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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一)生產率與出口行為關于生產率與企業出口的理論研究的代表人物有:Melitz(2003)、MelitzandOttaviano(2008)、Bernardetal(2003)，這些學者主要是構建了一系列的理論模型來研究基于異質性生產率的企業出口行為。Melitz(2003)在Krugman(1980)壟斷競爭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了生產率異質性和固定成本，其中，行業的固定進入成本(fe)、出口固定成本(fex)和生產率(φ)都是外生決定的，生產率服從一個隨機分布函數。該模型研究了從封閉經濟到開放經濟的均衡狀態，并進一步求解了貿易自由化加深時市場均衡的各項重要指得出的主要結論有:國際貿易的深化提高了行業的進入門檻和出口門檻，只有生產率更高的企業才能進入出口市場并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和銷售利潤，生產率次之的企業雖然能夠出口并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但是由于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利潤會受損，生產率較差的企業只能在國內市場銷售，生產率最差的企業則會被迫退出市場。由此，Melitz指出，貿易可以通過資源在異質性企業之間的重新分配使行業平均生產率得到提高，而無需通過提高每個企業的生產率來實現。另外，貿易通過兩個途徑使一國的福利得到提升:行業平均生產率的提高和消費者偏好多樣性的滿足。Bernardetal(2003)的建模思想與Melitz大體相同，只是對生產率所服從的隨機分布有不同的解釋。Bernard假設異質性企業的生產率由Frechet分布隨機決定，而且廠商的加成率會隨著消費者需求價格彈性變化而變化。Jean(2002)假設不同企業的邊際成本采用離散的方式，由低到高進行單調遞增的序列排列。AsplundandNocke(2006)假設異質性企業的生產率服從馬爾科夫過程。StephenJ.Redding(2010)將異質性企業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相結合，分析了企業之間的生產率差異對比較優勢、市場規模、總量貿易和貿易福利的影響，并研究了貿易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Redding指出，盡管大量的研究表明企業生產率對貿易自由化有內生的反應，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和企業異質性的來源依然缺乏足夠的研究。

(二)出口固定成本與出口行為在異質性企業模型中，開始考慮固定成本的異質性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突破，這將使異質性企業理論更加貼近現實，并具有更高的解釋能力。RobertsandTybout(1997)提到了出口固定成本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他們認為出口固定成本主要包括企業對國外市場的探索成本、對外國消費者需求信息的搜集成本、與國外消費者建立聯系渠道的成本以及本國商品為適應國際標準而做出的調整和修正成本。這些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對企業進入國際市場設置了一定的障礙，因為企業要有能力在出口前克服一次性的固定成本。這種固定成本通常與企業本身的規模有關，即不同規模的企業具有不同的出口固定成本，另外，具有較多出口經驗的企業相比于新出口企業面臨較小的出口固定成本。在此基礎上，SuzanneThorns-bury(2012)提出，企業的出口成本還包括合規成本，即企業為符合市場準入規制所要花費的成本。他認為企業在出口之前，需要支付必要的信息成本來減少或消除合規成本的不確定性。研究發現當存在不確定的合規成本和非零的信息成本時，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在平均利潤和生產率方面的差異會縮小。HegeMedin(2003)構建了一個壟斷競爭的國際貿易模型，考察存在固定貿易成本的情況下，一個大國和一個小國的企業出口行為。他指出，在一個規模報酬遞增的部門，由于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并存，而且較大的出口市場可以使出口商獲得更多的利益，所以一個小國相比于一個大國出口比例更高，而且小國的規模經濟部門比大國更開放，盡管它們面臨著不利的國內市場。HegeMedin指出小國出口企業獲利多，出口動機強烈，容易實現信息外溢，使其整體的出口固定成本變小。JanG.Jorgensen(2008)在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的建模方面有了突破性發展。他展示了一個簡化的異質性企業模型，并假設對稱的兩個國家之間發生產業內貿易，產業內各個企業面臨不同的出口固定成本。研究發現:在異質性固定成本的假設下，存在正的雙邊關稅可以使福利最大化，即較小的雙邊關稅可以提高兩國福利水平。JanG.Jorgensen的突破性貢獻在于對冰山成本的假設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冰山成本的假設意味著單個企業內部的邊際生產成本不變，在企業之間則是生產率越高的企業，單位商品的出口運輸成本越低，這一結論并沒有事實依據。如果說貿易自由化可以視為運輸技術提高的結果，那么運輸技術的改善會對福利產生正的影響，JanG.Jorgensen引入了關稅模型，旨在區分關稅自由化效應和運輸技術效應對福利的影響。另外，他還將企業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與異質性邊際成本相結合，并指出企業的出口決策依賴于沉沒成本和預期的利潤流。ShonM.Ferguson(2012)側重于考察通過改變產品研發的固定投入成本來相互競爭的企業的出口行為。研究發現，由于研發密集度較大而產生的規模經濟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貿易的模式;企業的研發投入占總成本的比重越大，越容易成為出口商;研發密集型的產業對貿易成本的敏感度較低。GaoB，TvedeM.(2013)則真正將出口固定成本異質化并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理論模型來解釋只出口企業(export－onlyfirms)存在的合理性。他們認為只出口企業在國際貿易中是存在的，這類企業往往面臨較低的生產率和較低的出口固定成本。當一國從封閉轉向開放時，面臨高出口固定成本的低生產率企業被迫退出市場，而面臨低出口固定成本的低生產率企業則有機會在國外市場存活。這一觀點與LuisCastro(2012)相似。因此，在GaoB，TvedeM.(2013)中，當生產率和出口固定成本同時異質化后，國際貿易使得三種類型企業同時存在:只出口企業、只內銷企業和同時服務于國內國外市場的企業。顯然，這種假設可以為現實的經濟活動提供更好的解釋，同時也更具有說服力。他們還進一步深入地分析了貿易自由化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在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的假設下，貿易所引致的產業內資源重新配置的情況更為復雜，對產業總體生產率的上升或下降的影響并不確定，具體情況需要視出口固定成本的分布而定。

二、生產率、出口固定成本與企業出口行為的實證研究

在一系列的理論拓展模型誕生之后，學界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接下來就針對生產率、出口固定成本對企業出口決策的影響方面進行文獻的梳理和主要結論的陳述。

(一)生產率與企業出口學術界存在兩種假說，解釋了為什么出口企業比非出口企業更有效率。第一種假說認為，由于存在額外的出口成本，更有效率的企業會產生出口自選擇效應，因為出口固定成本為生產率較低的企業設置了貿易障礙，使其無法出口。第二種假說是“出口中學”效應，即參與國際貿易可以使出口商擁有更多的信息來源。例如，來自國際買家和競爭者的知識信息外溢有助于提高出口企業的績效;出口市場的激烈競爭會促使出口企業更快地進步和創新，以求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這兩種假說闡釋了生產率和企業出口之間的內在因果關系以及相互影響機制。JoachimWagner(2007)用10年的微觀企業數據來檢驗出口和生產率之間的相互關系，實證結果表明:總體來說，出口企業確實比非出口企業擁有更高的生產率，盡管出口行為未必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率。同時，JoachimWagner還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疑問:如果高生產率企業通過自選擇進入國際市場，那么這種高生產率是由外生的隨機因素決定的，還是企業有意識的進行出口戰略計劃的結果。AndrewB.Bernard(2007)采納美國進出口企業的交易數據闡述了一種典型化事實，即在多種產業內部，相比于非出口企業，出口企業擁有更大的生產規模，更高的生產效率，更密集的資本和技術，以及支付更高的工資。同時，他還指出進出口雖然是少數企業的行為，但這些少數企業在國際貿易中卻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地位。RonnyThomas(2012)利用1990－2009年間印度CMIE制造業企業數據對“自選擇”與“出口中學”兩種假說進行實證檢驗。文章報告了1990－1999年期間通過自選擇進入出口市場的企業行為，研究發現隨著生產率的提高，企業將繼續參與出動且出口密度會進一步加強，2000－2009年期間，這些企業出現了明顯的出口中學效應。JoachimWagner(2013)選擇德國四位數產業的企業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生產率分布中處于平均水平以上的企業里，出口商比非出口商有更高的生產率，但很多在生產率分布中處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企業也都是出口商，但這些低生產率的出口商并不是所謂的邊際出口商。

