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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綜合實踐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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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綜合實踐論文

第1篇:小學綜合實踐論文范文

1.開發學生的問題意識。

問題是數學的心臟,問題是思維的起點。正如美國教育家布魯巴克所說:“最精湛的教學藝術,遵循的最高準則就是讓學生自己提出問題,自覺學習。”在進行“綜合實踐”的教學時,教師要營造良好的氛圍讓學生“敢問”,創設富有情趣的情境讓學生“愿問”,隨著問題意識的增強,學生會逐步達到“會問”和“善問”的層次。例如,近年來,霧霾現象成為社會的熱點問題,教師引導學生關注霧霾中的數學問題,學生非常感興趣,小組討論后提出若干關鍵問題:霧霾分級的數學標準是什么?霧霾會給人體帶來哪些危害?如何對霧霾的成因進行量化分析?怎樣進行調查研究……這些真實有效的問題激發了學生高漲的學習熱情,他們自發成立了研究團隊,分工明確,有人負責調查訪問,有人負責拍照取樣,有人負責整理數據。研究小組連續12天在固定時間、固定地點對著學校大門上方固定的位置拍照取樣,完成實驗報告。他們將研究成果對全班同學進行匯報展出,并且聯名給市長寫了一封環保建議書。

正是這樣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讓學生積極地參與到研究中來,他們主動獲取知識,探索問題解決的途徑,提升數學思考,發展思維能力。教師激活了學生的問題意識,就打開了學生的思維空間,問題意識讓學生的思維插上想象的翅膀在數學的天際自由飛翔。

2.培養學生的應用意識。

長期以來,數學教學中更多地注重技能訓練而弱化了知識的實際應用。綜合實踐活動則是有效培養學生應用意識的重要載體。教師應重視從學生已有的生活經驗出發,讓學生經歷將實際問題抽象成數學模型并進行解釋與應用的過程。當學生能有意識地運用知識解決生活問題、學以致用時,就會感受到數學的魅力,成為學習的主人。例如,學習了平均數的知識,教師引導學生解決學校食堂中午至少要做出多少米飯才能讓大家既吃得飽又不浪費的問題。首先,指導學生對在校吃飯的人數和每個人的飯量進行調查,如果調查全部人數,會很麻煩,于是引導學生選擇一定的樣本,在每個年段隨機選擇5個人調查他們的飯量,調查結果如下:

接著,學生運用平均數的知識算出食堂至少要做出的米飯量:1.5×400+2×500+2.3×200=600+1000+460=2060(兩)。這又一次將實際問題和眾數的知識結合起來,學生深刻感受到并不是所有的情況都適合用平均數的知識來解決,要根據實際情況靈活選用合適的統計量。

第2篇:小學綜合實踐論文范文

一、國內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哲學與

西方審美音樂教育哲學相同嗎?

管建華先生在其文章《“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哲學批評與音樂教育的文化哲學建構》中寫道:“但有一點似乎讓人迷惑不解的是,在21世紀中國的音樂課程標準中卻提出了比審美的音樂教育更為極端的概念,即‘音樂教育以審美為核心’的概念。這種‘核心’的哲學根基是什么?”“我們沒有看到音樂新課標中關于‘審美’界定的任何參考文獻,也無任何新的理論闡釋,從其理論依據來看,它基本出自對歷史的沿用,如從席勒、康德美學理論中‘審美’的引用。再則,與美國音樂教育家雷默‘作為審美教育的音樂教育’(MEAE)有一定聯系。”“它(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基本上將音樂教育禁錮在‘審美’的牢籠中,使音樂教育無法面向人類的精神世界和現實生活的世界敞開。因為,音樂生活與人類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活動各領域息息相關。”很明顯,管建華先生認為國內的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哲學與西方審美音樂教育哲學如出一轍,而國內這種說法甚至還要極端。

那么,國內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哲學與西方審美音樂教育哲學到底相同不相同呢?為了弄清這一問題,我們有必要先來明確―下西方審美音樂教育哲學的本質。

審美音樂教育哲學產生于美國20世紀50年代末期,在此之前,美國音樂教育主要以實用主義為其哲學基礎。“二戰”后,蘇聯人造衛星上天,與之對照,美國發現自己教育的落后,由此調整教育目標,將學科教育放到了教育之首。面對音樂教育備受冷落的境遇,納爾遜?亨利提出要發展一種注重音樂內在價值的音樂教育哲學,希望通過強調音樂學科的學習價值與獨立存在價值,確立音樂學科在教育中的基礎地位。于是音樂教育出現價值轉向,開始強調音樂中要素的、形式的、審美關系的感知和知識,以及對音樂學科的實在的體驗,音樂教育由此開始進入一個審美教育哲學的時代。該哲學思想于20世紀60年代得到迅速發展,至1970年,貝內特?雷默《音樂教育的哲學》這一著作的出版標志著這場審美教育運動達到了巔峰。80年代之后,審美音樂教育哲學思想逐漸走向衰落,并開始受到其他音樂教育哲學理論的質疑與批判。由以上可以看出,審美音樂教育哲學理論的產生背景以及其美學理論基礎(18世紀康德、席勒等人的“純粹美學”)決定了它過分強調音樂的本體價值。該理論認為:音樂作品的價值是固有的和內在的,欣賞者要想獲得審美體驗,必須以審美方式聆聽音樂作品,必須深入到使作品成為一件藝術作品的那些創作素質中去――即旋律、和聲、節奏、音色、織體、曲式等音樂要素。很明顯,審美音樂教育哲學傾向于“為藝術而藝術”(審美),從而也就忽略了音樂的其他功能。

我們國內以“審美為核心”音樂教育哲學理念的確立在某種程度上,既是對傳統歷史文化的繼承與發揚,又是對外來文化的借鑒與吸收。

回顧歷史,早在春秋時期,儒學創始人孔子就提出“盡善盡美”的評價音樂作品的標準。說明,我國古人早已注意并感受到音樂陶冶性情之美,以至于孔子在欣賞了《韶》樂之后,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但我們注意到,音樂作品在此必先“盡善”,后才“盡美”。之后,由于宗法倫理社會的需要,更是過分強調音樂的教化功能。如孔子認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于是音樂漸漸淪為道德教育的附庸和政治宣傳的工具。至1912年,任教育部長時提出將音樂教育作為美育的主張(這一主張深受康德及席勒的影響),并先后提出“五育并重”、“以美育代宗教”、“美育救國”等創見。在1930年為《教育大辭書》所寫的“美育”條目中說:“美育者,應用美學之理論于教育,以培養感情為目的者也。……所以美育者,與智育相輔而行,以圖德育之完成者也。”可見,的美育主張依然是以德育為最終目的的。后來,美國審美音樂教育哲學理論的代表人物貝內特?雷默在1985年與1998年兩次來華訪問,其《音樂教育的哲學》(1970年版)著作也被引入,由此對中國音樂教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音樂教育之所以容易與雷默的審美音樂教育立場產生共鳴,一方面,是由于中國傳統儒學文化中的美學淵源;另一方面,便是社會因素促成了兩種文化的結合。原因是,在剛剛經歷了瘋狂迷亂的十年“”歲月之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政治變得格外敏感,而由于音樂素來有為政治服務的傳統,于是便認為就音樂論音樂沒有任何政治色彩,可能會比較保險。最終在制定《標準》時,明確提出我國的音樂教育哲學: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筆者認為,雖然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哲學理念源于西方,但由于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之中,它很難成長為純粹審美意義的哲學理念,它依然脫離不了通向德育教化目的的傳統文化軌道。也就是說,與西方審美音樂教育哲學理念相比,實則名同而質不同,相通而不相同。春秋時期的晏子曾曰:“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這句話中所蘊含的哲理用以解釋這種現象再合適不過了。這也正是音樂學科在中國始終不被重視,而在美國能夠成為基礎學科的真正原因。

二、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哲學是統一性、封閉性、排他性的嗎?

我們先來看看功能論、語境論、實踐論各自對審美教育哲學的批評。

李渝梅、李方元兩位教授在其文章《解讀“功能音樂教育”――讀書札記:關于當前美國音樂教育理念之一》中對美國教授保羅?哈克博士所主張的功能音樂教育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功能音樂教育最核心的內在品質有兩點:“一點是通過音樂多種功能的教育,影響學生的態度、價值和行為,以此發展出學生對多種音樂風格的判斷力和抉擇力,并獲得明智的運用的能力;另一點是,希望音樂真正回歸到文化之中,以此承載起更多的社會功能,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審美的和

非審美的交流,包括對社會、對儀式、對環境、對心理、對生理等全方位的貢獻。”通過引用著名音樂人類學家A.梅里亞姆所指出的音樂的十種功能(情緒表現、審美欣賞、娛樂、交流、符號象征、身體反應、強化對社會規范的符合、樹立社會機構和宗教儀式的權威、為文化的延續和穩定服務、促進社會的凝聚力),進而指出:既然音樂作為人類的基本活動具有多方面功能,那么,音樂的多種功能應該在音樂教育中得到充分展示。而“作為審美教育的音樂教育總是傾向于孤立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這樣就大大限制了音樂所能起到的功能,不能使音樂教育在廣泛、多樣、基本的功能方面表現出應有的作為。”原因是審美音樂教育存在局限性――“審美教育有三個將點:一是它與歐陸的傳統美學的直接聯系;二是其理論是建立在音樂學的知識體系之上的,與精英主義觀念有著某些淵源;三是從時間上看,它可能還沒有來得及與民族音樂學進行認真、深入的對話和對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做出必要的回應。”以上可以看出,功能音樂教育針對審美音樂教育孤立“審美”的弱點,提倡審美理念與實用理念相結合的觀點,力求使音樂在更廣闊的社會范圍內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同時對音樂的文化語境也給予了關注。

那么,我們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哲學是否對音樂的各種功能給予關注了呢?在《標準》中除了對音樂教育美育功能的強調,對音樂教育德育功能的關注更是我們的歷史傳統,如《標準》中指出:“應將我國各民族的優秀傳統音樂和反映近現代與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優秀音樂作品作為重要的教學內容,使學生了解和熱愛祖國的音樂文化,增強民族意識,培養愛國主義情感。”另外,《標準》中對音樂教育的審美體驗價值、創造性發展價值、社會交往價值、文化傳承價值四方面價值的界定,也體現了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哲學對音樂教育其他功能的關注。

