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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養老院工作報告范文

“全面實施健康浙江2030行動綱要”，“要認真抓好落實十方面民生實事，努力解決好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要完善公共養老服務體系，引導督促子女盡好贍養義務”……民生政策關乎民意、民愿，更關乎民心。在切實感受浙江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幸福的同時，代表們將目光投向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全面小康。

以“醫養結合”打通健康養老“最后一公里”

“一個行動不便的老人，由于拉肚子而不得不整天坐在馬桶上，因為工作人員沒工夫一直照顧他。”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溫州市龍灣區人民醫院院長魏麗華代表講述了一段她曾在養老院看到的真實故事。

隨著老齡化日漸嚴重，養老問題受到了人大代表們的高度關注。“養老是夕陽的事業，朝陽的產業。”“以前是七十古來稀，如今醫療水平的發展，百歲老人比比皆是。”溫州醫學院康復系主任王小同代表也真切感受到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挑戰。他告訴記者，目前獨居老人現象突出，老年群體慢性病多、病程長、治愈難，更有一些“失能”老人無法自我照料。

“老人不安，家人不安，把老年問題解決好，有利于青壯年全身心工作，減少后顧之憂。溫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步鳴代表這幾年對養老問題進行了深入調研，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他介紹，目前的養老模式如居家養老，受困于“養老的不治病、治病的不養老”，給老年人的養老和醫療帶來不便。

“現有養老機構主要以傳統的床位養老方式提供服務，很多失能或半失能老人亟需專業醫療康復，不少老人需要反復奔波于家庭、養老院和醫院之間。”魏麗華認為，醫養結合養老機構是這些老人的最佳選擇，這是一種“有病診治、無病療養”的新型養老醫療模式，有效結合現代醫療服務技術與養老保障模式。

2017年1月1日起，浙江省衛生計生委、民政廳等10部門制定推出了《關于推進醫療衛生與養老服務相結合的實施意見》。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指出，將大力發展養老服務業，研究制定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用于養老機構建設的相關政策，鼓勵支持社會力量興辦養老服務機構，加快形成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醫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

可見，以“醫養結合”打通健康養老“最后一公里”，浙江已經邁出了步伐，但是不少代表對“醫養結合”模式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也頗為擔憂。養老機構和醫療護理機構建設資金不足；許多養老服務機構不能獲得醫療機構身份、不能納入醫保定點單位；老年醫療護理專業人才缺乏等等。對此，李步鳴建議，政府應做好頂層設計，把機構養老規劃納入醫療服務規劃中統籌考慮，并加快出臺醫療衛生與養老服務相結合的實施細則。

“部門各自為政，養老和醫療資源各自獨立、互相阻隔，是阻礙‘醫養結合’服務體系建立的關鍵。”溫州市鹿城區人民醫院主任醫生莊建華代表表示，推進醫養結合體系建設，政府、社會等各方面力量要形成合力。

針對醫養結合的發展路徑，魏麗華提出，有條件的基層醫療機構可以開設老年病科。醫療機構還可與轄區內的養老機構簽訂醫療服務合作協議，并選派醫療服務團隊定期到養老機構進行醫療與健康管理服務。有條件的地區還可與社會資本合作興辦醫養結合機構或護理院。

“傳統的養老模式需要改革。”莊建華告訴記者，“現在一些老人不愿意去養老院，是因為他們認為，到養老院是去等死。”溫州市現代服務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楊作軍代表也表示，“很多人談到養老機構，觀念是有問題的，以為養老就是純粹的‘養老’，把老人圈進來，送進養老機構就完事了，實際上并非如此。”

據悉，截至2015年末，浙江省60歲及以上人口984.03萬人，占總人口的20.19%，比上年同期增加38.95萬人。數據顯示，低齡老人的數量占據了很大的比重。

“這些老人還是年富力強，挺能‘折騰’。這些老人不單單只要解決生活照料的問題，還有豐富的精神訴求，比如說學習、娛樂，等等。引導這些老人積極投身社會經濟建設，發揮正能量。”楊作軍說。

王小同也建議，要積極推進“綜合性養老”，多層次、多元化、多形式養老體系建設，讓老年人可以自主選擇。同時，政策要托底，政府要e極建造養老院“樣板房”，制定標準，購買服務，有力監管，對民辦養老機構進行引導規范。

新工匠，從“0”到“1”的質變

說到職業教育，人們會想起前兩年熱播的《大國工匠》系列片。據了解，浙江一共有獨立建制高職院校45所，各具特色，也為各行各業輸送了大量人才。“工匠精神是傳承和鉆研，是專注和堅守，更應該包含著創業與創新。”浙江三門職業中專黨委書記、校長，三門技師學院副院長謝衛民代表這些天一直在思考“新工匠精神”的內涵。他認為，在信息化時代，新工匠和舊工匠內核不一樣，舊工匠是1到N的量變，而新工匠則是0到1的質變。

“職業教育不僅僅要培養技能型人才，更要培養掌握高新技術、能夠適應時展的高技能人才，要成為浙江制造、浙江‘智’造的‘領頭羊’。”謝衛民告訴記者，這些年，浙江的職業教育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學生家長和社會各界對于職業教育的認同度也在不斷提升，已從最開始的不認同轉變為逐步認同。

“比如我們學校，近幾年中考分數在普高線以上選擇到我校就讀的初中畢業生，從原來的0上升到了現在的7%―8%左右。”在喜見變化的同時，謝衛民也直言，目前在社會上“重普高輕職高”的現象仍然突出。同時職業教育也面臨著校企合作不緊密，師資力量薄弱、職業教育投入力度不夠等問題。

“大家對職業教育仍存在偏見，認為職業教育勞動強度大、工資待遇低、升遷機會少，屬于擇業末流，選擇職業教育是無奈之舉。”李步鳴告訴記者，目前職業教育社會認同度低是個“外傷”，而專業設置滯后，人才培養無法滿足產業需求則是“內傷”。據他介紹，一些專業所培養出來的學生還不能適應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所需，本科層次的職業技術技能人才尤其緊缺。

“以前很多職業學校過分注重學生的專業技能培養，放寬對學生的文化素質要求。現實情況是，如果學生的文化素質低，就不可能有好的創新創業能力。”謝衛民建議，將“兩創”課程有機地融入到職業學校課程體系，培養學生的創業意識和創業能力。

“職業教育要優化專業結構，建立專業動態調整機制。”李步鳴認為，要從當前浙江經濟轉型升級，建立現代產業體系要求來謀劃專業設置。目前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等方向將產生一批新的應用技術，從而催生出一批新的產品、新的行業以及新的企業。他建議，從這一特點出發，浙江高職教育專業設置應積極向這些專業靠攏，有針對性地培養新興產業適用型人才。

人才培養，職業教育和普通本科院校教育兩手都要硬。《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繼續放寬普高、職高分流限制，促進普高、職高協調發展。積極穩妥開展高考綜合改革國家試點。積極推進高等教育改革發展，加大重點高校、重點學科支持力度，著力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爭創國際國內領先的一流學科、一流大學。積極推進應用型本科院校和高等職業教育院校上水平。

“中央希望浙江各項事業的發展在全國都走在前列，勇立潮頭。現在我們最大的短板和發展瓶頸還是人才。與北京、江蘇、上海、深圳等地區相比，浙江在人才總量、結構和素質方面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浙江大學副校長羅衛東代表認為，造成人才瓶頸的重要原因，是浙江高等教育雖然在過去若干年里有了較大的發展，但優質資源極度稀缺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

“作為國內頂尖、國際知名的大學，浙江大學改革和建設的力度很大，發展速度很快，在帶動浙江省高等教育發展總體水平提高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僅憑浙江大學無法從根本上緩解優質高等教育服務極度短缺的現狀。”

“好大學不是一朝一夕能建起來的，如果不及早M行布局，這個問題還會不斷往后拖。所以，盡快對浙江省高等教育重新認真思考布局和優化結構，越早重視，越主動行動，對浙江發展越有利。這件事情真的不能再拖了！”羅衛東建議。

垃圾分類不是一個小題目

“垃圾是放錯了位置的資源。”在高度重視節能減排、綠色環保的時代，垃圾分類的環保意義不言而喻。但正是這樣一件看似舉手之勞的小事，卻面臨著落實難、推廣難等困境。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浙江省十大實事中，第二件就是研究制定推進垃圾分類的具體辦法。

杭州士蘭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項目主管黃麗珍代表今年又提了一個關于生活垃圾的議案，這已經是她連續第三年在人代會上關注垃圾分類問題。

在黃麗珍看來，歷經多年的垃圾分類推進工作，浙江的許多試點已經取得了成功，雖然這些垃圾分類試點中以農村居多，但在城市里也有不少亮點：“我去過下沙的魅力城小區，那里的垃圾袋追溯機制很成功，居民的垃圾分類認同度很高，即使是小孩子都知道要做好垃圾分類。”

目前城鎮生活垃圾分類許多試點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效果有限的現狀，她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是時候了！”黃麗珍說，現在正是把一些成功的模式和做法，以立法的方式在全省推開，上下齊心，做好垃圾分類的最好時機。

而在溫州代表團，在環衛一線工作的王潘萍代表，也是連續兩年針對垃圾處理撰寫建議。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她直言，袋裝垃圾并非長久之計，許多消費者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袋裝垃圾，給垃圾回收利用和分類處理帶來很大的困難，同時也給垃圾填埋和焚燒帶來新問題。民眾的垃圾分類意識不強，鎮村居民沒有垃圾分類的習慣。

“做好垃圾分類處理首要是加大投入，試點先行，逐步普及鎮村垃圾分類收集處理以及垃圾桶、垃圾收集車、中轉站、填埋場等配套設施建設。”王潘萍認為，垃圾分類的主體應該是居民本身，要落實到戶才有效力。垃圾在家里的時候是混裝的，大家出門之前再分類，效果一定不好。不如每戶發幾種顏色的家庭小垃圾桶，在家里扔的時候就分好了，那么拿去社區的分類箱就不困難了。

在寧波代表團的小組會議上，寧波市第一醫院副院長許幼峰代表拋出的垃圾分類話題，也一下炸開了鍋。“光靠民眾自覺、自發分類十分難。前期需要引導，比如從小學就開始做好垃圾分類的教育工作。”“我在瑞典看到，幾個垃圾箱旁，都有志愿者在管理，垃圾分類沒做好的，志愿者不讓扔。”“日本每個垃圾袋都有編號，若垃圾分類做得不好，可以根據編號溯源，由志愿者上門做工作。”……

“垃圾分類的解決之道在社區。”許幼峰表示，可以采取垃圾袋編號方式，對垃圾分類進行溯源，做得不好可以上門教育、勸導；做得好的，可以給予一定的物質激勵，比如物業費減免等辦法。

