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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1979年,魏書生老師開始引導學生畫語文知識結構圖,經過討論,他們選擇了樹式結構,并通讀了初中的六冊語文教材,畫出了“語文知識樹”。雖然在畫的過程中意見眾多,但最終從大的方面基本確定為4部分22項131個知識點:4部分依次為“文言文知識”、“基礎知識”、“閱讀與寫作”和“文學常識”。“文言文知識”具體包括“實詞”、“虛詞”、“字”和“句式”4項;“基礎知識”包括“文字”、“句子”、“修辭”、“標點”、“語音”、“詞匯”、“語法”和“邏輯”8項;“閱讀與寫作”包括“中心”、“結構”、“語言”、“材料”、“表達”和“體裁”6項;“文學常識”包括“古代”、“現代”、“當代”和“外國”4項。每一項下面又包括眾多知識點共131個。
魏書生老師常把“語文知識樹”比作地圖,有了地圖就能明確目標,選擇最佳路線,可以少走彎路,而且在教學中運用也有較大的可行性。在教學中,師生可以按“知識樹”的體系去安排進度。每講一點知識,讓學生懂得每次學到的知識處于整體的什么位置,與鄰近的知識點有何區別和聯系。此外,在魏書生老師的六步課堂教學法的“自結”階段,他總是引導學生明確本節課學習目標的達成度,并把所學知識納入到“語文知識樹”中去。再有,在“學法指導”中,他非常重視復習、檢測的過程,他強調復習一定要聯系自己的實際,不會什么復習什么,全班同學一般不集體復習什么知識,而是每個同學根據“語文知識樹”的內容自行安排。如果有的同學復習后還有弄不懂的知識,就去請教承包這一知識的同學。[3]這種做法和布魯姆提倡的“掌握學習”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處。
“語文知識樹”自其產生以來的十多年中,在我國的語文教育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16年來一些報刊雜志先后印了60多萬份”。[4]直到近些年,它還有一定的影響。借助網絡技術,我們可以查到,自1994年以來的各種教育雜志發表的論文中涉及“語文知識樹”的起碼也有上百篇。綜觀各種評論,認為畫知識樹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
1.體現語文教學的整體性。“語文知識樹”是魏書生老師和他的學生在綜觀初中六冊教材的基礎上畫出來的。他首先讓學生從總體上了解了初中語文教學的知識結構,體現了魏書生老師從整體著眼的教育教學思想。“學生可以根據這張圖,一個層次,一個類別地實現語文學習的目標,避免學習的盲目性和被動性。這種從總體上了解知識結構,而后分部分學習,最后在認識部分的基礎上再把握整體的學習方法,即整體——部分——整體的學習方法,就是整體性原理在教學實踐中的具體運用”。[5]
2.尋求語文教學的序列性。魏書生老師試圖建立語文學科的知識體系。有人認為“魏書生正確處理了知識規律、學的規律、教的規律三者之間的關系……關于知識規律,以‘語文知識樹’為主要內容,建立知識體系,使語文教學從無序到有序。他擯棄傳統的就文教文,就語文知識講語文知識的陳規,努力尋求知識之間的聯系,按照知識規律,他打破常規,有時‘跳講’,有時一課講幾篇課文,有時跨越文體,不拘一格引導學生掌握知識規律”。[6]雖然語文教學到底有沒有序列,需不需要序列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無論如何魏書生老師卻以他獨創的方式把它付諸了實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3.有利于學生形成一定的認知結構。認知結構是認知心理學派所強調的。他們認為要把知識的結構教給學生,而“魏書生的‘語文知識樹’的設計和傳授,是符合這一原理的”。[7]因為“語文知識樹”著眼于知識點的梳理,“它一改語文知識的龐雜繁蕪,有利于學生形成一定的認知結構”。[8]
4.教學目標的科學定向。教學目標過于籠統是語文教育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不少語文教師教學目標的確立,往往是憑經驗或照抄參考書,“所定目標不是年復一年的重復,就是或高或低,胸中無數。因此,像魏書生老師那樣,在語文知識的體系中確立目標,就顯得非常必要了”,因為學生是有差異性的。[9]在魏書生老師的六步課堂教學法的“定向”階段,魏書生老師也引導從“語文知識樹”的角度來看,使他們“理清本學期所要學習的語文知識結構,以提高學習的自覺性,進而也有助于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養。
當然,也有人對“語文知識樹”提出了一些相反的觀點。比如關于知識體系,就有人認為,“語文知識樹”雖然有利于形成一定的認知結構,“但魏書生先生的這項工作有一種先天的不足,因其是根據先行教材的‘知識點’來加以梳理的,而我們很難肯定先行教材對語文知識內容的構想是完全合理的。應該是先有體系批評,然后才形成體系”。[10]還有人從文章學的角度考察,認為“魏書生的‘語文知識樹’,就沒有文章學的合理位置”。[11]
應該說,在當時,“語文知識樹”確實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創舉,為語文教育改革作了一些積極的探索。但是,時至今日,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各種知識急劇膨脹。就教育而言,這是一種機遇,它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教育理念和我們以前不可能具備的條件;但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思考:對于語文知識的教學而言,我們應該讓學生學習什么知識,怎樣去學習知識?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從不同的視角重新審視一下“語文知識樹”。
一、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
現代信息加工心理學把廣義的知識分為兩類:一類為陳述性知識(declarativeknowledge),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狹義的知識,它用于回答“世界是什么”的問題,“語文知識樹”中的“文學常識”、“文言文知識”多為這類知識;一類為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knowledge),也即我們常說的能力,它用于回答“怎么辦”的問題,[12]在“語文知識樹”中的“基礎知識”和“閱讀與寫作”部分,有的包含了很多程序性的知識,比如在學生了解了“比喻是什么”的基礎上,還應該指導怎樣運用“比喻”這種修辭手法。
如果從廣義的知識含義來觀照“語文知識樹”,我們就會發現其僅列出一個個知識點的做法是有缺陷的。魏書生老師常把“語文知識樹”比作地圖,有了這樣的地圖,“學生自學時,就可以駕駛著思維的汽車,在知識的原野上奔馳,一個層次一個層次,一個類別一個類別地征服語文知識目標”。[13]但是,怎樣才能算是征服呢?如對于“比喻”這樣一個知識點,學生僅僅了解了“比喻”甚至“明喻、暗喻”是不夠的,因為學生掌握的只是陳述性知識,還不知道該如何運用。這就涉及到學生對知識的掌握應該達到一個什么樣的程度的問題,而學生在自學時,往往是很難把握這種度的。這或許也是有些老師說“語文知識樹”不管用的一個原因。
當然,正如魏書生老師指出的那樣,“語文知識樹”只是他和他的學生們為了方便教與學畫的知識結構圖,在使用時,還需要教師的引導。而且,我們也不能奢求語文教育目標的過于籠統這一長期困擾語文教育的問題,在“語文知識樹”中得到解決。但是,不能否認,從“語文知識樹”呈現的知識來看,它更多關注的是陳述性知識,而對程序性知識的關注卻很不夠,這不利于學生能力的培養,和當前素質教育提倡的“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的要求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二、外在的知識結構和內在的認知結構
誠如很多人認為的那樣,“語文知識樹”就其呈現方式來說,是有助于學生形成一定的認知結構的。認知結構是認知心理學上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奧蘇伯爾認為,所謂認知結構,就是學生頭腦里的知識結構。我們也可以把它稱之為學生內在的知識結構,它是由外在的知識結構轉化而來的,所以怎樣組織知識就顯得極為重要了。奧蘇伯爾還認為,“不斷分化”和“綜合貫通”是人的認知組織的兩條原則。這兩條原則同樣也適合知識的組織與呈現。[14]“語文知識樹”的4部分22項131個知識點的呈現其實就是一個不斷分化的過程,即那些最具包容性的概念處于知識樹結構的頂點(如“文言文知識”、“基礎知識”、“閱讀與寫作”和“文學常識”),它下面是包含范圍較小的和越來越分化的概念與具體的知識(如其中的22小項和131個知識點);同時,“語文知識樹”還加強了知識點的橫向聯系和融會貫通。可見,從認知心理學的觀點來看,“語文知識樹”對學生形成一定的認知結構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光有形式上的序列是否就一定能使學生形成良好的認知結構呢?事實并非如此。認知心理學還認為在學生的心理發展水平大體相同的情況下,學生的學習成績與自身因素的關系可以用下面的公式來表示:學習成績=F(動機,IQ,原有認知結構)。[15]由此可見學生原有的認知結構在其以后學習中的重要性。正如有的老師指出的那樣,“語文知識樹”存在著先天的不足,就是根據先行教材的‘知識點’來加以梳理的,而我們很難肯定先行教材對語文知識內容的構想是完全合理的。應該是先有體系批評,然后才形成體系。就學生原有的認知結構而言,它可能是適合的,但也有可能是不適合的。或者它適合的可能只是部分學生的發展。
