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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風景是我們每個人的追求，然而真正的美麗往往就在不經意間，無論是自然界的還是人生的。保持美好的愿望總會有收獲。”
——高云飛創作感言
來尼泊爾，可做的、可看的很多，但真正最吸引全世界各地游客的是徒步。這個國家南低北高，低的地方海拔只有100米，而高的地方，喜馬拉雅山，8848米。230公里的距離，地面升高8000多米——世界上沒有第二個這樣陡峭的國家。
這幅《魚尾峰夕照》正是高云飛在徒步尼泊爾著名的的布恩山小環線時拍攝的作品。
雖說魚尾峰是尼泊爾博卡拉最負盛名的風景之一，但它迄今還是一座處女峰，人類未曾征服。這是由于它在當地人心目中是一座神山，當地明令禁止攀登。不過人們認為，登上布恩山頂，便是對于魚尾峰的極致欣賞。蒼翠繁茂的植被和壯麗的雪山風光，在這里形成強烈的視覺對比。這也是為什么許多攝影愛好者對此地情有獨鐘的原因。旱季時來到這里，壯麗的雪山美景隨手可拍。
今年的1月1日，高云飛在徒步布恩山小環線時不慎和團隊走散，于是，他在沒有通訊工具且語言不通的情況下，開始了一個人的旅行。他背負20公斤攝影器材爬了一整天的山路，終于在天近黃昏時到達了可供住宿的山頂客棧。待安排好住宿，他決定到周邊找找同胞，以便有個照應。來時的路上沒注意周邊的環境，而這一刻，他卻覺得除了客棧所在的山頂以外，四周都被云霧包圍著，自己所在的地方仿佛是一個孤寂的世界，疲憊、寂寞、饑餓感通通來襲。
然而，奇跡似乎永遠發生在意想不到的那一時刻，傍晚7點左右，當高云飛正在路邊的紀念品小攤前準備搭訕同胞的時候，一陣清風吹過，抬眼望去，天邊濃密的云霧被風吹開了個破口，在夕陽余暉照耀下，若隱若現的金色山巒打破了視覺上的沉悶。出于攝影師的直覺，高云飛像充了電一樣的奔回客棧，取了照相設備，抓緊這光影瞬息萬變的時刻，反復取景、聚焦、拍攝，直到耗盡內存卡里的最后一點空間。
《魚尾峰夕照》就這樣誕生。畫面中可以看到，茫茫的云海仍在山間翻滾，遮擋了從布恩山到魚尾峰之間空曠的山谷，給作品增添了幾分神秘的色彩。而在茫茫云霧之中，只有雪山的頂峰沖破迷霧，直入云霄，最終與山頂的白云融成一片。落日的余暉把雪山和云層都染上了金子般閃耀的光芒，溫潤剔透，散發著世外桃源的光華，尤其在異常潔凈的湛藍天空背景下，愈顯神圣。畫面下方，前景處的兩叢植物更像是拍攝者自身形象的寄托——圣山面前的忠實信徒，正為眾生的平安和幸福做最虔誠的祈禱。
珠穆朗瑪峰位于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地區定日縣的尼泊爾邊界處。
珠穆朗瑪峰是喜馬拉雅山脈的主峰，為世界最高峰。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尼泊爾邊界上，它的北坡在中國青藏高原境內，南坡在尼泊爾境內，而頂峰位于中國境內。藏語中“珠穆”是女神的意思，“朗瑪”是第三的意思。因為在珠穆朗瑪峰的附近還有四座山峰，珠峰位居第三，所以稱為珠穆朗瑪峰。
珠穆朗瑪峰大本營位于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地區定日縣。
珠峰大本營指為了保護珠峰核心區環境而設立的保護地帶，位于海拔5200米，與珠峰峰頂的直線距離
（來源：文章屋網 ）
關鍵詞：軟信息 關系借貸 違約風險 房地產公司
近年來，我國房地產業進入復雜的調整階段，行業發展面臨諸多不確定性。一方面，房地產公司的經營風險陡然增大；另一方面，銀行信貸對房地產開發的支持力度持續減弱。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房地產開發資金來源國內貸款占比從2009年的19.8%下降到2012年的15.3%。在業績低迷和融資受限的雙重約束下，房地產行業資金鏈日趨緊張，公司違約風險對銀行信貸質量造成了實質性影響。根據銀監會年報，2011年房地產開發不良貸款余額353.2億元，占全部不良貸款的8.3%，不良率為0.97%，無論是絕對額還是不良率在各行業中都處于較高水平。在這一背景下，準確度量我國房地產公司信貸違約風險顯得尤為重要。目前，國內外文獻多采用財務數據等硬信息度量違約風險，而相對忽略了軟信息的作用。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深入分析軟信息在度量信貸違約風險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完善了公司違約風險度量模型。
文獻回顧
根據可傳遞性的不同，金融市場上存在兩類信息，Stein（2002）將其分別定義為“硬”信息（Hard Information）和“軟”信息（Soft Information）。其中，硬信息是指可以被直接證實的信息，如公司財務信息，這類信息通常可以量化并記錄在紙面或電子文檔中，能夠準確無誤地在市場上傳遞；軟信息則是指除了信息供給者以外無法直接被其他市場參與者證實的信息，如借款公司管理者的品質或能力等，這類信息難以量化和傳遞，具有不可保證性，只能在有限范圍內被熟悉的市場參與者了解和掌握。軟信息的獲取依賴于融資雙方之間長期、密切的接觸，而財務報表等標準化方法在這方面通常無能為力。與軟信息密切相關的一個概念是關系借貸（Relationship Lending）。Masahiko Aoki和Dinc（1997）認為，銀行關于特定借款人的軟信息屬于專有知識，能夠避免其他銀行的“搭便車行為”，因此關系借貸作為一種融資制度，能夠激勵銀行通過生產軟信息來獲取壟斷租金或信息租金。Boot（2000）指出，關系借貸是銀行為獲取借款公司軟信息，并通過長期交易不斷評估這類信息實際價值而進行的一種投資行為。
軟信息和關系借貸理論在銀企間信貸交易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但多數文獻聚焦于中小企業融資問題（Chang等，2010），對公司違約的研究較為有限。在少數相關文獻中，Grunert等（2005）針對德國公司的研究表明，相對于財務因素或者銀行內部信用評級中反映的非財務因素，兩者的組合能夠更加準確地預測公司違約。Chang等（2010）對我國某國有商業銀行借貸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顯示借貸關系中包含的軟信息能夠顯著改善違約預測結果，軟信息相對硬信息的重要性取決于借貸關系的深度以及硬信息的可靠程度。目前，國內公司違約研究多基于財務數據等硬信息，而相對忽略了軟信息的作用。本文基于我國房地產上市公司銀行貸款數據，通過設計一種實證研究方法來檢驗軟信息在度量公司信貸違約風險中的作用。
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與模型設定
本文在借鑒Kau等（2012）基礎上，設計如下實證檢驗方法：假設銀企關系R由硬信息H和軟信息S決定，對于一個同時包含硬信息H和銀企關系R的違約風險度量模型，如果銀企關系R的回歸系數是顯著的，則說明銀企關系R能夠提供硬信息H以外的有效信息，即軟信息S；如果銀企關系R完全由硬信息H決定，則銀企關系R的回歸系數應該是不顯著的，因為銀企關系R反映的所有信息已經全部包含在硬信息H中。本文采用Logit模型建立公司違約模型，令P表示貸款發生違約的概率，則模型的基本形式可以表示為：
（1）
在Logit模型中，解釋變量是二分變量，即貸款違約和非違約，用yi表示貸款狀態，如果公司發生違約，取值為1；如果按期償還貸款，則取值為0。Xi是第i筆貸款的協變量向量，包括所有影響該筆貸款違約風險的因素。為了檢驗軟信息對模型風險度量準確性的影響，本文同時設計了兩個模型，分別稱為模型（I）和模型（II），其中模型（I）采用財務變量等硬信息，而模型（II）在財務變量基礎上進一步加入銀企關系變量。
（二）數據來源與樣本處理
本文根據中國證監會行業分類標準，在滬深A股市場篩選房地產上市公司。在此基礎上，手工翻閱公司公告，得到522筆貸款，貸款期限為2002-2010年，其中違約33筆，占比6.32%。樣本包括82家公司，平均每家公司記錄貸款6.37筆，平均貸款期限2.11年，違約貸款涉及11家企業，占全部樣本的13.4%。本文定義的信貸違約是指未能按期償還本金或到期時未能獲得銀行同意達成貸款展期、延期、續期或勾銷，屬于狹義定義，與是否違反貸款合同的其它條款無關。相關財務數據取自RESSET數據庫。
（三）變量選取
1.銀企關系變量。考慮到數據可得性，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選取變量：銀企關系的持續時間（Duration）。關系借貸離不開銀企間的長期交易，保持長期關系有利于雙方增進信任，從而為軟信息的有效傳遞奠定基礎。由于在公開市場上很難直接獲得該變量，本文借鑒隋毅（2012）的做法，采用樣本公司成立時間作為銀行關系持續時間的替代變量；銀企關系的多樣性（Multiplexity）。采用銀行或銀行控股的其他金融機構是否是房地產公司前十大股東作為銀企間多樣性關系的表征變量，如果是取值為1，反之取值為0。銀行與借款公司之間同時存在債權和股權關系，將更加有利于雙方之間的信息交流；企業的政府背景（Background）。如果公司具有較強的政府背景，則往往意味著該公司能夠更方便地獲取和調動所需的政治或政策資源，這對于銀行而言無疑是一種好的軟信息（殷孟波，2012）。在銀行看來，政府的支持表明了政府在項目中的隱性擔保，即便項目最終失敗，政府也會進行救助。因此，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國有股比例來反映企業的政府背景。
