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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故事范文

以美麗心靈與人生博弈

約翰?納什1928年出生在美國一個軍人家庭。14歲時，他的數學天分開始展現，由于他的存在，教他的老師產生受挫感。納什21歲博士畢業，他的關于非合作博弈的博士論文在當時被看成游戲之作不入主流。此時的納什對名利表現出無足縈懷的態度。別人常常請他解決數學難題，題目破解后，有些人卻以此作為自己的成果來發表，當朋友氣憤地建議納什訴諸法律時，他總是一笑置之――解出難題是最快樂的事。

上世紀50年代末，納什已是聞名世界的科學家了，還被《財富》雜志推舉為天才數學家中最杰出的人物。但就在這時，不幸降臨，他患上了強迫性精神分裂癥。精神錯亂困擾了他30年。此時，母校向他張開雙臂，特意留出一個閑職讓這位昔日的天才有個棲身之地。于是，在普林斯頓校園里，常常有一個衣著怪異的“幽靈”喜歡在黑板上亂寫亂畫，留下稀奇古怪的信息。多年來，納什的經濟來源就是從母親臨終前替他成立的信托基金中每月提取400多美元。他的妻子艾利西亞表現出了鋼鐵般的意志，一直陪伴照顧他。在她的努力下，奇跡出現，數十年后，納什終于康復，由“瘋子”變回“天才”。

上帝也最終眷顧了這個“怪人”。隨著商業競爭時代的到來，納什50年前所作的博弈論一下子成為與市場聯系密切的顯學。納什也因此進入諾貝爾獎評委的視野。為了驗證納什是否已經痊愈，諾貝爾委員會特意派代表訪問他，當該代表向納什委婉地表達他已被 “考慮”授予諾貝爾獎時，納什坦率地說：“我想您來這兒是想看看我瘋沒瘋，如果我瘋了卻得了獎，肯定會把你們的事兒搞砸。”接著他又認真地說：“在你們看來我瘋了幾十年，我卻以為，那不過是一種特立獨行的狀態而已。”

1994年，納什與其他兩位學者分享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到獎金的納什對記者說：“我相信有資格申請信用卡了。”當被問及得獎對他的生活有何影響時，他說：“我現在可以去咖啡館了。”納什把獎金（3人分享后已經不多）一部分還了債務，一部分買了基金，然后就去資助那些貧困的研究者。他依然住在一座普通的房子里，艾利西亞依然照顧著他。而在普林斯頓大學，每天落日的余暉下仍然可見納什散步的身影。對納什而言，自己仿佛在與上帝進行一場人生博弈，用半生瘋狂的代價獲得暮年的聲名，兩者毫不虧欠，恰如博弈論中著名的“納什均衡”。

第2篇：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故事范文

現在，無論你用什么標準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都是全世界最領先的學術研究機構。然而1941年的NIH在地位和實力上仍不及歐洲各大研究中心，但是到了1970年NIH的科研撥款超過6億美元，成為名符其實的科研王者。直至今日，加入NIH的科研計劃中仍然是無數科技人員的夢想。NIH崛起的真正秘密是什么？你一定想不到的答案是“師承鏈”。

這是一本關于NIH的真實故事。高個子、戴眼鏡的愛爾蘭人詹姆斯?香農（James Shannon）、會在凌晨三四點鐘打電話給你的史蒂夫?布羅迪（SteveBrodie）、以發現微粒體酶而獲得諾貝爾獎的朱利葉斯?阿克塞爾羅德（Julius Axelrod）以及所羅門?斯奈德（Solomon Snyder），那些曾經生動的形象對很多人來說似乎已經陌生，但當你提起甲基橙測定、磺胺類藥物、阿片受體等等在現代藥理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名詞時，他們正是這些偉大技術或藥物的開創者和發現者。而他們之間最重要的關系：老師和學生、指導者和助教。

師承關系，是頂尖科學家中的“遺傳”鏈。誠如作者羅伯特?卡尼格爾所發現的，斯奈德受到了阿克塞爾羅德的塑造，但阿克塞爾羅德科研經歷則受到了布羅迪的影響，布羅迪的老師則是扭轉美國科研方向并確立NIH地位的詹姆斯?香農。這條導師鏈可視為美國生物醫學科研事業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整個成長及成熟過程。

