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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國三農問題論文范文

【關鍵詞】新聞報道農民話語權權益保障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涉及多方面措施，除了要解決好政策、資金、科技等方面的問題以外，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農民權利保障

大眾傳播媒介作為一種“點對面”的社會化傳播手段，在傳承社會文化遺產、充當社會“守門人”、使社會各部分為適應環境而建立和不斷調整相互關系，承擔教育、告知等社會責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進程中也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具體到農業信息傳播，農民形象建構，農民社會地位改善等多方面，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但現實是，大眾媒介往往忽略了如何讓農民說話和怎樣為農民說話這個課題，使農民未能真正擁有媒介話語權。

所謂話語權，簡言之就是說話的權利。它反映了一種信息傳播主體的潛在的社會影響力。而媒介話語權則進一步指該信息傳播主體借助于大眾媒介將自身的價值觀和意見傳達給受眾，并以此掌握控制社會輿論走向的主動權。話語權既是公民重要的權利同時也是其他權利得以保障的基礎之一。它不僅潛在地影響社會意識形態，更直接影響到傳播主體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現代意義的媒介話語權所強調的不僅僅是說話和發言的資格,它還指通過話語傳播影響輿論,塑造形象和主導公共事務的能力。媒介話語權的強弱是決定社會地位的重要力量。要解決媒體農民報道與農民話語權保障的問題，需要評析現有研究成果中各種觀點與爭議，澄清誤會與失誤，為未來的研究厘清思路。

關于農民新聞報道研究現狀

目前我國對于農民問題的討論大部分被社會學領域所囊括，包括農民的教育與管理問題，農民的社會心理的分析、農民的群體角色的分析。當然也有部分論及農民的權益保障問題，但把農民置于大眾傳媒中進行考察的文獻相較于農民問題的其他方面則顯得過于單薄。

從關于農民問題和媒介的相關文獻資料來看，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農民形象建構的研究，尤其是針對農民群體中的農民工媒介形象的研究。如《電視媒介對農民形象再現的偏差》、《女性農民工媒介形象的偏差塑造現象研究》、《大眾傳媒與農民工的關系研究――以人民日報對農民工的報道為例》、《重塑農民形象的思考》等。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發現，媒介對農民形象的再現大都是一種誤現或低度再現。農民形象再現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民群體選取方面。媒介報道多選取中年、男性農民群體或農村干部。二是對農民生活現狀再現片面。農民報道中的這些問題使得農民形象有明顯模式化趨向和刻板印象且不準確，不完整。

農民報道實務分析。如《誰為誰設置議程――從農民工問題的報道看議程設置》、《從失地農民看媒體作為》、《農民工報道中屬性議程設置的變化》、《農民工和市民作為受傳者的信息傳播內容之分析――北京市民與農民工之間信息傳播內容的實證研究》等，主要是對農民報道的傳播技巧、主題、思路、立意、創新等具體實務操作的研究。

大眾媒介與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關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南京師范大學方曉紅教授主持完成的“蘇南農村大眾媒介與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互動關系”課題。其成果《大眾傳播與農村》以蘇南農村受眾調查數據為依據，用數據說話，詳細論述了大眾媒介與蘇南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關系，提出了“農村的變革是媒介發展的動力”，以及“大眾媒介構建了農村與城市文明對話的平臺”等觀點。大眾媒介有力地推動了農村信息交流，這不僅僅體現在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本身，更為重要的是它對農村受眾觀念的影響。

對農民受眾的研究。如《論農民工的媒介素養教育》、《從受眾與媒體關系考察農民的媒介素養――以中部地區調查為依據》等一批研究農民受眾媒介素養和媒介接觸情況進行實證研究的成果。

農民話語權研究現狀

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以“農民”為篇名進行檢索，得到數據顯示，2000年至2009年共有相關論文3208篇，再以話語權為關鍵詞進行二度檢索得到數據顯示有相關論文僅95篇。

如《試論傳媒中的農民工話語――以報紙為例》、《當代和諧社會視閾下的“農民話語權”研究》，《如何為農民分發“擴音器”――略論農民話語權的實現途徑》、《關于報紙中農民工報道的調查――兼析農民工話語權》等，這些研究成果從社會學、政治經濟學角度來探討媒介農民話語權，描述了農民話語權在大眾媒介中的的缺失狀態以及農民話語所承受的媒介話語歧視，初步探討了農民話語權實現的途徑。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資源中以“農民”為題名搜索到2330種書目，但以“權力”為關鍵詞進行二度檢索有11種。