2.財務變量。本文在總結一般財務分析方法和國內外相關實證研究基礎上，首先從盈利能力、償債能力、成長能力、營運能力和資本結構等方面選取24個備選變量，然后采用統計檢驗方法進行篩選。統計檢驗包括兩個步驟，先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方法來計算特定財務比率在違約樣本和非違約樣本之間差異的顯著性水平，得到初選結果后測算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最終得到10個財務變量進入模型，包括：凈資產收益率X1，由凈利潤除以股東權益得到；銷售凈利率X2，由凈利潤除以營業收入得到；利息保障倍數X3，由息稅前利潤除以利息費用得到；營業收入增長率X4，由本期營業收入除以去年同期營業收入后減1得到；凈利潤增長率X5，由本期凈利潤除以去年同期凈利潤后減1得到；凈資產增長率X6，由本期凈資產除以去年同期凈資產后減1得到；應收賬款周轉率X7，由主營業務收入除以應收賬款得到；總資產周轉率X8，由主營業務收入除以資產總額得到；資產負債率X9，由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得到；固定資產比率X10，由固定資產凈額除以資產總額得到。為了克服離群值影響，對前述變量進行頭尾各1%的Winsorized縮尾處理。
在數據處理方面，銀企關系變量和公司財務變量均調整為季度數據，本文采用貸款合同約定到期日之前一個季度的數據進入模型。
實證研究與模型有效性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
在樣本中，銀企關系的平均持續時間為10.79年；銀企關系的多樣性指標平均值為0.76；公司國有股比例平均為16.75%。樣本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平均值為5.19%；銷售凈利率平均值為12.61%；利息保障倍數平均值為7.35；營業收入增長率平均值為15.10%；凈利潤增長率平均值為22.12%；凈資產增長率平均值為10.74%；應收賬款周轉率平均值為18.29；總資產周轉率平均值為0.15；資產負債率平均值為66.78%；固定資產比率平均值為1.52%。
（二）模型回歸結果
在模型回歸階段，對模型（I）和（II）分別采用逐步回歸法進行變量篩選和參數估計，只保留顯著性水平低于10%的變量，其他變量自動剔除。從結果來看，對于模型（I），最終有五個財務變量經過篩選，這些變量的系數方向與預計方向均保持一致。在模型（II）中，反映銀企關系的變量Duration、Multiplexity和Background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5%和10%的水平下顯著，從而證明了在房地產上市公司違約風險度量中，銀企關系包含了財務數據等硬信息以外的有效信息；同時，上述變量的系數方向均為負，與預期完全一致，說明銀企關系的持續時間、關系的多樣性以及企業的政府背景都是“好”的軟信息，可以顯著降低公司的違約風險，結果如表1所示。
（三）模型有效性檢驗
本文進一步比較模型（I）和（II）的有效性差別。根據模型（I）的回歸結果，違約概率可以表示為：
（2）
根據模型（II）的回歸結果，違約概率可以表示為：
（3）
本文將樣本貸款到期日之前一個季度的數據分別代入式（2）和式（3），計算得到每一筆貸款的預期違約概率。在此基礎上，把各筆貸款按照違約概率由高到低進行排序，然后將該序列十等分，其中序列越高的部分代表違約概率越高，序列越低的部分表示違約概率越低，之后計算每一部分實際發生違約的貸款占樣本期內全部違約貸款的比重，最終得到結果如表2所示。在表2中，十等分的最高部分（1）代表了對公司違約貸款的正確分類，而最低部分（6-10）則可以視作是犯了第一類錯誤，即對公司違約貸款的錯誤分類。從結果來看，模型（II）在度量違約風險準確度方面明顯優于模型（I）。模型（II）將75.76%的違約貸款歸類到最高風險等級；而模型（I）只能把60.61%的違約貸款歸類到最高風險等級。因此研究結果表明，軟信息有助于提高模型的風險識別和判斷能力。
結論
本文設計了一種實證研究方法，可以從關系借貸的角度間接度量并考察軟信息在度量違約風險中的作用。基于2002-2010年期間我國房地產上市公司銀行貸款數據，本文首先從銀企關系的持續時間、多樣性以及企業的政府背景等方面選取銀企關系變量。在此基礎上，同時構造了兩個可供比較的信貸違約風險度量模型，其中模型（I）采用財務變量等硬信息，模型（II）在財務變量以外進一步納入銀企關系變量。實證結果表明，銀企關系變量包含了財務變量等硬信息以外有關公司違約的重要信息。與僅采用硬信息的模型（I）相比，包含軟信息的模型（II）大大提高了違約風險度量的準確性。
本文的研究結論為軟信息和關系借貸理論在公司違約領域的應用提供了經驗證據。并且發現，軟信息和關系借貸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增加資金可得性、降低貸款利率和抵押擔保要求等方面（崔向陽，2007），還有助于提高商業銀行對公司違約風險的判別能力。同時，本文對于改進和優化信貸違約風險度量模型具有較強的啟示意義。銀行信貸行為與證券投資行為存在較大不同，證券投資者可以在任意時間買賣公司證券，很少有動力去監督企業；而銀行貸款流動性較小，為了保障貸款安全性，銀行有足夠的積極性來生產借款公司的軟信息，因此準確的違約風險度量不僅建立在硬信息基礎上，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軟信息。
參考文獻：
1.Stein J C.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capital allocation： Decentralized versus hierarchical firm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57（5）
2.Boot A W A. Relationship banking： What do we know？ [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00， 9（1）
3.Chang C， Liao G， Yu X， et al. Information from relationship lending： evidence from loan defaults in China [J]. European banking center discussion paper，2010 （2009-10S）
4.Kau J B， Keenan D C， Lyubimov C， et al. Asymmetric information in the subprime mortgage market [J].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2， 44（1-2）
5.隋敏.企業社會資本研究[D].中國海洋大學博士論文，2012
6.殷孟波.金融業全面開放下的商業銀行信貸行為研究[M].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2
7.崔向陽.關系融資研究與探索[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
作者簡介：
【論文關鍵詞】直接顯性債務；直接隱性債務；或有隱性債務
【論文摘要】中國的顯性國債不會轉化為危機，但要防范、消除或延遲非直接顯性債務的轉化為直接顯性債務，規范政府或有及隱性債務的大量集中顯性化，以確保這類債務能夠在可承受的范圍內逐步顯性化、逐步加以解決，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其對國家可能造成的不應有損失。
一、公債風險與公債危機的關系
公債風險是指政府在運用公債組織收入和安排支出過程中，由于財政制度和財政手段的缺陷以及多種不確定的經濟因素所造成損失和困難的可能性。當出現公債無法償還的情況,這就是所謂公債危機。
只要發行公債，就會有公債風險；任何公債都有風險，只是風險的大小不同而矣。公債風險是潛在的公債危機，公債危機是現實的公債風險。公債風險不一定就必須成為公債危機，前者只是后者的潛在可能性，只要處理得當，公債風險就不會釀成公債危機。
二、公債風險轉化為公債危機的成因及對策
