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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范文

一、廣泛開展工業企業對標行動

開展對標行動,引導和促進企業采取有效措施追趕行業高端和強勢企業,生產優質或高附加值的產品,是彌補短板、提升產業水平的重要舉措,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途徑。在工業企業廣泛開展對標行動,圍繞創新理念、技術裝備、研發設計、工藝保障、產品標準、節能減排、經營機制、規模水平、人力資源等9個方面,通過現狀分析、選定標桿、制定方案、組織實施、改進提高等環節,持續不斷地對標追趕,才能夠實現企業的創新超越。力爭經過3至5年的努力,使一批優勢企業達到或接近國際同行業先進水平,一批大中型企業達到國內先進水平,全省工業產業結構明顯優化,自主創新能力明顯增強,產品質量和市場競爭力明顯提高,逐步縮小我省工業與國內外同行業先進水平的差距。

二、大力實施品牌建設示范工程

從某種意義上講,品牌也是生產力。為加強品牌建設,省政府出臺了《關于開展技術創新和品牌建設“示范工程”的實施方案》,力爭到“十二五”末,使優勢企業產品質量達到國內外先進水平,中國名牌產品達到100個以上,中國馳名商標達到100項以上,促進全省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品牌知名度和市場美譽度不斷提高。采取強有力措施,對示范企業和重點培育企業,在項目、技術、科研、資金及政府采購等方面給予傾斜,在質量管理、境內外商標注冊、專利申請、信息技術服務等方面提供優先服務,引導、扶持優勢企業爭創名牌產品,推進自主品牌建設。

三、毫不放松地抓好項目建設

歷次經濟轉型往往伴隨著新興產業崛起和傳統產業大規模更新換代,這既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也是動力所在。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需要大上新項目;加快傳統產業升級換代,需要大上技改項目。由此可見,項目建設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2010年全省計劃建設1300項重點項目,年度投資2500億元以上,必須嚴格按照時間節點,下大氣力抓緊抓好。首先是精益求精謀劃項目。其次是千辛萬苦跑辦項目。第三是只爭朝夕建設項目。實行領導分包制度,落實項目建設責任,制定具體施工方案,及時解決困難問題,保工期、保質量,確保項目盡早轉化為發展的新優勢。

四、加快產業技術改造步伐

在現有基礎上改變我省產業競爭力弱、高附加值產品少的狀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技改。今年我省謀劃了1000項省級技改項目,這是產業升級的重大突破口。針對我省工業品種質量、節能降耗、環境保護、改善裝備、安全生產等薄弱環節,用貼息的辦法支持企業廣泛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新材料,運用電子信息等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對現有企業生產實行技術改造,有利于企業升級。各級政府應抓住國家拉動內需和我省城鎮面貌“三年大變樣”、新農村建設機遇,鼓勵支持企業適應消費升級需求,生產適銷對路、能引導消費的工業產品,促進質量水平提升。

五、加大技術創新力度

在市場競爭中“擁有技術者即王者”。只有搶占技術制高點,才能把握發展主動權。因此,必須進一步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包括自主創新和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我省科技部門已經啟動了包括光伏產業、風電產業、鋼鐵節能、水泥節能等8大領域的產業技術路線圖編制工作,下一步重點是明確共性關鍵技術,搭建技術創新平臺,合理配置創新資源,加強產、學、研、用的集成創新,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地推進產業技術升級。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講,技術創新主要應靠引進那些既先進又可靠的技術,然后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在工藝、裝備、技術等方面,向同行業的高端水平邁進。

六、深入推進“兩化”融合

信息技術是經濟增長“倍增器”、發展方式“轉換器”、產業升級“助推器”,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明顯帶動作用。運用信息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我省鋼鐵、裝備制造、石油化工等主導產業以及安全生產等重點領域在“兩化融合”方面取得實效,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具有重要意義。廣大企業應該大力推進信息技術在研發設計、工藝改造、生產制造、企業管理、市場營銷、物流配送、售后服務等關鍵環節的應用和融合,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和附加值,提升自動化、智能化和管理現代化水平。各級各部門應為企業信息化建設提供資金、政策、人才支持。省工信廳已經確定123家“兩化”融合重點企業,涉及鋼鐵、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物流等13個行業,落實培育措施,選樹示范企業,總結典型經驗,以引導更多企業利用信息技術提升核心競爭能力。

七、堅定有序地淘汰落后產能

淘汰落后產能是轉變發展方式最直接的舉措。我省任務十分艱巨,今年要淘汰1440萬噸鋼鐵產能、126萬噸焦炭產能、464萬重量箱平板玻璃產能等。省政府下了決心,無論困難多大,今年的任務必須完成。考慮到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產業發育程度不同,我們必須既堅定又有序地淘汰落后產能。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調整和理順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強化稅收杠桿調節,努力營造有利于落后產能退出的市場環境。嚴格執行法律法規和技術標準,依法淘汰落后產能。分解淘汰落后產能的目標任務,明確各級政府和企業的責任,加強指導、督促和檢查,確保工作落到實處。強化政策約束和政策激勵,建立健全促進落后產能退出的政策體系。

八、深入推進節能減排

節能減排是倒逼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手段。省政府制定了節能減排“十項措施”,主要是繼續實行“雙三十”節能減排,突出抓好100個節能重點項目、46個燒結機脫硫項目、50座污水處理廠建設,組織“雙百”節能重點企業和726家環保重點監控企業開展對標行動等。各級各部門應各負其責、通力合作,全力抓好這些措施的落實。一是嚴格監管。建立健全重點企業污染減排總量臺賬制度,完善在線監測網絡,加強對重點地區和企業的現場監測;加快節能減排項目建設進度,加強對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場、電力燃煤機組脫硫設施的監督管理,確保連續穩定運行。二是嚴把準入關口。工業主管部門必須嚴格產品準入,加強標準管理,堅決防止無標生產和低標生產。三是積極推進清潔生產和資源綜合利用。

九、大力推進企業兼并重組

促進企業兼并重組,大力培育龍頭企業,實現企業組織結構優化,改變我省企業“小、散、弱、差”狀況,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舉措。今年全省計劃重組10個大型企業集團,主要工作措施是:強化規劃約束,引導企業調整組織結構;嚴格行業管理,在產業政策指導下幫助企業完成搬遷改造、減企壓產、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結構等工作;優化資源配置,支持優勢企業兼并重組落后和困難企業,引導優勢企業與關聯企業完善產業鏈的重組;加強政策引導,在企業融資、土地指標分配方面支持兼并重組。

十、加強產品質量管理

打好“產品牌”、轉變發展方式的一個關鍵環節,是生產優質、高附加值的產品,而質量管理是確保生產優質、高附加值產品的重中之重。加強質量管理,一方面要堅決杜絕質量問題,防止“三鹿事件”重演,避免釀成產業悲劇甚至地區經濟發展悲劇;另一方面要做好提升產品質量的各項工作,主要是實施產品更新換代工程。今年全省將有計劃地開發1000個省級以上新產品;加強質量管理,充分利用產業政策、技術標準、技術改造、企業管理等手段,指導支持企業加快品種更新、提高質量和創建名牌;落實工業產品質量政策,推動企業建立質量管理體系和質量誠信體系;做好產品標準修訂和貫標工作。

第2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范文

“十二五”建議明確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主線,牢牢把握主線,全面貫徹中央提出的“五個堅持”的要求,把發展創新型經濟作為主攻方向,把科技創新作為主要驅動力,下功夫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加快經濟轉型升級,我們就能夠實現經濟大省向經濟強省跨越。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經濟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是事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主線,對此,全省上下必須必須要有統一的認識。我們要清醒地看到,“十一五”以來,江蘇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科學發展道路上邁出了堅實步伐,推進“兩個率先”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我省經濟發展也面臨不少新的矛盾和問題,資源環境的約束日益加劇,結構性矛盾仍然比較突出,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夠強,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完全改變,這些都與發展新階段的新要求不相適應。只有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在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同時,更加注重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著力形成三次產業協調發展、三大需求協同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局面,大幅度提高投入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率,使江蘇的經濟發展結構更優,質量更高,效益更好,競爭力更強,到那時,我們才能自豪地說,江蘇是經濟強省!

