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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傳播策略論文范文

隨著社會日新月異的變化，社會上的一些不正之風以及市場秩序的無規范性對新聞傳播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作為一名合格的新聞媒體人，要時刻堅守社會主義思想，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為人民提供新聞服務。本文對新聞傳播中的倫理沖突以及應對策略進行了簡要的分析，希望能夠對未來新聞傳播的良性發展起到一定幫助作用。

1 新聞傳播中倫理沖突的相關內容介紹

1.1 新聞傳播中，公民隱私與新聞真實程度的倫理沖突

以周克華新聞為例，其前任妻子、戀愛中的女朋友、母親、孩子，甚至連曾經的同學和鄉親都因此事遭到曝光，讓我們認識到輿論力量的可怕之處。目前，媒體技術正處于迅速發展階段，但是媒體良性思維卻沒有得到發展。媒體工作者有義務以及權力為廣大人民群眾還原最真實的新聞，但是當公民隱私與新聞的真實性呈現發生倫理沖突時，新聞工作者應該首當其沖保護以及尊重公民的隱私權。現階段媒體方面容易把新聞傳播側重點放在吸引廣大群眾眼球上，不斷的挖掘新聞的賣點，往往侵害了他們的隱私權。為了構建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媒體工作者應該致力于還原新聞的公正性，從而對自身的社會責任感進一步提高。

1.2 新聞傳播中，職業道德與隱性采訪的倫理沖突

以記者暗訪某男科醫院為例，媒體首先接到了消費者對這家醫院的舉報，于是將茶水冒充尿液到此家醫院進行尿檢，醫院的監測結果是在茶水冒充的尿液里存在炎癥。從此項報道中，我們發現媒體工作人員并沒有真實而又客觀的去呈現事件的實際情況，而是采取主觀制造新聞的辦法，使醫患關系更加緊張。針對于此次采訪，記者可以選擇將自己的尿液到該醫院進行檢測，如果出現檢測結果異常，媒體再進行相關報道才更具有客觀性，也增加了報道的說服力，并合理的引起衛生相關部門對此事件進行關注。由此可見，社會道德與新聞傳播倫理之間的關系緊密。在新聞傳播中，媒體工作者是以主體地位存在的，因此，記者一定要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這樣才能為群眾引導正確的新聞取向。另一方面，隱性采訪是作為采訪的輔助手段和工具存在的，應該把握其尺度，維護隱性采訪的公共利益原則。

1.3 新聞傳播中，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倫理沖突

目前，媒體行業通常應用的管理機制是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模式，這就將其經濟效益擺在了首要位置。由于受到市場激烈競爭的沖擊，新聞工作者往往不能夠遵循新聞倫理，甚至以無中生有的態度去挖掘新聞，同時以煽情的手法來制造新聞或處理新聞。這就對新聞的分析、公正、平衡和客觀原則進行一定程度的藐視。新聞傳播不應該與娛樂傳播混為一談，不能只是一味的增加受眾的感官刺激，還要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使新聞的品格以及格調進行提升。

1.4 新聞傳播中，新聞報道為首與扶危救難的倫理沖突

以南昌市北京東路窨井無井蓋新聞報道為例，在無蓋的窨井旁并沒有任何警示標志，導致一名婦女摔傷。一些居民便在窨井旁邊放置了一些雜物作為警示提醒。但是某網站的媒體相關工作人員為了可以拍攝到居民避讓窨井的照片，將雜物挪去，該項新聞傳播中，新聞報道為首與扶危救難就發生了倫理沖突。新聞照片的拍攝角度方面也許會增加一些警示說服務，但是它并沒有從人性化以及安全化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也缺失了最基礎的職業道德精神，這樣的社會良知缺失的行為在媒體行業中是不提倡的。

2 新聞傳播中理論沖突應對策略分析

2.1 媒體工作者要時刻堅守正義原則

針對于新聞傳播活動。新聞工作者的主要義務與責任在于維護最根本的社會正義，同時其道德指向坐標是正義感追求的方向。倫理學的有關道德情感和價值觀念的理論之一就是正義，作為一名合格的媒體人一定要堅持正義的職業素質，這也是其所要堅守的底線，這樣才能使新聞事件的真實性得到還原。

2.2 媒體工作者要時刻堅守隱匿原則

媒體相關工作者具有為消息源進行保密的權利被稱為新聞隱匿權，倘若未經消息源允許，媒體絕不能將消息源透露給第三方，這也是媒體人員所要承擔的一項基本義務。媒體的新聞隱匿權主要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在一定條件下，要以最適當的方式對消息源進行描述；其二，相關媒體工作人員要對不可求證或匿名證人的匿名消息持有警惕態度，并全面對該消息進行調查，確保消息的可靠性與真實性；其三，對于比較單一的匿名消息源，媒體不能夠持有依賴的態度，力求多方面求證該消息其他信息源。

2.3 媒體工作者要時刻堅守適度原則

由于我國社會正處于轉型階段，因此，媒體的發展情況能夠對社會輿論導向產生直接的影響。社會輿論的指向標準時媒體，在新聞報道中，如果發生倫理沖突情況，媒體工作者要堅持適度的原則，對負面的新聞報道要充分考慮報道的尺度、角度和量度等方面，并從中尋找該新聞的正能量。此外，媒體工作者要在保障新聞報道真實性的情況下，還應對輿論進行正確的引導。新聞媒體對一系列的社會現象的評論與揭示應該對其平衡點進行把握，不能一味的制造輿論壓力與政治壓力，并兼顧社會的發展與穩定，避免發生集體失語和傳遞消極信息的情況發生。

2.4 媒體工作者要時刻堅守避害原則

目前，由于媒體更注重經濟效益的原因導致其過度的迎合受眾，使得部分受眾的情感天平收到了不同程度潛移默化的影響。媒體工作者進行暴力或血腥的新聞相關報到時，要引導群眾看到該新聞事件仍是存在正能量的，保證與社會源源不斷的傳達正能量。此外，媒體工作者進行暴力或血腥的新聞相關報到時也也要積極應對倫理失范的問題，堅持最小傷害、保護未成年人和仁愛原則，使新聞傳播更加符合新聞傳播的法規和倫理，從而對新聞傳播倫理沖突問題進行有效的改善，并加以

解決。

第2篇：傳播策略論文范文

堅定人文價值取向的傳播理念

根據傳統的理解，所謂“人文”是教化、文而化之的意思，也是教養的意思，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本質。而人文精神則可定義為：把人的地位、尊嚴、價值、權利、自由和發展，放在首位關懷的社會文化的情操，即人文精神。由此可見，人類社會文化需要人文精神，而文化傳播過程中更不能沒有人文精神。

在當今多元化文化傳播的時代，人文價值是電視文化傳播最根本的價值，人文關懷是電視文化傳播最高的文化境界。即使新的傳播技術出現，傳播形態發生變化，電視傳播擔負的文化責任是不應改變的。我國電視文化傳播應以民族文化建設為導向，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服務。而在實際操作中，傳播者的文化價值取向因人而異，受眾的文化價值取向也截然不同。面對受眾千差萬別的文化價值取向，傳播者的正確引導顯得尤為重要。

《北緯30°?中國行》節目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是傳播者和受眾在文化價值取向上某一方面產生的共鳴。它以生活化的視角，在選材和拍攝手法上都是以一些普通人的生活為邏輯起點和終點。每一集節目，制作者都會以一種新的眼光去觀察發現，根據所到之處的自然與人文特征，為觀眾找到最具典型卻也是最普通的事物作為記錄焦點，用平民化的視角，在日常生活細節的抓取中展現了國家的變遷，通過最質樸的“文化回家”彰顯人文情懷。以第一集《舟山：海天之間》為例，在東福山島我們看到的是當地特色的漁鄉風情、小島風光，鏡頭中展現的日頭下海島戰士晾起的棉被、日落里乘著泡沫板劃船回家的漁家男人、海島居民獨特的鎖門習慣……節目中沒有神秘莫測的內容，沒有一板一眼的陳述，只是由一個個充滿真實情感的故事組成。這些記錄百姓最平凡生活的故事，到處洋溢著樸實的民俗風情，令觀眾有些許共鳴或可聯想之處，對家鄉產生親近感，形成一種強烈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

為了謀求與受眾的人文價值取向達到某種契合，展現真實的北緯30°風采，欄目組還通過多種宣傳方式進行拍攝線索的征集。例如，欄目組在到達湖南湘潭進行拍攝前，在其官方微博“CCTV遠方的家北緯30°”上線索征集信息，號召網民推薦當地的特色物產和美食。當攝制組即將赴湖北孝感進行拍攝時，也在微博上征集線索。尋找孝感麻糖、米酒的最傳統地道的制作方法、掌握這一技藝的老技人、老字號以及獨具孝感特色的好玩有趣的地方；讓大家回憶小時候吃麻糖、喝米酒的美好回憶等等。

拍攝前向大眾征集相關線索，不僅能讓百姓為節目更好的制作獻計獻策，增強互動，也能更好地落實人文價值取向的傳播理念。

強調文化語態融合的傳播內容

任何一種文化形態，如果不能與外界、與時代、與群眾建立有效的聯系，其價值就無法體現，傳播效果更無從談起。理想的當代中國電視文化傳播應該實現文化語態的三種融合。首先是多元文化與民族文化的融合。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電視文化也面臨著走向全球化。電視文化傳播應做到立足民族文化的前提下，積極吸收豐富多樣的多元文化，形成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文化形態；其次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傳統文化是靈魂，現代文化是創新。電視文化必須是這兩者的有效結合；最后是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的融合。大眾媒介，尤其是電視媒介的重要傳播功能就是提供娛樂和消遣。當下我國的一些電視節目片面追求娛樂化，使得電視文化傳播出現過于通俗化、精英文化被邊緣化的現象。這從客觀上迫切要求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的平衡。

北緯30度是一條特殊而神奇的緯度線，中國的魔鬼三角區鄱陽湖、死神的魅影百慕大、天下奇觀錢塘江大潮、揭不開神秘面紗的地中海、傳說中的奇跡巴比倫空中花園、千萬年的守護埃及金字塔等等，自然和文明的迷離和奇幻全都匯集于此。北緯30度充滿了種種奇異景觀，將世界許許多多的神秘和魅力聯系在一起?！侗本?0°?中國行》節目正是為了揭開這條緯線的神秘，用鏡頭帶領觀眾欣賞沿線的自然風光，體味當地普通居民的生活狀態，探尋背后的歷史文化內涵，向全世界展現中國壯麗的風景、豐富的民族文化。