“城市垃圾分類相較農村業態復雜，環節看起來簡單但細節上要求和標準很難統一。這就容易出現‘破窗效應’。”金華市副市長張偉亞代表建議，要有頂層設計，明確各個相關部門、相關人員的職責并設定處罰、激勵機制。同時還要建立相關制度鼓勵市場參與，比如歐洲的一些大公司，他們的包裝就會有人回收。

第2篇：養老院工作報告范文

關鍵詞：養老金；人口老齡化；銀發消費；上漲因素

在我國，雖然存在著人口基數較大，經濟發展不平衡，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等基本國情，但國家仍然不遺余力的制定調整養老金政策。養老金的上漲不僅為退休人員提供物質上的幫助，同時也使他們心理上得到了安慰。本文從人口老齡化、銀發消費、國家政策支持等因素闡述了促使養老金連續12年上漲的緣由。

1.人口老齡化這個客觀事實促使養老金年年上漲

當一個國家60歲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總數的10%時，或者這個國家65歲以上人達到7%時，就意味著人口的老齡化。以下是2008-2015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的變化情況。如圖所示：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官網圖中顯示了中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人口老齡化給社會和家庭帶來了許多困擾。第一，子女壓力大。20世紀80年代實施計劃生育，80后成了孤獨的一代也成了壓力最大的一代，按照中國的傳統養老習慣，老人們居家養老是首選，這樣4+2+1的家庭就產生了。這些80后不僅要養家糊口照看孩子還要在物質上或精神上照顧著身邊的這四位老人，無形中給他們帶來了巨大壓力。第二，由于人口特點變化將會帶來醫療費用的增長，在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下，有限的醫療資源配置將會導致老年人“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發生。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困擾歸根到底是退休人員的經濟條件難以滿足他們的需求，于是社會上要求提高退休金的呼聲越來越高。與此同時，提高養老金也減輕了年輕人的壓力，使他們能夠更專注于工作，為社會創造長遠的效益。

2.“銀發消費”帶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刺激了養老金的上漲

面臨著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和養老保障壓力增大的挑戰，老齡化在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少許制約的同時，也孕育了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即“銀發消費”市場。銀發消費帶動并且加快了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調整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又加速了經濟的發展。例如：針對銀發老人對商品的消費具有求實，懷舊，方便等心理特征，政府和企業相結合開發了針對銀發老人的旅游項目，醫療服務，餐飲服務，醫養相結合養老院等服務項目等。依據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程度，這些銀發老人的資金來源除了以前的積蓄、子女的支持主要就是每月領取的養老金了，所以說從某種程度上銀發消費刺激了養老金的上漲。與此同時，銀發消費事業的蒸蒸日上，也會為我國的稅收事業的發展添磚加瓦，也會增加財政轉移性支付的金額同時會為連年上漲養老金提供經濟上的支持。

3.政府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為退休人員連年上漲養老金保駕護航

2017年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重點強調，民生是為政之要，必須時刻放在心頭，在當前國內外形勢嚴峻復雜的情況下，要優先保障和改進民生，2016年中央用于改進民生的費用占GDP的4%，政府多措并舉把保障民生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為退休人員提高養老金就是其中的一項，如下圖所示，自2005-2016年養老金連續12年上漲及上漲幅度。數據來源：公開資料整理，編輯制圖。《中國經濟周刊》采制中心如圖所示自2005-2016年12年間，養老金增長幅度一直在5%以上，而在過去五年里，我國CPI一直保持在3%以內，可以看出養老金的調整幅度可以完全保證退休人員購買力不下降。政府加快健全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完善醫療保險政策，由財政直接補貼，逐步解決老人“因病致困”的難題，為老人解決后顧之憂。政府協調相關部門制定調整養老金的文件，力求調整范圍調整幅度惠及每一位退休員工。

綜上所述，人口老齡化、“銀發消費”、國家政策扶持、CPI上漲等因素促進了退休人員養老金年年上漲。當然養老金上漲也表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表明我們國家國力的強盛，表明國家把改進民生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退休人員安享晚年，老有所養，老有所依，應該是整個社會的愿望，也為中國夢的實現奠定了基礎。

參考文獻：

[1]侯文若.《社會保障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版（32）

第3篇：養老院工作報告范文

掃描：農村留守老人

生存現狀寫真

身體累，活一天干一天

四川清明前后雨水多，林啟兵老人和妻子在家，妻子鍘豬草，他用廢報紙卷自制的葉子煙，他們難得有這么清閑的日子。

林啟兵今年62歲，有5個孩子，一家大小14口人，子孫們不是外出打工就是在外面工作，家里就剩了夫妻倆。林啟兵的家很大，老人說，每年除了春節熱鬧一陣子外，家里就冷冷清清的了。

老人的孩子雖多，但生活并不富裕。孩子們在外一年忙到頭，僅夠子女讀書和一家人的花費。因此，老人雖然腿腳不靈便，但在家里并沒有清閑下來。他經營著四畝多的水田，種一些菜，養一頭豬，十幾只雞，還養了一籠兔子。一年幾乎沒有個閑日子，經常覺得腰酸腿疼。

在村里，像林啟兵這樣的留守老人還不少。他們只要身體還行，就活一天干一天活，自己養活自己。

生活苦，擔心死了沒人知

在云南見到80歲老人張中學時，他戴著頂斗笠，腋下夾著個編織袋，正要到侄兒家煮晚飯。打開他的編織袋，里面裝著一些干芥菜葉――這就是老人的下飯菜了。老人的妻子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他與妻子沒有生育，抱養了個兒子。兒子帶著孫子去深圳給人養豬，十幾年來只回來過兩趟。

養子出去后，開始還寄點錢回來，后來人不回了，錢也不寄了。老人在家里，靠自己耕種一畝地養活自己。他沒有收入，連豬肉都買不起。為了能賺一點錢，老人去年還去販小鴨，挑著到鄉下賣。由于不會管理，不但沒賺到錢，連本都賠了不少。

老人的房子是他父親生前與人合建的，他只有下廂房兩間，雜七雜八的東西堆滿了房間。由于沒錢交電費，老人連電燈都沒有，房間里一片黑暗，連床都看不見。老人穿著破破爛爛的，他已經記不清自己多少年沒穿過新衣服了。說到這兒，張中學唉聲嘆氣地說：“這些也沒什么，我擔心的是死了沒有人埋！”

心煩悶，教育孩子傷腦筋

教育孩子，這些本是年輕人的事，可是，由于他們大多在外打工，這些任務便全部落到了老人們的身上。

在湖南，記者走進一家門楣上雕著“穎水流芳”的大院，碰巧遇到主人陳文龍老漢正給外出經商的兒子打電話匯報孫子的學習情況。據了解，陳老漢每天除了做飯炒菜，料理家務外，還承擔教育孫子的重擔。孫子今年讀初二，比較頑皮，令學校、老師大傷腦筋，老人也沒辦法。為此，陳老漢只好常常打電話給遠在千里之外的兒子、兒媳，叫他們多給孫子“電話教育”。陳老漢無奈地告訴記者：“教育孫兒不但責任大，而且也極為煩心，今天不是孫子生病，明天就是孫女鬧別扭，事情多得很。”

太寂寞，最盼過年大團圓

繁重的家務和家教之外，最令老人煩惱的莫過于寂寞。

在重慶采訪時，一位名叫楊兵章的老人向記者說，他平日里白天忙一點家務活，或者偶爾串串門，同鄰居拉拉家常，日子也還算充實，但晚上可就寂寞了。家里雖然彩電、音響等娛樂設施一應俱全，但由于自己識不了幾個字，加上眼睛又不好，電視設備幾乎成了擺設。為此，他常常一吃完飯，便上床休息了。他最盼的是過年，兒子全家都回來，女兒女婿外孫也都來看他，一大家人其樂融融，那才是他想要過的美好生活。最怕的是正月十五一過，子女一個個走了，家里回到長久的冷清。最后他戲謔地說：“現在農村大多數家庭是兩個老的在家，一個‘和尚’，一個‘尼姑’。”

重壓：農村留守老人的心聲

記者在湖南株洲某村調查了解到，全村有340戶1650個村民，整家外出務工的有63戶，兒女在外務工的有237戶，全村60歲以上的“留守老人”就有300余人。在中青年外出務工后，留守在家的老人不得不“老當益壯”，扛起了種田重任，肩挑背磨什么都得干。這些過度透支了他們的體力，用這些老人的話說是“只有我們實在爬不動時，就不做了”。

老人們說，年輕時盼把孩子拉扯大了，就可以享清福了。現在都一大把年紀了，仍然要耕田犁地，說“老了享福”，那都是一句空話。

精神慰藉少。人老了最怕孤獨。來自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農村老人過慣了苦日子，對物質要求并不高，在能滿足溫飽的今天，老人渴望的往往是子女的親情而不在乎子女的錢物。尤其是當子女外出務工把小孩接去一同生活后，留守老人不但日常生活受到影響，連最后一點精神寄托也沒有了。大多農村留守老人過著“出門一把鎖，進門一盞燈”的寂寥生活，很容易感到孤獨。特別是獨居老人，更是心里有話沒處述說，有時間沒事打發，很可能出現抑郁癥狀，覺得生活沒有意思，嚴重的會產生自殺的念頭。

生活缺照料。由于子女不在身邊，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小事對于留守老人來說，都成了難題。留守老人最怕的就是生病。在家中生了病，沒有年輕人去請醫生，有些老人甚至拿不出錢看病，往往小病拖成了大病。臥病在床身邊也沒有子女來照顧，老人更是覺得孤苦無靠。有老人告訴記者，他一次生病了，連飯都做不了，只好啃涼饅頭吃咸菜，想哭連一個聽的人都沒有。

經濟收入低。大多數農村留守老人大部分沒有社會養老保障，經濟收入來源主要是自己勞動所得和子女補貼。地里的收入不高，一些失去勞動能力的留守老人更是只能依靠子女的補貼。隨著孝道觀念的淡化以及一些子女自身謀生的壓力，高齡留守老人的經濟收入更是少得可憐。

安全隱患多。隨著年事已高，一些農村留守老人記憶力下降，有的行動不便或身有殘疾，一些日常生活行為都有可能導致安全隱患，甚至導致悲劇。

最近，一項由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完成的調查表明，我國農村現有10.2%的老人感到不幸福，有35.1%的老人經常感到孤獨，獨居的和沒有配偶的老人感到孤寂的比例更高。關注此事的人士認為，與農村“五保戶”相比，農村留守老人的養老問題容易被忽視，他們大多體弱多病、生活缺少照料。尤其是高齡老人面臨的困難更大，需要給予足夠的重視。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秋霞說：“農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主要內容包括子女經濟上的供給、精神上的孝順、老人業余生活的豐富等等。但是在許多地區，農民們面臨子女上學、子女成家、醫療保健等多種問題，在諸多的開支面前，老齡問題根本排不上號。老人們一般只停留在吃飽穿暖的水平，養老僅為了生存。”

