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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碳金融論文范文

一、爭論的起點:紅利之謎

1.紅利之謎——主流金融學的“死穴”?行為金融學家們很早就聲稱從與分紅相關的一些現象的研究中找到了當前主流金融學的“死穴”(ShefrinandStatman1984)。

1973年至1974年能源危機期間,紐約城市電力公司(ConsolidatedEdisonCompany,CEC)準備取消紅利支付。在1974年該公司的股東大會上,許多中小股東為此鬧事,甚至有人揚言要對公司董事會成員采取暴力舉動。顯然,這一事件是主流金融學所無法解釋的。Shefrin和Statman(1984)尖銳地提出:按照主流金融學的分析框架,CEC的股東只會對能源危機對公司股價的影響敏感,而絕不會為公司暫停支付紅利的決定如此激動。因為在主流金融學的框架下,投資者遵循米勒(Miller)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套利定價理論。他們知道,在不考慮稅收與交易費用的情況下,一美元的紅利和一美元的資本利得并沒有什么差異,他們隨時可以通過賣出股票自制“紅利”;而在收入稅率高于資本利得稅率的現實世界,減少股利支付會使股東的境況更好。那么為什么這么多股份公司還要發放紅利呢?CEC的股東為什么會對公司停止支付紅利做出如此激進的反映呢?

然而,米勒(Millerl986)卻將這些攻擊蔑視為“天大的玩笑”。的確,在20世紀80年代行為金融學形成的初期,其理論體系遠未完善,各種“軟肋”和“硬傷”成為主流金融學攻擊的靶子。很少有人意識到其日后會對金融學理論產生深遠的影響。

2.行為金融與紅利之謎。行為金融學獨特的分析框架很好地解釋了紅利之謎。Shefrin和Statman基于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期望理論建立了一個嶄新的分析框架。期望理論認為,投資者習慣于在潛意識中將其資產組合放入不同的意識賬戶(mentalaccounts)。一些賬戶的資產是用來養老的,一些賬戶的資產可以偶爾賭一把,一些賬戶的資產是用來接受高等教育的,還有一些賬戶的資產是為度假準備的,如此等等。馬柯維茲試圖說服投資者考慮不同意識賬戶之間的協方差而將其看成一個投資組合,但投資者似乎并不買賬。他們仍然習慣于將資產劃分為應對資產價格下跌的意識賬戶(持有現金和債券)和應對資產價格上漲的意識賬戶(持有股票、期權以及其它未定權益)。而投資者對這兩類賬戶的風險偏好特性是馬柯維茲協方差的所不能解釋的(前者表現為極度的風險厭惡,而后者表現為極度的風險偏好)。CEC股票價格的下降屬于資本意識賬戶的損失,而停止支付紅利則是紅利意識賬戶的損失。兩個賬戶中同等數額的美元對投資者而言并不相同。

馬柯維茲(Markowitz)指出,將資產劃入不同的意識賬戶忽略了不同資產之間的協方差,會使投資組合位于資產組合理論導出的有效前沿的下方。但Thaler和Shefrin(1981)針鋒相對地指出,現實生活中受情緒等行為意識影響的投資者并非主流金融學框架下的完全理性人。他們不具有完美的自控能力,容易趨于各種誘惑。將資產劃入不同的意識賬戶的做法實際上更有利于投資者提高自控能力。至于馬柯維茲的有效前沿只是一種現實生活中永遠無法達到的理想狀態罷了。

制定行動規則是一種很好的自控方式。正如對于沉迷于酒精的人來說“最多喝到第一次摔倒”是一種很好的自控標準一樣,“消費紅利、絕不動用資本利得”是消費欲望強烈的投資者的自控標準。那些認為停止紅利支付會使其喪失收入來源的CEC的小股東們實際上是在忠實地執行絕不動用資本利得的自控規則。這些人將持有CEC的股票放到了獲得穩定收入來源的收入意識賬戶。他們擔心,一旦開始自制紅利(賣股票),就會像酒鬼碰到酒一樣一發不可收拾,最終失去一切。

對于遵循行為金融的投資者而言,自制紅利還有另一個不足之處——它開啟了遺憾之門(doortoregret)。Kahneman和Tversky(1982)將遺憾(Regret)定義為投資者發現不同的選擇本能得到更好的結果時的痛苦感覺。設想一個投資者用分紅所得的1000美元購買了一臺電視機,另一個投資者用賣掉股票所得的1000美元購買了一臺同樣型號的電視機。Kahneman和Tversky問道:當股票價格上升時,這兩個投資者會感到同樣遺憾嗎?遺憾總是和責任相連的,而責任來源于選擇。買賣股票是一種重大的抉擇,自然可能導致重大的遺憾。而等待分紅是一種不必選擇的選擇,自然遺憾較少。

二、爭論的核心:市場有效性

過度反應(overreaction)與滯后反應(underreaction)是主流金融學與行為金融學爭論雙方所使用的一個重要武器。但對過度反應與滯后反應的研究涉及到金融學領域至今還未形成統一認識的市場有效性問題。對市場有效性通常有兩種理解。一種理解認為,有效市場意味著投資者不可能找到系統有效地打敗市場的方法。另一種理解認為,有效市場下證券價格是理性的(rational)。理性價格僅僅反映市場對風險收益進行權衡的理性趨利特性(數理金融中的無套利均衡),而并不反映投資者情緒等價值感受(value-expres-sive)特性。

資產分配策略(tacticalassetallocation,TAA)反映了市場不可戰勝意義上的有效性和理性價格意義上的有效性的差別。秉承資產分配策略的投資者試圖在股市出現泡沫時拋出股票,在股市出現恐慌時買進股票。在對泡沫與恐慌的判斷中實際上包含著投資者情緒這種價值感受特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市場是容易被打敗的。Philips,Rogers和Capaldi(1996)發現,資產分配策略在1977-1988年非常成功,1988年以后就失效了。其中,這一策略在1987年的股市大恐慌時最為成功。大多數秉承這一策略的投資者在股市崩盤之前已經拋空頭寸。不過,遺憾的是,這些投資者大多在股市達到最低點時仍然駐足不前,從而喪失了在隨后的股市復蘇中大賺一筆的機會。看來,打敗市場決非易事。

在金融學家們對市場有效性問題爭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似乎忘記了Fama(1991)的論述:市場有效性是不可檢驗的。對市場有效性的檢驗必須借助于有關預期收益的模型,如CAPM、APT等。如果實際收益與模型得出的預期收益不符,則認為市場是無效的。我們經常見到的驗證某一金融市場低價股和具有較高B/M(book-to-marketratios)的股票存在超額收益率的實證研究,其實都是在試圖否定市場有效性。但問題在于,如何得出超額收益的預期收益模型本身就是錯誤的呢?因此,市場有效性必須和相關的預期收益模型同時得到證明。這就陷入了一個悖論:預期收益模型的建立以市場有效為假定前提,而檢驗市場有效性時,又先驗假設預期收益模型是正確的。用市場有效性前提下的預期收益模型是無法檢驗市場有效性的。以最為常用的CAPM和APT為例,市場有效性不成立,CAPM和APT就不成立。但反過來并不能因CAPM和APT導出的結論與市場有效性不符而否定市場有效性——因為CAPM和APT本身有可能是錯誤的。

由于以上原因,盡管關于市場有效性的實證研究如火如荼,卻很難得出一致的結論。研究者們都極力試圖使市場為自己的觀點提供佐證。他們往往對不同時期、不同市場的數據采用不同的資產定價模型處理,研究結果不免有失客觀性。Hawawini和Keim(1998)曾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客觀全面的研究。他們采集了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金融數據,與不同的資產定價模型進行比較,得出的結論卻是自相矛盾、一塌糊涂。最終,Hawawini利Keim不得不回到Fama(1991)的論述:現有金融手段無法驗證是資產定價理論有錯誤還是市場是無效的。他們無奈地寫道:我們希望這一問題能夠在下一個百年得到解決。

盡管如此,價值感受對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和資產價格具有重要影響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純理性的價格并不存在。因此,對市場有效性的第一種理解(市場不可戰勝意義上的有效市場)似乎更為科學。

行為金融學正是基于對市場有效性的第一種理解致力于探索同時反映理性趨利特性和價值感受特性的資產定價模型。

三、爭論的新發展

1.行為資產定價模型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主流金融學認為行為金融學對投資者價值感受的過分關注已經走入歧途。比如,Miller指出,股票價格不僅僅是一個回報率。在它的背后隱藏著許多故事,家庭的支出變化、家庭矛盾、遺產劃分、離婚協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們研究資產組合理論、資產定價理論就是要從撲朔迷離的市場中尋求決定市場發展方向的主要因素。過分關注于一些無關緊要的現象只會使我們迷失研究方向。

然而,行為金融學家則堅持認為對投資者行為進行研究是至關重要的。MeirStatman(1999)指出,其實CAPM也是從投資者行為人手的。在CAPM中,所有投資者均被假設為只關心投資回報和投資組合的協方差(風險),二者的均衡便導出結論。現在,行為金融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改變CAPM的假設,使其更接近現實,怎么能認為它不重要呢?Shefrin和Statman(1994)構筑了BAPM(be-havioralasset-pricingmodel)作為主流金融學中CAPM的對應物。BAPM將投資者分為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聲交易者(noisetraders)兩種類型。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資者,他們從不犯認知錯誤,而且不同個體之間表現有良好的統計均方差性;噪聲交易者則是那些處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資者,他們時常犯認知錯誤,不同個體之間具有顯著的異方差性。將信息交易者和噪聲交易者以及兩者在市場上的交互作用同時納入資產定價框架是BAPM的一大創舉。

BAPM中證券的預期收益決定于其行為貝塔(behavioralbetas),即正切均方差效應(tangentmean-variance-efficient)資產組合的貝塔。因為噪聲交易者對證券價格的影響,正切均方差效應資產組合并非市場組合(marketportfolio)。比如,噪聲交易者傾向于高估成長型股票的價格,相應的,市場組合中成長型股票的比例也就偏高。為了糾正這種偏差,正切均方差效應資產組合較之市場組合要人為調高成熟型股票的比例。

標準貝塔和行為貝塔的估計是一個難點。在CAPM中,我們都知道市場組合的構成原理但卻找不到精確構造市場組合的方法,因此在計算標準貝塔時只好用股票指數代替市場組合。行為貝塔的計算就更加困難。因為正切均方差效應資產組合隨時都在變化,這個月還在起重要作用的行為因素下個月可能變得微乎其微,我們很難找到它的有效的替代物。

當然,這些問題決不能阻止金融學家們對資產定價模型的追求。CAPM也好,BAPM也好,究其根本,所有資產定價模型都是經濟學中供求均衡基本思想的一個翻版。供求曲線既決定于理性趨利特性(如對產品成本、替代物價格的分析),也決定于消費者的價值感受(如口味等)。在CAPM中,供求僅僅決定于理性趨利特性下的標準貝塔,在三因子APT中,供求決定于公司規模(size)、B/M以及市場組合本身,但對公司規模和BM的判斷是具有理性趨利特性的客觀標準呢,還是反映了投資者的價值感受特性呢?Fama和French(1992)持前一種觀點,Brennan、Chordia和Subrahmanyam(1992)則持后一種觀點。