在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和現代文明的無情沖擊下，中華民族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正在慢慢喪失?！侗本?0°?中國行》的創作者在節目制作中，運用現代傳播技術，注重對傳統文化的解讀與發現，考察傳統文化對現代社會的影響，讓觀眾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的魅力。例如第三十二期《古韻悠悠話安慶》中，鏡頭帶領觀眾領略了迎江寺、振風塔的寺廟文化，黃梅戲的戲曲文化。尋到了這些傳統文化在這座城市中的文化影響，更展現了豐富的文化給當地普通人生活增添的樂趣，也令這座城市更有生氣，更具活力。

《北緯30°?中國行》的欄目定位既不高雅之極也不落入低俗，觀眾定位也在精英人群和草根之間，謀求引發大眾的心理共鳴。因此，看似一部平常的大型紀實節目，卻打動了觀眾的心。80后年輕記者和團隊親身考察和采訪的方式，充滿時尚感，在普通人的生活中發現文化，在文化中探尋歷史。滿足低層觀眾領略自然風光、民俗風情心理的同時，也為精英人群展現中國文化的價值和傳承，給所有觀眾一種積極向上、健康平和的生活價值觀。

注重文化清新化的傳播形式

《北緯30°?中國行》區別于許多旅游類電視紀實節目宣傳和說教的拍攝風格和模式，以一種沿線吃喝玩樂、充滿小資情調的清新方式記錄和表現，為年輕人所喜聞樂見。節目最大的魅力在于清新的人文色彩，它關注普通百姓的人生故事和生存狀態，繪制北緯30°地區的文化地圖，讓觀眾在忙碌的生活之外享受一次韻味十足的文化旅行。

《北緯30°?中國行》以旅游的名義，用紀實的手法，由記者行走見聞，建立了一份當下中國人文生態的檔案。作為一部電視紀錄片，它的生命力也正在于所體現的人文內涵與文化品性。跟隨記者旅行的紀實呈現，該片每一集內容都將“找到一個人、尋到一處景、說清一個主題”。借助找人尋景的旅行過程，將每一個主題進行了微觀化表達。節目第八期《磐安：生活在大山里》，攝制組行走在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稱的浙江省磐安縣，親身體驗千年古村悠閑的生活。那里的大盤山被稱為“群山之祖、諸水之源”，是錢塘江、甌江、曹娥江、靈江的發源地之一。在大山深處欣賞民間絕技：“壽龜奉茶”，看深山里的古代茶葉交易市場；大山下村聽古老傳說，體驗藥農采貝母；徜徉古村落間看竹編藝人精工細作；與長壽老人面對面，聆聽養生之道。片中的每一處景、每一個人都表達了制作者對文化、民族、生命的感悟。自然的奇特美與人性的真善美，都被記錄下來，這種清新化的表現手法讓節目背后蘊含的文化影響深入人心。

如今，收視率至上的商業功能導向日漸擾亂電視人平靜的文化心態，呈現給觀眾的也是快餐式簡單而不健康的文化。在這樣的媒介生態下，《北緯30°?中國行》節目從傳播理念、傳播內容、傳播形式三個方面都做到了立足生活，感知文化。我們為這個既接地氣卻又韻味十足的文化之旅節目的播出而感到欣喜，這也給其他電視媒體文化傳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1.[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15頁。

2.梁婷婷，歐陽宏生：《電視文化：一種大眾的消費文化》，《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3）。

3.[美]約翰?菲斯克著，祁阿紅、張 鯤譯：《電視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5月版。

4.歐陽宏生：《電視文化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5月版。

5.童 兵：《理論新聞傳播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頁。

第3篇：傳播策略論文范文

【關鍵詞】新媒體 紀錄片 跨文化傳播 問題 策略

手機和網絡等新媒體出現之前，中國紀錄片的傳播渠道局限于傳統媒體（光盤刻錄發行、電視媒體等）和國際文化交流，其傳播范圍較窄，嚴重影響了中國文化的對內對外傳播。中國紀錄片的廣泛傳播應該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電腦進入中國并為廣大民眾所使用后開始的。新媒體的出現不僅為中國紀錄片增加了傳播渠道，為中國紀錄片商業化交流提供了平臺，也為中國紀錄片的國際國內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宜。但在中國，紀錄片的受眾率仍然較低，這不禁發人深思，在新媒體視閾下中國紀錄片跨文化傳播中所存在的問題以及應對策略。

一、新媒體語境下中國紀錄片跨文化傳播中存在的問題

1、社會民生問題關注單薄

新媒體的誕生為中國紀錄片創作者提供一個展示自己的平臺，除了專業的紀錄片網站，創作者可以將自己的作品上傳至視頻分享網站（如優酷、酷6等），這大大激發了紀錄片創作者的積極性。從宏觀上關注中國文化的紀錄片多是由體制內的電視臺或有資金實力的影視公司（創作的紀錄片多用于商業交易）制作的，這類紀錄片有《故宮》、《圓明園》等以及歷史人物題材類紀錄片。這類紀錄片的創作需要過硬的技術和雄厚的資金支持，所以小的民間團體幾乎不可能創作此類紀錄片。新媒體環境下，中國當下存在的社會民生和環境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得到網民的關注，但紀錄片對其的關注率相對其他電視藝術形式來說還是相對比較單薄的，作為紀錄片創作者，應該關注大家關注的社會民生和環境問題，改善我們的生存環境。

2、民間紀錄片創作人員缺乏制作技術和創新力度

1995年第一臺DV攝像機誕生并傳入中國以來，DV攝像機為中國紀錄愛好者所使用，“小話題和小視角是DV紀錄片的優勢”①，但它只是簡單記錄身邊發生的新奇的事。這種團體來源基層，他們的視角和選材往往更加貼近基層普通人的胃口，他們所拍攝的紀錄片故事和選題具有一定受眾性，但是往往由于未受專業訓練而在技術方面缺乏專業性，很多畫面的拍攝出現了硬傷，甚至鏡頭搖晃不穩，另外在故事講述上，也多是流于自然主義的紀錄，而不是按照一定的結構對社會故事進行有序的加工。紀錄片《老頭》是楊荔娜的處女作，創作于1996年至1999年間，相繼在日本、法國、德國獲得國際性獎項。作品獲獎不代表作品在制作技術上的精良，相反作品中出現了不少畫面拍攝和組接上的硬傷，對初次創作的楊荔娜是有情可原的，她本是總政話劇團的演員，拍攝《老頭》之前從未扛過攝像機拍攝電視片。在新媒體誕生以來，這些紀錄片有了更為廣泛的傳播渠道，同時也解決了紀錄片“播出難、發表難”的難題。由于新媒體傳播的自由性，可將紀錄片隨意上傳至網絡進行交流，但也暴露了中國民間制作者缺乏技術的缺陷。

3、未能產業化發展

當下，中國處于文化產業化發展的進程中，紀錄片產業化發展將是中國文化產業化格局中的一個分支。中國紀錄片要產業化發展，“就必須由產業化運營的基本要素入手分析。雖然紀錄片屬于精神產品，有其獨特性，但要實現產業化，就必須同其他產品一樣形成完善的產業鏈，生產、交換、流通、消費，四個環節缺一不可”②。縱觀中國各大紀錄片（紀實）頻道，多是自產自銷的小作坊制作，播出后也許就進了磁帶庫，而沒有流通和消費，而電視臺大多想到的是播出這個紀錄片所帶來的廣告費是多少，而沒有進一步消費紀錄片產品。

4、批判性負面效應的紀錄片普遍存在

由于新媒體自身凈化的延時性，即使有網絡刪貼或者紀錄片的網絡審核，在當下也不是很嚴格的，過于展示暴力內容的紀錄片或者過于批判性的紀錄片都會存在于新媒體中。當下中國處于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是記者，信息的傳播者，我們所制作的紀錄片可以完整的自由發表于網絡上。那么一些批判性負面效應的紀錄片將會暫時存在于新媒體。

二、新媒體語境下中國紀錄片跨文化傳播中的策略

1、充分挖掘具有中國特色文化的題材

全球化時代，中國的文化歷史在世界各民族傳播，吸引著各民族的目光。飲食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文化，2012年5月22日，由中國中央電視臺制作播出的，陳曉卿導演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在網絡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該片相繼在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等地電視臺播出。作品以輕松快捷的敘述節奏和精巧細膩的畫面，向海內外觀眾，展示中國的日常飲食流變，中國人在飲食中積累的豐富經驗。這部作品從各個方面來說都很成功，不但向國內外傳播推廣了中國各地的飲食文化，也提高了中國文化的國際地位。中國有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56個民族，由于地理環境、氣候環境、人文環境的不同，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民的生活習性、民族風俗、語言等不盡相同，除了人類學家以外，對每一個中國人或者外國人來講，并不完全了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新媒體為我們了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提供了便利。“馬斯洛認為，人的無意識深層有一種探索內驅力，它使人產生認識和理解客觀事物的愿望”③。因而學習和發現未知的事物會給人帶來滿足和愉悅。所以作為我國紀錄片創作者應當多挖掘富含中國歷史文化的題材的紀錄片，給創作者自身和國內外觀眾帶來滿足和愉悅，同時也可以更好地發展中國紀錄片。

2、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向世界展示中國特色文化內涵

相對來說中國紀錄片創作人員不足。人才是發展的基礎，沒有人才，紀錄片的發展將會遇到最為根本的瓶頸。中國各大高校都在開設廣播電視學和廣播電視編導專業，目前來說這兩個專業在為紀錄片創作培養主力軍，但是真正能夠培養紀錄片創作人才的高校無非是重點高校或專業院校?；蛘哒f培養的學生不少，但不能精于創作紀錄片。所以要從根本上加大紀錄片創作人才的培養力度，更好地展現中國特色的文化內涵。

3、加大與國外有經驗的紀錄片制作機構的合作力度

中國紀錄片制作精良化，所面臨的除了創作人才問題，就是技術問題（拋卻資金問題不說），縱觀中央電視臺紀錄片頻道所播出的紀錄片多是引進的，國內制作的紀錄片能在紀錄片頻道播出的少之又少。問題就在于自產自銷無法滿足于電視臺的播出。即使國內創作不少的紀錄片作品，但由于電視臺實行高清化播出后，多數紀錄片達不到播出標準，或者播出受到時長限制。目前中國在紀錄片制作技術上還沒完全成熟，那么只能靠引進播出，但引進的紀錄片多是傳播動物世界或者微觀世界，再是國外文化，那么要展示中國文化的一種渠道就是要與國外紀錄片制作機構的合作，這不乏有成功的例子。中國與國外紀錄片制作機構的合作拍攝最早是1979年與日本放送協會（NHK）聯合拍攝的電視紀錄片《絲綢之路》，時隔25年后（2004年）中央電視臺和日本放送協會（NHK）再次聯合拍攝的紀錄片《新絲綢之路》獲得了巨大的成功。2004年中央電視臺和英國廣播公司（BBC）第一次聯合拍攝了紀錄片《美麗中國》，在國內外也獲得巨大的成功。所以以中國目前的技術而言，應加大與國外有經驗的紀錄片制作機構的合作力度，傳播中國文化、自然生態資源。