從以上書目的題名中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些學者主要從憲法學、行政法學、社會學、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農民平等權的保護問題，涵蓋農民的平等權、農民的生命權、農民的人身權、農民的遷徙自由權、農民的結社權、農民的參政權、受教育權、發展權、環境權等，其中也包括農民的表達自由權，但沒有一種專門論述農民話語權的專著。

農民報道中的農民話語權保障研究存在的問題

無論是從研究的數量上還是研究的質量上來看，中國農民報道與農民話語權保障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各項研究都有待深化。反映在問題上，主要有以下幾個層面：

研究語料和數據選取范圍有限。以上研究主要以中央級黨報或專業性報紙，尤其是《人民日報》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反映出的農民話語權問題，而相對于中央級黨報和專業性報紙，以地方省級黨報農民報道為研究對象探討農民話語權保障的研究并不多。

研究理論單一。語言并不是一種客觀透明的中立傳播媒介，而是一種社會實踐，是社會秩序的介入力量，語言不單純反映社會，它通過再現意識形態直接參與社會事物和社會關系的構成。以往的大眾媒體和農民話語權研究理論雷同，大多數采用福柯的話語理論或是戈夫曼的框架理論，而運用批評話語分析理論，采用文本分析、內容分析，同時避免材料加觀點加結論問題的研究還很少，也不夠深入。

第2篇：中國三農問題論文范文

“創新”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后半期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詞，像《商業周刊》這類雜志，以“美國創新的衰竭”，“創新的消失”為標題的報道就代表了人們在1973年以后所發展起來的新認識:技術變化，尤其是當它體現于新產品之中時，就不能將它再視若當然了。更為一般地，出現了對新古典理論在論述創新現象上失誤的批評。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開始關注“創新”這一概念。

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區分了“發明”與“創新”這兩個概念。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并不覺得發明的作用特別重要，“只要它們不被實施，發明在經濟上就是不相干的”。照熊彼特的說法就是:我們包括了對新產品的采用，這甚至可作為標準情形。已投入使用的商品生產中所發生的技術變化，新市場或供給來源的開辟，工作的泰羅化，原材料的改進，新的商業組織的創立——簡而言之，在經濟生活領域所從事的任何“不同事情”——都是我們創新一詞所指的例子。而奈爾遜和溫特將創新理解為“現有決策規則的變化”。奈斯特龍更進一步:“一些不連續的變化——即公司活動中的一些突然的根本變動——在這里被稱為創新。”西蒙·庫茲涅茨將創新定義為:“為達到一個有用的目的而采用的一種新方法”。

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在某種程度也是創新理論，它揭示了創新的重要作用。本質和影響。其主要內容是:(1)創新是開動資本主義引擎和保持其轉動的基本推動力。(2)創新本質上是一種不連續的現象:它們以群聚方式出現。(3)經濟發展是一個周期性的進程:“周期‘波動’實質上是競爭型資本主義的‘進步’形式。”(4)創新具有不同的影響，這就是同時存在不同長度周期的原因。

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創新的缺乏是我們經濟問題的根源。當前，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農村經濟制度創新的缺乏。要實現農民收入的持續快速增長，就必須進行農村經濟制度的創新，政府在制度創新中應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即林毅夫所謂的“強制性制度變遷”。

2制度創新理論的主要內容

制度創新理論的提出者是美國經濟學家D.C.諾斯。L.E.戴維斯。R.湯瑪斯。1970年和1971年，諾斯和湯瑪斯合作，在《經濟史評論》上發表了《西方世界成長的經濟評論》和《莊園制度的興衰:一個理論模式》兩篇論文。其中心論點是: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這種制度的產生是有代價的，除非它所帶來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否則它不會出現。

制度創新理論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如下:

(1)制度創新及其與技術創新的相似性

制度創新是指使創新者獲得追加利益的現存制度的變革。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之處。

二者的相似性是:技術創新經常是技術上一種新發明的結果，而制度創新也往往是制度上的一種新發明的結果;技術創新往往需要在已知的幾種可供選擇的可能性之中進行選擇，制度創新也是如此;正如一個行業的技術創新可能引起另外一些行業的技術創新一樣，一個行業中的制度創新也可能引起其他行業的制度創新。

二者的不同之處是，制度創新的時間不取決于物質資本壽命的長短，而技術創新的時間則依賴于此。

(2)促成或推遲制度創新的諸因素

第一，市場規模的變動能夠改變制度方面一定安排的收益和成本，獲得情報的成本和排斥局外企業的成本，并不隨著交易額的增加而同比增加。第二，生產技術的發展能夠改變現存制度條件下成本和收益之比，從而引起對制度創新的需求。第三，由于一定的社會集團對自己收入的預期發生變化，從而引起他們對現存制度條件下成本和收益之比的看法作普遍的修正。