管建華先生在其文章《“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哲學批評與音樂教育的文化哲學建構》中從音樂人類學的角度,提倡建構將“音樂作為文化”的音樂教育的文化哲學(語境論)。指出音樂人類學家已提出將“音樂作為文化或文化中的音樂”的觀點,國際音樂教育學會也已經公認“音樂是作為人類的普遍文化現象”。當今世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已成為重要潮流,“今天的音樂教育必然開始音樂文化反思與‘概念重建’。世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將不同文化音樂并置,承認它們是價值平等而表現方式不同的音樂,非洲音樂、阿拉伯音樂、印度音樂、東南亞音樂、拉丁美洲音樂等等,都將進入我們音樂教育的視野。”所以“(1)我們需要多學科的、綜合的與文化整合的音樂教育哲學,而非單一的、與文化分離的審美的音樂教育哲學。(2)音樂教育的社會功能日益受到嚴重挑戰,音樂教育不可能回避全球文化視野及其生活世界的考慮,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是人類未來音樂教育的現實基礎。”進而指出以“審美為核心”音樂教育哲學是建立在自笛卡兒以來的認識論的普遍主義哲學基礎上,在哲學史上有其歷史局限性:“第一,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的認識論哲學基礎是普遍主義,它將‘審美’作為人類理解音樂的最重要的和共同的心理基礎。第二,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的認識論基礎是反歷史主義的。第三,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的認識論哲學基礎是反哲學語言學轉向的。”特別是管建華先生的幾個反問,更是有效擊中了審美音樂教育哲學的軟肋:“是否存在符合所有文化普遍的‘音樂’界定以及普遍的‘美學’標準或‘審美’概念?或者說我們能否找到一個音樂的共同本質的東西作為理解世界音樂的基礎?”“我們是否能夠先脫離各種文化或依據一種文化來創造一個普遍的、本質的音樂美學、概念理論,然后可以用這種普遍的美學理論去說明、去理解不同音樂?”“請問有哪一種‘音樂美’在歷史上是永恒不變的?”從而得出結論:“當代音樂教育不是一種審美區分的教育,審美并非核心,它是文化功能中的一種,文化的概念可以包含美學的、宗教的、哲學的、藝術的、政治的、教育的各個方面,但音樂教育作為審美,把音樂教育的認識活動簡單化或單一化了,并將音樂的生活世界的經驗隔離或邊緣化。”

而在我們的《標準》中,則將“理解多元文化”作為基本理念之一,指出應“通過學習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的作品,感知音樂中的民族風格和情感,了解不同民族的音樂傳統,熱愛中華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音樂”;“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有賴于對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在強調弘揚民族音樂的同時,還應以開闊的視野,學習、理解和尊重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音樂文化,通過音樂教學使學生樹立平等的多元文化價值觀,以利于我們共享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這充分說明我們國內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已經從音樂人類學的視角,對世界多元音樂文化給予了關注,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多元文化意識。另外,《標準》中對音樂教育的文化傳承價值的明確界定,也說明了,我們國內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已經將音樂這一傳承載體歸屬到其文化母體之中,賦予其深厚的文化意蘊。

前面兩篇文章都提及了美國大衛?埃里奧特的實踐哲學。在埃里奧特看來:只有實踐才是音樂的本質,音樂在實踐中存在,音樂人也是實踐意義上的存在,音樂欣賞只是音樂實踐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說,審美只是音樂教育的一部分,實踐包括了審美。音樂教育的主要價值即MusIc(指包含了許多種不同的音樂實踐的多樣化人類實踐)的主要價值:自我成長、自我認識以及最佳體驗。因此,音樂教育的目標,以及每一個音樂教學情境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培養學生在精選的音樂實踐中平衡他們的音樂能力和音樂挑戰,使他們獲得自我成長、自我認識及音樂愉悅。埃里奧特認為,音樂的審美概念以四個基本的假設為基礎:“第一個假設是音樂是客體或作品的集合。第二個假設是音樂作品存在而且以一種且只以一種方式聆聽,即審美的方式。審美地聆聽音樂作品意味著完全專注于所謂的審美特征。音樂作品的元素和結構特征:旋律、和聲、節奏、音色、力度、織體和組織過程(如變奏、重復),這些為審美特征提供了形式。審美概念的第三個假設是音樂作品的價值總是固有的和內在的。大多數(而不是全部)美學理論家相信音樂的價值只在于音樂作品的結構特性。第四個假設是假如聽眾審美地聆聽音樂作品,他們將獲得(或經歷)一種審美體驗。術語審美體驗指一種特別的情感發生或無私的樂趣,它們似乎來源于聽眾對音樂作品審美特征的完全關注,不包括任何道德的、社會的、宗教的、個人的或其他特征可能表現、指向或代表的實際聯系。”

在《標準》中同樣體現出非常明顯地注重多樣化音樂實踐活動的傾向。如《標準》中明確規定將“重視音樂實踐”作為音樂教育基本理念之-,并指出:“音樂課的教學過程就是音樂藝術的實踐過程。所有的音樂教學領域都應重視學生的藝術實踐,積極引導學生參與各項音樂活動,將其作為學生走進音樂,獲得音樂審美體驗的基本途徑”;“每一個學生都有權利以自己獨特的方式

學習音樂,享受音樂的樂趣,參與各種音樂活動,表達個人的情智。要把全體學生的普遍參與與發展不同個性的因材施教有機結合起來,創造生動活潑、靈活多樣的教學形式,為學生提供發展個性的可能和空間。”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對于功能論、語境論、實踐論三種哲學觀點各自所堅持的不同立場、各自的合理內核,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哲學都給予了不同程度的關注,雖然在廣度與深度上不及各種觀點更廣泛、更深刻,但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國內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與西方統一性、封閉性、排他性的審美音樂教育是不同的,它有著一種非常明顯的追求多元化、開放化的傾向。

那么,為什么國內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還會受到人們的質疑與批評呢?筆者認為,首先是因為國內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與西方的審美音樂教育是同宗同源,是建立在具有歷史局限性的18世紀康德、席勒等人的美學理論基礎之上的,并與19世紀的精英主義“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觀有著天然的親和關系。這一天生的劣根性,自然會成為人們的眾矢之的。其次,便是因名之故。以“審美為核心”這一命名,很容易誤導人們去過分注重音樂的本體價值,從而也就容易忽略音樂的非本體價值。如前面所述,不論是實踐論的觀點,還是從功能論的角度,審美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而且各種功能并不存在“核心”與“邊緣”或“主”與“次”之分。正如保羅?哈克所說:“無論審美功能如何重要,具備怎樣的基礎性質,我們應該同時記住音樂的其他功能也是同樣重要的,也具備著同等的基礎性質,當我們在涉及審美的價值以及實現這種價值的必要性的時候,我們絕不能孤立地考慮審美自身。”。而且,在音樂人類學家看來,并不存在一種符合所有文化的普遍的“美學”標準或“審美”概念。如此一來,以“審美為核心”這一命名確實有些讓人匪夷所思。這應該正是管建華先生認為:“有一點似乎讓人迷惑不解的是,在21世紀中國的音樂課程標準中卻提出了比審美的音樂教育更為極端的概念……”的原因。

三、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哲學該如何發展?

哲學家威爾什指出:后現代是一個告別了整體性、統一性的時代。后現代是一個徹底的多元化已成為普遍的基本觀念的歷史時期。的確,在當今全球一體化背景下,“多元化”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在音樂教育哲學研究領域內,音樂教育哲學基礎也呈現出多元化的面貌。劉沛先生在其文章《音樂教育哲學觀點的歷史演進―兼論多維度音樂課程價值及邏輯起點》中就系統梳理了西方音樂教育的六種主要哲學觀點:所指論、表情論、形式論、語境論、實踐論和功能論,各種哲學理念既對立又統一,有效地促進了我們對音樂的本質以及音樂教育價值的深入認識。各種哲學理念雖然各執一詞,但相互之間也存在互相交融的情況。比如,功能論者保羅?哈克指出:“無論是實用的理念還是審美的理念,偏取一家之說都不能為全社會認可音樂教育提供強有力的論證。我的動議著眼于中庸的立場,強調音樂的整體價值……”“在這里,我提出一種‘社會的/功能的音樂教育’,或簡稱做‘功能音樂教育’,它可能有助于我們認識審美觀與實用觀之間的關系,不是截然的對立,可能有助于我們及時地為當代社會的音樂教育樹立起一種更為寬廣、更為全面的觀點。”對于外部社會的聲音的認識,功能音樂教育亦采取了音樂人類學的立場,即音樂是文化中的音樂,必須從文化中認識音樂的立場。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功能論與語境論以及審美觀相互融合的一面。實踐論者大衛?埃里奧特則主張:審美只是音樂教育的一部分'實踐包括了審美,可見埃里奧特所主張的實踐包括能夠給人們帶來音樂體驗的所有音樂實踐活動,它已經涵蓋了審美實踐。另外他亦指出:語境性和過程性是實踐的特征,脫離了一定的語境,音樂也就不成其為真正的實踐了。從這里我們又可以看出實踐論與語境論相互融合的一面。而音樂人類學家(即語境論者)則將視野拓展到全球文化視野,堅持文化相對論,并認為音樂作為文化對于人類可以起到多方面的功能,審美并非核心,它只是音樂文化功能中的一種。在此我們亦可以看出語境論與功能論、審美觀互相交融的一面。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各種哲學理念之間有著相互融合的趨勢。

那么,我們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哲學理念面對哲學基礎多元化以及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發展趨勢,面對來自各方面的質疑與挑戰,又該如何去發展自己呢?我們先來看看美國審美音樂教育的掌門人貝內特?雷默是如何應對的,或許會給予我們以提示與啟發。

