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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金融動態范文

A股市場在3000點左右再現震蕩反復，國海富蘭克林基金認為，市場短期波動主要是資金博弈行為的體現，暫時未出現實質性利空因素，市場整體仍處于震蕩格局中，修整之后將重拾升勢。

國海富蘭克林基金表示，目前正處于通脹溫和回升的環境，價格上漲的行業和板塊值得配置，其中包括受益于經濟復蘇的周期品；另一方面，食品飲料板塊也值得看好。食品飲料在通脹環境中往往是表現最佳的板塊之一。比如白酒子行業，行業景氣度明顯回升，重新回到增長軌道，后續存在提價預期，同時該板塊估值相對便宜。

華夏基金：“深港通”行情可期

深港通“箭在弦上”。今年3月，國務院總理9天之內兩次表態，指出“今年擇機推出深港通”。港股聞風而動。華夏基金認為，近期恒指強于滬指走勢的原因，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港股估值便宜、美聯儲加息概率的大幅走低為香港風險資產的價格上行提供空間等外，深港通預期再度升溫是一個重要原因。

從滬港通的經驗看，宣布啟動的前后一段時間都會帶來一波“深港通”行情。港股的交易規則和A股有很多不同之處，預計深港通也會像滬港通一樣，需要50萬的資金門檻。在此背景下，投資者可以投資華夏基金恒生ETF（159920）及聯接基金（000071）。買賣恒生ETF具有三大優勢：一是滿倉跟蹤恒生指數，與其共發展；二是實行T+0回轉交易，且二級市場流動性好，交易效率很高；三是交易手續費低、無印花稅。

融通基金：關注業績超預期行業

第2篇：國際金融動態范文

【關鍵詞】國際金融市場 機遇 風險因素

觀察我國近些年金融市場發展的實際情況可以了解到，想要加快金融行業發展的速度，使其更加完善，就必須要和國際金融市場接軌，由國際金融市場作為支持。這就要求業內人員一定要在短時間內針對國際金融市場存在的一系列機遇和風險進行預測和分析，提前制定出相應的應對策略以規避風險，充分地發揮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的價值。因此，下面將進一步論述國際金融市場面臨的機遇和風險因素。

一、國際金融市場面臨的機遇

（一）國際金融市場統一化?；诰W絡計算機科學技術持續發展這一時代背景，促使全世界范圍各個國家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前所未有的密切起來，不斷出現新的技術使得全球資金融通以及劃撥可以快速完成。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九十年代僅有少部分國家真的參與當中，同時其掌控著整個金融世界。而現在，由于經濟全球化不斷推進，信息科技持續發展，更多國家采取開放的態度參與到國際金融市場當中，促進全球范圍的資金和資本進行充分配置，進而對于全球經濟的良好發展起到推動性作用。同時，跨國銀行的發展促使原本專門屬于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逐漸也接受了很多發展中的國家參與其中，對其注入了新的血液。直到現在，金融市場的構成包含多種不一樣性質的國家金融市場和多種構造的金融部門，呈現出一個完善的統一化市場。

（二）國際金融市場證券化。在全球經濟恢復發展中，國際銀行貸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國際銀行信貸整體額度達到的比例為86%，這個時期是信貸在國際金融當中的最佳時代，然而，后期信貸同期比例呈現下滑的趨勢，在很短的時期內，國際融資模式由之前的銀行貸款改變成為證券。也就是在這個時間段，國際銀行的貸款額和國際證券的融資額二者之間呈現反向關系，國際銀行貸款率持續下降。發展到今天，證券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已經占有十分穩固的地位，必須要在順從形勢的同時把握好這種改變的機遇，這才是促進全球經濟快速發展的核心。

（三）創新發展形勢。所有事物想要發展都必須要創新，這樣才能屹立不倒，國際金融市場發展也遵循同樣的原則。當前存在很多復雜的因素，分別對國際金融市場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全球經濟發展屬于影響較大的因素之一，特別是全球范圍內的次貸危機過后，世界經濟雖然處于緩慢恢復的階段，但是還留下很多問題亟待解決，致使世界經濟的完全恢復存在較多阻礙因素。而金融創新屬于其中一個切入點，即通過新興金融工具的產生和多項金融新業務的發展，避其鋒芒而行之，逐漸緩解因次貸危機造成的全世界經濟發展疲勞的尷尬局面。

二、我國金融市場面臨的風險因素

（一）金融產品風險轉變成資源價格風險。在目前的國際金融市場當中，美元利率與匯率產生較大的波動，顯示出其金融產品擁有不穩定的特性，致使國際金融市場面臨新的風險。針對這一情況，若使用美元模式對于資產實施定價，那么將會造成資產風險較高，進而導致國際金融信譽問題更加明顯和嚴重。這種問題表明了在國際金融市場當中，金融產品與資源價格這兩種風險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同時金融產品風險具有朝著資源價格風險轉換的勢態。另外，在國際金融市場當中，美元占有無法替代的位置，只要是美元存在不穩定提升和下降的現象，那么均會造成資源價格大幅度的升高，進而造成市場價格波動較大。對于國際金融造成嚴重不良的影響。與此同時，每個國家的金融資源戰略不一樣，這也會在某個程度上導致資源價格風險出現。如果資源價格風險因為未獲得及時的應對策略，導致不斷惡化，將很有可能導致國際危機，因此，一定要強化國際金融市場政策方面的調整控制，不斷提升風險防范的意識。

（二）價格風險轉變為制度風險。自從美國發生次貸危機之后，對于國際金融行業造成了嚴重的打擊，隨之而來也產生了各種各樣的信用風險，國際金融市場發展形勢處于深入拓展當中。這些風險的日益演化將很有可能由之前的價格風險慢慢轉變成監督管理制度方面的風險。不管國際金融市場具有哪個種類的風險，均會對于金融市場的順利運行造成嚴重的影響，并且無論是哪一種風險的不斷擴大，最后都會導致國際金融市場的危機產生，嚴重的甚至會導致金融部門信用失去控制這種局面，特別是價格和制度風險等等。因此，風險轉變必須要由各個國家對其給予高度的重視，同時主動采取相應的防控手段，盡量減少風險發生的幾率及其對金融市場造成的影響。

（三）經濟全球化轉為投資全球化。由于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和推進，每個國家經濟發展不斷加速，與此同時，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聯系也逐漸密切。例如，各國收益和價格之間差距縮小、資本期望收益與資本流動速度存在趨同等。這種持續提升的密切性會導致不同經濟體之間十分容易產生資本流動過強的現象，這對于投資全球化新局面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除此之外，國際金融市場當中的收支均衡和價格競爭等相關問題對于風險轉變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結束語：通過本文對國際金融面臨的機遇與風險因素的進一步論述，使我們了解到自從我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我國金融市場慢慢朝著國際化方向衍變，人民幣和外匯等各種類型的金融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獲得空前的發展。這就代表我國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二者存在密切的聯系。因此，要求業內人員一定要在短時間內對于國際金融市場存在的一系列機遇和風險，進行預測和分析，提前制定出相應的應對方案，避開風險，只有這樣才能夠充分發揮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的價值。希望通過本文的闡述能夠給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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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科技大學，2013.