更重要的,學生良好的認知結構的形成,有一個應該讓學生掌握什么樣的知識的問題。在當前這樣一個信息技術高速發展,各種知識不斷膨脹的年代,從知識的內容上講,學生需要掌握的是那些具有較高概括性、包容性和強有力的解釋效應的知識。如果我們以此來觀照“語文知識樹”,我們發現,它雖然對知識作了梳理,并簡化了一部分內容,但不可否認,它包含的還是一個個比較繁瑣的知識點。因此,從內容上看,“語文知識樹”在怎樣促進學生形成良好的認知結構這一點上還是不夠完善的。
進一步而言,基礎教育是為學生以后的學習打基礎的,學生在這一階段形成認知結構對其以后的學習來說,便成了原有的認知結構。從這個意義上講,學生更應學習的是那些包容性強的知識。當然,具體的知識也是需要的,但是不要太繁瑣。因為知識實在太多,而且有些知識除了應付當前的考試之外,對學生以后的學習和生活來說是沒有什么意義的。無論從畫“語文知識樹”的出發點還是從其使用來看,它都有一定的應試之嫌,雖然在學生必須要應試的情況下,這也不失為一種減輕學生負擔的有效途徑,但是隨著考試制度的改革和以后升學壓力的逐漸減輕,教學關注學生的實際需要不僅是必須的也是可行的。
或許,我們這樣去要求“語文知識樹”是不切實的。其實透過“語文知識樹”,我們看到的是語文教材的某種程度的缺陷。這種缺陷也不是靠一個人或一項改革就能改變的。從大處看,它還反映了我們課程內容選擇上的一種以學科知識為中心的價值取向。
三、“語文知識樹”反映的是“課程內容即學科知識”的課程內容價值取向
我國學科教育的重點一向是放在向學生傳遞知識這一基點上的。既然是傳遞知識,那么學科專家便理所當然地成了最清楚教師應該教什么,學生應該學什么的人。由此,我們的教材也是按學科知識掌握的需要來編排的,也就是說我們的課程內容的價值取向是學科知識。而“語文知識樹”正是這種價值取向的反映。
魏書生老師試圖建立語文教學的科學序列,便引導學生按照教材所包含的知識點畫出了“語文知識樹”,并在一定程度上對教材的知識作了簡化。這樣做的好處如前所述有利于考慮到語文學科知識的系統性,使教師與學生明確學與教的內容,從而使語文教學工作有據可依。但是,這種“課程內容即學科知識”的價值取向,其最大的不足是忽視學生。它既不可能適應全體學生原有的認知結構,又忽視學生的興趣。正如杜威所指出的,即使是用最合邏輯的形式整理好的最科學的教材,如果以外加的和現成的形式提供出來,在它呈現到學生面前時,也失去了這種優點。對學生來說,學習內容是由外部力量規定他們必須接受的東西,而不是自己感興趣的東西。由于教材并不引起興趣,也不能引起興趣,于是教師就想方設法采用各種機巧的教學方法引起興趣,使教材有興趣,用糖衣把材料裹起來,讓學生“在他高高興興地嘗著某些完全不同的東西的時候,吞下或消化一口不可口的食物”。[16]事實上,許多學生也不把教材看作自己生活的必需,而是對教師和家長或者考試的一種應付。“讀完——考完——忘完”往往是一些學生所經歷的過程。[17]“語文知識樹”就其產生原因而言,主要還是出于應試的需要,而且事實證明其在應試方面有著一定的作用,但是學生在應付完考試之后,到底還剩下多少知識,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當然,這么說并不是完全否認“語文知識樹”或“課程內容即學科知識”的價值取向,其實,自課程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產生以來,對課程內容的解釋大多是圍繞三種不同的取向而展開的。除了“課程內容即學科知識”外,還有“課程內容即當代社會生活經驗”、“課程內容即學習者的經驗”等價值取向。[18]在課程理論發展史上,不論主張哪種觀點的學者都很少完全否定其他觀點。就語文知識的教學而言,或許我們所要追求的是如何更好地關注學生,讓它成為學生主動選擇的結果,并使其轉化為學生人格發展的需求。由此觀之,現在應該是需要改變類似于“語文知識樹”這樣的教學方法的時候了。
注釋:
[1][2][4][13]魏書生、張彬福、張鵬舉《魏書生中學語文教學改革實踐研究》第24、25、27、26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
[3]蔡政權《“學法指導”之我見》,《遼寧教育》1997年第1期
[5]戴永壽《魏書生語文教育思想及其改革實踐》,《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2期
[6]李榮海《我“讀”魏書生(二)》,《內蒙古教育》1994年第3期
[7]盛斌、季銀泉《我國中小學語文教改實驗(四)》,《教學與管理》1998年第6期
[8][10]沈韜《語文教學呼喚科學批評》,《中學語文教學》1999年第8期
[9]顧中觀《談語文課堂教學中的科學定向》,《語文教學通訊》1998年第3期
[11]章幼學《確立文章在語文教學中的地位》,《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2期
(一)語文教學目標的虛化
現象:有些版本的新課標實驗教材按照主題組織單元,凸顯人文性。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為了開掘文本的人文價值,難免將體悟和感受課文中的“人文性”當作重要的教學目標,讓學生把目光聚焦到對文本內容的理解上,導致知識型目標和能力訓練型目標的弱化,使得教學目標變得空洞無法測量。
問題:這是教師不能正確理解三維目標如何統一所致,在關注了教學目標情感態度價值維度的同時將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摒棄不理,從單維度的知識和技能目標轉變為單維度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
反思:如何將三維目標統一起來呢?首先需要正確理解三維目標,對其理解可以準確表述為“在過程中掌握方法,獲取知識,形成能力,培養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只有將情感態度價值觀的滲透融合于識字寫字、閱讀、寫作、練習等語文實踐活動,語文教學目標才能在清晰可見的過程中得以實現;只有將知識和能力、方法、情感態度價值觀滲透在過程中,語文實踐活動才不至于只剩下“吶喊”幾句“轟轟烈烈”的口號。
(二)語文教學內容的泛化
現象:有些教師上的語文課怎么看也不像語文課,既不讓學生品味語言、也不讓學生朗讀課文,而是抓住課文中的一點,不及其余。譬如學習《小壁虎借尾巴》要讓學生了解什么是再生現象;學習《竹影》,要讓學生了解中國畫和西洋畫的區別、畫竹與畫馬的區別;學習《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要看大量的《山海經》圖片。語文課變成了生物課、繪畫課,甚至歷史課、地理課,獨獨不是語文課。
問題:面對一節具體的語文課,我們也許沒有辦法判斷教師對語文教材使用的角度是否恰當,不過,如果一位教師一學期的課都是如此下來,語文失去了精髓,將不能稱其為語文,導致學生語文學習成績的下滑。
反思:那么,哪些是語文問題,哪些不是語文問題呢?通過對語言文字的理解來解決的問題,就是語文問題,反之則不是。
比如說,在學習《陳太丘與友期》時,對“期日中是否科學”的討論即不能稱之為語文問題,因為學生討論“期日中是否科學”無非是想借以判斷“友人”是否遲到了,而對于友人“是否遲到”,文中有言答得很清楚:“過中不至。”即已經過了約定的時間,友人還沒有到來,顯然是友人沒有如約而至,遲到了。根本不需要借助于外在文本內容的資料來回答的問題,應該緊扣文本,通過認真閱讀,仔細分析來解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語文教學內容的無意識泛化,使學生閱讀文本的能力得到提高。
(三)語文教學過程的表演化
現象:一位教師在教學《陌上桑》時,讓學生表演“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學生分別扮演行者、耕者、犁者,做含情脈脈癡呆狀看著“羅敷”。這時老師提問了一個問題:“這么多人見到羅敷以后,都不約而同地停下腳步去‘觀羅敷’,這說明了什么呢?”一個學生回答道:“好色!”問題:新課標實施后,許多老師在上課的過程中,采用貌似生動活潑的教學形式,教學過程“表演化”的現象十分突出。讓學生扮演課文中的角色,再現課文中所描繪的情境,以體驗人物的情感本沒有錯。但是,并不是任何情節都適合表演。這段描寫最終的指向是講述羅敷的美麗,而表演展示的卻是觀者的垂涎欲滴。所以學生不但沒有體會到羅敷的美麗,沒有發現間接描寫的作用,而是將種種“好色”的丑相記在了心中。顯然,在這里表演起到了反作用。
反思:表演只是學習過程中的一種方法,任何一種教學方法,都有其積極方面,也存在著某些不足之處。不應該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某種教學方法。否則,就會過分強調和夸大運用某種方法,而方法的不恰當運用只能將學習領入誤區,其結果勢必是教學方法的積極方面難以發揮作用,而消極方面造成的不足則逐漸擴大,對教學產生不良影響。方法只有運用得當,才能夠發揮其特有的價值。
(四)語文教學手段的形式化
現象:一位教師上《再別康橋》,展示了幾幅粗糙的當年的真實的康橋黑白畫面,讓同學們體會“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艷影/在我的心頭蕩漾”;體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學生看著這些模糊不清的圖片一臉茫然。
