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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驗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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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驗收

第1篇:初步驗收范文

關鍵詞:儲蓄傾向 轉型 收入分配

一、我國當前儲蓄高企的現狀及特點

自2002年以來,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經濟擴張時期,GDP連續6年達到10%以上,遠遠高于同期的世界平均增長水平。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結構性失衡程度加深,經濟增長過度地依賴投資和出口,中國的國民儲蓄率迅速上升,達到GDP的一半以上。無論從國民儲蓄自身發展的縱向趨勢,還是基于國際的橫向比較來看,我國的國民儲蓄率都呈現較高的特征。

(一)從國民儲蓄自身發展的縱向歷史看(圖1)。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消費率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儲蓄率基本沿著上升的軌跡發展,并表現出較強的順周期性,其周期性特征從該輪新的經濟擴張開始而越加顯著。

(二)從國際經濟發展的橫向角度看,中國的儲蓄率無論是相對于歐美和日韓國家還是相對于不同收入層次國家的平均儲蓄水平而言,都表現出非常高的儲蓄傾向,并且與上述經濟或國家之間的儲蓄率差距從2000年以來逐漸拉大。(圖2、圖3)。

(三)從國內儲蓄結構來看,國民儲蓄高傾向的背后體現的是家庭儲蓄相對企業儲蓄、國家儲蓄比例的下降。從儲蓄占GDP的比例來看(表1),貢獻儲蓄的主體變成了在收入分配中占大頭的企業和政府。1996-2007年,企業儲蓄占GDP比重和政府儲蓄占GDP比重均幾乎上漲1倍,企業儲蓄占比從13%激增為22.9%,政府儲蓄占比從5%增長為8.1%,而居民儲蓄占GDP比重相對穩定。針對中國當前儲蓄高企的現狀。存在著包括收入差距論、文化傳統論、人均儲蓄論以及人口結構論等分析方法,但上述分析方法因缺乏系統、發展的視角,不能充分解釋國民儲蓄高企的形成機制。

二、中國高儲蓄傾向的形成機理

中國經濟在體制改革、對外開放與經濟發展三重協同轉型方面的長足進步,已經奠定持續快速經濟增長的資源、技術和制度基礎。但與此同時,國民收入失衡導致的部門儲蓄比例失調和收入差距擴大。二元經濟結構下勞動與資本分配差距的日益擴大。持續擴大的貿易順差映射下的正的儲蓄投資缺口,以及體制轉型時期形成的不確定性,共同蘊含著促進當前高儲蓄、低消費格局形成的動因。

(一)經濟起飛與財富積累

無論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還是庫茨涅茨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均認為高儲蓄率是經濟起飛的必要條件。其所支撐的高國民收入投資比率不僅是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變的前提條件,而且是現代經濟區別于傳統經濟的典型特征。日本和韓國先后在20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完成對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趕超。正是依托手經濟趕超時期高達30%-40%的儲蓄率。發達國家的美國雖然現階段儲蓄率很低,低至零儲蓄甚至負儲蓄,但這主要源于美國已經度過起飛階段,完成了財富積累。目前70%美國家庭擁有住房,50%的家庭擁有股票,1952-1994年。美國家庭從股票和房地產得到的收益平均高于家庭儲蓄的1.7倍。而1995―2003年,這一比率達到4.4倍。

相對于美國和日韓而言。從人均GDP來看,中國仍然處于較低收入國家,中國現有的高儲蓄率支撐了經濟持續增長所需要的大規模資本投資,并緩和了中國經濟周期的波動,有助于中國完成起飛階段的工業化和城市化。

(二)貿易順差與國民儲蓄高企

現有的經濟理論在分析儲蓄缺口與貿易順差兩者關聯時,更多地強調前者對后者的影響,而忽略后者對前者的反推作用。在中國。貿易順差不僅具有遵循著雙缺口模型中的一般規律,即貿易缺口(X-M)與儲蓄投資缺口(S-I)之間的對偶關系使得貿易順差在國內映射為儲蓄相對于投資的增加,而且還因中國特定的發展目標和產業演進機制而額外地形成促進儲蓄傾向增加的特殊性規律。

首先,隨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融合的不斷加深,成熟的制造業替代了開放初期的原料加工業。外貿就業結構的變化促使對一般勞動力的需求下降。勞動力結構的變化轉化為工資收入的不平衡,進而對儲蓄傾向產生影響。

其次,中國出口產業現以勞動密集型為主,隨著貿易順差的擴大、匯率升值,中國面臨出口受損與促進就業、控制失業的兩難選擇,因此。限制工資增長以抵消出口成本的上漲成為內部消融成本的第三種選擇。

再次,貿易與資本雙順差形成的外匯儲備的資源錯配,表現為大部分儲備流向低收益的美國債券市場和銀行儲蓄而非用于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性任務,如擴大內需和完善社會保障機制,不利于降低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預期。

雙缺口模型的對偶規律、產業升級調整、內部轉移成本、儲備資源錯配構成了中國貿易順差向儲蓄轉化的傳統機制,并體現為貿易順差增長下的國民儲蓄的持續增加。圖5顯示,從1990年開始,國內儲蓄開始超過投資,同期的凈出口也相應地由1989年的-185.6億增加到1990年的510.3億人民幣。

(三)效率改進、利潤侵蝕工資、儲蓄結構失衡

家庭儲蓄與企業儲蓄此消彼長的趨勢。應歸因于就業滯后于經濟增長和結構轉變、勞資關系偏重于資本、壓縮勞動成本的內部成本轉移的三重影響:政府儲蓄的增加則源于政府借助于顯性和隱性的雙重渠道擴大收入的同時,降低了對公共服務領域的相對投入。

改革初期,國有企業通過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股權結構的質性提高和企業改制、下崗分流、破產倒閉的量化調整,完成了制度的重構和效率的提升。私營企業借助國家經濟自由化和產權改革的深入,依托靈活、高效的經營方式彌補了沒有政府針對國企實施的諸如利潤保留、貸款扶持的劣勢,完成了對國有企業經濟總量的趕超。在企業進行改革的同時。勞動市場供給競爭加劇,工資分配權向企業偏重,勞動法律保障缺位,扭曲了要素收益分配機制,出現了“利潤侵蝕工資”的現象,從而導致勞動報酬相對于資本報酬不斷下降的趨勢。

轉型時期,通過從行政性分權向經濟性分權的不斷演進,地方政府逐漸擁有財政收入的剩余控制權,為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提供了明顯的激勵。此外,政府在此輪經濟擴張之前的低谷時期實施了積極擴張政策,政府在加大基本建設投資力度的同時,政府消費(教育、醫療和社保領域)支出占總支出比例逐年下降,這就導致了政府儲蓄占比的上升。

(四)金融體制發展滯后、不確定習慣與預防性儲蓄

中國金融體制發展滯后,儲蓄難以借助于現有的融資渠道轉化為高效的投資和消費。一方面制約了企業和家庭的有效投資,使得企業大量的未分配利潤和家庭的部分收入向銀行集中:另一方面制約了家庭消費的快速增長。而儲蓄傾向不僅受到當前收入高低的影響,還取決于家庭對收入和支出的未來預期。伴隨著市場化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政府通過居民收入補償的“完全化”改革,從傳統的住房、醫療以及教育等福利領域退出:而在社保體系尚未建立健全的情況下,居民代替國家承擔上述領域支出,必然導致居民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增加。因此,計劃經濟下源于低工資高福利的低儲蓄傾向逐漸逆轉,部分居民收入退出消費,轉化為應對住房、養老和教育支出的自適應性和預防性儲蓄。

三、中國儲蓄傾向的未來趨勢及政策建議

從長期看,隨著中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遞進、居民財富累積的完成,中國國民儲蓄的拐點將隨之出現。從中短期看,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尤其是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完善,將改變當前勞資以及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不對稱關系,轉向工資收入與資本收入的協調發展和市場間均衡、合理價格機制的形成,從而最終形成有利于家庭收入相對增加的帕累托改進。此外,人民幣升值、社保體系重構、公共財政完善等潛在因素也影響了儲蓄傾向。

第2篇:初步驗收范文

“白眼”政策

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在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改善城鄉關系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農業和農村經濟在資源配置和國民收入分配中仍處于不利地位,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發展機會和社會地位方面仍然存在不平等,農民處于被歧視的地位。農民被歧視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是對農民土地財產權的保護不公平。

現行土地征收征用制度對農民明顯不公平。一方面征地過多,甚至出現濫用土地征用權現象;另一方面土地征用對農民的補償過低,對失地農民的安置無法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和長遠生計。隨著國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深入,城鎮非農建設用地已從行政劃撥逐漸轉向市場化的出讓,土地出讓價格大幅度飆升,但向農民集體征用土地的補償辦法和補償標準仍停留在行政劃撥年代,土地出讓的價格遠遠高于對農民的補償。土地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地方政府“以地生財”,農民利益卻嚴重受損。這是改革開放年代里出現的“以鄉養城”的一種新形式。土地財產權保護的歧視是造成農民利益流失最嚴重的渠道之一。

第二,農民在稅賦方面被歧視。

在現行稅制和城鄉二元體制之下,農業稅取消以后,農民仍然存在著一部分流轉稅、所得稅的負擔。但是,城鄉之間依然存在公共產品的價格剪刀差,因此,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民承擔的上述負擔相對于其能享受的公共服務而言,是不對等、不公平的。可以說,取消農業稅,僅僅取消了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地租性的稅收,并不意味著長期形成的以農補工格局的根本改變。