(二)貿易成本與企業出口關于出口固定成本和企業出口行為方面的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著手:出口固定成本的構成及其對企業出口的影響或其靜態比較分析、出口固定成本隨時間的動態變化而引起的企業出口決策的變化、企業之間的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與出口行為的交互變化。AndrewB.Bernard(2006)研究了美國制造企業的出口行為是如何隨著貿易成本的變化而變化的，展示了貿易成本和出口行為的動態演變過程。Bernard收集了美國1977到2001年間的企業數據，采納行業層面的關稅和運輸費率作為貿易成本的指標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從行業層面來看，當貿易成本的降低幅度較大時，該行業會呈現出明顯的生產率增長;從企業層面看，貿易成本下降時，低生產率企業更容易退出市場，高生產率的非出口企業可能開始出口，而在位出口企業則會擴大生產規模;從企業內部來看，貿易成本的下降有助于提高單個出口企業的生產率。Arkolakis(2010)發展了一種新的出口成本理論，將營銷成本引入了產品差異的模型中。該模型指出，當企業可以贏得國外消費者并獲利時就會選擇進入出口市場，但同時需要支付遞增的邊際營銷成本，即每多增加一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是遞增的，這被稱之為市場滲透成本。CostasArkolakis將模型中的關鍵變量與eaton，kortum，kramarz在法國的企業數據進行校對，并成功預測出:由于市場滲透成本的存在，大部分企業不會選擇出口，即使是選擇在特定市場出口的企業，也只會出口其生產總量的一小部分。顯然，這一結論與Melitz模型相悖。GeorgeAlessandria(2012)首次應用GE動態異質性企業模型對美國1987－2007年間的出口增長進行實證數量分析，在冰山成本下降的前提下，該模型能夠很好的擬合出口增長的實際情況。因此，作者指出，1987年以來美國的出口增長并沒有什么令人費解的地方，與Yi(2003)的觀點正好相反。另外，文章還比較分析了兩種模型(僅有出口固定成本的模型和引入出口沉沒成本的模型)的解釋力度，結果表明后者能夠更好地擬合現實中貿易增長的非線性動態變化。MarcJ.Melitz，StephenJ.Redding(2013)考察了異質性企業如何通過出口選擇行為影響貿易福利。文章引入了一個同質性企業模型和一個異質性企業模型，并給定了除生產率之外其他相同的結構變量，分析結果表明，相比于同質性企業模型，異質性企業模型中貿易成本減少所帶來的貿易福利更大。這說明同質性企業模型缺乏一種額外的調整邊際，即異質性企業進入國內市場和出口市場的內生選擇。

(三)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生產率與企業出口關注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和生產率共同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的相關文獻比較少，最新的研究主要是LuisCastro，BenLi，KeithE.MaskusandYiqingXie(2012)對智利的企業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LuisCastro(2012)指出企業異質性體現在諸多方面，生產率的差異只是其中一方面，其他方面還包括企業的設計能力、營銷分配能力和創新能力等等，而這些非生產率的異質性往往會影響到企業所面臨的出口固定成本。如果將生產率看作是企業出口的變動成本，那么企業的出口決策將依賴于兩個因素:出口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由于行業和地區的差異，不同企業所面臨的出口固定成本不盡相同，從直覺上來講，出口固定成本與生產率之間也會存在一些相關關系。因此，研究生產率和出口固定成本聯合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是很有現實意義的。這一研究結果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解釋“生產率悖論”，根據Melitz的結論，高生產率企業才能克服出口固定成本而進入國際市場，低生產率企業被迫退出市場，實證結果卻發現，有些低生產率企業也會出口，較高生產率的企業反而不出口。針對這一悖論，LuisCastro(2012)的研究可以消除一部分困惑，即高生產率企業往往會面臨高出口固定成本，那么生產率不夠高的一些企業很可能難以克服較高的出口成本而未能成功出口，生產率低的一些企業可能會克服較低的出口固定成本而成功進入國際市場。用LuisCastro的研究成果來講，就是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會使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的生產率分布存在重疊區域。Davies，RonaldB(2012)應用105個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企業數據檢驗了直接出口商、間接出口商和非出口商的生產率梯度，采用回歸分析和傾向得分匹配方法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直接出口商比間接出口商和非出口商的生產率更高，然而只有回歸分析支持間接出口商和非出口商的生產率排名相近。另外，研究還發現與來源國相關的固定貿易成本是導致這三種類型的企業生產率差異的潛在原因之一，而且該類貿易成本只與直接出口商的生產率溢價產生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與目的國相關的貿易成本則不適用于這一結論。

三、未來研究的發展方向

第2篇：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學習型組織理論是建立在組織的逐漸發展過程中的組織形式之一，其表現特點是具有組織的革新能力、持續的應變能力。學習型組織的核心本質表現為突破傳統的創新，學習型組織理論是通過建立上下互助的聯系組織結構，使得組織內部各環節突破平等障礙，打破等級制度帶來的心理壓力與心理失衡，確保組織內部友愛平等的溝通與發展，建立起來的學習型組織理論表現為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確保組織的持續健康的前進發展。

二、學習型組織理論的主要特征

1.強調正確的價值觀

圣吉在其著作中強調了持續正確的價值觀，真誠務實的生活意義，學習型組織理論倡導在關注個體的同時，更要關注組織，在關注支出的同時，更要關注投入。在關注未來生態的同時，更要關注現在的行為習慣。圣吉強調的是一種崇高奮斗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倡導生態的文明持續發展。

2.強調學習的本性論

彼得•圣吉強調每個人的天性都是愛于學習的，學習型理論強調的是學習的人性論。該理論強調學習是人的本性使然，學習型理論只不過是幫助人們提升自己對學習本性的認識，起到幫助人們喚醒學習意識的作用。

3.強調學習形式的豐富性

學習形式不是單一的，在圣吉的學習型組織理論中，我們可以將其學習形式分為五個部分：一是實踐性學習，學習不僅是接受知識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在行動中獲取知識、檢驗知識；二是學習不是個人的學習過程，而是合作學習、組織學習的過程；三是學習不僅是獲取知識，更重要的是建構知識的框架；四是學習是解決問題的過程；五是學習的目標是為了達到個體的愿景。學習型知識理論豐富了學習的形式與內涵。

4.強調學習的自愿性

學習型理論是特別強調真實性的理論，強調了在學習的交流過程中要用真誠的態度，強調了在解決問題的時候，要注重解決實質性、真實性的問題，強調了學習的目標是為了真實的愿景去學習。

5.強調學習的跨界合作

學習型理論強調的是團隊的學習與合作，學習不能夠局限在個人的范圍內，要將學習的范圍建構成真誠學習的平臺，在平臺上進行組織學習、合作學習、跨界學習。

三、學習型組織理論在《企業戰略管理》課程教學過程中應用的具體途徑

1.改善學生的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指的是個人固有的思維方式及行為習慣，心智模式是通過個體的人生經驗、生活閱歷、文化素養等多方面形成的。對心智模式的改善著重于在個體的思維方式與行為習慣兩個方面。在《企業戰略管理》課程教學過程中的應用中表現為對課程教學內容、體系設置、實施方式等方面。這就要求教師團隊要不斷的進行學習型組織理論的學習，從而將工作模式、思維方式進行改革與創新。

2.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

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即培養學生超越自我。意指突破自己的錯誤或陳腐的觀念，將科學先進的知識理念貫徹到自己的思維體系中，實現個體的真實愿望。在《企業戰略管理》課程教學過程中的應用中表現為：將課程的專業知識理論與社會應用型人才的需要結合，能夠將所學的知識與行為實踐緊密的結合起來，使得學生能夠突破自我，勇于突破創新，著重培養學生的實踐創新能力與綜合素質能力。

3.建立共同愿景

在集體中建立共同的愿景有助于增強團隊的戰斗力與凝聚力，在《企業戰略管理》課程教學過程中應用的實踐中，教改團隊應該根據社會、學校的具體情況，確定人才培養的方向，將教學目標、學生的學習目標相統一，共同朝向著實現共同目標而努力。

4.提倡課程系統性

學習型組織理論中所提倡的系統，是貫徹在其所有特征與內容中的，系統性是學習型組織理論的核心內容。在將系統性運用在《企業戰略管理》課程教學過程中時，具體表現為：長遠規劃的系統性、教學課程組織的系統性。在教改人員對《企業戰略管理》課程建設時應該努力做到系統的清晰性，包括重點突出、方法得當、思路明確等。在規定的時間內使得學生能夠掌握知識，在課后復習的過程中系統性的原則也會幫助學生清晰的梳理知識條理。

5.提高團隊意識

組織學習的首要問題是全體成員出于自愿性的，有序的形成共同愿景，在學習過程中系統性、開發性的對知識理解與掌握，全體成員建立共同的愿景，合作學習，這給予了《企業戰略管理》課程教學很大的啟發作用，在教學過程中，要強化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挖掘集體的共同愿景、促進集體的團結協作。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教師要開展多形式的教學模式，促進學生的交流，提高學習的有效性。

四、結束語

第3篇：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職業經理人的素質是綜合性的。

首先，要具備出色的決策能力。職業經理人常常被大公司和新興高技術公司所聘用，這些公司面對復雜的市場環境和紛繁復雜的問題，因此，職業經理人只有具備出色的決策能力，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領導企業走向成功。導致企業毀滅性的失誤，不是某一項經營上的失誤或管理上的不足，而是決策上的失誤。決策能力要通過綜合素質的提高來培養，決策不是簡單的事，要能做到傾聽大多數人的意見，特別是來自反面的意見，這是防止決策失誤的最有效方法。