把握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線,必須把堅持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發展創新型經濟作為主攻方向。只有在自主創新上實現突破,才能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取得實質性進展。當前,我省總體上處于工業化中后期,原有的發展模式、產業結構、增長動力已難以為繼,發展創新型經濟,推進經濟轉型升級,既是水到渠成,又是刻不容緩的緊迫任務。主攻創新型經濟,當前的任務是重點實施好新興產業倍增計劃、服務業提速計劃和傳統產業升級計劃。這“三大計劃”體現了科技進步的最新趨勢,符合江蘇經濟的客觀實際,是我省產業結構調整經濟轉型升級的行動綱領,是構筑新優勢提高綜合競爭力的戰略舉措。全省要聚焦政策、聚集資源、聚合力量,保證“三大計劃”的順利實施,為建設創新型省開好局。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科技創新是主要驅動力。科技支撐發展,創新引領未來。要著力推進自主創新。進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構建創新載體和科技服務“四大平臺”,引導和支持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要緊跟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步伐,深入開展科學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大力推進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使科技創新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驅動力。要面向江蘇經濟社會發展,以培育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和創新型企業為重點,更加注重應用技術研發和先進技術應用,努力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成果,推動更多的“江蘇制造”向“江蘇創造”提升,把江蘇的科教優勢、開放優勢轉化為創新優勢、發展優勢。要圍繞實施“三大計劃”推動科學研究、技術創新、產業發展有效結合,選擇一批引領產業升級的重大技術課題進行攻關,突破一批重大關鍵技術,轉化一批重大技術成果,以技術領先搶占產業發展制高點。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是一場攻堅戰,也是一場持久戰,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必須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堅持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是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在深入調查研究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找準問題,明確方向,制定和完善切合實際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總體規劃和具體措施,真正把科學發展觀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不斷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第3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范文

一、加快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掃清經濟發展障礙

經濟結構的不合理，不僅阻礙著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更會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的快速、協調發展。只有加快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才能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打下堅實基礎。

1.改善需求結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受主要發達國家經濟低迷、民眾購買力下降，中國制造業生產成本上升及對外貿易摩擦頻發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中國外貿出口增速放緩，部分外貿企業的生產經營陷入困境。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改善需求結構，擴大內需，充分釋放出中國居民消費的巨大潛力，使消費代替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作為前提，必須改革現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保障居民收入持續增長的長效機制，通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縮小地區和城鄉間收入差距，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

2.優化產業結構。要堅持鞏固第一產業的基礎地位，大力發展優質高效的現代化農業，多種方式增加農民收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建立覆蓋農村的社會保障機制。要持續提升第二產業發展水平，踏實發展實體經濟，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優先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先進制造業，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提升產品科技含量，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要大力支持第三產業全面發展，加大對服務業的政策和資金扶持力度，加快服務業發展速度；堅持自主創新，開拓新的服務領域，提升服務業專業化水平和發展空間。

3.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要通過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鼓勵東部優先發展，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發揮對中西部地區的帶動和輻射作用；要繼續在經濟政策、資金投入和產業發展等方面，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加快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崛起；消除地區和部門壁壘，促進生產要素在區域間的自由流動，鼓勵和支持各地區開展經濟協作和技術、人才流動；要根據本地區科技、自然和人文資源優勢，找準新的經濟增長點，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顯、優勢互補的區域產業結構；加大對欠發達地區和困難地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上的投入力度，縮小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差距，維護社會主義公平性。

4.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要堅持以人為本，科學布局，嚴格控制大型城市規模，緩解因其人口過多而帶來的資源與環境壓力；要明確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定位，通過產業發展升級、公共服務提升，吸引周邊農業轉移人口定居和就業，發揮集聚人口的功能；要總結戶籍制度改革中的經驗教訓，推進農業人口市民化。

二、加快實施科技發展戰略，以科技創新帶動經濟發展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進步是驅動生產力發展的最主要因素，科技創新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驅動因素，科技發展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根本動力。只有鼓勵科技創新，才能更好地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支撐。

1.優化創新發展環境。通過建立完善的科技創新體系，不斷推進中國的基礎理論和應用科技研究；通過完備的政策法規，不斷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通過創新投融資機制，為科技創新提供充足資金保障；在全社會營造自由寬松的學術環境、健康向上的文化環境及文明和諧的人際環境，為科技創新提供良好的社會氛圍。

2.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要注重自主創新和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加強企業、科研機構和高校之間的聯動，建立產學研利益共同體，使科研成果能迅速轉化為生產力和經濟效益，為持續科技創新提供動力。

3.加大科技人員的培養和引進力度。要積極促進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全面發展，提高國民整體素質，打造一支層次分明、結構合理、綜合素質高、創新能力強的人才隊伍；要通過良好的科研環境、與國際接軌的薪酬激勵制度，吸引外國高水平人才到中國發展創業。

三、加快開放型經濟發展，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

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要繼續深化對外開放，在努力把外國資金和技術引進來的同時也要注意防范國際金融風險；要鼓勵國內企業勇敢走出去，在更廣闊的天地獲得更大的發展。只有更快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才能更好地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助力。

1.優化出口商品結構。通過加快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增加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大力發展服務業，提升服務業在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加大品牌建設力度，形成一批具有較大國際影響力和較強綜合競爭力的國際品牌。

2.科學利用外資。通過政策傾斜，稅費優惠等方式，積極引導外資投向高新技術、高端制造和現代服務業等發展水平較低的行業，發揮好外資在產業結構升級、區域協調發展和引導科技創新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時也要努力控制吸引外資所付出的政策、資源、生態等招商成本，防止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造成負面影響。

第4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范文

一、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

(一)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約束

經濟發展的過程實質上是工業化的過程。我國正處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高速發展階段，這一過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資源。雖然我國雖然資源總量較大，但就人均水平而言，我國是一個典型的資源匱乏型國家，人均耕地、淡水、森林、草原分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2％、28％、14％和32％，我國主要資源的人均占有水平除了鎢、稀土較高以及鈦、鋅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外，其他各種礦產資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即使是比較豐富的煤炭資源，人均儲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銅、鎳等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0％，石油、天然氣人均存儲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同時，由于我國生產技術水平低，導致資源的有效開采和利用程度低。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費國，一些重化工行業單位產品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高10-50％，礦產資源總回收率比世界先進水平低20％，加劇了能源資源短缺的狀況。工業廢水、廢氣和固體廢物排放量保持高增長，對生態環境產生很大壓力。

(二)投資、消費、出口占GDP比重的結構性矛盾

投資、消費、凈出口被稱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國際金融危機之所以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很大影響，表面原因是由于外部需求急劇收縮造成出口大幅下降所致，從深層分析則是我國經濟內需不足，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失衡的增長方式難以適應外部經濟環境變化的結果。國際經驗表明，大國經濟增長主要靠內需支撐。2008年，美國、印度內需占總需求的比重分別為92％、88％。而同年我國這一比重僅為72.8％。

1.高投資率。投資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投資是啟動經濟增長的最快引擎，也是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據測算，我國的資本形成率由上世紀80年代初的32％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46.8％，2008年11月為應對金融危機，大力增加投資成為保持經濟增長的第一選擇，我國迅速推出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同時配合以近10萬億的新增貸款。2009年投資拉動GDP增長8個百分點。

世界上多數國家同等發展階段的投資率一般分布在22―40％，雖然我國與這些國家相比投資率偏高，但是是符合一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投資率趨于上升的一般變化規律的，同時，高儲蓄率為我國的高投資率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從國際經驗看，東亞經濟體的興起經歷了高投資的過程。投資起著雙重作用，它既創造了需求，也創造了生產力。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很不平衡，而且消費率低出口受國際環境影響大，保持一定的投資率仍很重要。同時應該注意，我國投資結構不盡合理，低水平重復投資現象非常嚴重，投資效率低下，同樣的投資規模，我國獲得的產能增加比美國要低將近30％。應重點關注優化投資結構，合理布局投資的地區分布，提高投資效率。應抑制產能過剩行業盲目投資，引導更多投資推動傳統產業的調整升級。推動產業技術的更新和創新，加快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應引導投資向中西部落后地區分布。

