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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政治經濟學范文

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許多研究者從不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就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角色、作用和影響及其與發展中民族國家的關系等重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瓊•斯佩羅（JoanE．Spero）認為，就像經濟因素產生政治結果一樣，政治因素也會導致經濟結果的產生。從內涵的外延化來看，國際經濟關系就是國際政治關系，因為國際經濟的相互作用同國際政治的相互作用一樣，都要經歷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迫使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主要是跨國公司）在有限的資源面前，對財富和利益的追求會導致嚴重沖突，這些沖突是圍繞對市場的爭奪，對原料和生產手段的控制而展開的。①跨國公司絕大多數是以北方國家為基礎的。它們以犧牲南方國家為代價，加強了經濟發達國家的財富和經濟力量。跨國公司不僅通過貿易與投資的方式向全球擴展，還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本國政府、發展中國家政府以及國際組織的政治決策，從而追逐最大化的利潤。②因此，只有將政治與經濟關系兩者結合起來，才能較為全面地反映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政治經濟關系的現實和本質。作為一門綜合性學科，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首先應研究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總和及其互動關系。“在承認國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時，需要更重視其他角色（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等）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③對跨國公司之間的“跨國關系分析應包含在任何完整的世界政治分析之中”，把跨國關系定義為“跨越國界不受中央政府外交機構控制的聯系、結合和互動。”④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界關于跨國公司的理論可以被分為三大模式，即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新依附論，三者對于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的相互關系各有不同的解釋。⑤但學術史上的各種所謂流派只是相對意義上的。學者們的觀點往往彼此影響，相互滲透。⑥

（一）現實主義

1975年，現實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羅伯特•吉爾平在《美國霸權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經濟學》（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1975）一書中提出一個新的觀念，即現代世界中的國際關系動力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與政治交互作用的結果，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財富與權力的關系。在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國際政治經濟”（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的概念。更有意義的是，這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之作恰好是一部專門研究跨國公司的著作。可以說，國際政治經濟學與跨國公司是世界政治經濟大變革催生出的一對孿生子。吉爾平在后來出版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TheChallengeofGlobalCapitalism）一書中進一步指出：“盡管跨國公司在國際經濟事務中舉足輕重，但民族國家依舊在唱主角”，“在民族國家和跨國公司政權的斗爭中，優勢仍在民族國家那邊”。⑦吉爾平在他的另一本書《全球政治經濟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GlobalPoliticalEconomy：Understanding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的第十一章中深入討論了“國家與跨國公司”，論及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的關系等問題。⑧他在自己的另一本著作《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中指出：“我逐漸地得出了幾條一般性的結論：跨國公司的確反映了美國的經濟擴張主義，因而它不可能脫離美國外交政策的大目標；美國與西歐之間在防務上的聯系，為美國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張大開方便之門；美國統治下的和平為這些經濟活動以及其他跨國活動提供了一種政治框架。”⑨現實主義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肯尼斯•華爾茲（KennethN．Waltz）也指出：“無論傳統的還是現代的政治學者都把體系簡化到部分之間的互動上，或者是行為角色的行為，也就是說他們注重民族國家之間以及其他行為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只局限于單位，沒有認識到體系因素的作用，因此，只有在單位層次上又在體系層次上才能解決問題，才能說明國際體系的行為。”華爾茲的這個觀點對研究跨國公司與國際關系的互動機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可以將建立國際體系與跨國公司之間的互動模型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視角。

現實主義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的主要貢獻在于引進了新的分析視角和分析概念。例如，他將經濟學中“成本”、“公共產品”等概念引入國際政治的研究領域。金德爾伯格的主要代表作是《1929—193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①他認為，傳統的廠商理論把分析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之上，而跨國公司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分析是建立在市場不完全性之上的。根據早期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研究的觀點，市場不完全性與對外直接投資有著緊密的聯系，“直接投資的興旺必定是存在著產品或要素市場分割的政府或企業對競爭的某些干預。”②這就從政府與市場的視角使人們進一步思考跨國公司與母國或東道國政府之間的各種博弈關系。

戴維•麥克格魯（DavidMcGrew）的《全球化與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③一書則考察了在主導公眾和學術論爭的所有重大領域中趨向和反對全球化的所有情形：國家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命運、世界經濟的本質、全球治理的角色、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以及政治團體和全球秩序的倫理基礎等問題。關于跨國公司的角色，他指出：“人們都同意，在幾乎實時通信的世界里，公司資本甚至是小筆業務也許都具有選擇上的巨大靈活性。但公司無論大小，其命運依然主要取決于地方和國家的競爭優勢及其經濟環境。甚至在巨大的跨國公司中，競爭優勢也主要是其各自國家的革新體系的產物，而生產和銷售則傾向于強烈的地區性集中，實際上，跨國公司和‘具有國際協作的國家公司’并沒有什么差別，因為它們的總部是其繼續成功和認同的至關重要的基礎。財富500強所列舉的世界大型集團公司，其總部幾乎沒有設立在美國、英聯邦、德國和日本之外的。

因此，公司并沒有統治世界，國家在極大程度上依然是世界經濟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力量。”④例如，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投資的效率主要依賴于美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的質量。美國在海外的經濟活動基本不需要任何軍事力量的支持，而是依靠美國在貿易結構、金融結構、知識結構等領域所具有的優勢。對跨國公司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另外一個視角，就是關于一個國家對跨國公司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涉及該領域的主要是一些案例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羅伯特•吉爾平的《美國的實力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經濟學》（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對美國跨國公司進行了政治經濟學分析。⑤史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Krasner）的《捍衛國家利益：原材料投資與美國的外交政策》（DefendingtheNationalInterest：RawMaterialsinvestmentsandU．S．ForeignPolicy）則是對美國能源政策的分析。⑥例如在2000年的《美國的國家利益》報告中，把“保證全球主要體系（貿易、投資、金融市場和能源供應）的活力和穩定”視為對美國最重要的“生死攸關”（Vital）利益之一。⑦美國等發達國家一直力圖保持在制定新的國際投資規則中的主導權。二戰后美國多次修訂《對外援助法》。歷次法案規定，美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和優惠貸款時，要求受援國與美國簽訂“友好通商與航海條約”或“雙邊投資保證協議”。締結“友好通商與航海條約”，旨在為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經商創造良好的投資氣候，要求發展中國家給美國子公司以“國民待遇”，取消或放寬投資限制，允許美資企業自由匯出資本和利潤，保證在實行國有化等措施時給予“及時和足夠的賠償”等。締結“雙邊投資保證協議”，旨在保證海外美資的法律保護得以切實貫徹實現，為美資提供雙重保證。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又開始致力于同發展中國家談判和簽訂雙邊性“投資保護條約”。新條約模式把注意力集中于有關保護海外投資的若干關鍵性問題，如投資的入境興業手續問題、投資興業的待遇問題（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等）、投資企業的征用問題、資本和利潤向境外轉移匯出問題、投資糾紛處理問題等。⑧

（二）新自由主義

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她在《國家與市場》（StatesandMarkets）一書中提出了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的問題。斯特蘭奇用四個基本結構以及四個從屬結構這種新的模式綜合分析國家與市場的關系，認為“主要適應于為本國市場服務的生產結構，逐漸地、不平衡地而又顯然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適應于為世界市場服務的生產結構所取代。”“許多作者全神貫注于跨國公司的興起，同時謀求找到一個關于這種占支配地位的生產組織機構性質變化的解釋。”①在《全球化與國家的銷蝕》一書中，斯特蘭奇認為跨國公司掌握了生產結構中的三個關鍵因素，即技術、資本和銷售網絡，“意味著跨國企業可以與國家一道對民族和全球經濟發展進程發號施令”②。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學大師羅伯特•基歐漢（RobertO．Keohane）的《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一書中的第三部分“實踐中的霸權與合作”系統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金融、貿易和石油領域中的機制演變，提供了從“國際機制”的角度進行研究的視角。③羅伯特•基歐漢與約瑟夫•奈（JosephS．Nye）1977年合著的《權利與相互依賴》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作之一，④他們擯棄了“國家是唯一行為者”的主張，認為戰后國際社會中國家間（interstate）和跨國（transnational）關系的發展促使人們更加重視對國際層次的諸行為者的研究，重視對超越國界的相互聯系、結盟關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

基歐漢和奈申明其目的是批判現實主義的理論模式，提出新的研究綱領的構想，包含如下核心內容：其一，各社會之間的多渠道聯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間的非正式聯系或對外部門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間的非正式聯系（包括面對面的交流或通過電訊聯系）；跨國組織（如多國銀行或多國公司）等，這些渠道可以概括為國家間聯系、跨政府聯系和跨國聯系。其二，國家間關系的議程包括許多沒有明確或固定等級之分的問題，它意味著軍事安全并非始終是國家間關系的首要問題。其三，當復合相互依賴普遍存在時，一國政府不在本地區內或在某些問題上對他國政府動用武力。作者強調指出，他們所提出的三個基本條件非常符合某些全球經濟和生態相互依賴的狀況，也接近于勾勒出國家之間全部關系的特征；他們并不認為復合相互依賴完全忠實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現實，恰恰相反的是，復合相互依賴與現實主義的觀點一樣，都是理想模式。大多數世界政治的實際情況往往介于這兩個極端之間。不過，復合相互依賴正越來越反映出世界許多地區的現實。新自由主義者認為，跨國公司在與母國和東道國的角逐中無疑占了上風。跨國公司要以世界市場作為其運作的舞臺，以經濟要素的最佳配置為追求目標。因此，它們要竭力超越國界限制，脫離政治控制，這個觀點就反映在羅伯特•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中⑤。威廉•內斯特（WilliamNester）的《國際關系：21世紀的政治與經濟》（InternationalRelations：PoliticsandEconomicsinthe21stCentury）也是一本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他在前言中指出：“國家自身日益弱化，雖然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中心角色仍將繼續，但它越來越多地受到一些強大力量的挑戰，這些力量包括：跨國公司、國際法、國際道德、政府間國際組織、私人國際組織，以及日益稠密的地緣經濟相互依賴或全球化的復雜網絡。”⑥特別需要提出來的是，約瑟夫•A•凱米萊里（JosephA．Camilleri）和吉米•福爾克（JimFalk）的《的終結？日趨“縮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⑦和詹姆斯•德•代元（JamesDerDerian）主編的論文集《國際關系理論批判》提供了對問題的一些新的研究視角。⑧凱米萊里與福爾克合著的《的終結？日趨“縮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一書的第五章指出：“像高壓統治技術一樣，監控技術在國家和國際非國家行為者中廣泛擴散。它們不僅被國家利用，也被商業企業甚至公民個人使用。商業信貸組織可以在世界范圍跟隨公民的遷移、喜好和信貸記錄。銀行、信貸、職業及其他商業機構可以購買同樣的數據庫。廣告機構經常活動于許多國家，它們也可以使用國際數據庫來獲取有關共同體的信息并形成某些見解。大集團為了獲取利潤控制和發展通訊媒體，使它們的活動范圍超出了國家邊界，國家利用通訊媒體來鞏固共同體對其政策的支持，但非國家組織，包括媒體集團，也可以利用它們來重新塑造或破壞國家的現行政策和結構。全球經濟和通訊系統的結合開創了全球互動關系系統，在這一系統內，家只是其他行為者中的一員，國家邊界的重要性日趨削弱。”①