思考：如何讓

農村留守老人安享晚年

第4篇：養老院工作報告范文

一、留守老人的生活現狀

我國農村長期實行以家庭為主的養老方式，子女贍養是老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但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外流，傳統的養老方式悄然發生了變化。長期的兩地分離使得外出子女無法為留守父母提供日常性的照料和關懷，家庭養老的基礎受到了動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留守老人的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不僅如此，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留守老人還得照顧孫輩及忙碌耕作，過著貧乏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一)生活質量差，勞動強度大

據筆者對豫東陳村留守老人的調查，83%的留守老人沒有積蓄，86%的留守老人仍需下地干農活。他們生活極其簡樸，往往只求溫飽而不求吃得好。雖然子女外出務工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家庭經濟生活，但大多數子女自身經濟狀況不佳，還要撫育子女，所以，給予父母的經濟幫助十分有限。此外，很多子女掙錢的能力有限，沒有能力給父母提供贍養費，以致許多留守老人不得不靠自身勞動來維持生活。原本中青年農民是農村種田的主勞力，但由于他們長期在外務工，留守在家的父母不忍心責任田荒蕪，于是，本應享受天倫之樂的他們不得不重新拾起農具，成為務農主角。這樣，外出務工的子女間接加重了留守老人的勞動強度，他們外出務工雖然掙了錢，但留守老人的物質生活水平并沒有得到顯著提高，所以，留守老人普遍面臨生活質量差、勞動強度大的困境。

(二)就醫難、費用高

看病難、看病貴更是目前中國社會的真實寫照，在豫東的農村尤其如此。雖然實行了農村新型醫療合作制度，但在豫東農村地區，醫療結構尚未完善，醫療水平、人員及設施的配備也極為有限。加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現有鄉鎮衛生院仍以盈利為目的，門診費用不能報銷，而大多留守老人經濟窘迫，一兩百元的門診費對于一些老人們來說已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因此“看不起病，吃不起藥”是留守老人常有的現象。根據統計數據，留守老人生病的醫療費用主要靠自己承擔的占76%，主要靠外出子女承擔的占17%，主要靠未外出子女承擔的占13%，主要靠其他家庭成員和村集體或政府承擔的比例也很低。醫療費用的支出對于原本經濟條件就比較糟糕的家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很多留守老人因為無錢看病，只能拖著，遭受病痛的折磨。據筆者調查，有些病人由于沒有錢在正規的大醫院看病，而只能選擇在家讓那些鄉村醫生治療以延續生命。

(三)隔代教育增加了留守老人經濟與精神負擔

據統計，豫東陳村76%的留守老人需要照看孫輩。常年在外打工并能攜帶子女進行隨身教育的打工者為數不多，造成許多農村孩子短期或長期失去了直接監護人，留守在家的爺爺奶奶不得不承擔起對孫輩的教育重任，這樣就形成了隔代教育，隔代教育給留守老人帶來了極大的經濟與精神負擔。一般來說，外出務工子女應該在經濟方面給老人一定的補償，以利于老人生活質量的提高。據筆者調研，部分外出務工子女確實使他們父母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絕大多數留守老人依然是通過自身勞動來獲取生活來源，子女對留守老人的經濟供養非常有限，很多外出子女給老人寄錢都是為了農業生產投入或者自己小孩生活和教育費用的支付，很少用于改善老人的生活水平，只有在老人患了重病時才給予支持。通常情況下，子女匯的錢并不是很及時，留守老人不得不把自己勞作、用于改善生活的錢補貼在孫輩身上，這無形中加重了老人的經濟負擔。對許多農村留守老人來說，最令他們頭疼的是孫輩的教育問題。通常，農村留守老人的文化程度相對不高，又不懂得科學的教育方法，加之受“隔代親”這種傳統風俗的影響，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往往都溺愛這些留守在家的孫輩。長此以往，很容易使他們養成唯我獨尊的不良心理。同時，農村留守老人大多是文盲，對孩子的功課根本無力輔導，對他們的學習只能放之任之。這樣又可能使孫輩們養成棄學、厭學、上網打游戲等不良嗜好。

(四)精神慰藉缺失，娛樂活動單調

傳統文化中的“兒孫繞膝，其樂融融”的情結在農村老人觀念中根深蒂固，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條件。然而，由于兒女長期在外務工，留守老人既要負擔農業生產，又要照顧小孩，安享晚年的心愿難以實現，心里失落感較大。在外打工的兒女長時間不回家，對老人尤其是對于單親家庭的留守老人來說，打擊更大。加上外出子女平時很少與父母溝通，打電話回來更多的話題也是圍繞在家的孩子，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留守老人親情上的疏離和心靈上的煎熬。老年人失去了依靠和寄托，無法享受過去大家庭的天倫之樂，精神世界比較空虛，心理上孤獨無助。另外，年輕有文化的人都外出務工，留守在家的老人大多年邁力衰、精力有限，加上農活多、家務忙，很難開展豐富多彩的娛樂活動。而且大多數農村還沒有真正建立起具有實際意義的老年組織，老人們空閑時間除了看電視、聊天、打牌外，就沒有更好的消遣活動了。還有一些老人為了省電甚至連電視都不看，有些老年人家中電視都是由孫輩控制，所看的電視節目都是老人們不感興趣的。

(五)家庭氛圍缺失，生活無人照料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及大量青壯年外出務工，傳統的大家庭逐漸小型化，家庭氛圍逐漸消失，“兒孫繞膝”的現象也不再出現。子女不在身邊，造成農村留守老人養老的家庭氛圍缺失，生活無人照料。對農村留守老人來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如燈泡壞了、電線斷了等都成為難題。特別是當老人身體不好，需要子女陪同去醫院看病時，子女不在，老人更是覺得失落、孤苦無靠。

(六)法治不健全，安全隱患時有發生

與城市相比，農村的治安較為松懈，法治人員不作為情形較突出。加之留守老人對犯罪分子的警惕性不高，又年老體衰、行動不便，使一些不法之徒把罪惡的黑手伸向了他們。據筆者走訪了解，這些不法之徒利用農村留守老人文化程度低、對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心地善良等特點，對他們銷售過期或假冒偽劣藥物以騙取錢財。另外，犯罪分子還利用花言巧語，上門編故事，說老人在外打工的子女出了問題，急需用錢，并謊稱自己是他們的朋友，來騙財騙物。所騙對象多是男主人或子女長年離家打工，僅有老人留守的農村家庭。更為嚴重的是，有些犯罪分子利用農村治安防范力量薄弱的特點，對農村留守老人進行明目張膽的搶劫。如在陳村多次發生不法之徒在夜間砍伐村民院子周圍的樹木，留守老人一旦報警，這些歹徒就直接對他們進行人身威脅。更有甚者，有些歹徒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張膽地把老人飼養的羊給抱走。

二、留守老人問題出現的原因

目前我國農村留守老人的數量已達1億多人，留守老人現象已經相當普遍。有關留守老人的報道頻頻見于報端，作為一個日益龐大的社會群體，留守老人問題已經引起社會的關注。留守老人的大量涌現，必然伴隨出現上文所談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社會的老齡化加劇

目前我國老年人數量逐漸增多，全國60歲以上的人口已達到1．7億，其中70%以上的老齡人分布在農村，農村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可以說，留守老人是農村人口結構老齡化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必然現象，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實問題。

(二)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

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以提高生活水平，這是留守老人問題產生的最主要原因。目前，全國農民進城務工人口已超過1．58億，并以每年600萬的速度遞增。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3億人口。農村留守老人的存在，是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付出的成本代價，是勞動力轉移、農村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必然出現的社會問題。

(三)老年人與子女之間存在代溝

代溝是造成老年人與子女分開生活的又一個重要原因。隨著經濟和社會的迅速發展，老年人與子女之間的價值觀念、興趣愛好、生活方式、消費理念等差距越來越大。隨著“代溝”加深，子女要求有獨立的生活空間，而老年人大多具有深厚的戀土情結，不愿意離開家鄉隨子女進城生活。老人認為與子女分開居住可以避免因家庭矛盾引起的爭吵，而年輕子女因工作繁忙，經濟條件有限，對留守在家的老人關照也必然有限［2］。

三、解決留守老人問題的策略

農村留守老人存在著經濟供養條件差、收入來源結構單一、精神慰藉方式短缺、生命質量保障力度薄弱等問題。為了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學、老有所用、老有所醫、老有所樂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2012年國家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積極發展老齡事業，加快建設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努力讓城鄉老年人都老有所養，幸福安度晚年”［1］。

(一)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的有機結合

長期以來，“養兒防老”是我國農村地區主要的養老模式，然而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及大量青壯年農民外出務工，農村家庭規模不斷縮小，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面臨嚴峻挑戰。一方面，為了保證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實施，各級黨委政府應做好“鳳還巢”的工作，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優惠政策，積極鼓勵、引導農村青年返鄉創業。外出務工、求學人員回鄉創業，不僅有利于農村工作的正常開展，加快農村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步伐，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健康發展，更主要的是讓留守老人過上真正幸福的晚年生活。畢竟家庭養老在情感、心理上是其他任何養老方式都無法替代的，家庭養老仍是農村養老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要積極探索在農村建立完善集中贍養制度，加強農村養老院建設，適當增加農村養老院的數量，促進家庭養老社會化，將因子女外出打工、求學、定居而無依無靠的留守老人吸納進去，實行“補位”養老服務，真正解決留守老人無人管理、無人贍養的問題［2］。隨著老年人人數逐年增多，特別是高齡、失能、獨居老人逐漸增多，除了要緊緊依靠家庭和社區養老外，還必須大力發展社會化養老。社區養老服務不能全靠政府投入，應實行社會化。其中，政府投入部分資金，主要用于示范性老年服務項目的建設，同時要通過優惠政策鼓勵社會各界力量興辦老年設施，多渠道吸收社會資金投入。中國紅十字會曲阜醫院院長姜健建議把專業人員服務和志愿者活動結合起來，嘗試建立時間儲蓄制度，鼓勵低齡人為高齡老人提供護理照料，為自己未來的護理需求進行時間儲蓄。他認為，政府對加強社區養老服務和社區托老機構的建設應作出明確規定，新建社區或規劃城鎮公共設施時，需按一定比例建設托老機構和老年人活動基礎設施。同時，他還認為，為應對國家資金不足，應鼓勵民間資本投入，鼓勵社會力量發展養老服務業。吸收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市場，已經是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戰略選擇［1］。對于農村留守老人這個特殊群體，有識之士建議要加大社會各界對其關愛的力度。在進一步采取幫扶等措施幫助農村留守老人解決生活困難的同時，更應組織各種社會關愛行動，讓老人們在精神上得到更多的撫慰。首先，注意推進入戶撫慰活動。基層黨政組織應擔當起撫慰的首要任務，匯集農村多方力量組建節假日上門撫慰服務隊伍。每逢春節、五一、國慶、中秋、重陽節等節日，通過開展慰問活動，使老人們感受到“兒孫滿堂”的天倫之樂。其次，積極開展志愿服務活動。組織社會各界志愿者利用周末和空閑時間，經常到農村留守老人家中探望，陪老人們聊天，幫老人們洗衣等，讓老人們充分感受到“空巢不空心”的溫暖。第三，逐步實施電信問候活動。郵政、通訊等行業，可充分利用現代信息工具和部門優勢，定期對農村留守老人進行精神問候，使老人們感受到社會關愛［3］。