第3篇：國際金融動態范文

Fleming等(1998)利用1983年1月3日到1995年8月31日的數據，對美國股票市場、債券市場、貨幣市場之間的信息和波動相關性進行了研究，發現三個市場之間具有強的相關性，且1987年股市崩潰之后，三個市場之間的相關性更強。Ilmanen(2003)通過研究美國股票和債券的相關關系，發現二者的相關系數在不同時期內呈現不同特征：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為正，但在30年代早期和50年代晚期以及進入21世紀以后為負。Kim等(2006)收集了歐洲、日本及美國1996-2006年間股票市場和國債市場的日收益率數據來檢驗國際金融市場在不同時期相關系數的變化，實證結果表明：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匯率風險的降低增加了市場之間的關聯性。Cappiello等(2006)使用非對稱動態條件相關系數(ADCC)模型對歐盟成立前后歐洲幾個國家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相關性進行了比較研究，發現歐盟成立以后，歐盟內部的歐洲國家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之間的相關性要顯著大于歐盟外部的歐洲國家。鄭振龍，陳志英（2011）基于A股綜合市場收益率和中信標普全債指數收益率數據來研究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的動態相關性，實證結果表明：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相關性是時變的，股票市場的不確定性和預期通貨膨脹率是影響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相關性的主要因素。胡秋靈，馬麗（2011）采用2006年11月至2011年2月滬深300指數與我國債券總指數日對數收益率數據，基于股票市場牛市、熊市、反彈、震蕩等行情，分別運用BEKK-MGARCH模型分析了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之間的波動溢出效應，研究結果表明：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波動均具有顯著的ARCH效應，不同行情下，兩市場之間的波動溢出效應具有明顯不同的特征：當股票市場處于牛市或熊市行情時，只存在股票市場向債券市場的單向波動溢出效應；當股票市場處于反彈行情時，兩市場之間不存在波動溢出效應；當股票市場處于震蕩行情時，兩市場之間存在雙向波動溢出效應。

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的影響因素。

Harvey(1989)認為經濟增長率與市場風險通過影響實際利率與公司利潤對股票價格與債券價格產生影響，從而使股票收益率與債券收益率之間相關。Campbell和Ammer(1993)使用對數線性定價模型和向量自回歸模型，基于美國戰后的月數據，研究得出：股票的超額收益主要受有關未來股票超額收益的信息的影響，10年期債券的超額收益主要受有關未來通貨膨脹的消息的影響，解釋了美國戰后股票和債券的超額收益幾乎不相關的原因。Fleming,Kirby和Ostdiek(1998)認為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之間波動關系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影響兩市場交易主體預期的共同信息；二是跨市場的套期保值行為。Stivers和Sun(2002)研究了股票市場的不確定性對股票和債券市場聯動性的影響。由于跨市場的套期保值行為，債券收益率受股票收益率變動的影響，債券市場與股票市場之間的聯動性隨著股票市場的不確定性變化。Forbes與Chinn(2003)將一個國家市場收益率的影響因素分為國際因素、區域因素與國家自身因素。實證結果表明：國際因素與區域因素是股票與債券收益率聯動的重要決定因素。Connolly等(2005)發現，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相關性與股票市場波動率和換手率負相關。在低（高）隱含波動率時期和未預期的低（高）換手率時期，股票和債券的相關性是正（負）的。Baur(2009)的實證研究表明：一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相關程度更多地受到國際因素，特別是美國證券市場的的影響，而不是這兩個市場之間的相互作用；國家間金融市場依賴程度的增強使得投資者更加頻繁地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之間重新配置資產，進而使得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相關系數較低。Andersson等(2008)研究了通貨膨脹、股票市場波動率以及預期的經濟增長對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相關性的影響，結果表明：在高通貨膨脹預期時期，股票與債券價格同向運動；在低通貨膨脹預期時期，股票與債券收益負相關；股票市場的高波動率會導致股票與債券價格的解耦；預期經濟增長率基本不會影響股票與債券的相關性。Yang等(2009)選取美國和英國1855年至2001年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月收益數據，研究了不同宏觀經濟背景之下（經濟周期，通貨膨脹、貨幣政策）二者之間的相關性。實證結果表明，在經濟周期的不同時期，美國和英國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之間相關系數的變化規律不同，美國債券市場在轉移股票市場風險和提供多樣化收益上起到的作用大于英國；短期利率和通貨膨脹率的升高會同時增大美國與英國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之間的相關系數。Baur和Brian(2009)選取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8個國家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收益率數據，分析了flight-to-quality以及flight-from-quality對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相關性產生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資本在市場之間轉移提高了金融市場動蕩時期不同市場之間的關聯程度。Baele等(2010)以利率、通貨膨脹率、經濟增長率和現金流增長率作為狀態變量，以風險厭惡、通貨膨脹率、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和流動性因子作為潛在變量，利用半結構機制轉換模型研究美國股票和債券市場的相關性，結果發現在解釋股債相關性時，流動性因子起著重要作用，宏觀因子的貢獻并不大。王茵田，文志瑛（2010）實證研究了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流動性之間的波動相關性，研究發現宏觀環境變化對兩個市場的波動相關性會產生顯著影響，且宏觀環境對市場波動相關性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另一市場的傳導而間接發生作用。

國內外相關文獻評價

從對國內外相關文獻的閱讀和梳理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對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之間的聯動性，以及影響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聯動的因素都作了一些非常有意義的研究，不過，也存在以下一些不足：

1、缺少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加和背景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性的研究。已有文獻多研究某一段歷史時期內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之間的聯動性，或某一危機時期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性與平常時期相比的不同表現，幾乎沒有研究針對“雙危機”加和背景。

2、缺少分析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的主要影響是國際因素還是國內因素的研究。已有的關于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性影響因素的研究中，沒有區分主要的影響因素是國內因素還是國際因素，導致已有研究無法把握不同時期中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的真實原因，容易導致政策制定者應對措施的不適當。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以平常時期、美國金融危機時期和“雙危機”加和時期為背景，分析不同時期，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國際因素還是國內因素，以及影響程度的強弱，以使反危機政策更具針對性。

模型的構建

一般情況下，可以將影響金融市場之間聯動的因素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外部因素對不同金融市場的共同沖擊使其具有相關性，例如在國際金融危機時期，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由于受美國金融市場和國際經濟形勢的共同沖擊而聯動；一種是內部因素的影響，使不同金融市場相互關聯，例如我國股票市場（債券市場）行情的變化對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產生影響，國際上習慣上將后者稱之為純相關性（pureco-movement）。本文將影響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性的外部共同因素與純相關性因素分解，前者稱之為國際因素，后者稱之為國內因素。設定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與其影響因素之間關系的計量經濟學總體回歸模型分別為（1）、（2）。其中，Rs和Rb分別為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f為影響市場收益率的因素，βs、βb為回歸系數，εs、εb為隨機動項。

若樣本容量為n，則兩個市場收益率的樣本相關系數及殘差相關系數見（3）和（4）。設模型（1）和模型（2）中f表示影響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的國際因素，ρ為這兩個市場收益率的相關系數，則ρ''''表示在給定f的情況下，Rs和Rb的偏相關系數（partialcorrelationcoefficient），可以用來近似測量排除了國際共同因素的沖擊后，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的純相關性。我們可以通過ρ和ρ''''的聯合特征衡量不同時期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之間聯動的原因主要是國際因素還是國內因素。例如，如果一個時期的ρ和ρ''''都是正的，且ρ''''低ρ高，就可以推測兩個市場之間的聯動主要受國際因素影響；若ρ低ρ''''高，就可以推斷這兩個市場之間聯動主要受國內因素影響；如果國際因素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沖擊是負的，則剔除國際因素的影響實際上增強了我國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收益率之間的聯動性；如果ρ和ρ''''相等，表明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之間的聯動性完全由國內因素解釋，這時βs=0，βb=0。在危機事件沖擊下，從ρ和ρ''''變化的聯合特征同樣可以推斷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聯動的主要影響因素。

當ρ增加，而ρ''''減少或不變時，表示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聯動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國際因素；相反，當ρ減少或不變，而ρ''''增加時，表示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聯動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國內因素；若ρ和ρ''''同時增加，表示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聯動的同時受國際和國內因素影響；若ρ和ρ''''同時降低，表示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聯動主要受其他區域因素等1的影響。具體見表1。

樣本選取及數據處理

本文使用中信公司和美國標普公司合作推出的中信標普300股票指數和中信全債指數作為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指數數據；選取美國標準普爾500指數和巴特來債券綜合指數（前身是雷曼美國全債指數）作為美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指數數據，進而衡量來自國際市場的沖擊。之所以選擇美國金融市場來代表國際金融市場，是因為，第一，美國是國際金融中心，其金融市場的變化會通過傳染效應對他國金融市場產生影響，即使在歐債危機背景下；第二，美國一直是我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因此美國金融市場的變動會通過實體經濟渠道傳染至我國；第三，我國的外匯儲備主要以美元為主，因此美國金融市場的變化會通過金融渠道影響我國金融市場。本文所有的原始數據均為日數據，并使用（5）式將各市場指數數據轉化為對數收益率（以下簡稱收益率）。其中，It為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在t日的收盤指數，It-1為t前一個交易日的收盤指數，如果遇到休市或者節假日，本文默認節假日或者休市期間的指數等于休市前最后一個交易日的收盤指數。這樣我們共收集從2007年1月4日至2012年2月24日期間的1342組交易日指數數據，換算成收益率之后共得到1341組日對數收益率數據。本文中模型（1）和模型（2）的具體形式見模型（6）和模型（7）。其中，RST和RBT分別為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日收益率，RUST和RUBT分別為美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日收益率。