產生公債最根本的原因是出現了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導致償還能力低下以至不能還本付息從而出現公債危機。許多人把財政赤字作為公債危機的罪魁禍首，但美國的財政赤字一直呈上升趨勢，確沒有發生公債危機。為什么？
美國人認為：孤立地看待預算赤字的影響是一種誤導，應該把政府的預算赤字或盈余和其他政策放在一起來考慮。預算赤字的批評者有進斷言，政府債務不能永遠持續下去，但實際上可以永遠持續下去。正如銀行官員評價一個貸款申請人時可以比較這個人的債務與收入一樣，我們也應該評價相對于國民收入規模的政府債務負擔。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使美國經濟的總收入一直在增長。因此，美國支付政府債務利息的能力也一直在增長。只要政府債務的增長慢于國民收入，就沒有什么能阻止政府債務一直增長。美國經濟的實際產量平均每年增長3％左右。如果通貨膨脹率是每年2％，那么，名義收入每年增長5％。因此，政府債務可以每年增長5％，而不會提高債務與收入的比率。2001年， 聯邦政府債務是35000億美元，這個數字的5％是1750億美元。只要聯邦預算赤字小于1750億美元，這種政策就可以維持下去，美國的公債風險就始終處于引發公債危機的爆發線以下。這說明，只要公債保持合理的規模，赤字保持適當的比例，公債和財政赤字在使一國國力持續增長的同時也能處于引發公債危機的爆發線下。
所以我們必須把公債規模放在一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中去研究，把握好公債規模與宏觀經濟政策、經濟增長率和宏觀發展水平、金融市場化程度、政府管理債務水平之間的關系。
避免公債風險的最根本的手段就是奉行財政健全主義；強調財政健全，防止財政突破最大承受能力，才能避免引發財政危機。可以說，財政健全主義是公債制度的指導性原則和終極判斷標準，一切公債制度的安排都應當以此為準繩來衡量是否適當。
三、中國的國債風險分析
在我國，由于中央政府禁止地方政府發行債務，所以我國目前所有的公債都是國債。國債的以下幾個積極作用可以說大家是達成共識的：發行國債是政府擴大總需求的有效手段；為政府投資性支出籌集資金；彌補經常性收支差額；在金融市場中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長期以來，為避免因政府舉債給國民經濟造成不利影響，確保中國國債安全運行，中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對國債風險進行有效監控，并責成中國財政部具體負責日常管理工作。中國財政部結合本國國情，對中國財政赤字率和政府債務相對規模的安全警戒線進行了測算，結果表明，中國的最大財政赤字率應小于4.04％，最大安全債務相對規模在50.50％以內較為合適。 現階段，相對于直接顯性債務，中國政府還面對著大量的或有隱性債務需要有效管理。或有隱性債務是一種由過去交易或事項形成的潛在義務, 它相當大程度上是以政府道德為基礎產生的。這些債務主要表現在地方政府債務、國有企業財政債務、社會保障基金缺口等方面。
（一）地方政府債務
地方政府或有債務的產生是經濟生活中各種矛盾的綜合反映, 是國民經濟深層次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除地方政府作為債務人或擔保人承借的外國政府貸款、國際金融組織貸款、中外合資融資租賃公司貸款外，地方政府債務還包括自行向銀行、單位和個人的直接借款、國債轉貸資金、解決地方金融風險的專項借款、農業綜合開發借款等。地方政府或有債務給地方財政帶來的負擔, 可能是地方財政在未來幾年所面臨的主要風險, 是影響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要因素。到目前為止，中國地方政府債務仍然處于可控的范圍以內，而且隨著地方經濟的加速發展，地方政府債務將得到有效緩解。 "
（二）國有企業財政債務
長期以來，由于各種原因致使國有金融企業普遍存在資本金缺口較大，不良資產比例偏高等諸多財務風險問題。同時國有非金融企業也存在一定量的財政債務。客觀地講，如果國有企業財政風險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緩解，集聚到一定程度會顯性化為中國政府的債務，形成政府債務風險。國有企業缺乏活力,投資失控和低效導致了財政風險乘數效應。主要表現為：一是國有企業的虧損,使財源日益枯萎,削弱了財政收入的增長后勁，使國家財政承受的虧損補貼進一步擴大了財政支出負擔。二是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監督管理不力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巨額損失。國有企業改革引發的諸如失業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實際上也由財政承擔,造成了沉重的支出壓力。
（三）社會保障基金缺口
社會保障基金是指按照社會保障制度，由單位和個人共同繳費形成的各項社會保障基金。由于歷史原因，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基金缺口較大，如果因基金收支制度上的某些不合理安排或突發事件，出現社會保障基金收不抵支時，為保證社會穩定，政府必須履行其社會管理職能，國家財政需要對基金的缺口給予必要補助，由此會轉變成中國政府的直接顯性債務。
從理論和實際需要的角度考慮，評價國債風險需要考察或有及隱性債務情況，這樣才能全面深刻地剖析國債風險狀態。
四、中國的國債風險化解
（一）建立或有債務風險預警和監控體系
要規范政府行為，明確界定政府職能，建立或有債務風險預警和監控體系，切實防止新的隱性債務和或有債務的發生。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注意綜合債務水平的變化，以控制公開發行的國債為中心，同時密切監控政策顯性債務與隱性債務、直接債務與或有債務的相互影響，確保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與經濟綜合債務水平的承受能力相適應。要盡快統一國家預算，建立完整的預算體系，管好用好國債資金，加快建立規范的社會保障體系。
（二）積極化解政府或有隱性債務
對于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首先要整頓和建立社會信用體系，同時銀行信貸部門要嚴格把關，深入調查，以免產生新的呆壞賬。其次，治理和整頓現有的銀行機構，解決現有的銀行分支機構過多、效益差、監管難的弊癥。再次，轉換商業銀行的經營機制，大力開展理財、咨詢、代支付、擔保等中間業務，提高銀行的盈利能力。最后，要加強銀行內部管理，提高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
對于養老保險欠賬，應通過多渠道融資的方式來緩解現有的財政壓力。比如讓大批國企上市、國有股減持、發行專項債券等等。另外中小企業拍賣、租賃的所得收入，國有土地及房產的出售、租賃所得收入，新增稅收和擴大社會保障費的征繳覆蓋面及征繳力度的收入（可以考慮加征社會福利稅），增發貨幣收入等等都可以為減少養老保險欠賬提供一定的資金來源。
關于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問題，解決之道在于允許地方政府發債，只有開通規范、合法的舉債渠道，才有可能堵住各種隱形、違規的借債融資渠道。因此，首先要從法律上容許地方政府在具備一定條件的情況下以規范的形式發債借貸，同時，組織大規模債務登記調查，編制地方資產負債表，并區別不同類型債務，有針對性地研究應對之策。其次要細化地方政府事權，進一步明晰各級政府事權界限，加快地方政府職權轉換，減輕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最后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增加地方財政與債務的透明度，建立統一監控體制，分級管理各級地方政府債務。
就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收支狀況而言，中國國債目前仍處于安全范圍之內，并具有一定的增發空間。但是，這并不意味中國國債風險已完全消除。因此，中國國債管理者的國債風險意識是不能松懈的，必須采用一切必要手段，在合理控制直接顯性債務規模的同時，盡全力消除或延遲非直接顯性債務轉化為直接顯性債務，防范政府或有隱性債務的大量集中顯性化，為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的持續、協調發展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2］Alessandro Missale . Public Debt Management［M］. 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5.
