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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金融危機論文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經濟發展;對策研究

2007年底以來,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逐步演變為金融危機并向國外擴散。特別是2008年9月份以來,國際金融形勢急劇變化,迅速演變成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并加速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從發達國家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蔓延,全球性經濟衰退的風險越來越大。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遭受的最嚴重的外部經濟沖擊,經濟增速下滑已經成為中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因此,筆者在闡述金融危機的國際傳染機制的基礎上,具體分析了這次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據此提出了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

一、國際金融危機的主要傳染機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縱觀金融危機發生的歷史,從1636-1637年荷蘭郁金香泡沫破滅一直到目前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頻率和力度都在不斷加深,對世界經濟的危害日益嚴重。尤其在目前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金融市場也呈現出較高的相關性。因此,金融危機很容易由一國傳染到另一國,而且還會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金融危機傳染”。金融危機的傳染機制涉及金融系統、投資和消費、實體經濟部門、社會信用等社會經濟生活各個領域,是一種多方面的綜合效應。總結分析歷次金融危機,概括起來主要有四種傳染機制。

(一)貿易傳染機制

貿易傳染機制是指一個國家的金融危機可以通過直接或間接貿易,惡化另一個與其貿易關系密切的國家的國際收支以及經濟基礎運行狀況。貿易傳染機制主要是通過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得以實現的,即一國發生危機通常會造成貨幣貶值,這既增強了對直接或間接貿易國家市場的價格競爭優勢,又使得國內經濟(國民收入)相對減少,從而減少了國外的進口。具體可分為“貿易伙伴型傳染”與“競爭對手型傳染”兩種。前者是指貨幣貶值使得危機國出口競爭力增強,對其貿易伙伴國的出口增加而進口減少,導致貿易伙伴國的貿易赤字增加,外匯儲備減少,使得其貿易伙伴國的經濟情況惡化,產生金融危機。后者是指使得與其有著共同出口市場或共同出口產品的貿易競爭國的產品競爭力相對減弱,引發金融危機。更為嚴重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其貿易競爭國的貨幣會競相貶值,導致金融危機進一步擴散和加劇。

(二)金融傳染機制

金融傳染機制是指因一國金融市場上的流動性缺乏,導致另一個與其有密切金融關系的國家的市場流動性缺乏,從而引發該國的金融危機。其傳染渠道主要通過直接投資、銀行貸款和資本市場等來實現的。具體可分為直接金融危機傳染和間接金融危機傳染兩種。前者是指一個國家發生投機性沖擊導致本國市場流動性不足,通過金融中介清算其在有直接金融聯系的另一國的資產,從而使得對方也產生流動性不足的壓力。而后者則是通過第三國來實現的。第三國在兩個資本市場無聯系的國家都有投資,但由于其中一方產生了金融危機,會促使第三國重新估價自己的投資策略并從這兩個國家同時撤資,導致另外一個國家產生流動性不足。

(三)預期傳染機制

預期傳染機制是指即使國家之間不存在直接的貿易、金融聯系,金融危機也可能會傳染。這是由于一個國家發生危機,另一些類似國家的市場預期也會發生變化,從而影響到投機者的信心與預期,進而導致投機者對這些國家的貨幣沖擊,最終實現金融危機的蔓延與擴散。這種“類似”范圍非常之微妙,或經濟基礎相似,或政治與經濟政策相似,甚至或是文化背景的相似。預期傳染機制主要是通過貨幣投機的示范效應和“羊群行為”來實現的。前者是指當一國發生貨幣危機時,投機者獲得了這樣一個重要信息:與發生危機國家具有相似政策和宏觀環境的國家,在受到沖擊時,也會放棄固定匯率制。因此,投機者在這種情況下會加強對另一個環境相似國家的貨幣的沖擊,從而實現危機的國際傳染。后者是指市場上存在那些沒有形成自己的預期或沒有獲得第一手信息的投資者,他們將根據其他投資者的行為改變自己的行為。這種羊群行為被貨幣攻擊性投機者利用時,將在國際貨幣危機傳染中發生乘數性的放大作用。

(四)產業聯動的傳染機制

產業聯動的傳染機制是指世界各國的產業政策與產業結構雖不盡相同,但在鼓勵本國出口產業發展方面是相似的,其結果是各國的出口產業和全球的生產能力都在急速擴大

,出口產業把各國經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時,一國出現的金融危機也會沿著產業聯動效應的渠道傳向其他國家。其傳導機制主要是通過“存貨的加速原理”和產業的“結構性震蕩”兩條途徑發生作用的。前者是指當出現經濟衰退和消費需求下降時,生產企業的庫存會大量增加,為了使存貨降低到企業所能承受的水平,企業在短期內會大幅度減少生產,解雇工人,減少對供應商的原料采購。對供應商來說,意味著存貨超過正常水平,需要縮減生產,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減少消費需求。如此循環反復,會把更多的產業和行業卷入危機,并由此引發社會上信貸鏈條的斷裂和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與蔓延。后者是指某些國家在產業結構方面與危機發生國十分相似,產業的碰撞使這些國家也出現了結構失衡狀態,從而引發國際資本對這些國家的資本和貨幣市場進行類似的投機性沖擊和規避性撤離,導致它們也出現嚴重的金融動蕩。

二、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金融學的相關理論認為,一國受金融危機傳染的程度,往往與一國的經濟實力、市場開放程度、金融體系穩健程度、匯率制度靈活性等因素有著緊密的聯系。就中國經濟而言,這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隨著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加深,特別是2008年下半年以來,通過貿易、金融、預期和產業聯動等多種傳染機制影響我國,對經濟增長、三大需求、工業生產、行業和企業效益等方面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并不斷加重。可以說,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遭受的最嚴重的外部經濟沖擊。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充裕的居民儲蓄、巨大的內需市場、相對獨立的金融體系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等有利因素,這次金融危機不僅未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和長期趨勢,還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一)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帶來的挑戰

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負面影響超出了原來的預期。

1.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國際金融危機快速蔓延和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的影響下,我國經濟下行風險比預想的要嚴重,經濟增速下滑已經成為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而且可能會越來越突出。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9.0%,為2003年以來最低水平。分季度看,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別為10.6%、10.1%、9.0%和6.8%,其中第四季度增速創近六年來新低。

2.對投資的影響。受金融傳染機制和預期傳染機制的影響,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下滑。面對當前存在的諸多不確定因素和潛在風險的經濟形勢,企業對經濟增長信心普遍不足,加上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明顯不足和國內銀行放貸更趨謹慎等因素,企業投資的意愿和能力減弱。2008年前三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累計增長15.1%(扣除物價因素),同比回落5.7個百分點。10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4.4%,比前三季度下降3.2個百分點。

3.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主要受貿易傳染機制收入效應和價格效應的影響,外貿出口增幅明顯回落。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相當高,進出口總額已相當于GDP的2/3左右,其中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對象。這次金融危機使這些國家經濟走向衰退或增速放緩,從而對外需求降低,進口萎縮。同時,國內需求不旺和預期收入降低等因素超過了價格效應的影響,國內進口也開始下降。2008年11月份我國外貿進出口形勢急轉直下,月度進出口總值增速由上個月的增長17.5%逆轉為下降9%,是自2001年10月份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月度進、出口增速則為1998年10月來首次同時呈現下降走勢(除春節影響的月份之外)。出口方面,11月出口增速由上個月增長19.1%逆轉為下降2.2%;進口增速由上個月增長15.5%逆轉為下降17.9%。

4.對消費的影響。由于國內外經濟環境不景氣、股市低迷、企業效益下滑、失業增加等因素,降低了居民收入預期,消費增速開始放緩,一些消費熱點明顯降溫,消費者信心逐漸下降。2008年9～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增長了23.2%、22%、20.8%和19%,呈逐月下滑態勢。汽車和住房等消費熱點銷售額大幅降低。2008年,國內汽車銷量同比增長6.7%,比2007年增幅回落15.1個百分點。1～11月,全國商品房銷售呈現負增長態勢,商品房銷售額和銷售面積累計增幅分別下降18.3%和19.8%,住房消費處于2000年以來最為低迷的時期。消費者信心指數連續走低。前三個季度消費者信心指數分別為94.