實證檢驗及其結果分析

（一）全樣本期

1、平穩性檢驗。

本文采用ADF檢驗對樣本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平穩性檢驗的結果見表2。從表2可知，我國債券市場收益率、股票市場收益率、美國債券市場收益率、股票市場收益率序列均為平穩序列。從表3及圖1和圖2可以看出：（1）RBT和RST均圍繞“0”值頻繁上下波動，再次證明了RBT和RST是平穩的。（2）股票市場的收益率比債券市場高，波動幅度也較大。（3）債券市場收益率的最大值及最小和次小值分別出現在2008年8月至2009年5月、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2011年8月至2012年1月這三個時間段內。其原因是：受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股票市場受到較大沖擊，投資者轉向投資于相對較安全的債券市場，flight-to-quality效應使我國債券市場受到積極的影響；而在2009年開始的債務危機中，純傳染效應的存在使我國債券市場受到波及。對比來看，股票市場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波動明顯，跌幅較大，在2010年和2011年債券市場波動較大的時期內，股票市場也有所波動，與債券市場明顯不同的是，股票市場在2009年7月到9月也有較大的波動，原因是我國股票市場比債券市場的開放度高，對于國際金融市場危機比較敏感，因此比債券市場對國際金融市場危機的沖擊反應更迅速。表4是滯后兩期的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由表4可知，我國股票市場是債券市場的格蘭杰原因，但債券市場不是股票市場的格蘭杰原因，這可能是因為，當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均處于上升趨勢時，投資者偏愛具有高收益的股票市場，但當股票市場低迷時，一部分投資者會將資金從股票市場轉移到債券市場。在全樣本期內采用60個工作日的滾動窗口，求得兩市收益率的樣本相關系數和殘差相關系數共1282組，繪制成我國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收益率的動態樣本相關系數和動態殘差相關系數圖。由圖3可知，第一，我國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的動態樣本相關系數和動態殘差相關系數在國際金融市場危機時期波動幅度比較大，兩市場收益率的動態樣本相關系數和動態殘差相關系數的最高值分別為0.489418、0.492184，最低值分別為-0.304722、-0.308311，這說明國際金融市場動蕩會增加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聯動性，降低兩市場的分割程度；第二，除個別時段，動態樣本相關系數和動態殘差相關系數曲線的走勢相似，距離較小，說明從整個樣本期上看，國內因素對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性的影響占主導地位，不同時期和事件窗口下，國際因素影響程度的變化將在接下來的部分具體闡述。

2、不同樣本期的比較。

以2007年8月3日歐美股市全線暴跌和2009年12月8日惠普下調希臘信貸評級為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點，將整個樣本期分為美國金融危機前期（2007年1月5日至2007年8月2日，簡稱平常時期）、美國金融危機時期（2007年8月3日至2009年12月7日）和歐洲危機發生后的“雙危機”2疊加時期（2009年12月8日至2012年1月24日，簡稱“雙危機”時期）三個階段。從表5可以看出：（1）我國股票市場收益率的均值在平常時期為正，在美國金融危機時期和“雙危機”時期均為負，說明國際金融市場危機對我國股票市場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另外，我國股票市場在“雙危機”時期的收益率比美國金融危機時期的收益率更低，說明“雙危機”對我國股票市場的沖擊更大。（2）我國股票市場的標準差在平常時期、美國金融危機時期、“雙危機”時期分別為2.486646、2.442186、1.416363，合高風險高收益特征。（3）我國債券市場收益率的均值在平常時期為負，在美國金融危機時期和“雙危機”時期均為正，說明在平常時期，我國投資者偏愛股票市場，國際金融市場危機對我國股票市場產生了較大的沖擊，從而使一部分資金流向了債券市場。另外，我國債券市場在美國金融危機時期的收益率的均值大于“雙危機”時期，表明歐債危機對我國債券市場產生了負面影響。（4）我國債券市場的標準差在平常時期、美國金融危機時期、“雙危機”時期分別為0.049229、0.081754、0.059202，依然符合高風險高收益特征。如表6所示，滯后階數為2時，由三個時期的格蘭杰因果檢驗，可以得出結論：（1）在平常時期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之間沒有格蘭杰因果關系，表明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具有一定的分割性，一部分風險規避者堅持投資債券市場，以獲得穩定收益。（2）在美國金融危機時期，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之間也沒有格蘭杰因果關系，可能的原因是這一時期影響我國股票市場的因素主要是國際因素，且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股票市場的影響立即（同期）傳導到債券市場而沒有延遲。（3）在“雙危機”時期，股票市場是債券市場收益的格蘭杰原因，但債券市場不是股票市場收益的格蘭杰原因，原因是在“雙危機”時期，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依然存在，且我國股票市場的開放度高于債券市場，因而對負面消息更為敏感。圖4-圖6分別為三個時期收益率的動態樣本相關系數和動態殘差相關系數。由圖4-圖6可以看出：（1）平常時期，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的動態樣本相關系數和動態殘差相關系數基本上大于0但絕對值較小，說明在平常時期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收益率總體上正相關，但分割現象依然存在；動態樣本相關系數基本小于動態殘差相關系數，說明國內因素對二者聯動性的影響占主導地位，原因是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度不高，在平常時期，國際因素對我國金融市場的影響有限。這一時期內國際因素對兩市場聯動性影響比較大的是2007年3月至4月上旬，動態樣本相關系數和動態殘差相關系數相差最高達到0.06332。（2）在美國金融危機時期，動態樣本相關系數和動態殘差相關系數的波動幅度較大，2007年8月美國金融危機來勢迅猛，國際股市崩盤的傳染效應引發國內股指大跌，投資股票市場的風險大增收益大降。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產，致使大規模資金從股票市場流向收益較有保障的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的相關系數由正轉負。這一時期動態樣本相關系數也基本小于動態殘差相關系數，說明國內因素對二者聯動性的影響仍占主導地位，不同的是國際因素對兩市場聯動性的影響比平常時期明顯增大，特別是2008年6月至7月，2009年6月至9月，動態殘差相關系數和動態樣本相關系數相差最高達到0.16772。（3）在“雙危機”時期，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的動態樣本相關系數和動態殘差相關系數由負轉正，二者絕對值平均值為三個時期中最高（如表7），說明“雙危機”對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產生了更大的沖擊，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聯動性在這一時期最強，這是因為一方面，從緊的貨幣政策、房地產調控等的共同作用使股票市場的不確定性提高，投資者根據股票市場的變化決定資金是否流向債券市場；另一方面經過美國金融危機的洗禮，我國證券市場的分割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在這一時期，其中2010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3月至4月、12月至2011年1月以及2011年8月至11月等多個時間段動態樣本相關系數大于動態殘差相關系數，說明在這些時段國際因素對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性的影響占主導地位。另外，動態樣本相關系數曲線和動態殘差相關系數曲線的距離在三個時期中最大，也說明了“雙危機”時期國際因素對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聯動性的影響最強3、事件沖擊。

本部分運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危機時期國際金融市場的典型事件對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性的影響。采用30個工作日的窗口期（[T-30,T+30]）考察ρ和ρ''''的大小及其變化，分析不同事件沖擊下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性的主要影響因素。表8為不同事件沖擊下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動態樣本相關系數和動態殘差相關系數的變化情況，選取從美國金融危機開始至“雙危機”時期內的九個典型事件；圖7至圖12為對應的時間窗口下我國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收益率的動態樣本相關系數和動態殘差相關系數圖。2007年8月3日，美國金融危機爆發，歐美股市全線暴跌，由表8和圖7可知，我國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在這次事件的影響下動態樣本相關系數絕對值由0.017764升高至0.464974，殘差相關系數由絕對值0.017420升高至0.468302，說明在此事件下國際因素和國內因素同時影響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聯動性，且受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的聯動性增強；并且，由于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前，兩市場的動態殘差相關系數大于動態樣本相關系數，而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動態殘差相關系數小于動態樣本相關系數，說明，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因素是影響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聯動性的主要因素。