問題:用影視替代學生的文本的閱讀,用圖片代替學生的想像,顯然是與語文教學的初衷背道而馳的。粗制濫造的多媒體課件無法再現康橋的美麗,精工細作的影視資料不能取代文字的魅力。
反思:多媒體只是手段,決不能起到取代文本的作用。語文教學的中心應該是學生與語文的接觸,恰當運用幫助學生學習的教學手段理應受到歡迎,但偏離了教學指向、違背了教學初衷的教學手段應該遭到摒棄。
教學手段的本質是為了激發、維持、促進學生的學習。只有從這個角度加以判定,才能夠真正理解教學手段的價值,并在適合的時間恰當地應用。
(五)語文教學評價的膚淺化
現象:在教學中,有的老師對學生的回答、討論,不做任何分析,不管對錯,只是頻頻用“你真棒!”“你的感受真特別!”“真聰明!”來應對。
問題:新課程標準實施以后,許多教師認為,批評學生可能會打擊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于是,面對學生的回答,教師或者用一味的肯定表揚學生,不管學生怎么說,都加以肯定;或者是用模棱兩可的含糊語言來應對,即不加以肯定,也不加以否定,讓學生不知可否。
反思:在教學過程中,究竟如何評價學生的回答呢?顯然,簡單的肯定表揚與簡單的否定批評都是錯誤的,都是只關注到結果的正誤,而判斷學生答案的正確與否,必須關注到學生的思維過程。
論文摘要:語言文字除了需要規范、標準之外,還必須不斷地豐富和發展。沒有不斷的豐富和發展,規范就只能是僵死的、停滯的條條框框,也就不能更好地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無法為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服務,因此,任何規范標準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社會在發展,科學在發展,文字語言就必須是動態發展的,對規范標準應適時進行修訂和完善。這就是文字規范、豐富和發展的記辯證關系:規范是發展的基礎,豐富是發展的渠道,發展是規范的前進,三者相輔相成,互相聯系,互相促進,互相轉化。
1我國文字規范的形成及現狀
漢字產生之前“上古結繩而治”,自然是沒有規范的。后世從圖畫和契刻受到啟示,文字“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小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選練、發展出來的”。“約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體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規范。
漢字規范是客觀存在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規范。舊中國長期以繁體字為正體,那么,以繁體字為代表的正體字也就成了當時的規范字。雖然當時以繁體字作為規范,但是,人民群眾長期以來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手頭字、俗字已經開始流行。這便是對漢字的豐富和發展。
兩表的調整表明我國語言文字規范的一個立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是一個不斷進行不斷完善的過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沒有終止的時候,需要從語言文字的自身發展規律和我國的國情出發,因勢利導,循序漸進,使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使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的過程成為積極引導規范而又不斷豐富發展的過程”。
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研究了目前作為字形規范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認為此表還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現在把我們的意見提出來。
1.1筆形的變化規律不夠統一
①末筆是橫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橫變成提,“車”和“牛”作左偏旁時改變筆順把橫變成了提,按照這種變化規律,“革”字作左偏旁時也應改變筆順把橫變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時末筆不是橫,四點上面部件的橫不應該就提。
②末筆是豎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時,豎變成撇,如:翔、邦、等,按照這種變化規律,韓、鄲、韌等字也可以變,特別是“”變“艷”字,左邊部件與“邦”相同,理應變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時撇變成豎,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卻沒變。
④“木”字做底時,如果上部是撇捺對稱且覆蓋“木”字的部件,要把捺變成點,如:條、茶等。如果上部不與撇捺對稱的部件為鄰,則不必改變捺的筆形,如:桌、梁、棠等。可是“雜、親、殺”三個字本屬后種情況,卻按前者的規律把捺變成了點。考查這三個字的來歷,原來它們在繁體字時代只是該字的左邊部件,簡化時把右邊簡掉,卻沒有把作為整字時“木”字該有的捺恢復過來。與此相反本應根據避重捺的原則把其中的“米”字的捺變成點,然而《現代漢語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卻設計為兩個捺。
1.2筆順的規則也不夠統一
漢字的筆順基本上是按人體臂、腕、指的運動生理特點和視覺審美要求約定俗成的,這叫作自然筆順;規范筆順是在自然筆順的基礎上加以整理而制訂出來的。規范的筆順主要有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先橫后豎、先撇后捺、從外到內和先外后內再封口等幾條,除此之處,還有一些特殊情況,但一般都應該符合人的臂、腕、指的運動生理特性。
漢字的歷史太久遠,形成的因素太復雜,要想通過幾條規律把它們統一起來,簡直是辦不到的。不過,作為漢字的規范標準,是文字繼續豐富和發展的基礎,這個基礎越有規律、越容易掌握,推廣起來就越有效率。我們應該從“有利于維護國家和民族尊嚴,有利于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總原則出發,盡可能地使漢字難認、難寫、難記的現狀得到改善,使漢字構形及組合時的變化規律趨于統一,為語文教學、社會應用和對外漢語教學開創新局面。
2文字規范發展的方向和措施
漢字喜逢盛世,必須抓住機遇,盡快適應世界漢語熱的需要、中國加人WTO后因交際的需要、科技發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發展速度。
2.1調動國家與民間兩個個積極性,加大漢字研究的力度
國家“支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多年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民間的積極性調動得不夠充分。漢字產生于勞動人民的勞動生活,又服務于社會生活,如果只有國家主管部門的研究而沒有民間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不能只盯著民間用字出現混亂現象的消極因素,而忽視人民群眾使用和創造文字的積極因素。語言文字的政策應該適當放寬,鼓勵民間建立語言文字研究機構,并積極征求漢字使用者特別是語文教師的意見,吸收民間漢字研究的成果,使語言文字政策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
2.2制定對內漢語漢字考試等級制度
“引導——發現”語文教學模式,大膽破除了“呈現——接受”的教學程式,追求運用主體的、和諧的、民主的課堂教學方法,促進學生認知、情感、技能的全面發展。
根據這種內在機理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引導——發現”教學模式中,學生的各種認知、非認知因素全面投入,各方面素質和諧發展,具有傳統的“呈現——接受”教學所無可比擬的優勢和“一切教學都是教育”的時代價值。
1.在“引導——發現”教學模式中,學生始終處于積極熱情參與、動腦動手動口、相互交流協作狀態,他們在語言表達、思維推理、自學實踐、群體合作的學習過程中,表現出強烈的主動精神。
2.由于在體現學生“主體地位”的同時,突出教師“主導”作用,界定“導”的功能,正確地處理了教師與學生的關系。而且,“引導——發現”的過程包含了認知結構在新舊知識的相互作用中,不斷更新完善,因而學生通過“引導——發現”教學所學到的各種知識和技能之間存在著本質的聯系,必然會構成有著個體特點的統一完整的體系,其學習潛能得以充分發掘。
3.“引導——發現”教學模式適應學生的心理特點,有效地促使他們各種非認知因素投入認知過程中,他們的情感、意志、態度等勢必形成良好的學習心向,并得到和諧發展,諸如主動性、積極性、獨立性、創造性和堅持真理勇于探索精神以及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等,得到整體的培養和發展。
一、理論意義