第三,農民就業被歧視。

在現實中,由于長期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的影響,我國不是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而推進城鎮化,而是從體制、政策到各項管理制度上都限制農民進城就業,城鄉之間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導致農村就業嚴重不足;隨著改革的深入,農民進城就業的政策放寬,但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狀況至今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對農民工的限制性就業政策依然存在,農民工進城就業存在行業、崗位準入的歧視;即使在能夠就業的行業、崗位上,農民工和城市正式工人不能同工同酬,農民工要受到工資、社會保障與福利、工作條件和環境等方面的歧視。

第四,農民在享受公共品服務方面被歧視。

長期以來我國受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的影響,一方面公共財政對農村的覆蓋不夠;另一方面城鄉之間仍然存在公共產品價格剪刀差,農民享受公共產品受到價格歧視。結果,導致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明顯滯后,城鄉居民享受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差距過大。

第五,進城農民工在社會福利、子女教育、城市居住等公共服務上受到排斥和歧視。

在城市社會管理上,存在對進城農民工“經濟性接納、社會性排斥”現象:大多數農民工不能享受城鎮基本社會保障服務,目前將進城務工經商農民的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納入社會保障的工作剛剛起步,進城農民的養老保險尚未納入統一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由于大多數進城農民工難以成為當地市民,社會保障賬戶不能隨個人流動,民工集體賬戶的社會保障積累實際上留給了打工所在地,農民工不能盡享社會保障積累的好處;農民工子女享受不到平等的教育待遇,上學難、收費高一直是困擾進城務工農民的首要問題;進城務工經商農民在城鎮買房或租房受戶籍或身份的限制等等。

公平的制度可以使以工哺農事半功倍

工業反哺農業不僅僅是增加財政投入,而且財政投入的目標應該是改革和消除歧視農民的政策,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平等地對待農民,以切實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首先,要完善農村土地征用制度。

低價強制征收征用農民耕地,雖然大大降低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成本,但卻對農民的權益造成極大的傷害。少用低價格強制征用農民的耕地,多用合理的土地價格補償農民,是現階段工業反哺農業體現在“少取”方面的具體表現。土地征用制度改革,重點是要確保失地農民的合法權益。一是明確界定政府的土地征收征用權和征收征用范圍,并嚴格區分公益性和經營性用地;二是提高公益性用地的補償標準,搞好“以土地換保障”工作,同時還應該建立經營性用地的市場定價機制;三是為提高土地征用征收市場的公開性和透明性,必須強化社會監督機制,例如引入聽證制度等;四是完善土地占用審批管理制度,廢除土地占用審批權與土地占用費收益掛鉤的做法,打破批地越多,預算外收益越多的機制。

其次,政府在加大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力度時,應有重點地實施對農業的補貼。

財政對農業的重點補貼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保證糧食安全和提高對農民公共服務品的供給水平。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對農產品需求將呈剛性增長;而農產品生產則受到耕地減少、水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等因素的嚴重制約,增產困難很大。雖然可以通過增加一定量的進口來彌補供求缺口,但十幾億人口的長期性糧食安全,不可能過分依賴國際市場,更何況國際市場本身也有市場波動的風險。所以,工業反哺農業的首要目標是增強農業生產能力,為迅速增長的工業提供食品和原料,促進經濟結構快速轉換,保證工業化的順利進行。因此農業補貼以保證糧食安全為主。

另外,由于長期以來政府對農民的公共服務品供給嚴重不足,消除對農民歧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大對農村公共品投入的財政支出,給農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產品,特別是提高對落后地區和弱勢人群基本公共品的供給水平。例如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滿足他們最基本的生存和發展需要。具體地,在農村基礎教育方面,加大中央和省級財政在農村教育方面的支出,逐步改變目前縣級財政承擔90%以上農村教育經費的局面。醫療衛生方面,以加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設為重點,建立農村醫療救助制度;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的投入,重點用于預防性措施,確保合作醫療參保人員享受免疫接種和早期疾病檢查、常規檢查等服務。社會保障方面,按照目前低水平、廣覆蓋、有保障的原則,初步構建最基本的農村基本養老保障、基本醫療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規范化的政府救濟制度,實現農村社會保障從“無”到“有”。

再次,改革戶籍制度,為農民進城就業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

為了保證糧食安全,對糧食生產的重點地區(主要產糧區)、重點品種(如小麥、稻谷、大豆)、重點人群(種糧農民)進行補貼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把財政轉移支付作為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主要措施,顯然行不通。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一半以上,少數人補貼多數人不現實。即使具有現實可行性,實行這種補貼也只會導致政府經濟政策錯位,似乎政府只是施主,單純以國民收入再分配來拯救低收入的農民,忽略了他們在經濟發展中的參與作用。政府的宗旨應該是運用經濟政策鼓勵農民積極參與經濟發展過程,并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如果大面積地補貼農業生產,農民生產糧食和各種農作物的積極性會提高,產量大幅度增加。但由于農產品需求彈性低,結果是農民增產不增收。因此要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的根本途徑是減少農民,即將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工業部門。

第3篇:初步驗收范文

【關鍵詞】審計收費;重大錯報風險;綜合績效;內部治理;外部監管

一、引言

審計收費的產生源于信息不對稱,即公司財產管理契約中委托人與人的信息不對稱。審計收費分為三部分:一是審計成本費用,二是會計師事務所的正常利潤,三是風險溢價。重大錯報風險是指財務報表在審計前存在重大錯報的可能性,而檢查風險是審計師可以控制的,重大錯報風險是審計風險的核心關注點。如何確定審計收費,關鍵點就在于如何衡量企業的重大錯報風險。針對重大錯報風險收取一定的費用,相當于把審計風險轉嫁與被審計人。那么在實務中,重大錯報風險是否受到審計師的關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在審計收費中得到補償則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問題。

在相關的文獻中,對于風險采用了不同的替代變量,如上市公司對于擔保、應收賬款占總資產、存貨占總資產、上市公司的規模、公司治理、監管信號、財務狀況等,都是從某一個或幾個方面來研究重大錯報風險與審計收費的相關性,是局部的,分散的。基于以上考慮,本研究想盡可能考慮被審計單位存在的各個方面的風險,將被審計單位的風險劃分為內部管理風險、外部監管風險。同時,在研究企業內部管理風險時,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層面是公司的業績風險,第二層面是基于公司治理結構“三會一層”,從兩個維度研究內部治理風險,一方面是股權集中度風險,另一方面是來自于董事會的風險。在研究外部風險時,選擇了外部監管風險。

二、研究樣本與數據說明

(一)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8~2010年滬深兩市所有A 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但是本文剔除了以下公司:①未披露當年財務報告的公司;②當年新上市以及年報中數據不完整的公司;③金融保險行業公司。經過篩選,最終得到總樣本數為2619個樣本。樣本公司的所有財務數據均來自中國股票市場研究數據庫和中國證券網―數據頻道。對于公司違規處罰數據來源于證監會公布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本文使用SPSS17.0 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

(二)模型選擇與變量說明

1.模型選擇

根據本文理論分析,構建如下回歸模型對研究假設進行檢驗。

FEE=α+β1 CP+β2FSR+β3FSR2+β4ASS+β5INDE+β6DUAL+β7SUP

+Β8ASSET+β9INDU+β10LOCA +β11OPIN+β12BIG10

+β13 NATU+ε

2.公司綜合績效指數的構建

根據國家2002年出臺的《企業效績評價操作細則(修訂)》,企業綜合績效評價計分方法采取功效系數法和綜合分析法,其中:功效系數法用于財務績效定量評價指標的計分,綜合分析判斷法用于管理績效評定性評價指標。本研究采用利用財務指標進行的綜合績效評價,因為對于管理績效的評價是定性的,主觀性極強,我們無法準確去衡量企業的管理績效。對于利用財務指標進行的綜合績效是定量的,再加之數據的可獲得性,根據細則規定,各個指標的權重如表1所示。

3.變量說明

模型中各變量的含義如表2所示。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樣本數據的描述性統計見表3。從表3可以看出,不同公司的公司綜合績效指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差別較大,綜合績效指數最高值約為69,而最低值不足1;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少則持有4.49%,多則持有85%的股份前十大股東關聯度均值為2.56,即在前十大股東中存有關聯關系的股東約為3。獨立董事人數占董事會人數的比重的均值為0.6,最小值為0,說明仍然有上市公司沒有遵守證監會關于獨立董事要占到董事會三分之一以上的規定。兩職合一的均值為0.14,表明總樣本中有367家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兩個職位由同一人擔任。公司違規的的比例較低,均值僅為0.02。另外,資產規模的均值為21,18%的公司所處行業為高風險行業,29%的公司地處發達地區(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有33%的公司的審計結果為非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事務所的組織形式以有限公司之居多。審計費用相差較大,審計費用的對數區間為11到17(見表3)。

(二)多變量回歸分析

多元回歸結果見表4。方程的R2為 0.541,可見該模型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F統計量為238.497,整個回歸方程有顯著統計意義。共線性診斷結果表明,除了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其平方項的方差膨脹因子VIF較大外,其余均接近于1,因此認為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檢驗結果如下。

1.內部風險

綜合績效指數與審計收費在5%的水平上正相關,驗證了審計師在對公司進行審計業務時,會考慮被審計單位內部存在的績效風險,因為績效風險中不但包括企業的財務風險、經營風險、債務風險,還有發展能力風險,可以說是企業重要風險的集合。采用綜合績效指數能夠全面的衡量這些風險,避免了采用單個獨立的指標造成的片面性。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及其平方項分別在1%水平上負相關和正相關與審計收費,表明股權集中度與審計收費呈U型關系,說明了審計師在確定審計收費時,充分考慮了被審計單位的股權集中度,認為只有適中的股權集中度,才有利于降低被審計單位的內部治理風險。前十大股東的關聯度與審計收費沒有顯著關系,這可能是由于公司控股股東在進行會計師事務所的選擇與審計費用的決策中,前十大股東的關聯性強,意見一致,審計議價談判能力增加,不愿意支付過多的審計費用。而針對事務所會考慮這種高舞弊風險。最終,兩者相互作用,正反兩方面作用抵消,事務所沒有收取較高的審計收費,公司也沒有支付過低或過高的審計費用。獨立董事比例與審計收費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在我國上市公司中獨立董事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其原因可能是獨立董事在參與董事會治理的過程中受到董事會內部執行董事和大股東的消極影響,多數只充當決策咨詢的角色,而監督管理層和維護小股東利益的作用缺失[1]。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與審計收費的相關性通過顯著性檢驗。