4、推進中國紀錄片產業化發展

產業化是中國紀錄片做強做大的前提，因為只有產業化才能完成一個產品的“生產、交換、流通、消費”的四個環節，缺少一個環節將不能完成產業化發展，而目前中國紀錄片創作只停留在制作和播出，和少量的出版發行，而沒有體現交換、消費。這也是為什么電視紀錄片在中國是小眾化的原因，因為不能廣泛傳播也無法更多吸取新的收視群體，造成中國紀錄片節目收視率低。中國紀錄片產業化發展要注重品牌化，目前國內幾乎沒有紀錄片制作品牌。國外知名紀錄片制作機構的產業化發展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結語

如果不是網絡等新媒體的出現，如果不是新媒體傳播的便利性給網民和知識渴望者帶來資源，想要欣賞早期的紀錄片以及國外的經典紀錄片，將是非常困難的，或將要花費不小的資金通過各種渠道購買，這也增加了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的難度?！敖刂?013年6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5.91億”④，當下媒體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網絡、手機等新媒體異軍突起，為人們提供了更便捷的娛樂觀賞平臺。通過網絡等新媒體對紀錄片進行宣傳與傳播，是提高其影響力的一種有力手段。新媒體融入紀錄片創作后，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傳播渠道的局限，解決了“播出難、發表難”的瓶頸。雖然新媒體環境下中國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還存在一些問題，但為中國文化的國內國際交流提供了便宜。

【本文系河南省科技廳國際合作項目《新媒體環境下跨文化傳播與適應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34300510059）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倪祥保、邵雯艷：《紀錄片專題片概論》，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110

②陳宏，《中國紀錄片產業化發展亂彈》，中國紀錄片網，http：///

③任遠：《紀錄片的理念與方法》，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128

④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3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第4篇：傳播策略論文范文

關鍵詞：現代高職教學 教學技藝 教學藝術理論 構建

課 題：本論文由“教師隊伍建設―職業教育教師執教能力訓練與測評（二期）（國家改革試點項目2013）PXM2013_014306_000039_00044484_FCG”項目資金支持出版。

教學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技術、藝術。從前，教育界多半強調教學是一門科學，一門藝術?，F在，由于新的傳播技術已成為了教學的強勢輔助工具，教學技術被提到重要地位，并形成了教學技術學一門學問，師范院校還興辦了教育技術專業。從現代教學實踐來看，教學技術和教學藝術是互相共存、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關系，如果處理得好，就可以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一、教學技藝及其基本特征

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技藝”就是“富于技巧性的表演藝術或手藝”。教學技藝，就是教學技術和教學藝術的完美融合。

教學技藝至少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教師追求的創造性、技藝化的教學境界和風格；二是教師所運用的技藝化的教學策略、技能、技巧，按照美的規律所創造的技藝化教學活動過程，獨特的教學策略、教學風格和教學效果。前者是高水平、高層次教學追求的富有創造性的、給人美感的至高境界；而后者強調的是教師應當從智慧美的角度來設計和實施教學，使教學富有魅力，能吸引、感染、感動和陶冶學生。

現代教學技藝實踐表明，教學技藝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從效果上看，教學技藝的效果是最佳的、令人回味無窮的，能影響學生的學習、生活、修養，甚至是人生的發展。

第二，從形式上看，教學技藝所運用的教學策略、模式、方法與手段是靈活多樣、形象生動和睿智巧妙的，有足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能調動學生學習的主體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第三，從教學過程上看，教學技藝在遵循教育教學規律的基礎上，也應用創造與美的規律，使整個教學蘊涵豐富的創意創造性、審美性和豐富的美感。同時，教學技術手段也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教學技術與教學藝術的融合勢在必行。

第四，從教師素質上看，追求教學技藝化的教師，將科學美、教學技術美、教學藝術美、人格美為一爐，充分發揮其創意創造性，從而形成別具一格的教學技藝風格，全面提升了教學效果。

二、教學技藝論概念及研究對象

教學技藝論是新興的教學論的一門分支科學，教育界對其研究對象的思考并不一致，至今仍是眾說紛紜。列一些觀點或看法比較具有代表性。

教學技藝論研究的對象是教學技藝，即存在于教學活動中，使教學得以成功進行的內部機制和性能，以及規律、提高的途徑、方法和技巧。教學技藝具有雙重性：科技性和藝術性，即科學再現教學內容而求實的科技性和藝術表現思想情意（心靈）而求活的藝術性。

教學技藝論研究的對象應該是教學技藝活動規律及其具體運用。教學技藝活動規律是在教學技藝具體運用中表現出來的，離開教學技藝具體運用的現象形態，去研究所謂活動規律就成為虛無縹緲、不可捉摸的東西；而教學技藝活動規律的揭示和把握，可以大大提高教學技藝具體運用的水平和效果。兩個方面的融合構成了教學技藝的整體。

因此，筆者認為，教學技藝論是教學論的分支學科，其研究對象是教學技藝活動及其規律、實施策略。

三、研究高職教學藝術的意義和價值

與發達國家大學教育相比，我國現代高職教育起步較遲，教學技藝的研究很不足。但是，一些優秀的高職教師在提高其教學水平的同時，也在探索、實施高職教學技藝，并逐步形成高職教學的藝術風格。

1.高職教學技藝研究的理論意義

從理論層面來看，雖然有個體的教學技藝實踐，但是還沒有形成一種理論體系。這樣一來，如果從理論上借鑒普通教育的教學技藝論的研究成果，開拓并逐步深化高職教學技藝理論的研究，就可以促使高職教學技藝論得到系統的論證，并成為一門新的相對獨立的學科。現在，國內已經出版了普通教育的教學技術論、教學藝術論專著。借鑒這些研究成果，探索、總結高職教學技術實踐的經驗，可以較快地對高職教學技藝實踐問題，做出富有說服力的理論論述，幫助高職教師從理論上認知高職教學技藝問題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并加快探索、研究和實踐。

2.高職教學技藝研究的實踐價值

創建高職教學技藝理論的目的是運用所發現的高職教學技藝規律，指導高職教學技藝實踐，使高職教師的教學技藝實踐逐步上升到自覺自為，并進入自由自在的境界。實際上，教學技藝論是教學策略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常重視應用性的微觀教學策略研究，可以幫助高職教師切實掌握、運用教學技藝規律，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主體性和主動性，大幅度提高教學效果和效率；同時，由于教學技藝能將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統一起來，對于培養知識情意并重、全面發展的人才也有積極的意義和不可替代的價值。一個教學技藝水平高的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共同創建引發教、學靈感的教學情境之中，生成新的教學目標和新的教學問題，形成教學技藝創意創新。

四、探索和構建高等職業教學技藝理論的現實性和可行性

目前，還沒有出現系統的高等職業教學技藝的理論。教學技術與教學藝術是密切相關難以分開的。現在，由于現代傳播技術和設備、教育教學技術的發達和普遍應用，教學藝術和教學技術已經密切結合，甚至融合在一起，換言之，已經熔為一爐。因此探索和構建高職教學技藝的理論，已經完全具有現實性和可行性。

五、高職教學技藝論的內涵

教學技藝是由多種要素、多方面內涵組成的高度復雜的系統和具體的教學實踐活動，要揭示其內蘊的規律性和應用的規律性，就需要借鑒、應用多種學科（技術論、藝術論、教學論、心理學、社會學、系統論、信息論等）的學問，從不同視角、不同層面進行研究，有時還需要幾門學科的協同配合研究。這種特點要求其研究者、實踐者具有一定的理論水平和比較豐富的實踐經驗，還要有探索的精神和堅定的信念。

六、高職教學技藝論的研究任務

對于構建高職教學技藝論而言，古今中外的教學技術、藝術理念、觀點、思想及實踐經驗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源，對其的深入發掘和研究是我們的任務之一。發現和揭示高職教學技藝活動的基本原理和規律，這是構建高職教學技藝論的核心任務。指導高職教學技藝活動實踐，提高高職教師教學技藝水平和效果，這是構建高職教學技藝論學科的最終任務和目的。任何教學學科的構建，都是根據教學活動的需要，用來指導教學技藝實踐活動的。高職教學技藝論學科的構建也是如此。

參考文獻：

[1]李如密.教學藝術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第5篇：傳播策略論文范文

關鍵詞: 多元系統論 晚清小說翻譯 翻譯策略 文化原因

1.引言

“多元系統論”是早期翻譯研究派符合邏輯的發展和超越[1]。描寫翻譯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元系統論”的創始人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佐哈爾將翻譯文學置于譯入語文學、社會和文化這個多元系統中進行考察,提出“多元系統論”和翻譯準則等重要概念。張南峰認為,從清末以來到五四時期,“隨著中國文化多元系統從強勢變為弱勢、從地區大系統的中心走到世界大系統的邊緣,翻譯系統從中國文化多元系統的邊緣走到了中心;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本文從多元系統論角度闡釋晚清的小說翻譯,并特別分析林紓和嚴復翻譯策略形成的文化原因。

2.多元系統理論概述

多元系統理論是佐哈爾在俄國形式主義和捷克結構主義的基礎上提出的。1978年,佐哈爾首次介紹了“多元系統”這個術語,它是指在某個社會中相互關聯的文學、半文學和文學以外的整個系統,包括“高雅的”、“經典的”文學形式和“通俗的”、“非經典的”文學形式。在創建自己的文學理論的過程中,佐哈爾不僅創造了“多元系統”這個術語,而且把它發展成“多元系統論”,試圖用它解釋所有書寫的功能,從中心的、經典的文本到邊緣、非經典的文本。多元系統理論的核心內容,就是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即各種由符號支配的人類交際形式,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視作一個系統。

翻譯在文學多元系統中既可占主要位置,又可占次要位置,具體要根據該文化里當時其它文學的狀態而定。占主要位置時,翻譯在塑造多元系統的中心部分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具體出現可以分以下三種情況:一是當一個多元系統尚未定型、文學的發展還處于正在建立的狀態;二是該文學在一組相關的文學體系中處于邊緣或弱勢階段;三是該文學出現轉折點、危機或真空階段。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原來的文學不單要借助翻譯文學來輸入新的思想和內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譯來提供。所以,這時翻譯活動就會占據主要和中心地位,扮演重要的創新角色。相反的,如果原來的文學系統處于強勢地位,已經發展完備時,翻譯便會處于次要地位,翻譯文學在文化系統中就會處于邊緣地帶。