雖然目前的發展階段，我國投資需求還有很大空間，但是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是難以持續的。投資是GDP中變動最大的部分。在一般的市場經濟中，衰退時期總支出的下降部分是因投資支出的下降引起的；經濟過熱時期，總支出的增加部分是因投資支出的增加引起的。投資和消費的波動相比，投資的波動更大。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容易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引起通貨膨脹、資產泡沫等負面效應。

2.低消費率。我國的消費率即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長期以來一直處于下降趨勢，近十年來更是迅速下降。最終消費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兩部分，居民消費占GDP支出比重下降的趨勢明顯，政府的消費占GDP支出比重比較穩定，呈逐漸上升趨勢，在居民的消費支出中，城市居民消費所占比重上升，農村居民消費所占比重下降。從橫向比較，中國消費率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而且落后于同等發展水平國家。1978―2005年，全球平均消費率呈逐步上升趨勢，從1978年的75.6％上升到2005年的78.8％。2005年，美國、日本、德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的年均消費率分別為86.5％、75.2％、77.7％和85.6％。作為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巴西、印度和俄羅斯2007年的消費率也分別達到75.7％、64.9％和67.0％。中國消費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費率的下降，1978年居民消費率為48.8％，2008年中國居民消費率為35.3％，而美國為70.1％，印度為54.7％。

消費的不足源于社會收入分配的失衡。顯然，要提高消費率，需要增加居民收入。中國居民的主要收入來自勞動報酬，而1996―2007年，我國的勞動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由53.4％下降到39.7％。應該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勞動報酬增長與經濟增長相協調。同時，我國二次分配制度也不夠完善，在民生建設特別是社會保障方面的投入額度不夠大，社會保障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比重與國際相比較，我國2008年是7.5％，發達國家德國是55.5％，加拿大是45.6％，美國是30.2％，應加大社會保障投入。

2009年由于4萬億投資計劃刺激了消費，消費率上升，這種由于政策刺激的增長，如果政策退出將難以持續。比照國際經驗，在人均國民收入達到3000美元后，投資出口對GDP的貢獻呈下降趨勢，消費成為保持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009年我國的人均GDP達到3677.86美元，可以說具備了一定的靠內需拉動經濟增

長的條件，應抓住這一機遇，切實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增加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培育消費熱點，增加文化、體育、旅游、培訓和家政等消費，引導消費結構升級。

3.出口占GDP比重高。我國經濟的增長高度依靠國際市場，對外貿易占經濟的比重較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一直呈持續上升趨勢，2007年達到37.57％,高出全球平均值10％左右。

出口往往受到許多不可預料和突發性因素的影響，出口占GDP比重過高，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出口，使得我國經濟難以避免地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出口下拉GDP增長負3.9個百分點。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外需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2009年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我國貨物出口額仍達1.2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時，我國進口規模不斷擴大。2008年貨物進口額超過1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進口國。對外開放，能更好地提高生產效率，加速經濟發展。因為分工和專業化是提高生產率的有效手段；參與國際分工能在更廣闊的領域運用、交換比較優勢，合理配置資源；參與國際分工就是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競爭是技術進步和素質提高的關鍵因素；參與國際分工可以使我國在更廣闊的領域中提高價值競爭力和財富的提高。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出口產品在全球分工中仍處于低端，一些新興經濟體生產成本低于我國，也生產能替代中國的部分出口產品，使得我國制造業面臨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競爭，如果不能把握趨勢、搶占先機，就會拉大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另外，我國許多產品的生產過程消耗的資源多碳排放量高，可以說我國的高出口一部分是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換來的。我們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重新定位我國在國際分工領域的地位，增強我國經濟抵御國際市場風險能力，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競爭中搶占制高點，而不是單純擴大出口規模。

(三)產業結構不合理。

經濟結構是指經濟活動各個類別的比例組合，它包括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市場結構、供求結構、企業組織結構和區域布局結構等等。產業結構是經濟結構的主干。當前產業結構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滯后，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一、二、三產業發展不協調。2009年，我國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2.6％。按照世界銀行數據，近年來，中等收入國家服務業比重為53％，高收入國家服務業比重為72.5％，低收入國家服務業比重為46.1％，我國服務業發展明顯滯后。與此同時，我國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則已超出發達國家工業化時期的最高值。由于產業結構不合理，從而加大了資源環境壓力和就業壓力，進而制約了國民經濟整體水平的快速提高和經濟的持續發展。

(四)城市化率偏低

城市化率是指市鎮人口占總人口(包括農業與非農業)的比率。一個國家的城市化率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工業化率、三次產業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其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水平是一個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水平雖然不斷提高，到2009年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46.6％，但總的來看，我國城鎮化水平仍明顯滯后，遠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據統計，發達國家城市化率一般已接近或高于80％，人均收入與我國相近的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周邊國家，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由于城市化率偏低，限制了擴大內需和產業結構升級，也造成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協調，因此，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加快城鎮化進程，提高城市化率。

(五)技術進步與自主創新不足。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低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政府和企業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但是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技術進步自主創新嚴重不足，技術進步的腳步遠落后于經濟發展的進程，可持續創新能力薄弱。

縱觀中國工業結構的升級和中國工業的技術進步，多數工業行業的建立和新產品的生產，大都是通過引進成套設備進口實現的。自主創新能力嚴重不足。總體上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中國在國際知識鏈的位置處于低附加值，工業品處于低端。我國的基礎研究經費仍僅為美國的3.6％，日本的1/8、法國1/5、韓國的1/2。中國與世界最大的差距在于科技創新人才不足，人力資源總量多但效率不高，創新能力不足，對經濟增長推動力不足。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科學技術進步貢獻率只有39％，而創新型國家高達70％以上。高新科技立足跟蹤國外先進技術，核心專利技術少，雖然經濟體制和科學技術體制改革進行了二十多年，取得了許多重要進展，然而科學技術發展與經濟發展結合發展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路徑選擇

(一)通過制度創新促進發展方式轉變

制度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倫理道德規范，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個人行為。當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變量時，則經濟增長主要表現為制度變遷的結果。在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增加生產要素也可能增加社會財富，但一個國家沒有實現經濟增長，則必定與社會沒有為經濟方面的創新活動提供足夠的刺激有關。我國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同時應注重相關制度的創新和有關政策法規的出臺。例如，制定鼓勵發展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的政策措施，大力發展綠色經濟低碳經濟，改善資源和環境的限制；進一步改革投資體制，改善投資與消費關系失衡的狀態；適時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分配結構，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完善二次分配制度，加大社會保障力度，進而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進行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民工進城，提高城市化率；加快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制定鼓勵創新人才成長的政策措施，形成有利于自主創新的體制機制等。

(二)消除體制促進發展方式轉變

體制因素可以推動或阻礙經濟增長、制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因為體制的變化具有既改變收入分配、又改變經濟中使用資源效率的潛在可能性。體制因素不僅決定了經濟增長的績效，而且決定經濟增長的方式。轉變發展方式需要消除體制，去除經濟社會體制存在的不利于經濟發展因素，形成有利于經濟發展、有利于創新、創業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政府應該對技術創新和新產品進行引導，制定扶持性政策，不設立過多的行政

許可和市場準入。

(三)優化產業結構和產業升級相結合促進發展方式轉變

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實現經濟結構優化的關鍵。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國內國外市場需求發生變化，應及時調整產業結構、產品結構面向市場需求，把優化產業結構同推動產業升級相結合，適應全球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大趨勢，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經濟增長不能超過農業的支撐力。要進一步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提高農業的資本有機構成，調整農業內部產業結構，培育壯大現代產業體系，促進三次產業協同發展。產業升級重要的是必須依靠科技進步，核心的是發展新興產業和改造占我國經濟比重高的加工制造業。