BAPM涵蓋了包括理性趨利特性和價值感受特性的諸多因素。比如欽佩(admirafion)這種價值感受特性。《財富》雜志每年都對職業經理人和投資分析家最欽佩的公司做一次調查。Shefrin和Statman(1995)發現,回答者明顯偏愛其欽佩的公司的股票,而且這種偏愛已經明顯地超越了預期回報(理性)的解釋能力。在股票市場上,人們對成長股的追捧同樣超越了理性。事實證明,價值感受特性和理性趨利特性一樣,應當成為決定預期收益的參數。

2.行為金融組合理論(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與馬柯維茲資產組合理論。金融機構在實踐中所使用的資產組合和主流金融學中馬柯維茲均方差組合是有很大差別的。比如,Fisher和Statman(1997)發現共同基金為一些投資者采取了較高比例股票的投資組合,對另一些投資者卻采取了較高比例債券的投資組合,這顯然有悖于主流金融學中的兩基金分離定理(two-fundseparation)。因為兩基金分離定理證明所有有效組合都能夠表示為一個股票與債券具有固定比例的風險組合和不同數量的無風險證券的組合。

Shefrin和Statman(1999)提出了行為金融組合理論來替代馬柯維茲的均方差組合理論。均方差組合投資者將資產組合看成一個整體,他們在構建資產組合時只考慮不同證券之間的協方差,并且他們都是對風險的態度不變的風險厭惡者。行為金融組合者則具有金字塔型層狀結構的資產組合。資產組合金字塔的每一層都對應著投資者特定的投資目的和風險特性(方差)。一些資金投資于最底層防止變得不名一文,一些資金則被投資于更高層次用來爭取變得更富有。

行為金融組合理論較之均方差組合理論較好的和目前十分流行的在險價值(value-at-risk,VAR)構筑資產組合的方法達到理論與實踐上的一致性,但仍有許多具體問題有待進一步突破。比如,如何將各種理性趨利特性和價值感受特性進行定性、定量的區分與描述,如何具體構筑層狀組合結構每一層的資產組合,等等。

3.如何看待泡沫與風險補償。CAPM等主流金融學模型都在關注不同股票的預期收益差異,但同一股票不同時期的預期收益如何變化,風險補償會不會變化,抑或說如何衡量泡沫呢?在這方面,行為金融學再一次表現出良好的解釋能力。

風險補償是金融工具(這里指股票)預期收益率與無風險證券收益率之間的差值。風險補償的名稱是針對金融工具的接受方而言的,對于金融工具的轉讓方而言,它又被稱作風險貼水。它名義上是對風險的補償,但它實際上涵蓋了包括理性趨利特性和價值感受特性在內的決定股票收益的所有因素。Shefrin(1999a,b)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得出基本因素和市場情緒(sentiment)共同決定風險補償。Porter和Smith(1995)則在實驗室環境下成功模擬了泡沫的形成過程。

四、前景展望:行為金融學——新的主流金融學?

眾所周知,主流金融學建立在米勒和莫迪利安尼套利定價理論、馬柯維茲資產組合理論、夏普一林特納一布萊克(Sharpe,LintnerandBlack)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以及布萊克一斯科爾斯一默頓(Black,Scholes,andMerton)期權定價理論(OPT)的理論基石之上的。主流金融學之所以至今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它以最少的工具建立了一個似乎能夠解決所有金融問題的理論體系。

幾乎沒有理論體系會與所有的實證研究相吻合,主流經濟學也不例外。米勒承認紅利問題對于主流金融學而言是一個迷,但是他仍然堅持認為,通常情況下的金融市場理性預期均衡模型和有關紅利的特殊模型聯合起來,將是很完善的,至少不會比其它任何模型差。對現有金融學的理論框架進行基于行為金融或是其它理論的重建既非必要,也決不會在不遠的將來發生。Schwert(1983)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需要新的資產定價理論以解釋反常現象的觀點。但他同時強調,新的資產定價理論也必須是在所有投資者都理性地追求最大化的框架之內。而DeBondt和Thaler(1985)強調,股票價格超漲超跌的過度反應實際上是一種超越理性的認知缺陷。Shiller(1981,1990)則明確指出,股票價格的漲落總是被非理性的狂熱所左右,理性并不可靠。由此可以預見,行為金融學與主流金融學目前的爭論是水火不容的。

和主流金融學一樣,行為金融學也由許多有用的工具構成。這些工具有些為主流金融學與行為金融學共有,有些則是行為金融學獨有,如人類行為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認知缺陷(cognitiveerrors)、風險偏好的變動(Varyingattitudestowardrisk)、遺憾厭惡(aversiontoregret)、自控缺陷(imperfectself-control)以及同時將理性趨利特性和投資者情緒等價值感受作為自變量納入分析框架,等等。

一些人認為,行為金融學不過是將心理學引入了金融學,但是心理學從來沒有離開過金融學。盡管行為模型不一樣,但所有的行為都沒有超越心理學。主流金融學又何嘗不對投資者的行為(指導行為的是心理)做出假設呢?只不過主流金融投資者的行為被理性(rational)所模型化,行為金融投資者的行為則被置于正常(normal)的模型之中。理性與正常并非完全相悖。理通常被定義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為,而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認為是很正常的。面對10美元與20美元的選擇,理性人和正常人都會選擇20美元。

綜上所述,在很短的時間內,行為金融學迅速崛起。無論認同還是反對,任何一名金融學者都在對行為金融學提出的問題與得到的結論進行仔細推敲。這一事實本身足以展示行為金融學在當今金融學領域的地位及發展前景。從對主流金融學的假設與結論提出質疑,到對市場有效性、風險、資產定價模型等問題提出自己獨特的觀點,一直到提出自己的資產組合理論,行為金融學正在逐步向一個完善的金融體系發展。可以預見,行為金融學和主流金融學圍繞本文上述問題的爭論也將隨之深入。雖然行為金融學完全替代主流金融學還只是行為金融學家的一廂情愿,但行為金融學必將對金融理論與實踐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也許正如Thaler(1994)所說,終將有一天“行為金融學”作為一個名詞將不再被人提起——這是多余的。人們在對資產定價時將很自然地考慮各種“行為金融”意義上的因素。從這一意義上講,筆者更相信行為金融學與主流金融學在爭論中不斷融合,形成新的更具實踐性的主流金融學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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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碳金融論文范文

關鍵詞：基層央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

中央銀行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要“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金融穩定”。也就是說，中央銀行要注重防范化解那些“整體性、行業性和全局性”的金融風險，如政策風險、貨幣風險、利率風險、證券風險、國際風險等等，對涉及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在內的整個金融業發展和穩定的重大問題進行監控，維護其整體穩定，促進其協調發展。

現階段，就基層央行來說，影響區域金融安全穩定的金融風險，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1.信貸風險。信貸風險，亦稱信用風險，主要是指當前十分普遍的企業對銀行債務的逃廢以及企業之間的相互拖欠，經濟發展失衡，信貸結構單一，信貸投向過分集中等，導致金融機構資產質量非常低下。這也是目前最為集中、最為嚴重的金融風險，其嚴重損害著商業環境和經濟秩序，打擊了投資者的積極性，破壞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巨額的不良資產累積威脅著地區乃至國家的經濟穩定。就目前來看，國家不可避免地會承攬這個損失，但同時不可能完全通過財政資金來補償，而是主要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擴張予以平衡。在超過正常經濟和金融發展所要求的貨幣供應增長限度之外，就會發生明顯的通貨膨脹，從而導致經濟較大波動，并損害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

2.支付風險。支付風險，就是借款人不能依約償還借款本息的風險，是指吸收存款的金融機構發生支付危機，即銀行、信用社、信托投資公司等，由于經營不善、資不抵債或是流動性發生問題，在一定的地區和一定的時間內可能發生的支付困難，甚至引起擠提風潮。這是最容易由個別風險、機構風險而引發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因素，所以這類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我國現行的金融體系是以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這些銀行又與中央銀行直接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雖然保留了某種“吃大鍋飯”的弊病，但是可以起到存款保障的作用，可以避免支付危機。當然，這種以增加國家負擔為代價來保證支付并非長久之計，下一步隨著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勢必要增強各金融機構自己的獨立性和責任心，但必須把防止支付危機，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作為重要前提來同時考慮。

3.經營風險。經營風險，是指由于金融機構自身經營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而形成的風險。過分追求高額利潤，違反流動性和風險性的經營原則；一味追求規模擴張、造成過度負債；違規經營，逃避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高利吸儲、低利放貸，形成利率倒掛；內控制度不健全、內部管理混亂、內審手段滯后；經營不善，長期虧損等等，導致金融機構風險累積，危機重重。

4.違規風險。違規風險，是指由于銀行內部主管人員、職員或客戶的欺詐、舞弊等違法亂紀行為，如內部盜用、侵吞、挪用、短款、外部搶劫、盜竊現鈔、私設賬外賬等，致使銀行資金和財產遭受損失的一種風險。

5.創新風險。創新風險，亦稱衍生金融工具風險，這是一種制度創新帶來的金融風險。證券、銀行、保險等業務領域以金融業務交叉為主要內容的金融創新活動，其創新的業務品種越多，衍生金融工具越先進，風險也就越大。

眾所周知，經濟的發展必須建立在金融穩定這一前提和基礎之上，而金融風險尤其是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將會嚴重地打擊經濟發展，擾亂社會安定甚至造成社會動亂。中央銀行作為承擔維護金融穩定職責的部門，必須努力做好金融穩定工作，特別是要維護金融業長遠和全局的穩定。為此，基層央行要從微觀金融現象中超脫出來，以更寬闊的視野、更敏銳的眼光、更準確的判斷來審時度勢，科學決策。既要關注金融企業個體風險狀況，更要關注并評估其對整個金融體系所產生的影響，有選擇地采取相應措施以防范或者化解系統性風險。

1.強化風險意識。基層央行要進一步加強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轄區金融穩定的意識。人民銀行雖不再承擔金融監管職能，但維護金融穩定的職責依然存在，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體系整體穩定方面需發揮更大的作用。基層人民銀行必須意識到：在金融機構業務交叉不斷增強的大趨勢下，中央銀行的業務范圍必將拓寬，過去“抓監管、保穩定”這種狹義的維護銀行業穩定的職能弱化了，但是涵蓋區域經濟和銀行、證券、保險等現代金融業務的廣義的金融穩定職能則增強了。在此基礎上，基層央行還要積極開展維護金融穩定的前瞻性研究。目前我國風險機構的救助主要依靠中央銀行再貸款這一單一手段，容易誘發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基層央行應結合轄區實際，借鑒國際成功經驗，對中小金融機構存款保險制度，風險分散、風險轉移和風險隔離制度，風險救助基金等措施的可行性和具體操作辦法進行研究，為有關部門的決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積極推動符合國情的多層次金融安全網的構建。

2.理順工作機制。基層央行要努力探索并逐步理順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工作機制、政策措施，協調有關各方，群策群力，齊抓共管，共同防范、化解、處置系統性金融風險，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一是要理順好與當地政府的關系。多年的監管實踐證明，政府在維護金融穩定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是政府責任與能力相互作用的結果。首先，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金融穩定是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基石，因此維護金融穩定是政府的政治

