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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三亞市利用外商投資的實際情況入手,分析了三亞市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以及該階段特點等問題。并通過建立模型,運用Eviews軟件分析了外國直接投資對國民生產總值和就業水平的影響。最后對如何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力度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經濟增長;外國直接投資;三亞市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以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一直是各級各地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外國直接投資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推動了技術的快速進步,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海南省作為中國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省級經濟特區,自辦大特區以來,省委、省政府就利用中央給予的特區優惠政策,投入巨資改善投資環境,吸引了外國直接投資的大規模進入。三亞市在利用外商投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對省內經濟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三亞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和東部沿海發達城市相比,依然處于較低層次的發展階段,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外資的質量偏低、產業投向過于集中以及大型的投資項目比較少等等[1]。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了解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的問題,有助于三亞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得更好更快。本文:首先,研究了從1990年至2014年三亞市外國直接投資規模的變動情況,并將發展歷程大致分為4個階段;其次,通過構建以三亞市國民生產總值和就業人數為被解釋變量的計量模型,分別對外國直接投資進行和外國直接投資對國民經濟影響程度做回歸分析和定量分析;最后,根據分析結果,給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促進三亞市不斷擴大和提高外國直接投資的規模和質量。
二、三亞市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發展歷程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三亞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環境不斷改善、規模不斷擴大、水平不斷提高,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促進三亞經濟不斷發展的重要力量。三亞市從1990年至2014年累計實際利用外資364985萬美元,其發展過程大體分為四個階段:
1.高速增長階段
近年來,受世界經濟前景不確定性、全球貿易體系重構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影響,《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已于2021年11月正式簽訂,RCEP與《全面與進步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部分國家重合,涵蓋范圍、生效時間、國際地位、開放程度、合作難度和融合發展等不同,中國跨國公司將面臨一些新的問題和挑戰。在應對RCEP策略選擇上,中國應未雨綢繆、積極爭取主動,包括爭取RCEP盡快簽署生效,堅定維護東盟主導地位,繼續發揮大國穩定器作用,有序推進RCEP優化升級,推動RCEP與CPTPP互動發展,我國跨國公司應努力抓住這一時代機遇,擴大直接對外投資。文章圍繞我國直接對外投資現狀,從RCEP協定的建立對我國闊過公司的利弊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政策建議。
一、我國對外投資現狀
1.自2000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戰略以來,中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跨國投資中的地位越來越高,隨著對外開放的強勢發展,我國GDP、外匯儲備增長勢頭強勁,中國政府鼓勵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OFDI)。統計資料顯示,受疫情影響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額約為1萬億美元,相比于2019年的約1.5萬億美元下降了35%,具體地域來說,歐洲2020年外國直接投資額同比下降80%,北美下降42%等,相反亞洲地區則上升了4%,是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地區,約占全球2020年外國直接投資額的一半。亞洲地區能夠實現正增長主要依賴東亞地區的經濟復蘇,尤其是中國的快速增長,東亞2020年外國直接投資額達2920億美元,而中國就占了1490億美元,同比增長6%。中國是全球第二大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國,主要由技術相關行業、電子商務和研發所推動,反映了中國成功遏制新冠疫情大流行,GDP增長迅速恢復。中國還是2020年全球最大投資國,202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穩定在1330億美元,中國跨國企業的持續擴張和積極并購為其奠定了基礎。2020年1-11月,我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6593.6億元人民幣(折合950.8億美元),同比下降3.1%。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13828.2億元人民幣(折合1994億美元),同比下降3.7%;完成營業額8349.6億元人民幣(折合1204億美元),同比下降10.2%。對外勞務合作派出各類勞務人員25.5萬人,11月末在外各類勞務人員63.5萬人。