關鍵詞風險投資經濟全球化資本市場
所謂風險投資，是指把資金投向蘊藏著較大失敗危險的高新技術開發領域，以期成功后取得高資本收益的一種商業投資行為。風險投資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支持科技成果轉化的一種重要手段，其實質是通過投資于一個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群，將其中成功的項目進行出售或上市，實現所有者權益的變現，這時不僅能彌補失敗項目的損失，而且還可使投資者獲得高額回報。
1適應知識經濟的需要,加快科技成果的產業化
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21世紀的競爭是高科技的競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誰擁有了高科技的優勢，誰能搶先讓高科技成果轉化為商品，誰就擁有了經濟發展的主動權和國際競爭的優先權。美國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的成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我國當前的情況遠遠不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一方面是科研開發、科技水平連年下降。據世界經濟論壇1997年關于國際競爭力的報告，1994年中國科技水平要素的排名為第23位，1995年為第27位，1996年為第28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科研成果產業化遲緩，科技成果的推廣率低下。根據有關資料，我國目前每年省部級以上水平的科技成果大約有3萬多項，每年產生的專利約為7萬項，但是科技成果轉化為商品并取得規模效益的比例和專有技術的實施率都僅為10%。例如,我國的863計劃，雖然已經應用的成果占鑒定成果的38%，但真正形成商品的只占10%，有較大經濟效益的只占2.5%。
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程度如此之低，除了科技體制不適應市場以外，缺乏轉化資金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國外科技投入的比例一般是1：10：100，即如果研究費用為1，那么轉化費用則為10，生產銷售費用為100，而我國的科技投入比例大約是1：0.5：100，轉化費用太低。
轉化費用如此之低，主要就是缺少風險投資。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政府財力有限，投資也有限，而且風險投資也不能由政府來充當投資主體。國外的實踐證明，以民間資金為主體，由風險投資公司進行的風險投資，對于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具有極為重要的促進作用。任何科技成果，只要研發人員能向風險投資公司證明你的產品質量、市場前景以及盈利能力，風險投資公司在經過有關專家的調查和咨詢以后，就會通過給予研發人員一定的股份，立即進行投資開發。如果項目開發成功，研發人員和風險投資公司會獲得巨額利潤。如果項目開發失敗,研發人員就會分文無獲。而對風險投資公司來說，一個項目的失敗并無多大的影響，因為風險投資公司投資的不是單個項目，而是進行投資組合。一般來講，平均投資10個項目，只要成功兩個，就會獲得高于其他投資的收益率。
在我國，建立這樣一種風險投資機制，能使我國的科研面向市場，克服過去那種科研與市場脫節的現象。我國當前十分注重開發高新技術，而對于高新技術產業化所需要的金融支持則重視不夠，因此,對風險投資進行研究和探討，借鑒國外成功的經驗，結合中國的國情，建立有中國特色的風險投資迫在眉睫。一旦高新技術與風險投資比翼齊飛，我們就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競爭的需要，掌握國際競爭的主動權。
2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迎接國際風險資本的挑戰
信息技術的發展把人類從工業經濟時代帶入知識經濟時代，同時也使全球經濟進入一體化的時代。隨著中國加入WTO，金融市場的開放只是時間問題，而在金融市場中，最具生命力的就是風險投資，這也是我國金融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風險投資起源于美國，發端于19世紀末期，進入20世紀80年代，風險投資在西方國家有了長足的發展。近年來，由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的飛速發展，風險投資的收益更高，獲利機會更多，因此，西方風險資本紛紛進入發展中國家。
到目前為止，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國風險資本主要有：一是亞洲戰略投資公司,成立于1993年。該投資公司管理的兩個主要基金分別是1994年募集的中國汽車設備基金，金額為1.58億美元，另一個為1994年募集的啤酒聯盟基金，金額為1.3億美元。亞洲戰略投資公司的投資規模通常為1000萬到1500萬美元。二是Bessemer亞洲控股公司，成立于1991年，在上海、香港有分支機構。該公司資金額達10億美元，最小投資規模為500萬美元，最大為1億美元。三是CMGMAHOH中國投資管理公司，成立于1997年，管理一個募集于1998年的中國投資基金,基金金額為2000萬美元。該公司最小和最大投資規模為500萬美元和1200萬美元。四是太平洋技術投資公司（PTV），成立于1993年,是IDG的下屬公司，在我國北京、上海、廣州都有分支機構。PTV中國基金募集于1994年,基金金額5000萬美元。PTV的最大和最小投資規模為250萬美元和10萬美元。
風險投資是一個利潤極高的行業。國外風險資本進入中國市場，雖然有利于我國高科技企業的發展。但同時也獲得了巨額利潤，而且它還控制了這些高科技企業的核心知識技術。當然，一個企業的核心技術掌握在外方手里，問題還不是很嚴重，如果一個行業的核心技術被外方控制，那么我國的企業則僅僅成為外方的打工仔，不僅不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也不利于國家的經濟安全。因此，我們必須加快我國風險投資的建設步伐。
由于我國的風險投資才剛剛開始起步，根本無力與外國實力龐大的風險資本進行競爭，所以，在我國風險投資的起步階段，政府的扶持至關重要。政府的扶持主要體現在：
一是稅收的優惠。例如美國長期資本收益所得稅由1970年的49%降至1980年的20%，這一措施的實施，使美國的風險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每年46%的幅度激增。我國雖然有對高新技術企業的許多優惠措施，而對風險投資機構并沒有稅收優惠。因此，當前必須制定有關措施，減免風險投資的稅收。