責任。其次，在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下，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是擁有行政、司法和經濟調配權的重要組織，依靠行政資源所帶來的權威性和信譽，是平穩化解風險的重要力量。第三，按照目前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地方金融機構風險的工作機制看，地方政府負有重要責任。在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過程中，更加明確了農村信用社的“三位一體”的管理體制，即中央部門監管、省級政府管理、農村信用社自主經營。因此基層央行的維護金融穩定工作，必須處理好與政府的關系，通過溝通協調，建立起政府重視支持和參與的維護穩定工作格局。

二是要處理好與三家監管部門的關系。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以后，形成了“一行三會”的架構。基層央行要處理好與當地三個金融監管部門的關系，最根本的是解決好兩個問題：一個是職責劃分，特別是人行與銀監部門的職責劃分問題，職責不清，必然產生監管工作的真空或交叉重復，降低工作的效率和質量水平，進而影響金融機構的正常運營；另一個是協調合作，無論是從金融對外開放的新形勢看，還是從金融混業經營的大趨勢看，建立相互之間的順暢、高效的協調合作機制和信息共享機制非常重要，這是促進轄區金融業健康穩定發展的必然要求。

三是要協調好內部各職能部門之間的關系。為適應監管體制改革后的工作新形勢、新要求，在最新出臺的基層央行“三定”方案中，貨幣信貸管理科承擔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轄區金融穩定的職責，其它的如調查統計、會計財務、事后監督、內審、國庫、外匯管理等，雖然承擔著不同的職責和工作任務，但是綜合地看，這些工作與金融的穩定有著密切聯系。因此人民銀行內部職能部門之間要搞好協調配合，共同努力維護金融的穩定。

四是要把握好防范、化解、處置三個環節之間的關系。防范，是維護金融穩定的題中應有之義，防范工作應該具有科學性和前瞻性。當前要轉變過去的思維方式，集中精力，以寬廣的眼光，從全局的角度和戰略的高度，全面、深入研究防范風險的重大問題。比如：如何因地制宜建立風險預警體系？如何建立符合國情的存款保險制度？如何準確識別金融混業經營趨勢下銀行、證券、保險三者交叉運行可能帶來的問題和風險防范等等。化解，指的就是通過采取措施，使已經進入市場的金融機構繼續運營，免遭退出市場的“命運”。人民銀行開展風險的化解工作，不能像過去那樣直接針對某一具體的金融機構，而是要找準定位，從宏觀的高度，提出化解金融風險的方法策略和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已經存在的風險。處置，指的是救助無望的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由于人民銀行是最后的貸款人，因此在處置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時需要進行大量的工作，比如，要協調風險處置中財政工具和貨幣工具的選擇，實施對運用中央銀行最終支付手段機構的初審復查，參與有關機構市場退出的清算，管理人民銀行與金融風險處置有關的資產等。

3.建立預警體系。建立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密切監測金融企業的流動性變化和金融業的整體風險，做到動態情況隨時把握，心中有數，是中央銀行履行維護金融穩定職責的當務之急。從基層行看，關鍵要盡快建立高效、靈敏的金融風險預警監測系統，為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提供有力的保障。當前，要抓緊建立一套科學、嚴密的金融風險監測體系，通過對銀行機構報送的報表、數據和政府經濟主管部門反饋的信息進行系統化的分析和處理，以準確地識別和判斷風險，以便及早進行預警和風險提示，把風險消除在萌芽狀態。同時，通過信息反饋系統，盡快地將一些苗頭性、傾向性情況向上級行報告，為上級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提供決策參考。

4.細化防范措施。針對不同類型金融風險各自的特點，基層央行要結合轄區實際，細化防范、化解和處置措施，以達到最佳的防范效果。防范信貸風險，要以銀行信貸登記咨詢系統為基礎，初步建立轄區信貸風險監測與提示制度，建立房地產、鋼鐵、橡膠、農業及其它本地重點行業的跟蹤監測分析制度，要準確審查并把握各類借款人的信用情況及貸款的擔保情況，對借款人進行資信評估，并通過聯席會、窗口指導等方式及時信貸預警信息，指導金融機構采取相應的風險防范措施，引導金融機構分散、規避和防范信貸風險。防范支付風險，要加強對金融機構尤其是城鄉信用合作社支付性風險監測，加強法人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管理，建立商業銀行備付金監測機制，及時發現并提示商業銀行可能發生的流動性和支付能力問題。同時，必須與當地銀監部門共同設計制定嚴密的支付風險應急處置預案，以化解或處理可能發生的個別甚至區域性的支付風險。防范經營風險、違規風險、創新風險等，要配合有關監管部門，及時敦促轄區金融系統，不斷完善內控機制，建立健全決策、執行、監督等相互制衡的內部管理體制。同時，要繼續推進金融安全區創建活動的開展，認真總結經驗，進一步加強組織、協調與指導，完善考核驗收指標體系，各方聯動，優化轄區信用環境，建設金融安全區，逐步清除金融風險賴以滋生的土壤。

此外，對因受到各種行政行為、社會謠言、矛盾糾紛等“外生性”因素引發的金融風險，基層央行也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旦發現“苗頭性”問題，要立即作為重大事件，在上報上級行的同時，即時向地方政府匯報，并協助地方政府做好相關處置化解工作，將風險消滅在萌芽狀態，減少波及面和不良影響。

參考文獻：

加強金融監管維護區域金融安全，許傳華《金融與保險》

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宏觀和微觀對策，馬懷玉、楊凌云、李新月《濟南金融》

關于防范金融風險的討論綜述《金時網》（2000-10-28）

金融風險與金融監管，李曉西《江蘇經濟》（2002-01-01）

第3篇：碳金融論文范文

在認識不充分的影響下，進一步導致了金融產品以及提供服務的相對單一，較難符合創新發展的多元化需要。由我國當前金融體系來講，一些金融機構依據赤道原則開展低碳金融業務，呈現出了種類較少、規模不大的現狀。且金融市場較難為低碳經濟的良性發展提供完善的融資平臺，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由于金融市場不完善，水平較為落后，因而令低碳經濟建設中直接融資百分比有限。

二、發展低碳經濟的金融支持與創新策略

1.提升金融機構對發展低碳經濟的信貸支持

當前，金融機構實施信貸投入仍舊是我國一些經濟欠發達區域低碳經濟建設過程中配置資金的有效渠道，為此，應進一步提升信貸支持。可通過提升政策性支持，符合低碳經濟建設中有關新能源開發、節能降耗等基礎項目建設拓展的經費需要。另外，應進一步全面貫徹我國綠色信貸發展政策，提升商業金融單位針對發展信貸業務的環境風險核查評價以及動態鑒定，進而創建健全良好的綠色信貸工作系統。另外，應擴充業務規模，創建綠色通道，將排污許可憑證作為抵押物，有效縮減低碳項目面臨的信貸風險。

2.推進金融產品與服務的全面創新

創新為金融市場不斷向前的核心動力，因此金融機構應依據我國低碳經濟建設發展特征，全面更新服務、創新產品。可直接以基金方式投資低碳項目，進而為其供給更廣泛、更可靠且持久的資金支持。另外，應創建良好的信用交易管理平臺，推動低碳產品的快速交易。再者可推行低碳信用卡，吸引消費并擴充可再生性能源的再投資。為擴充市場需要，金融機構要加快推出低碳理財產品，例如同碳排放交易量融合的理財產品，同水資源、環境變化相關的環保產品等。金融中介單位也應積極創新服務管理模式，例如主動提供信用登記、為低碳項目做好資金結算、發揮托管管理功能，優質的進行清算服務，進而推動低碳產業的多元化發展。

3.創建完善的支持低碳經濟建設金融機構系統

完善的金融機構系統其效用價值十分明顯，為此應進一步優化內部體系，提升其在低碳經濟建設中的工作效率。可積極引入控股機構、股份制經營單位或是外資金融企業，提升其分支系統的總量，進而推動低碳經濟建設中金融支持機構的多元化、豐富化發展。另外，應準許外資金融單位進行綠色信貸服務，發展綠色證券以及保險業務，進而借助其在低碳項目發展中的優勢，推動合理有序的競爭，全面提升金融支持力度，促進低碳經濟創新發展。對于我國低碳經濟建設的傾斜政策制度應合理應用，快速組建同低碳經濟建設相關的資產管理部門、信用評價單位、信息服務機構與獨立的三方認證單位，激發他們在擴充低碳經濟建設融資途徑中的核心功能價值。

4.開創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多層次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為低碳經濟建設提供了重要支撐，可在較大范疇中確保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進而為經濟建設發展籌措所需的充足資金，推動各區域經濟建設實現穩定、優質的發展。為此，應積極發展培育良好的貨幣市場，例如票據貼現以及回購市場等，進而獲取更多的資金量，擴充低碳經濟單位的融資途徑。另外，應做好資本市場發展建設，引導低碳經濟單位利用股票、債券的發行使融資規模全面擴充。對于有能力的單位應基于資本紐帶鼓勵其跨區域、跨行業進行重組兼并，進而構建形成更大規模的新能源、降耗節能低碳集團，提升核心競爭力與市場影響力。

5.擴充商業融資渠道

為擴充商業融資渠道，應利用政府單位多邊組織以及基金為清潔能源項目提供有力支持，并吸引外界風險資本，提升投入力度，優化低碳經濟項目質量。再者，應有效應用融資手段，擴充民間投資，進而推動低碳經濟單位積極完成技術創新，實現全面發展。

三、結語

第4篇：碳金融論文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返鄉；農民工；就業。

源自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沖擊著全球化日益加深且作為新崛起經濟發展中的中國。受其影響，我國東南沿海地區部分外向型企業被迫倒閉、歇業、限產或外遷，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因此而失業，成為全球金融危機的最大受害者之一。農民工失業導致大量農民工返鄉問題不容忽視，它給經濟社會穩定帶來的沖擊不可低估，如何安置返鄉農民工的工作、生活已成為各級政府的當務之急。

一、引發農民工大量返鄉的原因分析。

中國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有著大量農民工群體，他們為經濟的迅速發展做出了貢獻。據有關資料顯示，將近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工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這些地方的產業特點是以外向型經濟為主，以出口為導向，用工需求和國際經濟周期有很大關系。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影響很大，受到嚴重打擊的是沿海外向型經濟，特別是外向型經濟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首當其沖。農民工成為全球金融危機下我國最先受損的龐大群體，被迫失業走上返鄉回家之路。具體分析有如下原因。

（一）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外部需求萎縮。

金融危機從局部發展到全球，從發達經濟體傳導到新興市場經濟體，從虛擬經濟擴散到實體經濟，使美國、歐洲和日本經濟陷入衰退，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放慢。金融危機在使全球經濟下滑的同時，也使失業成為全球的突出問題。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下滑、失業人口增加，消費大幅消減使我國外部需求大幅萎縮，其突出表現：一是外貿出口下降。2008年11月我國外貿出口首次出現2.2%的負增長，12月外貿出口1111.6億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二是企業外貿訂單減少。相關研究表明，人民幣計價的出口增長每放慢1個百分點，將導致制造業中的23萬人失業，這還不包括制造業以外的其他行業，如來自房地產等行業的失業。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企業訂單量持續萎縮，不可避免地會使企業減少用工量。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8年全年GDP為300670億元，比上年增長9.0%,其中2008年四季度GDP增速僅為6.8%。經濟增長是就業增長的基礎，失去外部需求的支撐，經濟增速下降，使我國就業市場急速下滑，農民工就業遭遇困境。