(二)促進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建設

從根本上解決農村養老問題，就要不斷提高農村老人的就醫保障。要不斷加大財政及各地方財政補貼比例，最大限度地提高農村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推進新農合醫療制度建設，提高服務能力和水平［1］。一是要不斷鞏固和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提高財政補助水平，對老年人治病產生的門診、醫藥費按一定比例報銷。二是要建立健全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加大政府調控力度，把城市富余、閑置的醫療衛生資源向鄉村轉移，支持農村衛生室建設。同時要改革鄉鎮衛生院運行機制，推行鄉村衛生機構管理一體化，向老年人提供安全廉價的基本醫療服務。三是要加強農村醫療衛生隊伍建設，定向免費培養培訓農村衛生人才，妥善解決鄉村醫生貼，要側重于為農村培養留得住、用得上的適用型人才，或招聘一些醫術較為高明、醫德較為高尚的醫生到農村醫院工作，以提高農村醫院的醫療水平。

(三)增強敬老養老意識

尊老敬老是我國的傳統美德，孝敬老人一直受人尊崇;老人們也都希望子女贍養他們，希望從和諧、溫暖的家庭中獲得物質和心理上的滿足。而在廣袤的中國農村，要想建立起惠及每個農村老人的養老保險，有相當大的難度，家庭養老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覷。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子女仍是撫養留守老人的主力軍。然而近年來，敬老養老的意識有不斷淡化的趨勢。除了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直接相關外，還與一些子女的孝道意識薄弱有關。所以，政府、社會要大力宣傳孝道觀，強化子女的敬老養老意識，通過多種渠道宣傳、開展評選敬老養老好兒女、好媳婦、模范家庭等活動，大力宣傳尊老、敬老、助老的法律法規和先進事跡，使人們認識到尊老、敬老、助老是憲法規定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從道義和制度上使老人心情舒暢，頤養天年。為此，子女應該時時保持與父母的聯系，大事與老人商量，尊重老人的意見;按時給老人寄錢送物，讓老人無后顧之憂。對農村留守老人的關愛，需要兒女們的精神贍養與物質贍養并重。所謂精神贍養，就是在外的兒女們要多和老年父母進行精神上的交流溝通和安撫慰藉。要關心父母，經常回家看望，聽聽他們的心聲。遠隔千山萬水不能經常回家的，也要經常寫信、打電話，噓寒問暖，加強彼此之間的交流和溝通。我們需要構建的是永久親情的和諧，這其實也是一種美德。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傳承“尊老愛幼”的民族傳統，讓更多的人來關愛農村的留守老人，讓普天下的家庭都和諧相處，無疑是天經地義的美德，也是新農村建設的根本要義［4］。

第5篇：養老院工作報告范文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超大城市社區功能社區建設

〔中圖分類號〕C912.8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6）04-0109-07

2014年，中央出臺《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引導中國未來的城鎮化。值得關注的是，城市規模的劃分標準重新做了調整，城區常住人口一千萬以上的城市升格為超大城市。依據新的標準，有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深圳6座超大城市。同時，規劃特別提到城市發展面臨的社會問題，包括人口過度集聚、外來人口集聚區人居環境較差、公共安全事件頻發、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不足等。2014年1月，“城市病”首次被寫進北京的政府工作報告。2014年3月，參加兩會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指出，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鄉社區，關鍵是體制創新，要努力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新路子。那么，新型城鎮化對超大城市社區功能有哪些新的要求？超大城市社區發展過程中存在哪些問題？需要做哪些調整和改進？這些都是亟需研究的問題。

一、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超大城市的社區功能

1.超大城市社區的社會融合功能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人口流動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區的戰略區域，如長江城市經濟帶、珠三角沿海地區、京津經濟圈等，都是超大城市密集分布的地區。人口遷移主要是為獲得發展機會、增加收入以及享有良好醫療、教育條件等，但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234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能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大量流動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給超大城市發展帶來諸多風險隱患。統計顯示近10年北京市70%的犯罪是外來人口所為，上海為72%，深圳則高達98%。①因此，超大城市社區發展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發揮社會融合功能，促進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社會。從國外大城市發展的經驗看，如果一個城市不能盡快將大量來自不同地域和持有不同文化的移民吸納和同化進它的社會，就會對城市體制形成潛在的威脅，成為社會動蕩和相互對抗的根源，甚至導致體制的解體。[美]帕里羅等：《當代社會問題》（第4版），周兵等譯，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197頁。2013年1月，總理前往國家糧食局考察時指出促進城市外來人口和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重要性。他強調，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關鍵是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特別是推動農民工的市民化，讓他們逐步融入城鎮。王子約：《新型城鎮化思路：核心是人的城鎮化》，《第一財經日報》2013年2月4日。2015年12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再次強調指出，超大城市等各類城市是我國各類要素資源和經濟社會活動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實現現代化必須抓好城市這個“火車頭”，推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把促進城鎮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首要任務，有效化解各種“城市病”。

2.超大城市社區的社會保障功能

新型城鎮化強調城市可持續發展、公共服務能力和改善民生。大量流動人口融入超大城市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要有就業支撐和服務保障。由于人口眾多，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務成本更高、難度更大。目前，上海、北京、天津等超大城市每年保證居民衣食住行、公共安全的財政支出高達數百億元，面對日益密集和多元化的公共需求，政府難以提供精細、完善的服務。從國際上看，超大城市的社區公共服務大多由社團組織操作完成。香港約有170個社會團體，下屬的各種工作機構有2700個左右，基本承擔了全港老年人、殘疾人、家庭、婦女和青少年教育等各種社區服務，這些服務大多是由志愿者免費提供。紐約皇后區第三社區的“杰克遜街區行動組”（Jackson Heights Action Group）通過鄰里居民、小企業主相互幫助的方式為社區居民提供免費服務，包括為移民提供相關指導和幫助，協助居民辦理健康卡，為失業者尋找就業機會或提供就業信息，用英語和西班牙語為青少年提供技能培訓，為無家可歸的人、病人、失業者以及貧困居民提供生活幫助，組成公民巡邏隊在治安比較差的地段開展治安巡邏等。有數據表明，美國社區志愿服務一年創造的社會經濟價值高達2250億美元，于燕燕主編：《中國社區發展報告2007-2008》，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69頁。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務壓力，也促進了移民的城市融合。到目前為止，中國向超大城市遷移的人口數量有增無減，據預測，2030年天津市人口將達到2500萬。城市規模的擴大愈加顯示出社區保障的重要性。“城市區域范圍的擴大使城市的變化更加復雜和迅速，給人們帶來不可靠和不安全的感覺。城市過大，讓個人感到無所適從。為了在紛繁復雜的社會中尋找自我，人們通過生活在一個易于理解的、社會關系可以預知的社區中，以便混亂達到最小。”[美]貝利：《比較城市化：20世紀的不同道路》，顧朝林等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52頁。

3.超大城市社區的社會安全功能

超大城市面臨的自然、社會風險壓力大。中國千萬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都分布在氣象災害、海洋災害、洪水災害和地震災害十分嚴重的沿海及東部平原、丘陵地區。由于超大城市人口密集，同等規模的事件造成的損失更為嚴重，比如近期發生的天津港大爆炸以及深圳的山體滑坡均證明了這一點。一些暴力、恐怖事件的制造者為擴大社會影響往往將目標選擇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早在2004年，北京市11位人大代表針對頻繁出現的公共安全事件提交了一份名為《必須高度重視涉及城市公共安全的“風險管理”》議案，曾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

由于人類需求關愛和守望相助的本性與大城市所代表的環境特征在很多方面存在抵牾，需要通過社區緩解個人壓力、矯正城市發展狀態。盡管很多學者預言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洪流當中鄰里社區的消亡不可避免，但作為城市社會的基本組織細胞，社區仍然是解決城市問題的重要手段和載體。為此，新型城鎮化規劃特別提出加強頂層制度設計，統籌推進人口管理、城鎮住房、財稅金融、行政管理等重點領域改革，形成有利于社區發展的制度環境。

二、超大城市社區功能發揮的現狀及問題

1.社區發展的行政化色彩濃厚

根據相關政策法規，街道辦事處是區政府的派出機構，居委會是群眾自治組織，社區工作站則是街道辦事處派駐到社區的工作和服務機構。居委會沒有獨立的經費來源，均由政府財政撥款解決，因此雖然設置了社區工作站，但居委會承擔的職責很多屬于政府職能范疇，包括城市管理、安全生產、計劃生育、人口統計甚至招商引資等。政府設立社區工作站的初衷是想通過“議行分設”把不屬于居委會工作職責的行政性工作分離出來，實現社區的自我管理和服務。但實際情況是社工站的進入加深了社區的行政化管理色彩，導致居委會“邊緣化”“空心化”問題嚴重。社工站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履行行政職責上，被居民視為政府“管理人員”而非專業服務人員。2013年，九三學社深圳市委員會通過一年多社區居民滿意度調查后指出社區工作站真正開展社區服務的精力不到20%，因此建議深圳市政府“逐步撤銷社區工作站”，做大、做強居委會。劉永新：《深圳應逐步撤銷社區工作站》，《深圳特區報》2013年1月15日。

社區發展行政化的另一個表現是社區經費多少主要取決于所在行政轄區的財政能力。以北京為例，東城和西城兩區面積僅占全市建設用地面積的274%，卻容納了大量的經濟、社會資源。兩區的住宿餐飲業單位密度是海淀區和朝陽區的3倍，石景山和豐臺區的9倍；擁有的醫療文化資源遠高于其他城區，博物館占全市的41%，公證處辦證總量占全市的56%。楊卡：《中國超大城市人口集聚態勢及其機制研究》，《現代經濟探討》2014年第3期。目前天津13個市轄區的財政收入存在很大差距。2013年，財政收入最高的濱海新區人均投入每個社區的經費為112萬元，而財政收入較少的河北區投入社區事務的人均經費僅為400元。資料來源：天津市統計局：《2014年天津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14年。對中國6大城市25個街區的家庭調查顯示，行政轄區財力不均導致部分社區保障功能弱化，城市貧困高度集中在改制企業宿舍、城中村等幾類社區和社會群體，一些低收入社區貧困發生率高達22.4%，下崗職工和農村移民成了中國城市兩個主要貧困群體。ShenJing He， Fulong Wu and Chris Webster， “Poverty Concentration and Determinants in China’s Urban Low-income Neighbourhoods and Social Grou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no.2， 2010， pp.328～349.