（三）新依附論

新依附論是從戰后“新”理論體系中孕育而來的。依附論者雖然也大量使用“階級”、“剝削”和“社會主義革命”等詞語，但其理論思維不完全與“新”一致，而且只局限于不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②作為現展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依附理論認為現今的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雙重關系：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對政治、經濟、金融和技術的壟斷，進而對發展中國家形成經濟和社會上的擴張和滲透，促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依附；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道路的選擇，即由于依附于發達國家發展本國的經濟，或由于依附于跨國公司而變得落后和貧窮。③依附論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視為“當代帝國主義的細胞”，認為其發展將造成中心國家對邊緣國家剝削和控制關系的進一步深化。該理論認為，由于跨國公司的介入，形成了一種新的依附形式，即所謂的“新依附”。新依附的特征是：（1）工業發展主要依靠出口產業，因為出口能賺取外匯來購買資本貨物。這種依附的第一個結果就是需要保持傳統的出口產業，這在經濟上由于保持落后的生產關系因而限制了國內市場的發展，在政治上就會通過那些頹廢的統治者維持權力。（2）工業發展為國際收支的波動所左右，這往往導致附屬國在國際收支上出現赤字。這主要是因為在高度壟斷化的國際市場上進行貿易，也因為外國利潤的匯出，同時還因為需要依靠外資的援助。（3）工業發展受帝國主義中心國家的技術壟斷所左右。這種基于跨國公司的新依附使得附屬國的生產結構出現如下的狀況：首先，由于需要保護農業或礦業出口結構，從較落后部門榨取剩余價值的比較先進的經濟中心之間就出現了聯系，國內“宗主”中心與國內互相依存的“殖民地”中心之間也出現了聯系。國際范圍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等和聯合的性質在國內精確地重演了。其次，工業與技術結構更緊密地響應跨國公司的利益，而不是響應國內發展的需要。再次，霸權經濟社會中同樣的技術與財富積聚不加多大改動就轉移到大相徑庭的經濟社會中去，造成了生產結構的高度不平等、收入的高度集中、生產設備的開工不足、對于集中于大城市的現有市場的加緊利用。因此，在這種新依附中，如果附屬國內部結構以及與統治國的外部關系不變的話，附屬國與統治國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就不會改變。隨著附屬國的國內和國際結構受跨國公司、國際商品以及資本市場影響性的加強，依附性的結構就會加深，附屬國就仍然處于不發達的狀況。④例如，巴西學者多斯桑托斯（DosSantos）在其《帝國主義與依附》（Imperialismoydependencia）⑤一書中認為，20世紀50—60年代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出現了一種新型的依附模式，其“基本特點是跨國公司從技術—工業統治轉向不發達國家內部市場的工業部門投資。”⑥在技術—工業的依附模式下，依附國的工業發展將受到三方面的限制：第一，依附國的生產體制為跨國公司利益所決定，從而產生一種畸形的生產結構；第二，依附國必須從國外購買機器和材料，必將深深受制于帝國主義中心的技術和金融的控制；第三，由于依附性生產體制造成的高度剝削、限制就業機會并抽走部分國內盈余，將削弱依附國國內的購買力、資本積累力，最終制約其國內市場的發展。⑦帝國主義霸權中心的大資本統治通過在附屬國原料和農產品生產中的投資進行擴張，以滿足霸權中心的消費需求，在附屬國形成面向出口或外向型生產結構，其特點是跨國公司開始在不發達國家與國內市場相聯系的工業部門投資。⑧跨國公司通過直接投資形成對地區的支配，因此在這里我們可以把依附歸結為生產要素即生產力發展的依附。⑨即落后國家在技術、資本、出口等方面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其產業發展和技術進步完全取決于中心地區跨國公司的輻射程度和主觀意愿。

與多斯桑托斯持類似觀點的有阿根廷學者普雷維什（R．Prebisch）。他在其《資本主義：危機與改造》（CapitalismoPeriferico：CrisisyTransforma－cion）一書中認為，當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初級產品與制造品貿易，使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成為一種歷史趨勢。在他看來，世界“經濟星座”中存在著“中心”和“”的格局。“中心”指富裕的發達國家，它們組織起來并主導著國際經濟體系，使其為它們的利益服務。“”指通過初級產品的生產和出口而與“中心”發生聯系的各種各樣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貿易條件不利于發展中國家而有利于發達國家，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事實上起著把收入從吸引到中心的作用。①托馬斯•勞爾森（ThomasD．Lairson）和大衛•斯基德莫爾（DavidSkidmore）在他們合著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為權力與財富的斗爭》（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TheStruggleforPowerandWealth）一書中也涉及類似觀點，例如，如何理解南方和北方國家在對外投資或借貸領域的相對討價還價力量？此書與其他類似的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它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和南北關系、南南合作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同時，對第三世界發展問題的討論也采取了一種既不同于西方正統理論，也不同于激進派學者的獨特視角。他們的觀點和約翰•羅爾克（JohnT．Rourke）有類似之處，即“跨國公司絕大多數是以北方國家為基礎的。最強的500多家跨國公司中，大約有95％以北方國家為母國，僅僅只有少數大公司建立于欠發達國家”②。

二、評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國際政治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其理論體系發軔于三大知識傳統，或者說受到三大意識形態的浸潤，即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新。被肯尼思•湯普森稱為“國際思想之父”的那些偉大思想家，如17世紀的托馬斯•霍布斯、18世紀的亞當•斯密和19世紀的卡爾•馬克思正是這三大知識傳統或意識形態的創始人。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在《美國力量與跨國公司》一書中，把重商主義、自由主義和稱為“政治經濟學的三個概念”③。后來，他又在《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對上述說法加以修正，用“政治經濟學的意識形態”一詞來描述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思想分野，而棄用“理論”或“流派”。“因為每個觀點都蘊涵著一個有關人類社會的總的思想和信仰體系，因而類似于托馬斯•庫恩（ThomasS．Kuhn）所說的范式。”④所謂“總的思想和信仰體系”主要是指深嵌于理論知識體系之中的核心價值觀。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新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三大基本范式（或意識形態），它們在核心假定、價值觀念和經濟政策等方面都是方枘圓鑿、不相通約的。盡管研究者為詮釋政治經濟之間的關系而發展了各種觀點，但這三大意識形態各成體系，各自形成了獨立的話語符號系統，以及影響廣泛的理論成果，“幾乎每個人都會落入這三種競爭性的觀點、意識形態或思想流派之一”。因此，“通過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強弱變化來解讀跨國公司的國際直接是可能的”⑤。

據此，可以把國際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跨國公司理論劃分為三種范式（paradigm），即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新。與自由主義模式強調世界經濟的合作是有益的合作的模式不同，也與強調世界經濟的合作是帝國主義的不等價合作的模式不同。現實主義模式強調的是世界經濟中的民族國家利益，這種模式將民族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目標看成是世界經濟的首要的因素。⑥具體到投資領域，就是國家想方設法扶持本國的大公司和跨國公司。羅伯特•吉爾平曾經指出：“經濟民族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很相似，在過去的幾百年中經歷了數次變革。從重商主義、中央集權下的階級統治論、保護主義、德國歷史學派直至今天的新保護主義等，其名稱在不斷改變著。”⑦他在自己所著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書中指出：“我逐漸地得出了幾條一般性的結論：跨國公司的確反映了美國的經濟擴張主義，因而它不可能脫離美國外交政策的大目標。”⑧因此，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擴張不僅有利于美國的經濟利益，而且服務于美國的戰略。首先，跨國公司的行為有利于創造一個自由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有利于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念。其次，跨國石油巨頭在中東以及其他產油國的開發和經營保障了美國以及西方世界的能源供應。再次，跨國公司的高額利潤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美國的貿易赤字，維持了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吉爾平在結論中寫道：“跨國公司與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的核優勢一道，共同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全球霸權的基礎。”⑨與上述現實主義模式不同，新自由主義的模式認為：在國際關系中，經濟關系是影響政治關系和外交關系諸多關系的重要因素。國際關系的產生和發展逐漸開始建立在經濟關系的基礎之上，國際關系的演變內容經常表現為以經濟為中心，而國際關系的變革同樣以經濟關系的變革為基礎。在當今時代，經濟優先已成為各國的選擇，經濟因素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廣泛而深刻，主要表現為：第一，經濟領域的競爭日益成為國際關系中的主旋律；第二，經濟利益的追逐成為國際關系發展的強大動力；第三，經濟手段的運用成為協調國際關系的重要途徑；第四，經濟安全成為國際關系中的新課題。因為經濟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基礎性作用，跨國公司才得以在國際關系中發揮重大作用。

新的依附理論模式（thedependenciamodel）從一開始就著眼于政治與經濟的互動。對世界市場的總體性研究是從生產關系的角度切入的，新的依附理論模式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國際范圍的再生產，這一點與商品輸出和貨幣資本輸出有明顯不同。后者雖是資本輸出，也體現一定的國際生產關系，但不會直接輸出生產關系。當對外直接投資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進行時，由于不存在所有制形式的差別，投資國產業資本的跨國界擴張與東道國經濟能夠自由融合，不存在制度上的兼容問題。當對外直接投資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進行時，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會成為促進宗法或封建社會制度逐步瓦解的催化劑，相對商品輸出或貨幣資本的輸出來說，能更有效地推動社會經濟形態的轉化。①美國歷史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比較和吸收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思想的基礎上，將近代以來的世界體系劃分為世界性帝國和世界性經濟兩大類，認為世界體系理論對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歷史研究有助于理解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進程。跨國公司理論中的依附論（dependencytheory）視角是對世界體系理論的擴展和延伸，認為某些國家的經濟取決于它們所從屬的另外一些經濟的發展與擴張。兩個或兩個以上經濟社會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在有些國家（統治國）只能以此作為擴張的反映時，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跨國公司在依附論中是一個難以回避的話題，正是由于跨國公司組織體系的擴張才形成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強權地位。②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戰后殖民體系日趨瓦解，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海外利益，迫切需要通過以上的跨國壟斷組織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保持原有的銷售市場、原料基地和投資場所，從而繼續控制和剝削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從發展中國家方面來說，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這些國家獲得政治獨立以后，一般都缺乏發展民族經濟的必要資金，這使得它們的貧困程度和對北方國家的依賴有增無減。但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消極作用是非常明顯的，諸如掠奪燃料和原材料，推銷陳舊設備，造成經濟結構畸形發展，打擊甚至擠垮民族工業，促使外貿條件惡化，進行重利盤剝，導致人才外流以及擴大兩極分等。例如，197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為37．49億美元，但從發展中國家獲得的利潤卻高達127億多美元。發展中國家在跨國公司的全球剝削活動中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有時，一些跨國公司為了攫取高額利潤和維護其在某些國家的特殊權益，恣意干預這些國家的內外政策，甚至不擇手段搞政治顛覆和軍事。③

第2篇：國際政治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 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機制 利益群體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8)2-0095-05

從政治學到經濟學：IPE轉型的背景思考

國際政治經濟學誕生之初，有著明顯的政治學背景。按照海倫?米爾納的總結，20世紀60―70年代誕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為的是向傳統國際關系研究提出挑戰[2]。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在兩方面做出了貢獻：

首先，提出了經濟問題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性。區別于傳統政治學所主張的、權力政治的核心是軍事的觀點，基歐漢和奈認為，在相互依存的國際環境下，軍事力量并不總是被當作一個國家反對另一個國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權力的來源問題。金德爾伯格和吉爾平的霸權穩定論[4]認為，70年代世界經濟的蕭條與美國霸權的衰退有關，這一分析為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轉化搭建了渠道；而蘇珊?斯特蘭奇的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5]，則建立權力結構模型，進一步探討經濟要素與權力要素之間的聯系。此外，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分析世界機制與權力的關系，如依附理論提出“中心”與“邊緣”的概念，分析資本主義體系“不等價交換”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6]；還有學者從國際機制的角度，分析跨國公司及區域制度如何對民族國家施加重要影響[7]。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把經濟要素作為分析變量引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經濟的關聯性。但是，無論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論、依附論或權力結構論，都以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對立為前提，學者們重視的是政治和經濟之間此消彼長的轉換關系，而缺少對政治和經濟互動關系的研究。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經濟視角，在這一階段開始有所體現。這一視角側重國際力量(主要是國際經濟力量)與國內政治的相互關系。這一視角認為，國際經濟環境是國家政策變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國際經濟制度對國內政治存在著重要影響。早在1972年，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就在《跨國關系和世界政治藝術》中指出了跨國關系和跨國行為體對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贊斯坦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8]中，把國際力量和國內政治結構結合起來。卡贊斯坦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他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奠定了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9]

不過，70年代開始出現的轉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漸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經濟學的慣性力量，作為國際關系學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幾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羅伯特?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便是以IR的三個研究范式――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為IPE分類。盡管這一分類方法使得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系學的研究順利接軌，但同時也限制了學者們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則在于，整個七八十年代，國際環境的現實并沒有發生巨大變化。蘇聯的解體和全球化浪潮的興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蘇聯的解體，使得傳統的權力政治學、霸權穩定論逐漸失去了意義，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論的解釋力日漸蒼白。

國際體系的經濟權力分布、國際機制對國際環境的挑戰，要求政治學者們必須傾注更多的精力關注經濟領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IPE逐漸擺脫IR研究視角的束縛，而開始走上自身發展的路徑。

