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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藝術碩士論文范文

1.小學生的年齡心理特點與數學學科特點

小學生的年齡一般在六周歲至十二周歲，在心理學稱為學齡初期。這時期的小學生的心理特點是：是一對新奇的具體的事物感興趣，感知事物時，目的性不夠明確，無意性和情緒性比較明顯，對事物的主要與次要特點分辨不清；愛動、好問，注意力不夠穩定，很難長時間把注意力集中到同一學習活動上；善于記憶具體事實，而不善于記憶抽象的內容等。二是思維發展的基本特點，從具體形象思維逐步向抽象思維過渡，但這種抽象邏輯思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靠感性經驗的支持。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數量關系和空間形式的一門科學。三是應用的廣泛性。數學在生活、生產和科學技術有著廣泛的應用。小學生的年齡心理特點與數學學科特點形成了矛盾的對立。

2.興趣與小學數學教學

興趣是一個人積極探究某種事物或進行某種活動的意識傾向。學習興趣是學生對學習活動或學習對象的一種力求認識或趨近的意識傾向。興趣是學習的首要原因。因為學習興趣是學習動機，是學習積極性中很現實、很活躍的心理成份，它在學習活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當一個學生對某種學科發生興趣時，他總是積極主動、心情愉快地進行學習，而不會覺得是一種負擔。否則，學生就可能只是形式地、勉強地去學習。興趣可分直接和間接興趣。直接興趣是指對某一種事物或某一活動本身的興趣；間接興趣是對某一事物或某一活動本身沒有興趣，而對這種事物或活動的意義感到需要而產生的興趣。小學生以直接興趣為主。數學科目較之其它科目，能激發學生情感的材料較少，難以引起學生的直接興趣。因而，在小學數學教學中，培養學生學習的間接興趣很重要。怎樣培養呢？一是要注意引起學生學習數學的直接興趣。利用多種手段，通過教具的演示，學具的操作，變換練習方式等。注意使教學內容適合學生的接受水平，使學生不斷地獲取新知識，隨著數學知識的不斷擴展和加深，增強學生對學習內容產生直接的興趣。當學生對獨立思考的學習作業，運用數學解決實際問題等智力活動產生興趣以后，新知識、新方法的獲得往往伴隨著成功的愉悅，使數學學習增強吸引力。二是要促使學生的學習從直接興趣轉化為間接興趣，形成持久的學習動力。因為學好數學畢竟要付出艱苦的勞動，難免碰到困難，單靠對學習外部活動的興趣是不能形成持久的動力的。當學生具體了解到數學和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經濟建設以至日常生活都有密切關系時，數學課就成了一門有興趣的學科。三是開展多種形式的輔助活動，開闊學生視野，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3．直觀

在小學數學教學中，運用實物、模型、掛圖以及參觀、操作等手段進行教學，稱為直觀教學。直觀教學有助于學生獲得感性認識，就是通過實物或實踐，外界事物作用于學生的感覺器官而在學生大腦中產生的感覺、知覺和表象。直觀具有生動性、具體性和直接性的特點。直觀教學在小學數學教學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鑒于小學生的思維一般地還處在具體形象思維階段；而在小學數學教學中，他們要接觸并必須掌握的數學知識卻是抽象的，這就需要在具體與抽象之間架設一道橋。直觀正是解決從具體到抽象這個矛盾的有效手段。一是運用直觀，可以使學生獲得大量與數學知識密切相關的感覺、知覺和表象，在此基礎上再進行抽象概括，就可以形成數學概念。二是小學生形成的概念水平，與掌握感性材料的多寡有密切的聯系。在教學中，讓學生多看、多操作，目的就是要讓學生多積累感知材料。三是心理學實驗表明，在教學過程中運用直觀和操作，能調動小學生耳、眼、口、手多種感官參與學習活動，使學生的大腦保持興奮狀態；感知比較敏捷，想象比較豐富，思維比較活躍，有利于學生形成完整正確的概念，并且記憶比較牢固。所以從直觀和操作開始的數學教學，是幫助兒童掌握數學知識，培養學習興趣，發展智力和能力的必要途徑。

直觀在小學數學教學中，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只能把握個別而不能把握一般，只能把握現象而不能把握本質。在教學中，要引導學生從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不要停留在直觀的水平上。必須明白，直觀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教學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學生掌握知識，發展思維，并使之達到理性認識的水平。

在運用中，并不是在任何情況下，教學都要從直觀入手，在學生已有有關經驗的情況下，可以不必通過直觀，直接利用已有經驗建立新的概念。只有對所學的概念、法則等缺乏感性知識的依據時，直觀才是不可缺少的。直觀是為教學目的服務的，要克服為了直觀而直觀的傾向。

4．概念

反映對象的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叫做概念。數學概念是反映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和數量關系的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反映于概念中的對象的本質屬性的總和叫做概念的內涵。適合于某一概念的一切對象，好概念所指一切事物，稱為概念的外延。提示概念內涵的邏輯方法，即指出概念所反映的對象的本質屬性的邏輯方法稱為定義。概念是邏輯思維的“細胞”，人在頭腦中必須運用概念，才能進行判斷和推理。學生掌握知識的過程，就是掌握概念并運用概念進行判斷、推理的過程。在小學數學教材中對概念編排上有如下特點（由于兒童思維的特點和知識的局限）：一是概念的出現不可能完全按知識體系本身的要求。知識的體系的要求往往是從一般到特殊，而按兒童的認識規律則適于從特殊到一般。二是對概念的認識不是一次完成的。三是有些概念給予科學的定義，有些概念則不給定義，而通過描述或舉例說明的方法給出。

第2篇：藝術碩士論文范文

關鍵詞：工業設計 優秀碩士畢業論文 趨勢 分析

中圖分類號：TB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3）07-013-03

引言

在工業設計研究中，出現了很多優秀的相關碩士論文，本文從工業設計論文的研究方向以及發表數量等，初步分析出2000—2012年間工業設計發展的趨勢與變化，從而了解每個工業設計發展階段的新趨勢，研究成果以及仍然存在的問題。

一、分析方法與步驟

在《中國知網之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萬方之中國學術會議文獻數據庫》分別檢索論文以及會議文獻題目中包含“工業設計”關鍵詞的文獻，在《中國知網之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以“工業設計”為關鍵詞檢索結果，截止到2012年7月19日，為557篇。

二、結果與分析

1.時間分布。考慮到要對現有工業設計趨勢進行研究分析，所以選擇了較近12年（2000年—2010年）的論文，通過使用“工業設計”為關鍵詞進行搜索發現，2000年沒有相關優秀碩士，從2001—2003年相關碩士優秀論文屬于發展起步階段，從2004—2012年每年都會很多優秀碩士，屬于迅速發展階段，相關優秀論文增至557篇，2009年（88篇）是相關數量最高峰點。

經過推斷可知，在2009年工業設計的論文達到歷史最高的原因在于我國本專科擴招是從1999年開始的，自1997年以后，隨著廣大群眾渴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愿望的增加，對擴大高等教育規模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同時，考慮到國家快速發展的需要，1999年我國高等教育開始大規模擴招，當年本專科生招生數與1998年相比增長了47.4%。本專科規模的迅速擴大給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帶來了更大的壓力，而研究生的擴招能夠對本科生的就業壓力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因此，碩士研究生的招生規模也不斷攀升，錄取比例和入學率都在大幅提高。

2.作者分布。在檢索到的工業設計方面的優秀碩士論文中，作者主要分布在以下幾個學校中，可見相關院校的工業設計發展程度。如表1所示。

小結：由于優秀工業設計碩士論文具有一定的刪選性，由表1可以看出工業設計發展較快的院校，并且通過涉及最多的關鍵詞可以看到每所院校所側重的工業設計發展方向或者是發展程度較深的方向。

3.關鍵詞分布。從2000年到2012年，以“工業設計”為關鍵詞搜索的期刊論文中，論文的關鍵詞主要集中在產品設計、CAID構思與表達、設計教育教學、IDFORCNC（先進制造設備工業設計）、設計管理、綠色設計等。由于搜索分布時采用了關鍵詞“工業設計”，所以這里忽略“工業設計”關鍵詞的數量。所有論文相對較多的關鍵詞如下：可持續發展設計（綠色）、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學 語義學）、設計管理/用戶研究交互設計、CAID構思與表達、數據庫、設計教育、造型語言、工設工程（材料、工藝）、汽車設計、時尚設計、服務設計、品牌PI（產品形象識別）設計、人機工程、可用性、設計史、信息視覺化、故事版/情景設計、設計心理學、體驗/情感化設計、IDFORCNC。

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幾篇：2010年，北京服裝學院屈新波在《現代新材料在產品設計中的應用研究》{1}一文中論述了現代新材料在產品設計中的應用，借助于“需求”將產品設計與材料聯系起來。2008年，山東大學張志強在《面向家用健身器材的人機工程理論分析與研究》{2}一文中論述了如何運用人機工程理論對健身器材進行分析，以及針對相關器材人機方面的具體研究。2006年，山東大學吳蘭萍在《面向產品設計自動化的人機工程研究與應用》{3}一文中論述了人機工程學的定義以及與工業設計之間的關系，闡述了人機工程學的原理以及產品設計的不同階段的具體內容，此外還重點分析了現有計算機輔助人機工程軟件，例如JACK、SAMMIE、SAFEWORK等。2004年，武漢理工大學劉紅在《簡論設計項目管理》{4}一文中論述了由于市場競爭的激烈化，用戶需求的多樣化，項目管理的組織及團隊建設的內容與項目管理的執行關鍵，以及設計項目的生命周期。2007年，西北工業大學韓娟在《CAID系統的用戶界面研究及應用》{5}一文中論述了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方法，綜合認知心理學、人機工程學、計算機信息科學等對CAID用戶模型進行分析，將基于用戶模型構建的用戶界面原型引入到界面設計過程中。

4.影響力分布。在檢索到的期刊論文中被引用頻次最高的，排在前6位的論文，如表2所示。

通過引用頻次最多的文章中發現，關注最多的工業設計方向多為產品設計、交互界面方面。因為產品設計和交互設計的研究較早，所以時間早的被引用的幾率就很高。但也充分說明這些優秀論文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三、工業設計研究趨勢

工業設計從2000—2012年這12年間，發展速度是迅猛的，這一點可以從優秀碩士論文的發表數量日趨增多看出來，并且也是在跟隨著社會每一步的發展而發生著變化，從簡單地僅僅研究工業設計的表面內容，即“產品設計”，變成研究工業設計更加細節化的方面，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現在工業設計優秀碩士論文中，研究方面數量最多的依次為產品設計、設計管理、設計教育、ID FOR CNC以及可持續發展設計。