二是為風險投資者和風險企業提供政府補助。如加拿大安大略省鼓勵和風險投資的發展，對向高新技術企業投資的個人入股者給予投資總額30%的補助金。政府向風險投資者和風險企業無償提供資金，一方面分擔了風險投資的風險，另一方面對民間投資起到了一種導向作用。我國政府對風險投資者的這種補助，幾乎還是空白,需大力發展。
三是盡快建立政府擔保機制。通過政府擔保，國家可以運用杠桿原理，用少量的資金投入，帶動大量的資金投向風險企業。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府都設立了信用擔保機構，如英國于1981年開始實施信貸擔保計劃，銀行向風險企業提供貸款，如果風險企業不能償還貸款，貿工部將以2.5%的年息償還債務的70%。借鑒和建立我國的信用擔保制度，引導資金投向高新技術風險企業，是一項必須認真加以研究的課題。最后，政府還應建立健全相應的法律法規，切實保護技術創新者和風險投資者的利益。
3適應居民投資多元化的需要,加快資本市場的完善
我國的風險投資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但這些風險投資主要的仍是政府的財政資金。例如，成立于1992年的江蘇省高新技術投資公司，1998年總資產約1.5億人民幣，其投資者和直屬領導都是江蘇省財政廳。1992年成立的廣東省科技創業投資公司，1998年總資產為5.8億人民幣，其投資者和直屬領導都是廣東省科委。1993年成立的浙江省科技投資公司，1998年總資產約6000萬人民幣，浙江省科委投資58%，浙江省財政廳投資42%，直屬領導是浙江省科委。成立于1998年的深圳高科技風險投資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總資產約為7億人民幣，深圳市財政投資占5%，其他法人企業占50%，直屬領導是深圳市科委。
從以上情況來看,我國風險投資的局限性表現在：一是主要資金來源于財政,渠道窄；二是直屬政府部門管理,政府行為色彩濃厚；三是相對于國外的風險資本來講,資金規模小，業務發展緩慢。一方面是政府財政資金極為有限,另一方面是居民的儲蓄存款節節攀升。建立風險投資，開辟新的投資渠道，不僅有利于高新技術的產業化，同時也有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完善。作為一個成熟的金融市場，應該是銀行信貸，證券投資與風險投資相呼應的市場。在企業的發育期，銀行不愿意貸款，也不可能進行股市融資，因此需要有風險投資。當企業進入青春期以后,企業可以通過銀行貸款來擴大規模。當企業完全成熟以后，企業就可以進入股市，進一步壯大規模。同時，在進入股市以后，風險資本就可以功成身退，把股權轉讓給社會公眾股東，自己則獲得風險投資收益。
21日，微博上的輿情變化也隨著雨勢的變化而變化。從一開始如往常一樣，網民在微博上或轉發各種“在北京看海”的照片，到后來，開始轉發各種求助信息，以及防汛部門的聯系電話。越來越嚴重的暴雨，讓生活在北京的人們，守望相助在一起。（7月22日《新京報》）
在這場“降雨為60年來最大”的暴雨面前，在諸多始料未及的險情中，首先凸顯出的是“如何應對暴雨襲京這樣的城市公共命題”。而這個本應該貫穿于城市發展建設過程中的“公共命題”，此時此刻是“粗線條”的，也顯得任重而道遠。
盡管可以用“未雨綢繆”的簡單道理質疑城市發展建設中的短視，也可用“亡羊補牢”期許積極有效的善后，但要在二者中形成一個共識，首先要讓這次北京遭受的暴雨，成為一次城市洗禮。在雨夜北京呈現出來的城市精神，已經孕育出了一個友善、善意、守望相助、充滿同胞愛的新北京：先是無數熱心市民主動出門，開車去接送各處滯留人士，然后是商家、私人行動起來，打開自己的家門，歡迎滯留的人暫住。這些救助者有商人、演藝界人士，有外地駐京人士，商家有開飯店的，開KTV的，有一般開公司的，等等。這就還原了一個符合現代社會基本形態的市民社會。
如果以此當作一次城市洗禮，那么，不乏在艱難的磨煉和考驗后，對城市發展產生新的認識，以及新的起點和開端的積極意義。這就把相對廣義的“愛國”情節，具體為愛自己所在的城市，愛自己身處的家園。在這次暴雨中，生活在北京的人們做到了。
然而，暫且撇開社會發展規律的宏大議題，就城市發展建設中“以人為本”的理念而言，公共服務和市民行為之間的差距還是相當明顯。即使不去計較地面工程和地下設施無法配套的既成老賬，就在北京暴雨之夜，人們熱情而自然地展現同胞之愛，伸出救援之手之時，據說交通收費站還在一絲不茍地向半個輪胎被淹的車輛收費，人們在因暴雨“廢棄”在路邊的車輛上看到了罰單。這種制度和人性的相背，在危難之中格外觸目驚心。如果這些微博信息屬實，可不可以算作被暴雨沖刷出來的制度短板？以此反觀天災中的人禍？
鄭兆良*畢業于加拿大Univeristy of Waterloo，第一個在故宮舉行時裝表演的香港時裝設計師。目前擔任自己公司Yenrabi Ltd.的設計總監，并為旗下的品牌“Chang Cheng Castaigne Couture”設計高級時裝，以及“Chang Cheng Castaigne couture-a-porter”設計日常便裝和晚裝。
記者頗費了一番周折，才找到鄭兆良（Barney Cheng）位于中環云咸道的工作室。大廈鐵閘藏身于一排古舊的樓房中，沒有招牌，沒有指示，相當低調。事實上從車水馬龍的皇后大道中一轉入旁邊的小路，路面會頓時清靜許多，云咸道跟附近的德已立街、威靈頓街、歌賦街，以及再向北一帶的中環蘇豪區都是獨立設計師扎堆的地方。香港寸土寸金，租金貴得咋舌，他們只能避開鬧市，躲在橫街窄巷租個工作室或者開個樓上鋪。
鄭兆良已經自謂“好彩”，早在14年前狠下心買了現在的單位，否則現在“交租也能把人逼瘋”。
1993年，他憑“Diva Bride”系列獲得了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青年設計師大賽以及IGEDO的展覽會的最佳設計大獎。同年8月，鄭兆良便成立了工作室“Yenrabi Ltd.”，自己當起老板兼設計總監。Yenrabi是個自造新詞，鄭兆良解釋是“iBarney”的鏡像，意思是“我，我就是鄭兆良”，非常自我，也很有型。所謂獨立設計師，從品牌名字開始便要全方位貫注最強烈的個人風格，從左至右，從頭到后……
裁縫的職責：從布匹開始，修剪靈魂
成立Yenrabi Ltd.之后，鄭兆良的第一件真正意義上的作品是一件珠花白色婚紗，買家是將要成為他弟媳的一位新娘子。
對于第一樁生意鄭兆良還是比較難忘的，“當時工作室剛落成，我只有一個紙樣師傅和一個車位。新娘子就匆匆忙忙地上來量了一下身就走了，第二天飛回了加拿大。正當婚紗即將做好的時候，新娘子一個越洋電話打過來說自己拔掉了4顆智齒，一下子瘦了10磅。天啊！我得完全憑感覺把婚紗的肩位、夾位、腰位等各個部位都縮小一寸！”
后來新娘子穿上之后，竟然尺寸剛剛好！鄭兆良終于松了一口氣。
這件意味著鄭兆良旗下高級禮服/婚紗系列“Chang Cheng Castaigne Couture”正式成立的婚紗一直收藏在鄭兆良弟媳處。鄭兆良透露“第一次收得非常便宜，才四萬塊港幣！”
對比鄭兆良現在的收費，四萬塊的確是“友情價”。如今在他工作室量身訂造一套禮服，平均價錢在8―10萬，而要鄭兆良專門為你個人出設計圖紙，起步價也要20萬，如果款式的物料、人工成本特別高的話，價格還可能呈幾何級遞增。他曾經為DeBeers設計結婚系列，其中一件婚紗鑲嵌了100克拉的鉆石，價值超過港幣200萬元。