9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

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際關系現實對IPE最直接的挑戰，就是國際經濟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全球化產生了國際關系領域的開放經濟政治(OEP)問題，除了發達國家通過國際機制進一步確保全球統一的開放市場之外，游離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提出了加入這一體系的要求。而研究開放經濟政治，必須了解國內集團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質利益(偏好)，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機制所加強的。這一問題涉及到兩個研究方向：首先是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的互動；其次是制度與利益的互動。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發生的轉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經濟學理論，研究不同行為主體的經濟利益如何影響其政策選擇。這一時期的IPE研究，可以通過多種分類方法來概括。除了麗薩?馬丁所提出的立體2x2框架之外，海倫?米爾納從研究議題的角度對IPE的成果進行了歸類[11]，同樣擺脫了早期單純研究政治與經濟相互轉換關系的窠臼，體現出IPE學者從政治與經濟、國內與國際互動的角度進行思考。因此，如果對90年代以來的IPE理論進行作簡單分類的話，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經濟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內因研究(國內政治制度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以及內外結合研究(國際和國內行為的政策選擇)這三類。

1.外力研究――全球經濟的國內政治后果

90年代以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國際層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學視角影響下的早期IPE學者們，按照體系論把國際和國內分為兩個層次，國際層次孤立于國內層次之外，并被視作后者的結果。而在經濟學視角影響下的IPE學者們，把國際經濟體系看成國內政治變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總的來說，外力對國內政治的影響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為兩個方向。一類把國際市場一體化視作獨立力量。國際市場一體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務貿易、生產的多國化以及金融資本流動”[9]，按照蘇珊?斯特蘭奇的分析，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是權力的來源，全球化的這三個特征正好具備權力轉換的要素。在這一思路下，羅戈斯基提出國際貿易的變化影響國內政治聯盟與分裂的假說[10]。他通過斯托珀-薩繆爾森模型分析指出，擴大貿易開放會增加國內豐富要素持有者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當國際貿易收縮時，獲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長正好相反[11]。具體而言，國際貿易與國內政治聯盟的關系是：一個國家的某種(或某幾種)資源如果多于其他國家，就具有競爭優勢，擴大的國際貿易能使該資源的擁有者獲利較多，他們在政治上組織起來支持自由貿易；反之，掌握該資源的政治力量會傾向于貿易保護。

第二個方向是研究國際規則和條例的制度性力量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國際規則通常被定義為“一系列用來界定權力和義務的行為標準”[12]。90年代中后期開始加強的全球化，使得國際組織、跨國企業等跨國行為體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編的《跨國關系找回來》[13]一書，正是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歐漢和海倫?米爾納主編的《國際化與國內政治》一書則提出，國際力量通過“創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4]這三種途徑影響國內政治。

2.內因研究――國內利益群體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

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因襲古勒維奇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與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內因的時候，學者們同樣從聯系價格和國內制度兩方面探討國內利益群體[15]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國際經濟一體化改變了國內政治行為體和社會行為體的機會成本，這些理性的國內行為體在全球經濟條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聯盟，從而影響了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選擇。

由內而外的思路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國內力量對國際力量存在“過濾”作用，而包括利益群體、國內政治結構等在內的中介環節是重要因素[16]；②國內力量的作用條件在于國內制度的變革。制度因素能減少或增加國際力量的影響力[17]，強政府-弱社會的國家與弱政府-強社會的國家可能接受國際力量影響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國內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變社會行為體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機構、執政黨、官僚或立法機構都是IPE學者關注的行為體。特定的對外經濟政策，總是使不同的國內行為體遭受不同程度的損益。行為體基于利益而重新結盟，改變或影響政策選擇，對國家政治產生重要的影響。

3.內外結合的研究思路――國際國內行為體的政策選擇

除了上述由外而內和由內而外的兩種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還出現了第三種思路：從國內力量和國外力量的互動入手，分析內外結合的交互影響。不過，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顯著進展的，只有普特南的雙層博弈理論[20]。

普特南建立了一個以國家談判者為核心，以獲勝集合為主要概念的理論框架。他認為，在國際談判的同時，國內層面也在進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決定了國內支持程度――國內層次上支持者的權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聯盟；國內政治制度；國際層次談判者的戰略。因此，國際經濟是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時與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兩股力量進行博弈的結果。總的來說，雙層博弈理論初步確立了國內與國際交互聯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國際合作的國內政治經濟基礎思想。不過，這一理論所提供的只是簡單的分析，與貿易、經濟聯盟等IPE理論之間也缺乏直接可轉換的橋梁。

對IPE理論轉型的幾點評價

理論總是希望對現實世界的現象做出解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學者們從不同的路徑去解釋國際現象。90年代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發展，促使IPE發生了從政治學視角到經濟學視角的巨大轉型。國際化所導致的學術領域研究視角的轉型，具有深遠的意義。

首先，確立了研究范式的獨立地位。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個相對年輕的研究領域。盡管在20世紀70年代IPE已經被確認為一個學科，但因為脫胎于國際關系學，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都繼承自國際關系學領域。自從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引入中國之后，中國的IPE學者也以此確立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框架[21]。盡管這一框架具有簡潔、實用的特色，而且與IR一脈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這一框架使得許多IPE的研究成果無法納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維奇的“顛倒的第二種設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維奇的理論被歸類入“”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維奇提出了行為體的“物質利益”概念。

從90年代開始，有關經濟利益、貿易政策的研究越來越多地出現在IPE理論中。IPE學者認識到，必須更關注經濟領域；而經濟學者也發現，研究經濟政策必須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領域，取得了相對獨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邊界。學者們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議題也都屬于國際關系領域。海倫?米爾納歸納當時的IPE課題為[23]：①國家權力機關對經濟工具的使用(相對于軍事手段)；②霸權穩定和美國的衰落；③國內政治的角色；④依存與發展理論；⑤國際機制的重要性。而隨著90年代IPE的轉型，學術研究的邊界不斷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個和第二個課題的研究熱情逐漸衰退，第三個課題被拓展為“政治因素與經濟發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國際機制則逐漸成為最重要的IPE研究內容之一。盡管對一些學者來說，早期的五個議題依舊具有長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熱點，事實上已經拓展為分析國際與國內層面的制度利益，這就為形成新的政治經濟理論范式打下了基礎。

第三，需要進一步為打破研究壁壘而努力。不過，總的來說，盡管90年代以來的IPE轉型無論從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內容上都出現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簡潔的研究框架指導的情況下，IPE的研究出現了多個“理論孤島”。經濟學家用政治學例子來驗證自己的理論，政治學家用經濟學模型來分析行為體利益，斯托珀-薩繆爾森模型和李嘉圖-維納模型之間的爭論便在此例。前者認為要素是可流動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動，兩種不同的模型預測了不同的聯盟模式和貿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來IPE理論轉型所帶來的思考是，如何打破這些理論孤島，為將不同研究路徑的理論連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加強國際與國際層面互動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與制度分析之間的壁壘，而使之出現可溝通的橋梁。

注釋：

[1]蘇長和.跨國關系與國內政治：導讀//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羅伯特?基歐漢.權力與相互依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

[5]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第二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轉引自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結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書中考察了跨國性規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利益集團對國內結構變遷的重要意義，并指出了跨國行為體影響國家政策的兩個中間變量――國內結構和國際制度。國內結構決定了跨國行為體參與政治系統并且組建政治聯盟來改變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國際制度的力量則受到雙邊協議、多邊機制以及國際組織的約束。見：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歐漢和米爾納通過對工業化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比較分析，考察了國際貿易和流動國際資本市場的擴張所形成的跨國經濟力量。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結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約翰?魯杰就提出，被體系理論所忽略的國內社會力量是研究國際經濟秩序變遷時不可忽視的變量。見：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發現，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完全取決于美國國內兩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國務院和美聯儲為代表的國際主義勢力及其背后的華爾街大金融集團和出口產業，另一股是以商務部和國會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勢力及其背后遭到國際競爭威脅的制造業。前者要求擴大國際參與，承擔國際責任；后者要求國內利益有限，堅持孤立主義。見：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魯?考太爾和詹姆斯?戴維斯沿襲古勒維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環節的分析方法，分析國內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確立國際力量的影響。他們所引入的中介環節包括行為體對國際制度的信仰、行為體的利益、國內政治結構等。見：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這些學者把總統制、議會制等比較政治學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對外經濟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萊博朗(Leblang)對匯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這種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羅納德?羅戈斯基.國際經濟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分析性綜述//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認為，在國家層次上，國內集團為了促使政府采納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對政府施壓以尋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則通過在這些集團中建立聯盟以保證權力。在國際層次上，一國政府會最大化自身滿足國內壓力的能力，同時最小化對外國發展的不利影響。只要國家是相互依賴并且是的，中央政策決策者就不能忽視這兩個層次博弈中的任何一個。見：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21]吉爾平從IR的研究范式出發，概括的IPE三種研究范式――以霸權穩定論為代表的現實主義、以相互以來理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以依附論為代表的――至今仍是國內政治經濟學教材的經典分類。

第3篇：國際政治經濟學范文

政治經濟學（財）試題

課程代碼：00009

請考生按規定用筆將所有試題的答案涂、寫在答題紙上。

選擇題部分

注意事項：

1. 答題前，考生務必將自己的考試課程名稱、姓名、準考證號用黑色字跡的簽字筆或鋼筆填寫在答題紙規定的位置上。

2. 每小題選出答案后，用2B鉛筆把答題紙上對應題目的答案標號涂黑。如需改動，用橡皮擦干凈后，再選涂其他答案標號。不能答在試題卷上。

一、單項選擇題(本大題共30小題，每小題1分，共30分)

在每小題列出的四個備選項中只有一個是符合題目要求的，請將其選出并將“答題紙”的相應代碼涂黑。錯涂、多涂或未涂均無分。

1．在經濟學說，第一次把經濟理論的考察從流通領域轉移到生產領域的是

A．重商主義學說

B．古典政治經濟學

C．庸俗政治經濟學

D．政治經濟學

2．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根本方法是

A．系統方法

B．數學方法

C．唯物辯證法

D．歸納和演繹法

3．社會經濟制度變革的最基本、最深刻的動力是

A．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

B．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

C．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矛盾

D．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矛盾

4．構成社會財富物質內容的是

A．價值

B．使用價值

C．交換價值

D．剩余價值

5．簡單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是

A．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矛盾

B．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的矛盾

C．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矛盾

D．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

6．債務人向債權人開出的定期付款的保證書是

A．期票

B．匯票

C．支票

D．債券

7．解決資本總公式矛盾的關鍵在于說明剩余價值是在

A．生產領域產生的，但離不開流通領域

B．流通領域產生的，但離不開生產領域

C．流通領域產生的，與生產領域無關

D．生產領域產生的，與流通領域無關

8．假定資本家投入1000萬元的資本，其中不變資本800萬元(假定不變資本一次轉移)，可變資本200萬元。雇傭勞動者生產出來的商品價值為1400萬元，那么剩余價值率是

A．50％

B．100％

C．150％

D．200％

9．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是

A．個別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結果

B．社會勞動生產率普遍提高的結果

C．工作日不變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的結果

D．延長工作日增加剩余勞動時間的結果

10．資本有機構成是指

A．反映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比例關系的資本技術構成

B．反映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比例關系的資本價值構成

C．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并反映其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

D．由資本價值構成決定并反映其變化的資本技術構成

11．在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資本集中的直接后果是

A．導致社會資本總額急劇增大

B．導致個別資本規模迅速擴大

C．導致資本有機構成下降

D．導致可變資本數量上升

12．考察資本循環要以

A．借貸資本為對象

B．商業資本為對象

C．產業資本為對象

D．生息資本為對象

13．固定資本在有效使用期內，由于生產技術進步所引起的資本價值貶值，被稱為

A．物質磨損

B．精神磨損

C．固定資本折舊

D．固定資本更新

14．年剩余價值率的公式是

A．M′=m／c

B．M′=m／v

C．M′=M／v

D．M′=m／(c+v)

15．公式I(v+v+m／x)=II(c+c)是

A．社會資本簡單再生產的基本實現條件

B．社會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基本實現條件

C．社會資本簡單再生產的前提條件

D．社會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條件

16．平均利潤率形成后，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獲得的平均利潤量

A．等于本部門創造的剩余價值

B．大于本部門創造的剩余價值

C．小于本部門創造的剩余價值

D．與本部門創造的剩余價值無關

17．壟斷組織在購買生產資料時規定的價格是

A．壟斷高價

B．壟斷低價

C．自由價格

D．保護價格

18．公有制反映的是

A．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

B．財產的組織制度

C．資本的組織形式

D．資產的經營方式

19．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個人收入分配中屬于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是