3.晚清文學翻譯

3.1在中國翻譯史的地位。

晚清時期的翻譯,尤其是在小說、戲劇和詩歌各方面齊頭并進。首先,晚清的小說翻譯是中國翻譯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文學翻譯活動,這是任何比較文學史、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思想史都不能忽視的研究領域。其次,雖然嚴復的《天演論》在中國思想界打響了轟天炮,但就翻譯而言,僅以他的“信、達、雅”翻譯原則來囊括整個晚清生機勃勃的小說翻譯活動,則有失偏頗。晚清的小說翻譯數量巨大,內容豐富,理應引起翻譯研究者的興趣和熱情,然而一度被排斥在“翻譯”正殿之外。最后,晚清的小說翻譯所呈現出的工具主義和濃厚的政治色彩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同于以往只借鑒學習西方仍不失帝國尊嚴和文化優勢的科技翻譯,相反,它是士大夫文人對中國文化各層面進行思考和改良的一種努力。

3.2從多元系統論看林紓、嚴復翻譯策略的文化成因。

多元系統論的倡導者認為,接受方的文化決定了翻譯家的美學觀念,進而影響其翻譯過程中的策略。我們知道,在晚清時期,林紓、嚴復的譯作對原作的大量增刪極大地影響了譯文的充分性,對此,我們應該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審視其原因。結合多元系統論,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簡要地分析這種現象產生的文化成因。

首先,是因為晚清翻譯的興起是受當時內憂外困的社會大環境的影響,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有著功利主義的目的,翻譯者大都抱著實用主義的心態。當時沒有嚴格的翻譯規范,對翻譯的本質并沒有達到我們現在的認識程度。他們翻譯的目的主要是譯介傳播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而輕視或忽略原作的藝術價值。翻譯方法也以意譯為主。

其次,對小說的地位和藝術價值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清末各譯家雖然態度有所改觀,大量譯介西方小說,但也主要以譯介情節見長,而將小說中優美動人的自然景色描寫和人物心理刻畫大量刪減,在選材上也顯得良莠不分,這說明他們并沒有認清西方小說的真正價值所在。即使是林紓,他雖然有敏銳的審美感受和極高的鑒賞能力,但也仍不能擺脫傳統文化的影響。他評論名家小說,常常將西方名作拿來和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對比,這都說明他對西方小說藝術價值的理解還是較為膚淺的,他按照自己的認識增刪原作也就不足為怪了。

再次,翻譯者采用的譯法對譯作的忠實程度也有很大的影響。林紓是一位不懂外語的翻譯家,采用的方法是所謂的“西譯中述”的方法,口譯者的理解和表達在林紓的翻譯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同時代的譯者相比,嚴復稱得上是中西兼通,可他的譯作同樣的有大量的增刪現象。他雖然提出了“信、達、雅”,但在實踐中,“達旨”是他采用的主要方法。之所以用“達旨”的譯法,首先考慮的是西學論著用漢文表達之難,當然最重要的,是為了便于他“隨取發揮”,即結合西哲的論述表達自己的主張,這也是嚴復的用心。

最后,翻譯者的文化立場在翻譯過程中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譯者進行語言轉換的背后,實際上是對另一種文化和另一個世界的翻譯。在翻譯中,譯者的文化立場和美學觀念也滲透到他的文學翻譯、文化譯介和思維方式轉換的過程中。如果譯者以自身文化傳統為正統,不能正確理解和對待另一種文學(文化),那么他在翻譯中增刪誤解原作的情況就是不可避免的。晚清譯者們多以高等文明的民族自居,傲視西方蠻夷文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正是這種思想的體現。翻譯文學在當時的文化系統中屬于弱勢,處在邊緣地位。

4.結語

從多元系統論的角度看,在翻譯過程中,大到源語和目的語,小到譯者的語言功底、翻譯方法、文化立場等,都會對文本的轉換結果產生影響,而運用這個理論,我們可以發現翻譯背后隱藏的文化因素,以便更好地理解原文和譯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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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ven-Zohar,Itam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1990[A].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ondon: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2000.19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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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南峰.從邊緣走向中心:從多元系統論的角度看中國翻譯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外國語,2001,(4).

[5]王繼權.略論近代的翻譯小說.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43-55.

[6]朱光潛.談翻譯.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

[7]埃文?佐哈爾.張南峰譯.多元系統論[J].中國翻譯,2002,(4).

第6篇：傳播策略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新疆外宣英譯，多元系統理論，邊緣性，充分性，本土化

 

一、引言

隨著中國與世界各領域的對話日趨頻繁，新疆作為中國的一個子系統也逐步參與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中。新疆外宣英譯活動頻繁也是史無前例的。筆者打算結合埃文· 佐哈爾創立的多元系統理論對新疆外宣英譯呈現的特點進行描述。

二、理論簡介

多元系統理論是埃文· 佐哈爾與20世紀70年代在發展了俄國形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將翻譯作為文化系統中的子系統來看待。他認為語言、文學、政治、意識形態等是相互作用的若干元素的混合體，他們共同構成一個多元系統。這個多元系統是動態的、異質的、系統的。他描述了動態分層和系統產品，還強調系統的歷史性，不能把歷史事物錯誤的看作一系列互不相關的事件（1990）。隨后佐哈爾的弟子，著名翻譯理論家，以色列學者吉迪恩·圖里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他主要對影響譯者的因素進行了描述。他認為譯者所從事的翻譯行為要受制于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詩學和贊助人等因素的影響，不受外界潛質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譯行為并非真空，譯者要考慮上述因素的影響來篩選文本。他提出了三類規范：初始規范本土化，預備規范和操作規范，由此衍生出翻譯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譯選擇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英國當代翻譯理論家西奧·赫曼斯（2004）繼續發展了多遠系統理論，他認為圖里的規范提醒我們，譯文不可能與原文同一，譯者的介入無法避免，無法被清除。國內最早對多遠系統理論譯介的是楊自檢教授，隨后張南峰（2002）、謝天振（2002）、廖七一（2004）等也分別作了譯介和評論。張南峰教授認為“多遠系統理論是跳出文本外對翻譯進行研究”，謝天振教授評價說，“該理論對中國漢譯外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辜正坤,劉宓慶結合該理論形成了新的翻譯理論假說。該理論擺脫了以往僅從語言學角度解讀翻譯的缺陷，翻譯活動推向了前臺，放在大的社會環境中進行探討

三、對新疆外宣英譯的解讀

1．新疆外宣英譯的邊緣性與發展性

多元系統內的各子系統地位不平等，有的處于邊緣，有的處于中心，他們之間處于斗爭和交替中。從《西域翻譯史》（熱扎克·買提尼亞孜，1997）和《新疆現代翻譯史》（陳世民，1999）中，我們發現新疆翻譯從周朝開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漢語和西域個少數民族語之間，其次是與俄羅斯，中亞各民族之間的翻譯交流。英譯活動在新疆翻譯史上幾乎是一片空白。雖然有極個別的作品，如《福樂智慧》《江格爾》等被外譯，也是由他國人根據他們的需要節譯的。新疆外宣英譯在新疆翻譯史上處于邊緣地帶。

直至90年代，隨著國家倡導以開發新疆的旅游資源帶動全區的經濟發展，有些書籍不斷被譯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瑪依奇觀》、《中國烏魯木齊》、《新疆新貌》、《福樂智慧》。隨著新疆英語教育和對外的發展，新疆也開啟了英文網站，新疆電視臺也有了自己的英語頻道，新疆各地成立了一些對外翻譯公司。新疆大學與2001年起本土化，開始招收翻譯方向的碩士，一部分學者開始參與全國英譯漢，漢譯英的探討。《語言與翻譯》，《新疆大學學報》及全國其他期刊上不斷有關于新疆地名，新疆旅游，新疆飲食等英譯規范探討的文章。從以上信息我們可以看出，新疆外宣英譯初出茅廬，在中國外譯系統中還處于邊緣地帶，翻譯理論發展還很弱小，翻譯實踐中存在很多的問題。但新疆外宣英譯這個子系統也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張力，新疆外宣英譯也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而發展起來。

2．新疆外宣英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

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和翻譯策略有很大的影響（埃文·佐哈爾，1990）。新疆外宣英譯在文本選擇和譯者的翻譯策略上受到譯者本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v向觀察中國外宣英譯書目名稱：《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瑪依奇觀》、《中國烏魯木齊》、《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譯書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與中國發展新疆的以旅游為先鋒帶動全疆經濟發展（鄧新民，2000）的政策上。而西方譯者對新疆的英譯因受其固有的對新疆的認識而出現片面性和錯誤的解讀。如：though 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 Levinson，KienChristenson,1999）從譯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歷史。而整句話更反映出他所在的意識形態對新疆心懷叵測的政治意圖。而這就需要我們新疆本地的譯者站在愛國，愛自己的家鄉的立場上清楚明了地給以回應。不能讓我們在解讀自己的文化上出現“失語”現象。

3．部分新疆外宣英譯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連城指出，外宣英譯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外國人了解中國。圖里在解釋“翻譯規范”時，將其稱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1998）。目標語讀者的接受性是譯者在外宣翻譯中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譯者在進行外宣英譯時，應了解外國人對我國外宣英譯的普遍的態度.外國人認為中國的大眾媒介過于呆板，我國讀者喜歡的華麗抒情性的文體，在外國人看來只能是減少傳播的清晰性和效果，甚至被認為是空洞和冗長，夸大宣傳。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國的計量單位，或使用修飾性的計量給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覺。新疆外宣英譯存在此類問題，請看以下的譯例：

（漢語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 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國人喜歡用“早些時候本土化，什么什么事情過后，后來，曾經”，等中國人自認為的大事來表示時間段。殊不知，這只會令外國人費解，增加文本解讀的信息量。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時間，不得而知，還不如直接告訴那一年的時間為好。以及“later”，直譯為漢語的隨后，但在時間差上，與漢語的隨后有一定的差別，漢語的隨后強調動作發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強調這一點。所以該英譯文本內容拖沓，簡單的信息被復雜化，令人費解，其結果是削弱了英譯文本的可接受性，宣傳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戰。

4．新疆外宣英譯的“本土化”

雖然我們在外宣英譯時，將讀者作為影響英譯的因素之一進行考慮，但作者和讀者不是評判譯文的唯一標準（埃文·佐哈爾，1990）外宣還在于宣傳自我，讓外國的讀者了解到不同于他們本國的別樣的風土人情或是打破他們“憑借想象捏造出來的形象”（薩義德），這樣就不能按照尤金·奈達所謂的“譯者必須完全滿足讀者的需求”來進行翻譯，而是讓“異質的東西”（埃文·佐哈爾，1990）存在，創造一種陌生化的翻譯，旨在體現“本土化的翻譯”（姜秋霞，2009）。本土化的翻譯是楊憲益在英譯《紅樓夢》時保留的風格，他認為宣傳自己的文化就是要保留自己文化中最本質的東西。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緣政治（唐立久本土化，2009）和新疆通用語言的多樣性就決定了宣傳新疆文化，就要如實將新疆文化最本質的東西展現給世界讀者，其一來打破部分國家對新疆的蓄意的捏造，其二讓的文化走向世界。（漢語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Xinjiang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a little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 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wells connected by 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unique landscape.（Wang Hairong，2008）

該文本即從讀者接受角度出發，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首先，簡單明了將吐魯番的氣候狀況及其成因，并在講述氣候成因過程中清晰呈現了吐魯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讓外國游客了解了吐魯番不同于西方現代的灌溉技術。內容新穎、豐富但不刻板。其次，對吐魯番和坎兒井的名稱英譯上，遵循了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條例》的有關規定，“譯名處理以當地主要少數民族的地名稱謂為譯名的基準。”（謝旭升，2009：112）

四、結語

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使新疆對外宣傳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新疆外宣英譯是新疆對外宣傳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譯在日益強大的中國對外宣傳中處于邊緣地位，新疆外宣英譯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識形態影響和譯者解讀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譯想從邊緣走向中心，還需處理好在原文與意識形態，讀者接受性之間的關系；譯者也需加強對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讀。

[參考文獻]

[1]Even -Zohar, Poly-system Studies,Poetics Today11.1:53-72,1990.