當然，并不是有錢，便能穿上“Chang Cheng Castaigne Couture”。鄭兆良對顧客也相當挑剔，如果他覺得某位客人的氣質并不適合自己的設計，他會直接拒絕為其設計，“因為我要保證我自己的作品亮相時的質量，人和衣服并不能分開各自存在。”
在所有顧客里面，鞏俐是最明白這一點的。鄭兆良回憶，“當年鞏俐準備結婚，奚仲文介紹她來我工作室設計婚紗，她的目標非常明確：‘婚紗不能搶過我的風頭’。”以前每一個人顧客都要求那條裙要如何如何漂亮，唯有鞏俐能一語道破時裝的真理，開心的鄭兆良連拍幾下大腿。
“高興的是，現在越來越多顧客帶著滿滿的一袋“idea”來找我。對比起設計師的身份，我覺得自己更像是裁縫，為她挑選最上乘的布料，提供最完美的剪裁，塑造最符合她審美的形象。” 鄭兆良口中的“裁縫”是立體的，他從布匹開始，修剪靈魂。
我工作室樓下，向來都蹲守著狗仔隊
在工作室的一排華服上，記者一眼便瞅見了那件著名的水晶虎紋旗袍――2001年，楊紫瓊憑借《臥虎藏龍》應邀出席奧斯卡頒獎典禮時的“戰衣”。鄭兆良介紹：“這條裙是以《臥虎藏龍》做主題，用一塊很薄的黑紗做底，再釘上一層層的水晶，前面會由水晶做出立體的虎紋圖案，后面大露背，加上1米拖尾和裙腳上釘上龍形鱗片，混合了中式旗袍和西式的時尚，楊紫瓊自己覺得非常性感。”
記者把裙子從衣架上拿一下，手中頓時一沉，這件旗袍足足有30斤重。
雖然在此之前鄭兆良在圈子內已經有一定的基礎，但他自己也承認這件虎紋旗袍確實為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那件衣服由楊紫瓊穿著在媒體上曝光后，我一下子接到來自全球的數十張訂單，最后在一月內做了相同的15件晚裝送出去。”
“做獨立設計師，尤其是做高級晚禮服這一塊的，最關鍵就是明星效應。只有她們肯穿你的作品，你的設計才值錢。所以人脈、資源非常重要。” 鄭兆良從來不做廣告，其實也沒有地方可以讓他投放，在香港做高級晚禮服的圈子就那么丁點兒，社交場所、商務酒會、高級婚宴是名媛女星“捕獵”的地方，一旦發現新目標便緊追不放，設計師的渠道自然鋪開。
后來鄭兆良拿出一些設計手稿讓記者拍照，還特意提醒把手稿上的客戶資料處理掉。因為如今鄭兆良的顧客名單里面，赫赫有名的大有人在。比如“千億媳婦”徐子淇、國際巨星張曼玉、影后鞏俐、超級名模琦琦、還有一些知名人士如前政務司司長廖本懷夫人毛妹太平紳士、賭王何鴻齟笈兒何超瓊、香港地產及傳媒大亨林百欣的女兒林明珠等等，因大部分來找鄭兆良做衣服的客人都非富則貴，所以保護顧客隱私這一塊相當重要。
鄭兆良在國外長大，看不懂中文，甚少關注娛樂八卦。他當每一個顧客都是朋友，只談時裝與生活，跟是非絕緣。“我的工作室樓下，向來都蹲守著香港狗仔隊。”他笑著說。“但是明星們大部分都不會親自上來Yenrabi量身。”逐客令再明顯不過。
差點忘了，他只想盡“裁縫”的本分。
高級成衣是一盤生意，高級定制是一門興趣
大多數設計師都是先在大品牌下歷練，再自立門戶，鄭兆良卻從創立工作室起堅持單干。雖然他一點也不后悔當年拒絕了瑪莎、上海灘（Shanghai Tang）等大品牌的招攬，成為獨立設計大軍中的一員，但有時候回想一下昔日的決定，還是覺得此舉確實“兵行險著”。
“至今，我都不看好香港的獨立設計市場。第一租金太貴，尚未開拓市場的新手無法承擔；第二需要大量人脈，我的Target是全香港最頂尖的一群人，這塊市場有它的規律，不容易撬動。” 鄭兆良分析說。
“而大部分的國外獨立設計師都有Backer（支持者），好像Steve McQueen受聘于Gucci Group，John Galliano賣身給LVMH集團，他們有穩定的收入之余可以繼續自己的品牌創作。但是香港沒有一個大財團能做到這一點，所以獨立設計師的生存很困難。”
曾經上海灘也以一個非常具有誠意的薪酬向他拋出橄欖枝，“考慮到他們要求我專注于Shanghai Tang品牌本身的設計，局限了自己獨立品牌的發展，所以我拒絕了。”
“要成為獨立設計師很簡單，只要沒有Backer，你便已經是獨立設計師了。” 鄭兆良幽默地說，“只是你要出位，便是一條望不到頭的路。”
投資環境跟不上發展要求
經過之前二三十年的鋪墊，安徽如今也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期。無論GDP還是財政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投資增長率等指標，都排在中部地區靠前的位置，合肥市有的指標甚至排在全國省會城市前列。
說到“鳳還巢”，企業家熱愛家鄉的情結，但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經濟現象，是安徽發展到一定時候，資本從高處往洼地流動的規律。或者說，是資本讓安徽的企業家選擇了回鄉創業。
報道中，滁州市委書記江山的話說得好：“‘鳳還巢’是系統工程，背后是經濟價值在支撐，既要有情，更要給企業帶去實際的利益。”
我理解江山書記所說的“給企業帶去實際的利益”，一是要給企業創造好的投資環境。作為記者，我的總體感受是，安徽的投資環境還跟不上社會發展的要求，跟不上企業家的期盼。“門難進、臉難看”的衙門作風還不少見，有些政府官員時時刻刻把自己當大爺，要把他當菩薩來拜，即便是分內之事也要去求他，求一次兩次算是好的。典型的是不久前媒體報道的潁上縣國土局的工作人員要前來辦事的企業主吃請，結果吃出了人命。據說企業主為了辦理土地證已經跑了幾十趟，如果不是這次出了事，國土部門的這種官老爺習氣也難以曝光。
很多企業家說，他們所要的服務環境，不是讓政府提供特殊政策，政府只要在政策范圍內能積極辦理，服務就算好了。我在采訪中，也常遇到這樣的問題。有一次我到淮北市國稅局采訪。辦公室同志說，“領導不在。”就沒下文了。我說，“能否聯系一下？”他說，“領導剛出去，聯系不上。”我說，“要不把領導電話給我？我來聯系。”他又說，“領導電話不能給，你明天來吧。”如此傲慢的態度，企業家即使有投資的意愿也被這樣的態度澆滅了。
干部作風問題事關民心向背，事關黨的事業興衰與成敗。安徽的少數官員身上，官氣很重。他認為，他是官員你就得求他，你求他了他才有面子，不求他你就辦不了事。有位企業家朋友曾跟我講了這么個例子：一次，他去某政府部門辦事，對方說不行，這條件不符，也不說為什么不符合，幾句話就把人打發了；兩次三次，還不行，條件還不符。等他把材料都搞全了，條件也符合了，對方還說不行。這位企業家朋友急了，把政府文件搬來，問那位官員，“為什么不行？”那位官員未了個神回復：“我不識字，我說不行就不行。”
幾年前，一位省委書記在調離安徽前，曾和我單獨面對面交流了很長時間，其中他談得最多的是安徽干部的作風問題。他對我說，如果他不走，他希望花幾年時間，把干部的作風好好抓一抓。
我認為，這位領導他看到了安徽發展環境的一個關鍵。
我是真心希望，安徽各地的領導干部真心樹立公仆意識，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放下身段，甘當勤務員，為民為企辦實事。我也真心希望，市縣的主要領導多做一些“前人栽樹”的事，花點時間，把風氣搞正，不要怕得罪手下的干部。抓干部作風，對市縣主要領導個人來說，看起來沒有政績，不像招商引資，引來一家大企業，馬上就能增加GDP，增加財政收入。相反，還可能得不償失，得罪了人影響了自己升遷，但對于地方百姓和經濟發展，是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俗話說，磨刀不誤砍柴工。作風變了，很多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二是要讓企業能賺錢。過去曾有不少領導，吸引投資的殺手锏是土地，動不動就是零地價。這看起來是天大的優惠，但企業考慮的是投資辦廠的原料在哪里？配套是否跟得上？銷售半徑有多大等等問題。這些問題直接關系到企業的利潤，如果企業不賺錢，他來投資干嘛？因此，我認為，“鳳還巢”是一種回鄉投資創業，也是一種產業轉移。