(四)通過技術進步和自主創新促進發展方式轉變

儲蓄率、人口增長率和技術進步速率是影響人們長期生活水平的三個因素，三個影響因素中只有技術進步具有無限潛力。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標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度量的。教育、培訓、企業進行的創新活動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影響。國際金融危機刺激了科技進步和創新步伐的加快，推動著世界產業變革與結構調整。發達國家加快調整科技和產業發展戰略，把綠色、低碳技術及其產業化作為突破口。2009年美國推出以綠色經濟促進美國經濟復蘇和創造就業計劃、歐盟委員會宣布，將投資32億歐元，用于創新型制造技術、新型低能耗建筑與建筑材料、環保汽車及智能化交通系統等三個領域的科技研發。我國應加大對教育、培訓、科技、研發的資金投入，提升對于重要產業、重要領域的核心技術的原始創新能力，掌握自主知識產權，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第5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范文

濟發展指導思想和觀念的問題

在新時期新階段，我國的經濟實力顯著增強，把消費作為經濟增長主要拉動力的條件已經具備，擴大消費需求，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客觀要求。從經濟發展指導思想的角度看，擴大消費需求，把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體現了改善民生，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作為經濟發展目的的指導思想

關注民生、改善民生成為全社會的共同理念，就在指導思想上為擴大消費需求，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奠定了基礎。觀念轉變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推動作用，具體又是通過政策措施來實現的。要提高消費需求在社會總需求結構中的比重，首先要改變投資結構，通過增強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力，為提高消費需求創造基礎性的條件

全國“兩會”期間，總書記在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著力擴大消費需求，改善民生，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這要求我們切實把握擴大消費需求與促進經濟增長拉動力轉變之間的關系。

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容之一。把消費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第一位的要素，是要糾正我們過去主要注重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忽視消費拉動作用的某些不科學的經濟發展方式。從這一意義上說，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經濟增長主要依靠什么來拉動，不僅是一個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也是一個經濟發展指導思想和觀念的問題。

從經濟增長拉動力變化的一般規律看，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是有其客觀性的。通常在一國經濟起飛階段，投資是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投資的增長就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拉動力。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生產能力的擴大，特別是“出口替代”戰略的實施，以輕紡工業產品為主體的出口將會迅速增加，這時出口對經濟發展的拉動力得到明顯提升，使經濟增長轉向主要由投資和出口來拉動。在實現了經濟起飛以后，人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得到了顯著改善，國內的消費能力明顯增強，這時，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不斷提高，消費、投資、出口共同成為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并且消費將逐漸成為最主要的拉動力。這是經濟增長拉動力變化所表現出的規律性特征。在新時期新階段，我國的經濟實力顯著增強，把消費作為經濟增長主要拉動力的條件已經具備，擴大消費需求，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客觀要求。

從經濟發展指導思想的角度看，擴大消費需求，把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體現了改善民生，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作為經濟發展目的的指導思想。因為擴大消費是改善民生的基礎，沒有人民群眾消費需求的擴大，改善民生就沒有了實質的內容。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念的確立，是我們發展觀念的重大轉變。我們的發展不是為發展而發展，不是以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為目的，不是以破壞人們的生活環境為成本，不是以影響社會和諧為代價，而是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宗旨，以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為目標。因此，把擴大消費需求，改善民生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目標，既符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一般規律的要求，也是經濟發展指導思想和觀念轉變的具體體現。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要求不斷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如何有效地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需要觀念的轉變來推進。發展觀念的轉變實際上是對客觀經濟規律認識深化的表現，主觀的認識越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就越能夠有效地推進經濟合乎規律地發展。關注民生、改善民生成為全社會的共同理念，就在指導思想上為擴大消費需求，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奠定了基礎。觀念轉變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推動作用，具體又是通過政策措施來實現的。因此，要把著力擴大消費需求作為當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基本政策導向。

一是從供給的角度看，要提高對消費品生產領域的投資力度，特別是提高對服務業的投資。要提高消費需求在社會總需求結構中的比重，首先要改變投資結構，通過增強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力，為提高消費需求創造基礎性的條件。

第6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范文

從我國經濟波動的情況看，八十年代末期以來國外因素對我國經濟有三次比較明顯的沖擊，一次是八十年代末期西方國家發起的對我國的經濟制裁，二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三是美國的次貸危機和隨之而來的歐洲債務危機的沖擊。可以說國外金融和經濟波動是影響我國經濟的主要風險。這些沖擊盡管原因各異，但有一定是共同的，即如果國外需求旺盛，我國出口增加，則GDP快速增長，經濟擴張態勢明顯；反之，如果國外需求萎縮，則我國出口受阻，經濟將會收縮。正是這樣的經歷和感受，促使我們探討減少或擺脫國外沖擊的對策思路，維護自身的利益，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應對外部沖擊的重要的戰略選擇。

一、我國經濟模式機制的特點

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政府發揮主導作用。政府主導，就是政府行為不僅僅局限在彌補市場失靈方面，政府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也作為市場經濟的構成要素而存在，甚至以市場主體的身份出現，參與到經濟活動中來。二是國有企業在經濟中占據核心地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效率優勢，又要保證公有制經濟的優先地位。國有企業占有優先獲得信息、優先獲得資源和優先受到政府呵護的先機。三是以出口導向和投資拉動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策略。出口和投資不斷膨脹、相互強化，促進GDP快速增長，經濟對外依存度較高。

我國經濟運行機制有以下特點：一是中央政府負責實施宏觀調控。調控主要依靠經濟杠桿和行政手段。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經營性國有資產。各級政府均不同程度地積極介入經濟活動中，通過各種形式的競爭，招商引資，維護本地區企業利益，特別是對發展壯大國有企業態度鮮明。通過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的龍頭帶動作用，引導其他各類企業生產經營，提供社會需要的產品和服務。三是壟斷普遍存在。資源的配置既依靠價值規律，通過價格這個看不見的手進行，也依靠政府的主觀判斷和價值取向決定。重要資源和基礎性產品的價格由政府制定或指導。重要產業行業的進入門檻由政府設定，即存在著國有企業的壟斷，而一般競爭性行業或產業由市場決定。

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有著自身的優勢。一是調控或干預經濟常常立竿見影。二是政府的導向作用強，政策信號明確。強勢政府在解決利益爭端方面優勢明顯，可以迅速解決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各種糾葛。三是經濟發展的協同性強。對政府的各項政策容易形成共識，政策傳導渠道穩定通暢，落實力度大。集中財力辦大事效果明顯。

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模式也存在一些缺點。一是政府干預經濟過于頻繁，干預范圍過于寬泛，行政審批過多。二是發展思路同質性強。由政府確定經濟發展大方向，并著力推動。企業自主決策、自主經營的能力被嚴重削弱。三是公平競爭機制沒有形成。市場中的產品銷售、服務質量競爭異常激烈，但這種競爭優勢的取得并非完全由企業長期市場開發、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的累積形成，常常是由政府主導下的企業兼并重組、政府對企業注資、產業政策扶持或保護、國外技術引進、規模經濟策略、低成本擴張等形成的。四是企業與政府之間關系特殊。特別是國有企業與政府關系更為緊密。由于市場經濟體系中的法規制度不夠完善，政府的指示、批示更具權威。再加上提倡特事特辦、急事急辦，崇尚超常規發展、跨越式發展，這更凸顯政府的關鍵作用。五是政府直接應對貿易爭端。我國成為國外貿易保護主義者的攻擊目標，政府與其他國家在人民幣匯率、應對反傾銷調查、關稅和非關系貿易壁壘方面爭端加劇。國有企業在資源類產品定價、生產和銷售上與國外同行沖突激烈。