8、94.1和93.8,10月和11月份又連創新低,分別為92.4和90.2。

5.對工業生產的影響。受貿易傳染機制、產業聯動傳染機制及預期傳染機制的影響,加上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等因素,全國工業生產增速迅速回落,2008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2.9%,增速比上年回落5.6個百分點。分季度看,工業增速呈階梯狀下降,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別為16.4%、15.9%、12.9%和6.4%。其中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4%,比2007年同期回落11.9個百分點,增速是為1998年公布該指標以來月度增速最低值(剔除春節因素)。從對不同地區的傳染程度來看,對沿海地區影響時間早,對中西部地區影響速度快。下半年以來,東部地區規模以上工業增速連續6個月下滑,平均每個月回落1.3個百分點;而中西部四季度才出現明顯回落,平均每個月下滑3.5個和2.8個百分點。

6.對主要行業和企業的影響。2008年下半年以來,受產業聯動傳染機制影響,受金融危機影響的領域由外向型行業正在向內向型行業擴散,多數工業行業的生產增速開始放緩,特別是一些產能過剩行業受到的沖擊更大。1～11月份,電力、石化、冶金、有色、建材、機械、電子、紡織、輕工、醫藥和煙草等11個大類的工業行業增加值增速均低于上年同期。從企業層面來看,受國際國內需求萎縮、原材料市場價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響,部分企業經營困難。不少企業訂單明顯減少,庫存大幅增加,資金嚴重短缺,一些企業不得不限產半停產或停產。1～11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累計實現利潤同比增長4.9%。增幅比1～8月回落14.5個百分點,同比回落31.8個百分點;虧損企業虧損額增長1.8倍。

(二)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機遇這次金融危機也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機遇。長期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主要靠投資和出口的高速增長來拉動的,而國內消費比例呈下降趨勢。在目前國外需求疲軟和國內投資周期步入下行階段的形勢下,這種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迫使我國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從主要靠出口和投資拉動轉變到投資、消費、出口三者共同拉動,特別是要重點促進國內消費增長,從而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2.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機遇。隨著國內經濟環境的日趨嚴峻,我國產業總體上處于國際分工鏈條的低端,競爭力弱的問題更加突出,一批產品科技含量低、服務水平弱和管理水平差的企業難以立足。在市場的倒逼機制下,政府和企業不得不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技術創新和改造,加快淘汰落后產能,提升產業層次。同時,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發達國家經濟整體面臨衰退或衰退的邊緣,迫于利潤與生存的壓力,一些產業將勢必向發展中國加速轉移以對沖本土經濟的不景氣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從而為中國相關產業的成長和升級帶來機遇。

3.促進企業購并、做大做強的機遇。國際金融危機使得海外許多股市大幅縮水,資產價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歷史低位。為了渡過目前的難關,一些國家大幅降低外資進入門檻,一些公司賤賣公司資產或控股權,這些都為我國相關企業、機構進行海外投資和收購國外優良資產創造了機會。同樣,在國內,經濟下行和實體經濟“消腫”的過程中,很多行業會出現一大批資產質量尚好,但由于種種原因經營困難,難以生存的企業,從而為優勢企業通過并購重組、做大做強提供了歷史性機遇。

4.加快體制、機制改革的機遇。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經濟生活中尚未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更加突出,解決好這些矛盾和問題對于經濟的健康發展更加迫切。由于金融危機促使全球經濟衰退,許多重要資源的國際價格大幅度回落,大大緩解了全球及我國的通脹壓力,這為我國加快和完善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提供了契機。中央出臺一系列擴內需、保增長的政策措施,將會直接推動和深化公共財稅體制、社會保障體系、投資體制、國有企業等領域的改革。

三、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對策分析

綜上所述,要有效應對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我們應當汲取以前“短期波動沖擊發展戰略”的歷史教訓,采取標本兼治的措施,既要注重解決當前的突出問題,努力將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傳染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程度,從而保證經濟平穩增長的良好態勢;又要著眼長遠發展,加快結構調整和體制機制改革,促進經濟轉型,從而為我國經濟提高金融危機防范能力和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一是積極擴大國內需求。進一步擴大投資規模,優化

投資結構,重點在農林水利、社會事業、基礎設施、自主創新、節能減排等領域實施一批重大項目。著力擴大消費需求,積極開拓消費市場。努力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培育消費熱點,完善消費鼓勵政策,優化消費環境,努力改善居民消費預期。

二是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繼續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積極支持重點產業發展,加快發展高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淘汰落后產能。

三是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進一步提高銀行經營管理和服務水平,提高資產質量。按照金融市場開放程度應與我國實際相適應的原則,逐步有序的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積極穩妥的開拓國際金融市場。金融衍生工具創新時要全面考慮風險因素,確定合理的風險規避方式。加強金融安全監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風險預警機制和系統。

四是轉變外貿出口增長方式。堅持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開拓新興市場,減少和分散市場風險。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支持擁有自主品牌、核心技術的產品及農輕紡等優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嚴格控制“兩高一資”產品和稀有戰略資源的出口。鼓勵加工貿易企業延伸產業鏈條,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鼓勵企業進行結構調整,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出口產品競爭力。加強對出口企業特別是中小出口企業在稅收和融資方面的支持力度。

五是引導企業和公眾以正確的態度對待金融危機。政府和媒體要以正確的態度對待金融危機,對各種負面報道要正確疏導和采取針對性措施,避免公共恐慌。政府應保持經濟金融政策的一貫性,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有一定的確定性。加強對國內投資者的心理引導和能力建設,避免其受到外部環境影響,使其能理智判斷市場形勢。

六是加快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建立健全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繼續推進投資體制、公共財稅體制、壟斷行業等方面的改革,重點加強以改善民生為中心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特別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要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努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參考文獻:

[1]高輝清,熊亦智,胡少維.世界金融危機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J].國際金融研究,2008(11):20226.

[2]徐明棋.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我們的對策[J].新金融,2008(11):20226.

[3]林璐,萬玉琳.金融危機傳染機制的綜述[J].金融經濟,2008(10):52253.

第2篇：國際金融危機論文范文

關鍵詞：國際金融；金融危機；傳遞機制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為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

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為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為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并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為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后，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于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于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于是干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現代國際投資組合理論———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為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著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為就是把屬于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

四、傳遞力度與傳遞中止

第3篇：國際金融危機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國際貿易；國際貸幣

一、全球經濟逐步復蘇，但時間漫長

就目前的態勢來看，金融危機后的全球經濟正在逐步走向復蘇，但是由于受到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其要完全復蘇所需的時間將會是十分漫長的。首先，由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因此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動資金短缺或償付能力不足的現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銀行等金融機構剝離了大量的呆賬、壞賬等不良資產，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資金以彌補其虧空。其次，全球經濟的復蘇還會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響，例如美元的貶值、經濟的失衡及失業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貶值極有可能造成在實體經濟或金融市場中出現新的泡沫，嚴重影響了經濟或市場的穩定性；而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經濟失衡會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的速度，其要達到再平衡的態勢又需經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才能得以實現；此外，失業率的攀升、就業壓力的增大等非經濟因素則會從另一角度制約和干擾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諸多有利的因素將從正面推動全球經濟的復蘇，而且從目前的態勢來看，其形勢還是比較樂觀的。首先，針對于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各國都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及措施，這對刺激經濟的不斷增長、恢復當前的市場信心、扭轉經濟的下滑態勢、促進經濟的快速復蘇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國為了應對本次金融危機，刺激本國經濟的增長，從國家財政上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進行了巨額的投資，并對其他領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積極培育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些政策或措施都將大大的推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其次，科技的創新、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將從很大程度上促進全球經濟加快復蘇，在長期內會決定全球經濟增長的總趨勢。因此可見，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仍將會在整體上實現復蘇，但需經過一個非常漫長的時期。

二、經濟增長模式調整，產業轉移加速

從另一角度來說，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實質上是對早先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一次強制性的調整，其調整的原因是該模式無法維持全球經濟的持續曾長；經過這次強制性的調整，可以使全球經濟重新回到再增長的良性循環之中，但其調整的成本卻是極其高昂的，導致了全球經濟的一次重大衰退。

為此，從全球經濟發展的整體角度出發，必須對早先全球經濟的增長模式進行一次根本性的調整，例如發達國家必須適當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遏制超前和過度消費，減少自身的資產負債率，執行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等等；而發展中國家則需重新調整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擴大內需，刺激?肖費，以實現從內部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或拉動，防止因外部不穩定性所導致的經濟增長乏力。