投資失誤兩敗俱傷
現在有的政府官員只顧招商，拼命游說，吸引企業來投資，而忽視了經濟發展的規律。加上個別企業家頭腦發熱，缺乏綜合決策的評價機制，很容易造成投資失誤。投資失誤，對企業、對地方政府是兩敗俱傷。
但對于民營經濟、引鳳還巢，在思想認識上還存在“不到位”的問題。合肥市市長張慶軍說得有道理：“一些同志思想還不夠解放，對民營經濟口頭上重視，骨子里輕視，沒有真正把它作為平等的市場主體來看待。”現在有些官員骨子里有種思想，看不慣私營企業老板掙大錢。他認為，“我辛辛苦苦上班，一年收入還不到十萬，憑什么你一年就能掙上百萬上千萬？”
當然，安徽的發展特別是皖北的發展光靠“鳳還巢”還是不夠的，更需要打造自己的內生動力。人稱“老于頭”的阜陽市委書記于勇說得好：阜陽最大的優勢是人，最突出的特點是農。
阜陽是如此，安徽全省也是如此。安徽要發展好，離不開農業，“無工不富，無農不穩”，農業是基礎，沒有農業的發展和現代化，就談不上安徽的富民強省。
現在多方面的要素都對皖北發展有利，特別是去年省委省政府出臺了支持皖北發展的“南北共建”的重大決策，其利好程度是史無前例的。
于勇認為阜陽的發展就是要抓牢“勞動力”和“農業”這兩張王牌，在中心城市建設、發揮比較優勢、促進農民工返鄉就業上解放思想、求實創新，堅持一、二、三產相互融合，工業化、農業化、城鎮化相互支持，走一條科學發展的新路。
我認為，“老于頭”提出的發展理念是非常正確的，是符合阜陽發展實際的，對于其他地區的發展也有參考和借鑒意義。
淮北依托農業招商，因地制宜發展淮北食品工業。這也是一個明智之舉。起步階段，我和淮北的主要領導交流過，我認為路子是對的，但能做多大，我表示擔心。但現在的發展，打消了我的疑慮。經過好多年的發展，淮北食品工業確實頗有成效，不僅帶動了當地企業的發展，還吸引了包括寶迪、康師傅這樣的大企業到淮北來。
再比如，宿州市依托勞動力資源這一強大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無中生有地發展出了一個皖北乃至中原地區較大的“鞋城”。目前，鞋城已經吸引了幾十家制鞋或相關的企業，光一個百麗企業就吸引了幾萬農民工就業。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創造！
論文關鍵詞：中小企業;對外投資;風險
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中國中小企業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得以迅速發展，盡管中小企業在中國經濟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但其在國內市場上一直居于劣勢地位。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趨勢為中小企業開展海外投資提供了機遇和動力，但據有關專家保守估計，2009年中小企業海外投資項目多為損失慘重。如何正確認識對外投資風險，及時進行風險應對、風險防范，已經成為中小企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 中小企業對外投資的必要性
國際間競爭及生產分工協作日益全球化。經濟全球化促進了資金、商品和資本的全球流動，中小企業的競爭對手不再局限于國內大型企業，它還包括國外的大型公司和中小企業。為應對全球化帶來的嚴峻挑戰，實現跨國經營和海外投資成為中小企業必然的發展趨勢。
中小企業所處行業競爭性相比于大型企業更強。有統計資料顯示，處于競爭不太激烈的行業（如石油工業、航空航天工業等）中的企業幾乎全部屬于大型企業，而中小企業幾乎百分之百處于競爭性行業。毫無疑問，中小企業在國內處于行業較為劣勢而企業自身實力不強的雙重壓力之下。
世界范圍內貿易壁壘的增加。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全球經濟愈發不景氣，世界范圍內彌漫著貿易保護主義氣氛。貿易壁壘的增加極大阻礙了中小企業的出口，開展海外投資，實現當地生產、當地銷售是應對全球日益加強的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法。
市場的激烈競爭、行業的劣勢、貿易壁壘的增加，已經威脅到中小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市場、原材料、技術等方面的問題都要求企業主動“走出去”。這不僅有利于其開拓國際市場，實現資源的全球配置，更可以讓中小企業學習海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企業自身的國際競爭力，最終改變目前所處的不利形勢，謀求企業的長久發展。
2 “溫州哈杉”對外投資微觀風險分析
任何投資都是有風險的，投資收益與投資風險如影隨形。對中小企業而言，投資也像一把雙刃劍，風險與收益并存，但其風險又具有它自身的獨特性。
哈杉鞋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哈杉”）是集研發、生產、銷售為一體的溫州首家跨國公司，于1991年以手工作坊起步。1995年，哈杉開始進軍俄羅斯市場，并與當地溫州同行展開了激烈的價格戰，后受到俄羅斯貿易壁壘的嚴重打擊，致使企業無法在俄羅斯打開市場。為了擺脫中國制造業在世界市場上無休止的價格戰和同質化競爭以及繞開各國反傾銷政策，哈杉選擇在海外建廠。哈杉最大的海外投資是于2001年在尼日利亞建立的哈杉大西洋實業有限公司。
2.1 資金短缺，導致項目無法實施
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使部分實體企業轉向資本市場的投機活動，而哈杉堅持著自己的生產計劃。2009年，溫州當地一家商業銀行突然中斷哈杉2000萬元的貸款，這一資金鏈的斬斷，直接減慢了哈杉的發展進度。當時，哈杉還在制定其在尼日利亞下半年一倍甚至兩倍的生產計劃，銀行的終止貸款讓哈杉措手不及，哈杉不得不縮小其海外生產的規模。資金短缺且融資困難目前已成為制約中小企業對外投資最為突出的瓶頸。我國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的依據主要是產品有市場，企業有效益。對于生產型的中小企業而言，如果暫時出現銷售困難、市場前景不好，就難以獲得貸款。在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率下，金融機構更是減少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將有限的貸款額度給予大型企業。在直接融資方面，對中小企業的限制要比大型企業更為嚴格。因而，中小企業不僅不能獲得規模擴張所需資金，在技術改造、設備更新方面的資金更是十分匱乏。融資渠道的受限，讓中小企業的對外投資項目很可能由于資金需求無法得到滿足而無法實施。
