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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學論文范文

在書中，酒是串聯起各人物關系的紐帶。作者用酒來塑造了一個個性格鮮明的英雄形象。在整部小說中，雖然“酒”出現的頻率頗高，但是一點也不顯得重復和累贅。伴隨著酒的每一次出現引出不一樣的故事人物，可以說就酒是串聯起整部小說人物的紐帶。比如：《水滸傳》中有很多人物性格中都有“粗魯”的特質，但每個人物性格的粗魯又是不一樣的，這可以從每個人物的宴飲描寫中挖掘出來。武松是粗魯的，但我們更多地感覺到的是他的英勇與無畏；李逵也是粗魯的，但卻帶著豪放與爽朗；魯達更是粗魯無二了，卻覺得光明正大。更詳細點說，武松是我們印象里的打虎英雄，武藝高強且桀驁不馴。在他打虎英雄的成名道路上“，三碗不過崗”是他標志性的里程碑。十八碗酒壯大他的膽子，激發出了他的英雄本色，最終幾十拳打死老虎的結局，也是酒后力量的發揮。喝酒打虎是武松“打虎英雄”形象背后的最佳詮釋。之后武松醉打蔣門神，表現了武松敢于反抗，敢于與惡勢力做斗爭的無畏精神。其中酒更是成為了刻畫武松這一英雄氣節，表現武松精神風貌的重中之重。李逵成為《水滸傳》中與酒最為貼切的英雄人物。在對他的飲宴描寫中，他通常都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姿態，可以看出他不拘小節，豪爽粗魯的人物性格，使得他鮮明的個性躍然紙上。魯智深也是一位酒中漢子。他同別人喝酒時得知金氏父女被人欺負，之后痛打鄭屠夫，體現了他光明正大卻又心急粗魯的性格。在拳打鎮關西之后安排金氏父女先行離開則又體現了他粗中有細的性格特點。總而言之，酒不僅表現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更是展現了相似性格特點中的不同之處。這種細膩手法的表達，酒起到了關鍵作用。

二、以“酒”論事，使故事情節充滿戲劇性

高爾基說過情節是人物之間的相互關系作用的結果。眾所周知，《水滸傳》的故事情節曲折動人，精彩異常。其中，酒是推動小說情節發展演變的關鍵，酒加劇了情節中的矛盾與沖突，使人沉溺其中，不可自拔。林沖被逼上梁山這一過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這個過程中，酒是催化劑。先說說林沖被逼上梁山之前，他的性格其實是有點懦弱和壓抑的。高衙內調戲他的妻子時，林沖敢怒不敢言。魯智深為他打抱不平時，林沖還多加勸阻。后來林沖鋃鐺入獄，妻子上吊自殺，他卻借酒消愁，郁悶悲苦無處發泄，無可奈何。當故事發展到時，林沖的憤怒終于沖破臨界點，仇恨爆發，在酒的作用下，林沖殺了陸虞侯等三人，奔上梁山。在林沖的故事情節刻畫中,“風雪山神廟”是林沖命運的轉折點，從一個忍辱負重者變為一個抗爭者。這一轉變更加鮮明的揭示了整部小說的主題-封建統治的罪惡與黑暗是造成百姓生活痛苦不堪的根源。縱觀林沖被逼上梁山的整個過程，“酒”推動著故事情節的展開與發展，并且在《水滸傳》中，各個英雄人物故事情節的展開，酒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以“酒”談民俗，反映宋元時期等級制度森嚴

小說中諸多飲宴描寫，說明當時飲酒風氣盛行，已然成為一種風尚，甚至是一種文化。《水滸傳》中對酒的濃墨描寫反映了宋元時期的民俗；突出“酒”在人際交往中的重大作用。例如，梁山108將宴飲時的座次排定就證明了身份地位不同，會有尊卑之分，主客之別，不然就會與禮不和。宋江在江湖上很受人尊崇，因而每到一個地方，都是坐在首位，這是地位的差別。在不同的場合，身份不同，也是有不一樣的座次。總的來說，就算是肝膽相照的英雄好漢，在當時來說地位也不是完全平等的。說明封建等級制度在人民思想中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梁山108將的反抗是不徹底的。有壓迫就會有反抗，108將反抗的是宋朝廷的黑暗與腐朽，但是等級制度的分割卻不是他們反抗的中心。所以就這一點而言，酒文化的盛行卻是當時人民思想的蒙蔽。

四、結束語

第2篇：文學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文學，文學本質，多元論

 

近年來，關于文學本質爭論不休，主要持有兩種觀點：本質主義與話語建構，文學的本質到底是本質的還是建構的呢？對這個問題，一些學者對文學本質主義采取一致的批判態度，甚至有些學者直接徹底的反對本質主義。尤其后現代主義的興起，反對文學本質主義的呼聲愈加強烈，這一現象引起我們對文學的本質主義產生反思？文學本質主義在當今文藝學界真的一無是處了？真的要消亡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不得不回到文學本身或現場。