[2]David Levinson，Kien Christenson，Xinjiang，Encyclopedia of Modern Asia, Volumn 6,1999.

[3]Toury ,G，Descriptive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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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段連城.對外宣傳理論初探[M]. 中國建設出版社，1988.

[6]鄧新民.推動旅游發展，促進西部開發[J]. 旅游，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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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謝旭升.特色漢英翻譯教程[M]. 新疆大學出版社，2009.

[15]余言，向京.中國新疆事實與數字[M]. 五洲傳播出版社，2009.

[16]張南峰.多元系統論[J]. 中國翻譯，2002，4.

第7篇：傳播策略論文范文

21世紀人類進入了數字化時代，全球范圍內掀起了應用互聯網的熱潮，各行各業都積極利用網絡技術來變革企業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方法。網絡營銷正是適應網絡技術的發展而產生的，一出現便顯示出巨大的發展潛力。網絡營銷是企業整體營銷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建立在互聯網基礎之上，借助于互聯網的特性來實現一定營銷目標的一種營銷手段。它以現代營銷理論為基礎，利用因特網的技術和功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客戶需求，是以達到開拓市場，增加盈利為目標的經營過程。網絡營銷的實質是利用互聯網對產品的銷前、銷中、售后各環節進行跟蹤服務，它自始至終貫穿在企業經營的全過程。互聯網改變了傳統的營銷風貌，它如同一種“萬能膠”把企業、組織及個人跨時空地聯結在一起。在這樣一種新的營銷環境下，網絡營銷呈現出其獨有的特點。

1.全球化

網絡營銷給旅游企業與市場帶來了無限的商機，同時也將旅游企業與市場推向一個更廣闊、更具選擇性的全球市場。互聯網信息量大，時效長，且信息交換不受時空的限制，可以隨時隨地全天24小時提供全球性營銷服務。

2.互動性

網絡營銷使得旅游企業與市場可以通過電子郵件、網上論壇等信息手段，與消費者作雙向互動溝通，實時了解消費者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意愿，建設一條與消費者溝通的有效渠道。同時信息的快速傳播與獲取，使得旅游企業與市場可以迅速掌握市場行情，及時調整營銷策略。

3.經濟性

互聯網提供了很多免費性的服務，它的媒體功能，可使旅游企業與市場全方位地展示自己的產品和服務，節省了實際傳統宣傳的資金，降低了成本。同時網絡營銷為中小或者不知名的旅游地提供了發展契機。任何旅游發源地，不論名氣的大小，都可以不再受當地各方面條件的制約，只需花極小的成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網站，向世界各地的游客進行展示。網絡營銷作為一種新穎的營銷方式，適應了信息化時代的需要。2l世紀中國旅游業的營銷將圍繞網絡營銷這一焦點展開，旅游業不能再依賴傳統經濟中固有的營銷模式，而必須轉變營銷理念，

二、我國旅游市場網絡營銷策略的創新建議

1.開展網絡營銷要針對游客的個性化需求

網絡實時互動的特性使消費者全程參與到營銷管理成為可能，消費者可以隨時按照自己的需求定制產品。網絡營銷面對的是買方市場，營銷主動權在消費者手中，我國旅游業必須貫徹以消費者需求為出發點的現代營銷思想，及時了解每位客戶個性化的4C需求，即顧客的需求和期望，顧客的費用，顧客購買的方便性，顧客與企業的溝通。并以此為前提做出使企業利潤最大化的4P策略。網絡營銷可以直接面對消費者，更大程度上尊重和滿足消費者的消費意愿和動機。

2.網絡營銷與傳統營銷的整合

網絡營銷比傳統營銷具有多方面的優越性，但我國旅游互聯網網絡基礎比較薄弱，互聯網并沒有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全部，還有相當一部分人不具備上網的條件，即使是網民也沒有達到只接受互聯網信息而忽略傳統媒體信息的地步。因此，實施網絡營銷要與傳統營銷相結合才能發揮更好效果。旅游業應充分利用網絡經濟得天獨厚的優勢，在最需要的時候，以最適當的投入，構造最適合自己特點的上網計劃和模式，同時要不斷增強技術實力，完善網站，實現網絡營銷與傳統營銷的整合與發展。國外電信業依靠互聯網的優勢開展商務活動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國旅游市場應該借鑒外來經驗，結合自身的特點和內部條件，不斷發掘旅游網絡傳播的潛力。傳統企業向互聯網的轉型已是大勢所趨，電信業如果不及時參與互聯網的建設，必然會輸掉未來的商機。而在潛心做信息基礎建設的同時，又不能忽略傳統營銷渠道的優勢。傳統營銷與網絡營銷兩手都要抓，只有在這個原則下，才會形成高效有序，富有活力的商業運作機制，電信業的管理才會走向成熟。

3.開展網絡營銷要制定合理的價格策略

合理的價格決定產品是否會給企業帶來利潤，是否會有廣闊的市場前景。針對旅游行業的特點，可采取以下幾種方式：

(1)新開發的旅游地價格較低定位，以物美價廉的形象吸引消費者，擠占市場，降低成本，謀求穩定的利潤；

(2)分時段定價。將旅游市場按不同時段形成相對應不同級別的價格區，便于游客按值選擇比較；

(3)設置價格討論區，與游客協商定價。根據游客自身的旅游愿望制定初步的旅游方案，并參照游客的期望價格調查結果，制定合理的方案。

4.加強管理監督

旅游業是一個綜合性行業，政策上要求政府各部門之間互相支持和協調，與開發商合作，形成旅游業發展的合力；法制上要盡快制定相應的旅游法規，規范旅游環境，實行經濟運作法制化，以降低投資風險、保障投資者合法權益；服務上加強全民主人翁意識的教育，樹立游客即是上帝的觀念，積極創建更多優秀旅游城市，凈化旅游服務環境。如果監督不力，政府政策失靈，就會產生各種問題。比如很多開發商認為，投資旅游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獲得經濟效益，再來考慮社會效益。在這種理念指導之下，一旦某旅游開發商好不容易拿到某旅游地旅游項目的開發權，就勢必竭盡全力去開發，造成旅游資源的破壞，或造成在短期內旅游地的壓力過大，人為的導致資源的過早老化、破損、衰竭，導致旅游地的環境污染。鑒于以上問題的出現，旅游管理部門應加強對旅游開發商、旅游地經銷商的管理監督工作，防止其利用旅游地進行尋租。政府一方面要加強旅游地的規劃，另一方面，規范旅游開發商、旅游地經銷商的經營行為，嚴格杜絕以犧牲環境資源及其他社會利益為代價的旅游實施行為，樹立起保護資源比獲得短期的經濟利益更為重要的理念。

總之，旅游業是一項綜合性的服務產業，又是一個經濟文化產業，屬于第三產業的范疇。與此同時，營銷管理是新興起的管理學門類的一個學科分支。中國加入WTO使中國的旅游市場融人世界旅游市場競爭當中，這就要求我們更要積極研究旅游市場營銷管理，把現代先進的旅游市場營銷理念引進中國旅游事業，這就要求我們大力發展旅游營銷，同時要加強營銷管理，促使中國的旅游市場渴望盡快走向成熟，為我國實現2020年旅游發展目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起到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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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牟敏熊元斌:體驗經濟時代的旅游體驗式營銷.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7,(1):127-129

第8篇：傳播策略論文范文

（東北師范大學 學部，吉林 長春 130024）

 

 

 

摘要：

運用文獻計量方法和可視化知識圖譜（CiteSpace）對中國知網（CNKI）1994-2015年收錄的365篇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相關論文數據進行轉換、分析和制圖發現，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熱點呈現如下特點：從內容上看，逐漸形成了以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思話語體系、思想政治理論課、意識形態等聚類的研究熱點；從時間上看，以2007、2013年為節點將研究劃分為萌發期、爆發期和涌現期三個階段；從類型上看，逐漸形成了以“話語權”和“意識形態”關鍵詞命名的漸增型熱點和以“思想政治教育”和“”關鍵詞命名的穩增型熱點。深入分析研究內容可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前沿將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科學內涵闡釋、拓寬研究視域、豐富話語戰略實現路徑、優化元研究方式。

 

關鍵詞：話語體系；話語權；熱點；前沿趨勢；知識圖譜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13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749（2017）04－0061－06

 

 

 

 

 

 

 

話語問題的研究始于文學或語言學中的意識形態問題，逐漸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因此，客觀、全面地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發揮著重要作用?；诳茖W計量分析和可視化科學知識圖譜客觀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熱點與前沿，不僅為研究提供了客觀、直觀的研究成果，而且也為科學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前沿問題提供參考。