二、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調整思路

面對來自外部的不斷挑戰，我國除了要采取靈活的措施加以應對外，還需要在經濟發展方式上進行必要的調整。

1．政府由直接參與經濟活動者轉變為間接管理經濟者

政府要在更高的層次上履行管理經濟的職能，不僅要超越任何經濟組織，而且要超越自己，使自身從錯綜復雜的經濟利益糾葛中解脫出來，扮演好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的裁判和法官。為此，要改變目前政府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以市場主體的身份直接參與生產經營過程的做法，如果不可避免的話要盡量縮小活動范圍。政府應將自己的行為主要局限在彌補市場失靈方面，在這個前提下政府干預經濟、制定發展規劃、實施宏觀政策、制定經濟運行法規制度等。政府要突出自己立法者、執法者、監督者和考評者的權威，為各類經濟主體創造公平、公正、透明的良好營商環境。同時，加大執法力度，消除金融和經濟中的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按照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重塑和再造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這不僅不是削弱政府的作用，而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加強和改善政府管理的作用。為實現這一要求需要大力扶持行業協會、經濟聯合會，培育行業自律性組織、中介組織和利益團體的代表組織，發展戰略智囊研究機構，完善運行機制，使利益主體明確化，關系協調規范化，政府決策程序化、透明化，信息溝通公開透明。這樣政府在應對國內外復雜局面時，一來可以使國家利益、民眾利益處于前臺和中心，自己成為中堅力量。二來可以跳出焦點旋渦，避免是非議論，以國家利益代言者、維護者身份，對外大膽工作，打開局面；對內公正廉潔，牢牢掌握主動權，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職能作用。

第7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范文

關鍵詞:經濟發展;經濟增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辨析

中圖分類號:F12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6-0011-02

一、引言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早是由總書記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提出的,但研究者們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問題的研究是在十七大報告之后才正式開始。因此,專門研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成果還很少見。如:曾培炎在《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文中系統全面地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有關問題進行了論述,并特別指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根本途徑;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實現 “三個轉變”[1]。周叔蓮在《深刻領會和把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文中對什么是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發展方式給出了定義及其理解。這些研究成果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意義、定義以及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系作了闡述,但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以及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關范疇的辯證關系未作具體論述[2]。本文擬從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統計學、國民經濟核算學的角度對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方式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內涵進行論述,并與增長、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等對應范疇進行全方位的辨析。

二、發展的內涵及其與增長關系的辨析

發展本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由落后到先進)。包含了豐富的內涵,有生產力的發展、經濟社會的發展、人的發展等,最終體現在人的發展。但對發展內涵的表述并不統一,有代表性的表述,如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Todaro,M.P)認為,“發展既是一種物質現實,又是一種精神狀態:通過社會的、經濟的和制度過程的某些綜合,社會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段。”[3]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提交社會發展世界高峰會議的文件中則指出:“發展是一個綜合過程,目前這已被國際社會承認。經濟增長是一種動力,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除經濟增長之外,發展首先是社會性的。發展還與和平、人權、民主管理、環境以及左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文化和人們生活方式有著密切聯系。”[3]可見,發展比增長的內涵更為廣泛和豐富。因此,要正確認識發展的內涵,必須正確區分“發展”與“增長”的關系。

從統計學角度觀察的“發展”與“增長”,即僅僅從二者的數量計算關系上來測定“發展”與“增長”。有以絕對量表示的“發展水平”與“增長量”,“發展水平”是計算“增長量”基礎性指標;還有以相對量表示的“發展速度”與“增長速度”。

從經濟學角度觀察的“發展”與“增長”,不是簡單的觀察二者的數量關系,即不是把“發展”與“增長”簡單地用數量計算關系來表達。即“增長”主要是指GDP的提高,是以產出量的增加作為衡量尺度的;“發展”則不僅包括物質財富的增加,還包括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勞動就業充分、社會保障完善、衛生發達、教育普及、科技發展、文化繁榮、秩序井然等方面。可見,增長強調的是物質生產方面的問題,而發展則從更大的視野更大的范圍研究人類經濟、社會、環境的變遷和進化。因此,增長不是發展的全部內涵,增長只是發展的一個必要前提,增長只需回答“漲多少”,而發展既要回答“漲多少”,還要回答“漲得有多好”,這正是我們十七大指出的“經濟又快又好發展”的具體體現。

從發展經濟學角度觀察的“發展”與“增長”則認為,“發展”與“增長”是兩個緊密相連的概念,在有的場合還可以互相替換,但它們的含義又是有區別的。并認為發展是以增長為核心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轉換和全面進步,包括投入結構、產出結構、產業比重、分配狀況、消費模式、社會福利、文教衛生、群眾參與以至文化結構的變化[3] 。

我們從現代意義上出發,結合十七大報告精神,將發展的內涵表述為:是改變傳統的發展觀(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長論英雄),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持續、穩定、健康的“可持續發展”),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這種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發展,其發展目標應由單一目標轉化為多層次發展目標,增長只是一個重要的目標,結構目標、資源環境發展目標、社會生活目標等;發展政策調整為重視速度、規模、數量轉變為強調效益、結構、質量;發展模式需培育新經濟發展模式和循環經濟發展模式。

三、經濟發展的內涵及其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辨析

對經濟發展的內涵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觀察,即從經濟運行過程來看,經濟發展是經濟運行四個環節(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有效健康運轉,只強調某一個環節的發展都會是跛腳的發展、不協調的發展。過去我們一味地強調生產的發展,過分追求GDP的快速增長。從經濟、社會與環境的關系來看,經濟發展應該是在追求GDP增長的同時,社會和諧、環境友好的社會安定局面。從科學發展觀來看,經濟發展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經濟增長是指一個經濟中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的持續增加過程[4]。早期發展經濟學是把經濟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的,后來,發展經濟學接受了英國經濟學家克拉克(Colin C. Clark)的觀點,認為經濟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內容是結構轉變、工業化和城市化。因此,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實際上并不是一個相同的概念,二者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經濟增長主要反映經濟活動的數量關系的變化,是一個偏重數量的概念,對增長的速度與數量有明確的要求。而經濟發展主要反映經濟活動質量關系的變化,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對增長的速度與數量仍有明確的要求,但更注重增長的質量與效益。故我們認為,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而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并反過來促進經濟增長。這兩者之間一般來說不應當相互矛盾。但在現實中也還存在著另一種情況:一個社會可以有經濟增長,但卻不一定有發展或者發展起來十分緩慢。俄羅斯便是如此。俄一直沒有正確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四、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及其與經濟增長方式關系的辨析

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實現經濟發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既是包括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的一個大系統的共同協調發展,也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環境“五位一體”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按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發展的程度不同,將經濟發展方式分為傳統經濟發展方式(以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的發展,是跛腳的發展狀態)和現代經濟發展方式(以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的發展,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傳統經濟發展方式是在傳統發展觀(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長論英雄)的指導下,只注重生產環節創造的物質成果,以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的發展,是跛腳的發展狀態。其主要特征有:發展的觀念陳舊;發展目標單一;發展模式陳舊――農業經濟發展、二元經濟發展模式;發展不平衡(結構、區域、城鄉);發展的不協調(經濟與社會、經濟與環境);發展質量不高等。現代經濟發展方式是在科學發展觀(持續、穩定、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指導下,既注重生產環節創造的物質成果,又考慮分配、交換、消費等環節共同協調發展創造的各類成果,主要以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其主要特征有:發展的觀念更新;發展目標多層次(經濟增長只是一個重要的目標,結構目標、資源環境發展目標、社會生活目標等);發展模式創新――新經濟發展模式、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平衡、協調高質量的發展等。可見,經濟增長方式只是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經濟發展方式大系統中的一個主要分支。

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及其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關系的辨析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指通過轉變傳統發展觀為科學發展觀,改變過去粗放型增長方式帶來的跛腳的發展(即 “經濟發展一條腿長,社會發展另一條腿短”)――不全面、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發展為集約型增長方式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內容除了包括十七大報告指出的實現“三個轉變”外(即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還應包括五大轉變:發展觀念的轉變――傳統發展觀向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目標的轉變――單一目標向多目標轉變;發展環境的轉變――資源耗費、環境污染向資源節約型、社會和諧、環境友好型社會轉變;發展政策的轉變――從重視速度、規模、數量轉變為強調效益、結構、質量;發展模式的轉變――農業經濟發展、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向新經濟發展模式、循環經濟發展模式轉變。

參考文獻:

[1]曾培炎.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J].改革CHINA REFORM,2007,(2).