（二）外部需求萎縮使我國生產企業陷入經營困境。

中小企業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吸納農民工就業的主力軍。有關統計數據顯示，在我國第二產業中農民工占全部從業人員的58%,其中在加工制造業中占68%,在建筑業中接近80%;在第三產業中的批發、零售、餐飲業中，農民工占到52%以上。然而，2008年以來，在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沖擊下，我國企業特別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中小企業經營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部分中小企業受外部需求萎縮的擠壓而破產倒閉，尤其是外向型經濟規模較大的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反應明顯。有些企業雖然沒有裁員，但職工在放長假、等訂單，實際上處于亞失業狀態。更為嚴重的是，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的行業正在從紡織服裝、電子制造等加工貿易型蔓延到房地產、有色金屬、石油、化工等行業。企業經營困境使其用工需求減少，裁員和職工待崗歇業現象逐步增多，就業市場容量一再收緊，失業成為部分農民工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三）企業經營困境造成農民工失業。

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是全球性的，越來越開放的中國不可能獨善其身。面對金融危機導致的外部需求萎縮和企業經營困境。不少外向型中小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建筑、紡織、服裝等農民工集中的企業，早早開始“節衣縮食”而限產或停產，它所帶來的直接影響便是就業崗位減少，因其用工替代性強、技術要求不高，是農民工最集中的行業，因而農民工成為受此次全球金融危機沖擊最大的群體。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08年12月初完成的《金融危機對就業影響最新數據調查報告》指出，失業返鄉的農民工，主要來自四川、重慶、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甘肅等勞動力輸出大省市，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波及國內出口企業受到的打擊尤其沉重，企業停產及倒閉令大量農民工失去工作，返鄉成為他們最后的選擇。

二、返鄉農民工面臨的問題。

金融危機在中國造成的經濟損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與之帶來的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問題也是一個需要重視并且長期需要解決的問題。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農民工返鄉并未像所想像那樣能夠完全在家鄉找到自己的適合工作和崗位，由于當地產業結構和農民工自身的原因，在回鄉就業農民工中存在有以下問題：

（一）農村勞動力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大。

我國農業經濟的現狀是不能容納這樣多勞動力同時就業。本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進行轉移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有著較高的收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當地農業發展并不需要這樣多的勞動力同時就業。在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大省中，如四川、貴州、甘肅等，往往都是平均耕地面積較少的地方，本來農業的就業壓力就很大，現在又面臨著大量的農民工返鄉就業的現狀，未實現就業再就業的勞動力比重更大，農村就業形勢更加嚴峻，就業壓力加大。

（二）農民收入增長受到較大影響。

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向城市轉移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可逆轉的大趨勢，農民進城務工更是我國現階段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之一。我國農民收入來源不外乎三部分：一是以打工為主的工資性收入，二是家庭經營收入，三是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其中農民務工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接近40%,成為增加農民收入的主渠道。大量農民工失業將嚴重危及農民收入增長，使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抑制農村消費，使擴大內需的政策目標難以實現。2008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要求高度重視農民工就業困難加劇、部分農民工返鄉回流問題。顯然，中央已經認識到農民大量失業的嚴重性、期望以穩定農民工就業、扶持返鄉創業來增加農民收入。

（三）土地糾紛明顯增多。

據有關數據，我國戶籍在冊的農民數量大約有9.5億，但是其中有2.1億左右的人口常年在外打工，也就是一般意義上的農民工。這樣就存在一個現狀，他們名下的土地就存在有荒蕪，無人種植的現狀。有些農村進行了私下的土地流轉，將原有的土地以常年出租的形式轉讓給別人，而農民僅僅獲得一少部分地租。這種私下的土地流轉形式在大量農民工可以在外有穩定收入是并沒有出現任何問題，甚至成為了農民工獲得收益的一種方式。但是，隨著大量的農民工返鄉，也要開始以農業生產為主要就業渠道時，這一問題就開始凸顯了出來。這些農民工回到農村后，由于原有土地被征用或已流轉給他人而無地可耕，面臨城鄉雙重失業問題。因生計所迫，失業返鄉農民工紛紛索要承包土地，農地糾紛開始凸顯。農民工大量返鄉后，如果原有承包地已轉給他人，而流轉合同尚未到期，就很容易引起糾紛，這對農村社會穩定相當不利。

（四）社會治安出現新的問題。

總體上講，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絕大多數勤勞樸實，遵紀守法，但極個別農民工失業后，其收入來源少，情緒不穩定，由此產生了一些新的社會治安問題。在返鄉潮中，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相對較低的中年農民工，所占的比例很大。他們在家庭中是經濟支柱，不僅承擔了上一代人的養老義務，還肩負著下一代人的教育責任，負擔最為沉重，因失業而中斷外出務工收入來源，相當一部分家庭入不敷出。甚至陷入貧困。如果他們長期失業，經濟狀況得不到改觀，便會對農村社會穩定構成威脅。相較于中年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并無農業生產經驗，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對鄉村生活產生疏離感。面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現實情況是：返回農村，做不了合格的農民；融入城市，很難逾越橫亙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墻。如果城里不能就業，他們長期窩在鄉村，就會無所事事。農村賭博之風盛行，他們就會加入賭博的隊伍中去，損害社會穩定是不容置疑的。

三、幾點建議。

目前，農民工返鄉問題已經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視，但如何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關鍵在于解決返鄉農民工的就業問題，當他們生活有所依靠的時候，生活穩定時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這里提幾條主要對策。

（一）要充分認識返鄉農民工工作的重要性。

金融危機下農民工的就業問題，不僅是個經濟問題，還是個社會問題，某種意義上更是個政治問題。多年來，我們一直看到這樣一種現象：當宏觀經濟發展良好時，大量的農民被吸引到城市；當宏觀經濟形勢惡化時，最先遭受打擊的是農民工，大量農民工被迫回到農村。讓農村成為城市經濟榮枯的蓄水池，對農村和農民而言是不公平的。

千方百計拓展農民工就業空間，是全社會的重要任務和責任，必須落實好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政策措施，促進社會和諧。當前來講需要采取多方面措施，使返鄉農民工盡快就業。政府關心農民的疾苦，首先關心他們的就業，只有穩定的就業，才能解決農村勞動力需求矛盾、農民收入與支出的矛盾，才能有穩定的社會治安環境。為此，各級黨委、政府充分認識做好農民工就業工作的重大意義，積極尋找解決農民工就業問題的對策。

（二）爭取更多投資項目、發展以擴大就業為重點的產業。

在解決原有農業發展的同時，還應該積極的拓展路徑，使得在外打工多年，有一技之長的農民工更快更好地就業。一是要狠抓招商引資。要在大招商中招大商，同時也要注意引進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企業，為增加就業崗位作貢獻。二是要狠抓立項爭資。要抓住國家擴大內需的機遇，力爭有更多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進入國家計劃，使重點建設項目吸納更多農民工就業。除此之外，要加大對中小企業發展的支持力度。發展中小企業，是國際社會解決失業問題的一條重要措施，創造就業機會的潛力很大。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增加其就業吸納能力。比如餐飲旅店業、零售貿易業、交通運輸業、家政服務業等都能成為農民工的重要就業渠道。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要求不高，比較適合返鄉農民工的再就業。

（三）加強職業培訓，以增強農民工就業競爭。

能力政府要把擴大就業作為解決農民工就業問題的治本之策來抓。一方面，仍然要突出抓好勞務輸出。要著力加強縣、鄉勞動保障服務機構與勞務輸出基地建設，打造勞務品牌，積極開展與大中城市的勞務合作，促進農民工轉移就業。同時，要經常舉辦返鄉農民工專場招聘會，免費提供政策法規咨詢、職業供求信息和崗位援助等就業服務。

對家庭困難的返鄉農民工提供“一對一”幫扶，開展“送崗位”活動。另一方面，要安排專項資金對返鄉農民工進行就業、創業和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返鄉農民工就業技能，特別是培訓高級技工人員，以緩解就業結構性矛盾。

（四）扶持返鄉農民自主創業，以增加就業崗位。

政府要營造鼓勵農民工創業的輿論環境，堅持“誰為社會創造的就業機會多，誰的貢獻就大”的輿論導向。同時要爭取農業銀行把網點延伸到農村，政府要建立小型企業擔保公司和小額貸款擔保公司，切實解決返鄉農民工“貸款難”的問題。

除此之外，要盡可能地為返鄉農民工創業提供方便，要降低就業門檻和稅費負擔，特別是對那些剛剛辦企業的農民工，要放水養魚，以保護他們創業的積極性。

返鄉農民工就業是一項極為艱巨的系統工程，需要全社形成合力，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等就業的制度。解決當前農民工就業問題，不能把農民當成負擔，應從調整城市化、工業化布局出發。清理一切利于農民工城鄉流動就業的制度障礙。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但越是在這樣的危機時刻，越要善待農民工，讓他們感受到國家的關懷，感受到自己沒有被拋棄，這對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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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希民。金融風暴：中國農民工遭遇池魚之殃[EB/OL].新浪網，2008211217.

[3]常紅曉。蘇南：就業“寒冬”正在到來[EB/OL].財經網，2009201201.

[4]佚名。官方統計；已有兩千萬農民工失業返鄉[EB/OL].星島環球網，2009202202.

[5]陽立高，廖進，柒藝。加大財政扶持力度促進農民工返鄉創業[J].財政理論與實踐，2008,（3）.

[6]趙京武。靖西：農民工返鄉創業謀發展[J].中國培訓，2007,（9）.