面對多重挑戰,雷默在其2003年版的著作《音樂教育哲學:提升的視野》中談到:“審美教育并不是一個永恒不變的法則,而是提供一種過程指導,就其本質而言,必須是正在發展的過程中而且是開放的,……我所理解的審美教育是可以改變的并且是靈活的,試圖去捕獲有關音樂的最佳思考,并將其運用于音樂教育實踐。”對于各種哲學觀點,雷默采用了“融合”的觀點:“融合是與多元主義和平共處,而不是超越它……但是,它不是簡單的接受,而是試圖與多樣性共存合作促使事物多樣性,試圖去做哲學工作應該做的事情……融合是多元主義的一種思考、研究和分析方式。”。最終雷默的建議“以體驗為基礎”的音樂教育哲學。對于“體驗”一詞,他做出界定:音樂與人類的其他體驗一樣。他認為,這種體驗哲學關注和珍視所有方式的音樂體驗,關注和珍視能夠提供特殊音樂體驗的所有音樂。任何單一的哲學都沒有這種哲學的內涵全面,體驗哲學包括所有的音樂以及參與音樂的所有方式。可見雷默的最終目的是試圖建立一種多元化、開放化,包容性極強的音樂教育哲學體系。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多元化的哲學觀點都有著明顯的開放性與包容性。這就啟示我們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哲學也應該以一種海納百川的胸懷,對國際音樂教育領域的各種新成果,以一種兼容并蓄的態度,取其“精髓”,去其“糟粕”,進一步補充、完善自己,并以一種坦蕩、開放的胸懷,隨時準備接納、吸收人們在不斷深化的認識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新思想、新觀點,這是人們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為避免固步自封,思想滯后,追求與時俱進的必然要求。有感于此,筆者在此提倡一種“求善論”的音樂教育哲學觀點,此觀點中的“善”既是對儒學創始人孔子所提出的“盡善盡美”藝術標準中“善”(德)字含義的繼承,又是對它的一種超越,乃是取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著作《尼各馬科倫理學》一書中“善”字的含義。在該著作中,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行為都有其目的,在所有的目的中,應該有某種首要的或者最高的目的。這是一種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它,而它卻不以其他東西為目的的目的,即其自身就是目的的目的,這就是最高的善。很明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善”字的含義是指人們的愿望與理性所要達到的最高目的。藉此含義,來建立我們的“求善論”,實是與我們音樂教育的終極目的再相符不過了,它包羅萬象,所有美學的、哲學的、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科學的含義等等,都為它的胸懷所容納,它是過去、現在以及將來人類不斷追求的至高無上的理想境界。同時我們清楚地知道,由于人們認識過程的過程性與無限性,決定了一切認識和理論都天生具有著某種歷史局限性。換言之,任何理論學說都不會是完美的,人們對事物終極本質的認識與關懷,只不過是人們追求的終極目標與理想,它始終在我們認識的彼岸,我們永遠走在不斷探索的路上。但為了關注我們的內心世界,更為了深層關懷人類自身,我們愿意為之付出、不斷跋涉,因為幸福、樂趣就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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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小學綜合實踐論文范文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社會是一個大課堂,將來我們踏上社會將是人生的另一個起點,一個重新學習的起點。所以早點接觸、認識并了解社會對我們是很有益處的。“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畢竟上帝也只會眷顧那些有準備的人。

現在,暑假也如期而至。而利用暑期去參加學校組織的社會實踐活動是我們接觸社會的重要途徑。

為了能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能力,我們學校也設立多支社會實踐小分隊。對于我們管理系的實踐隊,接受寧波團市委的任務,我們都感到十分的榮幸.對此次暑期社會實踐充滿了信心.

本分隊是以“發揚共青團員作用”為主題,以“向青少年宣傳安全自護自救知識”為目的,并且聚集了一批熱愛此次暑期社會活動并充滿愛心的隊員組成了這支隊伍。

本次活動雖然只有短短的半個多月的時間,但我們同寧波市的不少社區合作進行安全自護自救知識的宣講和調研,同時也參與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受到了領導和群眾的一致好評,也受到一些媒體的關注。與此同時,還與寧波市從多的社區建立了合作的友好關系.作為一名大學生,能發揚共青團員的作用,發揮當代大學生的價值,為寧波構建和諧文明城市盡自己應盡的一份力,是一件非常引以為豪的事情。

二、實踐前的準備工作

我們的實踐團在接到寧波團市委的任務后,第二天就趕往寧波團市委,在那我們進行了對此次社會實踐活動的培訓,以及接受了團市委的具體要求.

為了能提高活動的效率,也能更好、更順利地完成這次社會實踐活動,在出發前,隊長召集隊員們討論了活動的安排情況,同時結合隊員自身的特點,分配了各自的任務。具體的任務包括與社區領導接洽,對主要交通路線的查找,宣講的準備等,在全隊隊員的努力下,前期的準備工作還算順利,并且如期地完成了。為后來進社區的宣講和調研活動成功地進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三、實踐活動詳情

在接下來的半個多月中,我們實踐團隊在寧波市的十一個區三百多個社區中奔跑,在這些社區中,我們幾乎都順利地完成了宣講和調研的活動.并受到社區領導的好評,群眾的支持,以及媒體的關注.在此期間,我們的活動存在著一些優點和不足的地方.

優點:

1.此次的宣講活動,對于我們來說都是第一次,雖然一開始有點緊張,但是我們通過互相合作,互相幫助,以模擬場景與宣講相結合的方式,解決了這一個困難,很好地調動了現場的氣氛和小朋友的積極性,使小朋友能夠在一個相對輕松的環境中能夠更好地掌握安全自護自救的知識,同時也糾正了家長在引導小朋友進行自護自救時的一些誤區。此次宣講和調研的活動,我們還與社區的小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得到了社區領導的好評。

2.在宣講結束后,回到寢室,我們大家還進行對當天宣講的心得體會和技巧的交流,為明天的活動做更好的準備。

3.我們在宣講后,能夠及時順利地完成對學生和家長的問卷調查。保證活動的問卷數量和質量。

4.在每天晚上,我隊隊員都能及時的完成對問卷的數據統計,保證實踐論文和調研報告的按時完成。

5.我隊的每位隊員都能在每天的活動完成后都能及時地完成一天活動的總結。總結優點和缺點,以保證在以后的活動過程中,能發揚優點,改正缺點,使我們的實踐活動順利成功地完成。

不足:

1.我們在前往社區的過程中,大多數小組都保證能夠準時到達社區,進行活動,但有的小組由于公交路線的誤差,路程的遙遠,路上堵車等一些主觀和客觀的原因,有遲到的現象,客觀的因素我們不能改變,但我們可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在對公交路線的研究還應準確,避免因為坐錯車而耽誤活動的時間。對于堵車和路途遙遠的情況,我們應提早出發的時間,以保證有充分的時間來解決突發性的事件。總之,在以后的實踐中,我們要保證準時,不能遲到,給社區留下良好的印象。

2.在進行問卷調查中,會出現一些無效的問卷,尤其是在小學生問卷方面。所以在以后進行問卷調查時,應在事先對小學生進行清楚的強調,避免無效問卷的出現。

四、活動的成果及體會

我們此次的實踐活動不僅得到了各個社區領導的肯定,和許多社區建立了合作關系,而且還得到了廣大媒體的關注,造成良好的社會影響。達到了預期的目的,發揮了我們當代大學生的價值。

第4篇:小學綜合實踐論文范文

關鍵詞 課程 實施 發展

中圖分類號:G6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661(2016)07-0120-03

在幼兒教育百花齊放的今天,大大小小幼兒園都在構建自己的園本課程,掀起了一股園本課程建設的熱潮。在這股熱潮中,我園始終在冷靜地思考這樣幾個問題:幼兒教育追求的最終價值是什么?構建園本課程的目的是什么?應該構建一個怎樣的園本課程才更有利于幼兒園全面和諧發展?

經過這些年的摸索、實踐和研究,我園對園本課程有了更深地認識:園本課程是從幼兒園的實際出發,適合幼兒發展和教師成長的課程。幼兒教育追求的最終價值是促進每個幼兒整體的、全面的、和諧的、富有個性的發展。構建園本課程的目的是為了幼兒愉快生活,為了幼兒全面健康發展。作為“廣東省一級幼兒園”,要引領輻射,構建園本課程是提高園所教育教學質量的關鍵,同時也是幼兒園內涵發展的核心動力。

《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提出:“幼兒的學習是以直接經驗為基礎,在游戲和日常生活中進行的”“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滿足幼兒通過直接感知、實際操作和親身體驗獲取經驗的需要”“幼兒在活動中表現出的積極態度和良好行為傾向是終身學習與發展所必需的寶貴品質”。《指南》的這些思想是指導我們構建和實施幼兒園課程的重要原則,因此,我們結合成熟的社區人文環境,以幼兒社會性發展為主線,構建了園本多元化課程。

一、確立課程理念和目標

我們“以幼兒發展為本”作為園本課程的基本理念。因為這一基本理念反映了對幼兒生命的珍視和發展權利的尊重。為了使每個幼兒個體獲得主動、和諧的發展,在真正意義上實現“讓課程去適應孩子”,而不是“孩子去適應課程”,因此我們把幼兒發展作為教育目的的落腳點,把幼兒的表現和反應作為教育內容和策略的依據,把幼兒的健康、快樂、完整、和諧、創造、放在核心的地位,全面促進幼兒和諧發展,并且成為具有可持續發展素養的新一代。

二、設計課程內容和形式

我們秉承“一日生活皆課程”,把幼兒在園的一日生活當作整體的課程來對待,充分發揮一日生活整體的教育作用,一日生活各環節之間相互聯系,教學、游戲和日常生活相互滲透,將促進幼兒發展的基本目標落實在現實的一日生活之中。我們根據《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的五大領域教育目標和《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的學習與發展目標,借鑒了《幼兒園綜合教育課程》和《幼兒園活動整合課程》的主題設計框架,從幼兒的需要出發,充分挖掘幼兒園自身及周圍的課程資源,構建并實施了以幼兒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園本多元化課程,包括學習課程、游戲課程和生活課程,促使幼兒在快樂的童年中自主學習,全面發展。