2008年5月2日，美聯儲在一年多的救市之后，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在此影響下的動態樣本相關系數絕對值由0.094475增加至0.314789，動態殘差相關系數由0.094395增加至0.347605，這說明國際因素和國內因素同時影響兩市的聯動性，也說明了危機期間國際金融市場的利好消息會增加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聯動性；而且2008年5月2日之前，兩市場的動態殘差相關系數多小于或等于動態樣本相關系數，而2008年5月2日之后，動態殘差相關系數大于動態樣本相關系數，說明美國金融危機期間，美國金融市場利好消息對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的聯動性的影響不及利空消息的影響大，因此，國內因素成為影響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聯動性的主要因素。

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陷入嚴重的財務危機并宣布申請破產保護，這時投資者更加消極，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負相關且系數絕對值較大，說明股票市場的不景氣使投資者傾向于選擇比較穩妥的債券市場進行投資；2008年9月15日之后，動態樣本相關系數絕對值大于動態殘差相關系數的絕對值，且兩者的差較大，更進一步表明美國金融危機的加深使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的聯動性受國際因素的影響更大。圖8標普下調希臘債券至“BB”級2010年4月27日，標普下調希臘債券評級至BB級別，5月2日歐盟與IMF啟動救助希臘機制。如圖8所示，這一時期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動態樣本相關系數的絕對值由0.074839上升到0.134337，動態殘差相關系數的絕對值由0.115027下降到0.089358，表明這一時期影響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性的主要是國際因素；并且總體上看，動態樣本相關系數的絕對值大于動態殘差相關系數的絕對值，更進一步表明“雙危機”時期，國際因素是影響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性的主要因素。圖9標普下調希臘政府債券至“CC”級2011年7月27日，標普下調希臘債務評級至“CC”級別，前景展望為負面。如圖9所示，這一時期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之間的ρ由0.340576下降為0.167488，ρ''''由0.403674下降為0.132714；2011年7月27日之后，多數情況下ρ''''大于等于ρ，說明這一時期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聯動性反而主要受國內因素的影響。原因是，長時期有關希臘債務危機的負面消息使得我國投資者對負面消息的敏感度降低，特別是，市場認識到我國債券市場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投資者的心態又回到平常時期。2011年11月28日，穆迪宣稱歐洲債務危機正在威脅歐洲國家的信貸情況。如圖10所示，這一時期，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動態樣本相關系數由0.042976升高至0.276255，動態殘差相關系數由0.015679升高至0.263431；并且2011年11月28日之后，ρ''''小于ρ，表示國際金融市場因素又成為影響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性的主要因素。原因是債務危機由歐洲個別國家延伸到幾乎整個歐洲，使我國投資者對我國債券市場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擔心加?。涣硗?，從2011年3月至2011年12月，動態樣本相關系數曲線和動態殘差相關系數曲線的距離與其他事件相比最大，這說明，這一事件的沖擊下，國際因素對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聯動性的影響最大。

小結

第4篇：國際金融動態范文

孔銘：維維股份5月30日公告稱，公司董事會通過了與興義市政府、貴州醇酒廠、貴州興義陽光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簡稱“興義陽光”）等簽署投資協議的議案。據將簽署的投資協議，興義市政府、貴州省黔西南州政府將貴州醇酒廠酒業資產劃轉至國資所有的興義陽光后，興義陽光以酒業資產項下的約941畝地塊作為出資資產，該部分資產根據國有資產評估結果作價1.33億元，興義陽光以此占比19%，與維維股份、紅石泰富合資成立新貴州醇酒廠。維維股份將現金出資3.57億元控股新貴州醇酒廠51%股份，紅石泰富將出資2.1億元持股30%。

對比原框架協議設計，維維股份與紅石泰富在合計控股新貴州醇酒廠81%股權的交易中拿到了一個較為優惠的出價。此前曾預計，興義陽光資產公司以1.7億元出資占股19%，維維股份占比51%的出資則在5億元左右。而據公告披露，當地國資最終用于出資的僅為酒廠部分土地，將貴州醇酒業價值億元的商標、專利和房產等資產剔除，由此使得維維股份和紅石泰富的現金出資維持在較低水平，而后續的再收購實際不用再花費維維股份“真金白銀”。

貴州醇酒廠現在的產能在2萬噸左右，品牌、工藝及在高端白酒布局上具有巨大潛力；與其相近的參照物郎酒在2011年醬香型白酒產品銷量總量14079噸，銷售額達到64.8億元。醬香型白酒的典范、滬深兩市第一高價股貴州茅臺，目前銷量在10000噸多一點，2011年銷售額184億元。可見，貴州醇潛力多么巨大。一旦維維股份正式入主后，貴州醇將有望重回白酒一線陣營。

《動態》：在房地產行業政策走向頗為微妙的當下，貴州地產龍頭中天城投投10億逆市拿地，這對股價有何影響？

孔銘：在土地市場上沉寂一年多后，公司5月30日公告稱，近期斥資10.29億元，通過公開掛牌競買方式，取得了貴陽國際金融中心項目和“未來方舟”項目后續用地兩宗地塊。

而公司上一次獲得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公告還要追溯到2011年3月9日。兩地塊中，貴陽國際金融中心最為市場關注。該地塊處于金陽新區核心，緊臨貴陽市行政中心及公司投資運營的貴陽國際會展中心，區位條件十分突出。金融中心建成后將成為貴州金融機構聚集中心、金融市場中心和金融后臺服務中心，將對貴州金融機構總部和區域總部布局產生深遠影響。該地塊合計成交金額7.72億元，土地用途為住宅、商服用地。此次貴陽國際金融中心項目用地摘牌，是貴陽金陽新區落實“引銀入黔”、增強貴州金融造血功能，助推貴州跨越發展的核心抓手項目，也是中天城投集團金融業發展的多元化戰略布局的堅實一步。貴陽國際金融中心受到廣泛關注，目前已有貴州銀監會、貴州保監會、華創證券、多家金融機構達成入駐協議。對中天城投而言，拒絕觀望，積極關注和取得優秀地塊，是其堅持的一貫原則。今年三月中天城告，擬斥資3.3億元成立貴陽國際金融中心有限責任公司，公司一系列的舉措表明，中天城投在經營好地產和礦產兩大主業以外，正積極布局金融行業。涉礦、涉貸都是今年的熱門，中天城投無疑具備了良好的潛力，后市看高一線。

第5篇：國際金融動態范文

關鍵字：金融服務，金融中心，產業集群

1.引言

金融服務產業總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現并形成金融中心概念(Panditetal,2001)。Patterson(1913)將紐約作為金融中心，研究紐約金融中心在美國和世界的影響和重要位置。隨后Smith(1929)闡述倫敦股票交易所的歷史和地位，Reed(1980,1981)根據亞洲各個金融發達城市歷年來的金融數據，運用層次聚類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別分析(SMDA)方法,動態比較和分析亞洲金融格局,從而明確了東京在亞洲乃至世界的重要金融中心，中國上海在1947年以前就是亞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表1通過金融中心的外匯交易和金融部門的數目，表明各個金融中心的集群發展過程。至今，紐約、倫敦和東京依然處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位置，BenEdwards(1998)在經濟學家雜志上首次將三個城市稱之為”資本之都”(CapitalsofCapital)。

根據Kingderberg(1974)關于金融中心的定義，金融中心不僅僅可以平衡私人企業儲蓄和投資以及將金融資本從存款人轉向投資者，而且也影響支付和地區之間存款轉移。銀行與金融服務中心充當了空間價值轉移和交易的媒介與橋梁。國際金融中心提供專業化的國際借貸和國家之間支付服務。Kingderberg認為銀行和高度專業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務中心。

O’Brien(1992),Portus(1996),Gehrig(1998)等從地理位置和城市發展的角度對金融中心進行研究。O’Brien與Portus認為,地理和時區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Gehrig認為，國際金融中心(IFCs)的產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與金融活動的性質。IFCs的金融活動包括(Kaufman,2000)：(1)外匯交易(FOREX)，如現金業務，掉期和交換業務等；(2)全球性的股票、債券、及其金融衍生工具業務，如期權、期貨交易活動；(3)貨幣管理、支付、清算、收購與兼并、保險理賠等。