李北在2006年中國科協年會的會議論文《未來工業設計的多元化發展趨勢》{12}中闡述，現在工業設計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并且可以看到，工業設計是一種戰略資源，是國家創新戰略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工業設計正在向著跨專業跨學科的綜合領域發展。此外通過計算機使用的普及，工業設計信息化也成為主流。

通過對2000—2012年優秀工業設計碩士論文逐年的分析發現，發表的時間與內容和2000—2012年工業設計發展的過程、發展的主題是一致的。通過對這些論文關鍵詞的統計分析，可以看到工業設計在每段時間里發展的內容、重點、趨勢，這與社會的需求具有著強烈的聯系。

每篇論文的關鍵詞是不變的，在以“工業設計”為關鍵詞搜索到的碩士論文中，通過對新的一年與以往相比較新出現的關鍵詞進行統計，洞察出工業設計每個階段的新趨勢。如表3所示工業設計研究方向從泛泛的大方向上的研究，比如“產品設計”、“可持續設計”等，發展成為細分的研究方向。研究表明，從抽象的工業設計，變為具體的產品設計，后來人們發現工業設計離不開與社會、人的聯系，所以研究方向漸漸與社會、人聯系起來，最終發展成多方向的、細分的研究方向。這與現有工業設計研究人員對工業設計發展方向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

2000—2012年有關產品設計、人機工程學以及設計管理等成為研究的主要趨勢。此外，還可以發現每年相比前幾年新增的研究方向即是工業設計發展中研究趨勢的新方向。例如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一個新概念。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13}報告中第一次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那么工業設計對此也進行了研究，在2002年第一次出現在相關優秀工業設計碩士論文中。例如2002年湖南大學龔克在《非物質與可持續的工業設計道路》{14}中闡述了有關可持續的工業設計道路的相關內容。

再例如，在現代信息化的大背景下，計算機信息庫在工業設計專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2006年第一次出現有關數據庫研究的碩士論文。例如2006年東華大學孫明華發表的《設計藝術學專業建立設計材料數據庫的必要性研究》{15}。2009年山東大學郝松發表了《基于產品表象信息庫的工業設計構型方法研究》{16}。

同時也發現，由于優秀碩士論文是要在社會需求的大背景下提出，受發表時間和評審的限制，雖然相對滯后，但是也能夠體現出近十年間的工業設計的大體研究趨勢、新的研究方向。工業設計研究趨勢的發展變化受社會發展因素（技術、環境、國情、學科交融等）的影響較大。

四、結束語

2000—2012年，我國優秀工業設計數量以及發表的內容質量都有著質的飛躍，這也說明我國工業設計方面研究的水平日趨深入。但是從近幾年發現，已經存在研究過（下轉第16頁）（上接第14頁）熱的現象，主要表現在研究課題的重復性，例如人機工程學，此間不乏相關類似課題的出現。

從2000—2012年間優秀工業設計碩士論文中，可以看到工業設計事業發展迅速，方向由單一轉為多元化，并且呈現多學科融合趨勢。此外，研究趨勢受社會發展的因素（技術、環境、國情、學科交融等）影響較大，比如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工業設計專業與計算機應用越來越密切，因此出現了CAID等相關研究。可以看到工業設計的研究趨勢在以后會圍繞產品設計、計算機輔助工業設計（CAID）、設計管理等熱門話題展開。隨著工業設計的深入研究，也會出現更多新的設計概念，而這些概念一定是可持續性地圍繞用戶的人機設計，相信在以后的研究中，會有更多優秀的碩士論文出現。

注釋：

{1}屈新波.現代新材料在產品設計中的應用研究[D].北京服裝學院，2010

{2}張志強.面向家用健身器材的人機工程理論分析與研究[D].山東大學，2008

{3}吳蘭萍.面向產品設計自動化的人機工程研究與應用[D].山東大學，2006

{4}劉紅.簡論設計項目管理[D].武漢理工大學，2004

{5}韓娟.CAID系統的用戶界面研究及應用[D].西北工業大學，2007

{6}吳瑜.人機交互設計界面問題研究[D].武漢理工大學，2004

{7}周睿.基于可用性的手機交互界面設計研究[D].南京理工大學，2006

{8}楊大年.中國民間兒童玩具再設計研究[D].江南大學，2004

{9}王巍.ICAID系統的實現機制研究[D].湖南大學，2004

{10}王軍鋒.計算機游戲界面設計方法研究[D].西北工業大學，2007

{11}熊湘暉.產品造型設計的外觀質量美學評價理論及研究[D].昆明理工大學，2005

{12}李北.未來工業設計的多元化發展趨勢[R].中國科協年會，2006

{13}我們共同的未來[R].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

{14}龔克.非物質與可持續的工業設計道路[D].湖南大學，2002

{15}孫明華.設計藝術學專業建立設計材料數據庫的必要性研究[D].東華大學，2006

{16}郝松.基于產品表象信息庫的工業設計構型方法研究[D].山東大學，2009

第3篇：藝術碩士論文范文

關鍵詞：唐詩 意象 承繼性研究

從最早的《詩經》到后來繁榮發展的唐詩宋詞，動植物一直是中國詩歌史上歌詠不迭的對象。詩人或直觀詠物，或寄托深情，或諷喻時政。在此基礎上，詠物詩層出不窮，隨之發展起來的詩歌意象研究亦成為學界屢屢關注的重點。唐代是詩歌發展的鼎盛期，亦是詩歌意象表達的成熟期。在此階段，有專門對唐代詠物詩進行分類的專著，如陸堅編選的《中國詠物詩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胡朝陽的《唐詠物詩二百首》（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劉逸生的《唐人詠物詩評注》（中山大學出版社，1985）；陳新璋的《唐宋詠物詩鑒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徐正的《說唐詩?詠物寄寓》（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等，將唐代比較突出的詠物詩分別加以分類，指明唐詩中所涉及的動植物意象多達幾百種。另有梅慶吉編著的《唐詩動物園》《唐詩植物園》，分別對唐詩中出現的吟詠動植物的詩歌進行了收錄和分析。

就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唐詩意象研究成果突出，無論是對一類意象的整體解讀，還是對單個意象的具體剖析，包括某位詩人的主要意象，某類詩歌的主要意象，意象使用的密度、作用、文學特征、情感內涵等，無不觸及。唐詩意象研究雖未有專著，但期刊碩士論文多達上百篇，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整體意象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包括以唐詩意象為整體（如植物意象，動物意象，如對唐詩意象特征的探討等）的研究，也包括多個突出意象相結合的研究，同時也表現為某個詩人或某一類詩的主要意象研究。如南京師范大學石潤宏的碩士論文《唐詩植物意象研究》，統計出了唐詩中出現的近兩百種植物意象，并指出了其中出現頻率較高的松、竹、柳等意象；莫礪鋒的《論唐詩意象的密度》，對唐詩意象使用的密度、唐詩意象密度的合理性以及意象密度與意象類別之間的關系等方面進行了探究；河北師范大學王磊的碩士論文《論唐詩創作中的日月星辰意象》，將唐詩中比較常見的日、月、星辰意象放在一起進行考察，從多個角度論證了這三種意象對唐詩創作的影響；山西大學郭h的碩士論文《唐詩意象略論》，從儒釋道三教思想文化的融合著眼，探討了唐代詩歌意象呈現的基本特征。

二、單個意象研究

唐詩意象研究以單個具體意象的研究最為突出，其意象呈現亦較為豐富。如劉亮的《論唐詩中的“猿”意象》（中國韻文學刊 2008年第2期），選取了唐詩中的動物意象“猿”作為研究對象，分別從善援之猿、清嘯之猿、聽經之猿、豢猿與放猿四個層面進行了探討；青海師范大學楊微的碩士論文《唐代蟬意象研究》一文，亦選取了“蟬”這一具體意象作為研究對象，在對唐詩蟬意象進行系統地梳理和分析的基礎上，分別概括出政治屬性的蟬、離別屬性的蟬和光陰屬性的蟬，觀點新穎獨特；又如大學羅朋朋的碩士論文《唐詩舟船意象研究》，陜西師范大學楊珊的《唐詩東風意象研究》，山東師范大學李文佳的《唐詩黃昏意象研究》，江西師范大學彭海玲的《唐詩草意象研究》，暨南大學譚偉華的《唐詩燈意象研究》等，均是從單個意象的角度對唐詩創作的情感意蘊進行探討，且大多數為近幾年的碩士論文，此足見唐詩意象研究之熱。

除上面提到的一些常見意象外，其他諸如長江意象、海洋意象、天文意象、橋意象、扇意象、玉意象，甚至R子意象、眉意象都成為學者們關注的對象。筆者在簡單的梳理和分析中發現，在繁復雜多的唐詩意象中，動物意象研究極少。孔子說，讀《詩經》可多識草木鳥獸蟲魚之名，這在龐大的唐詩體系中更是有著最直觀的體現。從詩歌意象使用的角度而言，唐詩可謂草木鳥獸蟲魚無不涉及，但是就目前研究成果來看，獸意象研究相對單薄，只有很可觀的幾篇碩士論文。一是東華理工大學戴丹鴿的《唐詩龍鳳意象研究》，該文以唐詩為研究載體，從作為“祖靈象征”“皇權象征”的“天上龍鳳”意象和作為“君子象征”“愛情象征”的“人間龍鳳”意象兩個方面入手，探討了唐詩龍鳳意象的象征意蘊；一是暨南大學李征松的《唐詩中的瑞獸研究――以唐詩中常見的六大瑞獸為主要研究對象》，該文以六大瑞獸――麒麟、白馬、虎、鹿、獅、象為研究對象，對唐詩中的瑞獸做了深入考察，認為瑞獸意象是唐代盛世的符號，瑞獸精神的張揚彰顯出唐人獨特的人格魅力；再有就是新疆師范大學趙士城的《唐代邊塞詩中馬意象研究》，該文將馬意象置于邊塞詩中進行探究，考察了馬意象在邊塞詩中頻繁出現的原因，論述了馬意象在唐代邊塞詩中的流變，認為馬意象的變化與唐代社會現實的變化密不可分。

此外，筆者暫未覓得其他關于唐詩獸意象的個案研究，此足見唐詩在獸意象研究上的不足。相反，草木、風雨、蟲魚、禽鳥等意象卻是比比皆是。故而，筆者作出進一步思考：既然意象研究是目前碩士論文選題的熱點，唐代又是意象發展的成熟期，最重要的是，唐詩意象研究雖多且泛，但在獸意象研究上卻存在明顯的不足，可否以此為入口，選取一種大家喜聞樂見又具有一定文化內涵的獸類意象進行研究？比如，鹿意象就是唐詩獸意象研究存在的一個缺口，這說明唐詩意象研究仍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意象體系，有待學界的進一步挖掘。