[2]周叔蓮.深刻領會和把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J].中國社會科學院學報,2007,(12).

第8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范文

一、我國土地財政的形成與發展機制

（一）地方土地財政的主要形成脈絡

我國從1979年開始了國有土地有償使用進程①，國家對國有土地的所有權有了經濟上的體現。從1982年起，各地逐步開展了用地收費的做法。1987年，深圳公開拍賣了一個地塊50年的使用權，這是對土地拍賣的首次試水。1988年憲法修正案通過了“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的條款，使市場配置土地資源有了充分的法律保障。到20世紀90年代，土地配置格局主要呈現行政劃撥與有償出讓并存雙軌制，協議出讓的方式長期占據主導地位。2001年的國務院15號文②，則確定了市場在配置經營性用地中的基礎地位。2002年，國土部要求，商業、旅游、娛樂和商品住宅等各類經營性用地，必須以招標、拍賣或掛牌方式出讓。2004、2006和2009年，國家建立和完善了工業用地招標、拍賣、掛牌出讓的制度③。

我國土地從無償使用到有償使用的制度轉變是尊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重大體現。近20年，土地有償使用的比例逐年大幅提高，全國土地出讓總價款累計5.2萬億元。2009年我國土地出讓總價款為1.59萬億元，同比增加63.4%。2010年則達到了2.7萬億元，同比增幅高達70.4%。一方面，源于土地的財政收入為我國城鎮化進程和產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來源；另一方面，制度的不完善也催生出了畸形的“土地依賴型財政”和眾多深層社會問題，這直接阻礙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和“十二五”規劃藍圖的實現。

（二）推高土地財政依賴程度的制度運行機制

1、土地成為地方稅收和非稅收入的基點

土地已成為與地方各項收入關聯度最高的資源要素，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地方政府直接獲得土地出讓收入。據統計，目前我國縣市中，土地出讓金占預算外財政收入的比重已超過了50%，有的地區甚至占到了80%以上。二是以土地為載體的城市大拆大建與過度擴張帶動重點稅收。因為按照分稅制設計，地方的主體稅種主要是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車船稅、耕地占用稅、契稅、土地增值稅等零星、分散的小稅種。其中，由城市擴張、土地占用以及房地產開發帶來的稅收，全部歸地方所有。而目前地方政府重點征收的主要就是房產稅和建筑稅，有些地方所占比例已經達到地方稅收收入的30―40%。三是以低地價換取產業引進和發展，帶動地方稅收和非稅收入增加。特別是利用建設用地招拍掛彌補土地一級開發的資金不足，同時擴大土地租金、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耕地開墾費、菜地建設基金等的收費規模。四是以土地為抵押作為融資工具獲得銀行貸款，以此來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和城市建設。土地融資為城市擴張起到了杠桿和放大作用。總體上看，發達地區政府財政的基本格局是：預算內靠城市擴張帶來的產業稅收效應，預算外靠土地出讓收入；城市擴張主要依托于與土地緊密相關的建筑業和房地產業的發展。

2、政府對一級土地市場的壟斷與土地變性的高額利差

首先，政府是唯一具有完整土地處置權的主體。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在土地用途轉變過程中，政府是唯一的仲裁者，而對于“公共利益”由誰解釋、如何解釋卻沒有明確規定。這本質上賦予了地方政府對一級土地市場的壟斷權利。其次，土地價值評估體系的“雙軌制”形成高額利差。一方面，政府對農民按照農作物的產量標準進行補償，無論是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都以農作物形式計價。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可以通過土地交易中心獨家出讓給用地者，則完全按照土地本身的市場價值計價。本質上講，這是在以附著在土地上的農作物來替代土地本身進行所謂的“土地價值”轉換，這之間自然會形成巨大的價值鴻溝。這種巨額價差也造就了地方政府征地最原始最強烈的沖動。

3、地方政府征地行為的低成本與農地轉換保護制度的缺失

地方政府征地行為的低成本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征收農民集體土地的貨幣低成本，二是征地行為的制度低成本。制度低成本的核心在于三點：第一，我國地方城鄉建設規劃法律地位不高，權威性不夠，修編改變的隨意性大；對于規劃違規缺乏問責定罪的法律依據。第二，缺乏政府與土地所有者的談判機制，當地方政府通過規劃將農地納入到城市發展范疇后，土地的用途管制就開始服從于所有制管制，農民集體的土地話語權就完全喪失；如果不考慮所造成的社會穩定成本，政府獲取土地的交易成本極低。第三，農地轉換保護制度缺失，沒有立足農地的特殊保護法案。以上對農地征地的低成本與城市中按照市場規則運行的拆遷高成本綜合后的結果，就是地方政府快速、大規模城市擴張行為和巨大、低效的高投入，這也構成了地方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

二、土地財政對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影響

（一）土地財政削弱了經濟運行的自身調節機能

土地財政透支了社會的未來收益。占土地財政主體的土地出讓金實際上是政府向企業一次性收取了若干年的地租。對于企業則意味著透支未來利潤，進行負債經營。而如果企業也參與到了土地的炒作中去，本質上則是對社會負債規模的轉嫁和放大，歸根到底是形成資產泡沫，進一步抑制社會投資。此外，這種所謂的負債經營對中小企業的壓力最大，而他們是最具有適應力、吸引勞動力就業最多的經濟主體，這無疑會削弱市場自身的調節能力。

（二）土地財政阻礙了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

土地成為地方政府財力的重要來源，成為經營城市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政府本身擔負著引導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任務，但基于土地財政的需要，地方政府更熱衷于土地經營開發和城市建設，將大量資金投入到建筑業、房地產、建材、電器、化工等產業中。低端的產業鏈條集聚了大量資金，這與轉變發展方式的方針背道而馳。此外，這也使得地方熱衷于把農村土地“統”進城市，而沒有將公共服務“籌”向農村，偏離了中央“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戰略方針。可以說，政府在征地低成本的前提下，再多的土地也不可能滿足城市的擴張與建設。土地財政嚴重削弱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調控能力，甚至在某些方面，地方政府反倒成為了宏觀調控實施中的阻力。

（三）土地財政削弱了應對糧食危機的能力

地方政府獲得土地的低成本，實際上是鼓勵了城市化的盲目擴張，形成新時期的“圈地運動”。盡管有科技的支撐，但我國糧食指望單產的提升，空間已經不大，我國的糧食安全歸根到底還是要依靠耕地面積。當前，糧食生產越來越依靠13個主產區，已經形成現在的“北糧南運”格局。但由于地方經營城市的占地沖動，即使是糧食主產省，耕地面積也在逐年減少，再加上北方水資源的短缺和人口的穩步增長，我國保證糧食安全的壓力將有增無減。而糧食安全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最基本的保證和保障，如果沒有這一條，轉型將無從談起。

（四）土地財政增加了維持社會穩定的難度

土地財政帶來的沖動，是地方政府官員對權利的濫用，更深層的影響是對政府公信力的挑戰，對公民權利保護的缺失。這已經引發一系列社會管理問題，土地財政一方面不斷制造失地農民，其就業、住房安置和長遠生計對社會發展形成深遠影響；另一方面抑制了城市居民的消費需求，影響社會整體的需求結構形成。特別是這種畸形的土地財政已經開始將增加的社會成本通過“拆村并居”、“農民上樓”等方式快速轉移到了農民身上，農民生活負擔被強迫性地加大，貨幣需求快速增長，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極不協調，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更加困難，引發的社會問題也會更加突出。