2.社區無法提供充足的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是由人際關系所產生的資源，包括物質和心理的援助，比如資源和信息共享、情緒感染、心理支持等，這種支持系統（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在促進社會融合方面具有顯著功能。但流動人口在超大城市就業中獲取的社會支持主要來自家庭、親友等私人網絡以及老鄉會、同鄉會等地緣組織，社區不在他們的支持網絡之中。超大城市社區無法提供必要的社會支持，已經嚴重影響到農民的市民化進程。重慶的戶籍改革實驗遭到抵制，部分農民不愿意參加戶籍改革，認為城市無法提供必需的福利，成為市民反而會使他們失去傳統的包括土地在內的多元化謀生方式和以親屬關系及村落為基礎的互助網絡。“在認為缺乏國家正式福利的情況下，這些非正式的社會支持網絡可以幫助他們抵御生活風險，因此特別重要”。Nick R. Smith，“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and Peri-Urban Precarity in China，”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no.S1， 2014， pp.369～383.

社區提供社會支持需要掌握一定的社會資源，但很多資源都控制在開發商、物業公司和社區駐地單位的手中。有調查顯示，北京市的社區已沒有公共資源可供居民集體所有和支配。郭偉和：《身份之爭：轉型中的北京社區生活模式和生計策略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26～127頁。對上海、天津、廣州民間養老機構的調查顯示，由私人和企業經營的養老院占581%，社區養老院只占287%。其中，一家近十萬人口的社區養老院只有四張床位。Linda Wong and Jun Tang， “Dilemmas Confronting Social Entrepreneurs： Care Homes for Elderly People in Chinese Cities，” Pacific Affairs， no. 4， 2007， pp.623～640.對北京30個社區的調查顯示，只有25.7%的社區提供老人院服務，回答所在社區中有托兒所的人僅占受訪者的136%。沈千帆主編：《北京市社區公共服務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58～165頁。對天津45家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調查顯示，沒有一家可以提供27種基本醫療診斷服務，只有一半社區醫生可以進行心肺復蘇和清創術。Wei Zhou and Yanmin Dong，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apacity in China： A Survey in Three Municipalities，” Journal of Evalu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no.19， 2013， pp.167～172.

3.社區缺乏風險意識和應對機制

由于社區保障和支持能力不足以及人際關系的冷漠和疏離，社區在面對超大城市快速擴張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時顯得不知所措。比如部分弱勢群體因生活困難鋌而走險、城市在改造拆遷過程中屢屢出現鄰里矛盾、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沖突以及家庭房產權的糾紛等，社區均難以發揮協調功能，導致上訪、惡性沖突事件以及“民轉刑”案件時有發生。中國城市居民危機意識淡薄，應對突發公共事件能力低下。雖然很多超大城市已經或正在建立“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的風險管理體系，但以社區為主的第四級網絡建設普遍薄弱，居民委員會的財力、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都難以適應危機管理的要求。郭濟主編：《中央和大城市政府應急機制建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73頁。絕大多數社區沒有建立風險預防和控制機制，也沒有專業人員負責培訓社區居民的應急能力和應急意識，難以應對自然災害、公共安全等突發事件。

4.城市社區規劃的技術化傾向突出

按“新城市主義”觀點，“以人為本”的城市規劃理念始終貫穿這樣一種精神：城市建筑的改造不應同時“拆除”居民的“伙伴關系”和社會資本；社區計劃必須將公共領域的重要性置于私人利益之上以確保社區社會結構有助于促進社會整合、加強區域社會資本，這已成為創造一個新型社區最基本的原則。Nessa Winston， “Regeneration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Barriers to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Housing in Urban Are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18， 2010，pp.319～330.20世紀90年代以來，技術主義和工具理性在中國的城市規劃中盛行，城市的規劃和住房政策的制定以經濟效益為導向，將人的生活和情感排斥在外，社區逐漸喪失了其作為社會組織的整合功能。“從20世紀的‘開發區時代’到當今的‘新區時代’，充分挖掘并借助規劃的力量實現土地交換價值的提升。而空間作為體現市民社會內涵、行使市民權利的重要場所的使用價值和意義卻常常被忽視。”李強等：《城市化進程中的重大社會問題及其對策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24頁。為防止超大城市面積過度擴張，“十二五”期間國家明確要求超大城市提高住宅用地比例和容積率。很多城市因此禁建六層以下建筑，新建樓宇以高層為主。高容積率雖然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卻導致同等面積下社區人口急劇增長。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超大城市之前曾試圖扭轉城市規劃過于偏重經濟和技術的傾向。2003年上海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關于修改上海市城市規劃條例的決定》，將“增加公共綠地、公共活動空間，降低建筑容量，控制高層建筑”（“即雙增雙減”）以法規的形式寫入修改后的規劃條例并于同年12月1日起實施。目前“雙增雙減”的說法已極少被當地政府提起。徐健：《提高城市容積率：當誘惑遭遇現實》，《第一財經日報》2011年4月8日。由于人口的空間集中度高，超大城市社區規模普遍偏大，上海人口密度較高的黃埔區和靜安區平均每個居委會轄區人口規模達到10萬人。天津絕大多數社區在2000戶左右，有的甚至達到15000戶，人口規模大大超出鄰里認同范圍。

三、超大城市社區功能如何發揮？

1.通過法制化、社會化手段協調政府與社區關系

充分發揮社區社會融合、保障功能的重點是處理好居委會、社區工作站和街道辦事處的關系。從20世紀80年代部分發展中國家社區建設失敗的教訓看，社區發展最大的問題在于政府對社區控制太多，使得社區無法決定自己的發展。復旦大學發展與政策研究室編：《城市治理與中國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3頁。雖然中國各大城市普遍建立了“社區工作準入制度”，要求做到“權隨責走、費隨事轉”，沒有經過審定的工作擅自進入社區，居委會有權拒絕。但執行效果卻不理想，主要是這一制度對政府職能部門缺乏約束力。為保障居委會和社工站履行社會保障職能，在“社區工作準入制度”基礎上還應制定《社區依法履行職責事項》和《社區協助政府工作事項》，凡未列入公布事項的，政府部門不得隨意要求社區予以承擔。由于社區工作站的行政屬性使其公共服務職能異化，長遠看，應該推動社工站的社會化，使其成為配合居委會提供專業服務的社會組織，政府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形式將公共服務的職責轉移給他們。通過法制化和社會化的手段逐步扭轉社區發展的行政化傾向。

2.建立社區公共財政和基金擴大社區資金來源

為推動移民的社會融合和提升對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能力，超大城市可考慮建立過渡性的社區公共財政，由市級政府進行財政統籌預算，以社區常住人口數、流動人口數為基本依據，結合社區管轄面積、居民成分、地理位置等因素確定年度社區經費標準，并適當增加改制企業宿舍、城中村等城市邊緣社區的財政投入。針對社區資金來源不足的問題，需要拓展資金的籌集渠道。作為世界上第一家社區基金會，美國克里夫蘭社區基金會的總資產高達18億美元，內設1300個來自個人、家庭、公司和其他機構的單立捐贈基金。2013年中國基金會的數量達到3549家，基金會盡管每年有大量的資金捐出，但很少直接以社區以及在社區內開展活動的社會組織為捐贈對象，絕大多數基金會的資金來源都沒有明確的地域限定，缺少相對獨立的社區基金。“社區發展強調自助，而自助之道，必須先動員社區內的資源、而后始能爭取社區外來的協助，因此，如能組成社區基金會一類的組織，由社區工商業熱心人士加以領導，對于社區發展工作，當有力量。”徐震：《社區發展》，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5年，第22頁。政府應扶持建立市場化運作的社區服務基金，對社區建設進行融資。2014年，深圳在全國率先試水社區基金會，深圳桃源居公益事業發展基金會捐資166萬元發起成立光明新區鳳凰社區基金會，隨后又捐資160萬元發起成立寶安區海裕社區基金會。目前，深圳共登記設立了16家社區基金會。

3.培育社會組織應對社區風險

新型城鎮化提出創新城市治理方式，強調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志愿者參與社區服務和管理。20世紀初，天津老城區有志愿組織“水會”53家，一旦發生火災，水會成員馬上到會所集合攜救火器具奔赴火場滅火。天津三岔河口獅子林、金家窯一帶有居民兩千多戶，建有水會“上善北局”。他們自備水筲102副，水激子三臺，每逢發生火災時前往救火者有一百三四十人之多。若城市遇到戰爭或突發事件時，水會隨之轉變為“水團”維護社會秩序，是街區防范風險的重要力量。劉海巖：《空間與社會：近代天津城市的演變》，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345～346頁。目前超大城市應對公共風險的專業性社會組織很少。新型城鎮化規劃特別強調要完善城市應急管理體系，發揮社會力量在應急管理中的作用。政府應投入公共基金協助社區培育公益性、互和專業性社會組織，根據社會組織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給予必要的財物支持。社區需要通過建立志愿者組織有意識地吸引和動員居民特別是掌握一定專業技能的社會精英定期開展安全防控和救災等專業性較強的互助服務，建立社會風險應對機制。同時，培育社會組織也可促進社區社會整合。調查顯示，“社區公共空間的組織化程度越高，居民鄰里關系水平就越能提升。”蔡禾等：《城市社區異質性與社區凝聚力》，《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4.注重平衡鄰里設計和公共交往空間規劃