一,文學及文學本質

要揭示文學的本質首先我們得對文學加以界定，對一事物的界定，得抓住事物的內在的本質的特性，居于這點來區別于其他事物，然而對于文學界提出的關于文學概念，我們不能簡單的斷定誰對誰錯，他們站在文學的不同個視角去揭示文學的內在特性或者說是區別其他事物的內在規律。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我們還沒有唯一的標準去評判什么是文學。古代有文學，現代也有文學，我們總不能說古代的文學在現在就不是文學了嗎？但我堅信，我們誰也不會否認《詩經》在今天就不屬于文學了。然而，視現代的作家作品為文學更是毋庸置疑的。究竟什么是文學？

關于什么是文學哲學論文，在文學理論界有不同的提法。在中國，文學最初是泛指一切文章，還有的說，文學是指一切口頭或書面語言行為和作品。關于文學在韋勒克的《文學理論》中這樣論述：有人說凡是印刷品都是文學，也就是說凡是紙質的材料都屬于文學。還有人說文學就是名著即將文學的定義局限在名著這個范疇之內，且只注重“出色的文字表達形式”不考慮其題材及內容。俄國形式主義提出了“文學性”主張形式第一性而內容第二性，不是內容決定形式而是內容從屬于形式。無論我們如何界定文學，文學并不是無緣無故的產生，它來源于社會生活并為之服務。不同個體所領受到的注定是不同的世界；用尼采的話說，有多少雙眼睛，就有多少種真理，即，真理本身是多元的。既然真理本身具有多元性，那么，我們在追求確定性的過程中也必須施行對話原則。因此，關于什么是文學。同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甚至，我們可以說文學就是書架上放著的文學作品，文學就是《老人與海》。這種回答只是簡單地表述了文學的一種外在的表現形式或載體[6]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今天，人們說的更多是把文學界定為語言藝術或美的藝術。文學不是生來就有的，它是歷史發展，時代積累的產物。沒有古代文學何來現代文學？界定一事物得抓住其本質特性，文學也不例外，不管文學有多少種定義，但它總是有屬于自己的本質特性。

什么是文學本質？簡單的說，文學本質是文學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文學去掉之就不能稱之為文學的特性。這些特性的言說豈不是有了超時代，超文化，超地域的有效性。然而，事實卻并不是這樣，關于文學的本質，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沒有得出一個大家一致認同的說法。文學是模仿，文學是形象思維、是想象的表現,文學是特殊意識形態,文學是有意味的語言符號，文學是精神生產，等等。無論是西方的模仿說，再現說，表現說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情志說，意境說，等等。但我們不可否認，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哲學論文，文學正是通過語言這門藝術來表現生活本身那樣豐富多彩，通過形象典型來認識生活，反映生活。文學作品是按照生活本來的那種具體，生動的面貌來反映生活的。文學來源于社會生活，并且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2]。歷史上留下的文學作品反映了不同社會階段的生活，社會生活變化發展，給文學增添了新的內容。可以說文學是一個反映時代的載體。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

文學作為意識形態的一直具有與生俱來的政治性, 面對文學從屬于政治，文學為政治服務，面對文學政治工具論，學者們對文學新的文學特質進行了新的反思。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解決時文學區別非文學的關鍵是什么，童慶炳強調文學應反映整個人的，美的，個性化的生活，而“審美”是文學區別于一般意識形態的特征。審美意識形態是指與現實社會生活密切纏繞的審美表現領域，其集中形態是文學，音樂，戲劇，繪畫，雕塑等藝術活動[5]。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藝理論把文學看成審美意識形態。無論把文學看成是社會意識形態還是審美意識形態。它與其它次結構的意識形態保持著距離,社會語境的變化會影響到對文學的認識。文學作為一門藝術，文學到底是要為認識生活這個事業服務的，它是時代的生活和情緒的歷史。文學從來不是司湯達或列夫托爾斯泰個人的事業，它永遠是時代，國家，階級的事業[3]。高爾基說：“文學是社會諸階級和集團的意識形態，感情，意見，企圖和希望是其形象化的表現。它是階級關系的最敏感的最忠實的反映”。文學具有階級性和黨性：作家是階級的眼睛，耳朵和聲音。在階級的國家存在的期間，處在一定的環境和時代的作家，不管他愿不愿意，也不管他是有條件地或無條件地，他必定為自己的時代，自己的環境的利益而服務，而且也正在服務著。二，文學本質多元化

西方馬克思關鍵詞語，形式結構的考慮在逐漸凸顯。無論是古代文論，現代文論還是后現代文論，他們都能去闡釋具體的文學作品。文學理論來源于文學現象，每一種文學理論都是對一種文學現象的提煉和抽象概括哲學論文，不同的文學理論有著不同的文學本質觀念。