三、破解土地財政的辦法和途徑

（一）制定城市發展空間法和農地特殊保護法

我國土地分為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土地兩種類型，可在此基礎上嚴格落實土地的用途管制規則。在所有權平等的框架下，對城市土地和農村土地進行分類管理，對城市設立城市發展空間法，嚴格按照規劃框定城市發展空間，確立規劃的法律地位和權威性。鑒于耕地的特殊性質和對我國重大的戰略意義，應對農地單獨立法，確認對農地的嚴格保護，同時對于農地用途轉換必須走特殊程序進行，切實落實用途管制政策。

（二）將政府對土地的管理職能和經營職能進行剝離

首先，設定征地準則，重點應包含以下內容：一是征地拆遷的目的必須是為了公眾利益，并采用窮舉制明確公共利益的范疇；二是明確征地拆遷是萬不得已的辦法，即沒有其他更好的建設解決方案；三是保證透明的法律程序，接受公眾監督；四是對征地的經濟賠償要以土地的市場價值為指導，同時體現公平合理和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發展。其次，將政府對土地的管理職能和經營職能剝離，將城市土地經營交給國有控股的土地資產管理公司運營，按照市場要求交納稅收，此經營收入交納稅收可納入地方稅種。

（三）嚴格執行“農地農有，農地農用”的政策要求

農地必須是農民所有，非農民不得擁有土地，須建立社會資本進入農業的審核和限制制度，重點引導公司等社會資本進入到農業服務體系而不是生產體系中。嚴格落實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在土地利用規劃確定的城鎮建設用地范圍外，經批準占用農村集體土地建設非公益性項目，允許農民依法通過多種方式參與開發經營并保障農民合法權益”的政策規定。明確進入建設用地市場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經營性”屬性，地方不得擅自擴大范圍，將宅基地推入市場。

（四）將地方政府征地面積與上繳利稅規模掛鉤

建立土地征收的經濟制約機制。按照地方政府土地征收的實際規模確定土地出讓金上繳中央比例。在規劃范圍以內的實行零比例，對超出控制規模以外的征地指標和采用增減掛鉤增加的城市建設用地出讓金指標實行累進制比例上繳中央。

注：

①《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明確規定，對合營企業應征收土地使用費。隨后，國家又明確規定，中外合資企業的原有企業場地也一并納入計費范圍。

②2001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強國有土地資產管理的通知》，除法律規定可以采用劃撥方式提供用地外，其他建設需要使用國有土地的，必須依法實行有償使用。為體現市場經濟原則，確保土地使用權交易的公開、公平和公正，各地要大力推行土地使用權招標、拍賣。

③2004年，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提出，“工業用地也要創造條件逐步實行招標、拍賣、掛牌出讓”。2006年，國務院《關于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進一步明確，工業用地必須采用招標拍賣掛牌方式出讓，其出讓價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標準。2009年，《國土資源部監察部關于進一步落實工業用地出讓制度的通知》明確要求，各地要嚴格執行工業用地招標拍賣掛牌制度，凡屬于農用地轉用和土地征收審批后由政府供應的工業用地，政府收回、收購國有土地使用權后重新供應的工業用地，必須采取招標拍賣掛牌方式公開確定土地價格和土地使用權人。

第9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范文

關鍵詞：外需；內需；消費；消費率；經濟增長方式；收支結構；居民收入水平；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4）01-0052-05

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是內需，凈出口是外需。在我國目前投資率較高的情況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然落在拉動消費上。黨的十報告指出：“要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新變化，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不斷增強長期發展后勁”。為此，本文從國內國際兩個方面考察我國消費率的現狀，剖析形成原因，進而提出拉動消費的對策。

一、我國消費現狀與國際比較

（一）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中趨降

作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的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在不同時期由于政策取向不同，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也不同。由表1可見，改革開放以來，投資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時大時小且很不穩定。投資受國家政策導向影響較大。為了刺激經濟增長，由于國家采取了擴張政策，使得1985年和2009年兩個年份貢獻率超過80%。而在1990年由于執行了緊縮的政策，投資的貢獻率只有1.8%。而凈出口受國際經濟的影響較大，對國內經濟的貢獻時正時負、時大時小，波動頻繁。有的年份為負且數值較大，如1985年凈出口的貢獻率為-66.4%，2009年貢獻率是-37.4%。有的年份貢獻率為正，貢獻率達到50.4%（1990），而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是比較穩定的。但是，由于政策導向，我國一直重投資輕消費，使得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處于下降的趨勢。為此，要實現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必須重視消費。

（二）我國的消費增長率與GDP增長率比較

由表2可見，2001—2011年，我國居民最終消費的增長率大致低于GDP的增長率2個百分點～4個百分點；并且起初二者的差距有擴大趨勢。如2001年居民消費增長率為6.1%，而GDP增長率為8.3%，到2007年居民消費增長率為10.9%，而GDP的增長率增加到14.2%。之后二者差距逐漸縮小，到2011年居民消費增長率首次超過GDP增長率。大部分年份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消費變化是同步的，也有個別年份差距較大，如2003年農村居民的消費率僅增長0.3%，而城鎮居民為7.0%。2005年農村居民的消費增長率大于城鎮居民5.8個百分點。

（三）我國投資率與消費率變化趨勢

由表3可見，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消費率呈現下降趨勢，而投資是增加的趨勢。消費率由1985年最高66%下降到2010年的48.2%。資本形成率則由1990年最低的34.9%上升到2010年的48.1%。到2011年，雖然資本形成率仍比2010年略高，但最終消費率的變化趨勢得到逆轉，由2010年的48.2%增加到2011年的49.0%。

（四）消費率的國際比較

筆者選取幾個發達國家和幾個有代表性的發展中國家來2002—2010年的消費率來說明（見表4）。我國的消費率與其他國家消費率相比差別明顯。期間，無論是美國、日本、德國和法國等發達國家，還是埃及、巴西、印度尼西亞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其消費率都在70%以上。消費率最高的是美國，年均消費率在85%以上。我國的消費率僅為50%左右，消費率較低，不僅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發展中國家，還低于國際平均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國際上最終消費率平均水平大約為70%。韓國的發展屬于“高投資率、低消費率”的增長模式，和我國有些類似。2002—2010年韓國消費率一直都在65%。與韓國相比，我國目前的消費率比其最低點還低十幾個百分點。

（五）投資率的國際比較

投資來源于儲蓄，投資率的高低取決于儲蓄率的高低。投資率高，說明儲蓄率高。而儲蓄是消費者個人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后的剩余，儲蓄率高就意味著消費率低。所以，投資率可以反襯消費率的情況。

首先與世界平均投資水平相比。從表5可以看出，我國的投資率近幾年呈現上升的趨勢，同時，世界平均投資率卻呈下降趨勢。我國投資率從1990年的36.1%上升為2009年的47.6%，世界平均水平卻由23.4%下降到2009年的19.1%。同時，我國投資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世界平均投資率為19.1%，而同年我國的投資率為47.6%。

其次與其他國家相比。雖然，韓國、印度的的投資率都比較高，但都低于40%，而中國的投資率達到40%以上。從我國經濟發展所處階段來看，我國的投資率還可能進一步上升，因為高速的經濟增長的確需要高速的投資增長率來支撐。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投資熱情較高，近幾年擴張財政的手段主要是通過增加投資來實現的；另一方面是巨大的投資帶來的負面影響暴露了地方政府不科學的決策。地方政府重增長輕發展，把增加投資項目作為實現GDP增長目標的重要手段。由于投資的快速增長，導致產能過剩。

二、消費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一）工資性收入占GDP比重低，消費增長乏力

據有關統計，近二十年來我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趨勢。1990年為53.4%，1995年為52.8%，2000年為51.4%，2006年為40.6%，2009年下降到為39.8%。1990—2009年，勞動報酬占比下降了14.6個百分點。從世界范圍來看，隨著經濟的發展，美國、英國等一些發達國家的勞動報酬份額持續增加，到一定階段后趨于相對穩定。2008年，主要發達國家的勞動報酬占比：瑞士為62.4%，美國為55.8%，英國為54.5%，德國為48.8%。