全球范圍內的金融中心的層次結構也已經有了大量的研究。Johnson(1976)將紐約和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用以區別于其他的地區金融中心。他認為香港、新加坡、巴拿馬等地區性金融中心主要是因為地理位置上靠近一些外資銀行分支機構服務的顧客，而且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相當穩定安全.這些外資銀行往往來自于國際金融中心。Sassen(1999)則認為，國際金融中心處理來自于全世界國家和地區的公司和政府的復雜的資本流動和運作，以不斷創新的方式為其他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務和全球管理，而地區性金融服務中心僅僅是管理資本流動或發行債券的窗口,國內發行債券或上市，均有國際金融中心著名的金融機構(如JPMorgan,DeutcheBank等)參與發行和購買，因為地區性金融中心云集了國內金融機構和外資金融機構的分支機構。外資金融機構在地區性金融中心設立分支機構有利于獲取信息，減少交易成本.Poon(2003)運用層次聚類分析方法對國際金融中心的資本市場進行研究，1980年的資本市場分為三個層次，1990年資本市場分為四分層次，而1998年的全球資本市場劃分為7個層次，其中紐約倫敦占據第一層的位置，東京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與法蘭克福同屬于第二層，中國臺北、香港位居第三、第四層。由于新興國家的開放政策以及資本市場自由化，近年來涌現了一批新的金融中心城市。

Kingderberg(1974)認為金融市場組織中存在著規模經濟，形成了金融市場的集聚力量。他認為，局部信息與時區不同都是金融市場集聚的主要原因。然而近年來信息技術和網絡的發展，金融中心在交易量和業務水平上更加集中于國際金融中心。至1997年末，25個城市占有了全球83%的金融資產。倫敦紐約東京三大金融中心持有全世界1/3的機構管理資產以及58%的全球外匯市場(Sassen,1999)。McGaheyetal(1990)認為國內外金融服務競爭主要源于金融服務機構和產品的集中，及其國際資本市場的全球化、一體化。集中與全球化決定了金融服務機構在其他的國家與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時，必須考慮地區成本與優勢，優秀的金融人才，先進的通信與信息技術，以及政府監管和稅收政策。但是基于集中與全球化的觀點并不能對新興金融中心的增多做出合理的解釋。

Gehrig(1998)根據證券的流動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動，認為對信息較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與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區，從而形成金融中心，而對信息不敏感卻對監管成本差異更為敏感的金融交易，也由于信息網絡技術的進步與交易限制的放寬使得金融資產交易成本下降,偏好于城市的郊區。Pandit等(2001,2002)則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產業集群動態研究方法，對英國金融服務產業進行分析，認為集群效應影響公司的成長以及新進入者的數量，同一金融服務中心的不同的金融部門之間存在著相關性。本文下一節介紹金融中心和產業集群相關理論，第3節分析金融服務中心形成原因、進入機制等，第4節介紹Swann成長模型和新進入模型以及金融服務集群分析的研究啟示。最后討論金融中心的金融部門結構以及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和近期發展戰略。.理論研究

為研究和分析金融服務與金融中心的集群方式和特點，我們先介紹相關的理論和方法。這里首先介紹金融機構設立分支機構時考慮的位置和城市選擇方法，然后介紹產業集群的一般分析方法，最后介紹金融服務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特征。

2.1金融機構位置選擇理論

Choietal(1986,1996,2002)通過對全世界14個金融中心的實證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務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動態，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他們采用了14個金融中心城市中300多個跨國銀行總部和分支機構的分布數據，構成14Χ14維關聯矩陣，矩陣元素代表銀行總部位于城市中，并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的銀行總數。經過多年的數據可以統計分析國際金融服務網絡的結構動態，使用作為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依據，以及該城市吸引跨國外資銀行設立分子機構的潛力大小的衡量標準。研究表明城市吸引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所決定：(1)城市地區經濟規模與經濟活動；(2)已有的銀行總數；(3)股票市場規模大小和交易頭寸；(4)與其他國家的雙邊貿易關系,如國際資本流動、對外直接投資(FDI)；(5)以及銀行企業的機密保護程度。

Jegeretal(1992)研究發現，(1)金融機構在金融中心設立分支機構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其他金融城市流入該金融城市的貿易總額。因為，跨國銀行為了提供給其他地區高水平的顧客服務，更愿意在顧客所屬的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節省服務費用和交易成本，提高服務效率；(2)由于國際收支的順差和逆差的存在，國際金融服務網絡呈現非對稱結構，而且由于新興國家的積極開放政策和頻繁的國際貿易往來和資本流動，國際金融市場以離岸金融中心的形式日趨分散。

Nigh(1986)通過分析美國銀行的對外直接投資研究表明，跨國銀行分支機構的位置選擇依賴于地區性的金融活動機會。Yamori(1996)在Nigh(1986)的基礎上研究日本金融機構在外設立分支機構的選擇策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回歸分析對一下參數進行估計，

(1)

其中代表本國金融機構在國家的活動數量，用金融機構輸出的FDI來衡量；代表運營在國家的本國企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梢圆捎眠@些企業引起的FDI流出或者進出易量來衡量；為地區性的金融活動機會，一般采用人均國民收入或者廣義貨幣M2(M1與定期存款之和)。

Gehrig(1998)建立了以金融工具或金融活動的信息復雜度為標準的位置選擇模型.例如證券投資收益的評估，投資者希望獲得未來不確定狀態的可能性，了解證券更加精確的信息。由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對信息的富含程度和靈敏度具有很大差異，通常采用信息復雜度來衡量金融證券工具的未來收益的狀態數。一般來說對信息敏感的證券交易活動更可能在信息密集的地區進行，而信息不敏感的證券活動則可能分布在郊區位置。由于信息網絡技術的進步帶來的交易成本下降，金融中介的出現以及金融分支機構的設立，提高了金融信息交流和暢通，以及金融活動中的交易摩擦。Gehrig(1998)假定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時，獲取某一風險證券的信息受到城市以及觀測誤差的影響。那么，其中，作為風險證券的基本信息，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證券的收益，即，而且假定。根據是否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成本函數可以表示為：

(2)

其中，表示為信息的復雜程度，值越大信息越不精確；表示設立分支機構所需要的沉默成本（固定成本）；表示每次金融交易活動所需要的交易成本；代表金融活動的頻繁程度或平均交易次數。通過比較可以知道，存在唯一的使得。當<時，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十分精確，金融活動的流動性強的條件下，那么為了更容易的獲取地區信息，金融機構將考慮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當>則,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粗略不敏感，那么為了更節省成本開支，金融機構將不會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

2.2產業集群分析方法

正的外部性在我們產業集群的分析方法中是分析的關鍵。集聚或經濟外部性使得產業集群內形成的供需條件優于分散的產業分布，促使企業的成長以及吸引新進入者。當集群達到一定規模時，企業的成長和新進入者會加強集群力度，從而加速產業內的集群優勢。集群因素還包括產業內的高生產率與創新能力。然而，當集群達到一定的飽和度時,市場內擁擠和競爭會阻礙企業的成長和進入，影響產業內的集聚與集群，直到產業內達到一個動態的均衡，集群規模和集群效應趨于穩定。EconomidesandSiow(1988)假設市場處于瓦爾拉斯均衡(WalrasianEquilibrium)條件下，市場容量受到流動性強弱的影響。Swannetal(1998)也因此而提出了集群生命周期概念。同時，地區性氣候，基礎設施，文化環境也是影響產業動態集群的重要因素。圖1表明，產業集群受到新進入者和企業成長的正效應影響，形成循環的集群動態。

表1概括了企業形成產業集群所帶來的好處以及集群的成本。從需求方面來看，集群內的企業接近于服務顧客,因而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Hotelling,1929)。集群內的企業易于被顧客找到，從而降低顧客為購買到需要的產品或服務所付出的搜尋成本。最后，集群內良好的聲譽和成熟的供需關系，為新進入的企業帶來正的信息外部性和規模經濟。