錢中文指出：“文學，一種復雜的現象，一個復雜的系統，并對它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綜合研究”，這一觀點得到了文藝學界不少學者所接受，錢先生強調,對于文學理論研究來說,事實上很難用一個簡單的定義來說明文學現象,而應當看到文學觀念、文學的本質是一種多層次現象,需要對它們進行多方面的闡述。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觀點和莊子的事物的本質就反應了事物多側面的思想。然而，文學現象來源于社會存在。原理告訴我們：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文學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屬于社會的上層建筑，是由社會經濟基礎決定的。因此文學的內容和形式都離不開經濟基礎，并受到一定經濟基礎的制約。生產在發展社會在進步，經濟基礎的變更和發展也必然導致文學地變革和發展，人們生長在什么樣的社會就會有相應的文學與之相應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不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就不會有階級的文學。但舊經濟基礎的消滅并不意味著。社會意識形態在某種程度上是指通統治階級從政治和社會經濟上控制著整個社會，把自己的思想強加給別人，這種思想就是當時社會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2]。經濟政治等不斷的發展完善，社會意識形態能很好的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

因為意識形態具有歷史繼承性和獨立性,所以文學和其它藝術形式一樣,表現出超越時代、超越民族和階級，超文化，超地域的普遍性特征。那些以為這些普遍性特征就是文學本質的批評家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的。但是意識形態的沿續并不是永恒的,因此文學可以被讀成非文學,正如伊格爾頓所說的那樣,莎士比亞的戲劇也可以讀成隨心所欲涂鴉的形式。這樣一來,文學的本質就成了游離的,會隨著大眾和時代的心理而在一定的范圍內漂移。文學是一種多元決定的“社會意識形式”,它關涉到不同的語言層面、不同的意義單元、不同的社會環境、時代語境以及個人品格、藝術修養甚至潛意識、無意識等諸多因素[7]。文學自身的復雜性源于社會關系與人的思想感情、個人體驗的復雜性,不是單一的“意識形態”就可以完全決定的。正是文學自身的多元性，文學闡釋與接受的復雜性才得以存在。“我們的標準是具有包容性的,是‘想象的綜合’和‘綜合材料的總和與多樣性’。 文學是一種在多維層面上同時展開的復雜的精神現象,行走在現世的現實性與精神的超越性之間,絕不僅僅是作家、作品、世界與讀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它有著更為神奇奧妙的精神架構和現實關懷[8]。文學始終為人們所熟知而又偏偏不可能盡知,這就使得文學成為引領人類意識走向無盡遙遠和崇高的契機,同時,也成為它自身存在的最大理由之一。文學帶給我們的意義,就在于顯現這種有限世界背后的無限性。文學不是對現實世界、現有事物的機械摹寫,也不是對一種純然的意識形態的單調的審美反映,文學本身是一個多元決定的有無限可能的價值存在[11]。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目前，對于文學的界定，這是一個現代尤其是后現代以來一直有爭議的問題，每個人心中對文學都有自己的理解，不論文學是什么，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文學來源于現實或社會生活，文學不僅來源于社會生活而且反應社會生活，總之，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無論視文學為社會意識形態還是審美意識形態，任何一種社會意識形態都是由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來決定的，審美意識形態也受到社會，歷史文化的影響，社會是變化發展的，經濟基礎也在不斷的完善，文學在某種程度上，階級描寫不再是文學的唯一來源，如果可以說現代化的社會，我想我們也不妨可以說文學也有了現代化跡象哲學論文，它可以不再僅僅是為政治，階級服務的，它可以是娛樂性質的，它可以陶冶情操，凈化心靈。我們不應該把文學緊緊的和文學性禁錮在一起。文學本身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它總是和世界，作者，讀者聯系在一起，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多元化，文學作為社會的產物，我們應該回到文學現場，不應該把文學禁錮在某一個時代或地域，這樣以來，文學自身就具有多元的本質。

（徐林麗，女，1986年生，南昌大學人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歐美文學; 蔡俊，男，南昌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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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于虹.在事實與價值之間[J].天津社會科學，2006,(5)

[12]雒海寧.試論文學本質的歸納[J]. 青海師范大學學報,2000,(4)

第3篇：文學論文范文

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話語體系，有了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研究領域和卓有成就的成果，得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較文學的“危機”“死亡”中活得很好，也得到了國際比較文學界的認可。如美國學者大衛•達姆羅什曾經指出：“過去幾十年里，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一個比較文學研究項目與學術組織的持續增長。但沒有任何地方的增長能比中國更為強勁……”