三、唐詩意象比較研究

對研究對象進行比較闡釋是文學研究中比較常見的研究方法，唐詩意象研究亦不例外。

如陜西師范大學高衛國的碩士論文《李杜詩歌中動物意象的比較》一文，對李杜詩歌中出現的動物意象進行了梳理，在對其典型意象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指出其不同意象使用所透露出的不同情感內涵，該文系唐詩意象比較研究中最突出的一例；再如何鋒兵的《李、杜詩歌中“鳳凰”意象之比較》（古籍研究，2013年第1期），該文從“鳳凰”這一具體意象出發，對李、杜詩歌中同一意象的使用情況進行了統計、分析和探討。

從以上對唐詩意象研究現狀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唐詩意象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問題：首先是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唐詩意象體系；唐代作為詩歌意象表達的成熟期，其意象使用之多、之廣、之新，是其區別于其他朝代并為研究者頻頻關注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遺憾的是，學界似乎都只傾心于某個時期某位詩人或者某類詩歌的主要意象研究，對很多值得挖掘的單個意象研究存在疏漏，尤其是前文提到的唐詩中的獸意象研究更是乏善可陳。其次是對唐詩意象缺乏一定的承繼性研究；以筆者所關注的鹿意象為例，鹿作為一種意象在《詩經》中早已有之，并且相關研究成果頗盛。然而在詩歌的發展過程中，很多原本頗受關注的意象卻逐漸淡出文學視野，其原因究竟是意象本身的淡化還是研究者們的主觀忽視，值得深究。

就此，筆者以為，對唐詩意象的起源及其承繼性研究應有所重視，比如，可以將《詩經》意象與唐詩意象進行一個歷時比較研究，探究出唐詩意象對《詩經》意象的潛在繼承，從而梳理出一條唐詩意象發展體系。另外，在對唐詩意象承繼性研究的基礎上，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窺探出中國詩歌意象發展的一條隱性曲線，比如，某類意象的逐漸成熟或定型化，某類意象的衰退或新生。這是今后詩歌意象研究可以嘗試關注的點，期待學界的后續攄論。

參考文獻：

[1]嚴云受.詩詞意象的魅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3]石潤宏.唐詩植物意象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4]郭h.唐詩意象略論[D].太原：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5]李軒.試論唐詩意象的文學特征[J].廊坊師范學院學報，2007，（6）.

第4篇：藝術碩士論文范文

全書以此為線索，遴選出三位年齡相當、履歷相近、樂風相映，在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國際音樂舞臺上各執牛耳、獨具，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獨具特色的漢文化，尤其是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作曲家為研究對象，進行了跨時空、多維度的文化比較和深層的音樂創作思想研究。這三位作曲家分別是創造了“主要音技法”的德籍韓裔作曲家尹伊桑（Isang Yun，1917―1995）、自稱為“藍領”的旅歐日裔作曲家武滿徹（Toru Takemitsu，1930―1996）和“中美音樂文化交流的使者――”美籍華裔作曲家周文中（Chou Wen-chung，1923―）。這部中央音樂學院博士論文系列作曲理論編的首部作品已于2013年10月由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出版。

該書作者寶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樂學院作曲博士，師從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客座教授，亞洲愛樂國際樂團駐團作曲。

從結構上看，全書分為三個部分，分別對中日韓三國的歷史淵源及文化互動進行鳥瞰；分析比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觀念和藝術理念；對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藝術哲學觀和音樂美學觀而產生的不同的音響觀念進行綜合闡釋。最后，作者就具體作品分析過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氣息與創作手段的內在聯系作進一步的理論及理念的總結概述，進而得出結論及其展望。

筆者認為，該書的“創新”與“獨特”之處主要有以下幾點：

創新之處――

“311定理”在音樂分析當中的創造性運用

作者根據俄國畫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繪畫理論――點?線?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為：3+1=1）進行“三點一線一面”的分析。即：個人、祖國、西方（三點）；音響觀（一線）；作品風格（一面）。此舉不同于一些常見的音樂作品分析理論范式（如“結構――功能理論”、“接受美學”、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產生作品的客觀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種具體的音樂技術分析方法。于潤洋先生曾提倡音樂理論研究應堅持“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他說：“堅實的理論修養和淵博的歷史知識是使我們立于不敗之地的兩塊基石，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會對現實有一個真正清醒的認識和評價。”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這一原則，從作曲家相關的歷史、文化、社會事實出發，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別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體到某一部作品，進行譬如音樂結構分析、音高結構分析、音響形態分析等技術層面上的分析，并重點論述了對作曲家“獨門絕技”，比如對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響”的觀察，還有對武滿徹“音色音樂”與“點描配器”的整體觀察。

獨特的視角之一――

對文化與藝術關系的高度重視

1969年，英國著名音樂學家約翰?布萊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長文《人類經驗中的音樂價值》中，從民族音樂學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樂評價思路。他認為，音樂的價值必須在其所存在的語境（context）中考察：“音樂應該作為社會或個體的產品來研究”。從文化的角度出發對音樂作品進行分析，可謂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與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當中。作者對中日韓歷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對當下音樂創作領域內頗為復雜的民族性與西方現代性的主客體關系的再認識，以及對如何以西方現代作曲技術反映本區域或本地區的民族文化精神，進而通過研究東亞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樂歷程以及獨有的美學構架，從而梳理出具有現實意義與應用意義的理論手段。

當我們面對一棵大樹的時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葉，而很少看到樹之“根”，以及它所在環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氣，所以就不可能理解這棵“樹”（作曲家）為什么長出來的是這樣的“枝葉”（作品），而不是別的樣子。比如，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那是因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從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東西。該書認為我們在評價一個作曲家的作品時，不僅是要看其表象，還要追其本質，還要回頭去追溯這個作曲家為什么是這樣；不但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處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觀，所有這些都可能決定“作品”這個結果。

另外，本書從實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術，具有正本清源的價值，而不是按常規的做法，單純地將其歸納成某一種技術公式。從技術本身來講，理論家習慣把它歸納成一種公式，這樣也許便于教學與傳播，但試問這些大師中有多少是帶著這樣一種公式去創作的呢？也許他們只有一種開放的精神和躁動的心靈，從而導致他們產生一種創作的沖動。這種沖動促使他找到一種表現方式，而這種方式與其他公式其實是不一樣的。比如武滿徹的技術分析就很難歸納，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畫家對于油彩的駕馭都是由形象思維決定的，而不是說遵從了某種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爾?金特》第一組曲中的《晨曲》與北歐的冷空氣之間的關系。所以，我們說，對藝術家的具體探討一定要與文化結合起來進行，剝離了文化，便成了無源之水。

獨特的視角之二――

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書

與一些非作曲專業人士的“隔靴搔癢”的作品分析而言，本書不尋常之處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書，顯然這樣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個別地方綜合類院校作品分析領域里存在一種“一犬吠影，眾犬吠聲”的現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脫離了音樂本質，成為一種“玄學”，甚至一部“科幻劇”。因為缺乏專業的工具，分析的層面只能停留在華麗辭藻的堆砌上，始終不能深入挖掘，讀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門道。沒有與之匹配的鑰匙怎么打得開這把鎖呢？作曲是一門學問，不懂技術如同沒有鑰匙，所以打不開“這把鎖”。我們不能把畢加索的“胡來”不能等同于一個普通人的涂鴉。

音樂評價者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其認知能力、經驗知識和評價標準的制約。②作曲家本身積累的豐富的聽覺經驗、良好的作曲技術，以及個人的音樂、非音樂知識為其在做音樂評價與分析的時候，提供了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

作者在書中對三位作曲家音樂風格做出了精準的概括：玉樹臨風――踔厲亂畫――好好做自己，精煉地點出了他們的“形神”所在。

關于“玉樹臨風”的尹伊桑的研究論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內樂中的運用》③、《浸染則會東方文化觀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簡評尹伊桑的創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聲手法（上）――〈大提琴協奏曲〉1976簡析》④等十幾篇，這些論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體系為研究對象。

與其他兩位相比，國內對武滿徹的研究相對活躍一些，相關論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對作曲家早、中、晚期音樂創作的研究⑤，還有一些對其生平和傳統文化元素對其作品影響的研究⑥；對某一部具體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對武滿徹和聲技法的研究⑧，對電影配樂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為20世紀美籍法人作曲大師埃德加德?瓦雷茲的摯友，在其逝世后成為他音樂財產的管理人和權威解釋者，美籍華人周文中為中國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國事業發展的空間，并為中美音樂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⑩關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論文也有十幾篇，對作曲家音樂風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論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樂》{11}；《西器中韻 和而不同――周文中〈漁歌〉的音色移植與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對古琴曲〈漁歌〉移植的藝術觀念》{13}等。而近年來把東亞三國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韓裔學者劉貞銀（上海音樂學院西方音樂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寶玉正是基于對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別選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滿徹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進行了音樂結構分析、音高結構分析和音響形態分析。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樂為音響載體，雖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樂隊規模略有變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樂編制為主體來幻化東方之聲。這是作者選取分析對象的共性。

獨特的視角之三――

對“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獨到見解

19世紀后半葉興起的歐洲民族樂派是歐洲音樂浪漫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它為音樂的浪漫主義運動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氣。20世紀初，西方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音樂曾對亞洲的傳統音樂發生強烈影響。東亞三國迅速接受了西方音樂，但西方元素和傳統元素基本處于并置狀態，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尋求著民族文化身份。20世紀下半葉，西方現代音樂技法和觀念的傳入使亞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資源，在探索本民族現代新音樂的征程中更進了一步。可見，東西方音樂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帶來的是各國文化對“現代性”和“民族性”的雙重訴求。

人們通常認為：只有抵抗西方現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盤接受現代性的話就沒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寶玉并不認同這個觀念，而是通過對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與分析，并結合文史資料的閱讀，從而找到與西方現代性相承因的東亞現代性，以及東亞現代性與東亞古代文明融合的歷史淵源關系，進而提出并證實：現代文明是一個經起源、融合、發展，變異為相互關聯的一個綜合系統。并在結論中膽識、有主見地提出：

“問題的關鍵仍是我們有沒有能力和膽識直面處于‘主場’的西方，而不是‘避實就虛’地繞過西方；有無自信通過西方音樂技術理論進入本民族傳統進行國際化的文化梳理及藝術改造。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穿過西方現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傳統，而后再將經過整合后的、具有‘普世’價值的音樂作品帶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樂舞臺。”