AudreutschandFeldman(1996),Jaffeetal(1993)的研究表明知識技術的外溢效應隨空間距離的擴大而下降。因此，集群所帶來的知識溢出，有利于集群內經驗共享和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從供給方面的優勢來看，集群企業面臨大量的專業人才市場，利于人力資本的開發和利用。集群所具有的公共基礎設施如公路鐵路與航空，利于集群企業的運作和管理。另外，信息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新進入企業可以了解和學習集群區域內企業的生產和市場管理等成功價值的經營活動。

當集群規模達到某一程度時，集群效益并不是一直處于增加狀態，成本開始加速上升。集群內因為需求有限而導致市場擁擠，加深了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提高了企業銷售廣告費用和市場服務成本，從而影響公司業績。庫諾均衡模型表明，競爭者數目的增加，雖然會提高社會福利總量，但是會導致每個公司平均銷售額、價格和利潤的減少。同時，集群所帶來的成本在供給方面表現為投入要素市場的擁擠和激烈競爭，比如寫字樓租金或勞動工資的上升。

表1企業位于集群內的優勢和成本

需求供給

優勢接近服務顧客知識溢出

Hotelling顧客選擇人力資本專業化

降低顧客搜尋成本基礎設施優勢

信息聲譽的外部性信息外部性

成本市場的擁擠和競爭市場上擁擠和競爭(房地產,勞動力)

來源:來源:Swannetal(1998),Panditetal(2001)

產業集群內的需求優勢體現于企業所屬部門的集群區域，也體現在關系緊密的其他部門的集群區域。例如，部門J是部門I的主要產品購買商，那么部門I將享有其他部門(部門J)集群所帶來的需求優勢。而集群內的需求競爭壓力主要來自于同一部門，基本上與集群內的其他部門不存在相關性。集群內的供給優勢則主要來自于相同部門的集群正效應。產業內人力資本和知識結構的專業化程度很高，部門之間差異較大。同樣信息外部性也是針對不同部門具有不同影響。PatelandPavitt(1994)認為企業為了維持持續的競爭力，采用一系列寬范圍技術體系，以抵御來自市場需求和競爭的壓力。因此，技術溢出體現在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效應區別較大。轉3.金融服務集群原因

關于金融服務集群的研究,胡堅（2003）認為最主要的因素是經濟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經濟增長速度和規模決定了投資消費，從而影響資本流動和金融活動。而金融因素則考慮金融制度完備、金融產品與金融創新、金融交易和金融基礎設施的先進程度。本文僅僅從金融市場的集聚和分散兩個角度，對金融服務集群進行經濟產業分析。

3.1金融市場集中

(1)支付機制中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作為主要的集群因素，在金融服務活動中體現在轉移支付系統，及其交易清算業務。由電子網絡支持的國際支付系統，如SWIFT，CHIPS，Fedwire處理100多個國家3000-4000家金融機構的轉移支付和清算業務(Grabbe,1996)計算機網絡Reuter，EBS，Telerate，Bloomberg使得投資者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通過互聯網了解金融市場信息和進行金融交易操作。因此，作為全球金融市場倫敦紐約和東京三大金融中心,由于金融信息技術以及金融管理水平的提高日趨強大；而作為離岸金融市場的其他中小金融城市越來越分散。由于考慮到租金、勞動工資和監管稅收，金融服務集群逐漸被功能強大的通訊網絡所替代。

(2)信息溢出。Bossone等(2003)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參與，使得投資者與通過銀行借貸而經營的企業家之間信息交流充分，從而提高了整個價值投資鏈的利潤.金融中介在提供投資活動信息的同時，可以通過對信息的定價分享一部分利潤。對于支付手段復雜而且信息靈敏度高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來說，投資者和券商在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豐富的金融信息.然而，信息溢出對于信息不敏感的金融工具，或者流動性強競爭自由度高的金融市場，影響不大。

(3)流動性與市場外部性。流動性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流動性好的金融市場，個別交易引起的價格波動較小，而流動性弱的金融市場，較小的交易量也可以引起價格的明顯變動。因此，風險規避的投資者偏好于在流動性較強的金融市場進行投資活動，流動性強的金融市場吸引了眾多的金融交易活動。Pagano(1989)運用簡單的兩階段動態投資組合模型，分析了市場波動、新投資者的進入可以提高原有的市場投資者的經濟效用。

3.2金融市場分散

在金融服務產業集群的過程中，也會產生集群負效應，從而影響集群的規模。投資者在金融投資活動中，也會選擇某一個或者幾個金融中心作為其交易場所。以下主要從市場進入、政府干預和信息地區導向三方面解釋金融服務市場中出現的分散現象。

(1)市場進入成本與協調。Pagano(1989)發現市場進入成本，不管是分散或者集中的交易,都會產生協調問題從而導致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投資者需要權衡市場進入成本與市場參與期望效用，從而決定是否進入該市場。由于流動的外部性，投資者的希望效用還依賴于市場上其他投資者的數量。如果各金融市場的進入成本不一致，市場也可能存在分散均衡，大型機構投資者傾向于選擇市場進入成本高的交易市場，而小型投資者選擇底進入成本的交易市場。EconomidesandSiow(1988)分析了市場流動性與市場進入成本的替換關系。由于流動性存在，投資者一般喜歡在某一個交易場所進行金融交易，然而市場進入成本使得投資者考慮交通費用等。因此，如果投資者們遠離流動性好的金融市場，那么他們將愿意停留在流動性相對較弱的金融市場。

(2)尋租行為與政府干預。由于金融中心的集聚優勢，第三方往往受利益驅動參與分配收入和利潤。例如財政局收取稅收(如Tobin稅)，工會提出更高的工資要求。這樣的尋租行為會降低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提高市場分散的可能性，降低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匯率風險。

(3)信息地區化。由于實際活動的地理分布，金融交易信息存在地區化。投資者往往偏好于國內金融交易市場，即HomeBias(HB)，Gehrig(1993)，KangandStulz(1995)認為HB現象的存在，是因為國內市場提供給國內投資者豐富的市場信息，即使資產價格反映的市場信息不夠充分，那么行為理性的資本市場自然會出現HomeBias現象。當市場價格處于不完美均衡時，根據貝葉斯原理和概率估計方法，優先獲得的重要信息影響投資決策。而對于外國投資者則考慮國際投資組合，試圖將低由于HomeBias帶來的信息差異和其他風險。但是由于通訊技術的進步導致信息差異程度和市場進入成本的降低，金融中心的分散現象逐漸下降，積聚集群的趨勢不可逆轉。4.金融服務產業集群演進研究

Panditetal(2001)在研究英國金融服務產業的集群動態一文中，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成長模型和新進入模型。Pandit首先按照金融部門的分類，將金融機構劃分為銀行、信托投資、人身壽險、非壽險、保險附屬機構、其他非銀行金融中介、金融中介附屬機構、股票基金市場8個金融部門。1997年的數據表明，信托公司和壽險公司的數量占英國金融機構總數的66%，而銀行的數目較少，但公司的平均規模較大。其次，按照不同的地區，統計不同地區的金融機構數據。

4.1成長模型

考慮產業集群內的企業成長模型，可以用來論證集群內企業的成長要比非集群企業的成長速度快一些。企業生命周期成長模型可以采用公司員工數作為集群力度的衡量變量。

(3)

其中,

·公司屬于部門，以及地區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員工數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年齡

·代表年份的年度里，該公司所屬地區以及所屬部門的總員工數

·代表年份的年度，該公司所屬地區但不包括所屬部門的總員工數

·隨即干擾項

回歸模型中參數代表企業的成長率，模型假設相同地區同部門的企業以相同的成長速度成長。參數用于衡量同一地區同金融部門的對該企業成長的影響程度，其值為正表示集群加速了該企業成長，參數用于衡量同一地區其他金融部門的對該企業成長的影響程度。下面根據、的取值進行分析。

(a)與符號為(+,+)，表明集群內同部門或不同部門對企業的成長具有正的外部性，企業入駐集群帶來的好處超過不足。

(b)與符號為(+,-)，表明集群內相同部門對企業的成長具有促進作用，而不同部門則對該類企業的成長具有阻礙作用。因此，集群所帶來的優勢來源于自己部門，而不足則是因為位于集群區內的高成本和費用。