第5篇：碳金融論文范文

一、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機制

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機制,是在不考慮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制約因素的情況下,具有相同特征的證券或資產不存在從國際流動中獲利的機會的一種市場穩定性,這時,國際金融市場處于一種靜止平衡的狀態。其形成條件分析如下:

以S表示直接標價法下的即期匯率,F表示遠期匯率,以r、r*分別表示本國貨幣利率與外國貨幣利率(投資收益率)。假設從國內籌措的資金為一單位本國貨幣,從外匯市場上拋出得1/S外國資產,再把1/S外國資產投資于一長期投資項目,一年后可得(1+r*).1/S外幣資產,再到外匯市場上兌換本幣,可得(1+r*).F/S本質幣資產。同樣道理,投資者也可以從國外籌措資金,投資于本國資產,最終可得(1+r).F/S單位外幣,兩種投資操作方式正好相反。資本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流動方向取決于兩種投資方式的最后收益率與投資成本的比較。以第一種方式為例說明,

如果(1+r*).F/S>(1+r),即期資本流出,遠期資本流入。

如果(1+r*).F/S<(1+r),即期資本流入,遠期資本流出。

如果(1+r*).F/S>(1+r),投資于本國資產與抵補后的外國資產收益率相等,市場處于均衡狀態。

如果以f表示遠期貼水或升水,即f=(F-S)/S,即F/S=1+f,代入以上三式,經過轉換,得出r+r*f=(F-S)/S。其含義與上三式相同。

從上述分析可知,只要投資的最終收益與資本不一致時,國際金融市場就失去均衡,資本流動就會產生。事實上,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資本流動方向和規模是變化莫測的,如果一國的經濟基礎、金融監管手段或金融市場建設等不相適應,就有可能釀成金融風險,并有可能傳染、擴大成國際金融風險。那么,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均衡是如何被打破并釀成風險的呢?下文將從國際金融市場其本身的內生變量進行分析。

二、國際金融市場的非均衡與金融風險

國際金融市場非均衡主要由國際金融投資者主觀預期、投資交易成本、投資者的投機行為和一個國家本身的金融市場狀況等因素引起,這些因素的變化內在地使國際金融市場失去均衡,導致國際金融資本流動變化無常,如果資本流出流入國家沒有防范能力,就極易產生金融風險。下面是具體分析。

(一)主觀預期機制

國際金融市場的活動一般由外匯交易商和金融投資者充當主體。無論是套利保值還是投機,都是以匯率和利率的預期為基礎。“外匯交易商制訂買賣外匯的決策奠基于他們的匯率預期,而匯率預期又取決于他們對匯率趨勢相關的政治、經濟的掌握。”各交易商和投資者對未來匯率或利率的預期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對匯率和利率預期的差異直接導致國際資本流動的大幅波動。

按現代經濟學的觀點,預期均衡是指合理預期和預測。即是對所有現在可得的、與變量的未來發展趨勢有關的信息所作出的預期和預測。只要市場參與者都能根據自己現在所能得到的、與變量的未來發展趨勢有關的信息來進行預測,那么最終結果必然是與從市場角度得到的信息相一致,達到預期均衡。所以,只要投資者或投機商發現市場的實際情況與他們的合理預期有差異,他們就會改變其定價策略,利用市場差價獲利。各投資者主觀預期的差異可以內生地擴大或縮小資本流動的波動性。

主觀預期對國際金融非均衡性的內生作用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1.通過對匯率的主觀預期產生預期差異,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是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的內生因素

我們知道,“價格大幅度的急劇變化和持續易變性是證券化票據市場的特點,由可以覺察到的有關風險與利潤的變化來驅動投資也是市場的特點。”“當進行匯率是否呈無偏性波動實驗時,有效的匯率預測者能更容易地解釋遠期匯率的情況,同時,也能更容易地判斷呈什么趨勢變動及其左右因素”。在國際貨幣市場中,投資者的未來收益決定于兩國資產之間的有效收益與成本差,而“外國資產的有效收益等于外幣利率加上匯率的預期變化”。如果把遠期匯率F加上預期因素,就是預期未來即期匯率,可以表述為Et+1,那么升水率f=(Et+1-S)/S。對r-r*f=(F-S)/S式兩邊同時減去匯率的預期變化(Et+1-S)/S,得:

r-r*-(Et+1-S)/S[(F-S)/S]-[(Et+1-S)/S]=(F-Et+1)/S……A式

由A式可以看出,投資者必須承擔的風險升水或貼水(F-Et+1)/S,即國內外兩種資產的收益差取決于遠期匯率F與預期未來即期匯率Et+1。遠期匯率成為未來即期匯率的有偏預測指標。假設即期匯率不是按隨機走動方向式運動,那么即期匯率St可以表述為:

St=αSt-1+βSt-2+γZt+δZt-1+U。……B式(Z是某種其他變量,如貨幣存量,α、β、γ、δ是參數,U。是預測隨機誤差)

因為S和Z的過去值在t-1期都是已知的,所以下一個時期的合理預期遠期匯率也根據過去的S和Z值來推測,可以用Et+1St來表示:

Et-1St=αSt-1+βSt-2+γEt-1Zt-1)+δZt-1……C式

現將B式減C式,得到:

St-Et-1St=γ(Zt-Et-1Zt-1)+U。……D式

由此看出,如果風險中立,則D式左邊表示:在t-1期簽訂一個按合理預期遠期匯率(即Et-1St)買進外幣的遠期合同,然后在t期以St交割,并將該外幣即期賣出所得到的收益。這種預期投資收益的大小由預期匯率Et-1St決定。在國際金融市場中也正是這個由預期遠期匯率決定的投資收益決定國際資本的流向和規模,當不同投資者在同一時期的預期大致相同時,這時大量國際資本就將同時流入或流出一國金融市場,增加該國金融市場的動蕩性。

2.對利率的預期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

按利率平價理論,利率是國際資本流動的決定因素。“相對的利率在影響金融分配別重要,促使資金從利潤率低的地區或部門流向利潤率高的地區或部門。”按照歐文·費雪提出的費雪方程式r=I+π,名義利率等于實際利率I與預期通貨膨脹率π之和。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可以將其分解為本國和外國兩個方程式,分別為r=I+π和r*=I*+π*。

如果國際上的實際利率相同,即r=r*,那么,名義利率r和r*僅因預期的通貨膨脹而有所不同,所以得r-r*=π-π*,與A式合并,得:π-π*-(Et+1-S)/S(F-Et+1)/S……E式

所以,國內外金融資產的收益率差(F-Et+1)/S由預期的通貨膨脹率π-π*、預期未來即期匯率Et+1和即期匯率S共同決定。這種收益率差影響著國際金融市場的有效運行,其波動性成為國際金融風險的一個助長因素。

現實中,當利率和遠期匯率有相同的到期期限時,兩國利率的差距等于遠期升水或貼水。遠期匯率經常被看成是未來即期匯率的市場預測,利率差也大約等于即期匯率的預期變化。因為,一國利率高于他國利率時,預期高利率貨幣會對低利率貨幣貶值。由于各地的有效收益會趨于一致,因此,一國利率高于他國利率的唯一辦法就是預期高利率貨幣貶值,有效收益率r+(F-S)/S要低于觀察到的利率r,因為預期貨幣貶值,即F

另外,主觀預期還有其他方面的表現,但是不是短期、直接的決定因素,而具有長期性。本文不作具體論述。

(二)交易成本機制分析

在國際金融市場中,投資的交易成本是買賣價差。買賣價差由二部分構成:第一是國內借款利率rB,國內投資收益率rL,國外借款利率rB*,國外投資收益率rL*四者之間構成的利率差。第二是外匯買賣價差。投資主體必須考慮利率差和外匯價差,以調整其資金投入方向及投資規模。這種交易成本是國際金融市場非均衡性的一個內生因素。

在rB≠rL≠rB*≠rL*的前提下,國際金融市場的投資有四種方式可供選擇:

1借一單位本幣(美元),投資于外國,再賣出遠期外匯,最終得(1+rL*)。F/S美元,這時報酬率為F/S(1+rL*)-(1+rB),即[(1+rL*)、F-S(1+rB)]/S

2投資者作反向投資,此時報酬率為S(1+rL)-(1+rB*).F/S

3借款于本國而投資于外國,報酬率為rL-rB

4在外國借一定資金,投資于外國,報酬率為rL*-rB*

投資者對四種投資方式進行不同的效益比較,決定資金的投資方向。

以1和2的比較為例進行分析:

第一步,假設銀行外匯買賣價差相同。

有[(1+rL*).F-S(1+rB*)]/SS(1+rL)-(1+RB*).F/S

移項得:[(F-S)/S][(1+rL*)+(1+rB*)][(rL+rB)-(rL*+rB*)]……(1)

第二步,假設投資者同時面臨四種利差和買賣價差構成的交易成本。以Sa、Fa、Sb、Fb分別表示即期外匯和遠期外匯的買價(ask)和賣價(bid)。那么(1)式將轉換為:[Fb-Sa/Sa][(1+rL*)+(1+rB*)/(1+τ)](rL+rB)-(rL*+rB*)/(1+τ),其中τ=(Sa-Sb)/Sb

對其進行變形移項,得:FbSa[(1+rL)+(1+rB)]/[(1+rL*)+(1+rB*)/(1+τ)]……1.a

根據同樣方法對其他五種投資選擇進行比較,得出其余五種結果,分別是:

FbSa[(1+rL)/(1+rL*)]……2.a

FbSa[(1+rL)+(1+rB*)-(1+rL*)]/(1+rB*)……3.a

FbSb[(1+rB)/(1+rB*)]……4.a

FbSa[(1+rB)+(1+rL*)-(1+rB*)]/(1+rL*)……5.a

FbSb[(rL-rB)/(rL*-RB*)]……6.a

投資者可以對上述六種投資結果進行比較,取出最優解,作出投資選擇,從而決定國際金融資金的流向和規模。而且兩種價差引起不同投資方式的效益差別大小直接影響著資金流動的波動及幅度,導致國際金融市場的非均衡。

以S+a,S+b分別表示未來即期市場的外匯買價和賣價,以1.a式作為分析對象,并把它加上預期因素,列括號內容為M。如果S+b>Sa.M,或者S+b>Fa.M,即期資本流出,遠期資本流入。如果S+a>Sb.M或者S+aFb.M,資本流動正好相反。

所以說,不同國家的存貸利率以及外匯的買賣差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和規模,當兩者產生變動以及投資者對其變動的預期估計產生偏差時,就必然有大規模的不穩定性流動資金,當其波動幅度超過一個國家的經濟承受能力和監管能力時,就有可能醞釀成金融風險。(三)投機行為分析

國際金融投機主體經常以各種基金的合法身份出現,其資金具體表現為國際游資(HOTMONEY),投機行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非正常的投機手段,獲得正常投資收益以外的資本利益。當投機基金非常龐大,達到對特定的匯市形成和匯率趨勢基本控制的程度時,投機行為就會給金融市場產生直接沖擊,導致一國金融市場風險的產生。

投機行為的基本特征是,市場參與者在預測到經濟政策或諸如匯率和利率等經濟變量不能維持時,突然進行大幅度的資產重組,“投機性沖擊是在市場預測經濟政策不一致時所作出的理性反應”,“不一定要將投機性沖擊視為市場的反常行為,相反,它被看作是競爭性市場在預測到經濟政策的不連續性后的典型反應”。投資者的大幅度資產重組還有其他原因,典型的有二種:第一,投資者為避免損失,在即期市場上賣出外匯;第二,投機者為獲取利潤,在遠期市場中賣出外匯的空頭頭寸。

在投機活動的形成過程中,存在下列因果關系:基本經濟因素的錯位程度、收支衡的頻率和嚴重性引起資本流量的增加,資本流量的增中引起投機活動量的增加。伴隨著資本流量的增長,外匯需求規模擴大,不穩定性出現增強,發生動蕩的事件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如果外匯具有作為一種理想資產的特征的話,那么,隨著外匯價格越來越大的波動,從中投機的機會也將增加,只要投機主體存在,就會引起投機活動量的增加。