結 語

音樂分析的途徑是多樣的，該書既有對作品的形態分析，如對音高、節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結合了歷史學、社會學、文化學等方法。無論何種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樂，并發現其隱含的價值。最后，筆者想借用標題“歲月的凝聚 時空的潤融”來結束本文：所有的音樂作品都是作曲家對歲月沉淀之物的凝聚與表達，同時經過了時間、空間的潤色、交融。讀完此書，也許我們能更理解書中“所謂作曲家的音響觀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藝術哲學觀和音樂美學觀而形成的”這句話了，而作者提及的東亞裔作曲家對東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構”態度值得世人參考借鑒，令人不禁頓悟：原來我們懷揣的“東方藝術及藝術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寶！

①于潤洋《肖邦音樂的民族內容――紀念波蘭杰出音樂家肖邦誕生一百七十周年》，《音樂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楊《有限的相對主義――論音樂的價值、質量及其評價》，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美學博士論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內樂中的運用》，上海音樂學院2012年5月，碩士論文。

④羅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聲手法（上）――〈大提琴協奏曲〉1976簡析》，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第32―43頁。

⑤相關論文主要有[日]渡邊未帆《1950年代的武滿徹――從五聲音階到意識流》，周耘譯？熏2007年第2期；許志斌《論武滿徹中期創作》，《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頁等。

⑥相關論文主要有許志斌《論武滿徹作品中節奏及實踐過程特征》，《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頁；許志斌《論武滿徹作品中音響的“空間構型”及其“時間塑形”功能》，《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頁；郭元、郭藝《“樹的鏡、草原的鏡”映射下的日本當代音樂》，《音樂創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頁等。

⑦相關論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亞地坪線〉的音樂結構――兼論音色在現代音樂中的表現和結構力作用》， 第15―21頁；馬莉《試論長笛作品〈voice〉的現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楊一博《東西交融的夢――武滿徹作品“吾聽水夢”的創作研究》，中央音樂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4月等。

⑧相關論文主要有許志斌《武滿徹〈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組織特征》，《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第91―95頁；王馨密《武滿徹〈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5月；魏揚《武滿徹〈詩篇幻想曲〉和聲排列的三維構架》，《音樂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頁；陳默默《談武滿徹作品〈雨樹素描〉的和聲技法及和聲語言特征》，《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第123―125頁等。

⑨劉嫣《武滿徹電影配樂的理論研究――以電影〈怪談〉和〈亂〉為例》，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碩士論文，2010年6月等。

{10}孫鏗亮《中美音樂文化交流的使者》，《音樂美學》第59―62頁。同類論文還有陳鋼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記周文中教授與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樂》，朱建翻譯，《藝苑》音樂版1996年第2期，第54頁―59頁。

{12}侯太勇《西器中韻 和而不同――周文中〈漁歌〉的音色移植與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樂府新聲》2012年第1期，第84―89頁。

{13}鄒昊《周文中對古琴曲〈漁歌〉移植的藝術觀念》，《音樂創作》2013年第2期，第109―111頁。

第5篇：藝術碩士論文范文

在文學藝術等各個表現領域，男性也不應該以女性附屬的形象存在，同時也需要多樣化、充實化。本文通過對性別研究理論成果的收集和整理，從男權中心文化、商業心理、大眾傳媒表現三個角度來探討男性所處的境遇及其帶來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

1.研究發現，男權中心文化的長期存在是導致男性集體失語的直接原因。男權中心文化直接作用于男女兩性之間，規定男性必須作為強者去支配資源(包括女性)，在傳統的性別期待壓力下，現代男性寫作碩士論文承受著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從某種程度上講，女性主義的單純文化批評同樣使男性背負“歧視女性”的惡名，因此，男性也同樣是男權中心文化的受害者，“第一性”的地位使男性承受太多無需去承受的壓力，這也直接導致廣告中男性形象僵化，形成刻板印象。

2.通過研究數據分析顯示，男性在消費領域并沒有作為主體而存在，他們只是支付者而并非消費者。傳統營銷學將女性作為主體，而將男性劃分于消費者的邊緣，因此男性市場并沒有得到很有力的挖掘，存在非常大的消費空間。這也影響了男性的廣告表現，廣告中男性出現頻率少，男性產品廣告少，針對男性的品牌少等等，男性只是女性消費的支付者，并沒有以消費主體形象出現。

3.廣告作為一種大眾傳播媒介，它重構了現實生活，也重構了兩性關系。中國廣告中仍然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并且將男女的角色固定化。廣告的目的是銷售，由于女性是備受青睞的消費主體，因此廣告直接作用于女性的傾向非常明顯，更多的調查數據表明，廣告中男性并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同時也說明了針對男性的廣告有很大發展空間。

第6篇：藝術碩士論文范文

大眾化教育下高職教育應“以人為本”針對生源的特殊性，構建基于人的發展的職業教育課程體系，從而提高教育教學的水平與質量。從受教育者和施教者雙視角下對高職數學課程建設進行多元分析，在貫徹國家教育方針指導下，以人為本進行高職數學課程改革。 

一、高職教育現狀多元化分析——以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為例 

從被施教者和施教者視角下對高職數學課程建設進行多元分析被施教者（高職學生）普遍存在人格的缺失、習慣的無形、知識的匱乏。對于普遍問題究其原因來自：（1）家庭背景造成的一種缺失。“家庭的愛”的缺失，留守兒童；父母離異兒童；所占的比例15%。（2）成長背景造成的一種缺失。成長過程中或讀小學、初中、高中，來自學校、老師方面的愛的缺失所占的比例40%。（3）社會背景造成的一種缺失。社會對高職的一種歧視。施教者普遍存在老中青的知識結構差異，中老年教師教學經驗豐富，教書及育人有一定的方法。但對新知識的接受及傳受有一定的障礙，教學方法也較保守。而青年教師由于接受新知識的學習，接受和傳受新知識有一定的優勢，教學方法不拘一格。施教者與被施教者應取長補短，揚長避短。 

二、基于教育現狀的高職高等數學課程建設多元化分析 

高職高等數學課程建設需面向師生，以學生為中心，以能力為本位，以專業為導向，強調學生整體素質的培養和身心素質的全面發展。可以做到以下五個方面：（1）五個銜接。即數學和所學專業對接；三類學情與三類課型對接；三種教材與三類課型對接；三類學情與三種實施方式對接；三類教師與三種實施方式對接。（2）三類學情。首先大一新生入學，第一學期有64學時將應用數學基礎知識傳授給學生，統一考核，通過各位任課教師一學期的觀察與考核結果將學情分類，兼之學生的選擇，在選取數學后期學習，將學情分為以下三類：學情Ⅰ：學生的知識與技能、思維、解決問題能力、學習的目的性很強；個性發展、興趣、愛好全面。學情Ⅱ：知識與技能、思維、解決問題能力較弱；個性發展、興趣、愛好局限。學情Ⅲ：知識與技能、思維、解決問題能力弱；個性發展、興趣、愛好缺失。（3）三類課型。課型Ⅰ數學實驗與數學建模課（緊密與專業學習對接）；課型Ⅱ高等數學基礎課（盡可能與所學專業對接，主要目地為終身教育打基礎）；課型Ⅲ數學素質課（人文數學或數學文化。促進學生個性發展，興趣、愛好）。（4）三種施教方式。一種以專業學習、數學實驗及建模競賽為載體實施數學實驗及建模課教學；一種是以專業需求、終身教育為載體實施實用數學課教學；一種是以數學素質教育為載體實施人文數學課教學。（5）三類教師。即實驗教師（數學實驗及建模）、理論教師（實用數學基礎）、素質教育教師（數學素質課）。其中實驗教師是青年教師；理論教師是中青年教師；素質教育教師是老年教師。 

三、“專學結合”視角下高職高等數學教材開發的多元分析 

教材作為知識和技能的載體在高職院校教學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對促進人才培養質量起著重要作用。針對教材的特殊性對教材的開發具有重要意義。 

（一）對大一新生第一學期64學時開發《高等數學基礎》教程主要體現以下內容。高等數學基礎知識講解，以項目教學實施，項目是按數學知識體系劃分。同時配套項目任務考核冊，考核冊具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基本概念理解與簡單應用，即填空、選擇、判斷、測評題與書本例題類型難易度一樣的；二是，難易度遞進，填空、選擇、判斷、測評題比書本例題相對難一些；三是，拓展加深，題的難度要大一些，題量要大一些，實際生活實例要多一些，專業實例相應配備一部分。 

（二）對應三類課型的施教，高職高等數學開發三種配套教材。課型Ⅰ配套教材《數學建模》、《數學實驗》，具有兩個特點：一是，教材抓住“專學結合”為切入點，以專業實例作為高等數學配套課新內容的引入，構建項目教學，有利于創設問題情境，有利于使學生體會到數學在自身專業學習中的地位與作用的；二是，教材以數學建模競賽題為載體，構建“項目教學、情境模擬、課專融合、過程式考核”。課型Ⅱ配套教材《實用高等數學》，具有三個特點：一是，以應用高職高等數學為主線，每節教學內容大體圍繞兩個應用性問題展開，教材中有關數學應用的例子和習題緊緊圍繞學校特色進行。內容涉及建筑、文化、商業、家庭理財、全球性問題（如糧食問題、人口問題、環境保護問題）給社會帶來的影響和作用。二是，教材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作為新內容的切入點，常常圍繞具體問題的應用展開，有利于創設問題情境，而且有利于使學生體會到數學就在身邊；三是，教材開設應用欄目，如聚焦職業，介紹各行各業應用數學的事例。課型Ⅲ配套教材《人文數學》。具有兩個特點：一是以數學知識為載體，努力去展示數學豐富的人文內涵，以數學思想、數學精神為主線，以數學人物、數學故事、數學問題、數學史、數學之謎為題材，以生動而不失深度的敘述，把學生帶入數學與人文交相輝映的學習之中。二是具有教育性、科學性、趣味性、藝術性等。內容上：通俗易懂，形式上：喜聞樂見，易于傳播，易于接受。 

四、結語 

通過多元化《高等數學》教學教材的開發以及對教學內容和設計的改進，使得高等數學課程教學中出現的一些對學生說難以理解的、深奧的抽象理論知識，通過具體的實用性、可操作性來體現，使學生易于接受。多元化教學方法比較切合大多數理論性強的課程教學內容和設計的改進依據，有望進一步推動高職院校人才的培養質量。促進學生能夠更積極主動地、自覺地學習，有興趣與老師交流，也有能力和水平與老師溝通，使絕大部分學生都能真正地掌握本門課程的主要知識點，為以后的專業課的學習打下夯實的基礎。從教學課程到課時的安排都作了較大的調整，從而也興起了新一輪高職數學教學改革的浪潮，在對高職數學課程教學模式進行探討和研究過程中，對課程建設進行多元化分析.在教學方法上、考核方法上等，采用分層式，多元化，使教學達到最有效的作用。成功做好高等數學與專業的緊密結合，高等數學教師要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對專業與數學的聯系有較多的了解。并與教學過程相互滲透才能喚起學生的學習熱情，從而使學生感受到數學知識的豐富與有趣。 

參考文獻 

[1] 張瑤娟.高職學院精品課程建設研究[D].湖南農業大學碩士論文，2007. 