一、研究工具與數據來源

CiteSpace軟件由美國德雷塞爾大學的陳超美教授開發，它是應用Java語言開發的一款信息可視化軟件，主要基于共引分析（co-citation analysis）理論和尋徑網絡算法（PFNET）等對特定領域文獻（集合）進行計算，以探尋出學科領域演化的關鍵路徑及知識轉折點，并通過一系列可視化圖譜的繪制來形成對學科演化潛在動力機制的分析和學科發展前沿的探測。[1]這是“一款具有關鍵詞分析、作者被引分析、文獻被引分析等功能的應用于科學文獻中識別并現實科學發展新趨勢和新動態的軟件，適用于尋找某一學科領域的研究緊張和當前的研究熱點、前沿及對應的知識基礎。”[2]關鍵詞不僅是學術論文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學術論文的精華，是作者對文章主旨的凝練和概括，能夠敏銳、客觀、有效地反映出某一領域的研究熱點。[3]詞頻跳變算法為關鍵詞共現可視化分析提供了可能，“該算法主要通過考察詞頻的時間分布，將那些頻次變化率高、詞頻增長速度快的‘突顯詞’（burst term）從大量的題錄的常用詞中監測出來，用詞頻的變動趨勢，而不僅僅是詞頻的高低，來分析科學的熱點領域和發展趨勢”[4]。因此，以“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為題進行檢索，運用CiteSpace可視化軟件分析繪制出關鍵詞貢獻知識圖譜，探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熱點和前沿，為該研究提供可靠地數據支持，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的特點。

在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中以“條件：篇名（模糊）=思想政治話語/意識形態話語/核心價值話語/德育話語，時間=不限-2015年”為檢索式，并且經過學科類別進行精煉和篩選，得到有效的文獻365篇。其中，時間起始設置為不限，但檢索后發現研究1994年為起始；有效數據的篩選首先通過二次檢索的專業選項進行過濾，再通過查看文獻的內容，去除編者按、新聞報道、會議通知、重復文獻等而后得出有效文獻。檢索結果以Refworks格式導出、命名、保存。經由CiteSpace可視化軟件初步進行數據拆分為逐個文獻保存后，得到分析數據365個。在CiteSpace軟件中建立新項目，設置閾值如下：時間跨度為1994-2015年，時間分區是2年，術語選擇為突顯術語，節點類型選擇為關鍵詞，選擇標準設置為Top30，生成了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得到了317個關鍵詞網絡節點、611條關鍵詞間連線（圖1）。

由圖1可以看出，1994-2015年關于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共形成了53個主要聚類，且形成了以“合法性”（《合法性、現代性與話語權》，2009）、“思想政治教育”（《網絡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改革嘆息》，2010）、“魯迅精神”（《三次魯迅誕辰紀念活動與意識形態話語的轉型》，2005）等7個聚類，這7個聚類有形成了以“意識形態”為強熱點的聚類集合（圖1右側）。通過關鍵詞出現頻次排序可知，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關鍵詞以意識形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話語霸權等為主，不僅出現頻次高，且形成了較高的中心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熱點分布

研究熱點是某一時期內，有內在聯系的、數量相對較多的一組文獻共同探討的科學問題或專題。[5]“一組突現的動態概念和潛在的研究問題”可以代表某一領域的研究熱點。[6]CiteSpace軟件把研究領域概念化成研究熱點和知識基礎間的映射函數，在這個映射函數中包括三個核心概念：突變性探測、中間中心性和異質網絡，可用于識別研究熱點的本質，標注研究領域，及時識別新趨勢和突變。基于此，我們從內容、時間、類型三個維度上來探究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熱點分布。

 

1.內容維度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熱點

通過CiteSpace軟件自動抽取產生的聚類標識可以選擇具體化、具有實義的名詞性短語，經由對數似然率運行，形成了的圖譜較為全面地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領域的熱點，具有一定的客觀性。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以“關鍵詞（Keyword）”為網絡節點，運行生成了關鍵詞共現圖譜（圖1）。每個圓形節點代表關鍵詞，節點的大小是由關鍵詞出現的頻次疊加而表現的，表明其為研究的熱點程度。據表1可知，結合關鍵詞出現的頻次、中介中心性和初始年份，列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領域影響力較高的關鍵詞，結合軟件自動生成的報告，我們發現每年的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前30位的成果共形成了311個節點，53個主要聚類，其中有7個聚類較為突出，并直接指明了該領域內影響力較高的關鍵詞依次是：意識形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話語體系、、思想政治理論課、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意識形態話語、話語霸權、主流意識形態。這些高頻關鍵詞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應了學者們所關注的重心和研究傾向，亦即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熱點問題。

綜合考察圖譜中的關鍵詞節點發現，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熱點以國家意識形態和話語權問題為主，表明話語權問題是話語研究的核心；而研究趨向仍以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社會功能為主流，卻也出現了一些轉向——從意識形態工作話語向思想政治教育學科話語的轉變，即李憲倫等人嘗試構建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學的思路，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使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更為關注話語問題。此外，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以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用中國話語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的影響力和吸引力也成為學科話語體系建構的重要內容。

2.時間上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熱點

根據CiteSpace軟件進行突變性探測，進而探究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突發起始時間和突發強度，進而判定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發展脈絡。首先將數據的閥值c（最低被引次數）、cc（共被引次數）、ccv（共引系數）分別設置為（1，1，30）、（2，2，30）、（2，2，30）進行運算，得到135個關鍵詞節點，254條關鍵詞連線，網絡密度（density）為0.0281。為了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時間分布，對突發性參數進行調整，發現了該研究的前30個關鍵詞中出現了一個最強烈的引文脈沖（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聚類#1“思想政治教育”，該聚類初始文獻產生與1994年，引文最強烈期在2007-2013年，引文強度為6.7453。

通過圖2，我們可以發現2007年和2013年是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年發文量的拐點，據此我們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分為1994-2006年、2007-2013年、2014年至今三個時間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94-2006年，這是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成果初始階段。通過表2，我們可以看出，這一階段的研究熱點主要圍繞著“意識形態話語”、“政治意識形態”、“話語霸權”、“話語權”等標簽詞為主要研究內容，通過對數似然率算法（LLR）標簽詞檢驗發現話語策略、話語權、話語霸權、（國家）意識形態（變革）、話語、話語體系等中介中心性較高的節點名稱?？梢?，這一階段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主要和意識形態變革、國家意識形態、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體系與話語權的研究為主要內容。但是從突現率來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仍未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研究領域多于文學與意識形態話語相關，研究成果的數量較少、相關性不強、研究范圍不廣泛，且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相關程度不高，話語問題仍處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準備階段。而意識形態話語問題的研究仍在文學領域研究較多。

第二階段是2007-2013年，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熱點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德育話語、意識形態話語、國家話語權問題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學常規屬性的研究。從可視化圖中的數據顯示，在這7年期間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形成了39個聚類，較為突出的聚類有4個，且中心性較強，“思想政治教育”、“意識形態”的中心線強度分別為0.55和0.35，形成的主要聚類相互關聯和交織，形成了較為集中的趨勢，同時周邊有眾多小聚類，為主要聚類的補充和豐富。這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問題研究已經逐漸形成了主要方向，已成為初具學科特色的研究內容，研究視角不斷拓展。從突發性檢測結果（表3）發現，話語研究雖然較為分散，但經過2007-2011年的凝練，逐漸形成了自身的研究方向，形成了四個突顯主題，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進入蟄伏期。而從作者信息聚類分析，這一階段形成了以李憲倫為主、依托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學構建探研”產出研究成果23篇，極大地豐富了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成果，夯實了研究基礎。理性反思和分析研究成果發現，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研究視角從不明確逐漸走向清晰，研究方向從較為分散走向多樣，研究主題從多樣走向統一。這一階段的研究初具規模，雖未能形成較為穩定的范式，卻對核心概念、研究方向進行了一定的探索。

第三個階段是2014年至今，是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熱點較為突出，“話語權”、“思想政治教育”、“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中介中心性較高，并且形成了以“”、“思想政治教育”、“意識形態建設”為主的9個聚類。從中介中心性、聚類數量聚類間的交互程度不難發現，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已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研究內容和研究范式。通過表4，我們檢驗這一結論，“話語權”、“思想政治教育”、“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等關鍵詞在出現頻次和中介中心性上較為突出，超過了前兩個階段的研究。結果顯示，這一時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體系（權）、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權）已成為研究熱點。同時，這一平穩發展預示著“涌現期”的到來。

3.研究類型上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趨向

通過對關鍵詞出現的頻次、中介中心性、突現率以及時間分布等綜合考察，可以列出四類具有代表性的熱點，分別為思想政治教育、意識形態、話語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話語。而根據高頻次關鍵詞的引文歷史（Citation history）分析功能生成的熱點的被引歷史路線圖（圖4）的比較來看，可以發現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漸增型熱點，包括話語權（圖4-1）和意識形態（圖4-2）。從節點“話語權”的共現文獻來看，共出現了68篇文獻，內容主要涵蓋了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意識形態話語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話語權、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權等內容。“話語權”具有話語權利或話語權力兩種意蘊。作為政治權利來說，話語權是指說話和發言的資格，即個人與社會組織爭取話語權的最終目的是使自己的言語能夠被認可和聽從，更多地是為了爭取自身的地位與權益。作為一種觀點和理論的影響力來講，話語權則是指這種觀點和理論所能影響和左右他人思想、被他人所認可并遵行的能力。[8]而意識形態話語權是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東西方在話語權爭奪的核心問題。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策劃者們通過顯性、隱性的方式宣傳西方的價值觀念、政治主張、生活方式，形成了強大的話語攻勢，運用話語權來影響彼此的意識形態。現代意義的“話語權”不僅僅是說話和發言的資格，而主要是指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意識形態主導權。因此，話語權的研究也就代表了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主要趨勢，更說明了“話語權”和“意識形態”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熱點趨勢。當代中國意識形態變革本質上，是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效能，即有效掌控社會意識形態的話語權。[9]

第二類是穩增型熱點，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圖4-3）和“”（圖4-4）。話語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較為新穎的方向，是從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學[7]的提出而日漸發展的，從時空分布來看，仍是一個較為新穎的研究方向。作為學科建設方向來看，思想政治教育和這兩個關鍵詞核心節點，引文歷史路線是按照一定的水平上下波動，且出現了上漲的趨勢。其中，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節點的引文文獻突破了81次。一方面，作為現代國家軟實力的核心，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國際性日漸突顯，不得不構建與世界交流的話語體系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價值實現，依賴于話語信息傳遞過程中，遵從話語主體的實際需要，與特定語境相契合，謀求話語雙方“共識域”的擴大和融合。[10]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經過30余年的發展，需要拓展學科發展的理論槽，需要在國際比較中突顯中國話語的影響力，以及理論的指導作用。關鍵詞“”自2008年首次出現，凸顯率（Burst）為0.05。雖然突現率較低，卻是頗具潛力的研究方向，在2014-2015年中就出現了40次，而通過引文歷史路徑看，其研究穩健型增長，而且近兩年的被引情況看，同比其他研究方向則表現出了迅猛地發展趨勢。由此可見，話語研究在話語研究中將是前沿問題，這也印證了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縱深發展和拓深學術槽的迫切需要。