(3)制度創新過程

第一步:“第一行動集團”的形成。它是指在決策方面支配著制度創新過程的一個決策單位，它預見到潛在的利潤的存在，并認識到只要進行制度創新，就可以得到潛在的利潤。

第二步:“第一行動集團”提出制度創新方案。

第三步:“第一行動集團”對實現之后純收益為正數的幾種制度創新方案進行篩選，標準是利潤最大化原則。

第四步:“第二行動集團”的形成。這是在制度創新過程中，為幫助“第一行動集團”獲得預期純收益而建立的決策單位。制度創新實現后，二者可能進行追加的收益再分配。

第五步:“第一行動集團”和“第二行動集團”共同努力，使制度創新得以實現。

在經過上述這些步驟使制度創新實現后，這時就出現了制度均衡的局面。制度均衡是指外界已不存在可以通過制度創新而獲得潛在利益的機會，也就沒有制度創新的可能性。但是，制度均衡不是永久不變的。當生產技術方面的變化或者制度方面出現新的發明，或者發生新的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方式，再或者法律和政治情況的變化而使社會政治環境發生變化，制度均衡就會被打破。

(4)三級制度創新的比較

制度創新可以在三級水平上進行，即個人創新。團體創新和政府創新。由政府機構來創新有一系列優越性，特別是在以下四種情況下:一是政府機構發展得比較完善，但私人市場未得到充分發展。二是如果外界潛在利潤的獲得受到私人財產權的阻礙，那么就必須依靠政府的強制力量。三是如果制度創新實行后所獲得的利益歸于全體成員，那么任何個別成員都不愿意承擔這筆制度創新的費用，這樣的制度創新只能由政府機構來進行。四是在涉及居民收入再分配的情況下，需要伴有強制性措施的創新，以政府機構來進行最為適宜。

(5)制度創新的趨勢

諾斯和戴維斯根據三級制度創新的比較，得出結論:在美國，各行各業都呈現出這一趨勢，即由政府機構進行的制度創新變得越來越重要，從而整個經濟越來越走向“混合經濟”。制度創新的主體有三類:個人。自愿聯合團體和政府，而本文中所提到的制度創新主體特指政府，也就是說，政府在制度創新過程中應當擔負起重要的責任。制度創新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作為政策制訂者的各級政府與作為制度需求者的農民之間反復博弈的過程。對于農民而言，他們對于每一種制度以及每一種利益格局都是從容忍到不能容忍，終究有一個轉折點導致制度創新。據有關學者的測算，當城鄉收入差距再次擴大到1978年的水平時，即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農民人均收入的3.6倍時，制度創新或者制度變革的臨界點就到來了(蔡昉，2003)。在筆者看來，與其坐等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進而導致制度創新，不如主動采取措施，適時進行必要的制度變革。

3制度創新是增加我國農民收入的治本之策

(1)穩步推進我國的戶籍制度改革

關于是否取消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以及如何改革這一制度，大多數人認為應該盡快取消戶籍制度，但也有不同的聲音。陸學藝認為，戶籍制度一定要改，遲改不如早改。Whaley&Zhang(2004)在假設戶籍制度是勞動力遷移的唯一障礙的條件下，通過一項模擬表明，一旦取消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對于勞動力遷移的障礙，現有的收入不平等則會全部消失。世界銀行(2004)的一項模擬也表明，在今后能把農業勞動力轉移出1%。5%和10%的假設下，全部國內生產總值將分別提高0.7個。3.3個和6.4個百分點。此外，也有人主張戶籍制度的改革應漸進有序(傅勇，2005)。目前，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是農村人口非農化和城鎮化的壁壘。所以，要突破橫亙在城鄉之間的戶口藩籬，就必須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按照在居住地登記戶口的原則，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體制，放寬戶口遷移的限制，以具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為基礎，突破傳統的“農業”。“非農業”的戶籍管理模式，建立新的適應城鄉人口有序流動的。城鄉統一的戶籍登記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則是:循序漸進，選擇有條件的地區進行試點，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搞“一刀切”。在改革戶籍制度的同時，積極推進農村人口非農化和城鎮化進程，使農村人口不斷向小城鎮和城市轉移和集聚，逐步實現農村大多數人口居住在小城鎮和中小城市，減少現有農戶和自然村落，從而大幅度減少直接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數量。在此基礎上，相應大幅度增加留在農村從事農業勞動力的人均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占有量，促進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優化農業產量與成本的關系，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經濟效益，并較快提高農民的收入。總之，只有農民合理有序地轉移出去了，人多地少的矛盾才能克服，農業生產率才能提高，農民收入才能增加。