曾經研究過諾貝爾獲得者的朱克曼在其著作《科學精英》一書中曾對1972年以前92名獲獎者在美國做的獲獎研究進行了考察。她發現，盡管這些研究涉及物理學、醫學和化學，但是一半以上（48人）曾是更年長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學生、博士后或者助手。這些頂尖的科學家通常在其他頂尖科學家的實驗室里工作過，然后才依次成為下一代頂尖科學家的導師。卡尼格爾認為，“科學上的偉大發現并不是由單個天才人物完成的，而是由科學‘家族’完成的。”徒弟從師傅那里獲得的最重要的是“思維風格”，而不是知識或技能，用社會學術語來說，這些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收到的社會化培訓，使他們能夠對重大、重要或適當的問題有了鑒別力。

NIH成為世界醫學最重要的研究機構，正是在一代代傳承著的科學精神中不斷發展。如同美國公共機構保健科學大學藥理學系主任阿羅諾曾指著位于貝塞斯達羅克韋爾山兩側的NIH衛生科研大樓所說的那樣：“這里成為醫學的圣地是有理由的，英語成為今天科學界的通用語言是有理由的。”

第3篇：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故事范文

從周處的故事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人不管曾經怎樣，只要努力改正以前所犯的錯誤，同樣可以從新來過，正所謂：“浪子回頭金不換。”

化學史上有名的“格式試劑”的發明者格林尼亞，年輕時整天游手好閑，不務正業，浪費了許多大好時光。一天，他在一個宴會中被一位女伯爵侮辱道：“離我遠點兒，我不想見到像你這樣的花花公子。”在聽到這句話以后，他陷入深深的自責當中，他決定重新振作。后來，他拜師苦讀，終于補上了原來所差下的功課，并且對化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經過一番努力和研究，有所成就。后來，他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格林尼亞有一位“花花公子”變為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正式由于他知恥，改正以前的缺點，最終有所成就。

像周處與格林尼亞這樣的人，就是西班牙人塞萬提斯所說的那樣：“今日跌倒在地的人或許明天還會站立起來。”人最大的悲哀不是失敗，而是在失敗面前不能夠站立起來。

第4篇：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故事范文

“納什均衡”對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提出了挑戰。按照斯密的理論，在市場經濟中，每一個人都從利己的目的出發，而最終全社會達到利他的效果。但是從“納什均衡”我們卻看到：從利己目的出發，結果是既不利己也不利他。兩個囚徒的命運就是這樣。在“囚徒困境”的故事中，兩個小偷都選擇坦白而被判八年的情況就被稱為“納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但是，如果兩人都抵賴，各判一年，顯然這個結果對他們更好。

20多歲的納什已經是聞名世界的科學家。當時他被《財富》雜志評為新一代天才數學家中最杰出的人物。他的才華和魅力吸引了一位漂亮女生——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的艾里西亞。1957年2月，他們結婚了。

這也許是納什一生中比獲得諾貝爾獎更重要的事。

半生瘋癲

1928年6月，納什出生在美國一個富裕家庭。從小他就很孤僻，每天寧愿鉆在書堆里。但那個時候，納什的數學成績并不好，老師不滿于他常常使用奇特的解題方法。

1948年，在卡耐基梅隆大學讀大三的納什同時被哈佛、普林斯頓、芝加哥和密執安大學錄取。納什選擇了大師如云的普林斯頓，愛因斯坦、馮·諾依曼、列夫謝茨等都在這里。數學家馮·諾依曼是現代計算機之父，也是合作博弈理論的創立者。

“博弈根據是否達成具有約束力的協議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是指博弈雙方的利益都增加，或者至少沒有受損，因而整體利益也增加。非合作博弈則研究人們在利益相互影響的局勢中如何決策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即策略選擇問題。”美國范德比爾特大學的溫泉教授對《英才》記者解釋。