主要呈現以下特點(數據來源中國商務部):(1)是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合作不斷推進。1-11月,我對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59.6億美元,同比增長24.9%,占同期總額的16.8%,較上年提升3.9個百分點。在沿線國家新簽承包工程合同額1143.8億美元,完成營業額708.7億美元,分別占同期總額的57.4%和58.9%。(2)是對外投資結構持續優化。1-11月,流向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157.6億美元,占比16.6%;流向批發和零售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比分別增長28.4%、12.2%和7.4%。(3)是東部和西部地區對外投資增長較快。1-11月,地方企業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698億美元,同比增長12.2%。其中東部和西部地區對外投資同比分別增長16.3%和4.3%。(4)是對外承包工程部分行業走勢良好。1-11月,一般建筑、電力工程、水利建設類項目新簽合同額增長較快,其中一般建筑類新簽合同額473.6億美元,同比增長12.6%;電力工程類新簽合同額444.3億美元,同比增長10.5%。
2.在研發支出規模上,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競爭力的持續提升依賴于技術水平的提高,要求研發投入的不斷增加。前不久,歐盟公布了2020年全球企業研發支出100強,其中中國有10家公司進入了前100名,分別是華為第3位,阿里巴巴第26位,騰訊第46位。制造業還有上汽集團第81位,中興第95位。由此可見,相比于發達國家,中國跨國公司研發投入仍略顯不足。
二、RCEP協定對跨國公司的積極影響
1.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建立后,對我國跨國公司而言具有深遠的意義。首先可進一步深化區域合作,促進經濟發展。協定內既有日本、澳大利亞這樣經濟科技發達的強國,又有東盟內部泰國、馬來西亞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還有印度這樣人口眾多,消費需求、市場潛力比較大的國家,跨國公司可通過協定的建立進一步深化與區域各國的合作,在合作進程中進一步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利用其它協定國比較優勢彌補自己的比較劣勢。
2.能夠開拓新市場。區域內包括16個國家,涵蓋32億人口,市場潛力巨大,通過協定的建立,跨國公司可以更進一步獲得貿易利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主要內容就要是要消除貿易壁壘,創造更加自由的環境。如果協定建立,各國間會降低關稅水平、取消部分阻礙貿易自由化的非貿易關稅壁壘,跨國公司可進一步在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上提高專業化生產趕度,形成規模化生產,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獲得規模經濟效應帶來的利益。
摘要:臺商作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和受益者,其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演進與中國大陸市場化進程密切相關,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市場化進入全面深化改革階段,兩岸經濟合作與臺商大陸投資也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本文研究發現:在大陸新一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改革中,大陸內外部環境將發生根本性變化,這將成為新時代兩岸經濟合作深化和高質量發展的前提和新平臺。
關鍵詞:市場化進程;兩岸合作;臺商投資;新時代
一、引言
中國走上復興之路,關鍵在于堅定不移實行對外開放和建立開放型新經濟體制,就經濟領域來說,市場化改革是貫穿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臺商是中國大陸市場化進程的參與者和受益者(高長,2009;王建民,2018),改革開放的40年是兩岸經濟合作由量變到質變的40年。兩岸經濟合作模式由過去的“臺灣接單—大陸加工生產—出口海外”的三角經貿網絡逐漸向資本、技術、區域合作、產業鏈等更深層次融合的方向邁進。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經濟第一引擎,未來中國大陸經濟從引領國際經濟到引領兩岸經濟合作進一步深化符合邏輯的延展,重視新時代下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變化,尤其是市場化新階段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將是臺商不可忽視的議題。
二、市場化進程中的臺商大陸直接投資
(一)合作模式由單一轉向多元1.資本合作目前,臺商海外投資形態主要以獨自為主,兩岸合資企業占有一定比例。2017年在中國大陸選擇獨資投資比重為78.18%,合作投資的對象主要以其他臺商為主,占10.79%,與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合資比重占8.15%,與外商企業合資比重占6.96%。此外,在中國大陸資本市場上市已經成為臺企后續發展的戰略選擇,截至2019年5月,在滬深交易所上市的臺資公司共有28家,行業分布以制造業為主,共有25家,占比約為89.29%,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與建筑業則分別為2家與1家。2.技術合作隨著中國大陸對技術創新的重視,以及對產權保護等法律制度的完善,技術市場化水平顯著提升。技術密集型產業是臺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重點,兩岸技術合作已存在良好的增進態勢,表現為一是大陸臺商研發在地化比例不斷提高,2017年達到38.8%;二是接受中國大陸的技術轉移比例有所提升,2017年大陸臺商技術來源于購買當地技術和當地研發機構比例共計約7%,而這一比例在2003年為3.78%①。
(二)共拓市場一方面,是對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拓展。近年來,國際貿易格局發生深刻調整,國際貿易對全球經濟增長的拉動明顯減弱,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對全球貿易的拉動作用式微,臺灣外貿備受沖擊。在市場力量作用下,臺商在2007年后對中國大陸的首要投資動機轉變為擴展大陸內需市場。另一方面,是兩岸共同對海外市場的拓展。新一輪對外開放使中國大陸成為更開放的區域經濟合作平臺,改變原有以發達國家為主要市場的國際格局,兩岸企業攜手“走出去”已有先例。