(一)“學習課程”注重培養幼兒良好的學習品質

好的學習品質能為幼兒的后續學習和終身發展奠定基礎。“學習課程”主要以“主題探究活動”為主,多年的實踐使我們形成了以“主題探究活動”為統領、五大領域教育內容為支撐,體育活動保證,區域活動拓展,自主游戲豐富,環境資源滲透的學習課程模式。

在“學習課程”中,教師根據學習目標,從幼兒的興趣出發,選擇滿足幼兒需求的內容,與幼兒共同商討和選擇感興趣的主題,充分尊重和保護幼兒的好奇心和學習興趣。在領域教育活動和主題探究活動相互補充下,幼兒除了在學習中獲得知識和技能外,還學會獨立完成力所能及的事和遇到困難時能積極面對并尋找解決辦法。如小班的美術活動“點點和線線做游戲”,幼兒樂于嘗試新活動,運用波洛克式大膽作畫,線條流暢,圖案自然;中班的數學活動“小小記錄員”,幼兒嘗試用自己喜歡的方法記錄物品的數量,學習在老師和同伴的幫助下尋找最好的解決辦法,并在解決中了解記錄表的作用;大班的綜合活動“我換牙了”,幼兒在與同伴合作統計的過程中,形成初步的合作意識和實踐能力,感受統計在生活中的應用,產生學習統計的興趣。主題探究活動“顏色變變變”“大大小小”“花花世界”“我上小學了”,幼兒通過主題的各階段活動,以探索、操作、觀察、訪問、調查、討論等學習方式,逐步學會自主學習和主動探究,養成愛觀察、愛思考、愛提問、愛動手的良好學習習慣。

(二) “游戲課程”讓幼兒獲得有益身心發展的經驗

游戲是幼兒的基本活動,是促進幼兒獲得最佳發展的一種途徑。人際交往和社會適應是幼兒社會學習的主要內容,是我園“游戲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游戲課程”主要包括自發性、規則性和探索性等三大類游戲,自發性游戲是由幼兒生成的角色游戲、結構游戲、表演游戲等,規則性和探索性游戲是由教師設計的智力游戲、體育游戲、探索游戲和區域游戲等。教師根據幼兒的年齡特點、學習目標以及幼兒的興趣點,從幼兒的發展需要出發,為幼兒提供豐富的材料。幼兒可以根據自己意愿自己選擇玩伴、游戲內容,建立自己的游戲規則,從無意中、發現中、練習中獲取知識和經驗。如幼兒在智力游戲中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的操作材料,保持安靜,完成一項到一項;幼兒為進入微型家具和廚具的“娃娃家”,也要遵守該區域的約定,人數夠了不能進,游戲后要收拾好“娃娃家”,會與姊妹班的弟弟妹妹一起玩等等。

“游戲課程”既滿足又保護了幼兒的心理需要,使他們真正成為活動的主人。幼兒在與成人或同伴交往過程中,不僅學習如何與人友好相處、如何看待自己、對待他人,還了解并遵守基本的社會行為規則,獲得有益身心發展的經驗,提高其社會適應和人際交往能力。

(三)“生活課程”幫助幼兒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幼兒教育的主要目標不是傳授知識,而是養成習慣,習慣養成體現于一日生活中。幼兒園生活是幼兒生活的一部分,對幼兒來說,家庭生活、社區生活也是其生活總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從“一日生活”的角度構建“生活課程”,主要包括幼兒園的日常生活活動、社會實踐活動和“每月一節日”活動等。

日常生活活動主要包括吃飯、穿衣、穿鞋、盥洗、種植、烹飪等技能練習,幫助幼兒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養成良好的生活衛生習慣。

社會實踐活動主要包括組織幼兒參觀城市規劃館、地震局、居委會、派出所等社會職能機構部門,帶領幼兒參與探望孤寡老人、打掃公共衛生、愛心扶貧捐款等社區惠民活動,引領幼兒走進社會、親近自然,幫助幼兒在怡悅身心的同時懂得關愛、懂得環保,逐漸形成良好的社會意識和親社會行為。

“每月一節日”活動,即一月成長節、二月歡樂節、三月愛媽媽節、四月感恩節、五月勞動節、六月藝術節、七月畢業節、八月環保節、九月禮貌節、十月愛國節、十一月科學節、十二月體育節,各級組根據幼兒園的總體目標和實際需要開展系列活動,遵循“綜合滲透”原則,實現整體教育效果――形成尊重人、尊重環境、尊重文化、尊重資源的價值觀和良好的行為習慣。

三、園本課程的實效性

園本課程的構建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它需要在實踐中逐步完善。同樣,園本課程在設計――實踐――反思――修整――再實踐過程當中,幼兒、教師以及幼兒園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和發展。

(一)促進幼兒身心和諧發展

“以幼兒發展為本”一直是本園的辦園宗旨和園本課程的基本理念。通過園本課程構建與實施,幼兒學習和發展是整體性、全面性的,并且從自己原有水平上按照自身的速度和方式向更高水平發展。幼兒通過做中學、玩中學、生活中學獲取經驗,從而建構知識,發展能力,逐步養成積極主動、認真專注、不怕困難、敢于探究和嘗試、樂于想象和創造的良好學習品質,努力將“給孩子一個快樂而有意義的童年”的辦園愿景成為可能。

(二)促進教師專業素質提高

在園本課程實施過程中,教師教育觀念轉變了,從課程開發的全程參與者和研究者,成為幼兒學習活動的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導者,實現傳統教師到學習者、研究者與教育者三位一體教師角色的轉變。在教育行為和策略上,以了解幼兒發展水平和觀察幼兒行為表現為抓手,將活動目標分解為多層次的學習步驟,選擇合適的內容和材料,經過思考――設計――實施,努力為幼兒提供最適宜、最有效、最科學的教育活動,促進幼兒全面、健康、和諧的發展。

教師“反思”意識和能力增強,學會在實踐中學習,在學習中反思,在反思中成長。實踐前反思,我要怎樣做,為什么這樣做,會有什么樣的結果。實踐中反思,隨時審視自己的教育行為,檢驗預定措施的可行性,調整策略。實踐后反思,在自己反思的基礎上,及時記錄,不斷自我調整、自我建構,從而獲得持續不斷的專業成長。

(三)促進幼兒園內涵發展

經過幾年研究實踐,園本課程的發展,營造了“文化育人”氛圍,幼兒園里充滿濃濃的文化氣息,幼兒和教師在健康和諧的環境文化中成長。

近年來幼兒園榮獲“廣東省綠色幼兒園”“佛山市安全文明校園”稱號,并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教育(ESD)項目實驗學校”,《中國可持續發展教育優秀成果集》獲“2014-2015年中國可持續發展教育優秀成果評選一等獎”。有多項科研課題在省、市、區成功立項,其中2項課題分別獲“廣東省中小學教育創新成果三等獎”“佛山市禪城區教育科研成果評比二等獎”。教師撰寫的100多篇文章在省、市、區論文評比中獲獎,其中《有效地開展主題探究活動》獲“佛山市《指南》實驗工作征文等獎”,《在主題作品中發展小班幼兒同伴交往能力的實踐研究》獲“新形勢下教育管理理論與實踐論壇大賽作品評選中一等獎”,并在《教育世界》雜志(CN 13-1278/I)發表。林悅小朋友獲CCTV“希望之星”英語風采大賽幼兒組(廣東賽區)第一名,王一然小朋友和盧睿穎小朋友家庭分別獲“佛山市親子故事會大賽一等獎” 和“禪城區幼兒故事大賽特等獎”。幼兒園集教師辛勤汗水和教育智慧編制的《幼兒園優秀教育成果集》《園本多元化課程》和《幼兒創意小寶典活動――翻繩》等書籍,在同行中起到一定的推廣價值和借鑒意義。

園本課程的構建需要科學的態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園本課程的實施和需要緊密結合本園教師、幼兒、資源等實際,立足于幼兒的發展,為幼兒園的發展注入生機和活力。我們相信,只要我們不斷努力,用我們的專業能力和實際行動能給孩子一個快樂而有意義的童年!塑造均衡、優質和可持續發展的幼兒園!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10).

第5篇:小學綜合實踐論文范文

通用版教師師德表現自我評價【一】 自我校開展師德師風的學習教育活動以來,通過參加我校師德師風的學習教育,使我對師德師風教育的重要意義有較明確的認識,對中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內容更加熟悉。現對照《教師法》和《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的要求,結合自己多年來的教育工作表現,作自我鑒定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問題

1、在熱愛教師的職業方面表現要更加突出。我平時扎實工作,愛崗敬業,認真上課,努力學習,勇于創新。雖然我很清楚地知道,熱愛教師的職業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前提,但是在教育工作中與有經驗的教師相比自己做的還不夠.

2、在教育教學理論方面學習不夠堅持。我經常學習教育教學理論,天天學習新課程理念,積極參與實驗活動,經常與本組教師探討相關的問題。同時,還撰寫相關的實踐論文、案例、說課稿和教學設計,以便不斷提高自己的教學業務水平。而這些都不是經常性和自覺性的,這都是為了完成任務。現在深入剖析起來,要想不斷適應教育形勢的發展,成為一名合格的新時代教師,就得必須不斷地加強教育教學理論學習,使自己的業務水平能盡快的提高起來。

3、在關心學生,熱愛學生方面再耐心些民主一些。平等民主對待學生是做好教學工作的一個關鍵,教師與學生是平等的,這一點大家都認同。但是,我自己有時上課時,學生不聽話,因缺乏耐心民主,也常訓學生,現在仔細回想起來,對待學生(特別是調皮學生)確實要再耐心些。

4、在教學工作方面不敢勇于創新。本人雖然能運用新理念來指導教學實踐工作,探索科學的教學方法,提高自己的教學能力。但是,目前自己的教學思想和方法還是有點滯后,課堂上還是為能完成教學進度,而突略對學生各方面發展的訓練和培養,沒能真正地做到放手給學生,讓學生真正地成為課堂的主人。同時,自己思想認識還放不開,總是顧慮太多。另外,對待學生更加愛心、細心、耐心些。比如有時對待學生的錯誤,再多些循循善誘的教育,使其改正錯誤.