“引導——發現”教學模式,要求教師根據教學目標、教材結構特點和學生認知水平,在縱向上將教學內容和教學過程同步劃分為相對獨立而又前后聯系的幾個階段;在橫向上,又綜合構成課堂教學諸因素,使教學媒體、教學手段與教學方法的系統功能得到最佳發揮,引導學生在自主探索中獲得發現,實現整體素質的發展。
其理論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引導——發現”的教學模式,充分體現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引導”與“發現”是以教師的“引導”為手段的,以學生的“發現”為目的。
所謂“發現”,在這里不是布魯納“發現法”的簡單移植,而是“用自己的頭腦來親自獲得知識的一種方法”,它具有三方面的要義,即:“發現”必須“發揮主動精神”;“發現”重視“發掘學生的個體潛能”;“發現”還要求“發展學生的整體素質”。
“引導——發現”的“發揮”、“發掘”和“發展”,正是為了最佳實現“主體的發展”。
(二)當代教學論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教學”乃師生雙邊活動,教師起主導作用,強調在教學中必須重視開發學生的智力,提高學生的能力,使學生獲得整體發展、全面發展的意義。教師的主導作用,主要應當表現在“引導”上。
“引導——發現”教學模式,在強調“主體”“發現”的同時,也辯證地規定了“引導”的重要作用,突出了教師“引導”的要義在于目標誘導、過程疏導和評價指導,即突出它對“發現”的目標導向、層次編排、途徑選擇和價值評判等方面進行有意義的控制與調節。
“引導——發現”辯證地深層次地體現了教與學的關系。
(三)跨世紀教育的首選目標無疑是努力提高新世紀社會成員的整體素質,特別強調的是對現代人的素質的要求。
“引導——發現”教學模式,不僅僅是為了有效地掌握語言文字這一思想交際的工具,并且包含著深刻的內容,諸如學生情感意志的發展,精神世界的開拓,民族文化的承傳,心理素質的提高,健全人格的鑄造,乃至行為習慣的養成。
“引導——發現”的過程更在于強調學生自主探索精神的培養,著重于發展他們的自主意識、進取精神、創新觀念和耐挫能力等現代品質。這對于促進學生整體素質的優化,無疑具有重要作用。
二、操作方式
(一)操作原則
模式操作的基本原則,是“引導——發現”教學模式思想及其本質意義的體現,是組織和實施“引導——發現”教學活動的準則,是制定教學計劃的依據,它從客觀上反映了“引導——發現”教學的基本規律,對學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引導——發現”語文教學模式操作應遵循以下四條原則。
1.目標性原則
課堂教學要根據教材要求與學生實際,制訂切實可行的教學目標。課堂教學的終端目標,可以劃分為互相聯系、前者向后者遷移的階段目標。教學達標的過程,不僅是認知深化的過程,也是學生在情感、能力、智力等方面進一步發展的過程。
2.自主性原則
學生按照一定的目標,調動內驅力來展開“發現”活動,有很強的自主性,能使其個性不斷表現,才能逐步增強。教師“引導”學生進行“發現”的過程,是學生自主學習的過程,是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交互討論追求學習成果的過程,教師大可不必“越俎代皰”,要對學生有足夠的學習信任度,要給予他們思辨的充分空間。
3.激勵性原則
教師在目標誘導、過程疏導、評價指導中,要不斷激勵學生的“發現”、“再發現”,催化學習情緒,對萌發的“發現”幼芽,更要小心呵護,大加贊賞。要著力造成“發現”的心理期待,激發“發現”的學習欲望。
4.有效性原則
強調有效性原則,主要是教師應引導學生明確“發現”價值,培養學生的“發現”能力,從目標假設、策略選擇、探究深入及價值評判等活動過程中,充分利用教學時間,提高課堂效率。進行有效的調控、反饋、矯正,不斷實現學習目標并向新的目標推進,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二)一般結構
教學模式具有簡約性的特點。它必須極精要地反映由各要素組合形成的基本結構,并以簡約的形式為載體。任何一個成功的模式,只有確定了最簡約的形式,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被遷移應用到各具個性特色的具體的教學中去。
“引導——發現”教學模式,強調讓學生在教師引導下經歷學習過程,即在創設的問題情境中,學生經過假設、歸類,確認定向目標,進行深入的發現活動;然后在交流發現材料時,作出演繹或歸納的思想加工;最后以目標為準則,對發現的結果作出評判。
教師“引導”作用與學生“發現”行為,在教學結構上呈現出互動,并推動教學過程的不斷深入。這樣,便構成了“引導——發現”教學的一般結構:
1.啟動發現欲望,形成問題情境;
2.展開發現活動,建立問題假設;
3.深入閱讀實踐,收集發現材料;
4.交流發現結果,綜合比較篩選;
5.取得發現認同,繼續深層探究。
它在課堂時序上縱向排列,既相對獨立,各有層次;在課堂教學的多種因素上橫向組合,又互為聯系,相互組合,使教學過程構成正態發展的價值取向。
(三)教學程序
與結構相對應,形成了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教學程序,即:
讀中探究探后議論議中點撥交流評判歸納總結
教學程序的運用,可以是針對一堂課的整體設計,也可以是某一教學環節的局部設計。
1.讀中探究:通過對課文的整體感知,教師幫助學生初步提出學習目標、需要解決的問題;
2.探后議論:在誘發性的問題情境中,組織學生進行深入閱讀,學生經過分析,綜合提出自己解決問題的假設;
3.議中點撥:討論中,教師引導學生將原有的各種片段知識從不同角度加以改組,或者提供具體材料,要求學生從中發現必然聯系,逐步形成比較確切的認識上的結論;
4.交流評判:聯系具體的語言文字,廣泛交流表達發現結果,并作師與生、生與生、生與師之間的多向反應,進行比較選擇,評定有意義、有價值的“發現”;
5.歸納總結:引導學生自己分析學習內容、梳理思維過程、概括學習方法、提出新的學習目標。
三、課型變式
教學模式具有操作性特點。這就必須加強對模式的靈活應用性研究。“模式”一旦陷入“模式化”的泥潭,便會造成操作的失落,導致模式的僵化。
根據模式研究中的變換、孕育、包容三大原理,由于各個具體教學活動方式在教學目的、教材特點和學生學習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著許多變量,在實際教學的應用操作中,“引導——發現”的教學必須產生多種課型變式。
這多種課型變式的衍生,同時也使教師的教學個性、風格得以張揚。
1.探究型變式
這類課型強調以學生自行探究為主,教師從旁點撥,起到引路的作用。它在課堂中造成問題態勢,但不是讓學生圍著教師的提問轉,而是教師努力引導學生自己去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積極解決問題,具有漸進探索的特點。
變式結構為:
初探發現問題探究占有材料印證發現結果
這類課型變式,宜用于重點明確、難點集中、文理清晰的課文教學,或在學生已初步具有教師引導下自我進行發現的能力的情況下,也可選用。
2.研讀型變式
這是引導學生以讀促思、以思促讀為主要手段而達到發現目的一種課型。它重在“讀”字上下功夫,不但要求能讀得有情有味,而且更強調在“讀”的過程中形成發現課文佳處妙境的能力。
變式結構為:
初讀感知細讀深究精讀頓悟熟讀涵泳
它多應用在宜于朗讀的課文教學中,學生的發現越深刻,感受越纖微,朗讀的質量就相應地提高;而高質量的朗讀,對學生發現和加深領悟課文內容,發展語言能力,特別是培養語感,有著重要的作用。
3.情景型變式
它借助于各種教學媒體,把學生帶入一個特定的氛圍之中,尤其注重引導學生在氛圍發現情景外難以領略的東西。
變式結構為:
再現情景設定目標自行發現解決疑難
這種變式多借助多媒體輔助教學手段,用于設計具有典型情景的課文教學。
4.體驗型變式
它不僅要求教師使用具有濃重情感的教學語言,包括導語、過渡語、小結語來催化學生的情緒,而且突出表現為由誘因到移情到轉化的“情感歷程”,去發現課文字里行間所蘊含的深刻而豐富的思想感情,增強學生對語言文字的感受力。
變式結構為:
創設誘因移情體驗反芻轉化深入感受這種以強調學生在教師引導下進行情感體驗為目的的課型變式,宜選帶有明顯情感傾向的課文進行設計。
5.比較型變式
這種課型的變式特點,在于教師有目的、有意識地精心設計幾組可供比較的材料,可以是句段或篇章,也可以是課文中不同特質的物與物或人與物,使學生從比較中獲得質的發現。
變式結構為:
胡蘿卜本可以直接送進嘴里當食物,但在廚師的手中卻先變成美妙的圖案供你觀賞。在飽觀了胡蘿卜花的美觀后,你才或者帶著依戀地把它送進肚里,或者因不忍心破壞它的美麗而拒絕食之。當胡蘿卜變成胡蘿卜花之后,中間增加了什么?不是胡蘿卜的營養值或數量,而不過是它的對生理滿足來說是多余的視覺外觀。正像在中餐文化中食品的視覺外觀具有無可否認的重要性一樣,如今的漢語文學正在讓能指扮演愈來愈重要的獨立角色。
談論漢語文學的語言問題,不能不先看看這種語言所置身其中的當下文化語境狀況,因為語言總是在特定的語境中呈現的。按索緒爾的分析,語言作為符號(sign)由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兩部分構成。能指是語言符號的表示成分或聲音,而所指則是被表示成分或概念。文學文本正是由詞與詞、句子與句子、段落與段落等組成的完整的符號表意系統。從能指與所指的關系角度去考察當前文學語言狀況,不難發現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在當前文化消費熱潮中,那在我們的假想中原本可一一對應的能指與所指,如今正發生一種嚴重的剝離或分裂:能指遠遠溢出所指之外,膨脹得愈來愈大,而所指則一再被忽略、淡化或放逐。我說的文化消費熱潮,其主要的表現征兆之一正是能指的大量剩余、膨脹或狂歡,這典范地表現在當今對公眾頗具影響力的通俗文學語言、廣告語言和手機短信語言中。