“非合作博弈打破了合作博弈的最基本假設，就是說并非最優解就是均衡解（即博弈雙方的選擇可能對雙方都不利），個體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的，我根本不考慮別人的想法，我就考慮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注意到諾依曼的缺陷的納什，在1950-1951年，以非合作博弈為主題寫出兩篇論文。他證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解的存在性，即著名的“納什均衡”，從而開創了博弈論的又一分支。

1958年，納什開始出現各種稀奇古怪的行為：他認為《紐約時報》上每一個字母都隱含著來自宇宙的神秘力量，而只有他才能讀懂其中的寓意。終于，在孩子出生以前，納什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他被確診為嚴重的精神分裂癥，然后是接二連三的診治，短暫的恢復和新的復發。

1962年，當納什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菲爾茲獎獲得者時，他的精神狀況使他與這一“數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失之交臂。

妻子艾里西亞在幾年后終于不堪忍受，與納什離婚了。但是艾里西亞并沒有放棄納什，還是跟他住在一起，30年來精心照料他和他們同樣患精神分裂癥的兒子。

盡管納什辭去了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的職位，但同事和朋友們設法為他保全了保險。他們還設立了一個資助納什治療的基金，尋找各種途徑幫他治療。

正當納什處于夢境般的精神狀態時，他的名字開始出現在20世紀70、80年代的經濟學課本、進化生物學論文、政治學專著和數學期刊中。他的名字已經成為經濟學或數學術語，如“納什均衡”、“納什談判解”、“納什嵌入”、“納什破裂”等。多數引用者想當然地以為這個人已經去世了。

“發瘋過程中他對經濟學沒有什么貢獻，最后給他諾貝爾獎，是因為別人是按照他的框架推出來的后續成果。200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的主要貢獻是美、蘇的核武戰略該怎么做，他就是用納什的框架往前推，得出的結論是保持報復力量。”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巫和懋認為，納什的貢獻在于提供了嶄新的思維框架。

漸漸蘇醒

那么后人如何繼續推演零和的納什均衡？囚徒困境能否被打破呢？

巫和懋表示，其實在現實中早已有解。

一戰中，英軍和德軍遭遇，若雙方都臥倒開槍，結果是（-1，-1）；如果一方開槍，一方沒臥倒，結果是（2，-2）；如果雙方都走來走去但不開槍，是（1，1）。“偶然遭遇時，是（-1，-1），就是所謂納什均衡，對雙方都不利的囚徒困境；可是長期的話，均衡肯定會走到（1，1）。因為雙方用（-1，-1）互相懲罰，懲罰到太痛苦了，你自然就會走到（1，1）”。這就是一戰中的著名景觀——互不開槍的對峙戰。

溫泉也提醒，在現實中大概有40%多的博弈結果是沒有按照納什的理論預測的，這可能由于重復博弈、非完全信息等。“囚徒困境是一個富有啟發性的角度，但現實社會極其復雜，沒有解決經濟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

20世紀80年代末的一個清晨，當戴森教授像平常一樣向在校園里“游蕩”的納什道早安時，他第一次聽到納什說話：“我看見你的女兒今天又上了電視。”

納什漸漸從瘋癲中蘇醒。而他的蘇醒似乎是為了迎接他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94年，他和另兩位博弈論學者約翰·C·海薩尼和萊因哈德·澤爾騰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們現在更多是通過他獲得諾貝爾獎以及《美麗心靈》這部傳記電影，或者經濟學術語‘納什均衡’等來了解他。現實中，我與納什先生見過幾次面，是在他的病情穩定以后。但這時他已經衰老了，出院后他就完全脫離科研了。他雖然是普林斯頓的老師，但他不是正常的老師，是名譽老師。像其他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是一直工作，到這個年紀就成大師了。當然在經濟學界大家還是很尊重他，他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溫泉介紹說。

2001年，根據納什的傳奇經歷改編的電影《美麗心靈》上映。也是在這年，艾里西亞與納什復婚了。

改革博弈

談到博弈論的實際應用，巫和懋向《英才》記者講解，博弈論表面有點兒玄，其實就來自現實。小到日常生活，中到經濟社會，大到國際關系都是博弈。人們平時經常用博弈思考，只是不很自覺。如果很自覺，思考就會更深一層。