通用版教師師德表現自我評價【二】 自參加工作十余年,我始終以教書育人為宗旨,以培養學生的語文綜合能力為目標,有意無意的將德育滲透到自己的語文教學當中,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引領學生健康成長。

我是一個有愛心的教師。十多年來,我也不知道資助過多貧困學生,鼓勵扶持過多少后進學生。我一直覺得,所有的學生都是平等的,反對將學生分成三五九等,反對歧視差生。吳世友、李瓊、顧小凱、王黎明等學生,都是出身貧寒的鄉下學生,我對此傾注了很多心血。他們將是我一生的朋友,也是我的驕傲。

我是一個有責任心的教師。教書是一門藝術,如果愿意去鉆研,可以消耗你很多的時間與精力。為了上好一堂課,我經常翻閱大量資料,精心設計每個環節;為了讓學生有屬于自己的時間與空間,我布置的作業少而精,而且所有學生的作業,我都有認真批改。我自己喜歡寫作,因而非常重視作文教學。我經常關注高考動態,下載高考滿分作文給學生看。

我是一個力求上進的教師。江西省自2008年9月起,高中開始使用新教材。新教材中有很多新課文,新知識。教授新教材,需要更新新觀念,需要采取新教法。為了適應新課改,我多次外出學習,多次翻閱《高中課程標準》,多次鉆研新教材,進行課題研究,撰寫教研論文。并自己學會制作課件,和開設教學博客,與網絡上的同仁,共同探討教材教法。

我是一個脫離低級趣味的教師。我總覺得,作為教師,應該為人師表,身體力行,應該嚴格要求自己。因而生活之余,我從不去打麻將、打牌,也不去搞副業,掙外快。除了做家務、健身之外,就是上上網、瀏覽文學網站、研究語文教學,或者寫點東西,玩玩博客。

我是一個優秀的教研組長。自20xx年擔任本校的語文教研組長以來,我做了大量工作:

每個學期都要組織全體語文教師,開展各種教研、教學活動,如教師的各種公開課,學生的各種語文競賽;為了提高語文教師的整體素質,建立一幫一體系,開展新老教師結對子活動,幫助新教師迅速成長起來;我校每學年舉行一次優質課競賽,吉安市每三年舉行一次。每次競賽,我都認真選拔優秀教師參賽。我校。。。。。。。等青年教師,都是通過優質課這個平臺脫穎而出,迅速成長起來的。

因為工作認真,教學、教研成績突出,年終考核多次得優,還被評為區骨干教師區優秀教研組長等。

成績代表過去,我將會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斷加強自我修養,時刻把師德放在心中。以愛貫穿我的教學中,把孩子的發展放在第一位,努力做一名人民群眾放心、家長放心、學校放心、學生放心的合格的教師。

通用版教師師德表現自我評價【三】 從畢業進入教師這份工作至今已近一年,經過這一年的努力工作和不斷學習,我受益匪淺。在這里我總結一下近一年的得與失,發揚好的地方改進不足的地方,回顧走過的路可以更好的看清前面的路。

道德是決定一個人價值的先決條件。教師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更需要有良好的師德。因此這一年來我堅持學習黨的各種先進理論,提高自身的思想覺悟,形成自身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同時也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各種學習政治活動,自學過不少社會哲學,這一些都對我很有幫助,我本身也崇拜有巨大人格魅力的人,并一直努力自己能做到。所有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我都沒忘政治學習,并以品德至上來要求自己。平時一直懷著謙虛誠懇的態度待人做事,能和同事和睦相處。常常不忘幫助別人,樂于助人不僅能鑄造高尚的品德,而且自身也會得到很多利益,幫助別人的同時也是在幫助自己。在與學生的接觸中,我注意方法方式,耐心細心地進行教學工作,深受家長歡迎。

第6篇:小學綜合實踐論文范文

【英文摘要】Onthebasisoftheteacher-trainingeducationhistoryintheworld,thispaperanalysestheteacher-trainingapproachesadoptedinAsian,EuropeanandAmericanCountriesfromthreefundamentalaspectsoncomparativeeducationperspective,andinthispapertherearediscussedindetailsomerepresentativeviewsinteacher-trainingpractice.Meanwhile,thepaperalsogivessomeadviceonthereformofourteacher-trainingapproaches.

【關鍵詞】師范教育/師資/途徑

teacher-trainingeducation/teachingpersonnel/approaches

【正文】

中圖分類號:G65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146(2000)02-0001-09

一作為歷史發展鏈條

一個環節的師資培養途徑之爭

在當今據稱為知識經濟的時代,人們出于知識和人才對于生產增值、社會財富、國力競爭、人類向著理性、民主和科學的進步所起的重大作用而對教育投入了越來越多的目光。同樣,人們由于教育對于知識的正向增加和人才對于社會生產方式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對師資質量及師資培養與培訓也投入了比往昔多得多的關注。

如果從觀念層面分析,這些關注有的源于知識經濟的突然來臨與師資培養和培訓體制變革的相對滯后之間的矛盾,如對師資質量的關心或焦慮及對師資質量如何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探討等;有的源于師資對于人類文明進步所起的作用的認識或源于對目前我國師資培養和培訓體制本身的不夠完善,如對我國當前高師課程體系中人文性、師范性和學術性薄弱的探討分析等;[1]有的源于對教師專業化理論和實踐的不足、師范生師范性不夠強而不少非師范生在教學中也能夠脫穎而出的現實的認識,覺得綜合大學培養的非師范專業的學生畢業后也可能成為好教師,那師范學校還有什么用呢?從而出現了“師范院校無用論”;另一種關注與之相對,出于對100年來、尤其是建國50年來我國師范學校所起的作用的認識,認為我國的師范學校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師范院校無用論”是否會否定近百年來師范教育的成果?從而出現“師范體制不可廢”論;有的源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中對教師學歷的規定,認為既然依法中專學歷為不合格學歷,那么中師是否可升格,或并或廢?

這些關注,或反映在教育系統之外,或體現在教育系統之內;或出現于教育理論界,或出現于教育實踐界;或表現為會議上的激烈爭辯,或表現為條分縷析和善意的批評。盡管形式和場合不一,反映的卻是對當前我國師資質量或師資培養途徑或體制的普遍關注。這些關注,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壓力”,構成了我國師資培養途徑或體制深化改革和進一步發展的動力。

站在歷史的維度上,如今的師范教育體制和師資培養途徑之爭并非新現象,而是歷史發展鏈條的一個環節。在中國100多年近現代師范教育的發展歷史中,類似的爭辯至少發生過兩次。[2]而這一次爭辯則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我國目前師范教育的現狀及21世紀發展前景所作的思考,它不是新瓶裝舊酒,而是反映了新的歷史條件對我國師資培養途徑的新要求,具有歷史的延續性和傳承性,是社會發展對師資培養途徑變革的必然壓力。

壓力的積累可能會導致變革,時展要求中國師資培養體制進行變革,社會系統哪怕是一個子系統的變革都需要科學的理論來指導。當我們從理論上分析這些關于師資培養的觀點或爭論時,盡管我們發現這些觀點或爭論具有經驗主義的部分合理性,但是其觀點或爭論本身所存在的悖論或非理性部分卻也使這些觀點或爭論喪失了部分合理性,從而不能成為指導我國師資培養和培訓改革和發展的“理論”。

“非師范院校畢業的學生也可以為良師”,從教育實踐看,這是一個不錯的命題,然而,這個命題一旦與“師范院校無用論”聯系在一起,成為“師范院校無用論”的立論基礎,就有“不理解”之嫌了。因為這個命題體現了“以實是代應是”的方法論的謬誤,它無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缺乏統計的意義。事實上,正如沒進過大學校門的人可以為科學家、藝術家但不能以此作為論證高等教育無用的證據一樣,非師范院校畢業的學生可以為良師也不能成為師范院校無用論的立論根據。就是師范院校體系確實可廢,這個命題也應在立論根據之外。

與“師范院校無用論”一樣,“師范院校無用論會否定我國師范教育成果”的擔心也是缺乏理性的表現。事異時遷,滄海桑田,廢退興替,史海茫茫,多少輝煌不見!如果一種體制走到盡頭,狂瀾不可挽,擔心是無濟于事的,師范教育體制也不例外。然而,1996年全國師范教育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堅持基本穩定獨立的師范教育體系,基本穩定中師、師專、本科三個層次的師范教育結構。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科學地認識我國師范教育與師資培養途徑,理性地分析人們對師資培養途徑的關注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各種觀點,釋惑而流清,對我國師資培養體制的發展是及時而有益的。本文的下面兩節將用比較教育的方法,結合在我國師范教育與師資培養和培訓中產生的問題,借鑒國外師資培養的有益經驗,對我國師資培養途徑進行比較分析。

二以解決問題為宗旨的師資培養途徑的比較研究

人們對于師資培養途徑的關注大致可以概括為學術性和師范性、定向性和非定向性、職前師范教育和在職師范教育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在各國師資培養和培訓實踐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是師資培養體制研究的三個根本方面。下面對這三個方面分別進行比較。

1學術性和師范性

目前,國內學者對學術性和師范性這對矛盾尚有不同的意見,如史秋衡同志認為“學術性和師范性的協調共存是高師教育的首要問題”[3],而楊漢清同志則認為學術性和師范性是師范教育發展中一個獨特的帶有根本性的問題。[4](P605)諸如這些并非對立的不同意見表達了這樣一個學術觀念:學術性和師范性在師范教育和師資培養中是不可回避的,對于師資培養具有重要的作用。世界師范教育300多年的發展史、中國師范教育100年的發展史已經充分表明,學術性和師范性是師資培養的兩個基本范疇、一對基本矛盾,這兩個范疇構成的這對基本矛盾的矛盾運動直接體現了師資的質量以及師范教育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程度;學術性和師范性既是在師范教育實踐中不可回避的問題,同時也是師范教育中最高的哲學范疇;對這兩個范疇及其矛盾運動的把握,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策區別、體制差異等直接構成了師范教育的現存狀態和發展鏈條。