2.外部監管風險

公司違規風險與審計收費的相關性不顯著。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國市場的監管制度仍然不完善,處罰力度過低,處罰率較低,對于公司經營運行的影響力不夠。事務所在考慮此種情況下,沒有過多考慮外部監管風險所引起的重大錯報風險水平。

另外,資產規模、被審計單位所處的地域、會計師事務所是否為“十大”及事務所的組織形式是否為合伙制均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審計收費。這些結論與大部分文獻的實證結果是一致的。被審計單位所處的行業、審計意見與審計收費沒有顯著相關關系,這可能是由于在劃分行業的標準不同帶來的差異。對于審計意見的以往的研究中存在這不一致的情形,原因首先可能是由于對于審計意見的劃分不一致,一些研究中把審計意見劃分為“清潔”與“不清潔”,即清潔意見為帶解釋性說明的無保留意見;再者可能是由于統計數據的關系造成的影響(見表4)。

四、研究結論及局限性

本研究采用2008~2010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的截面數據,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對公司內部管理風險和外部監管風險,包括公司的綜合績效風險、股東集中度風險、董事會特征風險與外部監管風險,與審計收費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發現,審計收費與公司績效風險、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即事務所對于綜合績效高、股權集中度適中、兩職合一的公司收取了較低的審計費用;獨立董事比例、前十大股東的關聯度等其他治理變量和審計收費不具有顯著性關系;外部監管風險和審計收費的相關性也沒有通過驗證。

這一結果表明,會計師事務所在決定審計收費時,高度重視公司內部績效風險與內部治理風險,對于審計風險收取相應的收費補償,而對于外部風險沒有給予過多關注。另外,除了考慮審計風險因素外,確定審計收費的其他依據是被審計單位的規模、公司所在地、事務所的性質、并且“十大”會收取聲譽溢價。說明在中國審計市場上,風險導向審計模式已在審計市場充分運用。對于被審計單位存在的審計風險,事務所確定的審計收費包含了對于這些審計風險的收費補償。事務所收取了一定的費用用以回避將來可能的高風險。

在研究結果中,發現審計收費與被審計單位的綜合績效指數存在密切關系,意味著企業的綜合績效風險能夠代表企業內部管理中存在的各種風險。不僅僅是再單獨的考慮企業存在的財務風險、經營風險、資產質量狀況或是債務風險,而是運用了全面的思想,把片面的風險綜合起來。而如果只是考慮了某種風險或是運用了獨立的指標,難免會產生偏差。所以,對于企業的內部管理風險,采用企業綜合指數風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本文也存在著局限性。在對企業綜合績效評價時采取的是財務指標評價,沒有考慮非財務指標,可能對企業綜合績效風險的評價造成一定的誤差;雖然力求盡可能的考慮企業的各種風險,但是不可避免設計的相關因素并不能涵蓋公司存在的各種風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度,有待于日后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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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初步驗收范文

控煙務例將出臺

11月24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布了衛生計生委起草的《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送審稿)》,并公開征求意見。這是我國首次擬制定行政法規在全國范圍全面控煙。

根據該送審稿,所有室內公共場所一律禁止吸煙。同時,以未成年人為主要活動人群的公共場所的室外區域,高等學校的室外教學區域,婦幼保健機構、兒童醫院、婦產醫院的室外區域,體育、健身場館的室外觀眾坐席、賽場區域,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候區域等也全面禁止吸煙。送審稿同時提出,個人在禁止吸煙場所(區域)吸煙的,可處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罰款。

2006年1月9日,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在我國生效。截至2012年,已有100多個國家制定了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法或控煙綜合性立法,其中44個國家施行了全面無煙法律。但是,我國還沒有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方面的專門法律、行政法規。為此,2013年衛生計生委啟動了《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起草工作。

我國艾滋病防治面臨兩大難題

2014年10月20日,由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主辦的2014年度艾滋病學術交流大會在京開幕。中國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吳尊友在會上表示,我國艾滋病防治仍面臨兩大難題:擴大檢測后發現晚問題依然嚴重;男男性行為人群(MSM)感染率持續上升。

自國家開展“四免一關懷”以來,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艾滋病的新發感染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圍內均處于較低水平。在抗病毒治療標準方面,2014年將CD4細胞小于200提高至小于500,以更早地使用抗病毒藥物。雖然,檢測范圍不斷擴大,但發現晚問題依然嚴重。2009年所有接受CD4檢測者中,CD4小于200者占43.8%,2013年仍然達到37.8%。CD4小于200意味著已經處于晚期,救治難度很大。同時,哨點監測表明,MSM人群中HIV感染率由2003年的0.9%持續上升至2013年的7.3%。

要破解這兩個難題,一是有針對性地加大艾滋病早期檢測宣傳,增加對高危人群的檢測力度,并能將艾滋病毒檢測常規化;二是宣傳我國艾滋病的流行特征,強化感染者隨訪管理,減少危險性行為及二代傳播;三是加大干預力度,包括安全套的推廣和HIV檢測。

我國首個埃博拉疫苗獲準臨床試驗

日前,由軍事醫學科學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陳薇團隊與天津康希諾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聯合自主研發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通過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與國家相關部門專家的聯合評審,獲得軍隊特需藥品臨床研究批件。江蘇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疫苗臨床評價所等團隊成員,將于近期開展人體試驗。這是中國首個、世界第三個進入臨床試驗的埃博拉疫苗,也是全球首個2014基因突變型埃博拉疫苗。

2014基因型埃博拉病毒是1976年以來發生變異速度最快的,基因同源性為97.2%,且第一次“走出”非洲,到達歐洲和美洲。此次我國研發的疫苗不僅對本次疫情更有針對性,而且是全球首創凍干粉劑型,在37攝氏度的環境下可穩定2周以上,具備大規模生產的技術條件,更適于在西非條件落后、冷鏈不完善的地區使用。而國外正在進行臨床研究的埃博拉疫苗均為1976基因型液體苗,需零下80攝氏度保存和運輸。

據悉,陳薇團隊從2006年起,在國家“863”計劃、國家重大專項和軍隊科研規劃資助下開展埃博拉疫苗研究。今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發后,該團隊在長期從事1976基因型疫苗研究的基礎上,啟動2014基因型疫苗研究。總后衛生部會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啟動應急機制,為推動2014基因型疫苗進入臨床提供了保障。

世衛組織稱

全球溺水造成毀滅性影響

2014年11月17日,世衛組織首次《全球溺水報告:預防一個主要殺手》,稱溺水是各區域兒童和青年十大主要死因之一,每年共有37.2萬人溺水死亡。全球半數以上溺水死亡者不足25歲,5歲以下兒童溺水率最高,男性溺水率是女性2倍以上:90%以上溺水事件發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令人震驚的是,一些研究項目顯示溺水死亡數目可能被大大低估,自殺、兇殺、水災或渡船傾覆等事故造成的溺水事件未被列入官方數據。報告呼吁為預防溺水問題大幅加大工作力度和資源,并建議國家決策者和當地社區可以采取多項行動,挽救眾多年輕的生命。

全國疾病預防控制系統傳染病防治技能競賽成功舉辦

為在全省疾病預防控制系統進一步掀起以賽促學、以學促練、以練促干的活動熱潮,同時展示江蘇省傳染病防控能力和衛生應急處置水平,2014年省總工會、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主辦了“全省疾病預防控制系統傳染病防治技能競賽”,并納入當年的江蘇省職工十大工種職業技能競賽范疇。競賽由省委省級機關工作委員會、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承辦,省預防醫學會、省疾病預防控制系統工會聯席會、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協辦。

經過半年各地初賽、組隊等精心準備,省級預賽和決賽于2014年12月1日-4日在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成功舉辦。預賽分理論考試、案例分析和技能考核,通過激烈角逐,南京等6支代表隊脫穎而出。決賽分必答題,搶答題和風險題3個環節,由于實力旗鼓相當,競爭非常激烈,最后通過附加賽決出名次。結合實驗室考核、省級預賽和決賽的三項成績,最終鹽城代表隊獲團體一等獎,南通、常州代表隊獲團體二等獎,蘇州、南京和無錫代表隊獲團體三等獎,南通代表隊的張國彬、南京代表隊的馬濤、蘇州代表隊的查日勝等選手獲個人前20名。

頒獎完畢后,省衛生計生委徐東紅副主任作大賽總結,她指出這次競賽是面向全省疾控系統專業人員的一次大練兵、大比武,集中展示了全省疾控系統防控傳染病工作的成就;希望疾控隊伍一如既往,進一步提高公共衛生服務效能,進一步提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能力,進一步優化公共衛生服務模式,,更好地服務全省人民群眾,達到人人幸福、健康江蘇的目的!