[2] 李京秀.基于信息技術的精品課程網絡平臺構建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07. 

[3] 彭慧.網絡環境下學習資源的設計與應用研究[D].浙江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6. 

[4] 郭立婷.精品課程及其建設研究[D].山西大學碩士論文，2007. 

[5] 張千友.精品課程試題庫管理系統[D].電子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07. 

第7篇：藝術碩士論文范文

影視動畫藝術作為融電影、戲劇、美術、文學、音樂等藝術形式為一體的新興綜合藝術,其藝術創作深深的打上了其他藝術的烙印,在它身上也能找到其他藝術形式的影子。如今,影視動畫藝術在世界各國都呈現了蓬勃發展之勢,而表現民族文化的內涵,成為各國追求的藝術目標。無論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國,還是兼收東西方文化的日本,亦或是博采眾長、開放兼容的美國,都將民族文化元素灌注到動畫作品中。

影視動畫創作中的民族文化元素包括民族文化題材的選擇、民族精神的體現、民族化的造型元素及特有的民族藝術元素等。現在僅就這幾個常見方面做一個淺析。

一、民族文化題材的選擇

縱觀市場上的中外動畫,有相當比例都是取材于民間傳說、民謠、神話或寓言故事。創作者們從這些題材中吸取精華,加以改編,成為我們看到的影視動畫作品的文本。如《寶蓮燈》是中國民間神話“劈山救母”的改編版,《神筆》《孔雀公主》《過猴山》《阿凡提的故事》《中華傳統美德故事》都是取材于民間文學,《龍貓》是宮崎駿小時候聽到大人們講的傳說……就連美國的迪斯尼出品的《花木蘭》也是從中國的《木蘭辭》、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中提煉的。

二、民族精神的體現

影視動畫作品的創作者作為實在的個人或群體,成長于特定的民族文化中,其創作習性、個性不免受到民族文化心理、民族精神的熏陶,并映射于作品之中。作為受眾,自然也比較能夠接受符合自己價值觀念的作品。所以,影視動畫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元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體現了鮮明的民族精神:民族價值體系、民族審美習慣、民族道德倫理等。

中國人受儒家、道家、佛家哲學影響比較深厚,幾千年的文化積淀形成了中國人特有的民族心理。《大鬧天宮》就體現了很鮮明的儒家“中和”觀――孫悟空可謂是受盡磨難,但創作者在結尾還是讓他大鬧天宮,好好的反叛了一把,讓觀眾都長出了一口氣。這種對悲劇的中和符合中國人和諧為貴的儒家思想,“哀而不傷”的創作也符合觀眾的審美習慣。而在水墨動畫《牧笛》中,我們又可以在淺淡的敘事與輕柔的節奏中找到道家文化“簡潔、恬淡”的意境之美――甚至所有的水墨動畫片,另如《小蝌蚪找媽媽》,都可以感受道家的“無為、虛無”的思想。

日本大和民族受中華文明影響頗深,其傳統的民族精神和中華精神一脈同宗。日本人也崇尚禪宗、重視儒道文化。而且大和民族深切的危機意識與奮斗意識也無一不反映在影視動畫作品中,成為其獨有的特色。看日本動畫的代表――吉卜力工作室的作品就可見一斑。“《千與千尋》中的女孩千尋,在宮崎駿創作之初,她在劇中都還只是一個平凡不起眼的日本女孩,扎著一個馬尾辮,普通的服飾衣著。她長相普通,也沒有特別之處,但隨著劇情的演進,千尋為了拯救雙親,在神靈的世界中經歷友愛、成長、修行的冒險,她終于在尋找‘回歸’的途中發現自身存在的價值。”在困境中學會了生存,并且變得獨立、堅強、勇敢,成為人性美的濃縮。其中,我們不難體會到日本人所崇尚的拼搏精神及追求的價值觀。

美國人天生不愛被束縛,其樂觀和崇尚自由的個性在影片中得以彰顯,對于傳統和權威的置疑和反叛也是美國動畫影片精神特質的一個重要體現,這也反映了美國動畫所具有的后現代文化特征。《小馬王》中的小馬王,似乎就是美國精神的代表。他不屈服于強勢,自信、堅定,敢于拼搏奮斗,樂于展現自己。另外,美國的動畫片常以幽默的動作及語言給觀眾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也是因為美國人天性幽默樂觀的緣故。

三、有民族感的造型元素

首先,具有民族特色的角色形象。看中國以前動畫中的角色形象,大家很容易找到中國式的面容。如《牧笛》中的牧童,《哪吒鬧海》中的哪吒,微吊的杏核眼,東方人扁平的面孔,穿的衣服更是有鮮明的民族及時代特色;日本動畫角色因為有日本浮世繪的唯美傳統,追求一種唯美的形象,大大的眼睛,長腿細腰,盡管過于不合比例,但卻不失美感;美國動畫中的形象則是比較“雜”的,也和美國本身就是一個移民國家有關,但是他們做出來的形象還是帶有很明顯的美國標簽。美國動畫在角色造型上已經形成了一種特有的風格和樣式,這些形象講究體塊感,注重整體效果,肢體和表情動作。他們的“動畫造型簡潔、活潑,突出大手大腳,大大的腦袋,細細的胳膊,形象十分有趣。另外美國英雄主義卡通也是美式卡通的一大特色。角色形象強悍刺激,雄健有力,動作與速度充分體現強者為王的美國精神。”

其次,具有民族特色的動作設計。中國戲劇的程式化與虛擬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動畫的造型。《金色的海螺》里,海螺姑娘的動作簡直就是戲劇中花旦的動作,特別明顯。再有就是,“關于造型‘美人要修長、文人一根釘、武人一張弓’。在線條表現上:‘流水褶子要活套,錢線褶子要挺拔。’”日本動畫中的動作設計比較簡單,但是生動有趣。美國動畫動作設計大膽夸張,有自己已經形成格式的運動規律。

再次,色彩的設計。中國的動畫色彩傳統上講求:“要想俏,帶點孝。黑配紫,臭狗屎。紅靠黃,亮晃晃”。日本動畫的色彩以宮崎駿動畫作品為代表就是色彩恬淡,充滿田園風情。美國動畫在用色上比日本動畫更加夸張和搶眼,“色彩飽和度高,欲給人很強的視覺沖擊力。在用色上多運用油畫般深沉厚重的顏色來表現對象,色彩對比度高,有時候如版畫般強烈。這樣刺激的視覺對比,給人造成一種心理上的反差,具有很強的表現力。美國動畫在色彩的運用上,有意識的運用了補色的對比,使色彩有了節奏的變化,滿足和豐富了我們視覺上的要求,而不是單一的統一”。

另外,特有的民族元素點綴其中。如《真功夫之奧運在我家》中的四合院、京腔京調;《千與千尋》中獨特的日本“沐浴文化”,假面人則是運用了日本藝妓的化妝;《料理鼠王》里廚師大做法國大餐……

除上述以外,動畫作品中能體現出的民族文化元素還有很多。這也充分表明,每個國家都可以在民族文化上充分挖掘題材,吸取營養,創作出弘揚民族文化的動畫作品。而對于我國動畫人來說,這一要求更是極其迫切。這就需要我們共同努力,才能實現了。

參考文獻:

[1]余孟潔.《中國傳統藝術造型元素在動畫角色設計中的運用研究》,碩士論文.2007.11

[2]余孟潔.《中國傳統藝術造型元素在動畫角色設計中的運用研究》 碩士論文.2007.11

[3]楊學芹.《民間美術概論》 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4

第8篇：藝術碩士論文范文

關鍵詞：教科書；使用取向；教師專業發展

中圖分類號：G4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124（2015）02-0023-13

一、引言：教科書的使用

近年，各國相繼推行課程改革，以切合世界發展的需要。然而，教科書在學校教育過程中，仍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教科書都是教學和學習的最重要素材 （McCutcheon，2002；Westbury，1985；黃顯華、霍秉坤，2005；葉興華，2009）。一般估計，教科書的形式可能會隨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而改變，但仍是難以取代的工具（Foster & Nicholls，2008；陳月茹，2009）。因此，教科書研究一直備受重視（如石鷗，2013；教育研究院，2012）

1992年，Weinbrenner （1992）討論教科書研究時，認為當時教科書研究有三類缺失：1）理論上的缺失s直至現在為止，缺乏詳盡而公認的“教科書理論”。教科書的教導和方法上的功能仍未能充分了解。2）經驗上的缺失s對師生在課堂上或課外應用教科書的情況所知甚少。3）方法上的缺失s在教科書研究的領域中，仍未能設計出一套可信的探究方法和工具，亦未能發展出一套必要的分類方法。有關教科書之課題復雜，牽涉層面極廣，教科書的研究仍有待繼續開發。然而，經過20年，教科書研究已有一定進展，包括理論上的研究（如范印哲，2003；Pingel，2009；Mikk，2000；藍德順，2006）、實證上的研究（如葉興華，2009；楊國揚，2013；王世偉，2008）、方法上的探討（Nicholls，2003；王玄雅，2005；張芬芬，2012）。

在上述三方面的教科書探討中，實證上的研究特別受關注。近二十多年來，實證研究大致可分兩方面：一是教科書的內涵，它包含多樣而繁雜的內容、無數富有爭論的議題、各式各樣的設計；二是教科書的使用方式，尤其是教師如何使用教科書和影響教師使用教科書的因素（如Sosniak & Stodolsky，1993；Brown & Edelson，2003；Remillard & Bryans，2004；Stein et al.，2007；Llyod，2008；Tarr，2008；洪若烈，2003；葉興華，2009，2012）。關于教科書使用，引起眾多問題。一方面，它被視為是教學的重要的資源；另一面，教師因過度依賴教學指引或教師手冊引發教學和學習的問題。洪若烈（2003，P177-178）認為，依賴教科書從事教學并不足夠，因為沒有教科書可以提供學生學習所需的一切材料，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因此，必須認真探討教科書使用的問題。

本文聚焦探討教師使用教科書的情況及問題。首先，本文介紹過去20年教科書使用的研究成果；其次，從上述研究成果中分析教師使用教科書所展現的問題，結癥在于教師過度倚賴教科書；最后，分析解決問題的取向，建議必須關注教師專業發展。作者認為，針對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的問題，需分析教科書、教師、學生、學習等因素之關系，從而理順解決的取向。