（二）收入差距擴大，降低了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

近年來，我國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急劇下降。 由1999年63.34%下降到2008年的48.7%。同時行業的差別也不斷擴大，壟斷行業職工收入高于社會平均水平5～10倍。根據馬曉河的計算，1990—2003年，城市中最高收入人群與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3.2倍擴大到8.4倍；在農村，高收入人群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6.67倍擴大到7.33倍。不僅城鄉內部收入差距在擴大，同時，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見表6）。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只有2.2∶1，到2004年上升為3.21∶1，2006年進一步擴大到3.28∶1。這種貧富差距拉大的趨勢在我國仍將維持一段時間。林毅夫預計，到2020年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會達到4.9∶1。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僅使整個經濟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降低，人們的消費預期下降，還使社會消費量降低。

（三）城鎮化水平低，造成總體消費水平低

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的城鎮化率為51.3%，城鎮人口由1978年的1.7億增加到2011年的6.9億，已經過半。之前一直是城鎮人口少于農村。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不同，一般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高于農村。由表7可見，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消費比，最低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2.2，最高的年份是2003年、2004年兩年達到3.8。盡管最近幾年差距有所減小，但仍為3.6以上。城鎮化水平低，影響居民整體消費水平的提升。

（四）新“三座大山”抑制了居民消費

我國政府的公共教育、衛生保健與社會保障和福利等三項公共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2.9%、2.0%和3%。與國際上具有代表性的其他主要國家相比，都是最低的。而近年來居民在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在居民總消費支出中的占比卻在不斷擴大，形成了抑制居民其他消費的新“三座大山”。一是居民教育支出增長較快。教育支出在居民總消費支出中的占比迅速擴大。據估算，近十年，我國大學的學費和住宿費平均每年在1萬元以上。按照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對支付能力計算，是世界大學最高水平的3倍以上。二是住房支出增加。近幾年城市房價一路走高，無論是過高的首付款還是較高的月供，其支出水平都明顯超出一般城鎮居民的支付能力，大大擠占了中低收入者的其他消費需求。在農村也出現了新一輪的建房與裝修熱，加大了住房方面的支出，相應地擠占了農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費份額。三是醫療費用居高不下。對于農村居民、老年人、低收入者以及失業人群，很難適應醫療費的上升。教育、住房和醫療三大支出具有剛性，迫使人們削減其他方面的消費支出。

三、拉動消費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然選擇

（一）消費是“三駕馬車”中最穩定的引擎

從表1中“三駕馬車”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來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雖然很大，但波動也大，不利于經濟的穩定發展。而消費是最穩定的因素。因此，要使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必須重視消費。

（二）人口紅利帶來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

由表8可知，我國人口總撫養比呈現總體下降的趨勢。我國雖還處于人口紅利期，但目前出現的“民工荒”和企業工資上漲現象，給我們敲響了警鐘，預示著人口紅利即將結束。我國出口產品低成本優勢是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雖然民工荒并不是普遍現象，但民工荒帶來的工資上漲的壓力，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了出口產品的利潤空間。這是出口下降的國內因素。

（三）世界經濟低迷，迫使我國經濟轉型

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外貿依存度呈不斷上升趨勢。其由1985年的22.7%提高到1995年的45%，2003—2006年維持在60%以上。從2006年以來，外貿依存度出現回落態勢。美國的外貿依存度，1978年是14.9%，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基本上維持在15%～18%的水平。以“貿易立國”的日本，外貿依存度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21%～26%，到了80年代中期則下降到20%以下。由此可見，我國的外貿依存度遠高于發達國家。不僅如此，外貿依存度還高于一般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我國經濟對國外市場的高度依賴增加了國內經濟發展的風險。當前低迷的世界經濟和歐洲債務危機，使我們所面臨的外部市場萎縮，導致我國出口下降。由此，要使我國經濟得以持續健康發展，必須立足國內市場，有效增加內需，轉變過去由投資增長與依賴外需增長的模式為主要依靠消費增長的模式，這是我國目前經濟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

（四）提高消費率的可能性

處于人口紅利期的經濟具有高儲蓄率、高投資率的特點，這是人口紅利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但投資率過高所形成產能過剩必須由消費的增加來消化。從消費率的國際比較看，我國的消費率比較低，說明提高消費率具有很大的空間。

四、提高消費率的對策建議

（一）調節收入分配關系，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平均消費傾向

1. 要調整國家、企業、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具體來說，就是減少國家財政收入，增加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縮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加強稅收征管力度，強化累進稅功能，增加高收入者的稅收比例；進一步提高個稅起征點，實行有差別的累進所得稅制，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的范圍；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相對收入，對低收入者通過增加就業機會增加其收入，也可通過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制度增加對低收入者的補助。實現收入分配差距縮小，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扶貧對象大幅減少。增強公眾對未來收入的預期，提高現期消費。

2. 要改革勞動薪酬結構，實現工資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同步增長。十報告明確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的宏偉目標。國外的經驗也證明，提高工資收入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如日本1960年12月27日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0—1970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為350%，國民收入增長率為340%，國民生產與國民收入的同步增長，使國民經濟得到高速發展。1960年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395美元，1987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就達到17 143美元，一躍超過美國。

3. 要打破行政壟斷，縮小收入差距。以2008年為例，壟斷行業員工人數只占全國就業人數的8%，而工資卻占全國工資總額的50%。最高行業平均收入是最低行業平均收入的15倍，創世界紀錄。要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必須深化市場化改革，取消各種形式的壟斷，鏟除尋租的制度基礎。

4. 要增加對低收入者的生活救助。目前，我國仍擁有數百萬的低收入者。為了幫助他們擺脫貧困并保證他們的最低生活標準，政府應該增加對他們的轉移支付。

（二）調整政府政策取向，減少居民支出的不確定性

轉變中央政府的需求管理方式。一方面改變政府主導的對鐵路、公共設施、基礎設施所謂“鐵公基”的大規模投資性建設，另一方面有效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改善政府支出結構，將節約的資金用于住房、教育與醫療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從基建到民生，減少居民的負擔。

第一，加大醫療保障方面的投入，建立基本的衛生保健制度。國家或地方政府還應設立專項資金增設公立醫院，確保低收入群體可以就近看病。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擴大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范圍，實行醫療保障全覆蓋。加快醫療體制改革，醫、藥分開，減少藥品流通環節，節約居民用于醫藥方面的支出。

第二，加強對教育的投資力度。政府應加大并穩定教育方面的投入，達到“十二五”規劃的目標。加大義務教育的投入，實現農村與城市貧困人群的免費九年義務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管理體制，進一步完善大學生助學貸款制度。降低居民接受教育的成本。

第三，增加經適房和廉租房的供給，解決低收入者的住房困難。

通過對醫療、教育和住房等制度的不斷完善，使不同階層的居民看得起病、上得起學、住得起房，減少中低收入階層居民支出的不確定性，解決其后顧之憂，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

（三）加快城鎮化建設，發揮城鎮對消費的拉動作用

城鎮化和工業化是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從一定意義上說，工業化創造供給，城鎮化創造需求。城鎮化是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源動力。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談到21世紀中國面臨的挑戰時說，城鎮化是三大挑戰之首，他把城鎮化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比喻為“火車頭”。城鎮化水平的提高，首先表現為人口的集聚效應。一方面，農民進城由農產品的生產者轉變為消費者，增加了農產品的消費。另一方面，農民市民化也會大量增加工業品的消費，提高整體消費水平。從前述的城鄉消費比來看，一個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相當于3個農民，城市化水平提高1個百分點將拉動消費增長1.6個百分點。其次，人口集聚帶動城市服務業的發展，增加就業和收入，從而增加消費。從國際經驗看，一般城鎮化率達到70%才能穩定下來。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將需要20年。城市化將是擴大內需的有力支撐和重要引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擴大消費，不是要降低投資。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一旦降低，會使國民收入發生乘數效應，使經濟大幅下滑。擴大消費，也不是鼓勵浪費。而是通過政府制度的制定和完善，降低居民支出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的消費預期，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引導居民合理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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