科學就醫健康敖有核心信息

(2014-11-06)

1.科學就醫是指合理利用醫療衛生資源,選擇適宜、適度的醫療衛生服務,有效防治疾病、維護健康。

2.遵從分級診療,提倡“小病在社區、大病去醫院、康復回社區”,避免盲目去三級醫院就診。

3.定期健康體檢,做到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

4.鼓勵預約掛號,分時段、按流程就診。

5.就醫時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既往病歷及各項檢查資料,如實陳述病情,嚴格遵從醫囑。

6.出現發熱或腹瀉癥狀,應當首先到醫療衛生機構專門設置的發熱或腸道門診就醫。

7.緊急情況撥打120急救電話,咨詢醫療衛生信息可撥打12320衛生熱線。

8.文明有序就醫,嚴格遵守醫療機構的相關規定,共同維護良好的就醫環境。

9.參加適宜的醫療保險,了解保障內容,減輕疾病帶來的經濟負擔。

10.醫學所能解決的健康問題是有限的,公眾應當正確理解醫學的局限性,理性對待診療結果。

罕見病例總數晾人

最近一項名為“冰桶挑戰”的公益活動,讓人們注意到有許多“罕見病”病例需要我們大家一起去關心。罕見病是指患病人數占總人口的0.65‰~1‰的疾病或病變,目前全球的罕見病有5000—6000種。其中,有大家比較熟知、聽過疾病名稱的有白血病、白化病、重癥肌無力等,還有如龐貝病、戈謝病、粘多糖病、瓷娃娃(成骨不全癥)等。

第5篇:初步驗收范文

1.相關國際公約中的有關規定 “禁毒公約”中將控制下交付界定為一種技巧,即在一國或者多國的主管當局知情或者監視下,允許貨物中非法可疑的麻醉藥品、精神藥物以及其他物質或它們的替代物質運出、通過或運入其領土,以期查明各類犯罪人。[4]在《打擊跨國犯罪公約》與《反腐敗公約》中,控制下交付被界定為:“在主管當局知情并由其進行監測的情況下允許非法或可疑貨物運出、通過或運入多國領土的一種做法,其目的在于偵查某項犯罪并辨認參與該項犯罪的人員”。這里的“貨物”不僅僅包括,而且還可以擴展到非法販運、交易的武器、珍稀動植物物品、偽幣以及其他走私物資,控制下交付手段適用的范圍也相應地由犯罪擴展到了各種非法交易、走私的物品。

而從學理的角度來看,控制下交付手段可以被界定為偵查機關發現非法交易的物品之后,在對物品進行秘密監控的情形下,允許物品繼續流轉,以偵查策劃該項犯罪的犯罪組織、犯罪團伙以及其他犯罪參與人從而徹底查明該案件。該手段的實質是通過監控相關違禁物品的流轉,力圖將幕后主使或者整個犯罪組織一網打盡。實際上這種手段與偵查實踐中早已有之的“放長線、釣大魚”的偵查策略十分相似,但作為一項專門的偵查手段出現主要還是適應了犯罪、有組織犯罪等新興犯罪形態的抗制實踐。

2.控制下交付興起的背景與功效

上世紀后半葉,世界各國與國際社會面臨的威脅安全與秩序的一個主要挑戰就是洶涌的犯罪浪潮的不斷侵襲,其中犯罪、有組織犯罪以及晚近出現的恐怖犯罪已經成為了威脅人類社會生存的毒瘤。這些新型犯罪組織性強,內部分工明確,反偵查能力突出,而且往往表現為跨國犯罪的形態,偵破難度極大。許多犯罪以及其他非法違禁品的交易犯罪由于違禁品生產國與消費國為不同國家,往往要經過運輸、販賣等流轉過程,犯罪組織、犯罪主犯往往設計了精密的流轉步驟與反偵查計劃:采取人貨同行的方式販運時,販運人無從知悉整個犯罪計劃與犯罪組織,一旦偵查機關發現違禁品,也只能是“就人論人”,而無法偵破整個犯罪、發現犯罪主謀;近年來犯罪組織在實施犯罪以及其他違禁品交易犯罪的過程中,為了更有效地逃避打擊,又逐步使用人貨分離的運送方式,利用現代化的運輸、郵寄方式實施相關犯罪活動,在這種情形下即使偵查機關查獲有關違禁品,也只能是“就物論物”,更是無從查明有關涉案人。犯罪等違禁品的交易型犯罪同時呈現出組織化的特點,犯罪組織的主犯根本不會參與違禁品的運送、交易行為,偵查機關發現違禁品時即使能夠抓獲某些違禁品的販運人員,對于挖出犯罪的主謀以及整個犯罪組織也是于事無補的。于是為了將犯罪主犯與整個犯罪組織繩之以法,而不僅僅是抓獲運送者或者扣押“無主”的違禁品,控制下交付手段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開始被廣泛運用。[5]

控制下交付手段的重要功效在于這一手段是針對違禁品交易犯罪特別是犯罪的新特點而產生的一類對策性手段。控制下交付之所以為各國的執法實踐作為一項極具價值的偵查手段,主要在于通過該手段的使用可以獲取針對犯罪組織者以及其他犯罪人的犯罪證據(如販運犯罪)。[6]以犯罪為例,在人貨同行的販運犯罪中,僅僅抓獲運送者(實踐中稱之為“馬仔”)只能偵破違禁品運輸方面的罪行,而對于挖出犯罪的幕后主使、犯罪集團以及摧毀整個販賣鏈條功效十分有限;更為嚴重的是,販運的實踐表明越來越多的販毒者選用人貨分離的方式進行販毒,因此僅僅發現并扣押,既不能發現發貨人,更不能發現接貨人,有關的犯罪者根本就不可能抓獲,可見對于“無主”的只有使用控制下交付手段,才能實現破獲此類違禁品交易型犯罪的最終目的。在聯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通過的關于“有效的控制下交付手段”的決議中,體現了國際社會對上述控制下交付手段存在價值所達成的共識,即認識到控制下交付能夠幫助執法機關發現販運集團的組織者、流通渠道、組織結構、販運網絡,從而成為對抗販運以及相關犯罪中一項非常重要的手段。[7]

二、控制下交付的表現形式與一般環節描述

1.表現形式

(1)國內控制下交付(internal controlled delivery)與涉外控制下交付(external controlled delivery)

這種分類方式是根據控制下交付實施地點的不同而作出的分類,控制下交付完全在一國領土內實施的,為國內控制下交付;違禁品的流轉跨越不同的國家,需要在不同國家領土上實施監控的,為涉外控制下交付。其中涉外控

搜集犯罪證據的一類秘密偵查活動,表現為臥底偵查、誘惑偵查、線人偵查等欺騙性偵查手段。監控型秘密偵查與喬裝型秘密偵查相比,主要特點是通過一種“背對背”的方式秘密監控偵查對象的對外聯系、活動以及其掌握、控制的某些物品,偵查人員與偵查對象并沒有直接的接觸,從而也沒有通過積極的行為影響偵查對象的行為,偵查對象完全按照既定的犯罪計劃實施有關犯罪行為,偵查人員在偵查對象不知情的前提下秘密觀察其行為。

制下交付由于涉及到不同司法主權國家的管轄權問題、相關法律規定的差異與國際刑事司法合作問題,因而在實施中更加復雜,需要更為慎重的考慮與更為深入的協商。由于違禁品交易犯罪,特別是犯罪更多地體現出跨國趨勢,因此涉外控制下交付使用更為廣泛,同時由于面臨的問題更多,也得到了國際社會更為廣泛的關注。上述提及的三項國際公約中對控制下交付的界定與規范主要是針對國與國之間的涉外控制下交付而言的。但控制下交付并非僅僅限于國與國之間進行,國內控制下交付也是一種重要的表現形態,在一國領土內單一司法主權范圍內開展控制下交付在實踐中也十分常見。就國內控制下交付而言,在一國內部實施的控制下交付的成功往往依賴于偵查協作制的運行。比如在我國的偵查實踐當中,不同的地區之間的犯罪偵查協作機制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為有效實施控制下交付提供了條件。[8]

(2)人貨同行的控制下交付與人貨分離的控制下交付

此種分類是根據違禁品運送方式的不同作出的劃分。犯罪組織運送違禁品的傳統方式主要是人貨同行的運送,由運輸人直接攜帶運送,但隨著違禁品犯罪形態的逐步升級以及犯罪分子反偵查能力的逐步增強,人貨分離的運送違禁品的方式逐漸增多,并逐步發展成為一類常見的違禁品非法交易形式,通過郵寄、快遞公司、航空托運、貨物進口等方式夾帶違禁品的犯罪手法屢見不鮮。相應地控制下交付手段中也增加了人貨分離的實施形態。在人貨同行時,控制下交付監控的對象是運送人持有的物品,在控制違禁品的同時還要注意對物品持有人的控制。監控的方式既可以是純粹的暗中監視貨物流轉,也可以通過使用線人或者“逆用”隨行人員為我所用,或者直接押解控制犯罪嫌疑人前往交貨地點,或者派遣臥底警探替代原運送人進行監控;[9]而人貨分離的情形下,控制下交付又可以分為對托運中的物品控制、對郵件的控制兩類。

(3)無害的控制下交付(Clean Controlled Delivery)與有害的控制下交付(Live Controlled Delivery)[10]

無害的控制下交付的操作方式是偵查機關在發現有關違禁品后,用類似違禁品的無害物質進行替換,將替代品投入繼續的流轉過程中進行監控,比如將海洛因替換為白面或者其他純度較低的。通過這種替換,繼續流轉的物質即使不慎逃脫了偵查機關的監控而流入社會,也不致帶來過多的危害。而有害的控制下交付,是指在發現違禁品后,由于案件中不宜或者不能對違禁品進行替換,而繼續監控原有的違禁品流轉。所謂不宜或者不能進行替換主要是違禁品的包裝十分嚴密,很難在不被發現的情形下拆解與替換,或者時間緊迫,偵查機關來不及替換等情形。

2.適用環節之一般性描述

典型的控制下交付通常要經歷四個主要環節或步驟:發現違禁品-決定采取控制下交付手段及選擇實施方式-放行使其繼續流轉并實施監控-目的地交易時或交付后抓捕其他犯罪人、獲取有關證據以瓦解犯罪組織。