(c)與符號為(-,+)，表明集群內相同部門對企業的成長具有阻礙作用，而不同部門則對該類企業的成長具有促進作用。本部門的企業眾多市場激烈競爭，從事影響了該部門企業的成長，而與其他部門企業的正相關性，在于集群帶來的公共基礎設施優勢。

(d)與符號為(-,-)，表明集群內同部門或不同部門對企業的成長具有負的外部性。

4.2進入模型

該模型可以表示為

(4)

其中

·表示部門總數

·代表第年度內，地區以及屬于部門的新進入的企業數

·代表第年度內，所有地區屬于部門的新進入的企業數，用于衡量該類部門經濟周期對新企業進入的影響

·代表代表第年度內，地區并且屬于部門的新進入的企業數

·代表代表第年度內，地區屬于所有部門的新進入的企業數

進入模型常常用于解釋在不同的集群規模下，集群內的企業對新進入者的影響程度。參數表示各個部門的企業對部門的新進入企業的吸引或者阻礙作用，其估計值的絕多大小代表這種作用的強弱程度。而參數代表該集群地區的金融機構或企業是否過多，或者說由于集群規模導致的擁擠成本上升超過了技術溢出和信息溢出，那么集群規模會出現下降趨勢，金融服務產業達到飽和狀態。

由于模型中采用了大量的離散變量，各年度的數據均可作為離散時間的排隊服務隨機過程進行分析，那么我們運用Poisson分布或者負二項分布可以對這些數據進行驗證數據的合理性。

4.3結果分析

Panditetal(2001)運用成長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的數據結果如表2。從該表可以得出如下啟示：

(1)信托投資與非壽險兩類金融部門的年成長率僅為0.1%和0.6%，遠遠低于其他部門的平均水平(大于2%)。成長率高的部門為銀行、金融中介及其附屬機構、壽險公司；(2)金融服務集群內銀行、非壽險、非銀行金融中介(信用評估、租賃、風險投資)等三個部門促進本部門金融機構的成長，對本部門具有較強集群正效應。然而這些部門對其他部門則產生較強的負外部性，從而阻礙其他部門金融機構的成長。

同樣可以從進入模型的回歸分析結果中得出如下結論：(1)金融中心內銀行、信托投資、非壽險、保險附屬機構的存在吸引其他金融部門的進入。而壽險和非銀行金融中介阻礙其他金融部門的進入；(2)保險附屬機構對其他進入部門進入具有較強的吸引和促進作用。其中對銀行、股票市場、非壽險以及金融附屬機構的作用非常明顯；(3)信托公司主要吸引非銀行金融中介、股票基金市場的進入；(4)股票基金市場和信托投資企業進入金融中心，受其他金融機構的正面影響較大，應該具有較好的發展。

S8=股票基金市場：金融市場交易所和管理機構、基金管理、證券業務5.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和發展戰略

在Reed(1980)一文中，上海于1947年以前就成為亞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由于最近十年中國金融市場對內對外逐步開放、金融信息基礎設施的創新發展以及多元化金融市場主體的培育，上海金融中心初步形成一個完整的金融服務體系。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機構總數達到423家,在滬經營性外資及中外合資金融機構達到90，上海已經成為國內外資金融機構最集中的地方，成為國內企業融資的重要場所，上海的金融人才和技術優勢(包括信息技術)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金融產業已經成為上海的支柱產業(楊咸月，2001)。上海建立國際金融服務中心以倫敦、紐約、東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作為目標模式，這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國內重要金融中心，對外強勁的輻射功能是以國內強大的資金集聚和擴散能力作為基礎。因此，要使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就必須使上海成為國內金融中心，成為具備強大的內部資金吞吐能力和內外輻射能力的國際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服務業繼續保持穩健的發展態勢。2003年上海中外資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分別達到17300億元、13200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3.8%和24.4%。上海證券交易所有價證券累計成交82800億元,占全國市場份額的87%；上海期貨交易所累計成交60500億元,占全國市場份額的56%；外匯市場成交1511億美元,日均成交量6.02億美元,同比增長54.26%。銀行間同業拆借和債券市場成交172000億元,同比增長44.25%。上海黃金交易所成交金額達245億元。與此同時,全市保費收入289.9億元,同比增長22.02%。以上數據表明，上海已經成為國內金融中心，而且外幣存貸款余額以及外匯市場的快速發展表明，上海正在朝著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邁進.把上海建立名義隔離性國際金融中心，突出上海的國際資金交易功能,盡快縮小國內金融與國際金融之間差距，減輕中國對外開放沖擊風險.

建立國際離岸金融市場,吸引更多的外資流入和金融服務活動，首先要加強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往來，吸引更多的對外直接投資，從而吸引更多的國外金融機構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擴大與倫敦紐約東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的資金流動和支付轉移結算業務，另外，上海應該積極培育發展多元化金融市場與主體，成為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于一體成熟的金融服務體系，并加大金融衍生產品和金融服務的創新活動。

作為90年代興起的上海金融中心，必須加快金融基礎設施的的建設與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包括信息網絡和辦公條件、完善信息化服務平臺，國際化財務會計管理制度，以及充分適應WTO框架體系的金融法律建設。發達和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可以提高信息外部性和知識技術溢出，加強國際資本轉移支付的規模性、可靠性和及時性，減少交易成本和波動時滯。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首先將實現到2010年上海將基本形成區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體系，而到2020年基本建成亞太地區金融中心，并向世界級金融中心邁進。目前是加快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時期，上海將進一步推進三大戰略重點：一是加快金融資源集聚，形成較為完整的中外金融機構和金融中介服務機構體系。二是完善和發展各類要素市場，擴大直接融資，積極推進交易所債券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統一互聯，爭取推出期貨交易新品種，增設新的黃金交易和保險品種，確立國內體系完善、輻射力強的金融市場中心的功能，成為資本營運中心和資金調度中心。三是優化金融部門分布結構和金融政策，健全和完善有效的風險預警、處理和化解機制，確立公開、公平、公正的金融發展環境，全面實現金融市場的有序運行和依法監管。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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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國際金融動態范文

關鍵詞：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

1加緊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的緊迫性

1.1加緊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是金融形勢所迫

當今隨著經濟全球化成為不可逆轉和不可抗拒的潮流，金融全球化也得到了廣泛而迅速的發展。貨幣及其它金融工具失去了國界的屏障，使得一國的金融安全和穩定與其他國家金融的安全和穩定息息相關。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金融秩序仿佛進入了“無制度”時代，便捷的電子化交易系統使得規模龐大的國際游資形同“幽靈”在全球范圍內“四處游蕩”，國際金融市場面臨較大的投機空間，且投機的“傳染效應”越來越明顯，金融危機爆發的頻率和破壞性急劇攀升。世界政治也向多極化格局的方向發展，使世界貨幣呈現出多元化趨勢，美元、歐元和日元處于既相互抗衡又聯合妥協的局面，使各主要國際性貨幣的匯率經常出現巨幅波動，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金融領域的競爭和利益沖突日漸明顯。

當今國際金融領域還越來越氣象萬千：一方面，現代科學技術與金融業務廣泛融合，以傳統方式進行的融資和支付業務，為電子化、信息化、系統化、工程化的現代金融業務所取代，多頭化的金融服務，多樣化的金融工具，多元化的融資渠道，使得金融的涵蓋面越來越廣，貨幣、信用、票據、證券、保險等金融要素，交叉融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形成統一而廣泛的金融市場。另一方面，以銀行信用為核心的間接融資方式在金融體系中的主體地位，受到迅速發展的票據、基金、證券等市場型直接融資工具的挑戰，使得銀行與種類繁多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政府及工商企業等，均成為金融市場上地位平等的交易主體。

當今國際金融領域的這些創新變化和鮮明特色，對于國際社會來說既是難得的機遇，又是嚴峻的挑戰。它們決定著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國際金融規制和各國金融政策必須在原有基礎上需要不斷得到改革和升級，特別由政府調制金融發展戰略，保證金融安全、高效、穩定運行，是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要而急迫的任務。面對這樣的國際金融形勢，我們應該認識到,歸根到底金融競爭需要人才來參與，金融改革需要人才來操控，金融風險需要人才來提防。培養既懂得國際業務規范和管理法規，又能夠把國情特點與國際慣例有機結合起來，并能夠從全球視角把握中國金融發展的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重要和迫切。為此，中國必須在加快融入國際金融步伐的同時，也加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力資源的開發。