超大城市在住房規劃上應注重提升社區居民群體的異質性，防止出現“純化社區”（Purified communities）西方學者將單一社會階層或民族群體集中居住的社區稱為純化社區，“純化社區”的發展將損害人類交往的多樣性，其直接結果是低等階層逐漸喪失與其他群體的“接觸點”。參見Richard Sennett， The Uses of Disorder：Personal Identity and City Life， London：Faber Press， 1996，p.194.和空間隔離。“雖然比起那些把大門圈起來的特殊階層的居住區來講，這種混合未必舒適和適當，但是，社會的隔離會逐漸形成它的對立面，最終導致社會暴力。”[加]吉爾?格蘭特：《良好社區規劃：新城市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葉齊茂、倪曉暉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0年，第62頁。 為促進社會整合，超大城市需要堅持平衡鄰里的設計理念。“平衡鄰里”是指不同的社會階層應該均衡地分布在所有的區域和鄰里，形成城市社會均衡的微觀結構。對廣州城市移民地方認同感的調查表明，移民更加認同社區，他們試圖利用城市微觀尺度空間的功能滿足他們對娛樂教育和社交的需求。Junxi Qian and Hong Zhu， “Chinese Urban Migrants’Sense of Place：Emotional Attachment， Identity Formation， and Place Dependence in the City and Community of Guangzhou，” Asia Pacific Viewpoint， no.1， 2014，pp.81～101.近年來，北京通州、石景山區試行同一社區內商品房與公共租賃住房混建，對促進城市社會融合有積極的效果。北京還加大了中心城區社會、經濟資源的疏解力度。城中心四區采取“結對子”的方式（東城對接順義、西城對接昌平、宣武對接豐臺和大興、崇文對接朝陽），通過提供定向安置房、對接政策性住房以及貨幣補償等多種方式鼓勵人口外遷，同時把教育、醫療等優勢公共服務資源向人口輸入區同步轉移。根據人類“同質交往”的本性，僅僅讓不同階層的居民混居在同一個社區的做法不一定會提升居民的鄰里關系水平，還需要拓展社區公共空間。“滿足人們對生活環境的心理要求――也是建筑學和工業品藝術設計的評價標準之一。城市管理機關、建筑師、社會心理學家和刑事律師應更加注意居住地的社會工作、鄰里間相互影響和接觸的形式。”[前蘇聯]蘇斯洛夫主編：《大城市的社會發展問題》，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7年，第137頁。按照社區規劃的“阿瓦尼原則”（The Ahwahnee Principels），一個城市社區的規模應保持在一個面積足夠小的地方以方便人們通過步行距離可以彼此相識，但同時要求有足夠大的空間支持多種活動和設施。Aldous T.， Urban Villages： A Concept for Creating Mixed-use Urban Developments on a Sustainable Scale， London： Urban Village Group， 1992，p.30.作為中國超大城市社會融合型住宅小區設計的典范，上海“上里苑”小區樓宇的空間布局借鑒了上海里弄的建筑特點，改變了常見的以單幢住宅為空間構成的方式，這種設計更有助于鄰里交往。設計者還充分利用小區建筑增加公共交往空間，包括樓房底層架空、修建過街樓道以及增設各種健身、游戲設施等。城市越大，微觀領域越需要設計精細。超大城市公共空間應該能適應多樣化的社會需求，應該能夠給不同群體提供社交機會，從而支持城市凝聚力和社會的整合。

5.為社區功能的發揮提供制度支持

第6篇：養老院工作報告范文

新型城鎮一定是智慧的、綠色的、低碳的、生態的、宜居的。

在河南省，濟源市正在將智慧、綠色、低碳、生態、宜居新型城市建設的夢想一步一步變成現實。

濟源因濟水發源地而得名，曾是夏王朝的都城，中華民族許多神話故事和歷史傳說，如愚公移山、黃帝祭天、女媧補天、鯀禹治水、后羿射日等均產生在這里。

濟源建設智慧城市的條件得天獨厚。

這個面積1931平方公里，人口70萬的河南省省轄市，已經發展成為重要的新型有色、裝備制造、能源工業基地，也是河南省城鄉一體化建設試點市，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多年來，濟源市先后榮獲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國家園林城市、國家森林城市、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城市、全國科技進步先進市、全國水土保持示范城市、全國文化模范城市、國家水土保持生態文明市等多項榮譽和稱號，濟源一直走在建設智慧、綠色、低碳新型城市的路上。

智慧城市 破解經濟問題的密鑰

隨著現代科技和工業化進程的飛速發展，信息技術已成為創新速度最快、通用性最廣、滲透性最強的高新技術之一。信息化作為覆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戰略舉措，成為提升地區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成為衡量一個地區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而傳統的城市管理手段和辦法已無法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交通擁堵、能源消耗、環境污染、災難應對、突發應急、信息遺失及不暢等瓶頸問題。

根據資料顯示，英國倫敦大學教授麥金托什的研究指出：“現今，與微電子芯片的研制和生產有關的就業人口已達到全球人口的3%，與科技發展形成良性循環。”據世界銀行測算，一個百萬以上人口的智慧城市建設，當其超過實際應用程度的75%時，該城市的GDP在投入不變的條件下將增加2.5倍。這意味著智慧城市可促進經濟增長翻兩番，完全有可能實現“四倍躍進”的城市可持續發展目標。

由此可見，智慧城市是工業化向信息化全面轉換的跨越式發展之魂，智慧城市也是創建財富倍增器的蛙跳式的發展之機。

隨著智慧城市的實現，將能更加優化配置城市的自然資本、貨幣資本、生產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達到大力節省資源和能源，提高整體效率，促進經濟協調、推動社會進步，改善生態質量的基本要求，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大大向前推進一步。

所謂智慧城市，就是集自我創新功能、時空壓縮功能、自動識別功能、智慧管理功能于一身的高度數字化、網絡化、精準化、智能化的信息集合體。如何才能把工業化、信息化融合在一起，智慧城市無疑是一個非常好的選項。

智慧城市將實現兩大革命：一是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流通方式和公共服務的巨大變革；二是政府決策、市政管理、公共服務和社會民生的革命性進展。所以，在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下，智慧城市是恰逢其時的選擇。

這正是濟源市選擇智慧、綠色、低碳城市建設的初衷。

建設智慧城市 濟源市基礎堅實

濟源市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為開展智慧城市建設夯實了基礎。

在經濟上，2013年全市生產總值完成460億元，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完成295億元，財政總收入完成56.4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23 152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11 926元，城鎮化水平、城鄉一體化水平、人均財力、人均生產總值、城鄉居民收入等多項指標繼續保持全省前列。城鎮化率達到55%。

濟源工業支撐強勁，始終堅持“工業強市”戰略，工業經濟結構優化提升。至2013年，工業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提高到72.9%；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9.5%，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22.6%；裝備制造業增加值比重提高到15.4%。產業集聚區建設從零起步，累計完成基礎設施投資55億元，入駐規模以上企業68家，占全市工業比重達到54.4%，成為轉型升級的新載體、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創造了濟源速度。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28%，公共機構人均綜合能耗下降21.1%，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分別下降23.4%和33.1%，連續5年躋身環境質量良好城市行列。市財政累計投入涉農資金18.4億元助推“三農”發展，成為全國首批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

濟源市是河南省城鄉一體化試點市，自2005年被確定為河南省城鄉一體化試點市以來，濟源市始終堅持以城鄉一體化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發展思路，大幅度提升城鄉基礎設施。中心城區建成區面積由26.5平方公里增加到34平方公里，成功創建國家園林城市、國家節水型城市。城鎮組團建設深入推進，小城鎮建成區面積由41.6平方公里增加到89平方公里。基礎設施建設居河南省前列。

在信息化方面，濟源基礎雄厚。“十一五”以來，濟源市累計投入7億元，著力推進信息化基礎建設、電子政務和兩化融合工作，取得了明顯的建設與應用成效。

完成基礎投入3.9億元，實現了廣播網絡100%全覆蓋，光纖網絡100%鄉鎮全覆蓋，互聯網帶寬入戶率達到了12.56%，有效地促進和服務了本地信息化發展。2012年，無線城市建設累計投資1億元，改造3G基站14個，光纜220公里，無線接入點（AP）1 853個，駐地網戶線11 000戶；“無線城市”門戶網站系統開通運行，移動“警務通”、無線電量采集系統、“農信通”系統等行業無線應用穩步推進。

電子政務建設及應用穩步推進。高標準完成了國家基于互聯網電子政務信息安全保障試點工作，探索出的成本低、覆蓋廣、效果好的電子政務建設“濟源模式”在全國推廣。電子政務內外網及服務集群系統建設已完成投資近2 000萬元，已基本覆蓋全市各市直單位、各鎮（街道）等黨政機關及部分二級機構和企業。充分利用河南省已開展的中原數據基地，積極探索適合濟源的云計算中心建設模式。企業基礎信息共享系統功能得到完善，2011年至今利用該平臺增加稅收3 300萬元。

數字化城市管理工作順利啟動，投資1 000多萬元啟動了數字化城市管理建設項目，創新性將數字化城市管理監督指揮中心與12345市長熱線辦公室進行整合，實現辦公場所、工作人員、硬件設備、工作機制等四位一體化管理。數字濟源地理空間框架建設項目通過驗收，2012年8月，數字濟源地理空間框架建設項目通過了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的驗收，建立了覆蓋全市域的多尺度、多類型的基礎地理信息數據庫，建立了數字濟源地理信息公共平臺，完成了國土資源管理、森林防火應急指揮、大地基準管理、120應急指揮等行業應用和公眾服務等領域的應用示范系統，為“智慧濟源”建設奠定了基礎。

兩化融合工作成效顯著，企業信息化累計投入1.5億元，60%的大中型企業基本實現生產自動化和管理信息化。豫光、濟鋼、聯創等一批大中型企業建設了ERP系統、辦公OA系統、自動化控制系統。豫光、濟鋼兩家企業連續4年入選“中國企業信息化500強”。豫光集團應邀參加2012年6月份的全國兩化融合成果獎。

注重資源整合，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穩步推進。農村黨員遠程教育接收站點506個，開通比例達91.8%。整合涉農服務資源，建成了“市有中心、鎮鎮有站、村村有點”的三級新農村信息服務平臺，率先在全省實現了信息服務站點100%行政村全覆蓋，提前四年實現了省定規劃目標。正在建設的農業農村綜合服務平臺包含組建農村綜合信息網、農業農村信息資源數據庫、涉農地理信息系統、農產品質量追溯、數字鄉鎮等內容，有利于完善市、鎮（街道）、村農業信息體系，構建現代農業信息發展架構，從加快推進農村信息化建設進程，提升農村綜合信息服務水平，目前項目已進入實施階段。

建設智慧城市 濟源市蓄勢待發

世界銀行指出，整個20世紀的100年，人類消耗了2 650億噸的石油和天然氣、1 420億噸煤炭、380億噸鋼、7.6億噸鋁、4.8億噸銅。到了新的世紀，財富積累和增長大約是上世紀的3～4倍，如果還用這種方式創造財富，地球能不能承受？

在新形勢下，節能減排、環境友好成為21世紀的整體趨勢，也是未來可持續的要求。而智慧城市正是適應了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事實上，也只有借助智慧城市，才能實現綠色發展的整體目標。

由此看來，綠色智慧城市的基本元素，數字式的、智慧式的都是要體現綠色本質，為發展提供“動力”，其中包括觀念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文化創新，通過五大創新共同構成智慧城市的發展動力。當然還要體現發展的“質量”。同時，智慧城市還要支撐發展的“公平”，這個表現在共建共享、共同發展、機會平等、社會和諧、宜居幸福幾個方面。

在摸清家底的同時，濟源市也根據城市發展情況，總結開展智慧城市所具備的優勢條件。

首先，市委、市政府對智慧城市建設高度重視。2011年濟源市就提出要建設“智慧濟源”，并將建設任務列入了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市政府相繼出臺了系列文件，開展“四項整治、六項規范”活動，加強中心城區的建設，明確要求要實施智慧化管理，實現管理全過程的制度化、信息化、智慧化。領導重視，為開展智慧城市建設提供了良好的氛圍。