三、結論與反思

運用科學計量分析方法和可視化圖譜的分析表明：從內容上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領域的熱點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意識形態、話語霸權、話語權、話語體系等主題展開，但主要圍繞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問題和意識形態話語問題兩個方向展開。從時間上看，以2007、2013年為時間節點，將話語研究分為“萌生期”、“蟄伏期”和“涌現期”三個階段，尤其是2011年以來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現，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一個波峰。從類型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熱點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漸增型熱點，如以“話語權”和“意識形態”關鍵詞命名的成果增速較快；另一類是穩增型熱點，如以“思想政治教育”和“”關鍵詞命名的成果增速穩定。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體系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穩定的研究熱點，揭示了話語研究的前沿和方向。

深度審查和理性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圖譜、數據和內容發現，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體系研究中亟待突破的問題包括：其一，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的視野局限，視角內容單一、不深入。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聚類分布和邊緣文獻的小聚類較少，話語研究的邊緣方向發展較少，說明其研究的視野不夠開闊。黨和國家意志及政策導向特征較為明顯，意識形態話語和思想政治教育話語作為研究的核心內容和主題，尚未形成多學科交叉探索話語問題的局面。由于話語研究視野的限制，話語的權威性較強，故而如何讓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更加具有影響力、吸引力將是研究的努力方向。其二，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戰略的實現路徑研究不夠開闊。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本身就是綜合的系統工程，涉及了教育、心理、傳播、哲學、倫理等多個方面的內容，話語本身的內涵也不僅僅是指語言符合，更多地強調解決實踐中的傳播載體，學科交流、國際交流中的特定表達方式。當前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研究多是基于主觀判斷進行的，缺乏對話語主體、話語對象、話語內容、話語路徑的探索，更缺乏對話語研究的研究和評價。因此，話語戰略實現路徑研究應該具有國際視野、時代眼光和中國情懷，更應與相關學科進行交叉碰撞，使話語研究既保持高勢位，又要有親和力。其三，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系統研究，是對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體系的要素結構和生成過程的探索，不僅需要探索話語意圖的生成與傳播的規律，而且應充分了解話語傳播者與接收者之間的現實狀況和真實需求，還要掌握話語傳播的技術和渠道，運用教育對象樂于接受、易于認同的傳播方式進行話語傳播。此外，加強對話語體系的測評，客觀全面地評價話語體系，及時掌握話語研究、傳播和環境的的狀況，提升理論支撐傳播、傳播深化理論的內生動力，實現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的主導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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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俊華］

第9篇：傳播策略論文范文

內容提要: 金融詐騙罪屬于將結果作為目的的犯罪，其目的不屬于主觀的超過要素也不需要額外的證明;只要證明了客觀行為與主觀故意的存在，就可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此外，多數的金融詐騙罪屬于非法定的目的犯，而非法定目的犯的概念也有予以承認的必要。但是，必須正視主觀要素證明難的問題，堅持以法定目的犯為原則、以非法定目的犯為例外的方針。

一、是否所有的金融詐騙罪都要求非法占有目的

(一)學界的主要觀點

《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五節規定了八種金融詐騙罪，但只是就集資詐騙罪和貸款詐騙罪以及持卡人惡意透支情況下的信用卡詐騙罪規定了非法占有目的。那么，此外的幾種金融詐騙罪是否要求非法占有的目的? 這是學界近年來爭議較多的問題。對此，主要存在著以下三種對立觀點:

1. 否定說。該說認為，其他金融詐騙罪不要求非法占有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既然刑法條文沒有就其他金融詐騙罪規定非法占有目的，那么，其他金融詐騙罪的成立就不以非法占有目的為要件。①

2. 肯定說。該說認為，所有金融詐騙罪都要求非法占有目的。這種觀點認為，否定說的理解是片面的，“刑法分則的某些條文之所以明文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或以營利為目的，是為了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而在一些明顯需要非法占有的目的，又不至于出現混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場合，刑法分則條文往往并不明文規定非法占有目的。這樣的情況幾乎出現在各國刑法中。”“刑法雖然實質上要求具備某種構成要件要素，但因為眾所周知、廣為明了，而有意從文字上省略對其規定?！雹陉惻d良教授也認為，金融詐騙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犯罪，刑法規定的各種金融詐騙罪無一例外地都必須以非法占有目的作為主觀要件。③ 2001年1月21 日《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之中，明確指出“金融詐騙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犯罪”，實際上是采納了肯定說的觀點。

3. 原則肯定說、折衷說。學術界之中，還存在著這樣一種折衷的觀點，即認為金融詐騙罪的構成一般應以非法占有目的作為主觀要件，但是“占用型”金融詐騙罪的構成無需具備非法占有的主觀要件，比如《刑法》第195條第(三)項規定“騙取信用證的”行為，構成信用證詐騙罪，但是騙開信用證的行為其主觀上可能只是為了償還債務和擴大業務，暫時占用資金，并無非法占有的目的。④

(二)筆者的基本主張

在筆者看來，原則肯定說的以上論斷，實際上涉及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問題。就是說，這里的所謂“非法占有”目的，是僅限于“不法所有的目的”，還是也包括非法“占有”的目的? 如果非法占有的目的= 不法所有的目的，那么確實在為了償還債務而騙取信用證的場合，不能說具有此種意義上的“不法所有的目的”。但是《刑法》又規定這種情況下的騙取信用證也屬于信用證詐騙罪，所以，要求所有的金融詐騙罪都具有“不法所有的目的”看來似乎不符合刑法的規定本身。但是，如果認為非法占有的目的= 不法所有的目的+ 不法占有的目的(實際上，就是等號前的占有是廣義上的占有，而等號后的占有是狹義上的占有，是作為所有權四項權能之一意義上的占有) ，那么，在出于償還債務的目的而騙取信用證的場合，由于能夠認定其具有(狹義的)非法占有信用證資金，所以其仍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關鍵是，肯定說所主張的“所有的金融詐騙罪都必須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中的非法占有，是廣義上的“占有”還是僅指不法所有而排除了狹義上的占有? 筆者認為，在一般情況下，由于金融詐騙罪是詐騙罪的一種特殊形式，規定金融詐騙罪的法條與規定普通詐騙罪的法條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競合關系，特別法條以符合普通法條為前提，不得減少而只能增加普通法條的構成要件要素，所以，金融詐騙罪的成立要求首先符合普通詐騙罪的犯罪構成。而就財產犯罪的定型性而言，由于(普通)詐騙罪屬于取得型財產罪，其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定目的犯)當然是指不法所有的目的，由此而言，金融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也應該是指不法所有的目的。但是，這是在一般意義上說的。由于法條的特別規定(如前述第195條第(三)項規定“騙取信用證的”行為，構成信用證詐騙罪) ，有些出于狹義的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實施金融詐騙(論者所謂的“金融詐欺”)的行為也被規定成相應的“金融詐騙罪”，那么由于法律的特別規定就使得這時的非法占有目的就是指暫時占有而非永久占有的意思。但是，由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字面上完全可以包括暫時性地(狹義上的)非法“占有”，所以，將出于償還債務等目的騙取信用證的行為解釋為同樣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不超出“非法占有目的”這一名詞所可能具有的含義，因此，這樣的一種解釋就應該是被允許的。由此，筆者認為，所有的金融詐騙罪都必須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這里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廣義上的，它包括不法所有的目的和狹義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且，由于金融詐騙罪是取得型財產罪詐騙罪的特殊類型，所以金融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原則上應該是不法所有的目的;但是在法律有特殊規定的情況下⑤，作為例外，這里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就限縮成了狹義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就是一時性而非永久性占有，并且具有歸還的意圖，相當于我們通常所謂的占用(并未超出“非法占有”一詞的可能含義故被允許) 。這里，關于金融詐騙罪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的目的”，筆者貫徹了“原則- 例外”的分析框架，在此意義上，上述折衷說的觀點也與肯定說達成了和諧的一致。

二、如何理解金融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一)目的犯的兩種形式:“將結果作為目的的犯罪”和“將后行為作為目的的犯罪”

前文指出，所有金融詐騙罪都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且這一非法占有目的原則上是指不法所有的目的而僅在法律有特別的規定的情況下也包括狹義的、暫時性地非法占有的目的。接下來的問題是，怎樣理解這里的“非法占有目的”與犯罪故意之間的關系? 這里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屬于“主觀的超過要素”? 是否需要進一步的證明? 實際上，這涉及對于目的犯的一種分類以及對于非法占有目的之性質的理解。

刑法理論上一般根據目的犯之實行行為與目的之間的關系，而將目的犯分為兩類，行為與目的之間是原因與結果關系、構成要件行為的實現就意味著目的可能實現的，這樣的目的犯被稱為斷絕的結果犯或者直接目的犯或者“將結果作為目的的犯罪”，前者一般是德國學者的叫法，后兩者則是日本學者的概括。盜竊罪被認為是這種目的犯的典型例子，只要盜竊行為完成，盜竊罪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也就實現了，不要求新的行為的加入。與此種目的犯相對，還有一種目的犯的行為與結果之間是目的與手段的關系，構成要件的完成并不規定著相應目的的實現，目的的實現需要行為人或者第三者的新的行為的加入。這種目的犯被稱為短縮的二行為犯(德國的叫法)或者間接目的犯或者“將后行為作為目的的犯罪”(日本的叫法) 。就此種目的犯的目的來說，由于不存在相應的客觀要素與之對應，所以也被稱為“主觀的超過要素”。例如，偽造貨幣罪的成立要求出于行使的目的，這種行使目的的實現就要求偽造的行為人或者第三者的新的行為的加入，而由于不存在與之相對應的客觀要素，是否具備行使目的的證明也就成為問題。那么，成立金融詐騙罪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目的屬于哪種目的，進而，相應的金融詐騙罪屬于哪種目的犯? 這關系到金融詐騙罪的認定問題，是需要辨析清楚的。