A．按勞分配

B．個體勞動收入

C．福利性分配

D．按資金分配

20．作為現代企業制度基本特征的產權清晰是指明確界定

A．出資人的財產所有權與企業的法人財產權

B．出資人的財產經營權與企業的法人財產權

C．出資人的財產所有權與企業的法人經營權

D．出資人的財產經營權與企業的法人經營權

21．規范市場客體的規則屬于

A．市場進出規則

B．市場競爭規則

C．市場交易規則

D．市場兼并規則

22．與集約型經濟增長內容基本一致的是

A．粗放型經濟增長

B．外延型經濟增長

C．內涵型經濟增長

D．數量型經濟增長

23．下列產業中，消耗資源較少的是

A．建筑業

B．新興服務業

C．裝備制造業

D．加工工業

24．一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實質上反映

A．國家創新能力的強弱

B．物質資源消耗的多少

C．市場份額占有的大小

D．環境保護狀況的優劣

25．企業分配給職工的工資屬于

A．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B．國民收入的再分配

C．國民收入中的積累基金

D．國民收入中的社會后備基金

26．社會保險的三大法定保險是

A．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

B．養老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

C．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

D．生育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

27．產業資本國際化的主要形式是

A．國際貿易

B．國際金融

C．對外直接投資

D．國際間接融資

28．經濟全球化的基礎是

A．國際水平分工

B．國際垂直分工

C．工業國和農業國的分工

D．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分工

29．世界貿易組織是

A．聯合國的組成機構

B．區域性的國際貿易組織

C．多邊性的國際貿易組織

D．雙邊性的國際貿易組織

30．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格局是

A．以質取勝、科技興貿

B．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C．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

D．“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

二、多項選擇題(本大題共10小題，每小題2分，共20分)

在每小題列出的五個備選項中至少有兩個是符合題目要求的，請將其選出并將“答題紙”的相應代碼涂黑。錯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無分。

31．作為自然經濟對立物的商品經濟

A．以自然分工為基礎

B．以社會分工為基礎

C．以市場交換為目的

D．產生于原始社會末期

E．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總和

32．按主體的不同，信用可分為

A．商業信用

B．銀行信用

C．企業信用

D．國家信用

E．消費信用

33．根據資本不同部分在價值增殖過程中的不同作用，資本可區分為

A．不變資本

B．固定資本

C．可變資本

D．流通資本

E．流動資本

34．產業資本循環中的貨幣資本是

A．產業資本運動中采取的一種職能形式

B．資本家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資本

C．為生產剩余價值作準備的資本

D．商品資本的組成部分

E．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

35．平均利潤率形成以后

A．各部門的利潤率趨向平均化

B．各部門內部各個企業的利潤率完全相等

C．各部門商品的價值和它們的生產價格完全一致

D．各部門的剩余價值與平均利潤不一定完全一致

E．各部門投入的等量資本會獲得等量利潤

36．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運用財政政策進行調節的手段有

A．稅種

B．稅率

C．政府支出

D．利息率

E．貨幣供應量

37．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是

A．個體經濟

B．私營經濟

C．外資經濟

D．集體經濟

E．股份合作制經濟

38．理順分配關系和調節收入分配要求

A．提高城鄉低收入居民的基本收入

B．調控不合理、不公平的高收入

C．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D．打擊非法收入、規范灰色收入

E．允許兩級分化

39．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內容包括

A．社會保險

B．社會福利

C．社會救助

D．社會優撫

E．社會資助

40．屬于非關稅貿易措施的有

A．進口配額限制

B．“自愿”出口限制

C．行政手段限制進口

D．制定環保標準限制進口

E．制定技術標準限制進口

非選擇題部分

注意事項：

用黑色字跡的簽字筆或鋼筆將答案寫在答題紙上，不能答在試題卷上。

三、簡答題(本大題共5小題，每小題6分，共30分)

41．簡述經濟規律的特點。

42．簡述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決定。

43．簡述影響利潤率的主要因素。

44．簡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

45．簡述“走出去”戰略的主要內容。

四、論述題(本大題共3小題，請任選2小題作答，全部作答只按前2小題評分。

每小題10分，共20分)

46．試述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區別。

第4篇：國際政治經濟學范文

所謂“正統經濟學家”，其實是那些真正接受了系統的西方經濟學訓練，對西方經濟學有著透徹了解的學者，而主流經濟學者，則是在中國左右著經濟輿論，在中國影響力最大的一群人。“正統經濟學家”，往往將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稱為“寵物經濟學家”，周洛華甚至發出了“經濟學家是我的敵人”這樣的聲音，而對于那些主流經濟學家的學識，正統經濟學家更是嗤之以鼻。

中國之所以出現“正統”與“主流”之爭，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中國這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其實都不是真正的科班出身。這些人在讀大學時，基本上學習的都是馬克思經濟學，后來才轉行研究西方經濟學，基礎很差。而成名之后的他們更是忙于演講走穴、到處擔任獨立董事，基本上就沒時間進行學術研究了。因此很多人幾十年都在說著同樣的話，比如有的一直強調“企業家精神”，有的只要接受采訪就是“談比較優勢或談市場”。其實并非這些人看重這些，而是因為他們只懂這些，你想讓他們談出些新鮮的東西，他們根本就不懂，因此才不斷地重復著這些陳詞老調。

經濟學是分很多流派的，而且很多流派其實都是20世紀80年代后誕生的。如果只懂一點，或是只懂一個流派，或是一個流派都不懂，而只懂經濟學教科書上那點皮毛之論，那根本就不能稱為經濟學家。

其次，中國學術界，仍然沒有市場化。基本上還是按資排輩，教授在不同高校間的流動性很小，大學之外有才華的人更是很難進入大學，這些都導致了很多人才不能脫穎而出。

其實經濟學也并非很難的學問，即使先天不足，如果后天刻苦，照樣可以取得重大成就。但是中國的經濟學家生不逢時，很多流行但是毫無用處的理論占用了中國經濟學家很多的時間。中國經濟學研究有三門學問對中國影響最大，一門是“博弈論”。博弈論在前幾年提的非常多，但是這種東西更接近數學，對經濟學來說，更多是理論意義，實踐意義不大。而自從博弈論興起后，中國一大批學者開始學習博弈論這種用處不大的學問，從而耽誤了年華。

另外一門學問是“新制度經濟學”。這門學問其實用處也不大，也屬于微觀經濟學，其實微觀經濟學的用武之地一般要遠遠小于宏觀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興起后，中國一大批學者開始蜂擁著研究新制度經濟學。而學者的精力是有限的，研究了這一門學問，就很難再有時間研究其他學問。而研究新制度經濟學的學者基本上很難出成就了。

第5篇：國際政治經濟學范文

    論文摘要:文章從制度經濟學角度分析我國非正規金融,非正規金融歷來是理論界關注的熱點問題,根據諾斯和托馬斯的雙層制度安排假說,我國的正規金融體系是基礎性的制度安排,但在改革開放后,這種制度供給已經不能滿足私營企業和社會居民的制度需求,使得制度供求處于不均衡狀態。我國的非正規金融正是以中小企業和社會居 民為主體,進行制度創新的結果。

    1 問題的提出

    對我國的非正規金融產生與興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獻大都從以下兩個方向展開:一條思路是沿著麥金農的非正規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觀點進行拓展,如史晉川(1997)、張軍(1998)等的研究;另一條思路是沿著 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貸配給均衡的框架進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認為,信貸活動中的信息不對稱是非正規金融產生和廣泛的根本原因,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角。應當說,這兩種觀點都可以用來解釋我國的非正規金融的起源問題,但他們都無法解釋非正規金融為什么會在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后逐步壯大興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產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國的金融抑制尤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銀行信貸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不會因改革而有所改變;最后,在我國這樣一個具有“二重結構”的國家里,中央政府的強大控制力也不會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規金融為什么會屢禁不止。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都沒有很好的解釋我國非正規金融的產生問題。

    根據諾斯和托馬斯的雙層制度安排假說,制度安排可分為基礎性制度安排和次級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當制度供給主體,通過引入法律、法規、政令等手段加以實施。基礎性制度安排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和滯后性。

    后者是個人或個人團體在獲利機會誘導下自發倡導實施的,多表現為私人間的契約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漸進改革進程中。次級制度安排大體上是對現存基礎性制度安排的彌補和修正,在某些范疇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離,從而導致對基礎性制度安排進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級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礎性制度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矛盾。作者認為,非正規金融是我國經濟制度轉軌過程,因正規金融制度供給滯后于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對制度服務的需求,由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在正規金融制度邊際進行非正式制度創新的結果。因此只有從我國的經濟制度變遷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規金融產生的原因,正確把握非正規金融的發展趨勢。

    2 非正規金融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2.1 制度環境變遷:非正規金融的產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環境是指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與分配基礎的政治、社會和法律的基本規則。從邏輯上講,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變化可能會使制度環境發生變遷,并導致利用現存的外部利潤機會獲利成為可能,那么與制度環境相關的制度安排就會處于非均衡狀態,不得不做出一些調整或在其邊界進行制度創新。

    在經濟體制改革以前,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制度選擇從功能上使得金融實際上成了政府財政的一部分。社會資金大都通過財政手段進行分配,銀行的作用只是充當政府的“出納”,金融對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階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 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的貨幣化水平低,人們 在解決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幾乎沒有多少貨幣剩余。因此,雖然我國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這種制度環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給與制度需求是相適應的,整個金融制度處于均衡狀態,非正規金融根本沒有任何的生存空間。

    1979年以后,我國開始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所有制結構和經濟資源分配方式的不協調。我國的私營企業不斷的發展壯大,對經濟資源的需求不斷擴大,但在金融資源分配方面,為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 有經濟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國正規金融機構的首要任務,對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無暇顧及,個私企業從正規金融部門融資變得十分困難。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當正規金融的進人變得更昂貴時,中小企業必然會尋找新的金融服務機會、形成相應的規則和約束并使之合理化,即從非正規金融部門籌集資金。

    其次,國家對經濟活動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變。在經濟體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經濟資源上的絕對的控制權,對經濟活動進行嚴格的管制。與此相適應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給方面長期居于壟斷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許的任何制度創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將其他個人或團體排除在制度創新的空間之外。改革開放以后,政府逐漸放松了對經濟活動的管制,將一部分經濟資源的控制權從政府手中轉移到私人部門,為權利主體的多元化創造了條件。

    最后,經濟運行的貨幣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開放后,收入的貨幣化分配逐漸取代了傳統經濟制度下的實物分配,我國居民在滿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積累了大量的剩余貨幣。為使其貨幣資產保值增值,社會居民或組織在運用其貨幣資產時要兼顧安全性、流動性與收益性建立在地緣基礎上的非正規金融正好可以滿足這種要求,因此,數量巨大的民間資本所有者受利益驅動而成為非正規金融的供給者或中介人,將小規模的短期儲蓄集中起來,為各種類型的非公有制企業提供資金供給,促進貨幣或資本向投資轉化,對正規金融產生“擠出”效應。

    2.2 正規金融制度變遷:非正規金 融產生的制度供給因素分析

    雖然在我國社會、經濟制度環境變遷中成長起來的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對金融制度服務產生強烈的需求,但在我國,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只是正規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國的正規金融制度變遷是強制性制度變遷,即它是由政府通過法令等手段進行的,政府在制度選擇與制度變革中處于主動地位,是正規金融制度的決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體的地位不同,兩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發點也不盡相同,對于作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來說,只要現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凈效益不是可供選擇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個,就會使其產生對新的制度服務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潛在供給,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給不能滿足需求而處于非均衡狀態。作為制度供給者的政府,其制度變遷的供給雖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礎之上,但所依據的不是制度的個別凈效益,而是制度的社會成本和社會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給中存在個人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差異,因此在現實生活中,因制度變遷的供給不足而導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種常見的現象。這一點在我國的正規金融制度變遷的歷史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改革開放后,國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種金融資產的形式,經過銀行完成由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原有的“大財政、小銀行”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家利用財政手段支持國有經濟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這使得國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變遷過程中必然要加強對正規金融機構的控制,通過國有金融系統對金融活動壟斷,從居民儲蓄中獲得大量的資金剩余,為公有制經濟發展籌集所需資金,對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視政策,盡量少地滿足其融資需求。由此可見,政府作為金融制度的供給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識形態的影響,在進行金融制度安排時并不一定以國民財富最大化為目標,必然會導致制度供給結構扭曲。即使政府能夠克服以上影響,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會科學知識的局限性以及設計、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復雜性 ,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給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場經濟的經驗,對變革的金融制度供給采取“摸著石頭過河”方式逐步進行的,對正規金融制度的強制性變遷存在著認識和組織、發明或引進 、菜單選擇、啟動時間等四重時滯,因此這種強制性的金融制度變遷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場的需求 。