第一個環節發現違禁品是實施控制下交付的前置環節,為實施控制下交付創造前提條件。發現違禁品既可能根據臥底或者線人的情報,也可能是由相關執法機關(如海關、邊檢、警察等)在日常檢查中當場發現,從實踐情況來看,以前者居多,而在日常檢查中發現違禁品并不常見。

第二個環節是控制下交付的啟動階段,執法機關在發現違禁品應當迅速判斷該案是否具備采取控制下交付的基本條件,衡量相關風險,并進而決定控制下交付的實施方式,包括是采用無害的控制下交付,還是采用有害的控制下交付,是僅在一國領域內實施國內控制下交付,還是有條件實施涉外控制下交付。對于前者而言,如果案件條件允許,包括具備可以替換、時間允許等條件時,應盡量考慮采用無害的控制下交付;如果時間緊迫或者違禁品包裝、密封嚴密,實施替代品交付將極易被犯罪嫌疑人所察覺時,應果斷決定是否采用有害的控制下交付。對于考慮是否開展涉外控制下交付時,應當根據違禁品的原有流向,判斷是否有必要實施涉外控制下交付,在必須采用這種涉外控制下交付時,必須在實施前迅速與其他貨物途徑國、目的地國,就監控事宜與方案進行溝通。第二個環節中產生決策性的方案,左右著控制下交付過程的具體走向,因此在整個控制下交付手段適用過程中處于極端重要的地位。而且這一決策過程具有極強的時限要求,決策時間過長就會引發犯罪者的警覺從而導致整個手段的失敗。比如在犯罪偵查實踐中,經驗表明走私者往往對正常的貨物流程時間事先進行過實地測算,因此任何對先前測算時間的遲延都會被其認為是一種危險信號。[11]

第三個環節進入到控制下交付的正式實施階段,執法機關首先要“若無其事”地對違禁品放行,然后開始使用各種監控手段密切關注違禁品的流向。監控以違禁品為主要目標,同時需要擴及到所有可能接觸違禁品的人員。監控的方式可以使用喬裝偵查員或警方線人乃至逆用的犯罪分子作為違禁品的運送者,采取人貨同行的監控方式,也可以采用人貨分離的方式暗中監控原有運送人或者物品流向。

第四個環節為控制下交付的終結環節,也就是收網階段。本環節是控制下交付能否最終成功的一個關鍵階段,在密切控制違禁品流向的基礎上需要決策人員適時作出收網決定,即抓獲有關犯罪人并保全相關證據。違禁品的流轉經常體現出一種層層轉手的交易方式,呈現出一種鏈條式的擴展趨勢,如果案件偵查情況表明持續進行多次控制下交付的把握性較強,可以考慮逐步將監控網擴大。但隨著監控網的擴大和控制下交付手段持續時間的延長,對違禁品控制的難度也會相應增大,控制下交付失敗的風險也相應增大,因此在這個步驟上,強調適時終止控制下交付是十分必要的,終止的時機應當在權衡風險與案情的基礎上作出及時的決策。

三、控制下交付的定位及其與其他秘密偵查手段之區分

1.在秘密偵查體系中的定位

控制下交付手段通過監控違禁品的流轉以查明違禁品的涉案人、組織者,從本質上看是一種“由物找人”的偵查手段與策略。違禁品犯罪的一個特征就是犯罪的主要目標是違禁品的流轉與最終交易,可以說是一種以違禁品為核心的犯罪形態,而要最終徹底打擊此類犯罪,必須讓違禁品流轉起來,[12]去吸引出有關的交易者、發現有關的犯罪參與人或犯罪組織者。

第6篇:初步驗收范文

2005年,杜某與某房地產公司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2006年7月,杜某驗房時認為房屋建筑、裝飾裝修及設備存在問題,協商未果之下將某房地產公司訴至法院,要求賠償損失。經鑒定,商品房的確存在質量問題。庭審中某房地產公司提供了2006年7月17日由杜某簽字的驗房記錄表,記錄表中記載:空調不制冷,客廳出風不涼、風小;油煙機噪音太大超標20分貝。

原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某房地產公司提供給杜某的房屋存在質量問題,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某房地產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主要理由為:對方所說的質量問題是使用不當造成的。對方在收房時已經簽署驗收單,應視為其對房屋質量認可。

二審法院經審理查明,某房地產公司稱對方已在驗房單上簽字,對驗房單以外的質量問題不應承擔責任。法院認為,對于在實踐中普遍存在的買房人在接收交付商品房時簽字確認的驗房單,因買房人并不具備直接辨識商品房質量瑕疵的專業能力,且商品房的質量瑕疵往往在使用過程中才會逐漸出現,故驗房單不能免除賣房人對于驗房單所述以外之房屋瑕疵的質量擔保責任。

點評

卓廣平(浙江天冊律師事務所律師)

在商品房買賣中,作為出賣人的開發商必須向買受人交付符合質量要求的商品房,這是開發商在商品房買賣法律關系中的主要合同義務。該合同義務除體現為商品房交付時的驗房合格外,還體現為對商品房合理使用過程的“質量擔保”。也就是說,開發商與買受人在交接商品房時簽署的驗房單并不必然免除開發商后續的商品房質量擔保責任。結合實踐中常見的商品房質量糾紛,應注意以下幾種情形:

第一、買受人與開發商簽署驗房單時有異議保留,即“驗房有條件合格”。如本案中杜某在驗房單中指出空調、油煙機存在問題。該類異議保留表明買受人在驗房時已對開發商提出質量異議,根據合同法規定及雙方約定,開發商應盡快解決,且在商品房后續使用中更加重視空調等部分的“質量擔保”。

第7篇:初步驗收范文

關鍵詞:油基礎油;烘箱氧化;高壓差示掃描;氧化穩定性;感受性

中圖分類號:TE624.82 文獻標識碼:A

Study on the Receptivity of Hydrotreated Base Stocks from Different Crude Oils to Antioxidants

LI Jian-ming1,2, QIU Jian-wei2, XUE Wei-guo2, ZHANG Xiang2,WANG Ai-qin1, LI Gui-yun2

(1. Lanzhou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Lanzhou 730000, China; 2. PetroChina Lanzhou Lubricating Oil R&D Institute,Lanzhou 730060, China)

Abstract:The Oven Oxidation Test (OOT), Pressurized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er(PDSC)and Rotary Bomb Oxidation Test (RBOT) were used to study the receptivity of three hydrotreated base stocks which were produced from different type crude oils and a PAO to different type of antioxidants. And the receptivity in the presence of Fe was also investigated. It was found that sulphur-containing phenolic antioxidants cause the base stocks to appear opaque and deposition after oxidation. Aromatic amine antioxidant shows good synergistic anti-oxidative effect with sulphur-containing phenolic derivatives, and restrains effectively the viscosity and acid value increase of oil. Aromatic amine antioxidant and phenolic antioxidant are superior to sulphur-containing phenolic antioxidants in restraining oil precipitate. And the receptivity of HVIWH125 base stock and PAO-6 to antioxidants is more excellent.

Key words:lubricating base oil; Oven Oxidation Test; PDSC; oxidation stability; receptivity

0 前言

加氫基礎油氧化后的變化均表現為酸值增高,粘度增大,飽合烴含量減小,極性組分增加,生成含氧化合物,油品的平均分子量增加[1]。硫、芳烴是天然存在的抗氧劑,在氧化初期能減緩粘度的增長和粘度指數的降低,能起到抗氧化作用,但它們也是產生氧化極性產物和不溶物的主要來源[2]。國內的一些研究表明[3-4],抗氧劑含硫酚、堿式ZDDP、CuDTP和MoDTP能顯著提高加氫基礎油的氧化誘導期,胺型抗氧劑對溶劑精制基礎油具有較突出的抗氧化作用,酚型和胺型無灰抗氧劑在烘箱氧化試驗中具有較好的控制油品粘度增長的作用,且酚型抗氧劑具有良好的控制油泥生成的作用。胺型和酚型抗氧劑具有較好的協同效應,且在加氫基礎油中的協同效應優于在溶劑精制基礎油中的協同效應。國外在研究[5-11]基礎油組成的基礎上分別用薄層氧化、耗氧量法、DSC法和旋轉氧彈法研究了各種基礎油對抗氧劑的感受性,結果表明所有抗氧劑對加氫基礎油的感受性均比對溶劑精制油的感受性好。

本研究用烘箱氧化法、PDSC法和旋轉氧彈法三種不同評價基礎油抗氧化性能的方法,研究了不同類型油抗氧化添加劑在不同基屬原油生產的加氫基礎油和合成油PAO中的感受性,同時研究了在環烷酸鐵存在下的感受性。

1 實驗部分

1.1 實驗原材料

1.1.1 基礎油

本研究選擇的基礎油分別為中國石油蘭州石化分公司中間基原油生產的HVIWH125基礎油,中國石油大慶石化分公司石蠟基原油生產的HVIW H300基礎油,中國石油克拉瑪依石化分公司環烷基原油生產的KN4006加氫基礎油,選擇的合成油為美孚聚α-烯烴(PAO-6)。

所選幾種基礎油的物理性質見表1。

1.1.2 添加劑

研究中選用了5種常用的不同結構類型的無灰型油抗氧化添加劑,其主要理化性能指標見表2。

1.2 試驗儀器與試驗方法

壓力差示掃描量熱法(PDSC) ASTM D6168-981,程序升溫法以起始氧化溫度(IOT)作為氧化安定性指標,測試條件:升溫速率10 ℃/min,氧氣壓力1.0~1.5 MPa,氧氣流速100 mL/min,開口鋁皿直徑6 mm,樣品量10 g;恒溫法以氧化誘導期(OIT) 為氧化安定性指標,測試條件:恒溫溫度180 ℃,氧氣壓力3.5 MPa,氧氣流速100 mL/min。旋轉氧彈試驗法(RBOT)SH/T 0193-1992,充氧壓力620 kPa,溫度150 ℃,轉速100 r/min,計算開始試驗到壓力下降175 kPa的時間為氧化誘導期(OIT)。烘箱氧化試驗 (OOT),試驗條件,空氣氣氛,溫度170 ℃,試驗時間96 h。