(二)金融詐騙罪屬于將結果作為目的的犯罪即直接目的犯，其目的不屬于主觀的超過要素

筆者認為，在金融詐騙罪這些要求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中，行為者的行為自身即規定著所追求的“非法占有”目的，行為與最終非法占有目的之間是原因和結果的關系———只要正常地實現了構成要件的行為即原因行為，比如只要是實現了貸款詐騙的行為，也就自然而然地實現了非法占有目的這樣的結果行為，而不需要另外實施其它的新的單獨行為。這里，非法占有目的存在著與之相對應的客觀化為構成要件的客觀行為，其非法占有目的也沒有超過客觀的構成要件，從而此等目的犯也就屬于“將結果作為目的的犯罪”而非“將后行為作為目的的犯罪”。⑥ 事實上，不但是各種金融詐騙罪應該理解為將結果作為目的的犯罪，而且盜竊罪、詐騙罪這樣的要求非法占有目的的取得型財產犯罪都屬于將結果作為目的的犯罪。值得注意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國學者新近的研究中，有觀點一方面堅持認為“盜竊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觀超過要素”，另一方面又認為盜竊罪屬于斷絕的結果犯⑦，這樣的觀點是自相矛盾的，屬于對于目的犯種類和對于“主觀的超過要素”概念的誤解。張明楷教授的近作也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種主觀的超過要素，不需要有與之對應的客觀事實”，但是令人費解的是，緊接著以上論斷，他認為“例如是否實現謀利或者傳播目的，并不影響走私物品罪的既遂”。⑧ 本文認為，由“是否實現謀利或者傳播目的，并不影響走私物品罪的既遂”來類比論證“非法占有目的屬于主觀的超過要素，不需要有與之對應的客觀事實”是不妥當的，因為，“非法占有的目的”與走私物品罪中的“牟利或者傳播目的”在屬性上不同，前者行為與目的之間實際上是原因和結果的關系，實際上也就意味著相應的行為事實已經規定著目的的內容、存在著與主觀目的相對應的客觀內容，所以不屬于主觀的超過要素，要求非法占有目的的目的犯屬于將結果作為目的的目的犯(不需要新的行為的加入) ;而走私物品罪中的牟利或者傳播的目的則不同，其行為與目的之間是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關系，目的的實現需要新的行為的加入，此種目的屬于主觀的超過要素，走私物品罪屬于將后行為作為目的的目的犯，所以，這里不存在這樣的類比關系。事實上，在同書的另外場合，張明楷教授也明確認為，“如果詐騙罪屬于目的犯，那么，它屬于斷絕的結果犯或直接目的犯，即只要行為人實施了騙取財物的行為，就可能實現其非法占有的目的。”⑨這樣看來，在不同之處張明楷教授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可能是不夠協調一致的。

(三)明確金融詐騙罪屬于將結果作為目的的犯罪的現實意義

更進一步的問題應該是，明確了金融詐騙罪屬于“將結果作為目的的犯罪”的現實意義何在? 其現實意義就在于其證明之中。由于金融詐騙罪屬于將結果作為目的的犯罪，存在著與其目的相對應的主觀要素，則我們在相應犯罪的認定之中，只要證明相應的客觀犯罪行為以及犯罪故意的存在，原則上就可以推定非法占有的目的的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不需要額外的、單獨的特別證明。但是，既然是推定就是允許反駁的。如果有證據證明行為人的行為盡管是故意但并非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那么，由于欠缺了成立犯罪所必需的要素，也就等于否定了犯罪的成立。就盜竊而言，實踐之中的“使用盜竊”就屬于此種情形。使用盜竊是出于狹義的、暫時性的非法占有目的，如果法律有特別的規定，那么，這樣的行為自然也應該按照盜竊罪處理;但是由于《刑法》并沒有這樣的明確規定，所以，只能認為，使用盜竊欠缺成立盜竊罪所需要的不法所有的目的，所以就不成立盜竊罪。這里，在筆者看來，司法之中的邏輯應該是這樣的，由于使用盜竊中盜竊的行為和盜竊的故意得以證明，所以推定行為人具有不法所有的目的，從而推定行為人的行為成立盜竊罪。但是由于可以證明行為人盜竊的目的是一時使用，所以由盜竊行為這一前提事實推論行為人具有不法所有目的的推定就被推翻，又由于這樣的出于暫時性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為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所以使用盜竊的行為因為欠缺成立盜竊罪所需的非法占有( = 不法所有)的目的，所以不能按照盜竊罪處理。對于金融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的目的之認定，也應該適用同樣的推定規則。

三、如何理解法律未作明文要求的目的犯

(一)多數的金融詐騙罪屬于非法定目的犯

所有的金融詐騙罪都要求非法占有的目的，都屬于將結果作為目的的犯罪，即斷絕的結果犯或稱直接目的犯?？墒牵思Y詐騙罪、貸款詐騙罪以及持卡人惡意透支情況下的信用卡詐騙罪刑法明文規定了非法占有目的之外，其他金融詐騙罪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目的畢竟沒有明確規定在刑法條文之中。對此應該如何理解? 這實際上涉及非法定目的犯(不成文目的犯、超法規的目的犯)的概念。按照法律對于目的犯的特定目的是否有明文規定，可以將目的犯分為法定目的犯與非法定目的犯(這是按照另外的標準對于目的犯所作的另一分類，不可與前述的直接目的犯、間接目的犯的分類相混淆) 。法定目的犯要求刑事法律明文規定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某種特定目的作為構成要件要素;而非法定目的犯是指雖無刑事法律明文規定，但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某種特定目的作為構成要件的犯罪。多數的金融詐騙罪正是屬于這種非法定目的犯。

(二)必須承認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

在我國，有學者不承認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認為目的犯以直接故意犯罪的犯罪目的為內容，以法律明文規定為特征，目的犯的目的必須由立法者在刑法條文中明確規定作為某種犯罪構成的必要條件，否則，不稱其為目的犯。⑩屈學武教授的近作，也對于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表示了一種否定性的態度。[11]但是，與此相對，我國較早研究目的犯的論文就已經承認了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如陳立教授指出，有些犯罪，刑法分則條文雖然沒有規定構成該罪必須具備某種特定犯罪目的，但從司法實踐和刑法理論上看，則必須具備某種特定犯罪目的才能構成該犯罪，即所謂不成文的構成要件。對于這類尚未被立法成文化的事實上的目的犯，尤須注意。[12]新近的論文也更多的是承認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如陳興良教授認為，盡管《刑法》沒有明文規定，但可以通過限制解釋將某些犯罪確認為目的犯，這就是非法定的目的犯。他進一步指出，“法定的目的犯與非法定的目的犯，是目的犯的兩種表現形式。兩者相比而言，法定的目的犯因為是有法律規定的，因此在目的犯的確認上是較為容易的。而非法定的目的犯，由于法律對于目的犯未作明文規定，因而容易產生理解上的歧義。[13]而劉艷紅博士更是深入探討了非法定目的犯的構成要件構造問題。[14]總體上可以說，非法定目的犯的否定說至今僅為極個別學者所主張，肯定說已經在學界獲得了廣泛的認可。我國《刑法》中的盜竊、詐騙、搶奪罪等犯罪中，法律條文并未明確規定行為人必須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但在刑法學理解釋上，卻沒有爭論地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構成要件。刑事審判也同樣持學理解釋的觀點。可以說，只要我們承認立法者的有限理性(立法能力、技巧、經驗等各方面的欠缺，并且立法者可能出于法條表述的簡短精練等考慮，無意或者有意地將一些應該法定化的目的犯非法定化) ，那么，刑法典就永遠不可能將所有的目的犯一網打盡地規定于法典之中，所以肯定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就是一種當然的立場。承認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是學界的基本共識，也得到了司法實踐的認可。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三)非法定目的犯必須作為法定目的犯的例外而存在

事實上，對于是否所有金融詐騙罪均要求非法占有，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否定說觀點，與對于非法定目的犯概念本身的排斥是相輔相成的，而這樣的一種立場，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對于目的犯立法價值的懷疑和對于目的犯之目的難以證明的擔心。確實，如果廣泛地承認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那么勢必帶來目的犯之目的(特別是間接目的犯的場合)難以證明的問題。承認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是當然的立場， (間接目的犯)目的難以證明似乎也難以回避。正是在這種“主觀要素”證明難的困難面前，否定說采取了干脆否定非法定目的犯的策略，但是，這卻是屬于因噎廢食———我們固然要正視“證明難”的問題，但是不應該就此而否定非法定目的犯本身。

那么，目的“證明難”的問題如何加以解決? 在本文這里，一方面由于大量的“將結果作為目的”形式的非法定目的犯之目的由于不屬于主觀的超過要素而不需要額外證明，這就使得證明難的問題緩解了大半。但是，屬于主觀的超過要素的、需要額外證明的非法定目的犯(比如偽造貨幣罪中的“行使的目的”)畢竟也是存在的，對于這一部分的證明難問題終究需要面對。對此，“在補充構成要件時持正確而且嚴格的解釋態度”[15] ，在目的犯的法定化與非法定化的對應關系上，必須明確以法定目的犯為原則，以非法定目的犯為例外。這樣說，不屬于對我國現

行《刑法》中的目的犯存在樣態和分布狀況的實然描述，就是說并不意味著筆者認為我國《刑法》中的法定目的犯多而非法定目的犯少(就金融詐騙罪來說，法定目的犯的數量就少于非法定目的犯) ，而是主要著眼于以下兩點考慮:第一，從解釋論和司法論的角度而言，我們必須清楚，法條上沒有標定目的的犯罪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才能被理解為目的犯，從而要求我們在甄別非法定目的犯的時候必須謹慎地遵循相應的甄別標準。“例外”兩個字本身就是告誡我們小心提防的警示燈。第二，從立法論的角度而言，主張非法定目的犯肯定論的學者一般都主張其目的應該法定化[16]，這也從反面驗證著非法定目的犯確實屬于法定目的犯的例外。將學說上公認的非法定目的犯通過立法的方式將目的法定化，從而使定型的例外上升為原則還是有必要的，這既可以因應罪刑法定原則明確性的要求，又可以盡量避免非法定目的犯在認定時的困難和隨意。

注釋:

①此種觀點的新近的代表，可參見董玉庭:《主觀超過因素新論》，載《法學研究》2005年第3期，第73頁;屈學武:《金融犯罪主觀特征解析》，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1期，第24頁。

②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頁。

③陳興良:《論金融詐騙罪主觀目的的認定》，載《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第1輯，第62頁。

④盧勤忠:《金融詐騙罪中的主觀內容分析》，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第25 - 26頁。

⑤ 當然這里也涉及到何種情況才屬于“法律有特別規定”的問題。筆者認為，如果法條對于罪狀的描述使得不具備不法所有目的的相應行為也被規定為金融詐騙罪，而做出這樣行為的目的又是暫時性取得財物等的支配權時，就應該認定這樣的行為出于狹義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從而，這樣的情況就屬于“法律有特別規定”。當然，對于這一問題需要進一步的分析。

⑥單曉華:《金融詐騙罪基本問題研究》，載《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第54頁。

⑦董玉庭:《主觀超過因素新論》， 載《法學研究》2005年第3期。

⑧張明楷:《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21頁。

⑨張明楷:《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頁。

⑩段立文:《我國刑法目的犯立法探析》，載《法律科學》1995年第3期，第44頁。

[11]屈學武:《金融犯罪主觀特征解析》，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1期，第23頁。

[12]陳立:《略論我國刑法的目的犯》，載《法學雜志》1989年第4期，第18頁。

[13]陳興良:《目的犯的法理探究》，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3期，第76頁。

[14]劉艷紅:《論非法定目的犯的構成要件構造及其適用》，載《法律科學》2002年第5期，第49頁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