其次，要有識別、選拔、任用、考核評價和激勵人才的能力。無論職業經理人多么出色，都不是全才，需要有一批杰出的人才在其周圍擔任高級經營和管理職位，這些人才是否具有與其配合做好工作的能力，則取決于職業經理人的識別和選拔能力。如果人才選，不能知人善任，人盡其才，讓其在能力最大化發揮的位置上，既浪費人才，又會造成工作的失誤。能夠識別、選拔、任用人才，而不會評價和激勵，也會造成人才流失，或使人才的積極性受到壓抑。人是有感情的，情緒高漲，有利于超水平發揮創造力；情緒低落，易造成工作的失誤，而人的情緒調動是通過科學準確地評價和適度激勵實現的。知人善任，心胸開闊，親和力強，能發現和挖掘人的潛質并加以培養和使用，是提高這方面能力的主要途徑。

第三，要有戰略規劃設計和組織實施能力。企業戰略就是圍繞企業發展方向和所要實現的目標，進行優化配置資源，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經營管理體制的設計。企業的戰略要通過戰略規劃設計來體現，職業經理人要有戰略規劃設計和組織實施的能力，這是確保企業長期發展的必備素質之一。

戰略規劃能力要通過長期的企業管理經驗積累。職業經理人要親自主持企業戰略規劃設計而不是讓下屬越俎代庖，要準確把握外部經營環境現狀及對未來變化準確預測。組織實施能力實際上取決于職業經理人的意志力，如果確認所設計的戰略是正確的，就要堅定不移地去推進，不會因為一時的挫折、一些人的不理解而影響戰略推進和實施的速度。

第4篇：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職業經理人基本素質之要求

1．職業經理人魅力之培養。首先我們看社會學家JoneR，P．French和Bertram，Raven研究結果，他把職業經理人所掌握的POWER分以下諸種力量。

(1)威嚇力——職業經理人借權力之剝奪，卑劣的工作之指派、懲戒以及解雇、發配等手段影響甚至潛在威脅下屬，以令下屬屈從他的旨意。

(2)法定力——職業經理人可借他在組織結構中的法定地位發揮其影響力，亦即利用職位所擁有的權力支配下屬。

(3)報償力——職業經理人可借薪資之提高，晉升之推薦，優越的工作之指派，以及良好的工作表現獎勵等報償手段以影響下屬之行為。

(4)專家力——職業經理人可借所有的淵博知識，豐富的經驗，高深的技術與杰出判斷力而贏得下屬的折服。例如：下屬接受職業經理人提議之方法辦事時，并不是因為該方法最有效而接受它，而是因為對職業經理人之能力有信心而接受它，在這種情況下領導者所發揮的即是專家力。

(5)吸引力——職業經理人可借下屬對他的尊重與祟拜職業經理人而向職業經理人認同，并設法按職業經理人旨意辦事，此時職業經理人所發揮的即是吸引力，這種吸引力一定是下屬不自覺地行動。

現把J，G，Bachman，D·G·Bowers和P·M·Narcus三位行為科學家之研究成果列作表一：

可見專家力、吸引力是增進管理之兩種關鍵因素。

2．增進管理之途徑。職業經理人在發號施令、訓練員工、晉升懲戒或分配工作時，有相當多的學問，在這里必須要認清人之差異。

(1)生理之差(2)氣質之差異

(3)潛力之差異(4)能力之差異

(5)興趣之差異(6)性格之差異

(7)態度之差異(8)品行之差異

(9)耐力之差異

論授權之道

所謂授權，是指份內之若干工作交托下屬代為履行，其行為由三要素組成：(1)工作之指派；(2)權力之授予；(3)責任之創造。授權是發揮管理才能的一種有力手段，它還可有下列益處：

(1)授權是令職業經理人騰出充分的時間從事管理功能之發揮。事實上，上層主管之授權范圍占其份內工作的60％—85％，中層主管占50％—70％，下層主管占35—55％。

(2)授權是一種高產率的在職訓練。

(3)授權可增進下屬之歸屬感。

(4)授權能提高下屬之工作滿足。

授權的表現障礙及理由：

(1)擔心下屬做錯。

(2)擔心下屬工作表現不滿意。

(3)擔心喪失對下屬之控制。

(4)不愿放棄得心應手的權力。

(5)躬親為之比下屬去履行任務更加省事。

(6)找不到適當的下屬授權。

從管理學的觀點，以上六理由都難以成立，授權根本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愿不愿”的問題。需要明確的一點，授權是有一定技術的，至少不下十種，篇幅有限，不在此談。

在這里要順便提一句，若要了解你的授權技能是否高超，請誠實地回答十個問題：(1)當你不在場之際，你的下屬是否只繼續推動例行性工作?(2)你是否感到日常工作占用你太多時間，以至無法騰出時間作計劃?(3)遭遇緊急事件，你管理的部門是否出現手足無措之現象?(4)你是否為細節問題太過用心?(5)你的下屬是否經常要等待你示意“開動”才能著手工作?(6)你的下屬是否有意避免提供意見?(7)你部門中的小團體是否勾心斗角，以臻無法團結?(8)你是否經常抱怨工作無法按原定計劃進行?(9)你是否覺得處理瑣碎的工作太花時間?(10)你的下屬是否只執行你的命令，而無工作熱忱?假如你對以上問題答是肯定的話，則表示你的授權范圍之技巧大有商榷及改進之余地。

員工激勵

A與B參加趕驢比賽，比賽之規則非常簡單：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以較短的時間將驢子由牧場之一端趕到另一端，即算贏。A站在驢子背后，用一只腳踢驢子的臀部，驢子因怕痛，所以當A踢一下，它即往前走一步，A不踢，它就停下來，結果A花了一個小時才把驢子踢到終點。B則騎到驢背上，手中拿著一枝竹竿，竹竿盡頭掛著一根紅蘿卜，這棵紅蘿卜剛好處在驢子眼前不遠處，驢子很想吃蘿卜，所以拼命往往前趕，結果B只花了10分鐘時間即讓驢子自己走到終點。這個例子講完，我就沒必要再說什么了。事實上，你一定知道ABRAHAMMASLOW的分析架構，最低層次的需要其相對重要性最低，但卻必須優先予以滿足。

總之，滿足員工需要之手段，大致可歸為三類：(1)工作本身所提供者；(2)由主管所提供者；(3)由組織之政策所提供者。

避免做兩種類型的上司

1．好好先生型上司。其作風與大家庭中人慈的長者極為相似。他以人和為宗旨，經常保持息事寧人的態度，祟尚忍讓，時時姑息，處處遷就。該型上司的錯誤觀念在于(1)將軟性管理視同人的管理；(2)將沖突視為一無是處；(3)以為和諧的氣氛有助于士氣與生產力之提高。

第5篇：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一）學生方面的原因畢業論文工作主要在大四兩個學期執行，此時學生會更關注就業、或考研。部分學生對畢業論文重視度不夠，認為做好做壞一個樣。部分學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考研或就業上，導致畢業論文匆匆完成，這樣完成的論文大都質量不高，或者研究不深入，或者缺少邏輯性，甚至出現抄襲現象。另外，多年的應試教育使學生習慣被知識灌輸和被強化技能訓練，嚴重局限著教師知識結構擴展和各種素質的提高，缺乏創新能力和創新思維。我們在本科生授課中仍然存在啟發引導少、灌輸傳授多的現象，使學生只會解題，而無、缺乏其它方面的能力，如解決問題的能力、交流溝通的能力、推理的能力以及了解知識和聯系實際等終生受益的能力，也制約了學生創新意識和創新思維的培養。我們可以說，大學生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會制約本科生的培養質量，且會阻礙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提升。

（二）論文導師方面的原因畢業論文指導老師的科研能力以及其對本科畢業論文指導的態度、精力的投入等都對論文質量有很大影響。首先，指導老師的科研能力的高低影響著所指導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高低。比如在對畢業論文題目的選擇上，好的導師能夠區分重要問題和研究價值不大的問題，且能將學生的能力進行培養；相反，能力欠缺的導師一般只發現瑣碎的問題。導師對學生論文題目的判斷，直接決定畢業論文的起點。其次，指導老師對論文指導的態度、精力的投入等都對本科畢業論文質量也有很大影響。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提升離不開指導老師對論文的指導。在整個本科畢業論文工作過程中，論文題目的選擇與確定，參考書目的選擇，文獻資料的收集，開題報告的寫作，論文提綱、初稿、定稿的撰寫及論文寫作過程中所遇到的一切問題，都需要指導老師進行指導。指導老師若因職稱評審壓力，或工作量過大，或論文指導的責任意識不強，就會導致論文指導不到位，影響學位論文質量的提高。