摘要: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加深,南非經濟呈穩定增長的態勢,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方面存在巨大潛力。本文對南非外商直接投資發展脈絡進行系統梳理,并分析其發展特征,從地區、行業、來源結構和投資偏好等角度進行研究,最后針對目前發展實際情況和存在問題對未來發展趨勢進行預測提出發展建議,為南非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提供參考意見,進一步加深世界各國同南非的經貿合作交流。
關鍵詞:南非;外商直接投資;發展歷程;特征;發展趨勢
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反映一個經濟體對外貿易的活躍程度和經濟發展的前景,是對外投資的重要參考,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南非的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
1南非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
早在殖民地經濟開發時期,外資在南非就起到了決定性作用[2],南非實行種族隔離的時期是比較封閉的狀態,1994年新南非建立后才開始迅速融入世界經濟大潮中。一百多年來,外商在南非的直接投資已經有了相對完整的發展階段,本文將其發展歷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初始發展階段、快速發展階段、發展滯緩階段及重新活躍階段。(1)初始階段: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1867年霍普頓地區發現南非第一顆鉆石,打開了南非的投資市場,淘金熱使南非的直接投資經歷了從有到無的過程,“礦業革命”改變了南非的歷史命運。1870年挖礦人數劇增給南非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吸引了大量外資投入。1886年南非開始大量出產金子,由于金礦比鉆石礦的開采速度更快,外商直接投資的速度隨之也快速發展。該階段殖民統治根深蒂固,給這個時期的外商投資蒙上了一層殖民主義色彩。(2)快速發展階段: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除了奧蘭治發現金礦這一因素外,該階段的主要影響因素是殖民擴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南非擁有美國需求量較大的戰略原料,形成了需求互補。這個時期西方國家通過投資的手段試圖控制南非的經濟部門,鞏固其殖民地位,為它的經濟、政治利益服務,雖然推動了南非的進步,但同時也給南非人民生活帶來了災難。(3)滯緩階段: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末。這個時期外商直接投資步履維艱,種族隔離制度是影響投資的主要驅動因素。1960年沙佩維爾事件和1976年索韋托事件發生后,南非政局緊張,國際社會的直接投資驟減,種族隔離制度對南非社會影響頗深,種族矛盾成為南非最主要的社會矛盾;1984年南非貨幣貶值,國內抵制運動和罷工浪潮高漲,外資出逃現象顯著,直接投資額直線減少。80年代隨著冷戰緩和及南非戰略地位下降,西方國家對南非制裁范圍擴大,程度加深[3],以經濟制裁為主,給南非吸收外資帶來了障礙。(4)重新活躍階段:20世紀90年代后。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土崩瓦解為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了政治保障,1993年,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陸續取消對南非的經濟制裁,南非經濟呈現回升趨勢[4],新南非成立以來經濟增長勢頭加快;2010—2013年,南非FDI流入高速增長,2017年,因政治不確定等因素影響有所減少[5];2018年,南非吸引外國直接投資71億美元,同比增長446%;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直接投資有下滑的趨勢。南非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來應對疫情沖擊,除資金支持以外,在稅收減免、貨幣和金融支持方面都有相應的鼓勵措施,據CEIC最新數據統計,2021年6月南非外商直接投資額達到了12.338億美元,較之前有所恢復。
2南非外商直接投資的特征
外商主要是通過兼并和收購的方式進行直接投資,20世紀80年代,美、英、德、日、法、荷蘭、比利時等國在南非建立跨國公司,20世紀90年代,歐洲的直接投資占77.5%,南北美洲占16.5%,亞洲僅占3.8%[6]。2007年,中國工商銀行與南非標準銀行達成收購股權協議,這是南非種族隔離結束后的最大海外直接投資[7];2011年,沃爾瑪完成了對南非零售商MASSMART的收購,以此為契機進入非洲市場;2021年,荷蘭喜力收購南非葡萄酒和烈酒生產商DistellGroupHolding。跨國并購在國際直接投資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擴大市場份額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些年在南非以這種方式進行的投資比例也呈上升趨勢。由于集聚效應和貿易格局,外商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約翰內斯堡地區和各省的工業園中,以及開普敦、比勒陀利亞等地,南非共有9個省,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前五位的順序是:豪登省、東開普省、夸祖魯—那它爾省、西開普省和普馬蘭加省,2000年實施工業開發區計劃,在國際海港、空港鄰近區域建立眾多集約式制造業基地,2016年后建立了十個特別經濟區,外商直接投資的分布與地區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越發達的地區吸引外商的能力就越高。南非幾乎所有的行業都對外國投資者開放,主要投資領域集中在采礦、化工、食品、通訊、汽車和零配件、金融服務業、餐飲等行業[8]。外國在南非的直接投資主要是建立獨立的分支機構,入股本地企業和投資于政府興建的大型工程,直接投資絕大部分流向私有企業[9]。南非政府牽頭規劃實施了非盟“南北交通走廊”計劃,與周邊國家積極開展能源項目合作,重視對核電等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建設。由于南非對各個行業大力扶持,實施各項扶持經濟發展的措施,促使南非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出現了百花齊放的現象。南非的直接投資主要來源國以發達經濟體為主,發展中經濟體為輔,主要來源于英、德、美、法等西方發達國家,以及包括中國、印度等在內的多個發展中國家。投資方式上,歐盟主要采用政策鼓勵、財政支持、投資擔保等措施,法國則是將投資與援助相結合,美英兩國通過減債減貧等提高投資動力。西方國家在南非有重要的經濟和戰略利益表現在:(1)對礦產資源的依賴程度大;(2)南非是西方國家重要的投資場所和商品市場;(3)好望角作為西方的“海上生命線”有著重要戰略地位[10],這使得西方國家與南非之間經濟往來頻繁。南非直接投資吸引的外資來源國投資偏好各有不同,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國家以及日本、韓國,資源對外依賴程度大,偏好于礦業資源的開發,同時得益于歐洲、日本等先進的制造業優勢,化工、通信、汽車和零配件等也有大量參與;美國更側重于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和金融服務業、食品餐飲業;發達國家以高科技、先進制造業、金融服務業為投資主要方向,更加看重非洲潛在的商品消費市場,以南非為依托,輻射整個非洲大陸;中國偏好于金屬礦產和動力煤開采、石化領域,大型工程建設等,近年來中資企業積極參與開發區建設、汽車制造、鋼鐵企業技改的投資。