    在金融制度變遷中,即使政府放松對正規金融機構的控制,金融行業的經營特點也會造成金融服務的供給不足。首先,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正規金融機構逐步成為自負盈虧的經營實體,安全性 、流動性和收益性兼顧成為其經營目標。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市場化原則對貸款行為進行規范,信貸標準日趨嚴格。而民營中小企業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比大企業要高得多。正規金融部門對中小企業群體自然會抑制其貸款沖動。另外,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具有“時間急、頻率高、額度小”的特點,正規金融部門貸款手續繁雜,不能及時滿足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同時“頻率高、額度小”的資金需求也提高了銀行提供單位貸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對正規金融機構的控制以及正規金融機構的經營特點,使得我國的銀行信貸分配存在嚴重的不平等現象。據資料顯示,在我國整非國有經濟部門從國家銀行系統中獲得的貸款不足銀行貸款的 20%,有組織的銀行系統中 80%多的信貸都被分配給了國有經濟部門。而在直接投融資中,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被定位于為國有企業改革服務,在股票發行中,有限的額度基本都被分配給國有企業,迄今為止,股票市場中,上市的民營企業不足 10%,通過發行股票籌資的比重則更低。

    3 結 語

    總之,在我國經濟制度發生巨大變革的社會背景下,制度環境的變遷不僅生產出對非正規金融有著強烈需求的中小企業,也生產出擁有大量貨幣剩余的私人部門和允許多樣化權利主體進行制度創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規金融制度的供給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著現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間,因而孕育著巨大的制度變遷收益。為了爭取現有制度安排下不能獲得的外部利潤,他們必然會在現有制度的邊際進行金融制度創新,導致我國非正規金融最終得以產生,發展和壯大。由此可見,我 國的非正規金融具有 內生性 ,因此對非正規金融不能采取簡單的取締態度,必須通過立法途徑引導非正規金融合法化,正規化,推動我國的經濟發展。聯系到我國經濟發展面臨世界性金融危機沖擊的現實,政府更應當充分發揮非正規金融的優勢,促進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

第6篇：國際政治經濟學范文

西方國家市場制度的建立與演進，本身是在市場化的過程中進行的，市場本身推進著市場制度的調整與演進，也就是說，其市場制度所依據的立憲層面的規則，就是市場本身。而非市場國家的市場化過程，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個其市場化改革依據什么規則來進行的問題，這就是市場化過程中的立憲選擇.既然存在著對于進行市場化改革所依據的規則的立憲選擇，那么，就有可能選擇一個不同于標準市場化國家的立憲規則來進行市場化改革。在市場化的改革過程中，改革過程所依據的規則這一立憲層次的選擇，規定著改革所推行的市場的具體功能。非市場化國家在進行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如果進行改革所依據的規則不同于標準化市場制度的話，那么所實施的市場制度其功能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呢？

市場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其最為基本的特征在于，價格將發揮顯示機制與分配機制的作用，各方之間的利益沖突由此將在一個不確定的平臺上進行，行為主體獨立地承受成本和收益。這些也構成了市場的基本功能。不過，市場的這些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并不是絕對地獨立存在的，并不是說一旦推進市場制度，市場的這些基本功能就將完整地自行發揮出來。市場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并不是只有一種標準模式，而是可能被修正的。市場不是一個自然的概念，而是一個雖非人可設計但卻是人之行動的產物的概念。市場當然是可以由人的行為而發生變化的，并不存在一個天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市場。不能龐統地使用市場這一概念。要認識到市場是經由我們的行為而形成的，因而，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所實施的市場化改革，總會給所推行的市場帶上特有的色彩。市場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本身是受到選擇市場的各行為主體之間的力量對比決定的，市場功能的具體發揮，受到各行為主體力量格局的規定。更進一步的，市場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其所依據的立憲規則，實際上規定著市場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最終可能發揮的具體功能。

本文以中國證券市場的建立與發展作為案例，來考察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的立憲選擇是如何影響市場功能的具體實現與運行。中國證券市場是依據計劃規則而建立并運作的，因而，其功能的具體實施要受到這一立憲選擇的規定。本文從市場風險的控制、市場中的產品、市場與機構這幾方面對中國證券市場功能的具體實施情形進行具體的討論，闡述在立憲層面選擇不同于標準市場制度的情形下，市場功能所可能發生的差異。這里的追問當然表明，如果當初在建設證券市場時，依據的是一個不同的立憲規則，那么，中國證券市場的建設與發展、中國證券市場的功能發揮，將會有不同的情形。但是，這樣的假設是沒有意義的，這一討論的目的只在于對中國證券市場能夠有一個更為深入和準確的考察，能夠對中國證券市場的演進有一個更為前瞻性的理解。而且，非市場國家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就是應當依據自己國家的特點，進行有自身特色的市場化制度建設，只有這樣，市場這一制度才可能不斷擴展，不斷豐富。市場制度只有在融合中才能擴展。

之所以以中國證券市場作為案例基礎，在于中國證券市場的建立，真正體現了市場化改革所要帶來的根本性影響。中國證券市場的建設與演進，無疑是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具有關鍵意義的事件。在這之前的市場化改革，實際上沒有從根本上觸動原有的資源配置。如果掌管經濟乃至整個社會命脈的金融沒有實質性市場化改革，那么，整個社會資源的分配，還將依然處于集中性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說，在建立證券市場之前，中國市場化改革為市場這一制度安排所提供的空間，是有限定的，市場功能的具體實施，是受到規定的。這樣的規定是通過政府對于金融的控制而實現的。原先市場化改革中市場功能的受限定，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國家對于金融領域的管制來貫徹的。因而，證券市場建立之前的市場，不足于作為考察立憲選擇對于市場功能影響的案例基礎。證券市場的建立，意味著政府必須具備駕馭市場所實際發揮的具體功能的能力，才能保證市場所發揮的實際功能與立憲層面的選擇相適應。在建立證券市場之前，政府可以通過控制金融而控制市場功能的具體發揮，而隨著證券市場的建立，政府則必須直接地介入市場，才能夠規定市場功能的具體發揮。所以，中國證券市場無疑提供了考察立憲層面選擇影響市場功能差異的案例基礎。也只有立足于這樣的背景和分析框架，才能夠解釋中國證券市場建設與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事件（從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到最近的基金黑幕）。

一．建立中國證券市場的立憲依據

證券市場是資金的供給者與資金的需求者直接溝通的場所，在這里，投資者直接地感受并承擔其資金所可能受到的損失，也擁有得到高回報的機會。因此，證券市場作為一種相對于間接融資的資金融通方式，其獨特性在于，投資者在這里直接地參與實質經濟中的投資形成決策。正因為如此，所以證券市場從而證券業的發展，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經濟活動中行為主體獨立性的確立及資金集約化程度的提高；二是投資者的自組織的空間。這兩個因素構成了對于證券市場的需求與供給。

金融產業的形成與發展是與經濟的貨幣化及參與投資決策主體的變化相關的。證券業因投資者直接參與投資決策的需要而形成并發展。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直接融資比重的增大，表面上看是由融資的需要導致的，實質上是由經濟主體自主運用資金的需要而造成的。隨著經濟主體收入的增長，從而其可運用的資金規模的增大，其自主運用資金的意識隨之增強。也就是說，隨著經濟主體可運用資金的增加，經濟主體參與投資決策的要求提高了，這導致了直接融資比重的上升。每一行為主體都有成為一個融資中心的愿望。經濟活動中行為主體的多樣化、社會成員與階層的復雜化、動機的多樣化，使得不確定性因素大大增加，處理風險的手段與方式也必須多種多樣，金融產品的豐富與不斷創新無疑需要直接融資的發展。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活動中的行為主體類型已不再僅僅是國有與集體兩種，而是演變為多種行為主體。即使在國有經濟內部，也形成了各地區、各部門自身的利益，在部門、地區利益的驅動下，多種類型的金融機構逐步產生與發展，在國有商業銀行之外出現了多種金融機構，如，信托投資公司、財務公司、新型商業銀行、由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合作銀行演變而來的城市商業銀行、外國獨資與中外合資的商業銀行與保險公司、農村信用社的恢復。這些金融機構的產生與發展，表明了多種經濟主體自主運用資金的愿望。與此同時，國家不再承擔個人的退休、醫療、就業等方面的保障，個人不再是僅僅為了未來的消費而儲蓄，而是要考慮如何投資以使自己的儲蓄保值增值以保障未來的生活。這些，構成了中國資本市場形成與發展的基礎。

但是，中國對于國有商業銀行之外的金融組織的建立與發展，一直采取謹慎并有所限制的政策，信托投資公司自產生以來，就與清理整頓聯系在一起；城市信用合作社在獲得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很快就被改組為城市合作銀行；個人的退休保障基金與醫療、就業等保障基金在很長時間里沒有建立起真正商業化運作的制度。這些，決定了中國的資本一直被嚴密地置于國家的控制之下，在這之外的資本沒有形成真正的組織化，而是以分散化的形式存在著，非國有性質企業及個人在形成與創建金融機構與創新金融產品上幾乎沒有空間。因此，盡管家戶與非國有企業的資金擁有量在增長，但如果他們自主運用資金受到抑制，那么間接融資的中介作用將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家戶與非國有企業資本盡管有自主運用自主尋求出路的要求，但并不能對既有的國有商業銀行占統治地位的投資決策程序構成很大的壓力，僅這一點不足于說明中國資本市場的形成。

因此，中國發展資本市場的最大動機在于，利用市場屬性所決定的市場參與者自主承擔收益與風險的基本原則，把原來國有商業銀行因承擔政策性功能而隱含的國家風險，轉化為市場風險。同時，通過對市場屬性的修正，使資本市場并不能從實質上改變原來的投資決策程序。資本市場本應是各類經濟主體自主運用資金的場所，在這里，每一主體都既是資金的需求方，又是資金的供給方。可是，中國證券市場的參與者并不是這樣完整的資金運用主體。我國把證券市場中的參與者一分為二，一是資金的需求方，即國有企業，二是資金的供給方，包括非國有性質的各類企業與個人投資者。這一方面排斥了國有企業在證券市場上自主運用資金的其他可能性，必然影響其投資的效益；另一方面又剝奪了大多數非國有性質企業在證券市場運用資金的權力。

因而可以說，中國證券市場的建設，雖然不可避免是各方行為主體共同驅動導致的，但卻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導和支配下進行的。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市場本身是被中央政府作為一種資源來運用的，這樣一種市場化改革過程本身就代表著市場化改革所依據的立憲規則，即是在計劃規則下進行市場化的改革。證券市場為國有企業改革服務這一明確提法突出表明了中國市場化改革所依據的立憲規則，即計劃規則。市場這一制度安排具體功能的發揮，必然受到這一立憲規則的規定。

中國股票市場中的上市公司候選對象大多數系國有企業，由條快政府部門控制，股票債券等證券資源的配置仍然采用計劃分配和審批模式：企業申報、政府或主管部門推薦、證監會等監管部門審查和批準發行額度，證券公司、會計事務所等中介服務機構也主要是國有性質。這是一個依靠計劃經濟資源配置系統推進金融系統市場化的過程。

中國把資本市場定位為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服務，這里的核心在于要把國有企業在銀行的債務，轉換為上市公司的股本金，而且這一股本金要由非國有性質的企業與個人投資者來提供。這一投資秩序規定了中國證券市場運行的基本原則，即，通過行政性的干預使國有企業成為上市公司，限制企業債券的發行；保證上市公司股票的順利發行，嚴禁國有企業的資金進入股市，這需要對發行價格進行行政安排，在證券市場的功能變為單一的情況下，以證券交易營業部的模式維持證券的簡單交易是合適的。這些，構成了中國證券市場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的基本特征。

