁判行為和執行行為等。具體說，

法院的審理行為，即在審判程序中，法院就程序事項和實體事項進行審查核實的行為。比如，審查當事人的起訴、反訴、訴的合并和變更、上訴、再審以及申請回避、期間順延、復議等，是否具備法定條件；審查核實證據是否真實合法、案件事實是否真實；審查訴訟請求是否有理等。

法院的裁判行為，這是法院最重要的訴訟行為，即在審判程序中，根據審查核實的結果，法院依法作出是否同意或許可的行為。裁判行為可分為判決、裁定、決定等。

法院的執行行為，主要包含：審查執行申請是否合法；決定采取具體執行措施、實施執行措施；主持和維持執行秩序等。在執行程序中，法院對于執行程序事項的爭議（如執行異議等）和實體事項的爭議（如異議之訴等）的解決，實際上屬于法院的審理和裁判行為。

法院的其他訴訟行為，比如，法院依職權主動指定或變更期日和期間、裁定中止訴訟程序和恢復中止的程序、調整辯論順序（對辯論進行限制、分離或者合并）、許可或禁止當事人陳述，等等。

法院的上述行為中，有關法院主持和維持訴訟程序和執行程序有序進行的行為，屬于法院訴訟指揮行為。

（二）當事人的訴訟行為

1．當事人訴訟行為的分類

對于當事人的訴訟行為，可以根據不同的標準予以分類。但是，大陸法系的訴訟行為理論比較重視取效性訴訟行為（Erwirkungshandlungen）、與效性訴訟行為（Bewirkungshandlungen）這一分類。

取效性訴訟行為無法單獨直接獲取其所要求的訴訟效果，必須借助法院相應的行為才能獲取所要求的訴訟效果。例如，當事人要求法院作出一定裁判的申請、被告以原告不適格為由請求法院駁回訴訟、當事人向法院提出調查證據的申請等等。當事人有關案件事實的主張和舉證行為也屬于取效行為。當事人取效行為只得向法院實施，法院也應當調查當事人取效行為是否合法及有無理由。

一般說來，取效性訴訟行為以外的訴訟行為都是與效性訴訟行為。與效性訴訟行為無須法院介入，即可直接發生訴訟效果。當事人的與效性訴訟行為大部分是對法院實施的，有些情況下也可向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實施，例如解除委托訴訟的通知等。與效訴訟行為可以是單方當事人實施的，例如當事人的自認、原告放棄或變更訴訟請求、當事人放棄上訴等，也可以是雙方當事人實施的，例如協議管轄、協議不起訴、協議不上訴、協議變更執行等。這類訴訟行為中很多屬于當事人之間的訴訟契約，即當事人之間對于訴訟程序的進行和形態而達成的以直接發生訴訟法上效果為目的的合意。

大陸法系學者認為，有些訴訟行為可同時為取效行為和與效行為，例如，提起訴訟，一方面發生訴訟系屬的法律效果，此為與效行為，另一方面也是取效行為，因為提起訴訟須待法院的判決才有意義。 [3](P460)

2．當事人訴訟行為與私法行為（民事行為）的比較

當事人訴訟行為與私法行為有著諸多區別。在法律規范方面，前者受民事訴訟法規范，后者受民事實體法規范；在法律性質方面，前者具有程序性和公法性，后者具有實體性和私法性；在法律效果方面，前者產生訴訟法上的效果（有些訴訟行為則可同時產生實體法上的效果），而后者產生實體法上的效果；在行為主體方面，前者須由有訴訟能力人實施，后者可由有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

當事人訴訟行為與民事行為還存在著如下兩個重大區別：

第9篇：民事訴訟范文

    2. 訴和訴權的理論與實踐

    3. 試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

    4. 民事證據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5. 論人民檢察院對民事裁判的抗訴

    6. 關于民事訴訟主體制度的研究

    7. 關于我國民事上訴制度的研究

    8. 對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