投機活動量對國際金融市場產生三個效應:第一,投機活動量的上升直接導致外匯需求規模和不穩定性的上升,金融動蕩增加;第二,投機活動量的增加造成匯率沒有穩定點或者基本走勢不能獨立于投機影響的狀態;第三,金融機構在外匯交易活動中的投機行為大大增加。與傳統銀行業務獲利性減少相聯系,投機活動量的增加使金融機構的外匯業務重點越來越傾向于貨幣投機,隨此重心的轉移,外匯市場的任何波動更有可能引起投機性的買進和賣出,使金融市場的波動更加復雜化。

(四)市場因素

1.信息傳遞與預期因素

首先,信息制約了市場主體對匯率、利率或其他金融變量的預期。勞倫斯·科普蘭認為,國際金融市場的特殊信息,即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新聞”,市場主體對新聞作出預測性反應。如果市場是有效的,那么,即期匯率St=-ρ(t-1)+ft+1+η(1+ε)-1.Σβk.(EtZt+k-Et-1Zt+k),(0<ρ<1,ε>0)。

由此可以看出,即期匯率由前一時期的遠期匯率ft+1、目前到期的遠期合同在當時簽訂確定的風險報酬-ρ(t-1)和關于對基本因素的所有未來值(即“新聞”因素的影響)三個部分組成。“新聞”作為市場主體預期之外偶然出現的事情而導致的隨機誤差因素,包括內生影響因素,如利率、通貨膨脹等,也包括外生影響因素如政府宣告、地震等偶然因素。科普蘭認為,基本變量中使人吃驚的成分能否解釋匯率波動的百分比,取決于我們觀察到的每周、每月或者季度資料,也取決于我們選擇的貨幣和觀察到的其他因素。“新聞”事件對匯率的影響有一定范圍,“外匯市場對市場的反應不是取決于這些信息是‘好’還是‘壞’,而是取決于這些信息比預期是‘更好’還是‘更壞’,預期到的信息已包括在現在的市場匯率之中,匯率只對未預料的信息作出反應。”比如,當政府公布貨幣供給、貿易差額等統計數字之后,市場匯率的變化并不取決于這些數字本身的大小,而是取決于這些統計數字與人們預期之間的差額,只有這種“新聞”才會影響匯率的變化。

其次,“新聞”信息的滯后是金融風險的一個內生因素。“滯后”是指新聞變量的發生日期和實際公布日期之間缺乏同步性,市場主體不能對其資產進行合理的組合調整,導致滯后摩擦成本。這一點決定于國際金融市場中的投資主體對信息的反應靈敏度。

再次,信息約束還表現在市場的進入障礙。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奧德和威斯等認為:由于市場上信息不完全,有一部分投資者有可能被排除在金融市場之外。他們以國內信貸市場為例加以證明。假設有A和B兩組投資者,其投資預期收益為Ra和Rb,由于A組的工作特點或銀行掌握信息不完全,在銀行看來,對A組進行貸款的預期收益Ea相對于Ra來說大打折扣。相反,銀行對B組熟悉,而且B組的工作穩當,風險較小,因而在銀行家眼中,對B組的貸款預期收益Eb有可能高于Rb。相對于B組而言,A組投資者可能被排除在借貸市場之外。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在占重大比例的國際信貸市場中也存在、甚至更為嚴重的信息不充分問題,嚴重影響了國際借貸資本的流向和規模,加強了國際金融市場的不平衡性,容易引起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

2.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不足和交易約束

首先,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不足表現為金融投資主體的非完全自由交易。例如,在遠期市場交易中,客戶必須交納一定的保證金,以保證遠期市場交易人履行承諾。這筆保證金將使交易人承擔機會成本,因為它不能被用來投資以取得收益。這種機會成本有礙于國際金融市場的正常運行。正如勞倫斯·科普蘭說:“國際貨幣市場均衡必須有充足的套利資金作為條件,換句話說,某個或更多的套利者可以利用自由資金以驅使相應的比率達到均衡”。

其次,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不足表現為金融工具的短缺。金融資產單一化使國際金融投資者無法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一旦遇到風吹草動,加上主觀預期,資產無法在國內金融工具之間進行轉移,這時只有大規模地逃離本國市場,從而誘發金融風險。

金融市場的流動性越不足,金融資產轉換的成本就越高。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只有匯率預測貶值的幅度更大才能抵消金融資產的轉換成本,一旦在流動性不足的市場上售出大量金融資產,就會因供求關系導致市場價格下降,從而使國際金融市場嚴重失衡。例如1994年的印度尼西亞,外國投資者大約擁有上市股票的30%,占有交易量的70%以上,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失去信心,就出現了因流動性不足而找不到買主的現象,需要進行金融資產轉換的投資者面臨嚴重的“租金”分割,使其預期變得更壞。

3.金融市場壟斷的存在有害于國際金融市場的運行

金融市場的壟斷者往往擁有更充裕的信息和資金以及高明的投資或投機技術,操縱市場價格,獲取壟斷利潤。在當前的國際外匯市場中,集中與壟斷現象相當明顯。根據英格蘭銀行1995年10月的一份調查,在倫敦外匯交易市場上,銀行間的交易集中在少數大銀行之間,前20家銀行控制了整個倫敦匯市交易量的68%。金融市場主體的集中與壟斷,人為操縱市場的行為,勢必增加匯市的波動,醞釀金融市場的風險。

三、結論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加入WTO,金融國際化是必然的選擇,但是完全開放一國的資本市場要有一個過程,這里是指國際收支的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化。原因在于我國金融市場在交易制度和監管體制上還不完善,市場信息傳遞不暢、金融工具短缺,投機操縱行為等非法現象還比較嚴重,在此情況下,對幾萬億美元的巨額國際游資“開綠燈”,無異于“引狼入室”。東南亞國家為我們提供了教訓,在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過早地開放了國內資本市場,加上金融市場管理混亂,為投機者提供了大量的條件和機會。世界銀行經濟顧問穆斯地塔法·納布利說得好:“一個國家應該尋求國內金融體系及資本帳戶的自由化,但進行這些改革的時機選擇和次序安排對于最大限度地減少危機和風險是關鍵。”

第6篇：碳金融論文范文

行為金融理論是從人的觀點來解釋金融學和投資是什么。為什么是這樣以及怎樣形成的，把投資決策看成是投資者在一種心理上計量風險與收益并進行決策的過程，因此受投資者的心理特征影響，是經濟行為科學化研究方法的一種價值分析回歸。

行為金融理論以有限套利理論和非理模式為兩大理論基石，其大致有這么幾個重要的分支：期望理論。行為組合理論和行為資產定價模型。在市場行為模型方面，近年來行為金融理論研究中，有四種模型BSV(Barberis.Shleifer.andVishny，1998)模型、DHS(Daniel，Hirshleifer，andSubramanyam，1997)模型、HS(HongandStein，1999)模型又稱統一理論模型(Unifedtheory，andmode)和羊群效應模型(HerdBehavioralModel).

盡管行為金融理論發展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但是它通過心理和決策行為等因素的引入，已經成功的對證券市場的異常現象進行解釋。如股權溢價之迷、流動性之迷和可預測之迷、封閉基金之迷，反應過度與反應不足、小公司現象與規模現象、股票市場的季節效應、周內就效應，并可將理論運用于對投資者行為、投資經理選擇和公司金融的分析中去。

在金融實踐方面，行為金融研究的豐碩成果，在國外已經開始為投資行為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理論指導。尤為重要的是，行為金融理論與傳統的技術分析方法在許多方面建立起良好的“同盟”關系。確切地說，用傳統的技術分析方法所發現的問題，可以在行為金融理論中尋求到它們存在的理論依據。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已經開始了解行為金融，并把期望理論(ProspectTheory)、易犯的認知錯誤、后悔規避(regretaversion)、非完美的自我控制等行為金融理論應用于自身的投資實踐中，以完善投資行為。一些先行者甚至還建立了行為金融投資基金，試圖利用金融市場上人們的行為特性和行為金融投資策略來完善投資策略來完善市場套利的實踐。

二、行為金融學在中國資本市場的適用性

我國的證券市場是一個新興的市場，在許多方面尚未成熟。目前一個的突出問題是過度投機性，其最主要原因就是眾多中小投資者的非理。東方證券馮玉明等研究人員2001年所作的對1994年9月到2000年10月在滬深兩市上市交易的A股股票月度數據的統計研究表明，中國證券市場存在明顯的動量效應，中國的證券市場不是一個有效市場，行為金融在中國證券市場上同樣存在。

(一)對我國當前股市面臨的持續性低迷的解釋

根據期望理論，投資者的效用(價值)不再是財富的函數，而是獲利與損失的函數。價值函數與標準函數的主要區別在于參考點的存在。參考點的位置是由個體的主觀印象確定的，它是個體進行比較的現狀參照。價值函數在參考點以上的部分(獲利區間)與標準效用函數相同，是凹函數；在參考點以下的部分(損失區間)，價值函數是凸函數，且其斜率有明顯增加；在參考忘附近，價值函數的斜率有明顯的變動，表明人們風險態度的變化——對損失的感受大于獲利。

我國股市自2001年7月份以來，一直處于弱市之中，就與投資者在價格發生逆轉之后，面臨不確定性的政策性因素，對風險的厭惡程度遞增有關。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心理因素作用的必然后果就是基于“羊群行為”模式的股價過度反應，此時即便宏觀經濟基本面有“利好”因素或管理層出臺一些針對股市的“利好”政策，但由于投資者具有“損失恐懼”，不能利用所接觸到的信息進行理性預期，因此，股市對利好“消息”的反應肯定與在股市上漲時不能同日而語。

筆者認為，在當前我國股市中政策還能夠起較大作用的情況下，要改變股市的疲軟狀態，必須考慮到投資者在認知上的偏差，加大“利好”政策出臺的力度和集中度，以加強投資者對于政府搞好股市的信心，影響投資者的心理。促使投資者的行為擺脫參考點以下部分的凸函數區域。

(二)對我國資本市場“圈錢饑渴癥”的解釋

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債券融資逐步取代了股票融資，成為國際融資的主渠道。始于1987年的中國企業債券市場發展緩慢，1992年至今，股票融資遠大于企業債券融資。股票市場的發展速度遠快于債券市場。上市公司躍躍欲試上市募投籌資，截止2001年10月31日，上市公司在滬、深交易所累計發行股份總額為4757.35億股，其中上市股份為1466.8億股，總計籌資額約為人民幣6300億元。我國資本市場呈現出一種“圈錢饑渴癥”的“火爆”現象。

市場時機理論是行為金融學對于證券發行。資本結構，投資等公司金融領域進行分析的一個基本理論框架。這個理論的假設前提是投資者是非理性的，而公司經理是理性的，在投資者非理性的前提下，上市公司的股價往往錯誤定價。假如在公司股價高估的情況下，公司經理很明顯會采取發行新股的做法。而且，由于問題的存在，經理并不一定選擇公司真實價值的最大化，而可能從加強自身的特權出發，在企業規模等其他目標方面最大化。這樣，公司經理就會傾向子在股市進行融資，或擴大投資規模，或持有現金，或者投資于資本市場其他證券，以投資者的非理性亢奮來建立自己的“帝國大廈”。這個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研究“圈錢饑渴癥”的成因。