二、建構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體現了一種學術創新

這種創新是研究者對中國和國際比較文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構新的理論體系或新學派。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的形成體現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術語、概念、范疇和言說體系。如“比較文學”“世界文學”“變異學”“譯介學”“比較詩學”“可比性”“闡發研究”以及比較文學的認識論、本體論和方法論等核心術語、概念、范疇等都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的關注點，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論表述。這里僅以“比較文學”、“世界文學”和“變異學”為例加以說明。比較文學自它誕生以來，不斷出現的“比較文學”的定義之爭也訴說了它的學科發展史。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各有自己的定義，而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義。季羨林、錢鐘書、孫景堯、樂黛云、陳惇、楊乃喬、曹順慶、王向遠和方漢文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比較文學”的內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較廣的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對這一概念的界定為：“比較文學是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為比較視域而展開的研究，在學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體的比較視域為安身立命的本體，因此強調研究主體的定位，同時比較文學把學科的研究客體定位于民族文學之間與文學及其他學科之間的三種關系：材料事實關系、美學價值關系與學科交叉關系，并在開放與多元的文學研究中追尋體系化的匯通。”這一概念明確了比較文學的“四個特性”“三種關系”“一個本體”和研究客體，受到了學界的認可。方漢文立足于全球化時代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特性給出了“比較文學的新定義”：“比較文學是跨越不同文化體系的，通過同一性與差異性的比較來研究世界文學的發展規律與聯系的學科。”這個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學”作為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研究范圍與具體對象，重視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比較的意義。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逐漸深化，“世界文學”的概念被再一次成為關注的焦點。本來，作為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世界文學應該有特定的涵義。但是自從歌德提出這個概念以來，關于它的內涵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近年來，國外研究者如大衛•達姆羅什、克里斯托弗•普倫德加斯特、帕斯卡爾•卡薩諾瓦、弗蘭科•莫萊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國內學者王寧、楊乃喬、方漢文、曹順慶等也對“世界文學”提出了新的闡釋。如王寧從世界主義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學可以被描述為：“

（1）各民族優秀文學的經典之總匯；

（2）一種用于從總體上研究、評價和批評文學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較的視角；

（3）不同語言中的文學生產、流通、翻譯和批評性選擇的發展演變過程。”楊乃喬則認為，“世界文學共含有五個層面的意義：總量上的世界文學，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文學，作為經典的世界文學，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學以及借助翻譯在語際傳播、折射與閱讀的世界文學。”可以看出，這兩個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義的方式，從不同側面對“世界文學”給以了界定，也不難看出大衛•達姆羅什的影子，因為在他看來，“

1、世界文學是各種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

2、世界文學是在翻譯中有所獲益的文學；

3、世界文學是一種閱讀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標準恒定的經典作品；是讀者與超乎自己時空的世界發生的間距式距離。”而方漢文則從辯證理性的角度重新定義了“世界文學”：“世界文學就是各個民族和國家文學差異性的同一性的交合與融新。”這種界定凸顯了世界文學中的民族文學的差異性和同一性的辯證統一。“變異學研究”是曹順慶近年來致力建構的一個領域。在《比較文學學》（2005）中，他首先提出“變異性”的話題。2006年，他對“變異學”給出了明確的界定：“比較文學變異學將比較文學的跨越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研究支點，它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現象交流的變異狀態，以及研究沒有事實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在同一個范疇上存在的文學表達上的異質性和變異性，從而探究文學現象差異與變異的內在規律性所在。”此后，他又發表了一系列相關論文，系統闡釋變異學的理論背景、理論核心、研究范圍（跨國變異研究、跨語際變異研究、文學文本變異研究、文化變異學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價值意義等，在國內外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三、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的形成除了體現在核心概念、術語以外

在學科理論、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也頗有創新。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結合本國的比較文學實踐，積極探索全球化時代跨越東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較文學新觀念和新理論。例如樂黛云等著的《比較文學原理新編》（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學多元差異性的觀念，率先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較文學研究中來，倡導“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與互補觀念，主張東西方文學要、互識互補、和諧相處來促進世界比較文學的共同發展。另外，方漢文的《比較文學高等原理》（2002）從“新辯證觀”的視角提出了比較文學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統一、中國話語體系建構、比較文學的新定義等論題，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在該書2011年的修訂版中，作者提出了“創建比較文學的中國化新理論體系的初步構想：包括比較文學的本體論、文本論和批評實踐等構成部分。”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對比較思維和比較文學的本體論等構成的劃分顯示了新世紀以來比較文學研究的新模式。曹順慶等所著《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2002）探討了跨越東西異質文化（文明）間比較文學研究的問題。他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2006）“打破了歐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概括出一個新的學科理論范式，明確提出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一個基本特征與四大研究領域，一個基本特征即‘跨越性’，這包括跨國、跨學科與跨文明；四大研究領域即‘實證性影響研究’、‘變異研究’、‘平行研究’與‘總體文學研究’。”