其次。濟源市信息化發展已經累積了深厚的基礎。2005年以來，濟源市先后被確定為“國家信息化專家資源委員會中西部地區信息化調研基地”和“國家電子政務信息安全保障試點”，推動了全市信息化的快速發展，創造了電子政務的“濟源模式”，在河南省政府信息化目標考核中連續幾年都位列第二名。2012年，濟源市又啟動了農業農村信息化示范市創建工作、兩化融合信息平臺建設工作，完成《智慧濟源總體規劃剛要》編制工作。全市信息化發展已具備了廣泛的基礎。

第三，濟源市面臨的資源整合的難度相對較小。智慧城市建設的難點在于資源整合和信息共享，需要全市各部門的主動建設和通力配合。目前濟源市在信息化建設上已初步形成了頂層設計、資源整合的格局，率先在河南省出臺了《濟源市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電子政務工作的意見》（濟政〔2010〕31號）文件，形成全市信息化項目統一管理的工作格局，成效明顯。同時由于濟源市面積小、人口少、系統少，整合的難度也相對較小，在還未建設的項目方案設計上，從一開始就統籌考慮，按照共享的原則進行建設，這相對進行多個大型系統的整合困難要小很多。

第四，信息化體制機制比較完善，從2006年開始，濟源市將原設在發改委的市信息中心與市行政審批便民服務信息中心進行整合，成立市信息化工作辦公室，統籌全市信息化工作。2010年，在機構改革工作中，市信息化工作辦公室更名為市電子政務辦公室，加掛市信息中心牌子，并承擔市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職責，負責全市信息化工作。雖然經歷了機構改革，但是全市信息化工作機構從未拆分過，這為濟源市信息化健康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證，避免了多重管理、政出多門的問題。

根據新形勢的要求，濟源市委、市政府審時度勢，適時提出建設智慧城市，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目標。

建設智慧城市 意義深遠重大

資本主義新興以來，困擾世界的兩大難題一直未解決，那就是增長停滯以及中等收入陷阱。全世界不同地區的國家，包括英國、美國、日本、墨西哥都經歷了相同的困境。

中國的經濟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已經高速增長了30多年，未來中國經濟還能否繼續保持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同樣會陷入增長停滯、中等收入陷阱困境嗎？如何破這個難題，應該尋找怎樣的抓手？

智慧城市的提出和推行是破解經濟增長停止魔咒的一個選項和抓手。

開展“智慧城市”建設，就是充分利用各種先進的信息技術，改善城市發展環境，提升城市服務功能。濟源信息化基礎廣泛，具備了加快推進的條件。創建國家級“智慧城市”試點，加快推進“智慧濟源”建設，對濟源來講意義重大。

開展“智慧城市”建設，是現代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城市建設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城市建設，也都在利用信息化手段來提升城市發展水平。城市的快速發展，在推動物質文化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環境污染、交通堵塞等發展難題。當前，信息技術在各領域已得到廣泛應用。針對這種情況，世界各國也都在積極探索利用信息技術來推動城市發展，并提出了“智慧城市”這一現代化的城市發展模式。從一些發達國家的建設經驗來看，將信息技術引入城市管理，開展“智慧城市”建設，能夠有效解決城市發展難題。因此，開展“智慧城市”建設，已成為現代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

開展“智慧城市”建設，是貫徹落實國家、河南省發展戰略的具體體現。“智慧城市”建設在我國雖然剛剛起步，但已經呈現出了很強的發展勢頭。在《國務院關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指導意見》（國發〔2011〕32號）中明確提出，河南省要“實施數字河南、智慧中原、無線城市、中原數據基地和光網城市等重大工程”。河南省委省政府也明確提出，要在全省開展“智慧城市”建設試點。因此，開展“智慧城市”建設，積極創建國家級“智慧城市”試點，也是貫徹落實國家、省有關戰略部署的具體體現。

開展“智慧濟源”建設，是濟源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選擇。近年來，濟源信息化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信息化建設應用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隨著濟源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整個城市對信息技術應用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特別是隨著濟源中原經濟區“三化”協調發展先行區創建工作的開展，以及濟源“城鄉一體化”示范市建設的穩步推進，如何加快新型工業化發展，提升中心城區發展水平，已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大力開展城市建設，無疑是解決以上問題的有效手段。

建設智慧城市 關鍵在頂層設計

目前我國智慧城市建設總體上還處于探索階段，尚未形成對智慧城市的統一認識。由于各地對智慧城市建設的理解和認知水平參差不齊，在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信息化開發能力等方面還存在很大差異，智慧城市的“智慧”程度還存在很大差距，有可能造成各個城市盲目建設、城市間應用形成更多孤島和難以連通的問題，導致“智慧城市”不智慧的局面。

而建設智慧城市有五大戰略要點：一是智慧城市的頂層設計與總體規劃（智慧城市建設的戰略設計）；二是基礎框架的布設、融合、標準（智慧城市建設的戰略基礎）；三是數字生產、數字流通、數字分配、數字消費建設（智慧城市建設的戰略核心）；四是全方位物聯網、監測網、計量網建設（智慧城市建設的戰略主導）；五是市政管理與家庭智能生活建設（智慧城市建設的戰略啟動）。

濟源市根據智慧城市建設規律，設計了智慧城市規劃文本。有了規劃文本，接著就是進入標準統一融合的設計文本，最后進入到多元智慧的運行文本，從制度文本、設計文本一直到運行文本，并以此來設計濟源市智慧城市的整體藍圖。

在文本規劃中，濟源市堅持按照“四化同步”的相關要求：“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緊緊圍繞濟源爭當中原經濟區“四化”協調發展先行區和加快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戰略目標，以信息化為引領，從整合各類數據、信息、知識和服務的角度入手，深化信息技術在智慧城市各領域的應用，提供面向領導科學決策服務、面向各政務部門的業務協同服務和面向社會公眾的便民公共服務，全面提高濟源市城市管理水平，提升信息化發展水平。

為確保“智慧城市”建設的前瞻性、先進性、實用性，發揮其引導和規范作用，規劃建設過程中堅持統一規劃、加強協調，統一標準、統籌建設，互聯互通、資源共享的原則，并做好夯實基礎、保障安全，政府主導多元投資諸多事項。

“智慧城市”建設是一項跨部門、跨行業的綜合性系統工程，必須堅持科學統籌規劃、高標準設計。正確把握基礎設施與應用系統、硬件與軟件、專業數據與信息共享、當前應用與擴展應用、成本與效益的關系，提高整體建設應用效益。

智慧城市建設，不僅要進一步完善信息基礎設施，加大光纖網絡、無線網絡和電子政務網絡的建設力度，積極開展物聯網、車聯網的建設，搭建全市云計算中心。還要強化信息安全保障體系建設，在做好“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和應用系統建設的同時，同步加強網絡與信息安全建設，不斷完善網絡與信息安全保障措施。

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信息化投融資體制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關鍵因素之一。在智慧城市建設中，政府對信息基礎設施不斷加大投入，積極探索電子政務建設、服務、運維外包模式，進一步提高政府信息化資金使用效率。在社會化應用方面，還要發揮政府組織推進、政策導向作用，不斷運用市場規律，鼓勵社會資金多元化投資“智慧城市”建設。

從濟源市實際出發，依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暫行管理辦法》（建辦科〔2012〕42號）和《國家智慧城市（區、鎮）試點指標體系（試行）》相關要求，濟源市通過構建“1個共享庫、3大體系、5個平臺、9+X行業應用”的統一架構，實現創建國家智慧城市的目標。

“1個共享庫”指的是：城市公共基礎共享資源庫，包括了城市基礎空間數據庫、人口基礎數據庫、法人基礎數據庫、宏觀經濟數據庫、建筑物基礎數據庫等公共基礎共享資源庫。

其中，“3大體系”分別是：面向領導的科學決策體系、面向政務部門的業務協同體系和面向社會公眾的公共服務體系。

智慧城市的發展首先需要科學的決策，科學的領導決策對于提高政府工作的效果和質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領導的日常行政管理中的決策工作可以按照行政決策的影響時間和范圍，分為長期戰略決策、日常管理決策和突發應急決策三類。

長期戰略決策是針對具有宏觀性、全局性、方向性和原則性等特征問題的決策，比如全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計劃、政策、方案等，這種工作難以照章行事，既需要有長期跟蹤研究的經驗，又需要有符合時代的創造性思維。對此，可利用信息化手段對歷史文件、數據進行整理和分析，以制定明確具體、現實可行的區域發展的方向、目標和思路等。

日常管理決策指政府在日常性、常態化管理中的決策，它需要規范、穩定、配套的制度和推動這些制度正常運行的組織管理流程，如決策、執行、協調、績效考核、督查等。對于此類管理決策需求，應按照業務流程組織決策、執行、協調、考核、督查等各類信息，以保障城市管理持續不斷地運行，并通過長期而有效的改進，讓城市日常管理步入制度化、規范化、標準化的軌道。

突發應急決策是指政府在突發事件的事前預防、事發應對、事中處置和事后善后管理過程中，通過建立必要的應對機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保障公眾生命財產安全，促進社會和諧健康發展的有關活動。對此，信息化可在事前事件報警、事發輔助決策、事中實時監控、事后善后處理等方面進行全面支撐，以保證對突發應急事件進行決策的實效性。

智慧城市的建設，政府還需要協調機制來實施決策結果。隨著城市的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發展中的一些綜合性問題，如城市運行管理、環境保護、智能交通、流動人口管理、外籍人口管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社會保障管理與服務、公共衛生、土地房屋管理、中小企業服務、地下綜合管線管理、企業信用、個人信用、城管執法、文化執法、衛生執法等。這些跨部門、跨層級的問題，是單個政務部門難以獨立解決的，既需要同級部門間的跨部門合作，也需要上下級部門間的跨層級協同。

針對此類綜合性問題，首先需要領導做出決策，同時也需要利用信息技術手段固化領導的決策，如果缺乏信息技術的支撐，則決策結果難以落實。通過建設統一的政務協同體系，可以在領導決策的基礎上，支撐現有政務部門之間的關聯工作，實現部門間的互聯互通、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實現電子政務由“信息孤島”、“信息煙筒”、“縱強橫弱”到“縱橫并行”，解決各政務部門各自為政的問題。協同體系所支持的協同模式則有多種，如信息交換、信息共享、基準數據、數據比對、數據核實、流程控制等。

智慧城市的重要體現是智慧的公共服務。

智慧城市的公共服務目標應包括：

政府一站式服務：要真正實現政府面向公眾的一站式服務，而不是公眾到各個政府部門辦事。

規范的辦事途徑：政府應規范辦事途徑，為公眾提供辦事咨詢呼叫中心、物理辦事大廳、網上辦事大廳等合理、方便的辦事途徑。

由公眾對政府服務進行績效考評，由目前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大都在政府進行內部考核轉變為由公眾進行考評，考評結果應對政務部門的設置和經費有一定影響。