(2)積極探索適應新形勢的農村土地制度

關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學術界有以下五種觀點:一是“私有化”:應該立即實行農地私有化，推動土地集中和規模經營。二是“維持現狀”:應當穩定現有的農村承包制幾十年不變，有學者甚至主張“重建農地自耕農所有制”。三是“國有化”:廢除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一切土地歸國家所有。四是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三元所有制”，即國有農。林。牧。漁場的土地為國家所有，原來集體的耕地。林果園地。公用的其他場地為集體所有，宅基地。農戶長期經營的口糧田。自留地。自留山等為個人所有。五是實行國家。個人“復合所有制”，即實行農地社會(國家)占有基礎上的農民(農戶)個人所有制。

筆者的觀點是，必須根據變化了的環境和條件，適時探索土地制度改革的新路徑。土地制度的創新也必須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開展。

首先，應明確構建以村為農地產權主體的農地產權制度。在現行的鄉。村。村民小組三級體制中，由村民委員會來代表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者行使土地所有權的職能，既合理又合法。

其次，應改革現行的征地制度，切實保護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現行的征地制度缺乏對農民權利和利益的保護，農民失去土地后無法利用過低的補償去生活。就業。強制性征地嚴重損害了農民的根本利益。因此，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按照保障農民權益。控制征地規模的原則，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及時給予農民合理補償。政府對土地的征用，也要引入市場機制，通過市場方式，實行“陽光作業”;應借鑒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做法，將土地的市場價格作為對農民征地后的補償依據;應以征地安置費和土地征用后的增值收益作為主要資金來源，來保障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和生產就業。

最后，要用法律法規引導土地制度創新。法制化應逐漸成為農地制度進一步完善的方向，這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維系社會公正的必然選擇。當前，最重要的是完善最直接影響農村土地制度變遷和創新的三部法律法規，即《農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農田保護條例》。此外，應抓緊時機促使《物權法》的出臺。

(3)徹底改變城鄉有別的二元公共產品供給制度

要改變農民的負擔和收入現狀，就應逐步改變城鄉有別的二元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讓公共財政盡早覆蓋到農村地區。

一要理性理解農民。認識農業。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而事實證明，在市場經濟下，農業是個弱質產業，農民是個弱勢群體。因此，應盡快結束長期以來通過“剪刀差”和近年來通過“征地”等形式剝奪農民。向非農產業大量轉移農業資源或剩余的農業負保護狀態，而逐步轉入工業反哺農業和對農民的正保護狀態。這種“轉入”的最有效途徑，就是較大幅度地增加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投入，讓公共服務更多地深入農村惠及農民。

二要切實加大對農村生產。生活等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主要是水利。土壤和生態建設。

三要加大農業科技投入，促進農業的持續技術進步，要重視農業高新技術的開發與運用，重點加強節水技術。優質新品種選育。農產品深加工及其貯運技術等的推廣;同時，要建立農產品流通的基礎設施和市場網絡，擴大和完善農產品市場信息網，形成從中央到地方適應農業市場化要求的現代化信息傳播系統。四要增加對農村基礎教育經費的投入，加快實行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并把已經出臺的政策落到實處。要切實貫徹《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認真落實“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并完善經費保障機制。要從建立公共財政的要求出發，合理劃分各級政府對農村教育經費投入的責任及比例，切實改變以往把農村義務教育經費責任層層下推而無法落實的狀況。同時，建立專項基礎教育經費轉移支付制度，重點解決農村中小學辦學過程中的突出問題和突出困難。此外，應該動員全社會力量支持農村義務教育。對于進城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也應給予高度的重視，賦予農民工子女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權利。

五要建立切合農村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現階段，農村社會保障應建立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社會多方籌資，家庭保障與社會保障相結合，互助共濟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所提供的保障水平必須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六要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提供法律保障。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是促進城鄉協調發展，保持農村穩定的大事，需要有專門的《農民權益保護法》作保障。鑒于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已受到《農村土地承包法》的保護，制定《農民權益保護法》應當側重于保護農民在經濟上的其他合法權益，主要是規范農民負擔，保護農民勞動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并為農民的社會保障提供法律基礎。農村的基本公共產品的供給要逐步通過立法，使之制度化。法律化。規范化。此外，必須做到“有法必依”，因為“有法不依”比“無法可依”影響更為惡劣。

三農問題是一個宏觀性的問題，它具有一定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它更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軟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只是浮在表面上的問題，而要真正從根本上解決就應該對現存的制約農民增收的制度進行創新。制度創新就是改革，堅持制度創新也就是堅持改革。對于中國而言，解決了農業和農村問題，實現了農民收入的穩步增長和城鄉的協調發展，至少就解決了中國問題的一大半。中國三農問題的順利解決必將對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解決其農業和農村問題起到重要的示范和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