該書還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變異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頗有創新性的觀點，它關注文學交流與傳播的過程中由于文化過濾、文學誤讀、譯介、接受等作用而發生的變異情況，并由此探究文學變異的內在規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國比較文學在歷史實證（影響研究）和邏輯美學（平行研究）兩種方法論的基礎上，將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向前推進了一步，業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為主的研究方法，為世界比較文學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絕處逢生，走出“危機”，以致于國內不少學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并充分肯定其貢獻。我們認為，中國學派仍在建設中的表述更為妥當。對建設中的“中國學派”而言，獨特的方法論應是它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學理依據。20世紀90年代末期，曹順慶曾經指出：“……中國學派則將以跨文化‘雙向闡發法’，中西互補‘異同比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尋根法’、促進中西溝通‘對話法’及旨在追求理論重構‘整合與重構法’等五種方法為支柱，正在和即將構筑起中國學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論大廈。”五種研究方法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論思考和研究實踐提出的。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累累碩果證明了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領域方面，中國比較文學涉及到學科理論建設、翻譯研究、文學人類學、中外文學關系、比較詩學、比較文化、流散文學、海外華人文學、中華民族文學關系、文學符號學、海外漢學等，并已經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不過，國內研究者的側重點各有不同。限于篇幅，這里難以細述，僅論及翻譯研究、文學人類學和中外文學關系研究。

翻譯研究的繁榮，尤其是翻譯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出現是比較文學和翻譯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這是因為翻譯研究一直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傳統領域，也是翻譯文學、翻譯文學史和譯介學的研究對象。文學翻譯不僅要轉換文字符號，而且要傳遞和重塑文化觀念。翻譯文學離不開譯者的文學再創造。翻譯家不僅要創造性地再現文學作品的原意，而且還要在無法交流之處創造出交流的可能。謝天振的《譯介學》（1999）、《譯介學導論》（2007）等著作為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奠定理論基礎，也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案例。“譯介學”已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亮點之一。文學人類學新學科的建立。文學人類學是文學與人類學兩種不同學科的交叉與結合，是近年來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中的最具個性的分支學科。到目前為止，該學科已經出版了兩套大型圖書：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系列”，包括《〈楚辭〉的文化破譯》《〈詩經〉的文化闡釋》《〈老子〉的文化解讀》等。另一套是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文學人類學論叢”，包括《性別詩學》《文學與治療》等。另外，“神話學文庫”叢書也正陸續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嚴格說來，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是國際文學關系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近年來關于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最大進展，是將20世紀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探討，全面研究20世紀中國作家所體現的中國傳統文化繼承與西方文化影響的互動。這開辟了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領域，顯示了中國比較文學實證研究的得天獨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溝通個案研究叢書”(2005)的出版，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中國文學在國外的研究，也有了長足的進展，8卷本的“跨文化叢書：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2002)無疑是20世紀一部重大的學術成果。

四、結語

第4篇：文學論文范文

擴大課程的開放性。目前，各大院校使用較多的教材有洪子誠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等。對教材的過分依賴會造成課堂氣氛沉悶、呆板：一方面學生認為教師照本宣科；另一方面教師無法跳出教材的框架自由發揮。教師應改變傳統以教材為主的授課思路，對教材內容進行適當取舍和整合，合理設置勾勒文學史和賞析作品時間的比例。根據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的最新研究動態，給學生介紹當代文壇的熱點問題。做到教學時既扣教學大綱，又不囿于教材。給學生開列書目，要求學生閱讀作品，并組織學生定期舉行讀書會，交流讀書心得。開設書目時，要有針對性開一些文藝美學乃至哲學書目，如宗白華的《美學散步》、李澤厚的《美的歷程》、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培養學生的理論興趣。在引導學生閱讀作品時，不能停留在對概念的梳理，而要讓學生明白某一文學流派得以出現的歷史原因。當代具有鮮明的當代性，這一特性使得當代文學貼近生活現實，具有古代文學、現代文學不可比擾的生動性。在教學中，要充分發揮當代文學的優勢。如在閱讀“新寫實主義”小說時，不能簡單地以“零度寫作”評價這個文學流派的審美特征。“新寫實主義”小說家不動聲色的敘述，把生活事實和盤托出的態度，反映了大多數中國人在八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狀態。只有從生存、生命的角度還原當代作家思考的問題，才能讓學生明白文學的真正魅力。

二、改變教師單向授課模式

采用討論課的形式。古人云：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滿堂灌的上課方式是一種填鴨式的教學方式，教師將人類已獲得的知識成果在課堂上向學生灌輸，而不注重調動學生的思維和學習自覺性。采取滿堂灌的教學方法，學生只能被動、機械地接受知識、不利于學生融會貫通地掌握知識，提高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要達到這樣的教學效果，必須采用討論課的形式。只有通過討論，教師才能準確把握學生對原有知識的掌握情況以及獲取新知識的思維障礙，在學生通過自身的努力發現問題并即將解決問題時，經老師開導，學生便豁然開朗，從而讓學生在討論中感受到思維的樂趣，由被動學習轉為主動學習。通過討論課的進行，既鍛煉了學生組織語言、駕馭材料、表達觀點的能力，又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主動思考的習慣。