體制和政策的差異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學術性和師范性之間的矛盾運動,然而教育觀點和理論研究的層次也會對這對矛盾構成重要影響,從而有可能會導致決策的不夠科學。我國的教育理論界較多地重視了學術性和師范性相對立的方面,而對這兩個范疇相統一的方面則關注不足。許多學者是從教師的“素質”角度來研究學術性和師范性這兩大范疇的,然而無論是半綜合性質的對教師素質的概括還是簡單枚舉式的素質列舉都或多或少地體現了經驗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都有把學術性和師范性相割裂、相對立的危險或傾向,退一步講,就是教師需要具備哪些理想狀態的素質,這些相互對立、應該互不相容的理想狀態下的素質如何體現為教師的學術性和師范性也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領域。

又有許多學者認為:學術性和師范性體現在專業科目或課程設置比例上。從師范教育的一般發展來看,專業或課程設置的比例的確反映了人們對學術性和師范性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師資培養與社會需求相適應的程度。從師范教育特定的發展階段來看,專業或課程設置的比例體現社會需求的程度總是相對的。在某些教育理論影響下,專業科目或課程設置的比例可能會發生“鐘擺”式運動,也可能出現“矯枉過正”的情況;在一個既定的師范教育體制下,由于各種不同社會力量的結構性制約,專業科目或課程設置的結構變化的允許空間往往并不大,從而適應社會需求的變革緩慢,社會要求的師范性或學術性都不易在課程或專業科目設置的比例變化中得到迅速的、實質性的體現,因而“學術性和師范性體現在專業科目或課程設置的比例上”這一觀念暴露出了其理論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師資培養體制改革的觀念誤區和鐘擺狀態。

1986年,美國的霍姆斯協會(theHolmesGroup)發表的《明天的教師》的調查報告在公眾和業界引起了強烈反響,這份報告也被譽為“美國80年代關于師范教育改革的最有影響的報告之一”[5]。曼寧(D.ThompsonManning)對幾百年師范教育的歷史進行了回顧,以歷史的教訓來確定霍姆斯協會報告的歷史地位,明確指出:如果美國拒絕霍姆斯協會的建議,那么美國教育改革的推動力還會依然如故[6]。從曼寧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在20世紀初美國就存在學術性和師范性之爭。許多業界人士認為“學術”(人文藝術)比“技術”更重要,杜威(JohnDewey)極力協調二者的關系,也重視實踐的教學;蘇聯的人造衛星上天,《瓊為什么不會閱讀》使美國人認識到基礎教育的落后,故而在70年起了“回到基礎”運動,然而美國的師范教育在此期間并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7]重術輕學的情況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變;80年代,商業、工業、科學和技術創新方面往日不受挑戰的領先地位正在被全世界的競爭者趕上這一事實使美國深感危機,向平庸的教育開戰、重建師資隊伍成為美國80年代教育改革的強音,霍姆斯報告順時應勢,重視學術性、注意學術性和師范性的平衡的觀點,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不過也有人認為霍姆斯協會的建議“可能會促進教師人文藝術即學術水平的提高,不過這種提高可能會是以犧牲專業的教育學院為代價的”。[6](P23)

在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和專業課程設置體制下,中國近期內很難指望專業科目和課程體系有較大比例的變化,學校既不能削弱師范教育科目來加強學術性科目,也不能削弱學術性科目來加強師范性,這既是體制的悖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認識產生的誤區。如何在既定的當前體制下解開這個悖論、消除這個誤區,對于我國師資培養質量的提高應該具有現實意義。

流行的理論觀點認為師范教育是一個集學科專業(學術性)和教育專業(師范性)于一體的雙專業師資培養體系,然而現實情況是“我國高師課程體系中明顯存在普通文化素質教育不足,其中人文素質教育尤其缺乏”、“我國高師教育對課程體系的師范性重視程度每況愈下”、“我國高師課程體系的師范性則嚴重不足”、教育專業課程“內容顯得較空洞,不切實際”、學科專業課程“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專業面不夠寬,學科專業設置僅與中小學課程相對應,畢業生只能教授一門課,而不了解相關的科目,不利于學生所學的知識間的整合與發展;二是專業課程不能充分反映最新科學成果”。[1](P53—55)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師范生在學科專業方面不如綜合大學畢業生,在教育專業方面又構不成優勢的狀況。

這種現實狀況促使我們思考:學術性和師范性是否就是學科專業水平和教育專業水平的劃分?如果從哲學層面分析,“雙專業師資培養系統”的觀點其實和“通過專業科目或課程設置比例來體現學術性和師范性”的觀點具有邏輯的一致性,它們實質上體現的都是學術性和師范性相對立的哲學思想及其相應的實踐成果。

看來,學術性和師范性這兩個范疇本身也需要重新進行檢討了。學術性和師范性在師資培養系統中具有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的特性,實質上應是師資質量整合的統一體,我國過去的實踐恰在統一性這方面注意不夠。

教師具有相當的學科專業知識是其教學生涯的基礎,隨著社會的發展,教師需要具備的學科知識在深度和廣度上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學科專業知識對于教師來說是一個“怎樣好也不過分”的領域。過去我們存在著把教師的學科專業知識理想化的傾向,其實,能勝任教學工作的學科專業與教師在教育內容上自覺不自覺地精益求精、學術造詣不斷提高的要求不能混為一談。我們不能拿科學家或這一領域專家的學術標準來要求教師的學術水平,學科專業知識的深度和廣度不是衡量中小學教師學術水平的唯一標準,這一標準只有與師范性相聯系才具有了師資質量的意義。由此分析,教師的學術性不是學科專業知識的學術性,而是與師范性相統一的學術性;教師的師范性也不是教育專業知識的師范性,而是在一定學科知識基礎上的師范性。教師的學術性和師范性應是指教師具備能勝任某一階段教學的專業知識基礎和相關學科基礎,能夠根據教學的真實環境和教學內容的變化而采用不同的教學技術,在科學、準確的知識傳授過程中培養學生適應社會變化的能力,引導學生親向科學、民主、文明的人類社會并為之而不斷奮斗。

在學術性和師范性相統一的哲學原理的指導下,我們就不會再抱怨非師范畢業生也可為良師了,因為他們具有學科知識上的優勢,師范性可以在日后的工作中彌補;我們也不必為課程比例難以在近期改變而束手無策了,在既定的課程體制下,我們完全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改變我們相對“空洞、不切實際”的師范性教育內容,在學科專業科目的教學中進行人文素質的教育,在學術性和師范性相聯系的教學法中體現師范性和學術性的高度統一,在有限的教育專業教學中體現學術性和師范性的有機聯系,體現真實教學情境下對師范性的要求,體現師范生為社會正義進步而努力的人文思想。

2定向型和非定向型

自從詹姆士·波特(JamesPorter)把通過師范學院培養師資稱為“定向型師范教育”、把通過普通大學培養師資稱為“非定向型師范教育”以來,定向型師范教育和非定向型師范教育就逐漸成為教育理論界界定師范教育體制的描述性的學術語言。

如果按照“定向”和“非定向”的理論分析,亞太地區的師資培養體制可分為四類:一是定向型的師范教育體系,如朝鮮、新加坡、越南、老撾、印度尼西亞、馬爾代夫、新西蘭等國;二是以定向型師范教育為主的國家,如中國、韓國、菲律賓、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爾、泰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等國;三是以非定向型師范教育為主的國家,如澳大利亞、日本等國;也有分不清楚是以定向型為主還是以非定向型師范教育為主的國家或地區,有研究把它們歸于混合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注:參見曾紅:《對亞太地區師范教育若干問題的探討》,碩士論文,1996年,浙江大學西溪校區圖書館藏。)歐美各國基本是以非定向型師范教育為主的師范教育體制,[8]其中美國的師范教育在其170多年的發展歷史中,“經歷著一個從中等師范學校提高為獨立的高等師范學院(約80年),又從獨立的師范學院發展成為綜合大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即教育學院或教育研究生院(約40年或60年)的演變過程”,[9]如今美國已發展成為一個以非定向型師范教育為主的國家。前蘇聯也在不斷變革師范教育體制,80年代中期,前蘇聯的高等和中等專業教育部長還要求綜合大學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學術力量,在發展高等師范教育中起關鍵作用”,[4]實質上是要加強非定向型的師范教育體系在前蘇聯師資培養體制中的重要作用。

在用“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論分析各國的師范教育和師資培養體制的同時,我們也發現這個理論受到越來越嚴峻的挑戰。這種挑戰首先來自于世界各國先后出現的師資培養體制多樣化的現實,這種現實已使我們很難判斷許多國家是定向型還是非定向型的師范教育體制,我們只能說某某國家是以定向型為主的師范教育體制還是以非定向型為主的師范教育體制,有時以哪個為主也難以分辨,這樣,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論在這個國家就再難以成為主流的學術理念了。其次,這種挑戰來自于由于對師資培養體制多樣化的絕對理解而產生的對師范教育體制的認識,比如有些學者提出“師范學校退出歷史舞臺是無法阻擋的潮流,是師范教育發展的必經之路”。既然如此,科學地理解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論及其現實處境,正確認識作為這個理論的支柱之一的師范院校的發展問題,也就具有了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波特的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論不是規范意義的學術研究,而是經驗主義的帶有描述性質的“二分法”。它的貢獻在于有利于對所界定的師資培養體制的優劣進行比較,從而為師范教育體制提供了一個分析的框架,這種分析方式在它所處的時代具有實證的性質,是比較恰當的分析方式,但是隨著師資培養體制的發展,情形發生了變化。一是由于各國師資培養體制的多樣化,如原來非定向型師資培養體制的國家出現定向型師資培養途徑,原來較定向型的師資培養體制的國家發展了非定向型師資培養途徑,或在非定向型師資培養體制內部出現定向型師資培養途徑,非定向型師資培養途徑與中小學整合形成新的師資培訓途徑等等,原來較單純的師資培養體制已發生了變化,混合型師資培養途徑的出現和不斷發展削弱了以定向型或以非定向型界定某國師資培養體制的社會基礎。二是由于招生體制的變化和終身學習(life—longlearning)思想的影響,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論賴以存在的基礎——它們之間的比較優勢——也在悄然地發生變化,如綜合大學的畢業生可以通過繼續教育的方式在定向型的師范院校學習教育專業課程,從而獲得教育學碩士或教育專業碩士學位,彌補自己師范性的不足;同樣地,定向型師資培養系統的畢業生也可以通過繼續教育的方式到綜合大學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或教育水平,這就是說,在現代社會,定向型和非定向型師范教育體制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它們之間的比較優勢——也在削弱。