二．市場風險的控制

在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人們更多的是把市場作為一種改進資源配置效率的方案，以替代原先的非市場資源配置機制。但如果更進一步地從管理風險的需求來看，那么，可以認為市場首先是作為處理風險的機制而存在的，市場的配置資源功能服從于市場的處理風險功能。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立憲層面選擇不同對于市場功能所可能產生的影響，首先是通過對人們風險感受的作用而影響市場功能的。

1．立憲層面選擇與風險感受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立憲層面的規則選擇本身，規定著人們的風險感受、規定著風險的形態。因此，當立憲層面的選擇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人們的風險感受難于有實質性的不同。在證券市場的建立依據計劃規則的情形下，人們自然還是沿襲計劃規則下的風險感受。

在集中的計劃體制下，由國家統一安排經濟活動，這時，對于各類經濟單位及個人來說，是無所謂風險的。因此，市場化改革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風險不斷釋放的過程，即由國家統一承擔、統一處理的風險，轉變為由各類獨立的經濟主體自主承擔、自主處理風險的過程。但這樣一個過程的真正展開，依賴于推進市場化改革所依據的立憲規則。如果市場化改革所依據的是計劃規則，那么，對于參與市場的行為主體，市場就不可能被視為市場中各行為主體相互沖突的不確定性平臺，行為主體仍然要把在市場中的交易理解為與政府的交易，只不過換了一種形式而已。

所以，在這樣立憲規則下所進行的市場化改革，沒有真正地轉換行為主體的風險感受。或者說，最為重要的在于，人們盡管感受到風險，仍然不是一種切身的感受，仍然要國家具體負責和承擔風險。

2．管理風險主體的獨立性問題

中國建立證券市場的出發點決定了其風險管理的方式及這一方式的變化特征。也就是說，風險承擔的轉移是不容易的。

龐大的個人金融資產主要以銀行儲蓄存款的形式存在，這表明個人與家庭的投資選擇受到極大的限制，個人與家庭的理財能力、管理風險能力沒有得到相應的培養。應該說，個人與家庭收入隨著經濟改革的展開而不斷提高、從而導致個人的金融資產數量不斷增加，占整個金融資產的比重也不斷提高，這是中國特殊的情形。如果在個人金融資產迅速增加的同時，能夠相應地增加個人的投資渠道，提高個人管理風險的水平，那么，國家通過改革所釋放的風險就能夠真正地得到個人和家庭的承接。但中國的實際情形是，這兩個過程并沒有銜接好，個人與家庭并沒有獲得與其金融資產相對應的風險管理選擇權利與手段。

最重要的是，機構投資者的建設遠遠不能適應個人與家庭風險管理的需求。對于單個的個人與家庭來說，要求其具備風險管理能力，是一種過份的要求，個人與家庭的風險管理能力，總是要體現在其能夠委托的機構投資者上面。如果機構投資者的產生與建設不能體現不同個人投資者的需要，那么，最終結果就是個人與家庭的風險管理能力沒有得到相應的培養。

3．風險的處理

金融風險的管理與化解，依賴于通過市場交易進行風險的重新組合與轉移，風險不是在監管中得到消化的。目前中國對于金融風險，更多的是采取行政性的辦法。

中國建立與發展證券市場，希望由此把國家風險轉化為市場風險。可是，市場上的投資者之所以能夠承擔風險，在于他們能夠通過市場來規避風險，而在市場中規避風險需要不斷創新金融產品。 但中國市場化改革中所依據的立憲選擇，限制著金融產品的創新。

在這樣的立憲層次選擇下，中國對于金融風險的處理表現為：在各類經濟單位和個人日益感受到風險的同時，其自身管理風險的能力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培養，管理風險所要求的市場條件和機構建設也受到抑制，風險表現為不斷累積，國家實際上仍然作為風險的主要承擔者，國家金融監管在這樣的制度基礎下成為直接的風險管理實施者，而沒有專注于風險管理制度規則的建設與監督。

三．市場中的產品

債券市場發展緩慢，特別是企業債券，每年債券發行額度大部分都未用完, 與其它計劃額度供不應求形成鮮明對比。但與此同時，國債發行規模日益增加。

股票與企業債券這兩種金融產品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的不同發展程度，可以說是理解中國證券市場特征的關鍵。當國有企業沒有完成根本性的改造時，國有企業同非國有性質的投資者之間發生的債務，最終都將由國家來承擔，在這里只有國家信用，而沒有獨立的民間信用。因此，企業債券的發行，將對國有企業制度和政府調控經濟模式的改革產生極大的壓力，將促使國家信用之外的多種信用形式的形成與發展。企業債券的發展，需要并依賴于民間信用的發展。對于企業的運營來說，股票本來是比企業債券更具影響力的金融產品，但國家通過對上市公司國家股和法人股的設置，使國有企業的股權結構不會因為市場交易而變化，這樣，股票成為國家改變國有企業債務比率從而也改善國有商業銀行資產質量但又不需要改變管制經濟模式的一個方法。可以說，只有當政府放開企業債券市場時，才表明政府真正下決心徹底改革國有企業的體制，才表明非國有性質的各類投資者能夠真正自主地在資本市場上運用他們的資金。

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一直沒有建立起有效的企業、個人信用制度以及有效的保護投資者權益的法律制度。微觀信用基礎一直沒有形成，名副其實的微觀信用基礎上的高資信等級公司債券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發展。盡管大多數國有企業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甚至上市公司，但國有性質使得這些公司仍然難以具有獨立的法人信用，經濟和金融投資領域的法治環境還未形成，行為和道德危機現象突出。國家本來希望通過企業債券增加企業直接融資途徑，同時將風險分散至微觀投資主體。在企業發行主體缺乏獨立信用的環境下，國家為控制支付風險，只允許發行A級以上債券。并且在發展企業債券的同時，建立了信用評級制度和評級機構，規定企業債券發行前，必須經有資格的評級機構進行評級。但由于發行主體、中介機構等參與者責任不落實，地方政府、企業和評級機構往往不管企業經營好壞，不管是否能夠到期兌付，采用實際上不可靠的擔保，使債券達到A級以上。另外，由于國有企業本身沒有獨立可執行的微觀信用，債權人難以對企業進行及時有效的清算，債權人對企業清算的法律執行成本非常高，違約的企業債券支付責任從發行企業由政府協調轉移至債券的承銷券商或者國有商業銀行，從地方政府轉移至中央政府，企業債券兌付的信用風險最終仍然由國家承擔。因此，除以國家信用支撐的國債外，尚未形成信用等級名副其實的公司債券市場。從國債熱銷、以往發行的A級以上企業債券大多數出現支付違約以及目前企業債券發行困難中可以看到，企業主體有效的投 資等級微觀信用及其金融工具非常短缺，供給嚴重不足。

由于對證券發行的數量、品種實行了行政性的管制，使我國的資本市場成為以股票籌資為主的受局限的股票市場。在這樣的管制下，股票在一定時期里自然成為稀缺品，如果發行人與承銷商因股票稀缺而大大提高發行價格，那么肯定打亂政府扶持相當一批國有企業的計劃。因此，對股票發行的價格實質管制是不可避免的。而當股票的神秘性被揭開后，股票已不稀缺，此時再實行價格管制已沒有必要。

四．市場與機構

由于中國的證券市場是政府管理風險的一個手段，因此，市場與金融中介機構之間的互動并不是基于市場來進行的，在這里，不存在默頓意義上的市場與機構之間的螺旋。中國的金融中介機構很大程度上仍是行政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政府金融監管的一個個支點。在我國，信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單位和組織來維系的。

市場的結構決定機構的行為，但市場的結構同時又是由機構的特性決定的，是由市場的參與主體決定的。如果主體的構成是趨同的，那么市場的結構與風險形態自然是趨同的，相互之間進行對沖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正如中國的信托投資公司時代一樣，由于信托投資公司沒有自己的業務，因此，決定了信托投資公司不可避免地在貨幣市場上違規拆借。因此，我們需要深入地理解中國的市場，才能理解中國的機構及其行為。不能再陷入中國信托投資公司那樣的循環中，整頓－違規－再整頓－再違規。不能龐統地提發展機構投資者，需要的是不同風險的機構投資者。

五．市場功能與市場的演進

市場本身是推動規則變動的場所，市場的建立，最終要影響立憲層面的選擇。這其實是市場本身不斷演進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市場的立憲功能的一個體現。

第7篇：國際政治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環保型汽車；政策需求；經濟學分析

能源與環境的問題已成為全球日益關注的焦點。以汽油、柴油為主要能源的汽車，在給予人類更加方便、舒適的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在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環境，吞噬著有限的能源。就中國而言，汽車的汽油消耗占整個汽油消費量的75.5％，每輛車平均每年消耗汽油高達2.28噸。同時，我們還必須正視中國正在迎接汽車社會的到來。

為此，發展環保型汽車，解決汽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在當前中國就顯得格外的重要。我國政府已制定的環保型汽車發展政策是否有效地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應該如何合理地運用政策工具等理論對其驚醒優化組合，更好地實現支持環保型汽車快速健康發展的目的。上述問題都值得公共政策科學研究者進行深入研究。

環保型汽車在我國的發展目前處于技術創新的階段。技術創新的市場失靈為政府干預和支持環保型汽車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市場失靈是指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低效，不能實現帕累托最優。技術知識的公共性、技術創新外溢、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技術創新的信息不對稱是技術創新市場失靈的四種主要表現。政府要根據4種市場失靈有針對性地制定環保型汽車的發展政策。

一、環保型汽車發展背景與狀況

根據世界上多方研究的結果顯示，世界一次能源(化石燃料資源)的枯竭已成必然，而汽車是能源消耗的重大因素之一。國際能源機構(IEA)的統計數據表明，全球石油消耗量最近20年一直呈上升趨勢，其中的57％被消耗于交通領域。預計到2020年交通用油占全球石油總消耗百分比將從2002年的57.2％上升到62％以上(孫立清，2006)。目前全世界汽車保有量約為8億輛，同時還在以每年3000萬輛的速度遞增，預計到2010年，全球汽車保有量將達到10億輛。而可支配的化石能源按照目前的開采速度僅可供開采41年，據美國能源部預測，2020年以后，全球石油需求與常規供給之間將開始出現凈缺口，這個缺口將在2050年達到500億桶。解決汽車發展對一次能源，尤其是對石油的依賴，是我們面臨的必須盡快解決的重大問題。

在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上，發展環保型汽車也有著重要的意義。汽車對環境的污染主要表現在汽車排氣污染、噪聲污染和二次揚塵污染等。其中，以排氣污染最為嚴重。汽車尾氣包括一氧化碳(CO)、碳氫化合物(HE)、氮氧化合物(NOx)、二氧化硫(SO2)和微粒(PM)等污染物。汽車排放污染物除通過排氣管排放外，還有極少一部分通過曲軸竄氣和蒸發這兩條途徑排出。

大氣污染所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現在：煙霧、酸雨、臭氧層簡薄、臭氧濃度過高、溫室效應幾個方面。溫室效應和臭氧層減薄是一個全球性的效應，而臭氧濃度過高，則只發生在地面附近，煙霧和酸雨也是發生再污染源的附近地區，特別是人口密集地區。此外，汽車的排氣污染又具有污染源的流動性、污染狀態的穩定性、污染危害的直接性等特點。幾乎在所有的工業發達國家，這些由汽車帶來的負面效應都已威脅到人們的正常生活和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二、環保型汽車技術創新知識的公共性

市場失靈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共產品的存在。要判定某物品是否是公共產品要首先判斷其是否具有非競爭性，即根據邊際使用成本與邊際擁擠成本的大小來判斷其非競爭性的程度；然后，判斷其是否具有非排他性，根據其排他成本(排他的可行性)的大小來判別其非排他性的程度。

環保型汽車發展過程中伴隨著大量的技術創新活動，特別是其中的R&D活動所提供的產品主要是以論文、專著、專利、工藝、程序、配方、試產品、概念模型等知識形式為表現形式，而不僅僅是以物質產品形式表現出來，即技術創新所提供的是科學技術知識產品(ideas)(Romer，1990)。