三、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

增加課堂趣味性。除了傳統的授課方法，還可以配合多樣化的方法。如可以通過播放電影加強學生對作品的理解。借助多媒體使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融會貫通，增強學習的形象性、直觀性、興趣性。當代文學有很多作品被改編為電影，這對于闡釋作品提供了有效的資源。如《活著》、《動物兇猛》、《妻妾成群》、《紅高梁》等都拍成了電影，老師在講授這些篇目時，可以播放相應片段，加深學生對作品的理解。如由王朔小說《動物兇猛》改編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能增進學生對當代小說后現代性的了解。當代小說的后現代性主要體現在對“主體”和“歷史”的解構，如果教師僅僅從小說出發，向學生講解王朔如何采取游戲人生的態度，消解一切偉大和崇高，會顯得枯燥而晦澀。但輔之以視頻資料：一群小伙子在《國際歌》的伴奏下，將對手打得頭破血流；一群學生在課堂上捉弄老師；主人公質疑記憶的旁白等，我們很容易理解，在當代小說中理想主義已偃旗息鼓，小說不是對現實的客觀反映，而是在捏造謊言，調侃權威。電影將文字描述的場景轉化為影像，更能豐富和加深我們對小說的想象力。與此同時，我們輔之以第二課堂，如開展有意義的課外活動、組織學生撰寫影評、支持學生社團改編、表演文學作品等，從而激發學生對文學的熱情。

四、變革考核模式側重綜合能力的評價

第5篇：文學論文范文

1.文學批評社會政治化有余，美學自由化不足

當前，很多文學批評作品的政治化傾向明顯，實際上不過“以學究之陋解詩”罷了，對作品只是理論上的標示，僅僅用文學理論去解釋作品，而不是基于審美或經驗主義。在職業批評家看來，也只是“禾”與“莠”在一個田地齊生共長的景致。事實上，其對于推動文學創作和文學發展的功用微乎其微。20世紀初改良派提出的“小說界革命”，目的就在喚醒民眾，啟蒙民智，改良社會風氣。文學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色彩濃厚無可厚非，而當代文學則必然要求借鑒西方文學的精華，宣傳新思想、新觀念，反映新生活、新文明。因此，文學批評者也必須從美學立場出發尋找安身立命之處，這樣，文學批評界的社會地位才能有所提高。

2.文學創作的民族化與文學批評的現代化相互制約

文學發展整體形勢不容樂觀。文學創作要民族化，文學批評要現代化，大家的思考重心往往都放在“如何改革上”，而缺少對“為何要這樣”的深入思考。其實，答案不在于藝術，而在于政治。令人遺憾的是，創作方法可以探索創新，創作原則卻難以動搖，現實主義的意識形態背景必須時刻牢記和體現，那么，在文學批評當中，批評的政治立場顯然比藝術方法重要，文學批評的“推陳出新”的實踐時隱時現，文學批評的從屬地位逐漸占據主流地位。

二、文學批評的未來與展望

1.豐富批評理論體系，消弭批評與創作之間的無形鴻溝

文學創作從來不源于理論思考，并超前于理論思考，其最本質的東西就是這種“清風自來”的新鮮感，而這恰恰是一般批評家所未能進入的境界：他們往往把或許也曾感受到的這種得之不易的新鮮感置之腦后，其所看重的只是文學史的知識和材料而已。威爾遜提出，批評家僅僅是批評家也是不夠的，他應該首先是藝術家，善于創作詩歌、小說、戲劇，才能真正對藝術創作者及其作品產生真摯的同情，才能把作品中最真實的信息傳遞給讀者。

2.將藝術和審美相結合，實現文學批評的美學化

藝術是精神性的，它不是供人換取功名利祿的“職業”，它需要一種活躍的、敏銳的、精深的鑒賞活動，它既關乎文學問題，也涉及社會、政治、歷史、哲學等問題。將藝術與審美有機結合起來，從某一角度深層次揭示該文學作品中存在的問題及從美學的角度發現該作品的深遠意義和價值所在，并能條理清晰的闡述該作品對文學和美學發展的意義，從而實現文學批評的美學化。

第6篇：文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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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文學論文范文

首先，在情感的基點上，意與境互相滲透，和諧統一。意境不是單一的結構體。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乙稿序》中說：“文學之事，其內足以攄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與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茍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學。”這就是說，意境是由意與境，主觀與客觀兩方面要素組成的。其次，意境是一個和諧廣闊的情感活動的藝術空間，具有豐富的蘊藉和情思內涵。意境描寫景物和人物，目的不是為了給景物和人物本身構造形象，而是為了創造一種藝術境界。它是一種特有的空間。意境和意象是不同的。一般說，象是具體的物象，意象通常指一個單一的事物形象。而意境則是物象與物象之間多重復合聯系所構成的一種耐人尋味的場景、氛圍、畫面、情調、韻味，是“境象非一，虛實難明”的化境，是意象與意象互相作用產生出新質的一種藝術空間。再次，意境能夠引發讀者的想象和思索。意境形象需要依賴意象，可是意境形象的具體性，并不直接體現在單獨的意象身上，意境的意味無限性，存在于意象與意象之間的功能結構所形成的藝術空間上，因而，依靠感受、體驗和分析個別有限的意象，是不能把握意境的豐富內涵的。