（三）管理方面的原因各高校為保證和提高畢業論文質量，均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細則等，如畢業論文選題和題目確定、畢業論文的指導教師要求、開題報告審核、中期檢查、重復率檢測、成績評定、第三方評價、優秀論文評選等制度的出臺。但對所制訂的有關規章制度細則等，執行過程卻存在流于形式、執行不力的現象。比如畢業論文的開題報告，要求審核小組對論文選題、論文研究的可行性、研究方案的合理性及工作安排時間的合理性等方面進行嚴格審核，對于開題報告未通過者，要求重新開題，若第二次開題報告仍通不過者，則取消本次學生繼續參加畢業論文資格，但實際上審核小組沒能就論文選題、論文研究方案等與學生進行充分的交流，僅僅是流于形式。對于論文的中期進度檢查等，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也存在沒有按規定執行的問題。另一方面，本科畢業論文通常作為本科生畢業前要完成的最后一門工作，一些院校就對本科畢業論文成績評定要求不嚴格，真正因畢業論文成績不合格而延期畢業的學生非常少。由于學生間的屆屆相傳，部分學生心理上就會產生不會因為畢業論文而畢不了業的想法，造成學生對畢業論文工作的輕視。

二、提高畢業論文質量的對策

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管理目前存在的問題及造成這些問題的因素主要涉及學生自身、指導老師、管理等方面。因此，我們認為，應該針對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從相關方面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對問題加以解決。

第一，加強學生管理。應通過對論文題目的選擇、開題報告的擬寫及論文中期進度檢查的方式促使學生加強論文工作。在論文工作伊始，要嚴格開題審核，對于開題審核未達標的學生要求重新進行開題工作，以此對學生產生一定的壓力，并促使其從一開始就重視畢業論文工作。為保證學位論文能夠按計劃的進度完成，應當在論文寫作中期對論文的進展情況進行檢查，、監督督促學生按時保質完成論文。總之，通過以上方式對進入論文階段的學生進行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畢業論文質量的提高。

第二，加強指導教師隊伍建設。提升學生畢業論文質量，指導教師發揮重要作用。對教師的職稱、科研教學經驗、科研成果方面等學術素養做出要求的同時，還要在協作能力、責任心等非學術素養方面進行考查，同時適當提高論文指導津貼，使教師指導落到實處。

第三，適當權利下移。目前由學校集中統一管理本科生教育質量的狀況不利于各院系發揮管理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在畢業論文質量管理方面，應當讓院系擁有制定規章制度的權力，針對各學科各專業的具體情況制定出適合于學科專業的具體質量標準和要求，并負責規章制度的貫徹與實施，而學校則負責制定全校統一的本科生畢業論文的基本質量標準，并從大量的具體管理事務中脫出身來，強化其質量檢查和評估功能，實施對本科生教育和畢業論文質量的監督和控制。

第6篇：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學生課堂學習、實訓技能的提高都是直接對知識的獲取和加工，屬于認知活動。認知活動的意義在于學生作為認知主體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的拓展自己的知識范圍，積累經驗，建構自身的知識體系。在認知活動進行的同時，元認知活動對學習過程和學習心態和體驗有著重要的影響。對于剛剛成人的高校學生，離開了家庭的束縛，擺脫了高考的壓力，高校的學習平臺更為自由和多元化，學生處處面臨選擇和自我調整。在學習的時候也會下意識地思考自己對所學內容的理解程度，這個學科是否值得去學，遇到問題的時候甚至對自身的學習有所懷疑。如果學生能夠在學習的過程中對自己學習的理解或者掌控的程度有一定的感受，或者是有認識這個過程的意識，有目的地調整學習策略，將元認知知識、體驗和調整三者的作用發揮出來，對設計教學效果能夠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在此基礎上，教師的教學安排可以從元認知的角度入手，創建一些特殊情景，引導學生主動調控自己的學習過程。

二、設計競賽參與過程中元認知的作用

學生參加設計比賽，首先要面臨一個合作問題。教師組織學生參賽之前需要評估學生是否具備完成該競賽的能力，是以個體完成還是以小組、團隊的方式協同完成。參與比賽的過程中，從創意，到對產品進行功能分析、創意表達、外觀設計、材料選擇和色彩設計，這個過程能將工業設計各個知識融會貫通，全面提升學生的專業技能。學生參與設計競賽的過程是學生綜合設計能力提高的過程，包括專業學習能力、基礎設計能力和設計創新能力三大部分，學生調用平時所學參與創造性活動，主動性和自主性比較強，更能反映出元認知方面的問題，教師借助這個機會，可以有計劃有方法地引導學生調整元認知策略。在參與設計比賽的過程中，認知活動的對象是對設計競賽主題的分析和理解，以及與主題相關的知識，而元認知活動的對象是學生認知過程的本身。元認知活動對學生參與設計競賽過程的認知活動進行監督和調節，隨時修改計劃和策略，使得比賽項目順利進行下去。元認知的實質是“個體對正在進行的認知活動的調節”。換個角度來理解，元認知并不是知識體系，它是思維的活動，對認知活動的認識和調節。這種調節活動通過對個體認知的監測和控制兩種基本途徑實現。在參與比賽的過程中，對認知的監測指學生對自己的設計、已有的知識和設計思路中的問題和掌握程度的了解和評價；對認知的控制指學生對設計比賽項目活動作出調整的過程。參與設計競賽為教學提供了一個較為集中的元認知情境。參賽團隊成員之間一起分析比賽，指定計劃，選定設計主題，討論設計方案都是在建設元認知情境。而教師要認識到這是一個元認知的情境，從而引導學生了解他們自己在認知方面的特點。教學的關鍵是學生對自身元認知的控制。學生參加設計比賽是一個完整的過程，“以賽促教”的意義就在于教師借助比賽項目的平臺，在學生主動參與的積極狀態中，發現學生的元認知特點，調整各個科目的教學方式，達到以賽促教的目的。

三、創新舉措

（一）創建以設計比賽為主題的Workshop，引導學生提高自己元認知水平

元認知教學環境是以“學生為中心”的一種環境，學生的學習態度、知識、技能和學習的方法都在這個環境中展現。在這樣的教學環境中，教師的任務并不只是“授業”，而是將觀察和注意力放在發現學生面對學習內容的看法和思路，從而提供給學生一個平臺或方向，讓他們能夠繼續思考，調整他們對自己學習內容方法的看法，也就是元認知策略。可以從觀察、提問、談話、針對性問題的解答或者分析學生解決問題過程中獲得學生的元認知方式和存在的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促使學生有較為明確的對自己學習過程的監控和調節能力，在對自身認知過程清晰意識的基礎上，促使學生運用元認知去發展他們自己的知識結構。在元認知教學情境下，學生逐步完善這一過程。學生明白自己的認知特點和學習需求才能有效地提高學習效率，建構主義認為學習的過程是學生自己知識體系結構化和充實化的過程，所有的知識都是主體自己的認識活動的結果，通過自己的經驗來構造自己的理解，學習是由學生自己建構知識的過程。將設計比賽作為一個小型的Workshop教學方式特點是借助設計比賽的綜合性和針對性，以具體的設計案例提供反映真實活動的學習環境。在這樣的實踐環境下，學生會暴露一些理論知識與實踐對接所產生的問題；學生在合作過程中還會產生對知識處理方式的異同，還會發生由于學習態度不同而造成的沖突等等問題，教師可以從這些問題入手，來發現學生在元認知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靈活教學，并引導學生在情境學中逐漸提高自己的元認知能力。“問題”和“情境”是學生自身知識建構過程中比較基礎的兩個方面。教師創設一種情景讓學生發現問題，明確學習需求，產生學習內驅力。教學關鍵就是這個“問題”，必須是學生自己學習中產生的，足夠引起學生好奇心和探究心理。以設計比賽為主題的Workshop創設了一種元認知學習情境，學生在參與的過程中會發現自己的不足，這樣才能帶著問題去學習。這時學生成了教學的主體，“教”與“學”這個天平才得以平衡，教學效果要大于直接傳授。

（二）遵循體驗性原則，引導學生了解自己的認知方式

元認知體驗是在認知活動中產生的一種情緒和各感官的體驗，它可以發生在認知過程的任何一個瞬間或者持續整個認知過程，元認知體驗可以影響元認知知識。弗拉維爾認為，元認知體驗思維活動水平較高的情況下更容易產生。在參加設計比賽的過程中包含著解決問題、知識調用、創造發明等過程，學生在競賽積極的氛圍中不斷嘗試和運用自己的知識，此刻的元認知體驗要比平時作業當中的強烈，這種強烈的體驗可以促進學生不斷調整自己的元認知策略。在參賽的過程中，學生可能會遇到設計方案、制圖技術、設計思維以及與人合作方面的各種問題，會產生一些消極、焦躁的情緒。這些負面情緒的正面意義則是暗示一部分學生在元認知方面存在的問題，同時也說明他們現有的認知方式不適用，需要創新，突破自己的思維局限，進一步思考。教師如果意識到元認知這一層面，可以采用問題引導的方式，把產生這種情緒的原因分析拋給學生，引導他們探索自身認知方式的問題，是基于元認知體驗的一種教學方式。此刻，元認知體驗影響著個體的元認知知識，對個體的認知起到調整的作用，并且刺激認知或元認知策略的產生。