以白話文為主干的現代漢語文學發展到目前的21世紀初,已經顯示出語言上的某種成熟,其突出表現之一就是語言流暢度愈來愈高,宛如流水化語言。比起清末民初至“五四”時期那些篳路藍縷的作品來,經過百年的磨礪,現在的語言確實變得空前流暢了。善于打造都市閱讀新時尚的通俗作家池莉,就是使用這種流水化語言的行家。小說《看麥娘》(2001)最后說:〖HT5”F〗“……我們不和別人講道理。我們力求豁達。我只是想和熟悉、喜歡自己生命過程的人在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彼岸,每一步都踏實。那無數的生長的秘密,是滋潤每一個白天的土壤。今天是2001年,一個令我不安的年份,百年前死亡了兩個總統的美國,不知道今年是否還有更大的災難?現在美國的強大今非昔比,然而,強大有時候便是脆弱。歐洲又會怎么樣?巴黎是否又有新的天才畫家出現?是否還有藝術家愿意真誠地關注街頭的小市民?我的容容,在今年,是否能夠逃離那怪獸般的濃煙?我知道,我的容容一定在某個角落隱藏著,發出巨嬰的啼哭,我這個平凡媽媽平凡臂膀,怎么才能抱得住她救得了她?現在這個世界,如果單就強弱大小,單就生命的表象,人類誰能夠救誰呢?只有我們自己拯救自己的內心與靈魂了。我只有與上官瑞芳坐在湖邊的長椅上,看著圍繞湖心島盤旋的鴿群,感知些些許許的金色陽光,感知在照耀我們裙角的看麥娘草,只有這樣,我的心便會一刻一刻趨于安寧。世杰一定又要嘲笑我的愚昧了。我杞人憂天的毛病,注定要伴隨我這一輩子,也注定要騷擾于世杰一輩子──真是對不住丈夫!魚對于船的歉意也注定是一輩子的事了。”〖HT5”SS〗流水般順暢的能指汩汩涌出,其勢可縱橫中外、穿透他人與自我,但它傳達的所指其實很有限、也很單純——不就是想說安心過平凡日子就好嗎?這段鋪張揚厲的能指噴涌過后,剩下的卻是單純而簡約的所指,這就出現能指的過量剩余局面。顯然,作家不再悉心致力于能指與所指的準確匹配,而是有意識地追求和享受能指本身的狂歡化效果。
在報紙、雜志、電視、網絡中隨處可見一則則廣告語言。作為其能指的字面語言與作為其推銷的產品的所指之間,往往存在著能指的擴張或過量剩余狀況。且不說“男人,你的車該修了”(壯陽藥品廣告)、“我喜歡更有勁兒一點的”(床墊廣告)、“你知道親嘴的味道嗎”(口香糖廣告)以及“妹力無窮”、“錢途無量”等低俗廣告語,就是那些被視為成功的廣告語,也呈現出肆無忌憚的能指擴張態勢。某香皂廣告說“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慷慨地許諾說它可使人顯得比實際年齡更年輕;某某電信,“讓您想說就說,‘聊無禁忌’”,這是對習慣語“百無禁忌”的仿造,夸大了電話費用的低廉;“樂在‘騎’中”(某自行車廣告)直接以成語“樂在其中”為本體作廣告;富于詩意的句子“感受心靈的天然牧場”牽引出的卻是某種牛奶品牌。兩年多前,上海某家服裝企業在地鐵做內衣廣告“玩美女人”,因為一個母親的投訴而被工商部門查禁罰款,引起一場官司。“訴訟雙方一個把‘玩美女人’念作‘玩-美女人’,認為此語有玩弄女性的含義;一個則念作‘玩美-女人’,由此引申出‘追求美好高尚生活的女人’之概念”。有意思的是,控辯雙方在法庭上針對“玩美女人”的含義而展開激烈論辯。廠家稱當前生活日益豐富多彩,話語中必然地出現許多帶有輕松隨意態度的新字句,如“玩”字就有玩股票、玩車、玩電腦、玩深沉等各種“玩”法,“玩美女人”中的“玩”就有“做、追求、崇尚”的意思,可以理解為“追求崇尚美好的女人”,絕非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庸俗。工商局則提出反駁:面向社會的廣告絕不能產生歧義,更不容許引起違背社會良好風尚的誤解。(見《新民晚報》2001年11月29日)無論這場官司的結局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則廣告正是試圖利用語言能指上的鋪張而造成所指的歧義,以便達到以新穎的語言方式吸引顧客注意、推銷女性內衣的目的。
剛剛過去的元旦節,許多人被一連串手機短信語言所吸引。“我問過煩惱了,它根本不愛你,還說永遠不理你,讓我轉告你不要自作多情!還有,健康讓我帶封情書給你:它暗戀你好久了,并且一生不變!新年快樂!”除了最后一句是必要的實話外,其它全是剩余的虛辭。同樣,只是要表達“愛心不變”的意思,卻要鋪張出這么多廢話來:“愛你一萬年,夸張!愛你五千年,無望!愛你一千年,荒唐!愛你一百年,太長!接連愛你70年,就是我的強項!!”而“祝你新年快樂”這一簡單所指,卻被挖空心思地拉長為如下繁復的能指鏈:“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業正當午,身體壯如虎,金錢不勝數,干活不辛苦,悠閑像老鼠,浪漫似樂譜,快樂莫你屬。”一封封如此批量生產、快速傳遞的短信語言,宛如一枚枚新年炸彈震蕩著成千上萬的手機用戶和他們的親屬。
如此,我們無法不面對著能指的極度擴張或過量剩余局面,以致于我們無法不感嘆置身在漢語的能指盛宴年代。能指盛宴,是說能指被無節制地擴張到以它本身為目的而與明確所指相脫離、并使說話人與聽話人都產生超常的的程度。顯然,置身在這種能指盛宴年代的漢語文學,正遭受來自外部和內部兩股力量的雙重擠壓(盡管這種內外之分其實很牽強)。從外部看,在文化消費浪潮中如魚得水的上述大眾文化語言,正在顯示其突出的能指擴張力量。廣告、流行歌曲、網絡文學、手機短信等語言確實在能指擴張上做足了功夫。而從文學語言內部看,隨著90年代初以來高雅文化的大眾化進程,通俗文學、“電化文學”(指為影視改編而寫作),甚至某些嚴肅文學也被逼上梁山,半推半就地開始了其能指擴張歷程。不妨簡要回顧近二十多年來文學語言中能指與所指關系的演進狀況。20世紀70年代末,以“朦朧詩”為代表的高雅文學語言竭力張揚文人化的精英獨白,它以能指與所指高度統一的姿態去消解“”式的過度政治化套語的后果。進展到80年代后期,“后朦朧詩”、“新寫實”、“尋根小說”、“先鋒小說”等則以多元化的奇語喧嘩去取代精英獨白,以便順應當時新的多元化文化認同語境。在這里,尤其是在王蒙、莫言、余華、王朔等的文本中,能指已經開始溢出所指,取得其可與所指相脫離的獨立表現力。進展到90年代后期至今,隨著市場經濟和文化消費大潮的來到,文學文本的能指擴張、剩余或狂歡場面已經變得隨處可見了,它們以一片片脫離所指的能指碎片的姿態,在文壇上下翻飛、四處飄浮。
導致這種漢語的能指盛宴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里不妨指出其中的幾種語言資源,它們正在普遍的能指擴張行動中被變形。第一,從中外語言匯通看,有先鋒文學所創造的間離語言(如莫言、蘇童、余華等)。這種語言受到以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為代表的西方后現代文學語言的影響,其典范形態是由“我…”式排比句、滔滔涌來的間接引語等組成強大的能指鏈條,但所指卻無限期推遲出場,或者呈現難以窮盡的歧義。這種語言資源如今已經大量播散到通俗文學寫作中。第二,從雅俗關系看,以王朔為代表的市民口語。諸如“青春的歲月像條河,流著流著就成渾湯了”、“我是流氓我怕誰”之類以俗戲雅的語言方式,攜帶著都市民間話語的通俗與直白力量,狂放地沖擊嚴肅文學的過度雅化的精英獨白。但這種市民口語已經變異在今天的某些通俗文學、影視劇劇本、網絡文學、隱私文學中,成為剝掉了任何虛飾的裸的宣言。不妨問問:在王朔以后的漢語文學中,還有不敢用的語句嗎?第三,從古今語言關系看,以汪曾祺和賈平凹為代表的白描式語言。這種借自漢語的古典傳統的今見古式漢語,時下正被廣告業無所顧忌地大量用作篡改古語、成語等的方略。這些語言資源雖然自有其原初的特定審美價值,但在文化消費年代不得不以變異或移位的方式呈現,成為能指盛宴的高超的烹飪術。
在這樣一個能指盛宴的年代,漢語文學何為?我這里特別所指的是,漢語嚴肅文學(或稱高雅文學、精英文學)何為?上述所謂外部與內部的作用力,其實就發生在文學的語言組織本身中。文學的語言總是從現實的社會語言中吸取養分的,正像巴赫金所說,它來自對社會語言的“再現”。因此,文學語言沒有真正的“外部”。所有內外因素實際上都交織在文學文本的語言組織中,演變為具體的語言形象或漢語形象。漢語文學面對的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是,當廣告、流行歌曲、電視小品等大眾文化語言經常、及時地把嚴肅文學所創造并鐘愛的精妙語句仿擬過后,嚴肅文學何為?“感受心靈的天然牧場”本來應是嚴肅文學鐘愛的詩意語言,但如今被用作某某牛奶的廣告語,張貼在公眾每天司空見慣的公共汽車車廂上。這樣的語言已經變得如俄國形式主義者所謂“自動化”了,喪失了新鮮感和對于庸常現實的穿透力,而如果嚴肅文學繼續使用這樣的語言,勢必落入大眾文化語言構筑的能指陷阱中,無法實現自身的原創意圖。由此而從更寬泛的視野看,當前嚴肅文學面臨著一些相互聯系著的語言癥候:第一,漢語語句越來越流暢、,但往往充滿浮夸的能指,而所指卻空洞無物,或者無限期推遲出場,從而形成流水化語言與空洞所指之間的矛盾;第二,進一步看,能指的狂歡難掩價值的匱乏或困窘;第三,語言實驗誠然具有其合理性,但語言實驗常常漠視社會關懷,只留心空洞的能指狂歡;第四,不斷標新立異的時新語匯的采用或濫用,只能導致漢語傳統的脫鏈(如前舉“妹力無窮”、“錢途無量”之類對習慣語的任意篡改)。總起來說,這是一種能指獨舞而所指匱乏的漢語狀況。
關鍵詞:中學語文德育教育以道育人
順德區選用的蘇教版初中語文教材就蘊涵著極其豐富的德育內容,選文不僅體現語文工具性,更凝結著古今中外熠熠生輝的思想精華,比如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崇高情感,勤勞樸實、誠實可信等傳統美德,堅強不屈、勇往直前等優良品質,教師要善于因文釋道,使學生能從這些作品中接受熏陶,提高修養。
一、情感教育