二、教科書使用研究綜述

如上所述，中外學者對于教師使用教科書之研究，近年如雨后春筍，數量甚多。研究題目包括教科書使用之情況、教科書之使用模式、影響教師如何教教科書之因素等。本文作者于ERIC、臺灣及香港{1}，檢索“textbook usage”（“教科書使用”）一詞的相關論文，簡單以表列出（參江恬儀，2009；葉興華，2012；楊國揚，2013；Son，2008）（見表1）。

上表（見表1）已展示近年教科書研究的焦點，學者不僅重視教科書內容分析，而且漸趨重視教科書使用的研究。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教科書的使用方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分三類使用教科書的取向；另一種是分兩類使用的取向。分三類取向的包括：一是按教科書施教；二是主要按教科書施教，但加入其他教學材料；三是主要按自行編制的教學材料，以教科書輔助。這三類取向的劃分，與鐘啟泉、崔允t（2003，P90）歸納教師使用教材的三種模式相近：1）“教”教材：屬傳統觀點，認為教材就是學科內容；教師側重指導學生學習教材所提供的系統化知識。2）利用教材“教”：教師按自身的實踐與研究，探討學科課程與教材，利用教材作教學資源。3）不使用教材：以教師或教師群體自主編制教材。

另一種教科書使用取向的分為兩類：一是完全依照教科書――教科書是教學的主要或唯一資源；二者是參照教科書――調整教科書內容，教科書只是一種而非全部的教學資源。這些教師并未完全依照課本，而視需要選擇、重新組織以及增加教材內容。對于這兩類教科書使用者，洪若烈（2003，P180）詳細分析兩類使用教科書取向的特點。首先，他認為若教師完全依照教科書，會把教科書視作課程，會完全依照教科書教學，大致遵循下列步驟：1）概覽教科書單元和課次，決定各單元和課次的教學時間；2）掌握教師手冊的教學目標和內容組織；3）運用教師手冊的教學計劃、教學活動和評量；4）使用教師手冊提供的內容和活動，進行教學；5）按教師手冊評量學習效果。按這種教學取向，教師是權威，掌控課堂的教學活動：教師教學內容主要按教科書，學生依教科書學習；教師的教學方法備受限制，通常是閱讀課本與回答問題。課堂內，教師為教學的中心，教科書則為主要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主要是講述和問答。受依賴教科書決定教學內容的影響，大多數教師采取傳統的教學，以教師為中心，注重講述、問答、知識，保證完成教科書的內容，學生較少批判或應用所學知識。

其次，若教師只視教科書為參考工具，會認為教科書的內涵不一定全部重要或有用，會視教科書為教學的有效工具，因而選擇或調整。教師參照教科書的教學形式，多采取下列步驟：1）檢視教科書和教師手冊，選擇列入課堂教學的主題和單元；2）考慮學習者的興趣和能力，刪減或增加單元的內容；3）決定主題和單元的教學次序和時間；4）使用教師手冊或教學指引提供的活動，自行設計教學活動；5）使用其他圖片、影片、幻燈片、錄音帶、圖書資料等教學資源（洪若烈，2003，P181）。

此外，研究顯示教師使用教科書，仍偏重依賴教科書；教科書仍是教師教學最為重要的工具，一般教師仍高度依賴這種教學工具。相對而言，一些國外研究指出，教師并非全部全依教科書教學（如：Stodolsky，1989；Sosniak & Stodolsky，1993）。

三、教科書使用所衍生的問題

一直以來，教科書是課堂教學的主要依據，甚至是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全部（洪若烈，2003）。教科書是教師最重視的教學材料，這情況于華人地區更為明顯（Lam & Lidstone，2001）。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2-113）提及，內地地理科教師更把教完教科書內容視為教學的目標和專業責任。美國Educatioinal Products Information Exchange （1977）曾進行大型研究，調查12 000位教師的意見，顯示課堂教學活動近90%與教科書有關。該研究發現：1）在課堂中，平均62.5%的教學時間與教科書的架構和序列相近，而且，不同校區也出現相類情形；2）54%教師曾接受使用教科書的培訓，其中25%由出版社提供，15%由學區教育顧問提供，以及14%由其他機構提供；3）教師很少使用其他教學參考資料，只有30%使用本地發展的課業和測驗等教材。Yager（1992）的研究也發現，美國90%以上的老師在90%的教學時間中，都使用教科書教學。可見，教科書是重要的教學工具。NCES（2003）研究七個國家和地區的數學課堂的教學情況時，發現各國教師普遍都使用教科書或相關習作紙，如澳洲：91%；捷克：100%；香港：99%；日本：92%；荷蘭：100%；瑞士：95%；美國：98%（NCES，2003，p.114）。楊國揚（2013，P43）研究分析高中教師實際使用審定本教科書之比重，發現考試科目及藝能科目的教師皆在中高依賴度上呈現較高的比例 （見表2）。教科書明顯是教師課堂教學的重要資源；然而，教師依賴教師書則引發連串教學問題，以下分述之。

1. 教科書之習寫與背誦

一般而言，教科書指最有代表性的官方讀本，根據學校課程編寫。因此，學生只要熟讀教科書，便可應付考試。亞洲地區學生較重視考試，容易更注意標準答案。教師于教學時依賴教科書，使學生和教師都重視知識，講求記憶，以應付考試要求。因此，偏重使用教科書課本內容，易于造成習寫和背誦的學習取向。臺灣一項研究顯示，小學學生學習的主要型態，主要是依據課本進行教學活動和習寫習作（柯華葳、幸曼玲、林秀地，1996，P14-17）。葉興華（2011，P64-65）對這種現象分析甚詳：“……教師之所以如此重視教科書內容的習寫與背誦，恐與我國公民中小學長期以來仰賴紙筆測驗有關。為了追求紙筆測驗評分的公平性，測驗題目多以封閉且固定式的答案為主。在此種評量形態下，為了讓學生獲取高分，要求學生背誦教科書內容，習寫習作或不斷練習測驗卷。”雖然，習寫和背誦是學生學習不可或缺的方法，但著重運用相類方法，則容易使學習流于表面而缺乏理解。

2. 照本宣科

教師偏重使用教科書教學，容易偏好使用講述，甚至照本宣科。葉興華（2009，P294）針對臺灣五位小學教師進行研究，深入了解他們使用教科書的情況。結果顯示，教師最常使用教科書的方法是講述教科書、針對教科書內容設計問答。柯華葳、幸曼玲、林秀地（1996，P18）也有相類研究結果。他們對小學教師教學深入研究，發現小學課室教學多采講課傳遞教科書內容，提問也主要是復述教科書內容的答案。周祝瑛、陳威任（1996，P20-21）的研究也有相類發現，教師主要以講述教科書為教授課程內容。他們進一步分析講述與考試的關系，認為它直接傳輸內容，有助學生應付考試。然而，這種教學法在高層次思考學習、學習保留、提升學習動機等，均較其他方法遜色（陳健生，2004）。

3. 教科書未能照顧學習差異

教科書為教師、學生、學習提供重要的教學內容；經政府當局審定后，能提供一般教師教學需要。然而，這類教科書難于有多種版本，難于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2-113）曾分析：“……在教科書編寫時，作者和編輯需作出取舍，他們定必以人數最多的中游能力學生組群為編寫對象；故教科書在理念設計上就根本未有顧及最好和最差學生的學習需要。”這種情況使教科書未能照顧個別學生的需要。再者，教師在課堂教學時依賴教科書，更強化了個別學生未受照顧的現象。近年，各地均推行普及教育，不同程度、不同能力、不同性向的學生均聚首于同一課室之中，更容易突顯個別學生的需要。教師依賴教科書，更難于照顧學生的差異。

4. 教科書未能切合教師需要

除教科書學生用書外，教科書還包括教學指引、教師手冊、備課用書、教師專門用書等，這些都有助教師教授課程內容而設計。對于初任教師、不熟悉課本內容的教師等，這些資料能協助教師教學。而且，教學參考資料不僅提供有效教學方法、學習經驗設計、學生學習評估等有詳盡分析，可以協助教師教學前掌握教學的可能情況（葉興華，2011，P64-65）。這種情況，在學生數目較多的課堂，尤為明顯{3}。然而，教學指引建議有時過于理想，不切合課堂內使用（周祝瑛、陳威任，1996，P21；葉興華，2011，P65）。臺灣一項研究顯示，因某些實作型、課程涵蓋眾多專業領域的科目課程（如家政、生活科技、藝術生活、信息科技概論、美術、體育）未依據學科特性作設計，教科書設計無法切合教師教學需要，便會減少教師使用教科書（楊國揚，2013，P77）。

四、教師轉化教科書

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視教科書為唯一的教材，會使教科書成為專擅的工具（tyranny of the textbook）（Jobrack，2012），引發弊端甚多。黃政杰（2003）頗全面地描述這些弊端，包括：教科書成為意識形態灌輸的工具；忽視其他多元的教材；教育淪為知識的記憶；忽略知識的分析、應用和評鑒；忽略實踐在教育上的重要性；教學方法流于講述；評鑒限于狹隘的知識內容；教科書成為教育標竿和教育成就的衡量標準。要解決這些問題，教師是關鍵的人物。誠如Sosniak & Stodolsky （1993，P272）所言：“課程改革遭遇的問題，責任不在教科書；教科書也不必然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教師是教學的經理人，透過傳遞教科書內容，掌握學生進展。可見，教師如何使用教科書，影響課程改革的成敗。”教科書屬“書面課程”，必須經過教師轉化為運作課程，才能提供學習機會，以成為學生的經驗課程。

一般學者都認為，教師使用教科書是教學中重要課題。教師必須善加運用教科書，但亦應懂轉化教科書內容，以切合學生學習需要。周儀（2002）強調，教師善于解讀和運用教科書，才展示教師從“教材的傳遞者”轉變為“課程的設計者”，以至學生從“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主動的探究者”。楊國揚（2013）亦認為，教師在教學中是教科書內容忠實的傳遞者，還是把教科書透過教學轉化成為學生提供學習機會，研究者必須深入探討。換言之，教師在課堂上使用教科書的能力，有助于教師擺脫課程、教科書束縛，從而恢復教師專業自主。目前，內地、臺灣、香港的學校教室中，教師是課堂中的主導者，教科書是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最主要的資源；自然而然地，教師如何轉化教科書內容，也是教學成功與否的關鍵人物。