（三）組織學生做階段性總結和評價，創建合理的評估和反饋

以往的階段性總結和評價多數是針對知識和技能展開，比如學生通過參與設計比賽學到了什么知識，哪些與專業相關的技能得到提高等等。只對文化知識的掌握和運用進行評價而不重視元認知知識的提高，在學生元認知能力的發展方面是不利的。那么，在元認知的基礎上展開的評價更注重提供反饋的機會。也就是說，評價將成為反饋信息的來源，實現有效調整教學的目的。在參與比賽的分析、討論環節，草圖、方案的評估過程以及最后的設計表達中，教師要留心觀察學生的思維，將元認知方面的觀察結果反饋給學生。在知識調用和發展元認知調節的過程中，將逐步建立起完善的自我評價能力。

四、小結

第7篇：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組織管理有缺陷一般高校都將社會實踐歸口于團委或學生處管理，社會實踐活動作為高校學生假期例行活動開展，往往僅由一紙文件通知，學生在接到通知后多數是自行安排，一般不會想到尋求教師的指導和幫助。這就導致了大量的學生社會實踐項目凌亂，內容簡單重復，沒能起到鍛煉成才的目的。團隊型的社會實踐活動同樣存在上述問題，甚至更為嚴重。活動前的策劃準備不充分，沒有經過與實踐接待方的詳細溝通，策劃內容不切實際，安全保障不到位；社會實踐活動執行困難，活動項目實施改變較大，流于形式；活動結束后的總結空洞無力、甚至沒有總結。

二、職業生涯理論的切入點

（一）社會實踐階段論

在舒伯的生涯發展理論中，人的職業生涯分為五個階段：成長階段（0~14歲）、探索階段（15~24歲）、建立階段（25~44歲、維持階段（45~65歲）、衰退階段（65歲以上），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發展任務，較好完成發展任務才能順利進行下一階段的發展。我國學生在大學之前基本沒接觸過職業社會，所以，大學階段需要完成舒伯生涯發展理論中成長階段和探索階段的雙重發展任務。因此，這一階段不僅要發展自我形象，發展對工作世界的正確態度，并了解工作的意義，同時還要使職業偏好逐漸具體化、特定化并實現職業偏好。大學里的社會實踐就成為完成這一生涯發展任務的重要載體。通過社會實踐，不僅要對自我有充分的認識，明確自己的個性需要、職業興趣、能力水平，還要完成對社會的初步認知，了解工作、了解崗位、適應職業，初步完成職業準備。大學階段的社會實踐可分為三個發展期：探索期，考慮需要、興趣、能力及機會，作暫時的決定，并在幻想、討論、課業及實踐中加以嘗試；訓練期，針對探索期的決定進行有目的的訓練，參與相關實踐項目，有目標地鍛煉自己的能力，進一步明確職業選擇；擇定期，生涯初步確定并試驗其成為長期職業生活的可能性，若不適合則可能再經歷上述各時期以確定方向。

（二）社會實踐環境模式論

霍蘭德認為，一個人之所以選擇某職業領域，基本上是受到其興趣和人格的影響，生涯選擇是個人在對特定職業類型進行認同后個人人格在工作世界中的表露或延伸。在霍蘭德理論中，提出大多數人屬于六種人格類型，同時有六種環境模式與這六種人格類型相對應；人們尋找的是能夠施展他們的技能同時表現他們的態度、價值觀和人格的職業；人們的職業行為是由其人格和環境特征的相互作用所決定的。在社會實踐中這六種環境模式同樣存在：現實型、研究型、藝術型、社會型、企業型、常規型。當學生處于興趣類型與實踐環境一致和相容的情境下時，個體滿意度會較高，主動性會增強，效率也能得到提升；相反，在興趣與實踐環境對立和相斥的情境下時，個體的負面情緒會占主導，消極怠工、敷衍了事的情況就會時有發生。因此，在社會實踐活動類型的設計上應充分考慮這六種環境模式，讓學生在每次社會實踐中選擇與自己人格類型相適宜的實踐項目參加。

（三）社會實踐動態適應論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羅圭斯特和戴維斯提出了人境符合的心理學理論，即當工作環境能滿足個人的需求（內在滿意）、個人也能滿足工作的技能要求（外在滿意）時，個人在該工作領域才能夠得到持久發展。個人與工作之間存在互動的關系，符合與否是互動過程的產物，個人的需求會變，工作的要求也會隨時間或經濟情勢而調整，如個人能努力維持其與工作環境間符合一致的關系，則個人工作滿意度愈高，在這個工作領域也愈能持久。大學生社會實踐應借鑒此理論，社會實踐本是大學生認知社會、了解社會的過程，符合適應論的背景，隨著學生的認識不斷發展和提高，應提供給學生更適宜的平臺和機會。所以，所組織的社會實踐項目不能一成不變，應有階梯性和發展性。可在低年級階段設計相對簡單的實踐任務，到高年級階段安排復雜的實踐任務，從而維持個人與環境之間的符合性，實現動態適應。

三、職業生涯理論指導下的社會實踐活動改進措施

（一）職業化：職業指導提前融入社會實踐之中

社會實踐作為學生認知社會的重要途徑，應與學生的職業選擇密切相關。社會實踐的成功與否、實效與學生職業生涯的發展緊密聯系，可以說，社會實踐是學生走上職業道路前的鋪墊。因此，在社會實踐中應安排職業指導內容。在社會實踐活動實施之前，一般考慮在策劃階段，學生應提前完成自我認知，對自己的興趣、性格、能力有一個較為完整的評估；同時對職業有初步意識，了解什么是職業，能對職業做出選擇，即完成社會實踐階段論中的探索期的任務。我們可以通過開展職業生涯規劃課程來進行理論知識的普及，通過組建生涯團體輔導小組來組織學生進行認知探討，通過邀請校友、成功人士講座及企業的宣講會等形式來促使學生思考開展怎樣的社會實踐活動能輔助職業認知。

（二）階段化：一個年級一個主題方向

根據社會實踐階段論的觀點，大學生社會社會實踐分為三期，分別是探索期、訓練期和擇定期。結合高職學生三年的在校學習經歷，我們可以將這三期嵌入到大學三年里。大一年級對應探索期，大二年級對應訓練期，大三年級對應擇定期。大一學生社會實踐的主要目標是完成自我認知和初步職業認知，可通過參加生涯量表測試、自我總結反思認識性格、興趣；通過參加和活動認識個人能力；通過聆聽講座、生涯人物采訪建立初步的職業認知。這些途徑，不僅是生涯教育的手段，也是學生社會實踐的重要內容。大二階段，在大一探索期所做前期準備的基礎上，同時隨著專業學習的深入，有的放矢地進行自我訓練和完善，這也是社會實踐活動大有作為的階段。這一階段，我們可以開展諸如職業調查、假期實習、勤工儉學、志愿者服務等深入職場的短期體驗式的實踐活動。大三階段，這是學生完成“職業人”轉變的最后一步，學生在這一年里要將短期的職場體驗轉換為個人的職業選擇，或重塑職業目標。這一階段的社會實踐目標是完成崗位實習，初步體驗職業生涯。可以開展的活動有擇業指導、崗位宣講、畢業實習等活動。

（三）匹配化：通過社會實踐培養職業所需各項能力，增強個人核心競爭力

學生的職業生涯充滿了各種可能，我們應鼓勵學生積極進行多種嘗試，而不是僅僅只局限在自己所擅長的單一領域。學生的心性不定，興趣轉換極快。因此，我們在安排社會實踐任務時應將霍蘭德六種職業類型都涉及，要求每位學生每種職業類型都有參與。有親身體驗才能分辨適合與否，既驗證職業興趣量表結果，又進一步了解職業興趣類型。在設計項目時，應充分考慮任務難度和人員組合，每項任務都應設計為高低年級學生同時參加。對于低年級學生，實踐重點在了解項目內容和實施流程；對于高年級學生，實踐重點在完善項目、指導新人、實踐創新，完成個人能力的提升。通過這種安排，力求使每位參加社會實踐活動的學生都能有所進步。伴隨著參與次數的增加，學生能從較低位的人職匹配逐步成長為高職位的人職匹配，再輔以職業技能遷移，從而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增加求職成功率，最終增強核心競爭力。

（四）體系化：打破現有教育劃分，將社會實踐與實習整合為一門課程體系

第8篇：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明代華北農業的粗放經營

華北地區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認為出現于兩漢，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認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時期才形成一種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實，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終未能成為華北的種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晉在《群芳譜》中說：“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擬種棉者，勿種，……若人稠地狹，萬不得已，可種大麥、裸麥，仍以糞壅力補之，決不可種小麥。”很明顯，能夠種植水稻、棉花的地區，是華北平原氣候、水利條件較好的地帶。然而據王象晉所說，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實行的障礙是肥料問題。

華北地區的自然條件遠比南方差，農民很難以自己的土地以外獲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華北的社會條件—商業性農業不發達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們購買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為了解決肥料問題，北方農民創始了綠肥作物與糧食作物的套種制。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驥種。七月八月犁掩殺之。為春谷田，則畝收十石。”可見，在那時為了解決肥料問題，是以犧牲一熟為代價的。