2 結果與討論

研究中幾種無灰抗氧劑2246-S、Irganox L135、RHY 508、Irganox L57、Vanlube7723以及RHY 508+Irganox L57(質量比1∶1)在基礎油中的添加量均相同,即ω(抗氧劑)為0.25%,環烷酸鐵的添加量也均相同,即ω(Fe)為80 μg/g。

2.1 烘箱氧化法研究

2.1.1 基礎油對抗氧劑的感受性

用烘箱氧化研究各種基礎油對抗氧劑的感受性。試驗結果發現,添加含硫酚抗氧劑2246-S和RHY 508的幾種基礎油氧化后均有不同量的沉淀產生,烘箱氧化后的油品顏色一般都較深,由此可見硫元素可能是使油品顏色變深和產生沉淀的原因。添加酚型抗氧劑Irganox L135和胺型抗氧劑Irganox L57的基礎油氧化后都是透明的,氧化后的顏色也較淺。胺型抗氧劑Irganox L57和含硫酚抗氧劑RHY508復配后的油品氧化后顏色也較深,這可能是由于添加了含硫酚RHY508的緣故,它們復配后在油品氧化過程中控制沉淀方面比單獨使用含硫酚抗氧劑要好。四種基礎油添加抗氧劑烘箱氧化后的粘度和酸值變化見表3。

從表3的實驗數據可以看出:酚型抗氧劑Irganox L135和胺型抗氧劑Irganox L57在幾種基礎油中具有較好的抑制粘度增長和酸值增加的能力。胺型抗氧劑Irganox L57和含硫酚RHY508復配后,在幾種基礎油中具有很好的抑制粘度增長和酸值增加的能力。從基礎油對抗氧劑的感受性角度看,可以認為HVIWH125基礎油對抗氧劑感受性最好,其次是PAO-6合成油和HVIWH300基礎油,KN4006對抗氧劑感受性較差。

2.1.2 環烷酸鐵存在下基礎油對抗氧劑感受性研究

試驗結果發現,在環烷酸鐵催化下,幾種基礎油添加含硫酚抗氧劑2246-S烘箱氧化后基本上都有沉淀生成,而添加含硫酚抗氧劑RHY508烘箱氧化后基本上沒有沉淀生成。幾種基礎油添加胺型抗氧劑Irganox L57和酚型抗氧劑Irganox L135烘箱氧化后都沒有沉淀產生。同樣的還有添加Irganox L57和RHY508復合抗氧劑的基礎油(除KN4006),氧化后也是透明的。三種加氫基礎油和PAO-6合成油在抗氧劑和環烷酸鐵存在下烘箱氧化96 h后粘度和酸值變化見表4。

從表4的試驗結果可以看出:在HVIWH125和HVIWH300基礎油中,含硫酚抗氧劑2246-S和胺型抗氧劑Irganox L57以及Irganox L57與RHY508的復配在抑制油品粘度增長方面有較好的作用,其中以Irganox L57與RHY508的復配效果最好。在抑制酸值增長方面,胺型抗氧劑Irganox L57及其與含硫酯酚型抗氧劑RHY508的復配效果較好,能有效地抑制油品酸值的增長。在KN4006中,胺型抗氧劑Irganox L57以及與RHY508復配抑制粘度增長和酸值增加的能力較好。在PAO-6合成油中2246-S無論在抑制粘度增長還是抑制酸值增加方面都表現良好。Irganox L57與硫酚型抗氧劑的復配在環烷酸鐵存在時表現出良好的抑制粘度增長和酸值增加的能力。

2.2 PDSC法研究

2.2.1 基礎油對抗氧劑感受性研究

四種無灰抗氧劑均以0.25%的劑量分別調入選擇的四種基礎油中,用PDSC程序升溫法進行抗氧化性能評定,試驗結果見表5。

從表5中抗氧劑的抗氧化效果可以看出:①含硫抗氧劑總體來說在選擇的幾種加氫基礎油中有較好的抗氧化效果。②單一的酚型抗氧劑總體比含硫酚型抗氧劑抗氧化效果差。③胺型抗氧劑的抗氧化效果很好,僅次于抗氧化效果最好的含硫酚,說明在PDSC試驗中,過氧化物易分解成為自由基,基礎油氧化降解速率的控制在于自由基的捕獲、自由基鏈終止反應。

2.2.2 基礎油在環烷酸鐵存在下對抗氧劑感受性

在環烷酸鐵催化下,用PDSC程序升溫法測定油品的氧化安定性(起始氧化溫度)。試驗數據見表6。

由表6中的試驗數據可以看出,在環烷酸鐵存在的情況下,除了在HVIWH300基礎油中,含硫酚抗氧劑2246-S和RHY508表現出較好的抗氧化效果,起始氧化溫度高于相應基礎油。胺型抗氧劑Irganox L57與含硫酚RHY508的復配也有很好的抗氧化效果。

2.3 旋轉氧彈法研究基礎油對抗氧劑的感受性

用旋轉氧彈法進行抗氧化性能評定,試驗結果見表7。

從表7的試驗結果可以看出:含硫酚抗氧劑在加氫基礎油中均有突出的抗氧化效果;RHY508表現的更為突出,主要是因為分子中除了酚羥基自由基捕獲官能團外,還有過氧化物分解官能團二烷基二硫代氨基甲酸。從基礎油對抗氧劑的感受性角度來看,屬于Ⅱ類基礎油的HVIWH125基礎油與屬于Ⅳ類基礎油的PAO-6合成油對抗氧劑感受性相當,屬于Ⅴ類基礎油的KN4006加氫基礎油對含硫酚抗氧劑的感受性最好。這是由于:PAO-6合成油中鏈烷烴占絕大部分,氧化過程中消耗的也主要是鏈烷烴,過氧化物分解劑型的抗氧劑Vanlube 7723的抗氧化作用效果好于自由基鏈終止劑型的抗氧劑,說明PAO-6氧化降解的速率控制步主要是過氧化物的分解過程。HVIWH125基礎油鏈烷烴和環烷烴各占一定的數量,作為自由基鏈終止劑型的酚型和胺型抗氧劑的抗氧化作用效果好于Vanlube 7723,說明在這些基礎油的氧化降解過程中,過氧化物的分解不再是主要的速率控制步,而自由基的鏈終止步是氧化降解的速率控制步。KN4006加氫基礎油環烷烴占絕大部分,氧化消耗也主要是環烷烴。氧化過程中以自由基鏈終止劑型抗氧劑抗氧化效果較好,自由基鏈終止步是降解反應的控速步。與Ⅱ、Ⅲ類基礎油相比較,抗氧劑以捕獲自由基能力較強的胺型抗氧劑抗氧化效果較好,而穩定自由基能力較強的酚型抗氧劑作用效果下降,說明KN4006環烷基加氫基礎油中過氧化物分解產生自由基速率較快,因而產生的自由基數量更多,使得自由基捕獲型抗氧劑作用更明顯。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環烷烴含量較高的基礎油氧化過程產生的過氧化物比環烷烴含量低的基礎油更容易分解,因而自由基鏈終止型抗氧劑抗氧化效果較好;鏈烷烴含量高的基礎油在氧化降解過程中過氧化物較穩定,因而過氧化物分解型抗氧劑抗氧化效果較好。

酚型和胺型抗氧劑共同作用具有協同作用,在抗氧化過程中,胺型抗氧劑捕獲自由基的能力比酚型抗氧劑強,酚型抗氧劑捕獲自由基后生成新的自由基穩定性好,因而此自由基會進一步與酚型抗氧劑作用,生成更穩定的自由基。這樣,胺型和酚型抗氧劑的協同作用,既有強的捕獲自由基的能力,又能使生成的自由基更穩定,延緩烴類自由基氧化反應的進行。

3 結論

(1)研究結果表明:含硫抗氧劑能夠使基礎油顏色變深和產生沉淀;胺型抗氧劑Irganox L57與含硫酚抗氧劑RHY508復配后具有較好的抗氧化效果,能夠有效的抑制基礎油氧化后的粘度增長和酸值增加。酚型和胺型抗氧劑在控制油品沉淀和保持油品顏色方面比含硫酚型抗氧劑要好。

(2)HVIWH125基礎油和PAO-6合成油對抗氧劑的感受性比較好,其次是KN4006,HVIWH300對抗氧劑的感受性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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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初步驗收范文

隨醫學模式的發展,人們對健康教育與疾病關系的認識加深,對健康保健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健康教育目前已成為護理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室的健康教育開展也成為促進醫院可持續發展必不可少的內容[1]。我科2009年9月組建了健康護理組,護士針對患者的生理、心理、社會等方面進行的有利于疾病康復的教育,向患者進行醫學知識和護理技能宣傳、指導,有利于康復。現將經驗介紹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2009年9月至2010年3月我科對138例腹腔鏡手術患者,子宮肌瘤患者55 例,卵巢囊腫患者48例,宮外孕患者35例,年齡18~56歲,平均42歲,住院時間5~7天。隨機將患者分為健康教育組(實驗組)及常規組(對照組)各69例。

1.2 方法

對照組按常規只作出院指導,3月后電話隨訪患者健康狀況。實驗組采取講座、提問互動、問卷調查、發放宣傳冊、電話隨訪等方式進行系統化的健康教育形式。實驗組采取健康教育方法如下。