經過本次金融危機，全球產業將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場潛力大等優勢的發展中國家或其他新興市場轉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礎上盡早實現對產業的轉型或升級，以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實現全球經濟的早日復蘇以及進一步的發展。首先，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產業有望引領全球產業的轉型和升級；在本次金融危機過后，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紛紛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等領域的技術研發投人力度，努力推動其向產業化方向發展，并以此來引領全球產業結構的再調整，使其拉動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增長。其次，作為全球經濟的主要載體，西方發達國家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仍將在技術創新、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國際分工中處于領先地位，其在大力發展新能源、環保節能等綠色產業和運用低碳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同時，仍將繼續發展金融、保險、信息、科技、法律、咨詢等現代服務業，并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優勢。由此可見，全球產業轉移將呈現出多層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橫向與縱向相互交融，從而形成更加復雜的全球產業格局。

三、國際貿易投資加速，但受保護主義制約

隨著全球經濟逐漸向復蘇，全球范圍內的貿易投資將會再次活躍，并從很大程度上推動全球經濟加快復蘇。首先，全球產業轉移將在更廣范圍、更大規模和更深層次上進行，從而大大推動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并且拉動了全球范圍內相關服務業的增長，創造出了愈來愈多的就業機會。其次，國際貿易投資的加速還會對區域經濟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在區域內其產品、資金、技術、人員等要素的流動會更加便捷，其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會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或空間。最后，新能源、環保節能等綠色產業的迅速發展，也會帶動國際貿易投資的發展，從而創造出對綠色產品、環保節能技術及設備的更多需求，拉動全球經濟和市場的復蘇。

但是，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中，各國由于大多是從自身角度出發，為加快本國經濟的復蘇，將采取一些對本國經濟或市場的保護主義政策及措施，這對于國際貿易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首先，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盡快恢復經濟，保持經濟的平衡，將調高存款準備金率、減少超前消費、擴大國內需求、降低進口需求，因此這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增長尤為不利，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貿易投資的發展。其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就業壓力增大的現象，也將會對西方發達國家帶來一定的沖擊，其必然會采取相關保護主義措施，恢復就業市場，降低失業率。最后，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企業破產率的增加，各國必然會采取相關保護主義措施，通過設置相關障礙防止過多的本國企業被兼并或控制，盡力降低其投資或兼并活動給本國經濟所帶來的長期不利影響，從而弱化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流動性，限制了國際性投資活動的發展。

四、國際貨幣體系出現新變化。但仍將以美元為主

第4篇：國際金融危機論文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國際游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億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2006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43萬億美元,比1996年末增長約6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達到3%,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7%。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采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億美元。800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并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

參考文獻:

[1]黃曉龍.全球失衡、流動性過剩與貨幣危機—基于非均衡國際貨幣體系的分析視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J].國際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陳道富.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J].經濟研究,2006,(2).

[4]宗良.對國際游資沖擊金融市場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第5篇：國際金融危機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監管；金融監管法律制度；新趨勢；啟示

金融監管是指是指為了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定、有效運行和經濟主體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監督部門依據相關的金融法律、法規準則或職責要求，以一定的法規程序，對金融機構和其他金融活動的參與者，實行監督、檢查、稽核和協調。調整金融監管關系的法律規范為金融監管法，當其參加整個國際社會金融活動時，國際組織與國際條約也直接或間接地成為該國金融法律監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機后西方金融監管的新趨勢

1．監管目標的新趨勢——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由于各國的歷史、經濟、文化背景和發展水平不一樣，一國在不同的發展時期經濟和金融體系發展狀況不一樣，金融監管的具體目標會有所不同。2O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監管的目標更注重效率，主張放松對金融的監管。2O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金融監管的目標，有些學者認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實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應，這樣的表述在實踐中往往難以把握監管的重點。這一時期金融監管的目標是以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這是因為美國暴發的次貸金融危機已經清楚地揭示出：就經濟與金融的長期發展來說，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和效益與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問題。論文下載

2．監管主體的新趨勢——主體的全面性。戰后，由于中央銀行越來越多承擔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執行宏觀調控職能的加強，以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新興金融市場的不斷涌現，金融監管主體出現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趨勢。其主要表現是：中央銀行專門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監督，證券市場、期貨市場等則由政府專門機構，如證券市場委員會、期貨市場委員會等行使管理職能，對保險業的監管也由專門的政府機構進行。

美國1999年《金融現代服務法案》掀起了金融綜合化的浪潮，金融監管的主體得到了一定的擴大，在新的金融危機下，美國新的改革方案中，財政部建議設立按揭貸款監督委員會、聯邦保險監管機構、審慎金融監管機構以及商業行為監管機構，這說明美國金融監管的范圍是在不斷地擴張，力圖填補過去監管部門之間銜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機構的建立需要專門的知識和資源，必須在確保此要求的基礎上才能建立一個相對全面的監管體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國家也不同的對本國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機中全身而退。

3．監管對象的新趨勢——加強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在美國，非銀行金融機構除了證券機構、保險機構和信托機構外，還有各類投資基金公司、投資顧問公司、消費信用機構、儲蓄貸款協會、住房銀行等，從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時間里，非銀行金融機構總資產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銀行金融機構的總資產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國在加強對非金融機構的監管中擬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擴大總統金融市場工作組，成立按揭發放委員會，擴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權力，撤銷存貸監管機構，由美聯儲監督支付與結算，合并期貨與證券監管等等。

二、西方新趨勢對我國的啟示

1．加強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依法監管是監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嚴格的金融立法是銀監會行使金融監管職能的法律保證，是金融監管的法律基礎和必要依據，不能用行政的隨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監管法律能面支持未來金融監管的需要。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系主要由《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兩部基本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金融監管行政法規以及國務院各部委、中央銀行制定的部門規章，包括“規定”、“辦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構成。這些法律法規之間有諸多重疊、不協調甚至直接抵觸的地方，銀行業務管理規章之間的內容重疊更為嚴重，還有部分法規和規章因未及時修訂己明顯過時的內容，有的內容甚至與現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在努力構建金融分業監管體制的同時，世界各國已經從分業監管體制轉向混業監管體制。在經濟市場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國金融傳統的分業經營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業經營方式轉變，外資金融構大量地涌入我國，又加快了金融經營方式轉軌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國金融監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義。

2．完善監管主體制度。監管當局由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駕馬車”組成，由于現代金融業的迅猛發展，各金融領域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涇渭分明，一些業務難免會出現監管交叉和監管真空。現行“分業經營、分行監管”的監管體制雖然在一定時期發揮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種模式也存在相應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創新、不利于金融業的全面發展，也與國際上混業經營、混業監管的趨勢不相適應，如保險基金進入證券市場時，保監會對流入證券市場的資金風險就無法監管。

雖然2004年6月，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簽署了《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明確三家機構要在工作中相互協調配合，避免監管真空和監管重復。但備忘錄并不能解決三家地位平等機構之間可能產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問題。隨著國際混業趨勢的發展，如何使國內金融業與國際趨勢接軌，成為必需面對的問題。為了穩定和發展我國金融業，可以考慮借鑒英國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統一監管功能的國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簡稱金管局)。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仍保持相對獨立的分業監管職能，在行政上統一接受金管局領導。金管局的職責對外代表國家監管部門，與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之間建立協調機制，處理信息共享和監管職責交叉事宜。對內組織三會協調處理混業經營引起的跨行業監管中的分工合作問題，提高監管效率。

第6篇：國際金融危機論文范文

[關鍵詞]住房抵押貸款金融市場二次危機

近20年來，美國住房按揭金融市場爆發了兩次危機。美國儲蓄信貸協會(S&L)危機爆發后，金融工具和衍生產品在解決危機中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美在建立了發達的住房抵押貸款金融二級市場后又爆發了次級抵押貸款債危機。本文試圖通過回顧這兩次危機的形成脈絡，找出一些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美國的Allen.F和D.Gale提出了金融體系風險分擔理論。他們認為，金融體系包括金融市場和銀行中介兩部分，金融市場提供了橫向風險分擔機制，金融市場中的投資者利用多樣化投資組合來規避非系統風險，而對系統風險無能為力；銀行中介向投資者提供了分擔系統風險的機會，存款者利用存款進行跨期風險分擔，可以較好地規避系統性風險。但是，銀行本身所面臨的非系統風險絕大部分是通過貸款多樣化和分散化來規避的。但是對于系統性風險，銀行是無法規避的，只能是銀行中介與企業之間進行分擔。在系統風險很大的，銀行就可能成為一個系統性風險最終聚集的部門。美國次貸危機使積極參與次貸相關產品開發交易的銀行成了風險匯聚的重災區。