華北地區實現二年三熟的另一個障礙是勞動力問題。這一問題可從明代耿蔭樓在農書《國脈民天》中提出的“親田法”得到說明。耿蔭樓在天啟、崇禎年間在山東臨淄、壽光做知縣，他認為：“青齊地寬農惰，種廣收微。”耿蔭樓還認為，一戶人家是種不了百畝耕地的。耕作時，應把其中的八十畝照粗放經營方式耕種，其余二十畝則精耕細作。如果年成豐穩，這二十畝的收獲必比粗放經營的八十畝高出數倍。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王家賓《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戶三十萬，耕地為十三萬六千頃，以戶量地每戶平均45畝。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積較少的地區。以萬歷六年（1578）為例，北直隸每戶平均耕地為115.79畝。河北與北直隸接近，為117.14畝。山東為45畝[3]。這些省的戶均耕地面積都或等于或超過青州，自然都屬于“種廣收微”的粗放經營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實行二年三熟制的種植制度的。

此外，從人地關系的發展來看，當農民還有大量墾殖荒地的可能性時，是不會以實現二年三熟來提高復種指數的，而明代的情況正是這樣。據《天下郡國利病書》轉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話說，河南各府中開封、汝寧、歸德、南陽等府，明初因荒蕪嚴重，稅糧最輕，經過多年墾辟，“各府之荒蕪，皆盡開墾”。北直隸各府的土地，根據《畿輔通志》卷三十二畝賦志所載數字累計，萬歷年間實丈畝數是492，564頃。比弘治十五年凈增222，859頃，增長了八成[4]。山東各府耕地增長的全面情況資料不足，從兗州、東昌兩府看，其耕地的增長亦屬可觀。兗州府轄濟寧州，舊額糧地4000余頃，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鄆城縣耕地增長，根據崇禎年間縣志記載，嘉靖年間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華北地區耕地面積增長如此之速，而未墾荒地尚多。嘉靖《山東通志·風俗篇》說，明朝“承平百余年，休養生息，濟、東、兗頗稱殷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說明華北地區墾殖的潛力還是很大的，較多的勞動力流向墾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勞動力更加不足，只能實行粗放經營，根本談不上實行二年三熟的種植制度，提高復種指數。

[1]萬國鼎：《農史文獻中所見的農作制》，《中國農報》，1962年第2期。

[2]閔宗殿、董凱忱、陳文華：《中國農業技術發展簡史》第109頁。

[3]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乙表32，明洪武、弘治、萬歷三朝每戶每口平均畝地數。

[4]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發展

雍乾之際，二年三熟制開始在華北發展起來。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華北已較為普遍。在《憲廟朱批諭旨》中有大量關于直隸、河南、山東“收獲之地布種二麥”以及“麥收之地……耕犁布種晚谷秋豆”[1]的記載。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種麥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夠在田間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麥。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復種組合中不能不以小麥為主作物，然而再根據麥收之后積溫的多少與生長期的長短來搭配其他作物。因此，華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決于種麥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間，華北各省大力提倡種麥，如“直隸各州縣凡高阜之處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種冬麥，比舊甚廣，滋長發生，青蔥遍野。”[2]順德、廣平、大名三府州縣“種二麥者十居八九”[3]。“東省農務麥田最關緊要”，“各屬種麥甚廣”[4]。至于河南，“產量唯二麥為最廣”[5]。清政府鼓勵農民種麥，是和推廣二年三熟制聯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農司奏請飭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畝只令種麥時，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駁斥：“地脈肥瘠不同，其播種所宜應聽農民相地土之宜自為布種，可兩熟者，農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強之再種”[6]。這也從側面說明當時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經相當徹底了。

其二是肥料問題的解決。為了解決肥料不足與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農民采用了以糞肥代替綠肥的辦法。糞肥的應用同人口的數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國農業的發展（1768-1968）》一書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興府施到地里的糞肥，恰好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華南的同一數值相同。那時候，該府人地比率也與三十年代整個華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區，施用糞肥的數量要少得多。”《致富奇書廣集》曾說“北方不能用（人糞尿）”，實際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廣人稀，而人糞尿來源不足，才得不到相應的重視。這種情況到清代中期才大為改觀。十八世紀刊行的北方農書《知本提綱》把肥料分為十類，把人糞歸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綠肥歸為一般的最下等。當時山東農書《農圃便覽》也有“人糞為上”的提法，可見，這時人糞已取代了綠肥的地位。北方農民還大力飼養畜力牽引大型化所必須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來獲得大量的畜肥。我們從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書》中可以了解到，山東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從鋪滿地磚、深達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產出大量被稱作“池發糞”的肥料，隨著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質就更明顯了。養豬也大量地發展起來。據蒲松齡《農桑經》可以看出當時山東流行地主強迫佃農養豬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隨著人口增加而來的人糞的增加，解決了華北肥源不足的問題，使華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發展起來。

其三是人口的壓力。清代的人口問題自康雍之際已見端倪，但真正因人口問題而造成經濟壓力，還是在乾隆以后。從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隸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凈增175.16%；山東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凈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凈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卻分別降至7.01畝、7.6畝和10.16畝[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劇減造成了糧食供給不足，糧價不斷上漲，驅使農民大量開墾荒地。但是，靠墾荒來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進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為減緩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減少也為實行二年三熟制準備了充足的勞動力條件。顧炎武在《日知錄集注》水田注中說：“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畝。”蒲松齡著的《農桑經》也說：“大約春秋田三十畝，必用一人。”尹會一在《敬陳農桑四務疏》[8]中以此作為精耕細作、兼收倍獲的標準。按每戶七口二丁計算，至此，直隸、山東、河南都達到和接近了這個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這一時期迅速發展起來。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東巡撫岳睿奏折，《憲廟朱批諭旨》第15函，第5冊，第32頁。

[2]《憲廟朱批諭旨》第13函，第6冊，第10頁。

[3]同上，第12函，第3冊，第3頁。

[4]同上，第15函，第5冊，第32頁。

[5]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20頁。

[6]《大清高宗純皇帝圣訓》卷211，第9頁。

[7]《清朝文獻通考》卷4，回賦4《田賦之制》卷19，戶口1。

[8]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11頁。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際，華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異，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實行一年兩熟制外，其余地區普遍實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種高粱或棉花，秋后種麥，來年麥收后種豆或晚谷，周而復始。在作物中，除小麥外，“高粱為盛”，這是因為河南地屬平原，夏季多雨易澇，“唯高粱質粗而桿長，較他谷為耐水，故種植者廣”[1]。又因為黃河流經河南，兩岸堤長工險，每年搶險都用秫秸（高粱桿），向民間征用較多，因此農民普遍種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東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謂平壤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種麥，麥后種豆，豆后種蜀黍、谷子、黍稷等。澇地（俗謂污下之地為澇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種子……，麥后亦種豆”[2]。作物除小麥外，以豆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麥后種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齡（山東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農桑經》和丁宜增（山東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農圃便覽》中都有“趕雨種豆”，“且割（麥）且種”的說法。山東種豆較多，一方面是因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師官兵牧養馬駝需用”，另一方面，是因為山東和江南相鄰，“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糧食”[3]。河北在華北三省中是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地區。這主要是受氣候和土壤條件的影響。一般來說，保定以南太行山東麓平原地區，水土條件較好，而“農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別是河間、天津、順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堿，“農工亦茍簡”。所以不同地區之間單產高低很懸殊。南部地區較高，北部地區則處于低而不穩的水平。如河間府河間縣，“地鮮膏腴，竭終歲之力，收入頗寡，履畝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慶有年矣”[4]。永平府灤州“不知水利，旱澇皆聽于天，計豐歲所收，每畝不過四五市斗”[5]。至于偏遠的山區，產量更為低下，易州廣昌縣在七月即已降霜，該地主要在清明時種麥、豆和五月種粟等作物，即使是豐年，每畝產量也不滿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區天氣較冷，土壤條件差，作物的生長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為特別種麥需肥多，種植期長，產量低，所以種植較少；而雜糧因為生長期短，適應性強，產量較高，種植較多。因此，河北是華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較差的地區。直到民國時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縣“有一地純種一谷者”[7]。河北的糧食作物有小麥、大麥、谷子、高粱和豆類。其中小麥、谷子占有較大比重。“土俗谷雨種谷，小滿中黍稷”[8]。“麥既登場……，或以種豆或以種禾”[9]。種的禾名叫“六十日還家”，看來是生長期較短的作物，適合當地的氣候條件。

實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優越性。

首先，從經營效益來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種輪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補償。“北方各省，農產種類極多……，凡是充分利用這些不同作物輪植的地方，上等土地無須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獲”[10]。在河南、山東的二年三熟地區，其基本輪作復種方式是：麥—豆—秋雜，這是豆類作物與谷類作物的輪作復種。在這種二年三熟的輪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對維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證輪作周期糧食的總收量來說，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強大的固氮能力，據文獻記載，通過種植大豆能為每畝土壤積累氮素20斤，相當于硫酸銨100斤，或粗肥1萬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種麥，經冬閑之后，加強土壤養分的礦化作用，然后種植春谷或高粱，能夠增加產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麥為主作物的，“通常麥價高于粗糧價格一倍”[11]，經濟效益遠較單種雜糧為優。同年，還可以種高粱、豆類、谷子，解決飼料、燃料等問題。