二、意境創造的過程與方法創造意境的方法

主要是通過意象的選擇與組合，創造具有境外之境、象外之旨的藝術空間，要點在于處理好形與神、虛與實的和諧契合，即要做到形神兼備、虛實相生。意境的虛實結合，有兩條途徑，即寓虛境于實景的方法與化情思為景物的方法。

（一）寓虛境于實景寓虛于實

以實顯虛，這種虛實隱現的莫測變化和靈活運用，是各類藝術都需要的表現方式，因為巧妙地處理虛實關系，是達到以少總多、以一當十的藝術效果的重要途徑。這種方法在中國傳統的戲曲和繪畫藝術當中有著廣泛的應用。在抒情性文學的意境中，其主要表現為“形”與“神”的關系。即作者把作品中所描繪的實景與在實景之外通過比喻、暗示、象征等手法形成的想象的虛境交融在一起，從而呈現出一個似有實無，似無實有，若有若無，亦有亦無的境界。

（二）化情思為景物情感貫穿于文學創作的全過程

是文學作品不可缺少的特有內容。寓虛境于實境，化情思于景物，這兩種創造意境的途徑，都具有因小見大，以少總多，用有限表現無限的功能。它們不是互相對立完全分離的。在創作過程和具體作品中，它們往往是同時存在、互補互成的。唯有熟諳了這種相互結合相互轉換的關系，方能做得出情澄意深，氣象萬千的意境。意境有不同的類別。在意境的創造過程中，由于作家的個性、風格和表現方法上的差異，意與境兩者的相互關系尤其是顯現形式也會不同，因此產生出意境的不同形態。一般來說，意境可劃分為兩類：無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無我之境的特點是什么？王國維說：“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無我之境，人惟于靜中得之。”嚴格地說，詩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須有我，都必定是我性格、情趣和經驗的返照，寫在詩中之物，也都已是情感的眼睛看出來的另一種自然風貌。有我之境的特點是什么？王國維說：“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有我之境，于由動之靜時得之。”有我之境，不是以我代物，不是唯我之境，而是詩人感情比較強烈，非把自己的情懷傳遞到景物上去渲泄不可，于是他所捕捉到的景物，也都染上了濃烈的情感色彩，成為明顯的“情物”。無我之境與有我之境在主體情感表現形態上的區別，同它們形成過程的差異有關。無我之境的產生，往往是先有景物，使詩人見景生情，情是由景引起的，感受上是主動的，情是被動的。所以，在意境形象中，景較突出，情則比較隱約。

三、總結

第8篇：文學論文范文

以康熙為中心，并由此放眼清初文壇，就仿佛置身于寶塔尖，占領制高點，去俯視一切。就像康熙帝在戰場上指揮千軍萬馬一般，他在文壇上也有雄視一切之氣勢。這就是本書給讀者的第一感覺。全書起點高，氣勢足，視角獨特，視野開闊。研究清初文學發展，無論是以多么崇高的文壇泰斗為中心，或者是以某個重要的文學流派為中心來研究，與之相比都會顯得相形見絀。因為在清代任何個人的、集團的、流派的、地域的文學，相對于康熙帝來講都是支派的。康熙帝站在制高點俯視著文壇，通過微妙的無形的方式影響著文人的心態，推動著文壇向著“合理”的方向發展。作者在文中即如此感嘆：“帝王的觀念、政策直接影響到他們所統治時代的文化和文學的發展，這幾乎是幾千年封建文化發展和文學嬗變的一個規律：周天子為‘觀風俗，知得失’，而有十五國風；漢高祖創建帝業，故有《大風》之歌；漢武為潤色鴻業、黼黻廊廟，而漢代辭賦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建安文學因之勃興；‘梁武尚文，簡文、元帝為之羽翼，四聲抑揚，新體是啟’；唐宗好詩，故唐詩繁榮……”康熙如歷代重視文治的帝王一樣，以自己的權力話語左右著當時的文壇生態。可見，作者選擇以康熙為中心來研究清初文學并輻射整個清代文學，確是高屋建瓴，匠心獨運。