一、美國儲蓄信貸協會(S&L)危機

(S&L)儲蓄信貸協會是專門從事儲蓄業務和住房抵押貸款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從1831年誕生于賓夕法尼亞州的第一家儲蓄信貸協會，到1970年代末，全美共有4700家儲蓄信貸協會，成為資產總額突破6000億美元重要的金融巨人之一，是美國政府調控房地產業的重要部門，具有濃厚的“國營色彩”；儲蓄信貸協會(S&L)的業務單一，僅為購房者提供低息住房抵押貸款，貸款融資渠道大都來自利率更低的政府借款和中息攬存，擁有制度性存貸息差收益，美國政府對其經營方式和范圍有很強的管制。

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通貨膨脹之下，資金大量向短期金融資產投資信托基金(MMF)集中，銀行和儲蓄機構的資金外流難以制止。如果銀行和S&L不大幅度提高普通存款利率，就會失去儲戶，營業面臨困難。假如實行利率自由化，提高存款利率，則S&L面臨存貸款利差倒掛，在經營上出現赤字。美政府當局決定在1982年實行利率自由化。結果，存款利率上漲，S&L的經營急速惡化，400多家S&L瀕臨倒閉危機。S&L出現危機的原因在于政府的政策失敗。美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保護瀕臨倒閉的S&L的所有存款，需要巨額資金，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沒有這么多資金，絕大部分需要政府負擔。，政府為了逃避負擔，采取放寬限制的措施，為S&L創造了增加利潤的機會。銀行本身所面臨的非系統風險絕大部分是通過貸款多樣化和分散化來規避的，允許其參與多行業的高風險商業貸款等業務經營，但是沒有經驗的S&L參與此類的經營，近乎進行賭博。1988年，儲蓄信貸協會出現更大的危機，總虧損額如天文數字，大約在五千億美元左右。儲蓄信貸協會(S&L)危機是先過度管制，后放松管制的結果。

二、2007年的次級抵押貸款危機

1.1990年以前美住房抵押融資機制的改變

S&L危機以后美國政府放松管制，促進金融市場創新，把原來高度集中在銀行系統的房地產按揭貸款資產通過金融市場分散給不同的投資者主體，美國的住房按揭抵押貸款金融市場逐漸發展成為二級市場的結構。其一級市場機構經營模式由傳統經營模式“貸款并持有”(originate-to-hold)讓位于新的“貸款并證券化”(originate-to-distribute)的商業模式，一級市場機構也基本為私人機構。住房抵押貸款融資渠道不再完全依靠吸收存款，而是依靠出售貸款合同，獲得直接融資。

在1990年以前，住房貸款二級金融市場的主體還是只有政府背景的金融機構(GSEs)。美國政府主要是通過房利美(FannieMae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和房地美(FreddieMac美國抵押貸款服務公司)這兩個機構來支持、調控美國住房融資體系的，這兩個機構是美國整個住房融資體系的基礎。其贏利來源于MBS的發行費用。

2.次級抵押貸款繁榮時期美住房抵押貸款融資市場的變化

其一，由于“貸款并證券化”的經營模式，使得一級市場上貸款公司可以快速回收資金并獲得手續費收入，為擴大信貸市場份額，降低信貸標準，給低收入者種種優惠條件，于是次級貸款市場開始迅速擴張。到2006年，美國住宅抵押貸款規模已超過國債市場和公司債券市場，貸款余額高達13萬億美元。次級貸款分額約為7%到8%。

其二，美國政府背景的機構“房地美”、“房利美”不再是住房抵押貸款金融二級市場的主要力量，高額的證券發行費吸引私人中介機構和大型投資銀行進入，私人房貸公司如ImpacMortgageHoldings、“新世紀”(NewCentury)、Countrywide、Ameriques和多次等利用高財務杠桿向銀行借貸購買次級抵押貸款合同后通過打捆、證券化為MBS后出售大型投資銀行，后者將其再次證券化，目的已非分散抵押貸款風險，提高貸款機構的資金流動性，而是更注重獲取暴利。房地產抵押貸款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變成(一級市場貸款，出售貸款合同——二級市場證券化MBS—再次證券化——出售給投資者)的循環。

其三，美銀行業普遍認為“銀行債權證券化會有效化解銀行信貸風險”，再者發行并交易衍生品可獲高額利潤，美各大銀行都設立了附屬機構開發金融衍生品，近十年來該項業務的利潤往往占銀行總收入的50%以上。美政府在次貸危機出現之前一直是鼓勵銀行進行金融衍生品開發的。因此以次級按揭貸款債MBS為基礎資產的再次證券化的各種證券產品，如債務抵押憑證(CDO)、合成CDO、夾層CDO…投資銀行還利用分檔技術對不同還款概率的CDO不同處置方式。過于復雜的金融衍生環節，使評級機構和投資者很難真正了解所評級或購買的投資產品的風險。欺詐性的產品設計或有發生。

其四，商業銀行出現信用循環式擔保；一是商業銀行紛紛設立SPV，發行CDO，因出售證券化資產時通常附有協議，在一定期間出現違約風險，最終投資者有權向發行者要求賠償；二是銀行出資設立SIVs，便于其發行ABCP。雖然在法律上有所謂的“破產隔離”(BankruptcyRemote)安排，兩者的資產負債表雖然沒有直接聯系，但是為了提高SIVs的信用評級，銀行通常對SIVs有融資承諾，這是一種或有負債，為了發行更多的ABCP，SIVs的財務杠桿很高，且資產負債期限不匹配，一旦資產貶值，自有資本很快就會被沖銷，會形成銀行的實際損失。三是因以次貸為基礎資產的證券化產品的高收益，銀行亦購買別家或干脆持有自家發行的這類高收益產品。因此，美銀行隱藏的巨大的重復性的資本損失風險。

3.美次貸危機的根本原因

自2004年中開始，美聯儲先后17次加息，基準利率從1%上調至最高時：2007年9月的5.25%。不斷升高的利率導致還貸成本激增，超出眾多借款人的實際還貸能力，構成了借款人后續違約的直接原因。隨著金融機構執行抵押，將回收住房重新推向市場，更進一步加劇了房價下跌。以次級抵押貸款MBS為基礎資產的各種CDO證券化產品評級大幅下降，從而造成全球股市的下跌，引發了金融動蕩。

次級貸款的根本原因：一是放松貸款發放標準，美一級市場各放貸機構未能遵守“謹慎性原則”。二是美住房金融的二級市場機構以“獲利性”為目的的過度證券衍生引發信用過度擴張，潛在風險還無法計算清楚。

三、我國發展住房融資市場應思考的幾點問題

思考一：是否應加快發展我國住房抵押貸款金融二級市場的建設。

儲貸危機爆發時，由于大量風險集中于銀行系統，因此必須由存款保險公司或國家出資清理，危機處理成本完全由政府(并最終由全體老百姓)承擔。而此次次級貸款危機爆發以來，由于美具有發達健全的房地產金融市場，尤其是證券化等直接融資渠道的快速發展，和高度分散的持有者結構，使危機的影響由金融市場各子市場共同分擔，雖然涉及面更廣但卻減少了危機的沖擊深度，尤其是大幅度減小了政府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增加了危機處理的靈活度。目前中國的銀行體系按揭貸款的金融二級市場并未形成，沒有信貸風險橫向分散的機制，一旦出現住房抵押信貸風險，只能由中國的銀行系統承擔。這一點應該引起關注。

思考二：住房抵押金融一、二級市場的風險控制是否應雙管齊下。

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既是市場機制發育完善、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充分發揮的市場，又是政府高度干預和調控的市場。政府行政手段都曾出現在美國儲蓄協會(S&L)的經營和美國住房金融二級市場機構經營的早期。但2007年次級債危機和1980年代的(S&L)危機都顯示出對于信貸風險控制的失效。因此，住房抵押貸款金融一、二級市場的風險控制不能完全交由市場行為。單靠市場力量或單靠行政手段都不及兩者雙管齊下來得有效。

第7篇：國際金融危機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商業銀行，風險管理

 