1.2.1 成立健康護理組,由護士長、責任組長、本科護士及工作5 年以上大專護士組成。

1.2.2 科室建立患者出入院登記本,由責任護士將患者的一般資料記錄于登記本內,(姓名、年齡、文化程度、手術時間、手術方式、特殊的病情變化、出院時間、電話號碼)。

1.2.3 集中式宣教,每周三下午護士向患者及家屬在學習室開展婦科疾病保健知識專題講座,講解婦科患者常見的陰道炎、盆腔炎的癥狀、治療、護理及轉歸等,手術后飲食、會陰的護理、正確的避孕方式、術后的隨訪內容時間等。鼓勵患者及家屬參與討論,共同對疾病進行分析、評估,針對性的向患者實施健康教育。

1.2.4 分散式宣教

1.2.4.1 患者入院對陌生環境、人、物會感到孤獨、恐懼,護士主動向患者介紹自己、主管醫生、科室環境、規章制度、注意事項等,使其消除陌生感獲得較好的第一印象。

1.2.4.2 護士利用每日巡視病房的時間,對患者進行心理、生理狀態的評估,針對性的開展護理,患者術前普遍擔心手術安全、擔憂預后、術后疼痛、以及費用的問題。護士要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告知患者疾病的護理程序及預后,主管醫師、麻醉醫師的職稱、技術水平,必要時與同病種恢復期的患者同住,消除患者緊張情緒,解除擔憂,使其以最好的心理狀態接收手術。

1.2.5 操作示范宣教,為減少術后并發癥,指導患者配合護士完成簡單的護理操作,(如床上排便、有效的咳嗽、正確使用鎮痛泵、下床活動時導尿管放置的高度等),使患者對護理操作由理性的認識提升到感性的認識中來。

1.2.6 語言、文字相結合的出院宣教,患者出院前一天發放問卷調查表,評價患者對相關疾病知識掌握的程度做好出院宣教,如患者術后異常的陰道出血、腹痛需及時就診。做好書面宣教,發放宣傳保健手冊[2]。

1.2.7 電話隨訪,患者出院后1、2、3月分別進行電話追蹤隨訪,了解患者出院后的健康狀況,并對婦科保健提供醫療咨詢及幫助。

2 結果

通過對69 例腹腔鏡手術患者實施系統的健康教育,所有的患者對相關的疾病知識都有一定的認識,69例患者樂意接受相關疾病、保健知識的宣教,有1例患者由于飲食習慣,喜好辛辣飲食,影響傷口的愈合,通過正確的飲食指導,接受宣教達到預期效果,其中2例患者由于文化層次低,思想不解放,認為全子宮切除后不健全,害怕見人,通過護士耐心的講解,鼓勵家屬向其開導,思想有了一定的轉變,部分接受相關疾病的健康教育。

3 討論

健康護理組通過有計劃、有組織的系統宣教過程, 提高了護士的溝通能力,豐富了理論知識,同時調動患者主動參與到疾病的防治中來,積極配合治療改變不利于健康的行為、習慣,提高了患者住院期間的適應能力和自我保健能力及對護理的滿意度,促使人們自覺地采用有利于健康的行為,以改善、維持和促使個體的健康[3]。健康教育它需要護士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完善,才能更有效的引導患者養成有益健康的行為,使其認知疾病,在生活中自我調節。

參考文獻

[1] 魏津玲.護理健康教育的實施與思考[J].現代護理雜志, 2005,1(3):143.

第9篇:初步驗收范文

[關鍵詞]黃酮類中藥有效成分;生物藥劑學分類系統(BCS);吸收機制;溶解性;滲透性

[Abstract]The solubility and permeability on four kinds of flavonoids (kaempferol, hesperidin, apigenin, genistein) were tes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biopharmaceutics classification system (BCS), and their absorption mechanism The solubility was investigated by the method in determination of solubility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10" To detect appearance permeability of compounds mentioned above, the appropriate concentrations were selected by the MTT method in cell transfer experiments in Caco2 cell model, which established by in vitro cell culture method Therefore, these compounds were classified with BCS according to solubility and permeability In addition, to explore absorption mechanisms, the experiments in thre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ompounds in high, medium and low in bidirectional transformation methods in Caco2 cell model contacted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all of kaempferol, hesperidin, apigenin, genistein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in low solubility and high permeability, which belong to BCSⅡ, and the absorption mechanism of kaempferol was active transportation Whereas, hesperidin, apigenin, genistein were passive transportation In this study, it carried out initial explorations on establishment of determination for solubility and permeability in flavonoids, and provide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BC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flavonoids; biopharmaceutics classification system (BCS); absorption mechanism; solubility; permeability

doi:10.4268/cjcmm20160707

黃酮類化合物(flavonoids)是傳統中藥中所含的一類重要天然有機化合物,黃酮類化合物結構多種,如黃酮類、黃酮醇類、異黃酮類、二氫黃酮類等[1],因此其溶解度和滲透性也存在差異[2]。口服給藥是最方便、廣泛、容易被人們所接受的給藥途徑,符合中醫藥傳統給藥方式[3]。口服給藥后化合物經胃腸道吸收進入血液循環,在化合物吸收過程中溶解性和滲透性是關鍵[48],其次是腸道吸收[9]。因此,研究一種中藥有效性成分成藥性時了解其溶解性及滲透性尤為重要,化合物只有被溶解才能透過胃腸道膜,只有良好的滲透性及脂溶性時才能透過脂質膜;其次是了解化合物吸收機制,以便更準確地知曉化合物的吸收特性及吸收過程[1012]。

生物藥劑學分類系統(biopharmaceutics classification system, BCS)是根據化合物自身溶解性及腸滲透性的高低對化合物進行分類的一種科學框架或方法。此分類系統基于化學化合物理化性質為前提所提出。目前,劉丹[13],劉維[14]等根據BCS提出對中藥組分及多成分體系下對中藥生物藥劑學分類理論,但是針對中藥單體成分系統研究其溶解性和滲透性及其吸收機制的研究鮮有人報道。本研究選擇4種極具代表性的黃酮類中藥有效成分,芹菜素(黃酮類)、山柰酚(黃酮醇類)、染料木素(異黃酮類)、橙皮苷(二氫黃酮類),以BCS理論為指導對其進行分類,并研究其吸收機制,為黃酮類中藥有效成分成藥性提供參考。

1材料

高效液相色譜儀(安捷倫公司),電熱恒溫水浴鍋(HHS型,上海博訊實業有限公司),旋渦振蕩器(VORTEX5型,海門市其林貝爾儀器制造有限公司),CO2培養箱(五洲東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倒置顯微鏡(奧林巴斯公司),超凈臺(北京東聯哈爾儀器制造有限公司),熒光/化學發光分析儀(Thermo公司),微量振蕩器(MM1型,金壇市正基儀器有限公司),電熱恒溫水浴鍋(HHS型,上海博訊實業有限公司醫療設備廠),電阻儀(MillcellERS,美國Millipore公司),高壓滅菌罐(上海博訊實業有限公司)。

山柰酚(批號K131116)、芹菜素(批號K140310)、橙皮苷(批號K141222)均購于西安開來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染料木素購于吉林中醫藥研究所。

甲醇、乙腈(色譜純,北京邁瑞達科技有限公司);Caco2細胞(北京協和醫學院基礎所細胞中心);MEM NEAA(GibcoinvitrogenTM公司);MEM/EBSS(Hyclone Thermo公司);胰酶、胎牛血清(Hyclone Thermo公司);雙抗(UK InvitrogenTM公司);二甲基亞砜(Sigma公司);熒光素(天津市光復精細化工廠研究所)。

2方法

21溶解性實驗

211對照品溶液配制分別精密稱取山柰酚、芹菜素、橙皮苷、染料木素對照品21,32,28,58 mg,依次用甲醇溶液定容至25,25,50,50 mL,即得儲備液。

精密吸取山柰酚儲備液稀釋至質量濃度分別為0840,0420,0210,0168,0126,0084 mg?L-1的系列對照品溶液;精密吸取芹菜素儲備液稀釋至質量濃度分別為0640,0320,0192,0128,0064 mg?L-1的系列對照品溶液;精密吸取橙皮苷儲備液稀釋至質量濃度分別為14000,8400,5600,2800,1400,0280 mg?L-1的系列對照品溶液;精密吸取染料木素儲備液稀釋至質量濃度分別為11600,5800,2900,1160,0580,0116 mg?L-1的系列對照品溶液。

212溶解性測定方法參照《中國藥典》2010年版中溶解性的測定方法[15]:精密稱取化合物10 mg 置于具塞離心管中,加入5 mL蒸餾水(pH 68),樣品試管置于37 ℃水浴,每5 min振蕩30 s,觀察30 min后于5 000 r?min-1離心10 min,取上清液4 mL于12 000 r?min-1離心10 min,再取上清液過022 μm濾膜,適當稀釋后取樣20 μL于HPLC分析其濃度;設6個重復。

213溶解性檢測條件采用高效液相法來檢測山柰酚、橙皮苷、芹菜素、染料木素的溶解性,色譜條件如下。

色譜柱均為Agilent TCC18(46 mm×250 mm,5 μm),保護柱均為SEPC18(80 mm×10 mm);流動相依次為乙腈05%磷酸水溶液38∶62,乙腈水20∶80,乙腈水35∶65,乙腈01%磷酸水溶液36∶64;檢測波長依次為276,283,340,254 nm;流速依次為1,08,08,1 mL?min-1;柱溫均為25 ℃;進樣量均為20 μL。

214標準曲線的建立及方法學考察標準曲線:將211項中的標準溶液,按上述色譜條件進樣測定,以峰面積(Y)對對照品濃度(X)進行線性回歸,見表1;結果表明山柰酚、橙皮苷、芹菜素及染料木素在下述濃度范圍內有線性關系。