針對這些目標，可以采用信息技術集成、整合全市政府部門和社會機構可以提供的電子化公共服務資源，實現統一有效管理，讓市民、企業輕松方便地獲取所需的“一站式”信息和服務，提升政府服務使用率和滿意度。

“5個平臺”分別是：濟源市統一的呼叫平臺、統一的地理信息服務平臺、統一的視頻監控平臺、數據交換平臺和應急調度平臺。

“9+X行業應用”：9指的是智慧醫療、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管理、智慧社區管理、智慧教育、智慧農業、智慧政務、智慧城鎮、智慧安全九個行業應用，“X”指的是提升智慧城市建設的其他行業應用。

建設智慧城市 濟源市精心勾畫

充分利用濟源現有城市資源優勢和信息化基礎，按照濟源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十二五整體規劃要求，遵循“高起點、高標準、高質量、嚴要求”的總體要求，運用新一代互聯網、云計算、物聯網、地理空間信息等技術，以信息資源開發為主線，以資源整合和業務協同為重點，有層次、有重點地推進信息技術在經濟社會各領域中的應用，著力促進信息技術對傳統行業的升級改造和技術創新，努力促進區域信息產業和信息化同步互動發展，以構建科學高效的智慧化城市管理體系、智慧化社會服務體系、打造全國一流智慧城市為目標，突出特色、高點定位、注重實效，全力推進智慧城市建設，著力打造精確、敏捷、高效、全時段、全方位覆蓋的城市管理運行模式，促進城市管理水平和政府服務水平全面提升。

深化“一個融合”：深化信息化、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四者的高度融合。

實現“兩個跨越”：城市管理模式的跨越、大眾生活方式的跨越。

提升“三個水平”：提升物聯網和互聯網應用水平、政府決策支撐水平和公共信息服務水平。

構建“四個體系”：構建“智慧濟源”基礎信息網絡體系、資源共享體系、安全保障體系、政策支撐體系。

建設智慧城市 濟源市追求卓越

智慧城市的基本建設，按照我們現在國內發展水平來講，還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因此必須注重三個方面最基本的要求。

中國很多城市進行的智慧城市推廣還僅僅停留在一些簡單的運用或者某一項技術的運用，沒有達到智慧城市的整體要求。

雖然智慧城市的概念提出了，但它要服從整體設計的總方案，智慧城市要代表整體城市建設邁上一個新臺階。比如數字人口管理、數字地籍管理、數字經濟管理、數字政府管理、數字環境管理等，所以智慧城市能夠達到這種功能和運用的能力，才能說智慧城市進入到現代信息的基本融合。

濟源市在規劃中，不但要進行告便準基礎設施建設，而且將設施和應用緊密結合，與生活宜居，產業發展內融合。

在數字化城市管理方面，完成對數字化城市管理系統的升級改造，設立高位監管的數字城管專職機構；拓寬數字城管信息采集渠道；建立聯席會議及市領導點評工作機制，并基于濟源實情，建設物聯網監管系統（渣土車、混凝土運輸車等管理）、工地管理子系統、地下管網智能監管子系統等，進一步整合其他政府部門的相關業務數據和資源，打造大城管格局。

在建筑節能方面，通過信息技術手段的應用，提升城市在建筑節能監督、評價、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水平，完成濟源市建筑節能信息化監測工程。

在城市功能提升方面，加快供水系統智慧化建設應用。在城市水源地、泵房、處理車間、主管網等主要供水設施上，在城市供熱鍋爐房、換熱站、壓力管線等重點設施上，在城市供氣站、減壓箱、供氣管線等重點設施上加裝監控、壓力感應、報警等智能化設施，全面顯示運行狀態，對管線爆裂等險情及時報警并有效處置。同時搭建平臺方便用戶繳費、查詢相關信息。加強排水節水系統智慧化建設。改造提升中心城區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推進濟源東區、小浪底北岸灌區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城市功能區建設。重點建設在道路建設、污水處理設施建設、供水管網工程、供熱管網工程、燃氣管網工程、環衛設施工程、生態綠化工程、節能建筑工程、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綠化景觀項目、低碳節能建筑工程等方面大力開展建設及智慧化提升工程，為智慧城市建設提供支撐。

加強地下管線與空間綜合管理智慧化。按照“十二五”規劃，建設各種地下管線的基礎設施。同步利用物聯網技術、傳感技術等建設地下管線綜合管理信息系統，形成地下管線的智能監測體系。

在管理與服務方面，提供決策支持。建設領導決策智能支持平臺；基于公共數據庫、通過城市運行監測平臺，開展數據統計與挖掘應用，實現對城市運行情況的及時掌握，智能化地提供高發問題、頻發問題等綜合分析，服務領導決策。

通過“濟源之窗”政務門戶網站，建設政府信息公開系統，主動接受群眾監督；建設信息公開與公共服務工程，開展若干信息公開與信息服務項目建設，實現政務信息公開和對公眾的信息服務。

通過“濟源之窗”政務門戶網站，建設網上虛擬辦事大廳，拓寬辦事渠道，建立流水化辦事流程，提升網上辦事的效率及市民滿意度。

在政務服務體系建設方面，完成智慧政務協同辦公平臺建設，建立覆蓋城鄉的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整合各部門服務數據，建立政民互動平臺，實現覆蓋全市各級政府實時在線交流，實現用戶和網站的交流，意見建議信息的反饋與處理，增加互動性。

在基本公共服務智慧化建設方面，大力開展濟源市教育城域網基礎設施，加大中小學教育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強化實施遠程教育、多媒體教學，實現教育均衡化發展。同時，以基于健康檔案的區域衛生信息化平臺為支撐，形成縱向貫穿市鎮村，橫向覆蓋公安、民政、人社、計生等社會保障部門以及全部醫療衛生機構，確保各業務系統信息實現網上交換、集中管理、資源共享。該項目將重點建設市級衛生信息平臺、數字化醫院、一卡通以及統一標準的公共衛生、醫療服務、新農合、基本藥物和綜合管理等應用系統，全面推進無線醫療技術，逐步推進物聯網技術的行業應用。

在智能交通方面，建設包含“4大工程、15個具體建設項目”：一是“交通信息智能監管工程”，包括智能交通指揮中心，低碳交通運輸綜合數據中心，交通運輸終端設備物聯網工程，交通運輸行業視頻聯網監控平臺和智能交通指揮中心深化應用；二是“綜合執法信息化工程”，包括交通運輸綜合執法管理平臺，路上不停車稱重技術監察平臺，源頭治超監管平臺；三是“智能管理運營工程”，包括交通運輸綜合業務信息平臺，基于RFID技術的城鄉一體化公交車輛跟蹤管理平臺，出租車智能調度與電召信息系統，基于RFID技術的水上救援平臺，交通監察對講指揮平臺，交通運輸行業辦公系統；四是“公眾出行智能信息服務工程”，包括公眾出行信息服務平臺項目，嘗試推行“公共自行車租賃”工程，構建步行、自行車、公交、出租等相互補充、協調運轉的城市客運體系，發展以步行交通和自行車交通為主的慢行交通體系，有效降低城市交通能耗。

在智慧安全方面，將公安、住建、規劃、交通、消防、環保、安全等各個部門所在管轄范圍內布置的視頻監控資源進行有效的整合和管理，同時打造“護城河”工程，對市一環、二環及市區主要道路實現卡口系統全覆蓋，搭建統一的城市管理智能監控平臺，進一步擴大城市視頻采集及監控范圍，利用固定監控探頭和移動信息采集車等多種方式實現對城市部件和事件的全面可視化、自動化監控及問題上報，形成基本覆蓋政治中心區、軌道交通、公交車輛、公共場所、在建工地、餐飲企業、地下空間、公園森林等重點場所的監控網絡，并可根據實際需要，將視頻資源查看、控制等權限進行分級分對象管理，實現視頻資源的統一調度管理，避免重復建設和部門間難協調等問題，最終實現城市管理社會化、精細化、流程化。

在智慧社區方面，建設智慧社區服務平臺，達到“社情全摸清、矛盾全掌握、服務全方位”的目標。以構建和諧社區為目標，創新服務方式，增強服務功能，滿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著力完善社區商業、文化休閑、醫療、健身等基礎設施，重點發展社區衛生、家政、托幼、修理、食品配送等便民服務。高度重視養老產業發展，加快整合養老資源，建立社區、養老院、家庭等多層次的養老體系，推動養老服務業快速發展壯大，滿足人口老齡化的需求。社區管理和服務體系的建設，需結合物聯網、互聯網、移動通信等各種信息技術進行融合應用，發展社區政務、智慧家居系統、智慧樓宇管理、智慧社區服務，實現遠程監控、安全管理等功能，使居民生活向智能化方向發展。

在產業與經濟智能化方面，出臺濟源市產城一體化規劃，依托現有優勢產業，拉長產業鏈條，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強自主創新和產業配套能力，向集約化、系統化和精深加工發展，深入開展兩化融合等方面的法規和制度建設，調整產業結構。推進濟源市鋼鐵、鉛鋅、能源等傳統產業的改造步伐，促進兩化深度融合，通過新興產業、高科技產業的帶動及自身科技創新等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重點建設虎嶺、玉川、高新三個產業集聚區信息化建設，搭建智慧園區綜合平臺，提高監管水平和服務能力。

智慧城市建設需要重點項目支撐，濟源市將在智慧城市建設中，擬定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城市公共平臺項目、智慧衛生醫療信息系統、智慧交通信息管理系統、智慧城市管理信息系統、智慧社區管理信息系統、智慧教育管理信息系統、智慧農業管理信息系統、智慧政務管理信息系統、智慧城鎮管理信息系統、智慧安全管理信息系統等幾十個項目，來實現智慧城市建設目標的目的。

濟源智慧城市建設的美麗夢想

理想城市是人類永恒的追求。我們的理想城市應該是經濟高速發展，同時又低碳、生態、綠色、智慧、宜居，讓人有美麗幸福的感受。

而標準體系建設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環節，是避免智慧城市建設無序發展的保障條件。

據了解，智慧城市標準體系歸納起來由五大類別的標準組成，即智慧城市基礎標準、智慧城市支撐技術標準、智慧城市建設管理標準、智慧城市信息安全標準、智慧城市應用標準。當前，對于智慧城市標準化工作需要在三個方面發力：一是如何遵循現有標準；二是如何針對智慧城市建設需要重點研制新標準；三是如何根據智慧城市不同場景需求，制定標準實施指南。

智慧城市不只是物聯網建設，還應打破交通信息孤島，形成多方面的信息數據共享聯動。智慧城市是一個長期目標，仍需不斷探索創新。

建設低碳、生態、綠色、智慧、宜居，經濟高速發展，又讓人有美麗幸福的感受城市是濟源智慧城市建設的目標。同時濟源也極力在智慧城市建設形成一系列標準，為其他的智慧城市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