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機迅速爆發，席卷全球，世界各國普遍遭殃。美國宏觀經濟環境的惡化，以及自身的管理和制度等存在的問題，使美國銀行業在本次危機中深陷泥潭。2008年全年共有25家商業銀行和吸儲機構被關閉，其中包括美國最大儲蓄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截至2008年第四季度末，共有252家被列入“問題銀行”名單，而2009年年初以來，又有14家商業銀行和吸儲機構被關閉，并且這個數字還將繼續擴大。美國商業銀行的凈利潤在2008年為24341億美元，比2007年下降了73289億美元，盈利狀況明顯惡化。在2007-2008年由于受次貸危機的影響，美國銀行業貸款損失和資產負債表中計提的貸款準備金不斷增加，貸款損失準備金在2008年全年達到151235億美元，占了整個凈營業收入的50.2%，美國銀行業的信用風險不斷加大。金融危機給了美國銀行業沉重的打擊，特別是對美國大銀行的沖擊較大，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美國銀行業的發展。我國商業銀行也未能幸免，中國銀行等四大行持有的美國國債大幅縮水，歐美地區國家戰略投資者紛紛減持中資銀行股份，給我國商業銀行造成了較大數額直接損失，也阻礙了我國銀行業的發展。

一、美國金融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

房價下跌和利率上升是導致美國次貸危機的直接原因，但次級抵押貸款泡沫迅速膨脹和泡沫破滅之后的全球風險共振提示我們，這場危機背后有著深刻的宏觀經濟金融背景和微觀經營基礎。同時也與美國商業銀行風險監管體系的缺陷緊密相關。

（一）低利率政策刺激銀行次級貸款業務盲目擴張

2001年，美國9·11事件之后，為刺激經濟發展，美聯儲連續13次降息，將聯邦基金利率從6.5%下調至1%。面對如此低的利率金融論文，商業銀行都想把充裕的資金貸出去以獲取高額利潤。次級抵押貸款的高收益率博得了商業銀行的青睞，大量商業銀行瞄準了這塊市場，并展開激烈的競爭，紛紛提出各種優惠政策，爭相降低貸款條件，發放大量貸款給那些信用等級在BB級以下的購房者。商業銀行為了追逐高額利潤，刻意低估違約風險。同時商業銀行又將發放貸款所獲得的大量資金投放到房地產市場，致使房價持續高漲，催生了房地產泡沫。商業銀行次級抵押貸款業務的盲目擴張為次貸危機的全面爆發埋下了伏筆。

（二）金融衍生品的高杠桿性導致風險擴散

次級抵押貸款的高利潤、高回報早已讓商業銀行忘卻了其本身具有的高風險性。銀行家們一再降低貸款標準，將眼光鎖定那些原本不符合貸款條件的次級貸款人，促使次級抵押貸款數量激增。次級抵押貸款最終導致了房地產泡沫的破滅，然而金融衍生產品卻將泡沫破滅的影響迅速放大，擴散到全球范圍。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NCDs）、抵押擔保證券（MBS）、債務抵押證券（CDO）等金融創新產品的出現，使銀行可以不用將抵押貸款記錄在自己的賬面上，而是將其賣給證券公司，證券公司再將其包裝，加上信用評級機構的“幫助”，將其以優質證券形式出售給全球范圍內的對沖基金、共同基金、退休基金等投資者，轉移風險。由于這些衍生產品具有高杠桿效應，對沖基金只需要一定比例的保證金就能從事交易，基金公司虧損后，銀行也受到牽連，而且損失成倍擴大，因此牽一發而動全身，導致美國整個金融市場的崩潰，擴散到全球范圍內各個經濟體。

二、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

美國金融危機的大火熊熊燃燒，波及世界經濟，我國經濟也未能幸免。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我國銀行業的外匯資產業務和我國銀行業股權結構的影響，進而影響我國銀行業的風險程度；以及美國金融危機引起的世界性經濟衰退使我國的對外貿易、宏觀經濟發展發生變化，從而影響了我國銀行業的潛在風險程度。具體來說，主要的影響如下：

（一）債券價格下跌導致資產減值損失

美國次貸危機的暴發與蔓延使與次貸相關的證券價格劇烈波動，市值大幅縮水，有些證券甚至面臨信用危機，而有些證券則因為發行機構的倒閉而一文不值。盡管我國銀行對于海外投資的風險非常謹慎，但在此次危機中還是受到不小的損失。據統計，截至2008年上半年，上市中資銀行持有約240億美元與“兩房”相關的債券，在亞洲金融機構中居于首位。其中，中國銀行持有172.86億美元，工商銀行持有27.16億美元，建設銀行持有32億美元，招商銀行持有2.55億美元，民生銀行持有2.27億美元。根據《證券市場周刊》測算，我國六家商業銀行中中行虧損額最大，約為38.5億元。建行、工行、交行、招行及中信銀行依次虧損5.76億元、1.20億元、2.52億元、1.03億元、0.19億元。

（二）戰略投資者拋售中資銀行股份

次貸危機的暴發與蔓延使中資銀行原有的戰略投資者資金缺口加大，不得不以收縮其國外投資以解燃眉之急，這使引入歐美戰略投資者的中資上市銀行的股權在市場上遭受拋售風潮。美國金融危機暴發以來，中資銀行已經遭受了兩波拋售風潮。最先是瑞銀在2008年底將其所持有的中國銀行33.78億H股拋售，隨后是2009年1月7日，美國銀行以股份配售方式售出56.2億股建行H股；緊隨其后，李嘉誠基金會通過美林證券配售中行20億股。2009年1月13日，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拋售所持的全部中國銀行108億股，徹底結束了3年的戰略投資。

（三）實體經濟受損導致資產質量下降

美國金融危機向歐美國家實體經濟的滲透引發歐美國家實體經濟衰退，從而影響我國出口貿易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進而影響到我國銀行的信貸質量。數據顯示2008年11月至2009年1季度，我國對美出口已連續5個月出現負增長。海關統計數據還顯示我國對歐盟和日本等地的出口也呈下降趨勢。從2008年初到現在，我國的外貿企業越來越舉步維艱，根據廣東省中小企業局公布的，2008年廣東省1-9月企業關閉總數為7148家。而不良貸款的統計數據表明，2008年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中損失類貸款數額逐季增加金融論文，占總貸款比率也逐季增長。

三、加強我國商業風險管理的對策建議

我國商業銀行還處于起步階段，相對于外國發達的商業銀行經營體系，我國的商業銀行還遠遠不足。鑒于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及其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可以看到加強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具有重要意義。

1，加強信用風險管理，嚴格控制貸款質量。我國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管理活動才剛剛起步，由于缺乏信用風險預警和評估的有力工具，商業銀行不能從源頭識別、防范和控制風險，信用風險居高不下，嚴重困擾整個經濟體系的正常運行。信用風險是我國商業銀行目前面臨的最大風險，主要包括道德風險和企業風險。由于我國風險評級機制的嚴重缺乏，導致我國商業銀行貸款對象信用調查成本高、難度大，造成銀行與借款人之間信息不對稱，使我國商業銀行面臨較高的道德風險；同時，又由于我國商業銀行主要貸款對象集中在大型企業，且數額巨大，如果大型企業一旦倒閉，銀行貸款收不回來，就會受到巨大的打擊，使我國商業銀行面較高的企業風險。特別是近年來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房價飆升，住房貸款占了銀行貸款的很大比例，隨著房地產市場價格的波動，這部分貸款的風險也會隨之加大，很不穩定。銀監會相關調查顯示，國內部分省市的房貸不良率連續3年呈現上升趨勢。與此同時，“假房貸”、“假按揭”案件層出不窮。單一的收緊信貸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注意提高個人房貸資產質量，加強個人住房信貸監管，尤其注重評估市場的專業性和客觀性，才是防止風險貸款產生、維護信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從而避免由此引發樓市和金融市場危機的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所以，商業銀行必須建立行之有效的客戶信用審查機制，積極開展對借款人借貸歷史、還款記錄、違約記錄等信用情況的調查，客觀評價其信用等級，嚴格控制貸款質量，審慎發放貸款。