2.2 產品科技含量低，缺乏國際競爭力
哈杉初期以接受代工生產（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s）訂單為主要業務，它維持了哈杉的初期發展。2000年以后，哈杉每年可以接到的代工訂單數漸漸減少，企業利潤因此下降，OEM業務已經不能再作為該企業的核心業務。于是，哈杉轉向自主生產普通男鞋，欲以低價銷售策略占領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隨著溫州的意爾康、奧康等具有其自身品牌的制鞋企業走向海外市場，哈杉的低價鞋漸漸失去吸引力。哈杉的產品滯銷，市場份額漸漸縮小，企業陷入危機。我國中小企業大多數屬于以半機械化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企業投入技術開發的經費約占全國研究經費的40%，遠遠低于發達國家70%的水平。產品技術科技含量低、技術創新能力差、產品技術容易被模仿是中小企業普遍的缺點。同時，我國中小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屬于防守型，目的多是轉移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因此企業在對外投資時，缺乏品牌意識，不具備核心競爭力。低價取勝的經營模式也導致了市場所在國、地區的反傾銷行為，使得許多產品的海外市場喪失殆盡。
2.3 缺少具有國家化經營能力的人才，企業管理水平低、缺乏戰略眼光
2005年，哈杉生產的鞋大部分滯留在尼日利亞的倉庫中，經過調查發現并不是尼日利亞沒有自我消化的能力，問題出在管理層。哈杉的管理層自信可以處理好與當地合作者的高管之間的關系，而事實上哈杉管理層在與多家零售商簽訂合同時存在爭論，簽訂合同后，零售商故意減少該企業產品的上架率。我國中小企業的投資策略主要是國內員工的海外經營。目前中小企業對外投資還處于初級階段，還沒有完成海外投資的當地化，大部分的投資是簡單的將國內員工轉移到海外。中小企業人員國際化素質普遍不高，尤其是在國際營銷、國際標準規范、國際投資等一些對外投資的關鍵條件方面，企業缺乏優秀人才。這恰恰與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須有通曉國際慣例、熟悉國際市場規律及國際貿易法則的管理經驗豐富、善于把握國際市場動向的復合型經營管理人才的要求相違背。中小企業依靠管理人員的市場經驗和直覺把握市場，因而容易作出不科學的決策，難以形成自己的國際化營銷模式和建立穩定的消費群體，更難以與其它國際經濟實體進行競爭。
2．4 市場信息反映不暢，信息反映機制缺失
中小企業的海外投資在與東道國企業展開競爭時，往往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在競爭中處于劣勢，這加劇了決策風險以及經營風險。企業在對外投資中若購銷渠道不暢，則易將企業帶入絕境，增加企業的破產成本、減少企業的經營收益。哈杉在尼日利亞建廠的初期，為了降低市場調研的成本，企業主要依靠上游和下游合作者來了解市場狀況。依靠二手信息來了解市場，使哈杉只能掌握滯后的信息，企業多次錯失快速進行產品調整的時機。企業對外投資是一個長久持續的過程，中小企業必須全程進行監督，快速洞悉國際市場，充分預測市場變化。而我國中小企業沒有實現企業的信息化，未建立信息反應系統，國際市場信息收集比較滯后，信息資料的處理和反饋功能比較弱，缺乏對國際市場全面、動態的了解。一方面，讓企業難以及時掌握對市場所反映的信息，失去對市場潛在發展機會的把握，阻礙了自身的國際化進程，另一方面也可能讓企業錯失退出市場的時機，尤其是在投資項目出現虧損時，不能及時進行商業止損。
3 對外投資的風險控制對策
在任何投資中，風險都是客觀存在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風險又是可控的。中小企業可以通過正確地認識風險并采取相應防范和管理措施，使風險降到最小的程度，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1 融資多元化，并編制資金預算
在國內不能保證資金需求的情況下，中小企業更應該實現融資多元化，靈活運用各種融資渠道和金融工具，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和降低融資風險，盡量在東道國進行融資，尤其是境外企業所需短期流動資金。這樣既能滿足資金需求又因為使用同一幣種，規避了匯率風險。同時，在遭遇資金緊缺的困難下，編制詳盡的投資預算、進行投資全程控制對于中小企業來說顯得尤為重要。中小企業在做出投資決定之前必須根據投資對象和投資方案編制詳盡的預算，確定可能需要的資金量。預算的編制必須做到方法科學、內容全面，防止因為事前低估所需資金量，事中又無法保證隨時有額外資金的支持，最終導致投資項目的失敗。哈杉于2006年已將重心轉移至銷售、研發上，但是其仍保留小部分傳統的加工貿易，目的是利用加工貿易資金回籠快的優勢，為企業周轉提供資金。同時哈杉也積極和當地的政府、金融機構溝通，實現在投資地的融資計劃。
3.2 加快技術創新，培育核心競爭力
中小企業能否走向國際市場并保持長期穩定的競爭優勢，關鍵在于企業是否能形成并保持核心競爭力。只有著眼于培育企業的核心資產，打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大力開發核心產品和核心技術，中小企業才能在國際競爭中取得一席之地。2003年，哈杉開始意識到品牌的力量以及名牌產品必須有一個過硬的技術力量作支撐，企業提出了由產品走出去轉變為整體走出去的理念。為突破款式設計的瓶頸，2004年哈杉通過收購意大利著名鞋企威爾遜公司，充分發揮其在研發、工藝技術、品牌影響力的優勢，改進企業自有品牌“HAZAN”的設計和生產，提高產品整體的競爭力。
3.3 培養優秀人才，提高企業管理水平
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的發展、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大批跨國經營人才，需要掌握了新的經濟理論知識、具備領導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的能力的優秀人才。從長期來看，中小企業可全面推行崗位培訓，聘請國際企業管理、財會等專家學者到企業中開設培訓班，培養企業跨國經營的人才。另外，中小企業必須重視對東道國本土人才的利用，一方面是由于我國中小企業在產品研發人才和市場營銷人才方面的相對短缺，另一方面是由于東道國本土人才更加熟悉本土市場，能更快地對當地市場需求的變化做出反應。為了能讓企業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哈杉在社會上大量招聘高級專業性人才，并重視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哈杉建立了靈活的用人機制，切實將企業利益、興衰與每一個員工切身利益緊密地結合起來，這對企業的健康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