其次，從勞動效益來看，實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區勞動期較長。從蒲松齡的《農桑經》和丁宜增的《西石梁農圃便覽》來看，勞動期都在十個月左右，一年間的農活分布，是較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區一年中最忙的時間只有十幾天，農民的剩余勞動時間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輪作換茬方式及其相應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進行，使勞動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調劑，便于實行精耕細作。農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為兩部分輪耕的。雍正十年，河東總督田文鏡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為兩部分輪耕的情況：“豫省民俗大率廣種秋麥，并無余地留種春麥。間有未種秋麥地畝，皆留以播種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項”[12]。乾隆十年，尹會一在《敬陳農桑四務疏》中也做了類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國事情》還介紹了山東煙臺附近兄弟二人“四十畝地分作兩份，輪換耕作”的情況。農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種分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來種植，三月種高粱早谷，五月種豆，八月種宿麥，使播種前后的各種收獲和中耕鋤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從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間斷地分配農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獲期按品種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點，也有利于農活的平均分配。

[1]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20頁。

[2]劉貴陽：《說經殘稿，沂水桑麻話》。

[3]馮柳堂：《中國歷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頁。

[4]乾隆：《河間縣志》卷3，《風俗》。

[5]嘉慶：《灤州志》卷1，《風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風俗》。

[7]《三河縣新志》卷75，第2頁。

[8]《憲廟朱批諭旨》28冊，第71頁。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隸總督宜兆熊、協理直隸總督劉師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義》第38頁，《叢書集成》1336冊。

[10]《北華捷報》，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頁。

[11]景甦、羅侖：《清代山西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第56頁。

[12]《憲廟朱批諭旨》第11函，第8冊，第43頁。

二年三熟制與華北農業的商業化和集約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華北農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首先，自然經濟的農業開始向商業化農業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民能夠生產出更多的商品糧投放市場，并且逐漸地把原來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來，改種經濟作物。據乾隆時編纂的河南《光山縣志》記載，當地農民“終歲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糶”，“鄰縣遠方車騾運載不絕于途”[1]。同期的《羅山縣志》也記載“北人糶販步小車驅驢往來如織，日去米不下數百石”[2]。當時還形成了經濟作物產區和糧食作物產區的分工。如“山東臨清州所需糧食，麥、谷由河南販運。秫梁由天津販運”[3]。甚至有些地區，種植糧食作物完全是為了出售，如河南嵩縣人民食粟、麥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卻在嵩縣大量種植，其原因無疑是“多得緡錢”[4]。糧食的商品化還表現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稱產麥之區，遂有山西富商大賈挾其厚資乘麥收價賤時在于馬頭集鎮廣收麥石，開坊踩曲。每商自數十萬以至數百萬塊不等”，“耗麥奚啻數千萬石”[5]。乾隆初年，圍繞著禁曲還是開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場爭論。由于農民手中的余糧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終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開禁。

農民不種糧食，改種經濟作物，一方面是因為手中有了余糧，另一方面是受市場價格的影響。如棉花價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農民種植較多。乾隆年間，棉紡業發達的松江，部分原料販自山東、河南[6]。直隸種棉，比山東、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間，已相當普遍。直隸的冀、趙、深、定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種煙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種植更為普遍。山東的濟寧州，雍正年間“膏腴皆為煙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內業煙者六家，“每年買賣至白金二百萬兩”[10]。直隸、河南種煙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種煙葉靛苗，稻田漸減”[11]。河南鄧州“縱橫數十里，皆煙田”[12]。其次，粗放經營的農業開始向集約經營的農業發展。歷史上，華北的農業一直是粗放經營。張士元在《農田議》[13]中曾經勾畫出康熙實年華北農業的輪廓，“逾淮而北過山東直隸之境，則平原曠野，千里荒蕪，雖有種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歲收益薄。”尹會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陳農桑四務疏》[14]中，也生動地描繪了華北農業的粗放經營景象：“北方地土遼闊，農民唯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這種情況隨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開始發生變化。乾隆中期以后，華北農業出現了集約化傾向。

華北農業的集約經營主要表現在資本集約和勞動力集約上，它是一種把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活勞動，集中投入較少的土地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經營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華北的農業進入了良性循環；單位面積糧食產量的增加，使農民可以把部分原來種糧食的土地改種經濟作物，通過出售剩余的糧食和經濟作物獲得農業資金，還可以用剩余的糧食喂養大型牽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據乾隆二十年成書的《西石梁農圃便覽》記載，山東省青州府日照縣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養的大型牽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為數不少。二年三熟地不僅產量高，而且能生產商品價值高的麥和大豆。據景甦、羅侖的《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一書，山東省濟南章邱縣東礬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種植和出售麥子和大豆而發家的。太和堂在光緒時期，除了飼養十七頭耕畜外，還飼養著四十只豬和一百多只羊。這些家畜每年可產肥五千余車。從同書中引用的樹荊堂畢家的事例也可看到，畢家養有十幾頭牛和一百多只羊。這三家都是地主，種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麥—黍、豆—休閑的二年三熟制，都飼養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積肥都比較多，經營都非常成功。雖說他們不一定能完全代表華北農民的經營方式，但是，這種大牲畜耕作的資本集約的經濟方式，無疑是當時華北地區占統治地位的經營方式。

華北農業的資本集約和勞動力集約還表現在經濟作物的種植上。如種植煙草，“必擇肥地，用十成糞”[15]，每萬株需要“灰糞二三百擔，麩料糞水在外”[16]。山東濟寧州，種植煙草和種包谷的人工費用是四與一之比。“其工力與區田等”[17]，種植煙草所需的肥料和勞動力因地區而異。據包世臣的估計，煙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勞動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還種植著靛藍等經濟作物，也是需要花費大量的勞動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為集約經營的經濟作物，更是無庸置疑的。

總之，華北農業的商業化和集約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為開端的，二年三熟制促進了華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就此來說，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經濟意義。

[1]乾隆：《光山縣志》卷13，第6頁。

[2]乾隆：《羅山縣志》卷1，26-29頁。

[3]方觀承：《方恪敏公奏議》卷2。

[4]康基淵：《嵩民種田說》，康為乾隆時人，該書作于1765年前后。

[5]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5，5頁；卷1，21頁。

[6]葉調生：《鷗陂漁話》卷4，引吳偉業：《木棉吟》。

[7]嘉慶：《一統志》卷60，東昌府二。

[8]方觀承：《御制棉花圖》跋語。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請定經制札子》。

[10]乾隆：《濟寧直隸州志》卷3，臧咸：《種蜀黍記》。

[11]包世臣：《安吳四種》卷6，14頁。

[12]吳邦慶輯：《畿輔河道水利叢書》，《水利營田圖說》，磁州。

[13]杜修昌：《中國農業經濟發展史略》。

[14]《皇朝經世文編》戶政十一，農政上。

[15]劉貴陽：《說經殘稿》。

[16]《清代文字獄檔·吳其檔輿獻策案》。

第9篇：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關鍵詞]私營企業；治理結構；演進；人力資本

企業治理本質上表現為一個企業所有權安排的契約，其核心命題是如何通過一個財產（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權利的契約安排實現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的對應安排以提高組織效率。傳統的股東至上主義邏輯主張企業治理結構的單邊性，并認為“資本雇傭勞動”是最優所有權安排。但“資本雇傭勞動”的邏輯過分強調股東的利益，而忽視了員工的利益，導致企業內部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的嚴重不對稱，不利于充分調動人力資本所有者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阻礙企業績效的提高。

縱觀企業制度的一般歷史過程，一個基本趨勢就是人力資本及其所有權在企業契約中具有越來越大的競爭優勢，并在與非人力資本及其產權的博弈過程中不斷演化出多樣化的企業制度安排。根據現代產權經濟學關于企業的契約理論，企業所有權制度安排并不存在唯一或單一的不變定式，而是隨不同的契約條件在企業成員（人力資本所有者與非人力資本所有者）互動博弈過程中不斷變遷。在人力資本非常稀缺和重要的情況下，私營企業極有可能突破家族控制，向其他治理結構演進。

一、私營企業治理結構形態之一——兩權集中對稱（業主制）

私營企業創立之初，企業規模很小，多為個人或家族所有。企業主既是創業者，又是實際經營者；企業管理人員也主要以家族成員為主，表現為家族企業的典型特征。這一時期，所有權和控制權高度集中，其產權結構基本屬于剩余索取權和經營控制權直接統一集中于業主或其家族，是一種高度集權的企業治理結構——業主制。這種結構安排，在處于市場體制發育時期的企業小規模、單品種經營階段，表現出私有產權顯著的績效，顯示出了這種“原子型”的單一結構的高效率優勢。首先，剩余索取權的獨享使得所有權主體具有充分的經營動力，給企業主以充分的激勵，并且這一時期物質資本的投入顯得尤為重要，加上企業規模很小，企業主或其家族有充足的人力資本來實施對企業的控制和進行有效的決策；其次，單一的產權結構和單層次的治理結構保證了經營主體具有充分的經營自，這時讓渡控制權和所有權反而會帶來低效率，不利于企業的成長；再者，由于所有權和控制權高度統一，所以，在剩余索取權與經營控制權之間基本不存在“道德風險問題”和“成本”等。