2，加大金融創新產品管理力度，完善金融創新監管體制。盡管金融創新大大提高了效率，為銀行創造了新的利潤來源，也為銀行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不可否認的是，極端的金融證券化和過度的金融創新導致各種結構復雜的金融衍生品無節制地泛濫，最終成為引發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金融創新具有高杠桿性、高風險性和轉移風險的作用，客觀上導致市場整體風險的擴大，最終產生系統性風險。并且金融創新的不透明性增加了監管的難度，影響了監管效果。雖然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才剛剛起步，金融衍生產品種類很少，且我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金融衍生品準入機制，但是金融衍生產品近年來發展迅速且擁有廣闊的市場前景，因此，我國商業銀行應吸取教訓，將風險管理覆蓋金融創新的全過程。尤其是要重視新產品、新業務的開發、銷售和運行等各個環節的風險評估、預警和控制，把金融創新風險置于可控范圍。在新產品，新業務推出之前，要確保相應的規章制度和管控措施先行到位。此外，在兼顧風險全面管理的基礎上應突出重點，對高風險領域與環節進行重點評估并采取更為嚴格的控制措施。在對金融創新產品進行監管時不僅要考慮產品本身和對于金融體系的風險，還要考慮其對于實體經濟可能存在的風險因素。這就要求監管部門根據金融創新的發展不斷調整金融監管結構和完善市場規則，加強創新產品的市場監測與預警金融論文，增加金融創新的透明度，充分揭示衍生品的結構和風險，保護投資者利益，維護市場正常運行。

3，高度關注外幣風險，審慎開展海外業務。新型金融危機傳導的渠道之一就是持有高風險的外幣債券。本次危機中，我國主要商業銀行持有為數不少的美國次級按揭債券和相關資產，蒙受了不小損失。因此，今后國內商業銀行在投資外幣債券時，要采取更為謹慎的態度和穩健的投資策略。在當前的形勢下，不僅要擇機從高風險債券中減退，防范和化解存量債券投資風險，還要嚴把投向關，優先選擇信用等級高、發行主體信用評級高于投資級別的債券，嚴格控制新增外幣債券投資風險。更為重要的是，要完善外幣債券投資的風險管理制度，建立外幣債券投資風險管理的長效機制，同時根據國際會計準則要求，充分計提外幣債券投資減值準備。另外，此次金融危機中，我國因企業的海外并購活動而遭受的損失為數不少。比如，受危機影響，中司對黑石、摩根士丹利與JC弗勞爾斯等的投資損失慘重。雖然目前的危機環境有利于國內企業進行海外并購和擴張，但盲目并購歐美金融機構資產蘊含著極大的風險，必須對并購的潛在風險保持高度警惕。對銀行而言，一方面要謹慎開展自身的海外并購活動，在推進海外并購時，要對被并購方的資產質量、現金流、商業模式、企業文化等進行全面評估，還要充分考慮東道國政府的反應，另一方面要謹慎評估客戶進行海外并購帶來的風險，防止海外并購活動增大企業的信用風險，影響銀行信貸資產安全。

參考文獻：

[1]．張競，王靜．新型金融危機與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J]．上海市：新金融，2009（7），21-24

[2]．石兵，周義琨．淺談我國商業銀行的全面風險管理．[J]．南京市：現代金融，2008（11），15-16

[3]．陳賀．反思美國次貸危機帶給我國商業銀行的啟示．[J]．北京市：農村金融研究，2008（1），40-42

[4]．沈紅，孫建華．次貸危機對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啟示．[J]．南京市：現代金融，2009（2），41-42

第8篇：國際金融危機論文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經濟衰退預期信心

從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至今,金融市場動蕩、交易規模下滑、失業率上升,原本寫在書本上的景象正呈現在我們面前,衰退背后是人們對于經濟前景的悲觀和無奈。走向復蘇需要信心,但信心無疑是今天市場上最稀缺的東西,歷史上有關危機過后經濟蕭條的描述讓悲觀預期成為此時行事的基礎,因為人們相信這種判斷是理性的。然而單單基于過去預測未來屬于適應性預期,只有最大限度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做出行動才是理性預期。本文置身充斥消極情緒的環境,分析經濟周期自身屬性與中國經濟運行的真實狀況,以期提升市場信心,實現中國經濟的盡早回暖。

一、市場悲觀預期蔓延加劇全球經濟衰退

過去一年多來,全球經濟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挑戰,自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以來,美國次貸危機逐漸完成由虛擬經濟領域到實體經濟領域、由發達經濟體到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蛻變,演化為一場世紀性的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市場參與者對市場環境、市場概況以及面臨風險的看法,嚴重挫傷了人們對于未來不確定性的樂觀態度。悲觀預期,令經濟效率源泉的自由市場運行的流暢程度大大降低,從另一個角度看,當前全球經濟快速惡化正是交易伙伴間信任關系的斷裂,市場體系內部信用崩潰的表現。

1.悲觀預期促使金融機構紛紛“去杠桿化”

全球金融危機讓金融機構脆弱性暴露無遺,此前已有一些機構由于過高的財務杠桿比率付出慘重代價,為了降低財務風險,金融機構紛紛降低杠桿率,防止陷入破產的絕境。隨著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歸入商業銀行體系,投資銀行傳統的約30-35倍的杠桿比率將逐漸向商業銀行十幾倍的杠桿比率轉化。與此同時,對沖機構破產與大幅度削減杠桿比率也將導致金融市場的杠桿率大幅降低。金融機構“去杠桿化”的行為不僅造成金融市場混亂,資產價格大幅下跌,流動性高度緊張,預計全球股票、債券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資產累計損失將超過50萬億美元。同時“去杠桿化”行為會導致信貸萎縮,影響投資和消費,波及實體經濟,在更大“去杠桿化”規模發生之前,金融市場難以恢復正常,實體經濟穩定和復蘇遙不可及。

2.信心不足引發投入要素價格大幅跳水

受預期需求和產出下行的影響,國際能源、金屬礦石、農產品等初級產品價格經歷劇烈波動。國際原油價格大幅跳水,紐約原油期貨價格從2008年初90美元/桶攀升至年中147美元/桶,年末又大幅降至44.6美元/桶。農產品、黃金、礦產資源等大宗商品的價格也經歷了相似的調整。次貸危機顯現之后,各經濟體也紛紛下調了其國內利率水平。為了強化宏觀經濟政策的干預力度,美聯儲多次降息,聯邦基金率自去年年初的4.25%降至0%-0.25%,降至歷史新低。為了應對經濟衰退,其他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紛紛采取協調行動,推動數輪大幅聯合降息。與此同時,勞動力價格水平也呈現出下滑趨勢。由于預期消費水平降低,企業主正在壓縮產出、裁員或降薪,在不確定性越來越大的時候,企業首先考慮的是謹慎行事。

3.市場悲觀態度弱化了政府干預的效果

市場信心與政府干預存在微妙的關系,此前美國政府對貝爾斯登的救助曾一度使危機趨于平緩,但此后拒絕援助雷曼兄弟的戰略性失誤,令危機全面升級,此前暫時重建的信心最終隨雷曼兄弟的煙消云散。丟失信心的市場呼喚政府的介入。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各國政府出臺了規模龐大、層次多樣的救市計劃,減息、注資、推出擴張性財政刺激計劃等等。政策效果地釋放離不開市場主體的積極配合,但在悲觀預期的環境中,市場對于刺激政策的冷漠會弱化干預效果。例如,之前美國政府向銀行系統注資來迫使銀行解除拆借限制,但是銀行本身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僅僅遵循自身利益行事,銀行間融資壓力并沒有得到緩解。又如,美國政府希望建立公私合營投資基金購買問題貸款和證券的計劃很可能也是一廂情愿,畢竟當前“現金為王”的投資理念很難激發私人資金介入這一領域。

二、客觀審視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經濟走出困境的過程,伴隨著市場信心的重建,如果在經濟衰退時一味強調不利因素,無視經濟運行中的有利因素,就會讓悲觀預期拖延經濟復蘇的時間。日益融入國際經濟秩序的中國沒能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經濟增長放緩已經定局。正因如此,中國更加需要客觀審視此次金融危機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為市場主體重建信心奠定基礎。

1.經濟周期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內在合理性

當前全球各主要經濟體正處在經濟周期的衰退期,盡管各國政府紛紛采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但是不能在短時間內徹底治愈衰退,衰退總會在一輪繁榮過后不期而至。立足經濟周期視角,當前經濟衰退與8年前美國互聯網泡沫危機有極為深遠的聯系,在互聯網泡沫破裂以后,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激活了美國國內的房地產市場,令經濟很快復蘇并趨于繁榮,但是這種繁榮景象的背后并非經濟自我調整后健康機體,從本質上看仍然是一個泡沫,并且比此前的互聯網泡沫更大。2007年,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造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使美國乃至全球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事實上,今日的嚴重衰退正是一場姍姍來遲的衰退。