我國資本市場上機構投者數量很少。資金總量也不多，整個市場投機氣氛很濃。投資者為賺取二級市場差價而購買市盈率高的新股，為企業惡意圈錢提供了條件。此外，在我國上市公司中，由于法人治理結構的不完整和經理股票期權等機制的缺乏，導致公司內部問題非常嚴重。公司經理不是以公司的真實價值最大化作為目標，而往往傾向公司經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決定了公司經理融資和投資行為決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這也是上市公司存在嚴重的“圈錢饑渴癥”的在內原因。

三、行為金融學投資策略對我國結構投資者的啟示

(一)行為金融學投資策略

市場參與者的非理性造成的行為偏差導致了市場價格的偏離，而若能合理利用這一偏差將能給投資者帶來超額收益。這就形成了行為金融學的投資策略。傳統投資策略還存在投資者搜集信息，處理信息能力的變動，而人類的心理決策特征是長期演化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所以某些行為是穩定的和跨文化的，行為金融投資理念的交易策略相應也就更具有相當的持久性。從國外看，基本市場異象的行為金融學投資策略主要有價值投資策略與反向投資策略：動量交易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時間分散化策略等等。近年來，美國的共同基金中已經出現了基本行為金融學理論的證券投資基金，如行為金融學大師RichardThaler發起的Fuller—Thaler資產管理公司，其中有一些還取得了復合收益率25%的良好投資業績。

(二)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啟示

行為金融學對我國開放式基金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開放式基金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基金份額的贖回，基金經理要根據其對贖回量的估計確定資產的流動性，而這就不可避免地要估計投資者的行為決策方式。投資者往往在受到壓力時高估風險，稍有風吹草動，他們就可能大量贖回，而從眾心理又可能深化這種趨勢，使基金受到更大的壓力。另外，由于投資者的后悔與謹慎心理，他們常常利用人制度轉移其對經濟結果的責任及受到的壓力，通過深入分析這一點，基金經理就能確定合理的管理費率，提高基金的運作水平。

機構投資者本應成為我國證券市場中投資理念和投資策略的領導者，但我國的各類基金卻一直是投資風格模糊。其可以考慮利用市場現象的行為金融學解釋，并依據我國證券市場的特性，采取相應的行為金融學投資策略。

1、反向投資策略與價值投資策略

該策略就是買進過去表現差的股票，而賣出過去表好的股票。如選擇低市盈率的股票。選擇股票市值與賬面價值比值低的股票、選擇歷史收益率低的股票等。行為經濟學認為，反向投資策略是對股市度反應的一種糾正，是一種簡單外推的方法。

中國的股票市場素有“政策市”之稱，不同的投資者對政策的反應是不一樣的。普通個人投資者由于消息的不完全，往往對政策信息表現出過度反應，尤其是我國的個人投資者對政策面消息的反應尤為強烈。而機構投資者的信息庫和專家隊伍則可以對政策的把握有一定的預見性，針對個人投資者的行為反應模式，可以采取反向投資策略，進行積極的波段操作。我國證券市場還存在大量的“跟風”，“跟莊”的羊群行為。使整個市場的預測出現系統性偏差。導致股票價格的偏離，并隨著投資者對價格趨勢的積極跟進而進一步放大了價格與股票基礎價值的偏離。這些對股票價值的高估或低估最終都會隨著金融市場的價值回歸而出現異乎尋常的股價下挫或上揚，也就帶來了相應的價值投資機會。

ST股的股價往往在特別處理或特別轉讓的消息公布后現出不跌反漲的現象。從現為金融學的角度看。由于我國證券市場上殼資源的稀缺性，這類公告效應帶來的不僅是公司陷入嚴重困境的角度看，更是該公司可能會成為潛在并購目標，緊接著就有資產重組等大動作，給投資者帶來其未來收益流價值的預期。這類股票也可以成為機構投資者資產組合中的構成之一。

2、動量交易策略

該策略的核心內容是尋求在一定期間中股價變動的連續性。如股價變動連續趨漲，則采取連續賣出的策略；如股價變動連續趨低，則采取連續買入的策略。

我國投資者的“處置效應”傾向比國外同類研究的發現更加嚴重。根據趙學軍、王永宏(1998-2000)的實證研究發現我國股市中投資者賣出贏者的概率是其賣出輸者概率的兩倍，而Odean(1998)的研究中，國外證券市場中投資者賣出贏者的概率是其賣出輸者概率的1.5倍。處置效應會帶來股票基本價值與市場價值之間的差幅，而這一差價最終的收斂意味著那些有大量資產收益未實現的股票一般要比那些有大量資產虧損未實現的股票有更高的預期回報。利用這一異象可以采用動量交易策略，也就是基于過去股票價格的走勢，通過差幅獲利。

另外，由于投資者的過度自信帶來的錨定效應等也會導致其對新的信息反應不足，使得股票的上揚或下挫趨勢會維持一段時間，因此對此也可以運用動量交易策略，從業績變動與事后股價的這種關系中捕捉到獲利的機會。

第7篇：碳金融論文范文

（一）乘數作用限制了投資的拉動作用

2008年11月5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確定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初步匡算，實施十項措施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4萬億元的投資，對于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必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由于我國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嚴重偏低，較低的投資乘數使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太大、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及我國傳統的勤儉節約觀念等因素的制約，我國居民當前的邊際消費傾向嚴重偏低，大致為0.3，只相當于英美國家一半的水平。在當前經濟危機的大環境下，邊際消費傾向也會因為預期的不樂觀而繼續走低。

（二）財政政策很難改變中國長期以來的消費不足問題

美國這次危機不是消費需求不足，它的消費很活躍，其經濟增長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資需求不足。相反，中國的內需不足主要不是投資需求不足，而是消費需求不足。中國不缺投資需求，中國從政府到企業，從中央到地方，投資都有經驗、有熱情、有積極性。但是中國怎么刺激消費需求，確實是經驗不多，體制上、政策上、環境上的準備也不是很充分。世行認為，中國目前是投資需求過旺而消費需求不足，但是目前中國刺激內需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資需求，而中國實際上投資需求很旺盛，應想辦法刺激消費需求。從短期來看，雖然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夠為擴大內需做出很大貢獻，但是從長遠的經濟增長目標來看，消費需求的增長才是根治我國需求不足的根本所在。而我國在刺激消費需求方面，缺少經驗、缺少辦法，體制上、傳導機制上也存在障礙。

（三）貨幣政策的作用空間有限

自2008年9月以來，央行連續幾次下調利率和法定準備金率，1年期存款利率已經從4.14%下降到2.25%，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17.5%下降到13.5%。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效果明顯，從信貸投放看，1~2月2.69萬億元的天量信貸，已超出今年5萬億元信貸底線的50%。目前項目貸款和流動資金貸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極點，面對創下歷史之最的一季度4.58萬億元信貸投放，把握信貸投放節奏尤為重要。所以，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的空間很有限。

（四）“流動偏好陷阱”使貨幣政策的反衰退作用十分有限

從反經濟哀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謂流動陷阱，因此給很多投機者帶來了機會。在通貨膨脹時期，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效果比較顯著，但在經濟衰退時期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效果則不明顯。因為，此時廠商對經濟前景普遍悲觀，即使央行松動銀根降低利率，投資者也不肯增加貸款從事投資活動，銀行為安全起見也不肯輕易貸款，這樣貨幣政策作為反經濟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

二、提高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的對策建議

（一）全面提高刺激消費政策的有效性

消費需求不足是我國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消費需求不僅是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消費傾向的大小也將決定各項乘數的大小，從而全面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

1.改善投資和消費結構

當前，投資和消費的結構性失衡，投資需求增長過快，排斥了消費需求的增長空間。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固定資產實際投資需求（剔除價格因素后），每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是13.5%，比西方國家要快1倍還多；這幾年更高，從2003年以來就沒有低于24%。2008年我們緊縮投資，防止過熱，控制投資規模，結果公布出來的數據還是25.5%；2009年一季度是28%。可見，這些年我國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長速度是很快的。一個國家的錢是有限的，去買投資品，就不能去買消費品，兩者之間是排斥的。

2.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其消費增長是不是和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很大程度取決于居民收入分配在總分配中的情況。目前，從中國各地每年公布的數據看，增長最快的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往往比GDP的增長速度快1倍；而GDP的增長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說明企業收入的增長速度也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所以這些年，政府收入增長最快，其次是企業，最慢是居民，因而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持續下降。1998年，我國居民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68%，2008年占59%，10年間比重下降了9個百分點，因而總的消費比重也在下降。這是國民收入分配宏觀方面的矛盾。

3.縮小城鄉差距，提高農民收入

一個國家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說明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更多地給了有錢人。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有錢人消費的絕對量大，但是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小，越有錢消費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富人拿到錢后，只將很小一部分用于消費，大部分用于投資、儲蓄和買保值品，這又加大了經濟增長和國民消費的不匹配。所以，消費收入差距過大，不只是影響公平，還影響效果，更影響經濟的可持續性。因此，我們收入分配中宏觀上和微觀上都存在問題，宏觀上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微觀上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分配的問題影響經濟的增長，使消費需求嚴重不足。

（二）加快發展金融市場，保證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要加快開發新的市場工具。應根據經濟需要，增加發債規模，積極調整債券結構，增加可資利用的債券品種，進一步增加銀行間市場的開放程度，擴大貨幣市場主體，吸收證券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市場，增大銀行間市場的覆蓋范圍，最終建成我國集同業拆借市場、國債市場、貼現市場于一體的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協調發展的金融市場。

（三）選擇利率作為中介目標，降低貨幣流通速度波動過大造成的影響

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由于作用因素的復雜性和綜合性，準確估計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方向和幅度，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金融創新不斷涌現、各種金融支付工具層出不窮的環境下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用一個新的中介目標來替代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減弱貨幣流通速度對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

從整體上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經濟效果被弱化，但是兩種政策的作用機理、調整的力度和調整的對象卻不同，要從整體上促進經濟的復蘇，兩種政策必須合理的搭配使用，取長補短，而不能單純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須“雙管齊下，標本兼治”。

第8篇：碳金融論文范文

關鍵詞：中國金融國際金融轉型路徑

中國金融改革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歷程，這一歷程伴隨著金融轉型的過程。從長期來看，全球經濟面臨再平衡的問題，而中國經濟則面臨著結構調整的艱巨任務，這些變化已經并正在對中國金融業產生深刻影響。同時，從金融領域來看，全球銀行業發生著深刻變化，監管機構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為此，中國金融業不僅要關注宏觀經濟的新形勢，而且還要適應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銀行業監管變革和金融市場的變化，進行相應的創新和整合。中國必須抓住全球金融轉型的機遇，直面自身一系列瓶頸性難題，堅決踏上金融轉型之路，以期長遠健康可持續發展。本文將重點研究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轉型的路徑，在“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的視角下，并根據中國金融的發展歷程，將金融轉型的路徑劃分為：初級發展階段（起步期發展期調整期）進化發展階段（危機期后危機期完善期）高級發展階段（參與期共同期直接期）。