在這一階段，家族企業多采用“關系式治理”模式。企業內部家族成員的關系主要靠血緣、親情來維系，對自己人多以人治進行管理，正式的制度往往失去效力。這種治理模式在企業創立之初，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但家族內外部所面臨的利益沖突一旦沖破家族成員的“心理契約”，這種缺乏正式的契約聯結的治理結構將會使企業面臨危機。一方面，家族內部的利益沖突主要表現為企業內家族成員在傳統的分家之后不滿足于現有股份，自己想成為企業的老板，導致了家族企業的不穩定；另一方面，外部的利益沖突則集中表現為私營企業的非家族成員，在企業發展中逐步要求提高自己的地位，甚至以離開企業相威脅，動搖著家族式的企業模式。如果企業的外部競爭力不足以阻止企業分裂的上述趨勢，家族式企業便再難以維持下去。這也就意味著，隨著企業規模的進一步擴張、經營品種的多樣化和市場范圍的拓展，人力資本的作用隨之日益突出，其談判力日益加強，表現為兩權集中對稱的業主制單層治理結構將面臨著或正接受著嚴峻的挑戰。企業內部的管理分工、分權、層級化和制度化，是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必然的演進趨勢。

國外的研究資料表明，家族企業的壽命，一般為23年左右；家族企業能延續至第二代的，僅為39％；能延續至第三代的家族企業，更是只有15％。很多私營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就陷入困境，難以繼續發展下去，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這些企業在持續成長的過程中超過了企業主及其家族成員決策能力所能夠控制的范圍。由此看來，企業治理結構的轉型將是私營企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重要問題。

二、私營企業治理結構形態之二——兩權分離（科層制）

在私營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后，人力資本（尤其是經理人員的人力資本）投入變得越來越重要，但現實狀況卻是企業主或其家族的人力資本供給極為有限，這種有限的人力資本供給狀況會導致企業主或其家族管理和決策幅度受到限制。家族企業要持續健康地發展，就需要通過外部（社會）的人力資本供給來解決企業中人力資本的缺乏，并要求企業主及其家族讓渡出部分控制權，讓外部人員參與企業管理，體現了共同治理（利益相關者參與治理）的思想。這就導致了兩權分離的治理結構形態——科層制的出現。

科層制的實質在于以科學確定的“法理的”制度權威為組織管理的基本約束機制，主要依靠外在于個人的、科學合理的理性權威實行管理，并且科層制這種治理機制在私營企業發展的一定階段具有高效率。美國著名企業史學家錢德勒在其名著《看得見的手》中，分析了從1840年到1940年一百年間美國家族企業的演變歷程。他指出，由家族式管理向規范的科層制管理的轉變是美國家族企業持續成長的最主要動力和源泉，也就是使企業超越了工作于其間的個人或家族集團的限制，而成為經理式企業、現代化的大企業，使之成為支配主要經濟部門、甚至改變整個經濟結構的重要因素。從錢德勒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這種轉變過程將通過兩條途徑實現。一是起初的家族小企業在各種壓力下，自身的財務資本不足，不得不通過兼并、合并的方式擴展企業規模；二是引入非家族的專業經理人員進入企業，逐步使他們掌握經營控制權，使企業成為支配美國主要經濟活動的現代意義上的經理式企業。因此，這種轉變的實質內容主要就是家族企業與社會財務資本和社會人力資本等因素融合的過程。家族企業與社會人力資本的結合反映出私營企業所有權和控制權結構安排的演變。

企業治理結構本質上是關于企業所有權分配的合約，其核心問題是，通過選擇恰當的契約安排來實現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的對稱，以確保企業的決策效率。由于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人力資本的專用性逐漸加強，其重要性日益突出。實踐中，許多企業主也認識到這一點，慢慢讓渡部分控制權，讓權于比自己能力強的職業經理人協助經營企業。因此，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和企業組織的復雜化，企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日益分離，控制權逐步從企業所有者即創業者手中向經理人員集中。控制權轉移具體體現在企業內各種管理崗位對非家族經理的順序開放上，而這種開放也同時導致了私營企業治理結構形態的改變。

在一定范圍或在一定歷史時期，所有權與控制權適當分離的治理結構比高度集權的家族式治理結構更有效率，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在歷史上發揮了或者現階段正在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兩權的過度分離就會使得經理人員擁有很大的企業控制權，對企業具有很強的操控能力，而相應的剩余索取權卻很不匹配，這就可能會導致經理人員的效用函數與企業的利益和股東的效用函數將存在很大分歧，甚至經理人員為追求自身利益而損害企業和股東的利益。所以，所有權與控制權高度分離的產權結構將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企業的成長。兩權分離嚴重不對稱的所有權安排則會陷入困境，阻礙企業的發展壯大，這就需要在所有權安排方面進行創新。三、私營企業治理結構形態之三——兩權分散對稱（分享制）

在科層制階段，由于所有權和控制權相分離，專業經理人員的加入提高了經營管理效率從而對剩余有正的貢獻，而剩余又被所有者獨占，這種兩權嚴重分離的產權制度安排一方面會妨礙他們積極性和協作主動性的進一步發揮，另一方面可能會使得他們利用很強的企業控制權操作能力擴張自身的利益而損害企業與股東的利益，導致組織的低效率。并且，隨著人力資本重要性的遞增，高組織效率的實現不僅依賴于經理人員的投入，還要靠企業全體成員的努力。顯然，為實現組織運轉的高效率，就要求在科層制的基礎上進行體制的創新。對于所有權與控制權高度分離阻礙私營企業成長這一問題，可以有兩種解決方案：一是企業主或其家族慢慢收回控制權；二是企業主或其家族讓渡部分所有權，讓員工分享企業剩余，參與企業管理。第一種方法將導致古典式企業的復歸，顯然行不通，由此看來，第二種解決辦法分享制成為企業制度創新的理性選擇，是私營企業治理結構不斷演進和優化的結果。

美國經濟學家馬丁·魏茨曼(MartinWeitzman)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分享經濟》一書中就提出了讓員工分享利潤的意見。魏茨曼提出的“分享經濟”并非真正讓工人去分享利潤，而是為緩解資本主義經濟“滯脹”所開的藥方，這種分享制是不徹底的。日本的分享制較為成功，“日本企業的特征是契約的不完全程度較高，并且，其剩余控制權也不盡歸雇主一方專有，它具有在從業人員中廣泛分散、分享的傾向。”我國也有一些學者提出勞動者分享剩余的思想。

分享制的企業制度，是員工與資方共同享有企業剩余的制度安排，即勞動報酬與企業剩余相關聯的企業制度，這一制度包括利潤分成、經理人員持股、全體員工持股、EVA分享、股票期權以及其他股權激勵等類型。這一制度的核心是讓員工參與企業剩余分配，它改變了科層制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狀態，使得所有權與控制權又慢慢趨向于對稱，但這時的對稱是分散對稱，也就是企業主與員工分享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對稱。

實行分享制的企業制度安排使得人力資本所有者（員工）共同治理企業提供了制度保證，可以很好地緩解企業內部勞資矛盾，使資本和勞動由對立走向合作，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從而大大提高企業績效。同時，這一制度安排可以通過讓員工分享企業剩余以形成員工的自我監督和約束，能夠大大降低高昂的成本。通過分解剩余索取權，委托人將剩余索取權部分轉讓給人，使人的收益與企業的績效相對應。委托人由于分享而造成的剩余損失可以從企業績效的提高中得到補償。因此，分享制可能為其所有者帶來更多的剩余，是一種多方共贏的所有權安排。

我們可以用下圖對上述私營企業治理結構的演變路徑作一簡單的概括。

上圖中，橫坐標代表所有權維度，縱坐標代表控制權維度，45°線OA為所有權與控制權完全對稱線，曲線OB為不同治理結構形態下的所有權與控制權曲線，OB越靠近OA表示所有權與控制權越對稱。在業主制階段，所有權與控制權高度集中統一于企業主或其家族，圖中表現為OB與OA幾乎重疊；到科層制階段，所有權與控制權趨于分離；到了分享制階段，所有權與控制權又慢慢趨向對稱，這時的對稱是分散對稱，也就是企業主與員工分享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對稱。

四、結論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私營企業規模的進一步擴大，私營企業的所有權將進一步趨向分散，所有權分配制度也將逐漸由原先古典式集中對稱的所有權安排向分散對稱的所有權安排演進。以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對應程度為依據，私營企業治理結構形態可以概括為：集中對稱—兩權分離—分散對稱。通常情況下，這三種形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私營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由低級向高級的演進過程。這一演進過程的形成主要歸因于人力資本相對物質資本重要性的不斷增加，談判地位的日益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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