2.外部與內部原因致使中國經濟增速下降

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經濟增長趨于放緩。自2008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長10.6%,此后四個季度漸次回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長速度降至6.1%。全球金融危機首先沖擊了深度參與美國金融市場的經濟體,隨后波及了高度負債和依賴外部融資的經濟體,最后影響了對外依存度較高的國家。由于存在資本項目管制并擁有巨額外匯儲備,中國經濟受到沖擊的程度遠遠低于歐盟、韓國、冰島等經濟體,但是隨著危機向實體經濟轉化,中國由于較高的對外依存度而成為危機損失的被轉嫁方之一。與此同時,在危機來臨前的一年多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一直趨于緊縮,為了醫治久久不能平抑的經濟過熱,多次提高利率、調高準備金率、加速貨幣升值甚至直接控制信貸規模和流向,也給經濟增長不小的內在壓力,但是隨著政府轉向擴張性政策的出臺,來自政策方面的壓力轉變為增長的動力。

三、保持中國經濟發展信心的力量源泉

溫總理指出,在經濟困難便面,信心與合作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信心是戰勝危機的力量源泉。從現在的情況看,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來自于國內經濟增速快于發達經濟體和同類型國家的事實以及中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有力實施。

1.中國經濟增速快于發達經濟體和金磚四國另外三個國家

外部沖擊和此前緊縮性的政策冷卻了一度過熱的中國經濟,但是和全球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經濟沒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自2008年第三季度,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相繼陷入衰退,紛紛出現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的情況;金磚四國的另外三個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在2008年前三季度實現了6%-7%的增長速度,而中國同期增長速度達到9.9%。從投資和消費情況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略有提高。2009年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個百分點。消費增速趨于平穩,2009年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5.0%,未來,消費依然是GDP中相對穩定的因素。

2.中國政府具備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信心和能力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出手快、出拳重的特點充分顯示了我國政府捍衛經濟增長的決心與信心。去年11月份,國務院宣布高達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方案,其中政府籌措1.2萬億,其余來自配套貸款和自籌資金。投資方向集中于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同時,中國政府家底厚,國有經濟部門資產規模大、質量優的特點保證了中國政府有能力落實刺激計劃:第一,2008年,中國外匯儲備增至19460億美元,過去的5年時間中,財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較為快速的增長,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銀行和社保基金的隱性債務大幅降低。第二,國有經濟部門在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已經達到43%左右,國有商業銀行資產總量增至中國商業銀行總資產的近60%,且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降至7%左右。隨著各項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實,刺激計劃已初見效果,自2008年12份至今,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連續四個月回升,并與2009年3月一舉突破標志著經濟擴張和收縮分界點的50點關口,達到52.4。

參考文獻:

[1]吉爾•福斯樂.2009:全球經濟預測與展望.國際金融研究,2009.2.

[2]黃益平.美國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國際金融研究,2009.1.

第9篇：國際金融危機論文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現實影響戰略性投資人民幣區域化

我們有兩種選擇：制定全局的國際金融戰略，從當前開始布局，為下一代人留下足夠的發展空間;或是采取隨機應變的跟隨型策略

如果十年之后，巨額外匯儲備僅只在財務上保本或年均增加幾個百分點收益，而沒有給我國開拓未來空間，這便是戰略上的失敗;如果著眼點是國家創新能力的戰略投資，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就非常值得，人民幣、港幣、新臺幣的融合將是經濟上互利的最優金融制度安排，國際金融體系將演變為美元為主導、歐元與人民幣為歐亞兩翼的三元體系，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是二戰之后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

它使1980年代撒切爾-里根革命推進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全面退潮，而國家資本主義卷土重來，并可能在一段時期主導公共政策。這種狀況可能使保護主義思潮抬頭，自由貿易與市場開放受阻，對經濟全球化產生不利影響。與此同時，國際經濟與金融邊界將出現較為顯著的變化。

在資本管制下，我國基本未受國際金融效應波及，全球性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造成的沖擊主要來自國際貿易的影響。與發達國家比較，目前我國的相對位置較為有利，這表現為：在宏觀層面，發達國家全面拯救金融機構以恢復市場信心，而我國則是防范金融沖擊;在資本市場，各類公司處于財務困境，而我們則是潛在買方;在國際金融體系博弈中，歐攻美守，均拉我國以壯其勢。

總的來說，此危機對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是如何修補與調整原有的國際金融秩序;而對中國而言，這次危機給中國提供了拓展未來空間，由既定利益格局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建設性合作者的歷史性機會。

一、當前的首要任務

過去150年世界經濟史的啟示是：各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條件是經濟全球化，以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為基礎的金融市場全球化則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自金本位制崩潰后，國際金融體系作為全局性公共產品，多是人類設計的產物，以三十年左右為一個周期，就會出現大的問題，需要進行調整與或重組;金融全球化是在不確定條件下對全球資源進行跨期配置的市場機制，其危機意味著經濟全球化的危機，其崩潰則意味著經濟一體化的解體。

1970年代后期，國際金融體系完成了布雷頓固定匯率體制崩潰后的調整，經濟全球化由此得以全面推進。事實上，這一體系為我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最理想的外部環境。三十年的發展使我國融入世界市場，受益匪淺，成為增長最強勁的大經濟體。只要國際金融體系再穩定三十年，我國將成為最大的收益者，將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經濟全球化的倒退將直接威脅我國的根本利益，不符合我國的長遠發展目標。因此，我國主動與積極地參與防止國際金融體系惡化與崩潰。

對于我國，這次危機的意義在于：全球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和國際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遠遠超過預料，依靠作為公共產品的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參與全球勞動分工、搭便車發展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與1980年代后日本面臨的局面相似，我國將不得不承擔維持這一體制的部分成本，外部環境變化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可能非常巨大;我國的金融改革難以通過對美國市場的模仿復制達到，完善國內金融市場必須與改變國際金融環境緊密結合。

問題在于：如何建設性地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調整與或重組?怎樣通過與發達國家的互動與博弈逐步擴大我國的利益邊界?如何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大調整中把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短期目標與中長期目標結合?

面對大變局，我們有兩種選擇：或是全面考慮未來發展，結合國際金融體制的變化，制定我國的國際金融戰略，從當前開始布局，逐步建立與擴展我國經濟邊界相適應的金融邊界，為下一代人留下足夠的發展空間;或是采取隨機應變的策略，對美歐關于當前危機及國際金融秩序的提議簡單應對、或零敲碎打的提出一些戰術措施。

顯然，后者無助于我們逐步確立自己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獨立地位。在歷史上，兩種選擇均有前例。二戰之后，歐洲從1950年代初歐洲重建時期的煤鐵同盟開始，在1970年代初利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機會建立貨幣共同市場，直至本世紀初歐元區的確立，都沿著富有遠見的長遠戰略思路逐步推進，其中不乏反復和倒退，但大的方向始終如一，終于使歐洲市場相對獨立于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并可能成為修正國際金融體系缺陷的重要力量。

日本的例子則是相反。1980年代初，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開始開放金融市場。但日本當局真正關心的是維護原有的國內金融秩序和稅收體系，在“日美日元-美元委員會”及此后的“日美金融市場工作小組”長達十年的多輪會談中，走一步看一步，缺乏通盤思考，未能建立一個穩定與動態的貨幣金融體系，促進出口導向型的日本經濟轉變。二十多年來，日元匯率大幅升值、日本金融體系危機、資產泡沫破滅、經濟處于長期蕭條都與之有相當的關系。

從國家長遠利益計，當前的首要任務，是從推動建立內外平衡的經濟結構的高度，謀劃我國在未來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空間與格局，以我為主，提出一系列的綜合策略安排，即總體戰略構想。只有如此，才能在復雜的國際金融市場體系中找準方位，形成連貫的而不是矛盾的、整體的而不是零碎的政策思路，為即將展開的多邊與雙邊會談提出符合總體目標的具體建議與技術提案。

不可否認，在目前，形成并提出國際金融的戰略思路有諸多難處，比如“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主義式路徑依賴、固化的部門利益格局、行政當局缺乏研究未來發展的內在動機、內向型格局與求穩心態、缺少系統的長期研究等等。但這些困難并非無法逾越，關鍵在于決策者的前瞻眼光與政治決心。