“很重要的是要真正考慮對手的立場、策略，然后再思考自己的立場和策略，這樣才能達致均衡。比如問題，就是一個博弈。美國和中國以前是（2，-2），美國控制整個太平洋；現在中國崛起后就要尋找一個新的均衡。怎么辦？那我就要用（-1，-1）說話，逼他走到（1，1）。”

正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社會中，博弈困境更是隨處可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張維迎教授便長期從事相關研究。“現在坑蒙拐騙很多，為什么？因為相當一部分人都想玩一次性博弈，我賺一把是一把；煤炭事故為什么這么多？因為政府隨意干預、隨意關煤礦，你不知道拿到的開采權能延續多久，怎么辦？那就竭澤而漁，能撈一把是一把。”

對于走出這類囚徒困境的辦法，張維迎解釋：“人類產生了很多制度來解決合作中的囚徒困境，包括私有產權制度、法律和社會規范等。其中私有產權制度是最重要的，只有基于私有產權基礎上的市場機制，我們才能更好地合作。如果消滅產權，或者任意侵害產權，就破壞了人們的預期，就有更多的短期行為。”

巫和懋則認為，中國要解決未來的問題，就要讓各個團體都能參與到經濟成長的博弈中來。他舉到食品安全的例子。現在企業是2，消費者是-2；如果讓消費者組成消費者聯盟NGO，它就可以公布哪家企業的食品有問題，就會向（-1，-1）走，你使我受損，我也讓你受損；這樣長期的話，大家就被逼到（1，1）了。現在的瓶頸是從（2，-2）到（-1，-1）過不來，因為沒有給消費者相應的博弈權利。

中國可以找尋自己的道路，可是要讓所有公民都能夠公平參賽，不要擋住很多人參與的權力。“總之要讓這些社會力量出來，像環保、消費者保護類的組織，你都可以讓他做。所有人都能得到經濟成長的好處，整個國家就會往前走。”

但改革不是請客吃飯，當下國內也面臨著改革的囚徒困境：希望改革的群體不掌握改革杠桿，掌握鎖鑰的所謂既得利益群體又不愿意改革。

“國內最重要問題是體制問題，用博弈論看都是有解的。”巫和懋提出了他對未來樂觀的原因：

第5篇：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故事范文

我是大班學生XXX的媽媽。在這個桃李芳菲的日子里，我很榮幸作為家長代表，在此祝賀我們的孩子們即將走向小學，開始新的人生旅程；同時，也向幼兒園辛勤付出的老師們送上深深地感謝！

和在座的所有家長一樣，我清晰地記得三年前的那天，懷著對孩子的牽掛和對老師的期望，我們將寶貝送到了xx采幼兒園。那時，XX是個內向沉默、膽小的孩子。三年來，孩子一點點變得開朗活潑、聰明懂事了，在今年講故事比賽中還得了第二名，我們全家都非常驚喜。彈指一揮間，孩子突然就到了離開幼兒園，走向學校的時候了。

有這樣一個故事，說的是在19xx年，有75位諾貝爾獎得主參加了巴黎會議，當時記者問其中一位獲獎者：“您是在哪所大學里學到了最重要的東西？”，這位白發蒼蒼的學者平靜地回答：“是在幼兒園里。在那里我學會了很多，比如：不能撒謊、和小朋友分享、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要拿、東西要放整齊、飯前要洗手、做錯事要改正，要仔細觀察大自然等等。從根本上說，我大半生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其實就是這些。”所有在場的人對這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回答報以熱烈的掌聲。就這么樸實無華的一句話，道出了幼兒園教育對人生的影響是多么深遠呀！

所以，首先請允許我代表所有大班的家長們，向幼兒園的老師們真誠地道一聲感謝！感謝你們三年來對孩子們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是你們用辛勤的汗水和無私的愛心，使孩子們在離開媽媽的懷抱后，能安心地在幼兒園快樂學習和健康成長，在這里度過了三年幸福時光。