1.培養愛祖國、愛家鄉的情感。愛國主義從來就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管子·牧民》“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②就提出了這個觀點。語文教學中的愛國主義教育不同于政治課的說教和概念化,它以典型的人物形象、感人肺腑的事跡和優美動人的語言來感染學生。教師只要因勢利導,自然能激發學生強烈的愛國熱情,提高民族自尊和自強不息的奮斗激情。諸如《展示華夏文化魅力》以祖國深厚的文化感染學生,三首歌詞《我的中國心》、《在希望的田野上》、《黃河頌》等從不同角度歌頌祖國,激發學生愛國之情。而《鼎湖山聽泉》、《飛紅滴翠記黃山》、《畫山繡水》《岳陽樓記》用優美的語言介紹了鼎湖山、黃山、桂林、岳陽樓等綺麗的風光。祖國壯麗的山河,欣欣向榮的面貌可以激發學生對祖國、對家鄉的熱愛。
2.培養愛親人、重友誼的情感
語文教材中不少篇章洋溢著濃郁的親情氛圍,語文不應當成為干癟的說教,只有利用課文,結合學生自身實際,動之以情,才能曉之以理。《背影》讓學生感受到骨肉親情感人的力量,《散步》寫了一家四口一起散步互敬互讓的濃濃親情,學生學了不僅感動,而且羨慕,更有一些學生帶回家和家人欣賞,說自己的家人更加和睦了。而《偉人細胞》可以讓學生學會友愛,重友誼。《故鄉》里“我”和閏土厚重的隔膜造成的悲哀和《我的叔叔于勒》以金錢為標準衡量兄弟關系的炎涼世態從反面告訴學生友情和親情的可貴,失去這兩樣感情是多么的可悲。學生聯系實際進行分析和交流,感受自己所享受的親情和友情,回憶曾經錯失的或者是忽略的親情和友情,自然變得格外珍惜和重視神圣的感情。
3.培養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的情感
經濟的發展讓學生的生活條件越來越優越,尤其是像順德等經濟發達的地區,學生大多居住在環境幽雅的小區或者別墅,條件是好,但無形中限制了學生的生活空間,容易形成孤僻、壓抑的心理。語文教材到處滲透著開導的良藥。《紫藤蘿瀑布》就是一首生命的贊歌,“花和人都會遇到各種不幸,但是生命的長河是無止境的。”引導學生樂觀面對挫折。《錯過》告訴學生生活有得有失,錯過不要緊,關鍵是要積極,熱愛生活,要把握機會。
二、美德教育
1.勤儉節約和艱苦奮斗精神的教育
勤儉節約、艱苦奮斗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日漸提高,許多人對勤儉節約、艱苦奮斗這一優良傳統已逐漸淡忘。對于今天的獨生子女來說如何養成勤儉節約、艱苦奮斗這一優良作風顯得尤為重要。不懂得節約、不懂得奮斗的人,將是一個平平庸庸、胸無大志的人。語文教材中,表現這方面美德的內容是很多的。如《多收三五斗》、《柳葉兒》讓學生了解生活的艱難,現在幸福的生活來之不易。《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批判了貪圖安逸的人生態度,倡導憂患意識;《儉以養德》明白節儉的重要性,認識“要富日子窮過”的原則。
2.助人為樂和嚴已寬人的教育
關心他人、助人為樂,歷來是我們國家的優良傳統。培養青少年關心他人、助人為樂的思想,也是語文教學中德育教育的一個方面。如課文《窗》,講述了病房里靠窗的瀕危病人為另一位病人講述捏造的“窗外景色”,只是希望在生命最后階段為他人送去一些快樂。這是很感人的事例,很有教育意義的,學生在讀懂小說的同時自然受到感染和熏陶。《多一些寬容》告訴學生在人際交往中如何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要互諒、互敬、互讓、互愛。在日常教學中要求學生聯系自己,學習這些優秀品格。
3.道德情操和人生修養的教育
人的行為是社會行為,必然對社會產生影響。如果一個人的行為方式、行為結果對社會大多數人有利有益,這種行為就是道德的。人的心靈美實質上就是道德美。中學語文教學大綱中就明確要求語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培養學生的社會主義道德情操。道德具有歷史性和社會性,但社會主義的道德情操作為歷史發展到一定階級的精神產品,并不全盤否定歷史上所有的道德傳統。事實上,歷史上的道德倫理對學生社會主義道德情操的形成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孟子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語文教材的傳統名篇中這些膾炙人口的名句對中學生道德品質的積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當然,培養社會主義道德情操更要發揚我們無產階級革命先烈、前輩和英雄人物的革命傳統和崇高品質,《——你在哪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巍巍中山陵》就是很好的文本。除了中國傳統革命英雄人物的影響,外國文學的選文中也體現高尚的道德情操。教師要充分運用教材中英雄人物的思想言行,對學生施以良好的影響。如《紀念白求恩》中的白求恩,《“諾曼底”號遇難記》中的船長等都具有高尚的情操,舍己為人的無私品質。教學時緊扣作品中的文字,剖析他們的崇高思想和英雄業績,就能使學生的心中樹立愛的豐碑,培養學生高尚的情操。
三、人生觀教育
德育中要重視學生個性心理品質的發展。由于中學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審美觀的形成中,各種語文信息中的美與丑、善與惡、健康與腐朽經常錯綜交織,對學生的個性心理品質的發展都會產生一定影響。所以,教師應幫助學生分清良莠,辨別精華與糟粕,在“分析”上多下功夫,并對學生在語文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健康的個性心理品質及時加以診治,促其轉化。這就要求,中學語文德育中必須注意學生個性心理品質的發展。這種個性心理品質的發展目標,應該包括諸如熱愛生活,熱愛人民,具有強烈事業心,富有社會責任感、正義感、集體榮譽感、民族自豪感等品質在內的情感目標構建;包括積極進取,勇于探索,自尊自強,謙虛謹慎等品質在內的性格發展目標構建;包括吃苦耐勞,頑強勇敢,知難而進等品質在內的意志目標構建。
教材中不少體現積極的人生觀的內容。《十三歲的際遇》講述了中學生田曉菲十三歲靠自己的努力進入了夢寐以求的北大,啟發學生早立大志,為理想而奮斗。《貝多芬傳》通過貝多芬在逆境中仍然執著的謳歌歡樂那種積極的人生態度教育學生面對挫折和困難如何堅定自己的意志,樹立正確的積極的人生觀。《敬業和樂業》則告訴學生如何對待生活,才能實現理想。總之,教材中到處滲透著優秀品德的光芒,只要利用好,學生自然在提高語文素養的同時,提高人生修養。
德育是中學語文教學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內容,德育在教材中的體現也很多,只要恰當利用和引導,會使語文教學事半功倍,培養的學生不僅有更高的文化素養,也有更高的道德修養。
參考文獻:
關鍵詞:習語;英漢文化;異同
習語又稱熟語,從廣義上說,它包括成語、俗語、諺語等,是一種在意義上和結構上都比較穩定的語言結構。英漢文化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它們的淵源和發展道路各不相同。漢語習語和中國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體現了漢民族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態度,記述其民族和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呈現出中華民族的文化個性。同樣,英語習語與英美文化歷史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組合結構和修辭方法與英美文化密切相關。習語之所以最能鮮明地反映一個民族的文化特點是和這種歷史文化的沉積分不開的。習語堪稱語言之精華,在體現語言的文化特征方面,比之其他語言成分更具典型性。因此,考察習語可以看到英漢文化的特定社會背景及發展的文化軌跡。從而比較準確地把握英漢語言中文化同異現象,以求在外語教學中通過多種途徑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
一英漢習語中文化的相似與差異比較
人類共有一個客觀的大自然,共同的生活經歷、共同的感受,有語言的“共性”特征。一個民族的習語往往又都能在其它民族的習語中找到它們的影子,例如,英漢語言中都用羊比喻溫順,用鋼鐵比喻堅硬,用象比喻高大,用狐貍比喻狡猾等。若把英漢習語的喻體作一對比,就會發現形象相同、意義相似的習語俯拾即是。例如:
①Nomancanservetwomasters一仆不能侍二主。
②Bitterpillsmayhaveblessedeffects良藥苦口利于病。
但是,可以看到有些習語盡管意義相似,它們在不同文化中的表達卻有微妙甚至是明顯的差異。例:
①Thefoxpreysfartherfromhome兔子不吃窩邊草。
②Heliveswithcrippleslearnstolimp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這些相同或相近的意義在不同語言中表達上的區別突出反映了文化之間的差異性。這些差異不僅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也體現在人們的思想和信仰之中。正是這種在、思維和風俗習慣上的差異才使各個民族的習語各具風采。從習語中可以觀察到各個民族相似的或特有的習俗,甚至識見和情感。由此可見,習語是反映民族文化共性與差異性的一個窗口,對習語翻譯而言,文化之間的相似性不僅使它成為可能,也為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例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便可找到對等的習語“Manproposes,Goddisposes”而“當著矮人,別說矮話”,甚至可以找到三條相近的英習語:
①Hethathathoneofhisfamilyhanged,maynotsaytohisneighbor,hangupthisfish
②NamenotaropeInthehouseofamanthathangedhimself,
③Don’ttalkofahalterincompanyofhimwhosefatherwashanged
但是,也可以看到,文化之間的差異給習語翻譯帶來了困難甚至障礙。以“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為例,“三更”“五更”尚可在英語中找到基本對等的詞“watch”,“閻王”在英語中便找不到對等概念了。盡管英語中有“devil”、“satan”、“Princeofdarkness”等豐富的詞匯,但所指的都是邪惡的神、魔鬼,這與中國神話中的“閻王”相距甚遠。在中國傳說中,“閻王”作為陰間之神,不僅掌握著塵世百姓的生死,令人生畏,同時他也給鬼魂生前的行為做出判決,是賞罰分明的一個神話人物。這與英語中的“devil”等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因而,習語中涉及到某一文化有的事物或概念,往往不容易做到理想的傳譯。筆者試將習語中所涉及的概念和形象歸于日常生活現象及動植物,并作一分析比較:
1日常生活現象
(1)飲食
習語中最能體現中西文化差異的要數有關食物和餐具的習語了。觀察一下這則習語:“生米做成熟飯”,米,盡管是亞洲人的主食,在西方由于東方式餐飲業的發展,接受米飯的人越來越多了,因而對這一概念來說多數西方人并不陌生。但是該習語中一個微妙的問題是字面意義與內涵意義之間的差距。在漢語中“生米做成熟飯”同“木已成舟”或“覆水難收”意義基本相同,都用以表示一件原非所希望的事情既已發生,只好接受這一現實,因而是用于表達無可奈何情緒的一句常用的習語。由于使用的是比喻,其喻意比較隱含。如果僅僅譯成“thericeisalreadycooked”來對應“生米做成熟飯”,則譯文完全停留在字面意義上,有不到位之處,容易產生歧義,需要進一步補充說明。
(2)數字
英漢習語中由數詞構成的習語比比皆是,如“一舉兩得”“千方百計”“萬水千山”“手無寸鐵”“五光十色”等,英語中相似的例子也不勝枚舉:Acathasninelives(貓有九命)。Oneenemyistoomany,andahundredfriendstoofew(敵人一個嫌多,朋友百個嫌少)。Oneeyewitnessisbetterthantenhearsays(百聞不如一見)。
漢語常用“萬”或“十八、三十六、七十二”等表虛指數字。例如:“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而英語中相對應的數字卻不具有虛指功能,這同計數單位有一定關系,例如“萬”是漢語中一個計數單位,在英語中是“tenthousand”,使用的計數單位卻是“thousand”。這對習語翻譯也有一定影響。英語中也有一系列虛指數字。
①Don’tworry,wehaveathousandandonewaytodoit.(不必發愁,我們有許多方法可以做的)。英語習語athousandandoneway其字面含義是“一千零一個辦法”,但這里并非實指,而是虛指“許許多多”。②Thechildrenwasintheseventhheavenwiththeirnewtoys(孩子們有了新玩具,高興極了)。習語theseventhheaven意為inastateofgreathappinessandcontentment。在猶太文化中,第七重天為最高,也是上帝的住處,喻指在天堂里,自然是高興萬分了。
(3)顏色
在中國,紅色是吉祥喜慶的顏色。逢年過節,處處便有這種顏色襯托喜慶節日的氣氛:掛起的大紅燈籠、門框上的紅紙對聯、小輩們收到的用紅紙包的押歲錢,不一而足。而在婚禮中紅色更是無處不在:新娘著紅妝,新郎戴紅花,窗戶上貼有紅紙剪成的“喜”字,洞房內紅燭高照。紅色在中國是一種深受喜愛的顏色,與其有關的習慣用法更是不勝枚舉:紅雙喜、大紅榜、開門紅……而英語國家中正好相反,紅色代表的是危險和警告,它往往出現在交通標志上,有時也表示負債,一個習語“beinthered”即是債臺高筑的意思。
此外,像黑、白、黃、藍等顏色在漢語和英語中的意義多有出入。如黑色,漢語中多表示人心陰暗險惡,比如“天下烏鴉一般黑”中,黑色便用以指無處不在的官僚腐敗等陰暗面。而英語中黑色卻是莊重肅穆之色,男賓在婚禮或是葬禮等正式場合,著裝都是黑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人葬禮上用白色,但西方人白色用于婚禮(尤其新娘)。這反映了東西方人對白色的不同認識。在東方人眼里白色透露的是蒼涼和哀傷,在西方人眼里白色卻常常意味著純潔。相反,表示悲傷的顏色在英語中是“blue”,不論“Loveisblue”還是音樂中的“blues”,“blue”都與憂傷有關,這同漢語中的用法是大相徑庭的。
2動植物
在各個文化中,帶有感彩最濃的莫過于動植物了,人類的靈性、勤勉甚至好惡、丑惡往往不同程度地被賦予動植物身上,折射出該民族的愛憎。但是,同一種動物或植物在不同文化中往往帶有不同的感彩,這在習語中可以得到充分的體現。
(1)動物
英漢語言中動物的內涵意義截然不同的例子更為突出。英語國家把狗視為“man’sbestfriend”(人類最好的朋友),有不少習語都反映了使用英語的民族對狗的喜愛,如asfaithfulasadog(像狗一樣忠誠);It’sdoggedthatdoesit(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而漢民族則把以狗指人視為罵人,漢語習語中狗的形象多數是貶義的,如“狗腿子”“狗東西”“狗急跳墻”“狗仗人勢”“狗眼看人低”等都帶有強烈的貶義色彩。
蝙蝠(bat)在漢語中因“蝠”與“福”同音,便成了吉祥。幸福的象征,而在西方bat的形象卻是一種瞎眼、丑陋、兇惡的動物。許多人迷信bat與巫婆有關,人們相信bat闖入私宅是死亡的兇兆。如asblindasabat(眼力不行),havebatsinthebelfry(思想古怪),bebats(發瘋)等。
喜鵲(magpie)在漢語中是一種吉祥之鳥,傳說每年7月7日,牛郎織女銀河相會,喜鵲群集搭橋。民間認為喜鵲報喜,成語“喜鵲登枝”表示的就是這個意思。但在英語中magpie的形象卻是一種叫聲股噪,愛往巢里叼亂七八糟東西的鳥,常用來指饒舌或喜歡收藏破爛、什么都舍不得扔的人。實際喻義是“嘮叨、饒舌、嘰嘰喳喳、嘴巴不閑的人”。
海燕(petrel)在漢語里是一種不畏艱難險阻,迎著暴風雨奮勇拼搏的海鳥,它是勇敢、頑強、不屈不撓的象征,這可能與在中國流傳很廣的高爾基膾炙人口的散文詩《海燕之歌》有關。可是在英語里“astormypetrel”是指一個“到處惹麻煩的人”。可見英漢文化中動物的喻義不僅僅是存在著程度上的差異,有些甚至是沖突的。
(2)植物
在對植物名稱的翻譯中也有許多現象值得比較研究,例如牡丹對中國人而言,還有很重要的象征意義。由于其盛開時的絢麗模樣,牡丹備受世人的推崇。中國歷代詩人詞人都有作品誦詠牡丹,把它當作富貴的象征。若推而廣之,中國古代文人多有寄情山水花草,他們的作品中出現的植物許多都有象征意義,如梅花之不畏苦寒、松竹之高潔。之樸素等等都代表著中國的民族精神和價值觀念。古人托物言志的習俗更加賦予各種植物多種多樣的情感。由此可見,簡單的一兩株植物往往折射出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其象征意義和聯想意義極為豐富,往往無法在翻譯中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
二結束語
綜上所述,語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中,并且反映民族的風情習俗。不同的民族的文化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這是因為不論人們種族、膚色、國籍、民族如何,一般地說,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擁有同一個世界和宇宙。他們的生理結構、思維活動、感情標準(喜、怒、哀、樂)、道德標準(是、非、善、惡)大致相同。人們的日常生活、思想感情、追求和愛好也往往不相上下。他們對客觀世界的體會和看法在總體上接近。這種文化的普遍性產生了漢英習語的相似性。從另一方面來看,作為文化主體和創造者的人都屬于一定的民族,無不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生活和創造文化。各民族在地域、生態環境以及社會經濟、文學、歷史、宗教、發展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點,從而形成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使得一個民族的文化在許多方面有別于另一個民族的文化。這種獨特在不同的民族語言中都有鮮明的體現,導致不同語言各自獨特的習語,即承載了大量“民族文化積淀”的習語。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研究習語不失為一個很好的途徑。因而,在外語教學中應通過多種途徑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使之正確領會語義,學會用外語進行有效的交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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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母語主要靠語感。學生學習母語,因為有早已具備的口語語感做基礎,有熟悉本國本民族的文化背景為條件,身處母語環境、心受母語儒染,大量的、成套的母語圖式早已內化為學生的心理結構。因此,學習母語不必從系統的語言知識和語法規則入手,而應重視對語文材料的積累、感悟,培養良好的語感。