摘要:本文基于2010—2016年中國95家A股上市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面板數據,從企業微觀層面實證檢驗了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從結構柔性、學習能力、整合能力等三個維度實證分析了組織柔性對二者影響關系的調節效應,并進行分樣本檢驗。研究結果表明:中國企業OFDI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較為顯著;結構柔性、學習能力具有顯著正向調節作用,整合能力則不顯著。非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投向發達國家比投向發展中國家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技術創新;組織柔性
一、引言
改革開放40年來,企業一直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當前我國經濟對外開放的力度不斷擴大,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已經深度嵌入全球經濟發展的大格局中,對外直接投資將為中國經濟增長發揮巨大貢獻,進一步助推國內經濟轉型升級,創造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對于新興的中國企業而言,提高技術創新已成為各界的研究共識,但是自主創新能力的形成速度較緩慢,“走出去”尋求技術創新逐漸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企業的選擇。轉型經濟背景下的中國企業所處的外部經營環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和多變性,研究企業如何在動蕩的外部環境中獲得可持續發展能力成為企業“走出去”面臨的迫切問題。組織柔性與技術創新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組織柔性在企業技術創新中具有基礎作用,企業運用組織柔性,根據環境的變化進行資源的重新整合配置,有助于技術創新。事實上,對外直接投資的績效關鍵取決于企業資源整合的能力,這與組織柔性理論在邏輯上一致。本文從組織柔性角度分析,選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中國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將分析的變量細化到企業微觀層面,實證分析了組織柔性在企業OFDI對技術創新的影響過程中的調節效應,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效研究提供了一種嶄新的分析視角。
二、數據來源與變量說明
1.數據來源本文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上市公司樣本數據選定于2010—2016年,選擇在國內A股上市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作為樣本來源保證了數據的可信度和可獲得性,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本文借鑒張海波(2017)的處理方法,樣本選擇的程序是:首先,根據國泰安數據庫(CSMAR)中提供的不同股權性質的上市公司名稱確定“上市公司名稱集”[1];然后,與商務部提供的《境外投資企業名錄》進行匹配合并,初步挑選出“已上市的OFDI企業名稱集”。在這個基礎上,對數據進行再辨別與挑選,刪除僅投資于避稅天堂的部分企業;最后,為了保持數據的連貫性和計量結果的可靠性,選取了95家上市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樣本的完整數據,能夠滿足本研究的數據需求。
2.變量說明①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本文選取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代表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在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方面,本文重點參考魯曉東和連玉君(2012)以及廖冠民“TheBrainGainofCorpo-rateBoards:EvidencefromChina”中對上市公司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方法,其中,ln_sales是對企業營業收入取自然對數,ln_size是對公司固定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ln_num是對公司當年的員工總數取自然對數,ln_material是對購入商品和勞務的那部分金額取對數。②對外直接投資流量(ofdi)。選取上市公司歷年年報中“對子公司、聯營企業長期股權投資”作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對海外子公司的投資流量數據。③其他控制變量。研發投入用研發強度(rda)和研發人員占比(rdl)來代替。研發強度,用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比值來表示;研發人員占比,以企業研發人員總數與企業總數之比表示;資本密度(k)用固定資產與營業收入之比表示;企業規模(size),以固定資產凈值表示;企業年齡(age),從企業注冊之日開始計算。④組織柔性調節變量。結構柔性(M)主要指管理跨度,間接代表企業組織結構的層級多少和扁平化程度,用平均每位管理層所管理的職工數量表示;企業學習能力(learn)主要指新知識、新理念的學習吸收轉化,用大學及以上學歷人員數量表示;整合重構能力(res)用上市公司并購重組、吸收合并的累計次數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