其次，我還要祝賀所有的大班小朋友們，你們長大了、懂事了、很快就要成為一名小學生了！今天是你們人生中第一個畢業典禮，祝你們升入小學后，在新的環境里好好學習，健康快樂地成長，今后在更廣闊的天地里翱翔，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我也要和所有的家長朋友們共同勉勵一下。今天的畢業典禮過后，我們的孩子就要升入小學，他們的學習任務將會越來越重，我們肩上的擔子也會越來越重了。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們家長之間能繼續保持交流，在培養孩子的道路上共同探索。

第6篇：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故事范文

一個人在少年時代與什么樣的讀物相遇，很可能決定他一生的品質和方向。在我們這個時代，缺的也許不是少兒讀物，缺的是真正能從孩子出發并給孩子打開文明視野的讀物，只有這樣的讀物才能引導孩子逐漸成為一個獨立思考的人，一個健全的人。孩子對這個世界的感受不同于成年人，他們的天性還沒有被污染，他們有著更為單純的內心，他們用稚嫩而天真的心靈感受著宇宙萬物，對眼前的一切充滿了新鮮感和好奇心，并有著無數的奇思妙想。他們總是覺得萬物有靈，對所見與未見的一切均熱切地憧憬著。

真正好的少兒讀物，不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式地將成人世界的現成知識簡單地灌輸給孩子，讓孩子去閱讀、背誦，而是以孩子為主體，充分尊重孩子的天性。每個孩子的身上都有許多潛在的可能性，比如想象力、創造力、夢想、自由等，少兒讀物需要保全和呵護這種天性與潛能，而非用成人世界的規矩和禁忌來約束他們的天性。真理是教人得自由，讀書也是叫人得自由。我相信，在孩子的幼稚之中，蘊含著感知世界的獨特方式。從國外翻譯過來的圖文書，如斯凱瑞金色童書系列，之所以獲得許多孩子的喜愛，首先是因為它尊重孩子，從孩子出發。

在國外乃至中國港臺地區，有許多才智之士意識到對兒童的塑造，即是參與對未來社會的構建，他們的筆端充滿對宇宙萬物的好奇與善意，筆下的文字與圖畫充滿了未泯的童心。劍橋大學的麥克法蘭教授寫過一本《給莉莉的信》，以給孫女講故事的方式，深入淺出，大量活潑的細節，使 10 多歲的孩子讀來甘之如飴。德國的博多舍費爾為孩子們寫了一本介紹理財知識的《小狗錢錢》，童話般有趣，又包含了經濟學的基本博多舍費爾常識。三聯書店曾出過一本《諾貝爾獎獲得者給孩子們的信》，作者都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談論的問題涉及天文地理、哲學政治、文學藝術。這些杰出的人們心甘情愿俯下身子，以極大的熱情和愛意，跟孩子們談論究竟為什么天空是藍色的、為什么人類之間會有戰爭他們將孩子當作平等的主體，未來社會的主人。

我發現，從晚清到民國，無論是小學教科書還是少兒讀物的編寫者，已超越原先四書五經給予他們的限制，從異質文明中吸收了新的亮光、新的思想，致力于開啟民智，造就一代新民，并充分尊重孩子的天性，被戲稱為貓貓狗狗的國文課本，一方面貼近孩子的心理和認知可能性，一方面悄悄地將美好的文明種子播撒在他們幼小的心田中。葉圣陶、豐子愷他們參與編寫、繪圖的課本、課外讀物之所以抓住了那個時代孩子們的心，就是因為它們都是從孩子出發的。

我敢說，有幸與這樣的讀物相遇的孩子們是有福的，你們將在這里打開一扇門，一扇通往更遼闊的文明世界的門，你們的人生也因此而擁有更多的可能性。

第7篇：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故事范文

諾貝爾獎獲得者尤努斯和他的鄉村銀行

什么是社會企業?讓我們從一個故事說起。

2006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孟加拉國經濟學家?尤努斯及其創立的鄉村銀行。?尤努斯1974年形成關于小額信貸的想法，當時他剛剛留學歸國，在與一個孟加拉鄉村婦女的談話中，得知這個婦女每做一個竹凳要從高利貸者手中借5個塔卡(約合9美分)。竹凳賣掉后，婦女只能掙2個塔卡，其他的收入都要被高利貸者收走。而那個村子里還有43戶的人有類似情況，他們共欠高利貸者856塔卡(約合27美元)。