二、由源導流，綱舉目張

作者研究康熙，不僅全方位地研究了康熙本人的詩、詞、文、賦、曲等的文學特征，同時，特別注重康熙與當時文壇的內在聯系。因為作者意識到：“這種系統性的探討，有利于尋繹康熙與清初文學發展的有機聯系，進而嘗試歸納康熙與整個清代文學生態之關系。”筆者以為，這種內在聯系的深入研究正是文中最有價值的地方。從文學的角度來說，康熙帝絕對不是當時一流的文人，但是，他的特殊身份對文壇所產生的影響卻是任何一個文學泰斗都無法比擬的。因為康熙帝是至尊，處于制高點，所以，作者在分析研究的時候，方式也顯得與眾不同，他是自上而下的，是俯視的。康熙本人勤于學習漢文化，在吸收漢文化精華的同時，融會貫通，然后有意識地把自己的觀點轉而影響身邊的文學重臣，文學重臣進而引導周邊的文人并且由此而影響整個文壇。作者在研究康熙時，很好地把握住了這一方向。具體地講，康熙通過各種文藝政策及文學活動左右文人心態，規范文學生態，使文學朝著統治者設定的軌跡運行。這樣，康熙通過自己的詩文交往以垂范士人，真正實現了其心中的“文治”，規劃了清初文壇的綱領。比如王士禛，之所以位列六部九卿，主持風雅近五十年，這與康熙的幕后支持是分不開的。康熙通過與王士禛的交往，用自己的文學思想觀念無形中影響著王士禛，而王士禛“與康熙的詩文交往不僅影響了王士禛本人的詩歌宗尚，更主要的是因為二人的特殊身份而決定了當時文壇的走向”。王士禛很好地詮釋了康熙的文學觀念，進而影響文壇。朱彝尊、査慎行、陳廷敬等無不這樣。這種研究高屋建瓴，既直指源頭，又由源導流，使整個清初文壇的發展脈絡，讓讀者一目了然，從而顯示出作者深厚的學力。

三、考論結合，史實精當

第9篇：文學論文范文

其實，中國文化市場的本土化自覺早已經出現，對原創作品的呼聲也一日高過一日。然而在市場經濟競爭中，效益為先的原則導致了出版界的急功近利，唯錢是用。一旦某個品種或某位作家的作品受到歡迎，各大小出版社往往一哄而上，爭先推出，導致重復雷同之作比比皆是。劉緒源指出：“（即使是）最優秀的兒童文學，比如，像懷特那樣的作品，如果真的搶占了全部圖書市場，一走進書店，到處都只有《夏洛的網》《吹喇叭的天鵝》《精靈鼠小弟》，那么，除了最初的驚喜，很快，它也會造成一種無法排遣的單調，讓人無以承受。”作為經濟實體，出版社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下去，必須以經濟效益為考慮的首選。但經濟效益有長期和短期之分，在對手如林的出版業，要想立于不敗之地，擁有強韌的生命力，必須要打造自己的品牌，走特色之路。在這方面，許多出版社已經開始了積極的嘗試。如2009年華東師大出版社推出了一套“閱讀樹”叢書，共21種，內容全部為國內原創圖畫故事，物美價廉，廣受歡迎。

信誼出版社的思路也頗值得借鑒。臺灣“信誼基金會”于1978年成立了我國臺灣第一家幼兒圖畫書與教育玩具專業出版社，1987年又創設了“信誼幼兒文學獎”，以促進原創圖畫書的發展為宗旨。2005年，南京信誼兒童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成立，它是信誼基金會在大陸的分支機構。這個出版機構在數年間編輯和出版了大量本土圖畫書，還設立了“信誼圖畫書獎”，推出了一系列原創圖畫書精品，如《團圓》《寶兒》《一園青菜成了精》等。臺灣一直很重視本土文化與文學發展，臺灣童書出版的質與量都優于大陸，可見本土化發展策略的積極影響。

二、是找寶，還是尋根

在國際市場上要展示“中國制造”的特色，必須扎根本土，以穩定的民族風格為基礎，以鮮活的本土生活經驗為內容。越是貼近本土文化、具有中國民族風味的作品，越是能在世界范圍顯出獨特性與價值。因此，中國原創作品的出版，必須走本土化道路。中國兒童文學出版業的目光，更應放在凸顯本土精神的作品上，這些作品可以從以下三個線索去尋找：第一，回歸傳統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源頭，博大精深的傳統哲學、藝術、倫理觀念，乃至日常生活方式，仍然滲透在當下的現實中，構成中國人的精神底色。兒童文學作為精神產品，必然離不開整體社會的文化浸潤，也同樣不能忽視文化傳統的綿延。第二，扎根地域中國文學史上不僅有南北之分，更有地域派別之異，這是土地遼闊的國家必然產生的現象。中國當代兒童文學，事實上也形成了一些以特定地域為中心的創作群體，不僅有南北之異，還有東西之分。這種地域性的百花齊放，正是一個文學大國應有的氣象。第三，立足現實文學是離不開現實生活的，即使是幻想之花，也要開在現實的土壤上。真正好的作品是應當有根的，以貼近現實的態度，顯示文學的“真”，才能喚起讀者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