從語感類別的角度看,語感教學策略主要包括:培養形象感的教學策略、培養情味感的教學策略、培養意蘊感的教學策略等。培養形象感,要注意激活學生頭腦中儲存的與文字相關的表象;倡導學生展開聯想和想象,將語言轉化為形象鮮明的內心視象,使語言和生動的表象建立心理聯系。培養情味感,一要想方設法幫助學生增加對課文背景及相關內容的了解;二要努力挖掘和體驗教材的情感因素,發揮教師自身的情感傳導作用;三要引導學生在對課文的分析和朗讀中體驗作者的情感。培養意蘊感,就是要引導學生體會和揣摩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從語感生成的角度看,語感教學策略主要包括:反復誦讀、比較品評、潛心涵詠、切己體察、展開想象等。反復誦讀是培養語感的最佳策略,要求眼到、耳到、口到、心到,強調對語言文字的直接的整體的領悟,這與語感的直接感悟是完全一致的。比較品評,是課堂語感教學的有效策略,俗話說,有比較才有鑒別。學生只有在不同詞語、不同句式、不同語序的比較當中,才能發現課文中語言運用的妙處,品評語言的意蘊和情味,從而培養語感。潛心涵詠,是一種在熟讀基礎上潛心專注的研讀策略,面對語言文字,揣摩、推敲、咀嚼,“字字未宜忽,語語悟其神”,鑒賞玩味,掂量比較,獲得審美感、情味感、意蘊感等。切己體察,就是把眼前所讀的語言文字與自己的生活經驗、閱讀積淀相溝通,通過文字的橋梁,觸摸作者的心靈。語言文字符號本身沒有直接可感性,必須借助聯想和想象,化干癟枯燥的符號為形象鮮活的畫面;還可通過重組表象,創造出新的情境和意境。這樣獲得的語感才是豐富深切的。語感是通過學生反復不斷的感覺實踐而產生的。作為教師,必須創造學生語言實踐的機會,讓學生充分地讀書、感受,在此基礎上,再給予有針對性的指導,幫助學生形成語感能力。
1、創設情景
在教學中創設出濃郁的語感情景,能使學生不由自主地調動多種感官,積極地進行相應的課堂活動,為進行語感訓練創設最佳條件。如:《草原》一課的教學,教師在課始用大屏幕出示草原的美麗景色,再配上音樂,簡述課文內容,為學生創設了濃厚的情感氛圍,使學生很快進入了情景,奠定了課堂的基調。
2、引導想象
想象是通過多種手段幫助學生把語言文字轉化成生動的畫面,或是讓學生聯系已有的生活經歷和實際認知水平在思維上發散延伸,使其對語言文字有更加深刻的感悟。如:《豐碑》中有這樣一段話:“風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蓋了軍需處長的身體,他成了一座晶瑩的豐碑。”這時教師可引導學生想象,“豐碑”是什么?為何說雪覆蓋下的軍需處長是一座晶瑩的“豐碑”?這里的“豐碑”是指什么?通過想象更能加深學生的理解,升華學生的情感,感悟到軍需處長的偉大。
3、釋義悟情
朗讀既是一種把書面語言用聲音表達出來的言語活動,也是一種講究吐字、表情達意的藝術,所以培養語感就必須在理解課文思想內容和語言形式的基礎上進行。其中最基本的是對文章中詞句的理解。一些詞語比較生辟,又帶有一定的專業性,可用直觀演示的形式來釋義。《五彩池》中有“折射”一詞,教師直接打開投影儀,一束光線垂直射到天花板上,再把一枚三棱鏡放到投影儀上,光線發生了變化,告訴學生這就叫“折射”。一些詞語擬人化程度很強,可引導學生聯系實際加以理解。一些詞語的運用精當、準確、具體,但學生體會起來也會有難度,可用刪換比較或填空的形式進行理解。如講《錫林郭勒大草原》中描寫湖水的句子“高低不平的草灘上嵌著一洼洼清亮的湖水,水面映出太陽的七彩光芒,就象神話故事中的寶鏡一樣”與“草灘上,有湖水,水面映出太陽的光芒”加以比較,為學生感受草原的美景、讀出美感打下基礎。
論文摘要:高中語文新課改對每位一線教師都是一次機遇與挑戰,如何解讀新課改新教材,需要在教學實踐中不斷的反思與總結。一節《奇妙的對聯》課的三個環節的設計踐行了新課改的理念給了我一些啟示與感悟,即設計課堂問題一定要引起學生的興趣,調動全體學生參與的積極性;課堂的主體是學生,要切實把課堂還給學生;提高學生的素質與能力。
高中新課程培訓進行了20天。可當手中拿著高一新課程教材,腦中裝著新課程的觀點和理念,真正面對高一新生的時候,卻又不知道這新課改的課堂該怎么組織,老師的傳道、授業、解惑怎么完成。在跌跌撞撞、似是而非的狀態中,上了一個多月的課,困惑掙扎了這一段時間后,沒想到《奇妙的對聯》這一節課卻給了我一些啟示,讓我看到了新課改的曙光和影子。
《奇妙的對聯》主要是引導學生對傳統文化形式的了解,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與能力。對聯對學生來講是司空見慣的東西,如楹聯、春聯、賀聯、挽聯等。但是真正讓學生自己動腦動手對對子,好像又沒那么容易。以前課堂教師只是一味的理論講解,學生似懂非懂,動手能力很差。那么新課改如何組織課堂,讓學生自己在課堂上動手是備課必定要深思的一個問題。枯燥的理論講解不可能使學生有什么收獲。于是,整節課我設計了三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學生分析理論知識。走上講臺,我問了一個問題:1932年清華大學入學考試有這樣一道試題,上聯:孫行者;下聯:——。有以下幾個答案:之,韓退之,祖沖之,王引之等。閱卷的老師認為非常好,為什么?同學們看到是清華入學考試的題目,來了興趣,又看到如此簡單的上聯,更有興趣,看到只是評價答案而不需要對,更是興趣大增,你一言我一語地發言開了。一些同學回答“者(zhě)”是仄音,“之(zhī)”是平音,平仄相對。我說好。什么是平仄教材的知識短文中有講解,能回答上來,說明這些同學自己看并理解了,一些同學回答上聯中間字是“行”,下聯中間字是“適、退、沖、引”,都與行動有關,相對仗,我說好,這就是對偶。接著,我就又問,誰能從內容上評價一下?同學們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最終有一個學生小聲地說了一句“之是一個首倡白話文的作家”……我及時地捕捉到了這個信息,便要他再重復一遍。同學們愣了一下,突然都鼓起掌來。我想有戲,我問為什么鼓掌,不知哪位同學說了一句:“那還用說,都是敢做第一的。”然后同學們爭先恐后地說了起來,孫悟空斗天斗地,敢于反抗;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祖沖之的圓周率……一個小問題引發了學生各方面的思考。看來,設計問題要巧妙,有趣味。
理論知識解決了,第二個環節就需要考查一下學生的文學修養。我把幾副與一些名人有關的句子寫在黑板上:
一代文章推——,畢生心血似——。(茅盾的兩部作品,查資料填寫)
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涉及到哪幾個作家)
同學們在一番緊張的翻閱資料、討論之后,答案準確地寫了出來。我又不失時機地進一步提問:《子夜》、《春蠶》寫了什么內容?你還了解作者哪些作品?唐宋家是哪幾個人物?他們的代表作是什么?連續的問題,不但沒有讓學生感到厭倦,相反,他們的興趣卻越來越高。一石激起千層浪,一個簡單的問題卻拓展了學生的知識面,調動了學生的文學儲備,真令人驚喜、欣慰。
整堂課的還在第三個環節上,學生當堂對對聯。開始我只要求每組寫兩句上聯,相鄰組對下聯。一會兒,情況就失控了,上聯一出,學生就爭著搶著對下聯,一個上聯甚至有好幾個下聯,學生也不由自主地離開了座位,圍著講臺,思考著,評論著,爭搶著,沒有了回答問題的羞澀,沒有了課堂上的挺身端坐,取而代之的是不斷展現自我的身影。看到好的下聯,雷鳴般的掌聲和叫好聲便驟然響起。黑板的每一個角落都寫滿了學生稚嫩的對聯,如
中國字四四方方,方方正正;西洋文彎彎曲曲,曲曲折折。
平頂山頂平;青草地草青。
東升旭日山河秀;西落殘陽星空奇。
高一十班小組擂臺熱火朝天;鷹城二高運動盛會硝煙四起。……
下課鈴響了,同學們還不愿離開,還圍著講臺討論著……
課下交流,業務校長說,這節課,上得很好,如果買來紅紙與毛筆,當時讓學生來寫對聯,豈不是錦上添花?一語道破天機,新課改的課堂教學怎么完成?怎樣在課堂上落實素質教育……回憶一下參觀所見,資料所看,我恍然大悟。新課改的課堂就應該是這個樣子: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激發他們的興趣,發揮他們的主體作用,使他們動腦、動手、動口,做學習的主人。
反思這一節課,有以下幾點感悟:
一、設計課堂問題一定要引起學生的興趣,調動全體學生參與的積極性,而不是傳統的分層、背景、寫作意圖與思想,讓學生局限在這樣的框框中而厭倦。形形的資料給了學生偷懶的機會,人云亦云的表述扼殺了學生的思維。備課切記遠離現成的教案,給自己一個自由發揮的空間,更是給學生一個創新思維的機會,也就是說,備課一定要把“備學生”放在首位。
二、切實把課堂還給學生,而不只是停留在口號上。課堂的主體是學生,就讓他們擔當當家作主的責任行使權利。“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集體的智慧是不可估量的,每一個個體的才能是不可小視的,讓學生真正動起來,就會“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還給他們展現自我的權利,智慧的火花就會開遍課堂的每一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