尤努斯感到非常憤怒，于是他拿出27美元給這些村民，并告訴他們，錢可以在任何時候歸還。這樣經過大概―年，村民們就把欠他的錢基本還清了。后來這種做法開始在孟加拉國迅速流行起來。

1983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尤努斯自建的鄉村銀行成為獨立的銀行。自成立后，鄉村銀行向孟加拉全國7萬多個鄉村的650萬貧困人口提供了總計57億美元的貸款，其中絕大部分提供給了婦女。尤努斯所作的這些工作使他獲得了2006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

尤努斯的鄉村銀行就是一個典型的社會企業，它不是純粹的企業，亦不是一般的社會服務機構。社會企業雖然通過商業手法運作，但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是著力追求扶助弱勢社群等社會效益，概括地說，就是重視社會價值多于追求企業盈利。

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之后，尤努斯表示，他將把獎金的―部分拿出來為孟加拉國的窮人建一個低成本生產高營養食品的工廠。其余的則用來建設一個眼科醫院來幫助窮苦患者，而這又是兩個典型的社會企業。

英國社會企業的發端和發展

社會企業的概念最早大概于上世紀70年代被提出，英國是社會企業興起較早的國家，其將社會企業定義為：“企業主要追求的是社會目的，其盈10主要用來投資于企業本身或社會，而非為了替股東或企業持有人謀取最大利益。”

上世紀80至90年代，英國政府為了解決高失業率問題，采取了由非政府組織與當地政府合作的社區方案模式，提供低工資及兼職的機會，讓弱勢失業者進入其中工作，并藉此進行職業訓練，協助弱勢者能夠在以后進入一般勞動市場就業。而這類以社區為基礎的組織，通常是合作社、社區企業。

在1997年以前，當時社會企業的運作對英國經濟和社區的發展仍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作用。但直至2000年，英國政府開始追隨美國和其他國家先例，宣布支持由地方行動發起社會企業。2002年，英國政府頒布《社會企業：成功的策略》報告。此報告概述了透過社會企業滿足社區需求，創造有利環境等議題。

同年，英國政府在工商部(DTI)設立社會企業單位，以作為社會企業發起運動的聯絡窗口和協調者，并解決不利于其發展的障礙，廣為宣傳社會企業中的成功案例。

2006年5月，英國首相宣布：合并附屬于內政部的行動社區理事會(ActiveCommunities D1rectorate，ACD)及附屬于工商部的社會企業單位，同時提出社會企業行動方案，希望促使社會企業良好發展。

從2000年到2006年，英國政府一直在努力創建一個促進社會企業持續發展的環境。因此，現在英國的慈善領域反而是非營利組織的成分較少，社會企業的成分較多，現今英國大約有超過10000家的社會企業。

相比傳統NPO，社會企業在資金來源上更具有優勢，傳統NPO主要依靠籌款來運作，獨立生存的能力相對較弱，而社會企業能夠自給自足，其經營收入是主要資金來源，但是也不排除募集資金。相比商業企業，社會企業也呈現出在聚合社會資本方面的優勢，例如志愿者參與及社區的支持，這些資源一般是商業企業所無法得到的。同時，社會企業還與政府形成了伙伴關系，這為提升其自身地位也很有幫助。

社會企業的春天正在來臨

最近一則來自英國的新聞也耐人尋味。―個由英國西南部社會企業成員組織RISE設計的社會企業標志，近期開始在英國國內推行，一些知名的機構紛紛申請擁有這個全國承認的標志。一家社會企業想要獲得此標志，必須提供證據以滿足一系列標準。其中包括：它們的社會目標與成就、交易水平、收益和資產用于支持的社會目標等。

為什么一些知名機構都紛紛對該標志產生濃厚興趣呢?研究機構ICH所進行的一項調查給出了答案，該調查顯示，70％的消費者認為他們更愿意購買具有社會使命的機構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而不是那些注重股東利益的機構。

第8篇：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故事范文

8月30日，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因傷病在開羅去世，享年94歲。作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阿拉伯語作家，他一直被視為阿拉伯文學世界的驕傲。