但這是否意味著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論已經喪失了其存在的理論基礎和社會基礎而成為一種過時的理論分析模式呢?似乎不能這樣認為。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論所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和社會基礎的削弱是社會進步的結果,是當今社會的現實,但“削弱”并不是消失。在如馬爾代夫、老撾、緬甸和柬埔寨這些較為貧困落后的國家里,結構合理、層次完善的定向型的師資培養體制尚未形成,有些國家還長期接受國外的教育援助,國內師資培養不夠規范,有些只是應急手段而不能稱為“體制”,在這些國家里,師資培養現代化的任務任重而道遠。在中國這個以定向型為主的國家里,盡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爭論,但這些爭論反映了在改革時期人們對師范院校的不同認識,有些認識難以形成決策的根據。就政策來講,政府目前還是要堅持保持三級師范的獨立設置地位。就是在被某些學者奉為師范教育圭臬的美國,定向型師資培養途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一些私家協會、州、地方學區和聯邦機構引導和支持了許許多多的非大學師資培養計劃(non—universityprograms)如選擇性證書計劃、師范公司等,就是一些綜合大學的教育學院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定向型師范教育體制的變式。

正因為如此,波特的理論仍然是師資培養體制分析的一種理論,在許多國家的師范教育實踐中,它所界定的比較優勢還相當程度地存在,因此它并未過時。但我們如果從師資培養質量的角度來分析,我們突然發現,定向型和非定向型作為師資培養體制分析的模式,它并不能涵蓋如今多樣化的師資培養途徑,它只是師資培養體制分析的一種理論,不能無限擴大;同時,波特的理論也不是什么“言必稱希臘,盛必比漢唐”的理論,師資培訓的現展已經表明,它并不必然地與師資培養的質量相聯系,它所反映的只是兩種師資培養途徑的差異,并不必然地標志師資的質量,良好的體制只是有利于質量的提高而不能必然造成質量的提高,這方面同樣不能擴大,不能把體制擴大到等同質量。

在科學地定位波特理論的同時,我們也無法忽略一個與這個理論有關系的另一個問題,即上文提到的獨立設置的師范院校發展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我們認為:一、“師范學校退出歷史的舞臺是無法阻擋的潮流,是師范教育發展的必經之路”說主要是以美國師范教育的歷史發展而做出的趨勢判斷,其實,美國目前也只是以非定向型師范教育為主的多樣化的師資培養途徑,因此,此說似乎作為一種理論假設更恰當些;二、美國的師資培養體制是美國社會文化作用于師范教育的結果,其師資培養的經驗和教訓可以為其他國家提供借鑒,但其師資培養體制則無法成為其他國家師范教育發展的樣板,其師資培養體制也不具備普遍的適用性;三、各國歷史傳統、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不同,師范教育發展也不可能有固定統一的模式,就是假如美國獨立設置的師范學校不存在了,也難以就此推斷其他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師范學校一定會消亡,例如,韓國中等學校的師資,已經由綜合大學培養,但是其小學教師的培養卻是由專門的教育大學承擔的,全國11所教育大學(每個道1所)構成了頗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師資培養體系,并顯示出專門師范教育體系的勃勃活力;四、定向型的師資培養體制與非定向型師資培養體制相比有其獨特的優勢,不具備完全的劣勢,而且其體制也在不斷變革以適應社會的發展,否定定向型的師資培養途徑,在理論上欠充分、在實踐上也還存在不現實的因素;五、中國的師范學校是在救變圖存、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借鑒外國的師范教育而產生的,在其百年的發展史上,師范學校的存廢問題也爭論過多次,主張廢師范學校的人甚至用了無理性的刻薄詬詈之語來攻擊新生的師范學校,什么“師范學校成績不甚佳妙,大可廢止”、“高等師范學校實是大學及專門學校的贅疣,大可割去”、“師范教育不應另設專校,以免畸型發展之流弊”等等,[2](P7)如今師范院校無用論和消亡說一起,構成了對當今師范教育系統獨立存在的合理性的極大沖擊,也有可能會形成當今我國師范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動力之一;六、在1996年的全國師范教育工作會議上,中國政府作出的基本穩定獨立的師范教育的決議是對我國師范教育體系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也是對師范院校無用論的駁斥,獨立的師范教育體系目前尚適合我國的國情,近期內不會消亡,師范學校消亡論似乎過于超前。

3職前師范教育與在職師范教育

職前師范教育作為為想從事教師工作的社會公民而提供的職業準備教育并非是古已有之的師資培訓途徑。在17世紀以前歐洲漫長的歷史時期,無論是從事世俗教育的學者還是從事宗教教育的圣職人員都是在知識或技能方面具有專長的人,學高為師,他們沒什么任職資格規定,也沒有接受過專門的教育培訓,他們所采取的教學方法也不過是自己在知識接受和積累過程中耳濡目染的經驗。中國古代聞道在先,學成則為師,在師法、家法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古代知識分子,為師并不是他們最高的理想,為官從政才是他們最高的理想。然而,入仕不易,宦海不虞,于是他們進則入仕棄教,退則從教待仕,他們雖有豐富的人文知識,卻沒有受過專門的教育培訓,其教學法也大多建立在教學經驗積累的基礎上,這點與歐洲類似。

建立在受教育特權基礎上的古代師資狀況到了近代由于教育學科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得到了改變。近代社會的變革提出了普及義務教育的要求,教育的平民化對師資的要求、國家對教育方向的控制、教育理論的不斷科學化等促成了近代師范學校的建立。后,中國在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西學東漸對傳統文化的強烈沖擊、救亡圖存對新式人才的需要、國人對師資的需求及近鄰日本的近代化示范等因素影響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新式師范學堂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獨立設置的師范學校的出現開辟了職前師資培養的途徑,體現了教育平民化的現實,在師范教育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職前師范教育因此而生,受過規范的師范訓練的師范生在世界近代化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師的任職資格也在世界各國產生了。因此獨立設置的師范學校產生而起的重大歷史作用就在于:它使人們對教師職業的認識改變了,學高只是為師的必要條件之一,教學的技術及為師的倫理道德也逐漸成為教師任職資格中不可缺少的,教師職業本身因而包涵了學術性和師范性的統一。

在我們討論獨立設置的師范學校產生了重大歷史作用的同時,我們也難以忘記師范教育近代化過程中的真實歷史,忽略以下歷史事實是不恰當的:一是由于教育學和心理學長期以來自身的局限性,教師的師范性具有而且只具有相對的作用,它的作用在于相對縮短了學生對于教育規律認識的時間,畢業之前就掌握了一定的教學技能,這種師范性的相對作用一直延續到現在,并不斷成為人們論證師范教育無用論的口實;二是長期以來,師范教育系統以培養基礎教育的師資為目的,所授學科專業知識雖不高深,但能勝任教學工作,且終身有益。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教師無在職培訓的動機,師范學校也無提供師資在職培訓的體制;三是在師范學校產生后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廣大師范生擔負的是掃盲和普及義務教育的任務,由于師資嚴重缺乏,他們因受過相對良好的師范教育,在學科專業和教育專業方面均占優勢,從而成為師資隊伍的中堅力量;四是由于傳統社會的相對閉塞和知識更新速度的緩慢,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基礎教育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技術變化不大,教師本身的流動性也不大,社會缺乏在職進修的土壤。

這些真實的歷史狀況表明:在職前師范教育產生和存在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社會需要的不是師范畢業生的再教育,也不是師范學校提供繼續教育,而是大量的師資準備教育即職前師范教育;師范教育存在的矛盾不是職前師范教育和在職師范教育之間的矛盾。而是社會所需要的師資不斷增長與職前師范教育師資供量不足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至今仍然存在,如在亞太地區許多發展中國家,教師一方面十分緊缺,另一方面師范院校只限于職前師范教育,這就造成了師資缺乏和師資質量低下兩方面的社會問題。在發達國家如美國雖然也提到教師缺乏問題,但那是與發展中國家涵義不同的問題,發達國家的教師缺乏不是師資培養能力不足造成的,而是職業的流動性和對教師在學術性上和師范性上較高任職資格造成的,即發達國家的教師缺乏不是由于職前師范教育不足而是由于在職教育方面存在的問題。看來,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和水平會極大地制約一國師范教育的層次和水平,我們不能忽略表面相同的概念所含的不同的社會含義,字面上的比較不利于相互借鑒和問題的解決。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經濟發展對教育質量不斷增長的強烈要求、科學技術的加速發展造成中小學教育內容的變革速度加快,一些新的教育理論的出現和現代化教育技術手段的不斷更新等等已使一次性的職前師范教育不能滿足教育革命性發展的需求,在職師范教育成為新時代對師范教育的要求。在這種時代的要求下,各國開始逐漸重視中小學教師的在職培訓。英國70年代出現了概念化的教師在職教育與培訓即INSET(In-ServiceEducationandTrainingofTeachers)一詞,倫敦大學教育學院還設有INSET系,在地方教育當局(LEA)的主持下,組成了以大學、教育學院、教師中心為主的全國性培訓網絡,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并把中小學教師的在職培訓與其薪水相聯系,日本、美國等國也有類似的政策。法國將中學教師的在職學習寫進了《繼續教育法》,以法的形式予以確定。中國的《教師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教師接受培訓的權利以及教育行政部門、學校主管部門和學校因此而負有的法律責任。