方法學考察:取高、中、低3個濃度的山柰酚、橙皮苷、芹菜素及染料木素對照品溶液,于1 d內重復測定5次,考察日內精密度,連續測定5 d,考察日間精密度,見表2;結果表明,3個濃度的精密度RSD 均小于2%,說明該分析方法的精密度符合方法學要求。

22滲透性測定方法

在研發的初期階段,可以采用結腸腺癌細胞系(Caco2細胞)或人工膜測定藥物的透過,從而預測藥品從腸腔進入血液的滲透性[16]。本研究采用體外細胞培養法建立Caco2細胞模型,根據MTT實驗選擇出適合實驗的抑制率小于10%的高、中、低3個濃度的化合物,見表3,并進行轉運實驗。

篩選標準為若受試藥物的細胞抑制率

培養21 d后,將細胞從培養箱中取出,吸去小室內外的培養液,用預熱至37 ℃的Hank′s液清洗細胞2次,最后一次放置在培養箱中孵育20 min。取出細胞,測量并記錄TEER。在細胞絨毛面(apical,AP)側加入不同濃度的受試化合物,基底面(basolateral,BL)加入新鮮的Hank′s液,記錄時間,在加入化合物后的第15,30,60,90,120 min分別從BL側吸取100 μL的液體樣品于15 mL離心管中并補充同體積的Hank′s液,并對100 μL樣品于HPLC測定含量。2 h后,再次測量并記錄TEER。

TEER =ΔR×A

其中,ΔR為實際電阻,A為轉運膜面積,為112 cm2。

根據轉運實驗的結果計算Papp,并判斷化合物的滲透性。

Papp=(dQ/dt)/(A×C0)

其中,Papp為表觀滲透系數(cm?s-1);dQ/dt為單位時間化合物轉運量(μg?s-1);C0為受試化合物的初始濃度(mg?L-1),見表3。

23吸收機制研究

利用Caco2細胞模型,選擇高、中、低3組不同濃度化合物進行雙向轉運實驗,將各濃度的化合物溶液05 mL加到細胞AP側作為供給池,同時BL側加入空白的Hank′s平衡鹽溶液15 mL作為接受池,分別在15,30,60,90,120 min取BL側溶液100 μL于HPLC分析其含量,觀察4種黃酮類化合物從細胞AP側到BL側的轉運。另外,將各濃度的化合物溶液15 mL加到BL側作為供給池,同時AP側加入空白Hank′s平衡鹽溶液05 mL作為接受池,分別在上述取樣時間點取BL側溶液100 μL于HPLC分析其含量,觀察其從BL側到細胞AP側的轉運。

3結果與分析

31溶解度及溶解性分類

生物藥劑學分類系統規定高溶解性的藥物是指在37 ℃下,pH在1~75,劑量與溶解度的比值小于250 mL的藥物。將劑量(mg)除以溶解度(g?L-1)得到的比值(以體積mL為單位)與FDA的標準250 mL相比,即可判斷藥物溶解度的高低。由于BCS理論之前均是針對化學藥,中藥沒有明確的給藥劑量,所以根據《中國藥典》2010年版中的近似溶解度的判定方法來判定藥物的溶解性,認為凡水溶解度高于001 g?mL-1,即達到略溶標準的都是溶解性高的藥物。

溶解度(S)是藥品的一種物理性質。根據《中國藥典》2010年版中規定,將藥品的近似溶解度以下列名詞來表示,如0000 1 g?mL-1

32滲透性判斷

FDA推薦的測定滲透性的方法中以Caco2細胞判斷化合物吸收難易的一般標準為[1718]:Papp10×10-6 cm?s-1吸收較好的化合物,吸收率在70%~100%。本文采用體外細胞培養法建立Caco2細胞模型,利用MTT法篩選出合適的給藥濃度進行細胞轉運實驗,在規定時間點吸取BL側溶液100 μL于HPLC分析其含量,根據轉運實驗的結果計算Papp,見表4。與內標物美托洛爾(1×10-6 cm?s-1)進行對比判斷化合物的滲透性,結果顯示山柰酚、橙皮苷、芹菜素及染料木素的Papp均高于內標物美托洛爾,表明上述4種黃酮類有效物質均有高滲透性。

33BCS分類

根據BCS分類系統,Ⅰ類,高溶解性、高滲透性;Ⅱ類,低溶解性、高滲透性;Ⅲ類,高溶解性、低滲透性;Ⅳ類,低溶解性、低滲透性[56]。判斷上述4種黃酮類化合物的分類,均屬于Ⅱ類。

34吸收機制

利用Caco2細胞模型,選擇高、中、低3組不同濃度化合物進行雙向轉運實驗,即HPLC分別測APBL側與BLAP側轉運量,見圖1,2。考察不同時間點及不同的給藥濃度時兩側轉運量和的Papp的變化規律,見圖3,分析其吸收機制。

根據圖1,2可知,山柰酚隨著時間增加,3濃度轉運量不斷增加,呈現時間依賴性;橙皮苷、芹菜素及染料木素隨著時間增加,3濃度轉運量不斷增加,沒有明顯的飽和趨勢。

根據圖3可知,Papp隨著給藥濃度的增加在APBL方向和BLAP方向均呈現出減小的趨勢(P

橙皮苷、芹菜素及染料木素3種黃酮類化合物的高、中、低3濃度的橙皮苷Pratio均接近1,雙向轉運結果顯示無明顯的方向性,認為不存在外排蛋白介導,所以橙皮苷在人體內主要以被動轉運的方式吸收。

4討論

由于FDA指導原則中是針對新藥注冊申報的要求,而本文所選的模型藥物僅僅是對其成藥性進行初步判斷,暫時無模型藥物的臨床使用劑量作為參考,所以本研究溶解性的判斷方法并未選用劑量參數進行折算。另一方面,現行BCS經典理論是主要針對化學化合物,大部分為可分解的離子型化合物,因此不論是給藥劑量還是溶劑的pH都規定了明確的標準。但是,目前中藥BCS分類中判斷各類天然產物及其單體的溶解性高低沒有明確標準,因此本文選擇根據《中國藥典》2010年版中的近似溶解度的判定方法來初步判斷中藥單體有效成分的溶解性。侯成波等[19]分別在pH 10,40,74的緩沖鹽中進行葛根素的溶解度實驗,結果表明不同pH背景下葛根素溶解度不同,其在pH 74時其溶解度最高。但目前尚未報道對中藥黃酮類在不同濃度下的溶解度的研究。因此參考FDA工業指導原則中規定,需要在不同pH條件下的溶解度數據以準確描述化合物的pH溶解度曲線,如當化合物的pKa在3~5時,溶解度可在pH=pKa,pH=pKa+1,pH=pKa-1,pH=1,175條件下進行測定[6]。本實驗在探索山柰酚、橙皮苷、芹菜素及染料木素等在不同pH緩沖鹽的溶解度時首先在pH 68水溶液下檢測,在后續的研究中考慮不同pH下的溶解度。

FDA推薦的測定滲透性的方法有人體化合物動力學數據、人體腸道灌流實驗、原位動物模型數據或有效的單層細胞培養[6]。FDA規定,高滲透性的化合物是指在胃腸道穩定的情況下,能夠達到90%以上可被吸收的化合物,此數值可以間接地通過化合物在人體內的吸收程度來獲得,即指相當于給藥劑量被吸收的分數,而不是指系統的生物利用度。大部分化學化合物(如絕對生物利用度大于90%)利用一種方法就足以判斷滲透性類別,但有些化合物不能用一種方法來判斷滲透性,這時最好用2種方法來進行驗證。本文選擇以Caco2單層細胞透過性來判斷藥物的滲透性,便捷、快速且準確,適合藥物的早期成藥性評價。經初步判斷成藥性好的候選藥物,如進一步進行臨床前研究,可考慮增加在體和離體動物實驗進行多角度的滲透性評價,為后期的臨床試驗奠定基礎。

山柰酚、橙皮苷、芹菜素及染料木素溶解度和滲透性實驗結果表明其有低溶解性,高滲透性特質,屬于BCSⅡ類。一般來說,BCSⅡ類化合物(如環孢霉素、灰黃霉素、依曲康唑)的生物利用度受其溶解度的限制,即使較小的溶出速率的增加都會使生物利用度大幅提高。根據NoyesWhitney方程,影響化合物溶出速率的因素有擴散系數、有效表面積、擴散層的厚度、溶解度、溶解化合物的量及溶出介質的體積。因此在上述4種黃酮類有效成分成藥性研究中通過處方前研究和處方設計可提高化合物溶解度,增加其有效表面積,從而提高化合物的溶出速率,改善其溶解性;常用的方法有晶型修飾,減小粒徑,自乳化和制成無定型化合物。此外,當某化合物的Papp APBL與Papp BLAP接近時,該化合物以被動擴散方式轉運;Papp APBL明顯大于Papp BLAP時被小腸A側膜的轉運蛋白所轉運;Papp BLAP明顯大于Papp APBL時,則被小腸A側膜的外向型轉運蛋白所外排。因此,山柰酚的吸收機制是主動轉運;橙皮苷、芹菜素、染料木素的吸收機制是被動轉運。

中藥的口服使用是中醫臨床的主要手段,中藥發揮療效的機制,多數情況下與中藥成分胃腸道吸收后,在機體相關部位產生作用有關。化學藥的BCS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新藥發現的進程,提高了新藥開發的效率。借鑒化藥發展經驗,本課題組以BCS為理論指導,已初步對4種黃酮類化合物進行生物藥劑學分類研究,并分析了其吸收機制,為其成藥性提供了理論依據。但是建立黃酮類有效成分的BCS,在后續的工作中不僅需要完善黃酮類化合物的種類還需改善檢測溶解性及滲透性實驗模型,并為建立中藥生物藥劑學分類系統提供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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