馬哈福茲1911年12月11日生于埃及開羅，是家中七個兄弟姐妹中的幼子。他的文學生涯始于少年時代。1939年，即馬哈福茲28歲那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命運的游戲》；此后，十部小說陸續問世，直到1952年7月埃及革命爆發。

他一生中發表了32部長篇小說和三部短篇小說集，寫作上的多產持續到晚年，幾乎每年都有一部新作問世。馬哈福茲的創作，對阿拉伯語長篇小說的成熟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馬哈福茲出身于開羅老城的一個普通人家，大學畢業后進入政府部門，先后供職于埃及宗教事務部、藝術局、電影基金會以及文化部。在退休前后，他的寫作進入一個新的高峰期；1966年，長篇小說《米答格巷》被譯成英語及一些其他國家語言，從此，他的作品亦開始受到越來越廣泛的矚目。

盡管在本國聲名日顯，馬哈福茲的作品在進入紐約這個全球最重要的文學市場時，也經歷了重重障礙。1980年，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東方學》作者埃德華?薩伊德曾經試圖說服一位有意介紹第三世界文學的出版商接受馬哈福茲的作品，但是建議遭到拒絕。問及原因，對方的解釋是，阿拉伯語是一種“有爭議的語言”。

1988年，馬哈福茲獲得這一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他的16部作品方被著名的雙日出版社出版。

馬哈福茲在作品中通過繁復的隱喻，表達了對埃及發展的希望和挫折感。很多讀者能在他的作品中發現自己的影子。

雖然他致力于揭示人性的普遍狀況，但其寫作題材卻根植于本地的現實。他筆下的故事大多以開羅為背景展開，這座古老的城市對于他的寫作，就如同都柏林之于喬伊斯，布拉格之于卡夫卡，布宜諾斯艾利斯之于博爾赫斯。

馬哈福茲的寫作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早期創作深受瓦爾特司各特的歷史小說影響，表現古代埃及人在愛國法老率領下，抵抗外族侵略。這顯然同當時英國軍事占領的歷史背景有關。他曾計劃用小說表現整個法老時代的埃及歷史，并為此做過大量研究。

1957年，隨著《開羅三部曲》（包括《宮間夾道》、《欲望宮闕》和《糖庫》）的出版，馬哈福茲的寫作進入第二階段。這時他的名聲已經超出埃及國境，傳遍整個阿拉伯世界。他的作品被大量搬上舞臺、銀幕和電視，這使他筆下的很多人物家喻戶曉。

這一時期，他在作品中注入了大量寫實主義因素，描繪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埃及社會的灰暗圖景，筆觸涉及埃及的社會、政治、宗教及知識分子生活的方方面面。

進入60年代，他的創作進入新的階段，風格也從此發生重大變化。他的注意力開始從對社會的外部描畫，轉向人物的內心。復雜的修辭、想象和意識流，使他的新作具有強烈的超現實主義色彩――雖然主題仍然來自現實社會。

進入晚年的馬哈福茲，開始有意識地探索如何使長篇小說這一源于歐洲的文學體裁具有真正的阿拉伯特性。他對阿拉伯傳統作品，如《天方夜譚》，以及民間文學的敘事方法的援用，給后代作家不少的啟發。

盡管馬哈福茲的寫作在技術上歷經變化，他對世界和人性的理解卻保持了相對的一致，并且隨著閱歷的增長而不斷深化。

有一個主題貫穿他寫作歷程的始終，即人生的意義在于積極地承擔社會責任；如果一個社會成員以獨善其身的態度，僅僅關注自身的道德完善，這本身就有悖道德的準則。不難理解，在他的小說中，那些最終獲得拯救的人物，都是一些直面社會不公的利他主義者。也正是這一點，使他的作品免于神秘主義的陷阱，不論其中包含有多少隱喻式的、超現實主義的修辭和敘事。

就世界觀而言，馬哈福茲基本上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的作品也因此籠罩著悲劇性的氣氛，而且通常會以主人公的死亡作為終結。因此，時間經常成為他的另一主題。時間帶來變化，進而是寂滅。在這陰郁的合唱中，也有兩個色彩明亮的動機，一是為追求正義所進行的不斷斗爭，一是對于科學進步的信念。