一、中國金融轉型初級發展階段

中國金融轉型初級發展階段（從1978年至2007年）：這一階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擴張運行的時期。一方面中國的國民經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30年間經濟實現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又積累了大量的矛盾和問題，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導致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經濟增長依靠物質資源的投入來支撐，過度依賴出口拉動經濟，社會保障不健全，城鄉兩元結構的矛盾加劇，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區域性經濟發展不平衡，資源利用缺乏可持續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等。這一階段的顯著特點是經濟的快速增長使經濟總量呈現加速擴張態勢，但充分凸顯了“三大”：經濟規模大，成本壓力大，產能過大；三低：低端，低價，低利潤。

從金融領域來看，這一階段金融轉型取得了輝煌成就，也充滿了曲折與爭議。總體而言，中國金融業基本完成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金融業已上升為國民經濟的核心產業，并有力地支持了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改革，適應了經濟高速發展對金融服務的需要。從金融轉型的路徑來看，這一階段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步驟：起步期發展期調整期。

1978年至1984年，是我國金融體系和結構開始了制度調整的起步時期。在這個時期，金融體系和結構出現了變化，最主要表現在實行金融機構多元化，打破傳統制度一統天下的組織結構，建立了二級銀行制度的框架。顯著特點是金融制度變革的發生時期，新機構和舊機制并存，機構是新的，但制度安排的運行機制基本上是舊機制起支配作用。

1985年至1996年，是我國金融體系走向市場化的發展時期。在這個時期，金融基本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創新，為金融市場建立了初步框架。顯著特點是金融宏觀調控向間接調控過渡，從單一的行政型調控向運用經濟手段轉變。資金管理從統存統貸轉變為差額包干的基礎上，繼而推進到差額控制和實存實貸，由指標管理過渡到資金管理；金融調控也從單一的行政手段直接調控向市場化運作機制調整，從開始的控制貸款規模，逐步啟用中央銀行的三大政策工具，發展到以比例管理徹底取代貸款規模控制。

1997年至2007年，是我國金融體系變革進入市場金融體系框架的調整時期，我國宏觀經濟發生了新的變化，由傳統的短缺經濟發展到總量相對過剩、需求不足的經濟。顯著特點是形成“一行三會”格局，銀監會負責統一監管全國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托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證監會對全國證券、期貨市場實行集中統一監管；保監會則統一監管全國的保險市場。而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履行一定的金融監管職責，并負責協調三家監管委員會的工作，充當最后貸款人，在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中國金融轉型進化發展階段

中國金融轉型進化發展階段（2008年至2015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這一階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調整運行的時期，是由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轉折期，是經濟結構大調整、經濟發展方式大轉變和發展模式再創新的一個關鍵階段。這不僅是因為國際經濟環境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變化，而且過去30多年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因素也發生了新的變化，面臨的挑戰日趨復雜和嚴峻。這一階段的顯著特點是各種問題和矛盾進行深度調整和尋找解決方法，積聚經濟新一輪發展的動力。

從金融領域來看，這一階段伴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國內結構調整的挑戰。從金融轉型的路徑來看，這一階段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步驟：危機期（2008年至2009年第一季度）后危機期（2009年第二季度至2010年）完善期（2011年至2015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

2008年世界經濟金融形勢復雜多變，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并導致全球實體經濟進入嚴重衰退，全球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蕩，全球經濟金融進入了危機時期。在這個時期，金融體系運行的宏觀環境良好；金融改革成效顯著，金融開放繼續推進，金融創新不斷加強；外匯儲備繼續保持增長，應對外部沖擊能力不斷增強；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繼續保持增長，實際支付能力進一步提高；金融市場繼續保持健康發展，總體運行平穩；金融安全網建設繼續推進，金融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合作，共同維護國際金融穩定。

2009年無疑是中國金融業挑戰與機遇并存、發展與風險并蓄的一年，第二季度以來，盡管失業率依然走高，但全球經濟信心逐步恢復，經濟先行指標PMI得到回升，工業實際產出開始回暖，金融市場利差指標恢復正常，消費者信心震蕩回升，經濟增長預期上調，全球經濟金融逐步渡過國際金融危機的恐慌而進入了后危機時期。在這個時期，金融業改革取得積極進展，金融機構實力明顯增強，金融市場運行平穩，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金融體系總體穩健。國際金融市場逐漸穩定，國內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逐步鞏固，但影響我國金融穩定的內外部環境依然復雜，金融體系潛在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繼續存在，維護金融穩定依然面臨嚴峻挑戰。“十二五”時期，是我國金融體系為了更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需要，而走向國際金融市場化的完善時期。“十二五”時期，只有繼續貫徹落實金融促進經濟發展各項措施，創造有利于金融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繼續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業抗風險能力和國際競爭力；進一步發揮危機應急處置機制作用，切實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切實改善融資結構，提升金融服務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能力；改進金融監管制度和方法，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穩步推進金融創新，提升金融業整體競爭力；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為國際金融穩定奠定良好基礎。

三、中國金融轉型高級發展階段

中國金融轉型高級發展階段：當主要矛盾和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積聚了新的積極因素之后，進入高級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成熟運行的時期。其顯著特點是更多地體現出經濟社會成熟發展的特征、成功的運行和卓越的成效，使中國經濟模式、政治制度、法律規范、社會文化、技術進步、管理理念等不但體現中國特色，而且具有世界典范。

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化會成為中國金融業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從金融轉型的路徑來看，這一階段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步驟：即從中國參與建立國際金融監管制度及制定國際金融市場規則的程度依次劃分為參與制定期、共同制定期到直接制定期，這是中國金融轉型路徑達到高級發展階段的必然結果。

四、結論

雖然總的來說，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但它基本符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需要，是我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初級發展階段的一種必然選擇。事實證明，我國漸進式的金融體制改革，既保證了轉型過程中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實現了自身的改革目標。

但是必須看到，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金融體制中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已開始日益凸顯，阻礙著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亟待進一步解決。這集中反映在一方面我國金融資產規模迅速積累，另一方面金融體系的內部效率卻沒有得到明顯提高。衡量金融體制改革成就并不只是規模的擴張，而更重要的是效率的改善。只有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才能有效地動員資本、配置資本，從而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發展。目前我國的金融體系在結構布局、制度建設等方面還存在不少固有的問題，阻礙了其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的功能發揮，從而難以適應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戰略需要。中國的經濟轉型以“漸進”而聞名，金融轉型更為漸進。但是這種過甚的漸進，實際上已經嚴重損害了效率，客觀上要求提升金融轉型速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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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許莎雯.“進化發展階段”的中國經濟—“十二五”中國經濟發展展望[A].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第20屆年會論文集[C].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

4.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分析小組.中國金融穩定報2009[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9

第9篇：碳金融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國際貿易；國際貸幣

一、全球經濟逐步復蘇，但時間漫長

就目前的態勢來看，金融危機后的全球經濟正在逐步走向復蘇，但是由于受到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其要完全復蘇所需的時間將會是十分漫長的。首先，由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因此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動資金短缺或償付能力不足的現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銀行等金融機構剝離了大量的呆賬、壞賬等不良資產，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資金以彌補其虧空。其次，全球經濟的復蘇還會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響，例如美元的貶值、經濟的失衡及失業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貶值極有可能造成在實體經濟或金融市場中出現新的泡沫，嚴重影響了經濟或市場的穩定性；而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經濟失衡會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的速度，其要達到再平衡的態勢又需經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才能得以實現；此外，失業率的攀升、就業壓力的增大等非經濟因素則會從另一角度制約和干擾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諸多有利的因素將從正面推動全球經濟的復蘇，而且從目前的態勢來看，其形勢還是比較樂觀的。首先，針對于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各國都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及措施，這對刺激經濟的不斷增長、恢復當前的市場信心、扭轉經濟的下滑態勢、促進經濟的快速復蘇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國為了應對本次金融危機，刺激本國經濟的增長，從國家財政上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進行了巨額的投資，并對其他領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積極培育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些政策或措施都將大大的推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其次，科技的創新、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將從很大程度上促進全球經濟加快復蘇，在長期內會決定全球經濟增長的總趨勢。因此可見，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仍將會在整體上實現復蘇，但需經過一個非常漫長的時期。

二、經濟增長模式調整，產業轉移加速

從另一角度來說，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實質上是對早先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一次強制性的調整，其調整的原因是該模式無法維持全球經濟的持續曾長；經過這次強制性的調整，可以使全球經濟重新回到再增長的良性循環之中，但其調整的成本卻是極其高昂的，導致了全球經濟的一次重大衰退。

為此，從全球經濟發展的整體角度出發，必須對早先全球經濟的增長模式進行一次根本性的調整，例如發達國家必須適當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遏制超前和過度消費，減少自身的資產負債率，執行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等等；而發展中國家則需重新調整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擴大內需，刺激?肖費，以實現從內部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或拉動，防止因外部不穩定性所導致的經濟增長乏力。

經過本次金融危機，全球產業將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場潛力大等優勢的發展中國家或其他新興市場轉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礎上盡早實現對產業的轉型或升級，以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實現全球經濟的早日復蘇以及進一步的發展。首先，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產業有望引領全球產業的轉型和升級；在本次金融危機過后，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紛紛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等領域的技術研發投人力度，努力推動其向產業化方向發展，并以此來引領全球產業結構的再調整，使其拉動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增長。其次，作為全球經濟的主要載體，西方發達國家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仍將在技術創新、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國際分工中處于領先地位，其在大力發展新能源、環保節能等綠色產業和運用低碳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同時，仍將繼續發展金融、保險、信息、科技、法律、咨詢等現代服務業，并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優勢。由此可見，全球產業轉移將呈現出多層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橫向與縱向相互交融，從而形成更加復雜的全球產業格局。

三、國際貿易投資加速，但受保護主義制約

隨著全球經濟逐漸走向復蘇，全球范圍內的貿易投資將會再次活躍，并從很大程度上推動全球經濟加快復蘇。首先，全球產業轉移將在更廣范圍、更大規模和更深層次上進行，從而大大推動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并且拉動了全球范圍內相關服務業的增長，創造出了愈來愈多的就業機會。其次，國際貿易投資的加速還會對區域經濟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在區域內其產品、資金、技術、人員等要素的流動會更加便捷，其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會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或空間。最后，新能源、環保節能等綠色產業的迅速發展，也會帶動國際貿易投資的發展，從而創造出對綠色產品、環保節能技術及設備的更多需求，拉動全球經濟和市場的復蘇。

但是，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中，各國由于大多是從自身角度出發，為加快本國經濟的復蘇，將采取一些對本國經濟或市場的保護主義政策及措施，這對于國際貿易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首先，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盡快恢復經濟，保持經濟的平衡，將調高存款準備金率、減少超前消費、擴大國內需求、降低進口需求，因此這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增長尤為不利，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貿易投資的發展。其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就業壓力增大的現象，也將會對西方發達國家帶來一定的沖擊，其必然會采取相關保護主義措施，恢復就業市場，降低失業率。最后，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企業破產率的增加，各國必然會采取相關保護主義措施，通過設置相關障礙防止過多的本國企業被兼并或控制，盡力降低其投資或兼并活動給本國經濟所帶來的長期不利影響，從而弱化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流動性，限制了國際性投資活動的發展。

四、國際貨幣體系出現新變化。但仍將以美元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