近半個世紀以來,在職師范教育在世界各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形成了多種層次、多種類型的在職師范教育形式。從提高教師的任職水平和任職資格的維度,有學者把世界范圍內的在職師范教育分為四大類:補缺型、資格培訓型(包括補償學歷型與學位進修型)、適應型(新任教師的入門教育和補充更新的適應性培訓)和研究提高型。易長發同志認為中學新任教師入門教育大致有“新教師帶引式”、“集中培訓式”和“新教師研修式”三種形式,并把“以課程為基礎的在職培訓模式”分為“學位課程培訓式”、“單科課程培訓式”,把短期進修在職培訓模式分為“老教師培訓”、“備課培訓”、“一般性培訓”、“專題研究式”培訓和“廣播電視講座式培訓”,對以學校為中心的在職培訓方式和以學校為中心的教職員發展模式進行了比較分析(注:參見易長發:《外國中學教師繼續教育培訓模式例析》,《比較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米切爾(YoungMichael)則在現代化的分析框架中分析了英國80年代以來的師資教育改革,認為師范教育系統發生的對英國有作用也許具有世界意義的轉變是從以學科為中心轉向以課堂中出現的問題為中心,從以大學培訓師資為中心轉到以中小學為中心。[10]

在對國外這些多層次多類型的在職師范教育進行比較研究時,我們發現形成以下認識是必要的:

一是在職師范教育的出現及其在各國教育系統中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結果,是師范教育發展的必然階段,它反映了社會的發展與師資水平的不平衡,以及師資水平與社會相適應的矛盾運動。

二是社會經濟的發展會制約在職師范教育的層次和類型。如在亞太地區的一些國家,教師嚴重缺乏,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提拔初中教師去教高中,招收中學畢業的學生為民辦教師,這樣補缺型和學歷補償型就成了這些國家在職師范教育的主體。在這些國家,在職師范教育計劃有時無法落實,不少教師(包括“民辦”、“代課”或正式教師)走上教學崗位后就無暇再受到培訓,在職師范教育雖要求強烈,無奈供量不足,從而影響了這些國家高水平的發展。而美國由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較高,適應型在職培訓和研究提高型的在職培訓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新任教師(beginningteacher)以資格培訓型為主,補缺型的在職培訓在美國不占重要地位。80年代以來,美國還進行了一項長達十幾年師范教育改革計劃,該計劃用以吸引并指導非教育專業大學畢業生或有相關經驗但沒有正規教師資格的人成為教師,被稱為“選擇性教師證書”計劃,[11]由于選擇性教師證書計劃的實施,許多州逐步取消了過去長年實施的“緊急教師證書”。

三是在職師范教育應以提高師資隊伍的質量為最終目的。在近半個世紀的在職師范教育實踐發展的過程中,一條最基本的規律就是在職師范教育具有多重目標,但這多重目標必須與教師的學術性或師范性相應提高契合,才具有實實在在的社會意義,否則就有悖于在職師范教育的本質。在這里最需要避免的一種傾向就是教育主管部門、培訓機構或培訓對象的急功近利的態度和不切實際的決策及行為。在職師范教育必須符合自己的國情國力,必須以切實促進師資質量的適當提高為目的。

四是不同程度地促進在職師范教育的制度化和科學化。受終身教育思潮的影響,英國學者詹姆·波特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三階段師范教育的構想:第一階段是個人教育階段,即高中生畢業后;在相應的大學或師范學院里學習的階段;第二階段稱準備教育階段,這是指任教后的試用階段;第三階段是在職教育階段,也就是被錄用為正式教師后的繼續教育階段。波特理論的一個重大理論價值就是他把師范教育看為一個終身教育的過程,它啟示我們促進在職師范教育的制度化和科學化就是要促進職前師范教育和在職師范教育的一體化;另外,建立在職進修的激勵機制、嚴格教師的任職資格、規范教師的聘用、規范教師的實習試用期培訓、提供有效的培訓物質條件,建立在職師范教育的質量監控體系、加強在職培訓的科學研究等等是必不可少的。

五是借鑒腦科學和生命科學研究的成果,加強教育學心理學的研究。加強教育專業的科學研究是職前師范教育和在職師范教育落到實處的一個重要支柱,既要加強在新的技術條件下、新的社會條件下教育理論的研究,又要加強在新時期教育理論指導下的教法和學法的研究,改變教育專業空洞不切實際的狀況,使教學真正成為一門職業(teachingprofession)。

三作為21世紀我國師資培養途徑改革建議的結論

1教師的職業化研究務求精進

從中外師范教育的比較研究中,我們發現,無論是古代中國還是古代歐洲無不學高為師,教師非職業化是一個事實,就是在今天,教師的非職業化仍有較大的市場,他們不承認教師的職業性質,不承認教學是一門專業,他們頑固地堅持“只要掌握了任教學科知識,人人都能做教師”[11](P62)(美國的一些人的觀點)、“非師范學校畢業的人照樣可為良師,師范無用”,對定向型師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否定。

我們當然可以理直氣壯地對這種觀點予以駁斥,但我們也如坐針氈地面對著教師職業化不足(注:趙微同志認為:“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師范生的職業訓練極為欠缺。”見《中國特殊教育》1998年第4期,第36頁。)的現實,憂慮不安地關注著我國師范性嚴重缺失的狀況。責人無過,聞過則喜,師范無用論的論調、教師非職業化的現實狀況給了我們師范教育工作者重于九山的巨大壓力,使我們懷著沉重的心情實事求是地審視我國師范教育的不足,理智地為改變這種不足作出建議。

我們當然可以把師范教育的不足歸于歷史、歸于歷史上教師非職業化的傳統、歸于社會經濟制度的制約、歸于相關領域的不夠成熟,但這種歸因無益解決當今我國師范教育不足的現實。長期以來,教師肩負眾多的社會使命,有著眾多的神圣光環,他們應有哲學家的睿智、雄辯家的口才、書法家的功力……然而教師的神圣并沒有提高他們的職業地位,人們好像只把他們看成是教書匠,他們似乎不具備醫生、律師那樣的專業知識,他們似乎不能融學術性和師范性于一門專業。

如此看來,如何促使教師的學術性和師范性有機地融合起來,使教學在人們眼里能成為一門專業,便成為擺在師范教育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教師職業化的研究既是一個跨世紀的課題,又是一個世界性的重大課題,也是一個不斷具有新的內涵的課題,其中似應包括加強教育基本理論的研究、課程與教學的研究、生命科學和腦科學的研究、以發展心理學為核心的心理學的研究以及社會職業的比較研究等一系列的研究,這些研究所取得的系列成果將為教師的職業化做出理論貢獻,為教師正名,為師范教育的發展提供理論的支柱。

目前,教師職業化研究已引起國內外有些學者的重視,在建構性學習、教師的專業地位、從心理學角度對教師素質研究等方面也出現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但還很不充分,因此為了師范教育發展的需要,教師的職業化研究務求精進。

2定向型師范體制內部需改革

從對定向型師范教育和非定向型師范教育的比較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定向型師范教育體制與非定向型師范教育相比,并沒有比較的劣勢,定向型師范教育體制在一國的存在也有其理論的根據,隨著社會的發展,定向型師范教育體制也需要不斷變革。

從體制設計角度分析,目前我國的師范教育體制大致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一是綜合大學或師范院校教育系本科生的出路問題。按照傳統的體制設計,綜合大學或師范院校教育系本科生的培養目標是教育管理、教育理論研究和教育專業的教師。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體制設計出現了弱點,教育系本科畢業生缺乏系統的學術訓練,缺乏學科專業的知識,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就業出現了很大困難。

二是師范生層次提高問題。我國的學歷教育層次單一,以學術標準為主,在這種情況下,師范生的學歷提高,或者以犧牲師范性為代價,去報考綜合大學的非師范專業,或者去報考教育專業,而又面臨著知識結構不適應問題。美國的做法可作為借鑒。美國在長期的師范教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多樣化的學銜,如今在教育方面大約有120個學銜,如B.A/B.S,M.S./M.A,M.Ed./M.S.Ed./M.A.Ed.,M.A.T./M.T./M.S.T.等。

三是高師院校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改革問題。我國高師課程體系目前還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時代的特征,業已暴露出多方面的不足,[1]亟需改革。教學內容改革也是一個重大課題,例如:如何改革高師院校學科專業科目的教學內容以使其既能體現該學科的基礎體系又能反映該學科的現展成果?如何改革高師院校的教育專業課程以體現理論性和實踐性的結合、發展教師的“臨床能力”和“擴展能力”以及提高教師的學術素質和運用現代技術手段的能力?如何改革“兩課”教學以切實提高師范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人文素質?等等。

鑒于以上問題,借鑒國外的經驗,我們建議:切實改革高師院校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現代化的高師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以教育專業碩士點的建立為契機,建立多樣化的教育學銜制度;慎重對待、積極促進綜合大學和師范院校的教育系改革,使教育系成為引領教育理論研究的中心以及教育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優化機構;改革師范院校科研體制和教學體制,促進科研體制和教學體制在提高院校辦學質量基礎上的整合統一;加強相關的教育研究,為改革準備理論基礎和實踐論證。

3建立終身教育性的師范教育體系

終身教育是20世紀教育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雖然世界各國教育實踐與終身教育的要求還相差較遠,然而許多國家把終身教育作為指導本國教育改革的理論基礎之一。為了適應終身學習的社會的到來,終身教育性的師范教育體系的建立就顯得很有必要了。所謂終身教育性的師范教育體系就是指在終身教育思想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師范教育體系,這個體系把教師的培養、任用和在職培訓結合成一個相互銜接的體系,這個體系使得教師能在職前師范教育結束后的教學生涯中的任何階段,只要他需要,就可以接受在職的培訓和提高。終身性的師范教育體系把職前師范教育和在職師范教育聯接成一個連續的整體,重視教師的實習和試用期的培養和培訓,把在職師范教育制度化,并把教師接受在職學習的主動動機與培訓的物質條件結合起來,把在職師范教育看作是適應終身學習的社會的義務和為之所采取的行動。可以預見,終身教育性師范教育體系是一個具有前瞻性的教育體系,是當今師范教育革命性發展的方向。

發達國家為建立終身性師范教育體系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目前,我國的師范教育理念、物質條件、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基礎教育體制、高等教育體制、師資水平等一系列方面距離終身性師范教育體系的建立還有相當大的差別。然而我們可以在終身性教育思想的指導下,以建立終身性師范教育體系為改革目標,根據我國的現實條件,促進包括職前師范教育和在職師范教育的內部改革以及職前師范教育和在職師范教育的一體化、師范教育與基礎教育的一體化在內的一系列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我國師范教育的改革,為適應21世紀終身學習化的社會源源不斷地提供優秀的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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