環保型汽車發展過程中所提供的知識產品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知識產品在使用上具有非競爭性。知識品是可以無限重復使用的，某個消費者對知識品的使用并不會妨礙另一個消費者對該知識品的使用，即消費邊際成本為零。不同于其他公共產品的是，對知識產品的消費不僅不會引起知識的損耗而且還有可能會增加知識產出。以環保型汽車中燃料電池雙極板流道設計的技術研究成果為例，當一種流道形式被設計成功后，越多的深入研究和試驗結果可以對此類流道形式的可行性進行驗證，并不斷對其性能進行優化。政府應更為廣泛的搭建科技公共信息平臺，促進技術共享與交流，提高我國環保型汽車關鍵技術的創新能力。

知識產品一旦創造出，任何具有相關知識的人都可以使用它。在不存在知識產權和專利保護制度的條件下，復制、傳播和使用知識產品的成本與知識產品的生產成本相比可以忽略不計，知識產品的高度外溢性使得其排他成本極高。知識產品具有占有上的非排他性，至少部分地具有這種特點。專利制度的確立使得知識產品部分地具有了私人產權，排他成本大大降低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知識品的“搭便車行為”問題。正如道格拉斯?諾思(1998)所說：“一般而言，創新都可以毫無代價地被別人模仿，也無需付給發明者或創新者任何報酬。技術變革速度緩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直到相當晚期都未能就創新發展出一整套所有權”。“只有在專利制度下，鼓勵技術變革和將創新的私人收益率提高到接近于社會收益率的一整套機制才能形成”。知識產權保護政策也因此成為國家鼓勵技術研發，促進知識創新的重要手段。

然而在存在專利與知識產權的條件下，不是所有的知識產品都能夠確立產權，有的知識產品即使有了私有產權也不能阻止其收益的大量外溢(如專利過期、模仿創新)，也就是說知識產品存在非排他性程度上的差別，或者說，不同知識產品的排他成本是不同的。這就需要政策采取除知識產權保護以外的政策手段，對知識的創新予以鼓勵和支持。

三、環保型汽車技術創新的外部性

由于知識品公共性的存在，一個機構主體可以在沒有市場交易的條件下無償獲得其他機構主體的技術創新成果。這種情況被稱為技術創新的外溢效應(spill over effect)，也可以理解為知識產品的外部性。

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導致了外溢效應。首先，盡管專利為專有技術的所有者帶來了產權保護，但專利保護在法律上有時間限制。一旦專利過了保護期，其他企業則可以免費使用。另外，由于構成專利技術知識信息的大部分內容可見于專利申請案中的專利發明說明書，絕大多數專利說明書均公開刊登在出版物上，在相應的技術領域中有興趣的人都可以

得到這種信息。一個企業可以無償獲得專利的信息并利用其專利發明的思想支持本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這將使專利轉讓無法全部實現專利發明的社會價值。二是聯系(linkage)效應(李平，1999)。一個技術上具有優勢的企業與其供貨商和客戶發生聯系時，這些廠商和客戶可能通過業務聯系從該企業免費獲得先進產品和工藝的知識，于是外溢效應得以產生。在環保型汽車發展的當前階段，一些關鍵技術(尤其在于代用燃料、混合動力汽車方面)對企業或研究單位往往有著決定命運的作用。在商業合作過程中，如何解決好共享與保密的關系，成為一些科研部門和企業頭痛的問題。三是人員的流動。研發人員是新技術知識的載體，研發人員的流動使新技術知識在企業間得以流動，形成外溢。從以往經驗看，我國汽車界技術人員的流動速度并不快，企業對于人員流動造成的知識外溢通過簽訂保密合同等方式進行了規避。但隨著我國汽車產業的不斷發展，尤其是環保型汽車關鍵技術對于人員載體的依賴性逐漸提高，避免人員流動造成的知識外溢是企業需要關注的新問題。四是市場溢出(李正風等，1990)。創新產品的市場開發需要成本。而創新產品的市場需求、市場結構特點和發展趨勢的有關信息可以被其他企業免費獲得。同時，創新企業開拓出的市場中會出現無法滿足的市場需求，這種剩余市場空間為其他企業進入同類創新產品市場提供了機會，降低了其他企業進入市場的成本。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術創新企業對其他企業的溢出，能夠為其他企業帶來收益，屬于正外溢。這種外溢不僅發生在微觀企業層次，產業技術創新也能夠對產業鏈上的相關產業產生外溢，同樣這種外溢也能發生在國家層面上，能夠提高整個產業和社會的福利水平。但是又由于外溢效應，創新者的成果部分或全部被他人無償使用，使技術創新的私人收益率和社會收益率之間存在外溢差距(spillover gap)，創新者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會被削弱。

這為政府干預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提供了理論基礎。政府可以通過財政等手段來彌補外溢差距，使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不至于削弱，同時使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達到最優。

四、環保型汽車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技術創新面臨的另一個市場失靈的問題是技術創新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uncertainty)最早是概率論術語，是用隨機事件或隨機變量來描述的，指隨機事件發生與否或隨機變量的取值在事先是不知道的。美國經濟學家奈特(Frank Knight)首次在風險與不確定性之間作了重要區分，認為風險是概率已知的不確定狀態，不確定性卻是并不知道未來事件概率的狀態(SLundsted，1982)。

技術創新涉及到探索、發現、試驗、開發、模仿以及采用新產品、新工藝和新的組織結構以及新技術的商業化。這一活動中的各個環節都包含了不確定性。總的來說，它主要包含了兩方面的不確定性，一是技術的不確定性，二是市場的不確定性。技術的不確定性與R&D活動緊密相連。在R&D活動本身開展之前，幾乎不可能準確地知道在探索什么，因此，技術創新努力所帶來的技術(甚至進一步的商業)結果事先很難知道。正如目前環保型汽車的發展現狀。以燃料電池汽車為例，由于燃料電池是基于氫氣和氧氣(空氣)發生電化學反應的理論研制而成的，其反應生成物是水和電子，環境污染為零，一時間收到能源研究界廣泛的追捧；但由于質子交換膜技術(燃料電池關鍵技術)難關難以逾越，業界對燃料電池的熱情有所下降；隨著世界幾家膜生產企業介入此項技術研究，膜技術被攻克，燃料電池又重新受到重視；而礦產專家對于鉑金(燃料電池反應催化劑)儲量調研結果的發表(研究結果顯示世界鉑金儲量不足以發展燃料電池技術)，又再次造成燃料電池技術受到強烈的質疑。如此波折的過程是技術結果難以預期的典型實例。

而在R&D活動展開之后，發明者和企業家對于技術向何方向發展，多長時間能夠取得成功，也都沒有確切的把握。根據曼斯費爾德(M?Mansfield)的研究，不同的技術創新項目的技術成功的概率是不同的，但總的成功的概率不高(Beije，1998)。

市場的不確定性也是影響技術創新的重要因素。市場的不確定性主要與新技術的商業化相關聯。技術創新的目的是商業化，但技術創新的成果能否立刻被市場所接受，能否在生產規模化、營銷定位等方面達到市場的要求，在這些方面技術創新又面臨著不確定性。此外，是否有足夠的市場容量和利潤空間保證起初R&D投入的回收和盈利，企業家不一定有絕對的把握。即使新技術在市場化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創新企業還要面對競爭對手的挑戰，特別是由于技術外溢的存在，其他競爭對手通過對新技術的模仿可以在短時間內以低成本形成市場力量，對創新企業形成阻礙。

很明顯，在基礎研究初期階段、共性技術研究初期階段以及市場推廣初期階段政府應給予經濟、政策方面的支持與保護，降低社會組織在此技術生命周期中的風險，促進環保型汽車的健康發展。

五、環保型汽車發展的信息不對稱

上述三類市場失靈問題直接導致了環保型汽車發展技術創新的信息不對稱。安沃?沙赫(2000)認為，R&D項目實施者同其資助者之間的信息不確定性和不對稱性限制了對R&D項目的資助，是技術創新市場失靈的主要表現之一。一方面技術創新的實施者為了防止技術外溢必須使技術創新的信息保密，另一方面，技術創新的資助者為了判斷投資的方向和規模，降低投資風險，又必須獲得關于技術創新項目的詳盡信息。這在兩者之間形成了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結果使許多項目因缺乏資助而終止。

技術創新市場存在的信息不對稱也限制了創新企業與其他企業之間的技術交易行為，可能使新技術的盈利能力降低。創新企業一方面通過專利許可允許其他企業使用本企業的專利進行生產，但另一方面為防止過多的技術外溢又不愿意提供關于專利的有用的信息，這使專利所有人和使用人之間的技術交易出現阻滯。同時，專利許可證的授權方還要監控專利使用者的產品產出量來按單位計算特許權使用費，這種監控活動的成本很高，甚至會使得監控成為不可能。信息不對稱在市場交易之外增加了技術創新和技術交易的成本。

第8篇：國際政治經濟學范文

一、吉爾平“國家中心”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

吉爾平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首先便對他的學術觀點進行了解釋，他稱其既不是自由主義者，也不是者，更不會是民族主義者，吉爾平明確的表示自己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其所發表的學術觀點全部都是以國家發展為中心的，包括《全球政治經濟學》中對國際經濟的闡釋。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既有經濟學、政治學的觀點，又包括歷史學、國家關系、國際經濟等理論，可謂集大成者，不僅是后世，就連同行對吉爾平此書的評價也是極高的，譽其為“里程碑式的研究”。

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吉爾平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涉及多個方面，主要觀點有如下六個方面：

一是既強調國際社會的無序性，也承認國際合作的必要性。無序意味著不存在高一級的政治權威，各個國家均可以在被迫使的情況下走向合作，任何一個國家，只要發生了危險便可以向國際社會請求援助，但這種無序性并不意味著國際政治的特點便會因此確立，相反當各個國家在同一利益的驅使下走向合作的時候，各種國家機構便會創建起來。

二是既??調國家利益始終是國家追求的目標，也承認精神道義和價值觀念不可或缺。現實主義一直視國家利益為國家追求的目標，將國家利益視為國家在國際關系中活動的主要依據和目的。需要指出的是，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利益是國家的核心利益，但并不否認道德和價值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意義，其只是反對以道德追求來約束一個國家的命運與發展。

三是既強調國家安全永遠是國家最關心的問題，也強調經濟安全的重要性。吉爾平認為，不管是在何種情況下，國家的安全問題都應當是擺在第一位的，且軍事安全和政治獨立也理應擺在國家目標和利益序列的首位。

二、吉爾平用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全球經濟新秩序的基本解讀

吉爾平是在2001年用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全球經濟新秩序進行解讀的，那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的多種力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吉爾平結合各種變化，運用了一種全新的研究視角，對全球經濟新秩序進行了全面的剖析，核心觀點主要包括三點：

首先，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的仍是民族國家。吉爾平認為，不管是對于國內事務來說，還是針對國際事務而言，民族國家都是最為主要的行為體，而關于影響民族國家地位的力量，吉爾平也在此書中發表了自己的看法：（1）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對于二者的關系，吉爾平的立場一直較為堅定，其雖然承認跨國公司的重要性，但卻并不認為跨國公司具有脫離民族國家成為獨立行為體的能力，這主要是因為跨國公司與本國經濟的聯系過于密切，其稍有差異便會使得各國的制度結構、經濟政策、社會關注重點發生偏移；（2）經濟區域主義與民族國家。吉爾平認為雖然經濟區域主義能夠增強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實力，但“經濟區域主義特別是歐洲政治一體化的加強標志著一場脫離以國家為中心的世界運動以及后國家時期國際秩序開始”的這一說法，吉爾平卻并不同意，其并不支持以經濟區域主義代替國際體系，經濟區域主義只能是擴大本國追求的一種有效手段。

其次，全球經濟具有高度一體化和明顯脆弱化的特點。吉爾平認為，自從冷戰發生以后，經濟全球化的現象便越來越嚴重，其不僅帶動了國家經濟事務的發展，而且還帶動了國際政治事務的發展，這股全球化的力量使得世界各國的經濟緊密系相連，許多國家都相繼了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經濟政策，以市場為導向的全球經濟也越來越明朗，國際競爭一日強過一日，以規模經濟和技術創新為核心的不完全競爭也逐漸登上國際舞臺，世界經濟的參與者日益增多，非國家行為體的重要性更是大幅度提升，但這種力量卻對全球經濟造成了較大的威脅，使得全球經濟明顯脆弱化，主要原因有四點：（1）冷戰結束后，美國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合作隨之結束，政治紐帶被削弱，國家經濟越發脆弱；（2）不穩定因素重新出現，比如貿易保護、經濟區域、反貿易自由化等；（3）缺少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管理規則；（4）全球經濟趨向高度一體化，資金流動擴大，衍生品增多，金融危機反復出現。