第9篇：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故事范文

因此,這也是溝通的失敗,即不知道如何講述故事,使人們能有效溝通,明白要做的事情。

語言學教授羅伯特?卡普蘭首先提出,不同種族講述故事的方式有很大差異。這里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講述故事的順序。

例如,他發現盎格魯-撒克遜人會以直線的方式敘述故事,從開頭一直到結尾。中國人則喜歡繞圈子,直到結尾才告訴最后結局。猶太人講故事時,通常會在得出結論前,在不同場景間曲折迂回。

對于理解不同群體如何思考和相互溝通,卡普蘭的故事理論提供了新的視角,但同時也引起了爭論。盎格魯-撒克遜人說話真那么直接嗎?

澳大利亞人可能很直接,當你犯錯時,他會直接指出你的錯誤。一個美國人可能也會這么做,但是會禮貌很多。而根據我在英國的多年經歷,當一個英國人夸獎你時,很有可能是批評。反過來,當他看起來在輕蔑你時,卻是把你當朋友。他是表示友好還是輕蔑,這也取決于溝通的環境。誤會就是由于不同人的溝通方式不一樣而導致的。

信息的效果取決于信息是如何傳遞的。傳達壞消息是最有挑戰的溝通方式。大多數老板都會給匯報壞消息的人以臉色看,所以沒人愿意第一個把壞消息告訴老板。但是作為一個好領導,他需要聽到壞消息。只愿意聽好消息的領導是生活在幻想中,他遲早會從幻想回到現實。

但是如何傳達壞消息是一種藝術。我最喜歡的法家思想家韓非子,恐怕是中國歷史上最會講故事的哲學家。很多流傳的民間故事都來自于他的著作。他雖然口吃,不善言辭,但是很有寫作才華,他的文章精辟地闡述了他的思想。

韓非子最有思想的兩篇文章是《難言》和《說難》。其中,韓非子闡述了他的人際哲學――說什么,如何說,何時說。

跟領導說話的難處在于,不是你想說什么,而是他愿意聽什么。這也取決于你如何包裝你的信息。如果你只泛泛而談,并都說成好消息,他會認為是諂媚。如果你過于直言,全是陳述事實,他可能懷疑你有自己的動機。韓非子認為,明白上級或聽眾真正想知道什么很重要。

因此,如果你在講述時沒人愿意聽,那么你的信息就不會有效果,你的處境也就比較危險。這正是那些預警了當前金融危機的經濟學者所存在的問題。

大多數有建樹的經濟學家都沒有發現危機的跡象,他們都以別人也沒有提前看到危機為自己辯解。這顯然不是事實。真正的事實是,絕大部分經濟學家忽略了警示的征兆。然而,在危機發生后,他們聲稱,某些突發事件使他們誤讀了警示征兆。專家的共識從來不會錯,否則他們就不是專家了。

現代心理學家稱這個現象為“認知失調”。有位心理學家研究了一個著名的例子:一個宗教團體聲稱世界會在某一天滅亡,到時所有人必須到一座山上,那里會有宇宙飛船來拯救他們。當然,到了那一天,世界沒有滅亡,宇宙飛船也沒有來,但宗教人士說,這是因為上帝聽到他們的祈禱,所以推遲了世界末日的到來。

世界現在如此復雜,我們擁有爆炸式的信息量,以致我們不知道應做什么。所以我們應該聽聽那些被公認為聰明人的建議。

因此,我們更有可能相信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而不是本地的經濟學教授,即使后者更了解本國的情況。

世界聯系得越緊密,東方和西方的相互理解就越重要。在一個尋求迅速解決問題的時代,西方國家很可能形成思維定勢,企圖以簡單的方法解決復雜的問題,例如通過匯率問題解決全球失衡。

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上寫專欄,很有影響力,他認為中國操縱匯率以促進出口。

他的分析不理性,結論也不合理。當年日元重估幣值,并未引發日本出口的減少。而且,中國的大多數出口都是由跨國公司在中國制造、再賣到西方市場的產品,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是由跨國公司賺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