二、短期：戰略性投資

我國近年來積累了近兩萬億美元的巨額外匯儲備，與二十多萬億元人民幣儲蓄余額的比例大致為0.6:1。這兩項是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要資金來源，但是，這種金融資產僅僅是潛在的購買力，并不等于真實的國民財富，而且，隨著未來商品與資產價格的上升，其相對價值將大幅貶損。這需要我們在恰當的時間，以恰當的方式和合適的成本，將潛在的購買力轉變為真實國民財富。

傳統上，亞洲的公眾與政府有很強的儲蓄偏好，同時也有將儲蓄等同于國民財富的傾向——然而，國民財富不但表現為物化的生產要素與產出總量，而且更體現在具有創新能力的人與組織之中。

近來各方紛紛提出抄底美國金融機構的建議，從財務投資的角度看，這的確是數十年難遇的好時機。但是，財務投資并不應該是我國戰略性金融資源關注的重點。如果十年之后，巨額外匯儲備僅只在財務上保本或年均增加幾個百分點收益，而沒有給我國開拓未來空間，這便是戰略上的失敗。從更廣闊的角度看，全球金融市場的劇烈變動為我國調整經濟結構、提高創新能力、從中低端制造業向中高端產業過渡，以及增加國民財富提供了稍縱即逝的戰略性投資機會。

在這次危機中，我們具備了戰略投資的杠桿——豐裕的外匯流動性，同時也有了支點——發達國家全面拯救市場的迫切需要。這是一次歷史機緣，決策層應下決心，撥付相當比例的外匯資金，既可以表明中國參與全球拯救行動、維護全局性公共產品的誠意，也可以在共贏之上，大力提升我國的創新能力。

在這一方面，雙邊會談及行動遠大于多邊會談，有許多事情可以做。

應鼓勵對美歐大型金融機構進行戰略投資。雖然中司對百仕通、摩根士丹利等機構的投資遭受了一些批評，但在當時情況下也有其合理性，而這些較小投資是大規模進入市場的試水。應當將其納入國家層面的雙邊會談，與當前歐美政府對大型金融機構的注資進行一比一匹配投資，迅速進入。

應大力支持大型國有企業并購或參股那些行業相關、目前陷入財務困難、但在仍有有優勢(市場、管理、創新等方面)的大型工商公司;支持優秀的民營企業在資本市場與私募市場選擇有創新能力的中小型公司，采取多種方式進行合作。

可從外匯資金中配置足夠數額，通過有關金融機構發放抵押貸款、過橋貸款等多種方法，專門用于企業產權收購與合作;需要調整我國對資本項目外匯管理的若干規則，促進境外的產權交易。在與歐美國家的雙邊談判中，在積極參與拯救行動的同時，要求對方放寬或取消其對于資本市場與私募市場產權交易的限制。

還應鼓勵國內企業及其他機構吸引發達國家的各類研發人才。

只要著眼點不在于資本回報的財務投資，而是國家創新能力的戰略投資，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就非常值得。

可以預料，即將在華盛頓舉行的二十國首腦會談及其后的多邊、雙邊會談，其核心議題之一是敦促中國、日本及歐佩克等國分攤更多成本，維護國際金融體系。我國政府在多個場合表明了支持穩定現行體系、共度金融危機的態度，這符合國家利益。

但是，需要特別關注信息不對稱引發的多種道德風險：金融機構向資產持有者轉移的“市場道德風險”、金融機構向政府轉移的“公共道德風險”，以及國際儲備貨幣當局向全球資產持有者轉移的“國際道德風險”。我們需要學習與運用多種降低道德風險的機制，例如，積極的多邊參與可能起到某種較有效的外部約束，而這種約束由于信息、能力、法律、文化等障礙，難以有效地在雙邊之間形成;建立風險共擔機制，設定各類限制與優先條件;要求在其他領域消除歧視條款(如貿易、技術、資本市場交易)等等。

三、中長期：人民幣區域化

這次金融危機顯示，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已成為最大的系統風險來源。

無論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系統風險都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它是一種穩定均衡退化到另一種較劣的穩定均衡的狀態或過程。例如，在江河湖海，藍藻與其他植物共生，處于穩定均衡。一旦水域的富營養超過臨界點，藍藻急劇瘋長，擠占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間，就會出現生態危機。美國次貸危機也有同樣的特點。在缺乏外部約束的情形下，以抵押貸款為標的物的衍生品急劇膨脹，占據了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相當部分甚至大部分，引發系統性風險。

物種多樣性則是化解或緩和系統風險的主要辦法。金融史上，真正意義的金本位是“自然演進”的結果，此后的各種國際金融體系則是“人為設計”的產物。任何人造產品都不可避免地有先天的缺陷，系統風險總難以避免。因此，人類必須不斷創新，提供多樣性的選擇，以減低系統風險。

1870年，美國的經濟規模已和英國相當，但八十年之后美元才完全取代英鎊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貨幣，此前一直是英鎊的補充或“備胎”。1969年，即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五年，歐洲就有遠見地提出了歐洲貨幣聯盟的建議，經過三十年努力才實現單一貨幣的目標。目前，歐元區的經濟規模與美國基本相當，歐元主要在歐洲大陸及周邊國家使用，在國際交易中約占五分之一的份額。歐元區的出現產生了競爭與選擇，既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個國際儲備貨幣的備胎，也為歐元區國家提供了規避系統風險的機制。

不過，歐元的根本問題在于，它建立在超國家協議之上，僅有成員國遵守承諾的道義約束，而迄今為止主要國際貨幣卻都是由國家信用剛性支持。此外，雖然發行歐元的歐洲央行獨立制定貨幣政策，但它有三個大的缺陷：歐洲央行沒有最后貸款人的法定資格、沒有對歐洲的銀行實行監管的權力(這兩個權力屬于各成員國央行及有關當局)、無權決定匯率政策(這一權力歸成員國財政部長)。因此，歐元的前景還有許多不確定因素，難以在短期內取代美元。

在外部環境無重大變化的前提下，中國經濟將在未來三十年左右達到美國的規模。屆時，我國很難再被動地依靠現有的國際儲備貨幣及其支持的金融資產。按名義匯率計，目前臺三地的經濟規模總和超過4萬億美元，占全球的7%,接近美國(或歐元區)的30%。未來二十至三十年，三地經濟總量將與美國、歐元區并駕齊驅，甚至可能超過這兩個經濟體。

人民幣、港幣、新臺幣的融合將是經濟上互利的最優金融制度安排，國際金融體系將演變為美元為主導、歐元與人民幣為歐亞兩翼的三元體系，而三個大陸經濟體的收益流將為該體系提供強有力支撐。此外、該體系再輔之以英鎊、日元，形成相互競爭、補充的格局。在國際交易中，美元的比例將可能降至50-60%，歐元的比例大致提高到20-30%，人民幣的比例可望達10%，英鎊與日元各占5%。這種局面不僅能夠減輕美元的過度負荷，降低系統風險，而且在競爭中形成制衡，避免不負責任的劣幣過度發行，擴大良幣的生存空間，達到“良幣驅逐劣幣”的狀態。

根據歐洲的經驗，現在就應制定中長期人民幣區域化的戰略規劃，并逐步落實。以前我們認為，國際金融體系的系統動蕩是較遙遠的事，但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亮起了紅色警號，即使僅從危機應對的角度，也需要提前進行準備。

人民幣區域化的關鍵是人民幣、港幣、新臺幣的融合。中長期內人民幣區域化是水到渠成的過程，難度遠小于歐元區的創立。這是中國的家務事，無需他人置喙。在步驟上，可首先考慮人民幣與港幣的逐步融合。名義上，港幣的穩定由與美元直接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保證;但事實上，19897-98東亞金融危機和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央政府都公開保證全力支持港幣的穩定，扮演了對港幣最終拯救者的角色。港幣的前景必然是與人民幣融合。人民幣的非全面兌換性并不妨礙兩幣先在交易及計量貨幣上的融合。其次，研究人民幣與新臺幣融合的方案與路徑;在海峽兩岸政治關系和平解決之上，逐步實施。

人民幣使用范圍擴大，這是人民幣區域化的自然延伸。當前可以擴展人民幣在官方儲備與貿易交易中的使用邊界。例如，擴大人民幣在亞洲跨國機制(中日韓與東盟的貨幣互換機制、可能的亞洲基金)中的儲備金比例，鼓勵周邊發展中國家采用人民幣進行雙邊貿易，對亞非國家的發展性優惠貸款可部分或全部采用人民幣提供，用于對我國企業產品與勞務的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