談及教師使用教科書的關鍵角色，不少學者著力甚多。Silver（2009，P29）探討數學教學時，認為教師在教材與學生學習之間，經過兩個重要步驟：教師擬定課業（tasks）、教師與學生在課堂中使用的課業（見圖1）。他強調教師在這兩個步驟中，扮演關鍵的角色。Remillard（1999，2005）特別強調教師與課程要素之間的關系，包括四項：教師與課程以及教科書之間的關系；脈絡對教師計劃課程（planned curriculum）的影響；課堂中課程受教師本身、學生和脈絡的影響而形成的運作課程（enacted curriculum）。因此，Remillard（2005）建立的基本架構包括教師、課程、教師與課程間的參與關系、計劃課程和運行課程等四個部分，同時突顯脈絡和學生兩個重要的影響因素（見圖2）。Remillard（2005）認為，教師在設計“計劃課程”時會展示其調適的能力，又在施行“運作課程”時展示其轉化的能力{4}。

按上述學者的分析，教師于教科書與學生學習之間扮演重要角色，教師把課程計劃及教科書內容加以轉化，以不同方式呈現教學目標或內容，從而協助學生學習。因此，教師對教科書的觀念極為重要。陳柏華（2007）曾整理教師的教材觀，以說明教師具不同觀念會衍生不同使用教科書之模式（見表3）。若教師認為教科書即教學內容，其運用模式會傾向照本宣科；若教師認為教科書是提供學習機會，讓學生思考和建構知識，則運用模式會傾向探究和學生自主。

五、建議：回歸教師專業

毋庸置疑，教科書在學校教學中占著無可取代的地位{5}，誠如石鷗（2011，P362）所言：“除了教科書，人們很難找到其他開啟民智、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徑。外在世界被熟悉與認知，主要是通過教科書。教科書為當時的學生和民眾同外部世界的聯系提供了紐帶，同時也幫助他們形成了對于世界的認識。教科書一課一課，一頁一頁地把這世界從不同角度（歷史、地理、文學等）展示出來。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就是手捧著這些課本成長起來的。”然而，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便會形成未能照顧學生需要、照本宣科、只鼓勵記憶背誦的學習方法等現象。本文作者認為，要解決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的問題，必須從教師專業入手，加強他們轉化的能力。

1. 教學要素之論述

本文作者認為，針對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的問題，需分析教科書、教師、學生、學習等因素之關系，從而理順解決的取向。

（1）教科書與教師教學 要提升教科書的作用，除教科書內容和審定機制外，教科書的應用仍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然而，一直以來，師生在課堂上應用教科書的研究甚少（黃顯華，2005，P187；Weinbrenner，1992），近年逐漸增加，且已取得一定成果（參：楊國揚，2013；教育研究院，2012）。要處理教師使用教科書問題，應先探討教師和教科書之關系。教師群中對教科書有三類意見（Grant，1987，P7）：

教師甲：我不會用教科書。我準備所有教材，因為我比任何教科書編者更了解我學生的需要。

教師乙：我教學時不能沒有教科書。我視它作處方；若一頁接一頁地教授，準不會出錯。

教師丙：我覺得教科書很有用，我教學時經常使用它，但并非所有時間都用。

Ben-Peretz （1990，p.57）在《教師和課程的相遇：把教師從教科書的專橫統治解放出來》一書中指出，教師處理課程材料時有三種角色。本文作者加以修訂并列述：

1）教師是傳遞課程內概念的人：教材是課程設計者傳遞課程概念的工具，是防范教師（teacher-proof）教學偏離課程的材料。教師的角色只是按本子辦事，照本宣科；教師能否合法地調適，備受爭議。

2）教師是課程實施的主動者：教師在使用教科書的過程中具影響力；因此，課程設計者應采用工作坊（workshop）和培訓把教科書的精神轉給教師，然后讓他們發揮。

3）教師是課程設計者的伙伴：選取和轉化教材于特定的教學情境；因此，無一套預設的特定教材，教師根據教育目的因時制宜地闡釋和調適教材。

Ben-Peretz（1990，P57）強調，她探討教師與課程關系時采第三種角色的視角。黃顯華、霍秉坤（2005，P191）把教師使用教科書的模式歸納為兩類。第一類是專業型教師：他們由課程設計中選擇適當的概念和技巧，利用教科書和學生一起探討，為學生提供學習經驗。他們雖然不是學科專家，但以專業知識調適教科書的材料。第二類是依賴型教師：他們不重視學生的興趣、疑問和困難；他們最關心學生完成教材的速度，只以學生能記憶教本的內容為評估學生成績的方法，很少評估他們能否理解概念、這些概念和其他學習范疇（包括學生生活面對的問題）的關系。在教學的過程中，他們只關心教科書中一頁、一章、一冊的安排。第一類教師是教科書的主人，第二類則是教科書的奴隸。

Woodward & Elliot（1990）探討教科書應用和教師專業發展時指出：“雖然不是所有教師都依賴教科書，事實上是所有學校內很多教師都有不同程度地采用教科書。”他隨即警告：“教科書的使用或過分使用對教師專業發展不利！”近年，越來越多地區采一綱多本的教科書政策（如內地、臺灣），而且加入大量支持教學的資源。因此，教師選擇的教學材料不限于教科書，也可選擇參考書、測驗卷、多媒體教材、掛畫、地圖、簡報等教學輔助資源。然而，教師如何選擇多元化的教學材料，仍視乎他們的轉化能力。

除轉化教學內容外，教師宜結合多元化的教學法，以增加教科書的效用。比方說，結合講述與討論，藉問題提升學生的記憶力，也可激發學生達致更高層次的思考能力，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Sternberg & Williams，2010）。Sternberg & Williams（2010）提出七種師生互動層次：1）拒絕問題；2）重復問題當做回應；3）承認不知道或直接回應；4）鼓勵學生尋求權威型的答案；5）考慮其他選擇的解釋；6）除解釋外，考慮評估解釋的方法；7）除解釋外，考慮評估解釋方法及后續評估行動。他們認為，教師運用的層次越高，越能鼓勵學生發展認知技能。相類的教學技巧，都有助于教師更有效地使用教科書。

整體而言，教師應視教科書為一種而非唯一的教學資源，增加補充教材；按個人認知轉化教學內容；并結合講述、問答、討論、問題探究等方法，以協助學生既掌握基礎知識，又從事批判思考等高層次的學習。

（2）教科書與學生學習 Ben-Peretz，M. 在《教師和課程的相處：把教師從教科書的專橫統治下解放出來》一書中，設計一套課程分析模型。模型由四個基本度向（dimensions）組成：教材、學習者、脈絡、教師。對“學習者”的說明和各個子度向如下：

1）對學習者的觀念：學習者是否有機會參與主動發現學習？學習者期望從教科書中獲得知識。

2）學習者可獲得發展的機會：教材提供認知能力的發展機會；教材提供情意能力的機會；教材提供心理肌動發展機會。

3）計劃的教學重點：每個學習者是有特殊興趣和需要的個體；學習者被視為一群體的一分子，有共同興趣和需要。

4）風格：學習者被視為可以在不同的學習環境，無論是結構性或非結構性的環境下學習；學習者被視為需要高度結構性的環境下學習。

Armbruster & Anderson（1991）提出認知理論認為，影響教科書學習成績的因素包括：

1）教科書的特性；

2）學習者所采取的認知策略：學習者用以把課本內的內容放置在腦袋里的方法。這些信息處理的策略不只是指初期所需的注意力和把信息概念化（encoding），而是學習者如何意識和控制自己的思考和學習的元認知（meta-cognition）；

3）在課文中安插一些有關問題，可有效增加注意力和學習時間。引導學習者在閱讀時自行提出有關問題可加強學習效果；

4）選擇性地注意和處理自課本內結構所界定的重要信息。教導學習者找出和應用課本中的內在結構可提高學習效果。

Lonka，Liudflom-Ylanne & Maury（1994）建議此類培訓不應只注重學習策略的表面行為，而應重視引導他們對各種不同學習策略的效果在概念層次上加以理解。Weinstein & Mayer（1985）提出van Dijk & Kintsch（1983）模型和Mayer（1984）模型都可提供此類培訓的概念工具，可提高學生對學習過程的元認知（meta-cognitive）意識。在培訓的過程中，應讓學生面對多種不同的學習情境，并引導學生在需要時修訂其學習策略。

（3）教師和學生的關系 除教師和教科書的關系外，另一重要的是教師和學生的關系。以下是教師與學生關系的三種教學風格（Grant，1987）：

教師甲：學生是接受安排的；我是教師，是最有學識的。我有責任去決定最佳的教學方法，學生需按指示去學習。

教師乙：我根據教科書和課程綱要所列出的方法教導學生。

教師丙：我嘗試找出最適合學生的方法，且在教學過程中加以運用。在這種教學風格下，我的工作包括：1）估計學生的目的、學習風格、愛好和厭惡、強項和弱項；2）在課程綱要所列目的的基礎上，選擇適當的教法和教材；3）決定如何采用、修訂、取代和不采用教科書提供的方法和內容（黃顯華、霍秉坤，2005，P189-190）。

Barker（1992，P38）認為如能協助學生有效地使用教科書，則能夠提高學習成果。這一策略包括下列程序：

1）閱讀前期：引導學生考察出版時間、目錄、圖、表、字匯表和附錄，教師亦應和學生一起探究書本內容可能出現的偏見。

2）閱讀期：迅速閱讀內容一次，對全書的格式、寫作風格和整體面貌有所了解。在正式閱讀時，理解、聆聽、反應和其他指導的提供都可以誘發學生去理解探究學問的方向。換言之，引導他建構一套思考的框架。

3）閱讀后期：反省性討論，應用性活動，詞匯和概念的建立和發展，與相關的課題作有機的聯系，都有助于課本的理解。

Armbruster & Anderson（1991）指出，大量研究顯示：

1）培養學生利用已有知識以闡釋和記憶教科書的內容；

2）鼓勵學生利用語意建構（semantic mapping）技巧和列寫大綱，建立課本內容間有意義的關系；

3）學生應了解在某時、某地、某原因和方法，應用何種學習教科書的策略。

除培養學生自行掌握學習策略及教學內容外，亦應強調學生相關的經驗。魯潔（2003，P9）曾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教材所給出的話題是不是能調動起兒童已有的經驗和體驗，使他們感到這是一個對他們有意義而不是漠不相關的話題，怎樣讓他們從自己的經驗中發現問題，怎樣激起他們解決這些問題的愿望和需要？”本文作者認為，這是所有老師使用教科書時，必須替學生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2. 教師專業能力

毋庸置疑，教師使用教科書的轉化能力，直接影響學生學習。因此，學者提出改變教師對教科書的觀念及提升他們的轉化能力。洪若烈（2003）認為教師宜建立使用教科書的正確觀念。教科書不是圣經亦非教學的唯一資源。他認為教師必須摒棄只教授教科書內容和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觀念。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7-118）強調提升教師選用教材的能力十分重要，而且更需按學生情況調適教材。他們列舉教師必須具備的知識和能力：