最后，全球經濟管理必須重視與強大領導、經濟大國的合作。吉爾平在此書中對新自由制度主義、新中世紀主義、跨政府主義進行了評價，吉爾平認為雖然此三種主義對全球經濟管理皆有所幫助，但這三種主義卻并不適應國家管理需求。吉爾平覺得當一個國家過于以自我為中心，那么其想要獲取一定的支配地位是絕不可能的，這既不符合國家發展，也不符合人們希望。對于廣大民眾而言，一個國家想要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不僅要重視自身利益，更要重視世界利益，只有如此，國家政治經濟新秩序才能更加穩定，更加人道。因此，在吉爾平看來，重視與強大領導、經濟大國的合作，方能建立一個自由的新秩序。

三、對吉爾平“國家中心”現實主義全球經濟新秩序觀點的評價

吉爾平在本書中對“國家中心”現實主義全球經濟新秩序觀點的分析雖然較為全面和嚴謹，但仍然存在著些許問題，具體總結為如下三點：

其一，作者的理論與觀點。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中，作者將最新的經濟理論與傳統的定性分析法相結合對全球經濟新秩序進行了評價，以“國家中心”現實主義為視角對新經濟理論進行了肯定，并表示霸權穩定、國際機制、新古典理論等均可以繼續使用，這不僅體現了作者與時俱進的務實態度，而且還體現了作者嚴謹治學的作風。

其二，作者既忽視了全球性問題，又忽視了國際經濟組織的作用。在作者的觀點中，“國家中心”、“霸權穩定”、“自由秩序”的位置同等重要，其雖然沒有直接否定國際經濟組織的作用，但書中卻對國際經濟組織的作用只字未提，吉爾平始終認為以國家為中心才是建立穩定的全球經濟秩序的基礎。其實，吉爾平的想法并沒有錯，經濟強國對于經濟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國際經濟組織已經形成了一股重大的力量，如若忽視，將會與美國傳統產生一定的矛盾。作者在書中過于強調國家權力的增加，而對社會福利的增加卻很少提及，經濟不平等、政治不平衡、貧窮、環境惡化等問題雖然有所提及，但作者卻并未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反全球化”的熱潮并未散去，作者未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反而只是將這一切都歸過于國家政策的不健全。

第9篇：國際政治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案例教學；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2）20012502

政治經濟學是充當整個經濟學科和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基礎理論支撐的學科和課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教學實踐中卻出現了很多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是高校教師重點研究和解決的課題。

1 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筆者在近幾年的政治經濟學講授中，深感教學的困難，具體表現在：（1）在教學中煞費苦心地強調政治經濟學學科的重要性，反復講解重點概念，基本原理，學生仍是不理解，學生學習興趣喪失。（2）政治經濟學教學的長期道德說教，尤其是社會主義部分，使學生認為政治經濟學是既講政治，又講經濟，而學生普遍對政治的學習積極性不高，甚至厭煩。筆者就曾經遇到有學生一學期學下來仍認為學的是政治。（3）學生課堂聽課積極性不高，為得學分而學。（4）學完后不知道如何運用理論，考試死記硬背，考完忘完。這些情況使得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尤為不好講，形成“教師不好講，學生不愛聽”，最后教師和學生都在應付的局面。

2 原因分析

2.1 政治經濟學的部分原理與高中政治重合，學生學習不感興趣

政治經濟學的部分基本原理與高中政治重合，學生認為再重新學習一遍意義不大，自然提不起興趣。而且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又一般安排在大一的第一學期，學生入校接受的都是如英語、思想政治，數學等的基礎教育，也容易使學生認為政治經濟學就是單純的一門政治理論課。而對政治的學習，學生普遍不感興趣。

2.2 課程內容過于抽象、理論，不容易理解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抽象程度很高的學科，學生學習這門課普遍感到困難的是內容抽象、深奧，基本范疇多而且含義豐富，難以迅速掌握不同范疇之間的有機聯系和細微區別；也很難用自己的親身體驗來感知某些概念，感覺理論與自己很遙遠。最后是雖然認真學了，但效果不好，久而久之產生了厭學。

2.3 教師創新意識不夠，教學方式單一，制約學生興趣提高

長期以來，教師的創新意識弱，教學方式單一，主要就是教師靜態地傳授知識，學生被動地接受，而廣泛運用于管理學等課程教學中的案例分析、討論等方法在政治經濟學課程中的應用相對薄弱。教師認為只要向學生灌輸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學生就能夠把它自覺地運用于實踐中。所以雖然課前教師做了大量的備課準備，但課堂氣氛仍是死氣沉沉，調不起學生的興趣。而當今國際經濟環境不斷發展變化，傳統的教學和學習模式不僅使教師教學積極性不高，更容易導致學生學習興趣的喪失，社會閱歷淺等后果。

2.4 與現實生活聯系不強，對現實問題解釋力不夠

主要體現在：第一，在馬克思所處的年代，階級斗爭矛盾較為尖銳，馬克思很強調階級斗爭。而現在敵對階級已基本消滅，再強調階級斗爭就顯得脫離實際了。第二，政治經濟學主要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宣揚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社會主義制度必將戰勝資本主義制度。而現實是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倒退回資本主義，而原資本主義國家非但沒有滅亡，反而經濟高速發展，使得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產生了疑問。第三，由于市場化改革引發的道德疑問使學生對思想政治教育產生了動搖心理，這種心理也輻射到了政治經濟學上。在我們實際的經濟運行過程中也出現了私有制，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現象，那會不會存在有剝削，我們現有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不是馬恩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等等，使不少學生產生了質疑，也使政治經濟學中宣揚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第四，現實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比如美國次貸危機所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嘯，歐債危機，人民幣升值等學生關心的問題都沒有及時在教科書中反映，教材與實踐相比存在明顯滯后性。由于教材中不能完全解釋出現的眾多經濟現象和問題，使得學生認為政治經濟學已經過時了。

2.5 政治經濟學學科內容體系不夠成熟、完善

與西方經濟學相比，政治經濟學學科內容體系不夠完善。西方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運用邊際分析、均衡分析、實證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如何高效配置和使用資源展開研究，研究對象從個體到整個社會，體系條理清晰。而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較成熟，以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為基石，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運用唯物辯證法、科學抽象法、定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對經濟的本質問題進行研究。而社會主義部分內容體系很不完善，研究對象既有生產關系，也有基本經濟制度，既研究經濟運行，又研究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及出現的眾多新問題。研究方法什么好用用什么。研究的內容與西方經濟學、國際貿易、金融學等學科部分內容重合。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就是一個大拼盤，各個章節龐雜、零碎，學生學起來抓不住重點，主線不明確。

3 解決對策

3.1 引導學生正確認識政治經濟學

法國重商主義學者蒙克萊田在1615年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首次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在經濟學前面加“政治”，意指“社會結構”或“國家”，也就是說他所論述的經濟問題已經超出了家庭或莊園經濟的范圍，而是以整個國家或社會的經濟問題為研究對象。此后許多經濟家也都沿用了這一概念，不管是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還是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是通用的。所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一樣都屬于經濟學范疇，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經濟的。當然，對于各個社會形態來說，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濟學研究與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系。

同時還要弄清一個重要問題，傳統觀點認為政治經濟學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部分，而政治經濟學只包括資本主義部分。因為在馬克思那個時代還沒有社會主義，當然也不可能撰寫出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社會主義部分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編寫的。目前國內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社會主義部分是在前蘇聯教科書的影響下又加入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而形成的，所以不能一說政治經濟學，特別是它的社會主義部分就認定其也是的。

3.2 改革傳統教學模式，將案例教學法引入課堂

傳統的教學模式不利于學生能力和素質的培養，也不利于學生學習興趣的提高，所以改革教學模式至關重要。筆者在改革中不斷探索將傳統教學模式和案例教學法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方法。而由于政治經濟學課程的特點不同于一般應用性課程，它的內容具有較強的抽象性，不是所有的內容都適合案例教學，所以要認真選取部分內容采用案例教學。

比如在講價值決定時，讓學生分析“梵高的畫為什么那么值錢？”講價值規律的作用時，我們可以舉鐵路火車票價或電價的調整，近幾年我國房地產價格的走向，以及關系社會民生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等農產品價格上漲等例子進行分析。講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局限性時，筆者結合當時網絡熱議的“蘿卜哥”由于蘿卜價高而大面積種植卻又遇上蘿卜爛市，賣不出去的事件來說明市場調節的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等特點，學生不僅由此輕松地掌握了理論知識，同時也提高了學習興趣。講虛擬經濟的發展作用時，可以舉例美國的次貸危機，使學生更好地認識到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過度發展的危害。講勞動力商品時，結合理論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勞動力是不是商品，勞動力成為商品是否與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矛盾等問題讓學生展開討論……

案例教學的內容較為豐富，教學方式也可以靈活多樣。針對不同的案例特點和課程實際需要，教師可以在課堂上講解重點難點時穿插借助案例進行解釋，也可以圍繞著某一問題開展案例討論或辯論形式，讓學生參與進來，鼓勵學生大膽發言，各抒己見，這樣不僅能引起師生互動，還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最后還可以輔導學生以案例為基礎完成課程論文，提高其經濟論文的寫作能力。

通過多種形式，使學生感到理論與實際是有密切聯系的，抽象的理論也變得不再枯燥，增強了其學習的積極主動性，提高了其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同時也使學生深化了對課本知識的理解，改變了其長期以來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純理論課程而厭學的態度。

但是盡管案例教學有很多優點，鑒于政治經濟學課程本身的特點，不可能像管理學、西方經濟學那樣以案例教學為主。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教學仍然應該是基礎和依據，案例教學是輔助，注重兩者的有機結合。

3.3 加強與當代重要經濟問題的結合，提高政治經濟學對現實的解釋力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學以致用的科學，應該能幫助我們解釋和解決現實問題，而不是進行枯燥的政治說教。在教學中如果不能聯系現實，就不能打消學生心中的疑惑，就不能使學生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而目前學生之所以對其學習提不起興趣，很大程度上是認為其理論過于抽象、空洞，與現實結合力不強，學生不知道學習它有什么用，或認為其已經過時了。其實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很多實際問題都可以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特別是在我國轉軌過程中出現的企業改革，醫療改革，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科學發展問題，三農問題，收入分配與構建和諧社會問題，以及近年來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的啟示等等都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熱點問題。教師在課堂上應多結合這樣的實際問題講解，從而打破政治經濟學“無用論”、“過時論”的說法。

3.4 講解要有條理，幫助學生抓住重點

政治經濟學的各個章節龐雜，如何講解才能使學生思路清晰，抓住主線和重點呢？這就需要教師下功夫總結。比如講解資本主義部分時，剩余價值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石，但是這部分內容分散于各個章節中，學生不好把握。教師就要說明剩余價值理論包括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實現理論和分配理論。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包括對資本總公式矛盾，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剩余價值率，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工資和資本積累理論的分析。剩余價值實現理論包括對資本循環，資本周轉，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研究。剩余價值分配理論包括對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借貸資本和利息，地租的分析。

講解社會主義部分時，由于迄今為止世界上還沒出現一個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國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至今不過五十多年時間，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只有十多年，所以不可能出現一本反映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不可能建立起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的完整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面對內容體系不夠成熟完善的社會主義部分，教師首先要明確我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現象和新問題太多了，由于教學時間的限制，在教學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其次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作為講授的出發點，以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為主線，以市場經濟理論為理論基石，圍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關系發展的規律，對比與資本主義制度本質性質的不同進行講解。

總之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首先要思路清晰，講解才會有條理，學生才能抓住重點。

3.5 改進成績衡量標準，使學生獲得學習上的成就感

傳統的一考定終身的成績衡量標準，并不能真正反映學生的學習成果。經常會有學生抱怨平時課堂上認真聽講了，課后作業做了，可最終的成績卻不理想，學習積極性受到打擊。改進成績衡量標準，對于平時課堂上聽講、討論、提問等環節表現良好的學生加分，并以平時成績形式計入期末考試成績中，在期末考試時加大案例分析題型的比重，這樣不僅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刺激其的競爭意識，更能激發其學習的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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