1）能充分了解學生的特點，包括學習能力、學習態度、學習風格、動機和習慣；

2）能分析和掌握課程的精神、目標以及評核要求；

3）具豐富的教學內容知識，理解學生在學習某些內容、概念或技能中可能出現的學習困難，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教學；

4）掌握豐富的教學知識，能靈活運用各種各樣的教學方法，以達致課程所要求的目標；

5）能按學生的水平和興趣，調適教學目標及要求；

6）能洞察和好好規劃一整個的學期，以致一整個學年的課程，從而按部就班地逐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

7）能利用評估資料改善教學，促進學習（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7-118）。

葉興華（2011）與林智中、余玉珍（2013）有相近的看法，認為要求教師跳脫教科書自行設計課程，耗費時間，且無必要。然而，教師必須在使用教科書時，除適度增刪外，尚應有效轉化教科書內容，為學生提供有效的學習經驗。他強調要使教師有效使用教科書，更有效的方法應為：培養教師教科書使用的能力，能以課程綱要為基準，學生學習為依歸，增刪、轉化教科書的內容（葉興華，2013，P66）。葉興華v2009，P291-297）曾以課堂觀察研究五位小學教師，發現許多優秀的教師，在掌握教學參考資料后，會結合教科書內容、個人教學經驗、進修所得，從而設計幫助學生學習的運作課程。

在這方面，外國研究可提供更多啟發。不少研究顯示，雖然外國教師仍參考教科書施教，但并非全部教師將教科書視為權威而完全照本宣科。Stodolsky（1989）觀察39個班級的五年級社會科與數學教學，發現教師并非受教科書的教學內容和教學策略控制。Sosniak & Stodolsky（1993）觀察四位教師使用教科書的情形，發展教師并非完全依賴課本，而是選擇、重新組織、補充教材內容。有些教師更根據個人判斷，將他們認為成績稍遜學生單獨抽離出來，以較簡單的課業或閱讀材料代替教科書。Baumann和Heubach（1996）調查研究小學教師使用基本的閱讀教材，發現教師采用部分教師手冊建議的教學活動，同時補充其他教材，以完善教學材料的內容。Grossman & Stodolsky（1995）的研究發現，數學、外語、科學、英文、社會等學科的教師對教學及教材之應用，略有不同。整體而言，數學科老師最遵守課程要求及教科書內容，他們最依知識的序列，最愿意與其他老師共同擬定考試題目，最贊成按學生能力差異分組v見表4）。這顯示美國教師自主度較高，也具專業能力自行決定。

六、結 語

本文探討教師專業在教科書轉化的重要性。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顯示教師專業成長仍有待加強。本文作者認為，針對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的問題，仍需分析教科書、教師、學生、學習等因素之關系。然而，教科書的問題仍應以兩條腳走路，一為改善教科書的質素，一為改善教師使用教科書之能力。誠如張僑平、陳葉祥、黃毅英v2013，P129）強調：“一方面，我們需要課程的設計者v包括教科書的編者）能對學科的發展采取尊重的態度，且能給學科很大的自由度和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作為課程實施者的教師，要具備能力搭建起學習內容和過程能力之間的橋梁。”唐淑華v2010）更直接地談及兩方面缺一不可：“因此除了一方面要求老師在課堂中應進行有意義的教學轉化之外，教科書編輯者與審定者也應各自發揮其專業角色，使得由上至下的各層級轉化皆可以得以實現。”

注 釋：

{1} 國內論文繁多，且本會議主辦者提及期望更多不同地區之論文，故針對西方、臺灣及香港之論文。

{2} 下述研究回顧，僅為簡述，且只提“教科書使用”相關的結果。

{3} 亞洲地區的班人數較高；一般使用教科書更方便，但亦較難使用師生互動的教學方法。

{4} 應用Remillard（1999，2005）架構的研究很多，如Chau（2014），Brown（2002），Remillard（1999），Remillard & Bryan（2004）.

{5} 教科書在學校教育扮演重要角色，這情況于重視考試的東方社會尤為顯著。本文強調教師在使用教科書時必須具備專業能力，以轉化教科書內容，從而加強學生學習。本文作者認為教科書的素質仍是重要的課題，只是本文不加探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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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藝術碩士論文范文

關鍵詞：歷史建筑，保護與更新，上海田子坊，石庫門

近幾年，上海提出了一系列保護歷史建筑的方案，并且首先以最急需改造的工業建筑為基礎，為城市形成了第一批創意產業區，為破舊的房屋注入了時尚的元素，使舊建筑在保留其底蘊的同時，也跟上了城市的發展，變為現代城市新景象。

1 歷史建筑的概念

歷史建筑是從英文“historic building”翻譯而來，對于歷史建筑的首次定位是在十五世紀意大利，而在十九世紀以后該詞經常被用來指建筑遺產，其作為在人類歷史上曾經記載歷史性事件、活動的物質載體，是人類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建筑的五種特征，分別是記錄性、不可復制性、完整性、繼承性和多元性。

2 歷史建筑保護與更新的原則

（1）整體性原則

主要體現在保留歷史街區的各種建筑遺跡；完整保護歷史街區空間格局；完整保護歷史街區原有鄰里關系和延續街區生活；完整承接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當地藝術。

（2）延續性原則

延續性是指不改變歷史街區中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鄰里關系和社會結構等，并保持街區的風貌特征，只對建筑做一些修復工作。

（3）保護與更新互動原則

歷史建筑需要通過不同方式進行保護與更新，替換原有建筑功能能，可以開發為旅游圣地，或更新為辦公場所等。

針對歷史街區的實際情況，可以將歷史街區內群體建筑的保護與更新分為以下三種主要模式：內部功能置換、使用方式回歸和延續歷史風貌，完善居住功能。

3田子坊改造項目研究

（1）田子坊概況

田子坊作為上海創業產業集聚地，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各種各樣的建筑形式以及街道中豐富的互動空間和多樣的社區活動，成為時尚設計、人文藝術和創意人才的匯集之地。對于上海而言，田子坊作為城市文化的載體是不可或缺的。田子坊位于泰康路210弄，在原來剛建成時并不叫田子坊而叫志成坊，由著名畫家黃永玉據《莊子》中的田子方篇而改，相傳田子方是中國最早的畫家，春秋戰國人物，是孔子學生子貢的學生。田子坊位于盧灣區中西部，靠近徐匯區，被四條路所包圍，分別為泰康路、思南路、瑞金二路和建國中路。在這塊地區的街區大都是1920年建成的，城市中比較常見的里弄建筑。1890年，該地還沒有被重視，在這里居住的人也不多，只有隨處可見河流和田地，在那時它還仍保留著最初的風光。法租界在1900年進行再次擴張后，越過法租界的邊界修建了瑞金二路、建國中路，1914年法租界第三次擴張后，修建了思南路，又在1926年修建了泰康路。完成修建泰康路后，這塊街區的基本形態已經顯露出來。由于泰康路處于法租界和華人住區，商業居住街區和工業區的過渡地帶，具有復雜的社會背景，泰康路所呈現出的建筑環境，空間格局，社區形態也具有豐富性和多樣性的雙重特點。所以在泰康路上，能看到上層階級居住的住宅、中產階層居住的普通新式里弄住宅和較低社會階層、工人居住的殘破不堪的里弄住宅，以及空間較大的工業建筑。1930年左右，田子坊的路面寬度只有二、三米，三十六家小工廠匯聚在這約一百四十米長的老式里弄里，成為上海別具一格的風貌特色。在當時，田子坊優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許多名人住在這里。在時期，很多工廠和住宅被炮火摧毀。解放后，太康路居民區基本保持原貌，附近的一個工廠的工業發展是相對穩定的，它是混合與周圍的工業用地，住宅相對獨立。

（2）田子坊的保護與更新

田子坊的建筑類型基本定形于1920年，這是一個商業區、住宅區和工業區的過渡區，具有較為典型的里弄式傳統格局。建筑內部公共空間集休憩、集會、展覽等功能于一體復合化空間。

在空間格局上，田子坊以商業街為主，在把原來的街道改建后，原來狹窄的街道也變得通暢了，道路是居住區的構成框架，它不僅起著疏導交通、組織空間的作用，同時對小區休閑性的展現也起著顯著的作用。在此之后，增加了廣場等公共空間，讓整個街區的空間顯得有疏有密，空間格局的分配看起來也更為合理。從建筑內部格局上看，老廠房原有建筑結構并沒有太大的調整，四面仍舊是青色的墻壁、屋頂懸掛著老式大吊燈，保留了上海二十世紀工業文明的細枝末節，讓這些歷史文化符號能夠被世人所見。而對于老房子來說，商人們根據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對其內部空間進行改造，但并沒有對其結構進行改造，主要是由于老式房屋空間不夠大和承重能力也不是很強，所以對內部空間進行改造，主要體現在對空間區域的合理劃分上。從建筑物外部來看，改造主要是重新對建筑將建筑的外立面加以包裝，小面積的鮮亮色彩、大面積通透的鏡面處理，完全融入原有的灰色系色調，自然和諧卻不失青春與活力。古建筑的立面外觀得到保存，內部加以裝修改造，是取得保護與利用平衡點的折中方法。

為了解決火災安全隱患，盧灣區政府出資對田子坊內的消防設施進行改造。消防改造主要是把原本閉塞的四合院通道打通，在公共部位裝了噴淋和滅火器。濕式報警閥、區域機、火災報警主機、報警探頭等消防設施全面覆蓋了田子坊內的幾百家商鋪，所有餐廳的廚房和灶臺上都安裝了自動滅火系統，在重點部位配備了滅火器，甚至對部分煙道也進行了改裝。田子坊在經過此次改造后已有一千三百多只噴淋頭遍布商鋪和居民住宅的公共部位，消防狀況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在改造之后，田子坊演習針對石庫門建筑道路狹窄、大型消防車無法進入的特點，專門使用了消防摩托車進行現場滅火，并且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結語

田子坊是上海近現代傳統建筑發展的縮影，其發展脈絡清晰地顯示在建筑風格的變遷之中，在城市化迅猛發展的今天，在市中心能夠有這樣一片“上海的記憶”，可謂彌足珍貴。不同建筑風格的交替存在，呈現出中西合璧、廠舍同處的獨特風韻。田子坊保護與更新的價值體現在美學價值、經濟與商業價值、文化記憶的價值等方面，正是這種藝術理念，使得田子坊能夠成為擁有海派文化特色的創意產業園，成為具有典型海派建筑美學風范和浪漫人文氣息的文化風情街，一條名副其實的文化長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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