1.2加緊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是對外開放急需

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邁開了市場化的步伐，逐步培養出了大批“懂專業，會操作”的金融人才。但由于金融業國際化步伐比較慎重，因而，金融體系還沒有徹底擺脫壟斷經營、粗放經營和封閉經營狀態。在這樣的金融體系中，金融業的開放程度偏低，國際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不強。與此相應，人才的培養也比較注重國內金融人才培養，忽略國際金融人才培養，具有較強的內向型的特征，導致國際金融人才短缺，這是中國金融業人才資源的基本狀況。雖然我國金融機構也與國外金融機構存在種種業務聯系，但直接競爭的機會不多；雖然我國的高等教育中也有國際金融專業及課程，但中國學生對國際金融知識的運用和外國金融機構的運作都缺乏短兵相接的認識，所學知識大都還只局限于紙上談兵。

這種國際金融人才狀況，遠遠不能適應加入WTO后金融業全面對外開放的迫切需要。隨著加入WTO過渡期的結束，我國已經開始履行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承諾：一方面允許外資銀行業進入中國市場開展業務，并與國內銀行業享受同等國民待遇，從而使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呈現出激烈的競爭格局。另一方面是中資銀行在海外擴大服務范圍、拓展新業務，直接參與國際競爭。因此，我國銀行業現在所面臨的國際競爭，就不僅指在世界范圍內、在國際市場上與外國金融機構的競爭，而是還要在國內與進入本國市場的外國銀行競爭。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的中國金融業要在國際通行的游戲規則下，直接與國外金融機構進行市場化、國際化競爭，首要的問題不再是國外金融機構如何適應中國國情，更不是中國政府如何為本國金融業提供保護，而是中國金融業如何以積極的態度適應國際競爭規則，在國際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的問題。

如何才能在這樣的國際競爭中保持中國金融業平穩、健康、可持續地運行和發展，關鍵是保持和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而人才作為當今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最寶貴的資源，是銀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提升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保證。誰擁有頂尖的人才，誰就擁有一流的競爭力，誰就會在未來的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因此，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實質上還是國際金融人才的競爭，國際金融人才的競爭實質上又是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的競爭。因此，回應新的時代呼喚，必須加緊培養出既熟悉本國金融運行的特點和規律，又通曉國際金融規則和慣例，還能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和國際競爭需要的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

2加緊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的標準和舉措

2.1加緊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的標準

要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必須明確其標準。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總體而言是指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操、廣闊的全球經濟視野、充分的國際交道能力、深厚的國際金融功底、積極的開拓創新精神的人才。具體表現如下：

（1）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操，即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首先必須愛祖國、愛人民，具有祖國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覺悟。因為金融是一個國家經濟的媒介和樞紐，從事國際金融業務的好壞，直接關系著國家金融的安全與發展，進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經濟的安全與發展。國際金融人才應該在以金融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的風云變幻中，以對祖國和人民高度負責任的精神，切實維護好、發展好祖國和人民的利益。

（2）具有廣闊的全球開放視野，即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必須立足本職，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具有洞察全球經濟動態的目光。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當今，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離不開世界，我國也不例外。我國的經濟優勢需要貢獻于國際市場，經濟劣勢也需要求助于國際市場。這些都必須依賴于國際金融人才把握時代金融脈動和發展趨勢，審時度勢，趨利避害，不斷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尋找獲利機會和發展空間。

（3）具有充分的國際交道能力，即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必須既敢于參與國際競爭，又善于進行國際合作，具有與對手周旋和共舞的能力。當今世界經濟和金融的主要特點都是國際間既有競爭，又有合作。如何做到該競爭時就競爭取勝，該合作時就合作雙贏，需要國際金融人才具備高超的國際應變和交道能力，既能夠熟練地應用外語進行國際交流，又能夠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平臺上自由轉換，還能夠精通國際游戲規則。

（4）具有深厚的國際金融功底，即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必須既要能言善管，又要能寫會算，具有深厚的金融理論和實踐功底。沒有深厚理論基礎的人必然盲目短視，沒有深厚實踐基礎的人必然夸夸其談，這都難以勝任國際金融業務的高要求。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應該在理論上既要熟悉傳統的金融理論，又要熟悉現代金融理論；在實踐中既要掌握金融財務技術和計算機技能，又要熟練掌握數理分析和網絡信息處理等現代實踐技能。

（5）具有積極的開拓創新精神，即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必須能夠參與金融政策和金融制度創新，具有敏銳洞察力和開拓創新的勇氣。開拓金融創新能力是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最重要的能力和最本質的屬性，決定了金融機構的可持續地競爭力。不僅是微觀金融的創新主體，爭當在金融實踐前沿活動的具有敏銳洞察力的觀察家和實踐者；對宏觀金融政策操作和金融制度創新，也應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和推進作用。

2.2加緊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的舉措

目前金融業全面對外開放如期而至，中國急需造就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必須采取既積極快速又切實可行的舉措。

（1）要進一步改革金融專業高等教育。擴大對國際金融專業的資金投入，擴大國際金融專業招生計劃，并將學歷教育、專業資格認證和在職培訓有機結合起來。打通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的快速培養通道，逐步擴大本科直接連讀碩士生和博士生的規模和渠道。

（2）大力發展國際金融博士后科研隊伍。凡是負責培養當前急需的國際金融高層次人才的大學和科研院所，在條件具備、確保質量的前提下，沒有設站的應加快設站進程，已經建站的應適當擴大招收名額。

（3）加大高層次人才的引進力度。一方面要增加國際金融的公派留學生，和大力支持國際金融的自費留學生；另一方面抓住當前海外留學人員趨向回國創業的有利時機，注重鼓勵和吸引海外國際金融學子和人才回國效力；還可積極主動地吸納國內外資金融機構的人才。

（4）加強國際金融從業人員的在職培訓。根據世界金融發展的新趨勢和我國金融發展的實際需要，以高校為主，動員社會力量，豐富培訓形式，充實培訓內容，建立起“四結合”的培訓體系。即業余學習和脫產學習相結合；長期班和短期班相結合；實踐鍛煉和組織考察相結合；繼續教育與學歷教育相結合。

第7篇：國際金融動態范文

【關鍵詞】國際金融；教學方法；互動式教學

國際金融課程是國家教育部確定的高等院校經濟、管理類專業的一門核心課程和專業基礎課，主要分析和研究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間貨幣運動規律、國際金融業務、國際貨幣金融關系以及內外均衡的實現等問題，是一門涉及面廣、綜合性強的應用理論學科，目前在全國各個財經類和非財經類高等學校普遍開設，也是考研的熱門專業之一。由于本課程的學習不僅要求熟練地掌握西方經濟學、貨幣金融學的原理，而且也與現實的前沿問題緊密相關，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普遍認為要學好該課程有一定的難度。如何提高《國際金融》課程教學效果，讓學生在輕松的環境中獲得知識，以求達到教學效率的最大化，探索教學方式方法的改革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根據《國際金融》課程特點，我們在教學中以互動式教學為指引，設計教學內容、組織教學環節、安排恰當教學方式，不失為一種有益探索。

一、《國際金融》課程特點決定了引入互動式教學的必要性

其一，《國際金融》課程內容豐富、課程的知識綜合性和關聯性強，既有宏觀理論（如：國際收支理論、匯率決定理論、資本流動理論等），又有微觀實務（如：外匯交易實務，外匯風險防范實務等），也有政策的研究（如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內外均衡目標的實現、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等），研究和教學口徑之寬廣，增加了教學的難度。如果不能在教學中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與主動性，往往會使學生產生畏難、放棄的念頭，只求一知半解，無法真正融入課程學習。

其二，《國際金融》廣泛的課程內容和應用環境決定了本課程既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又具有較強的應用性和實踐性。教學中不但要求學生初步掌握一般的國際金融業務操作程序，如外匯交易實踐操作、外匯風險管理、貿易融資業務等，訓練學生實際動手操作能力，為學生做應用型金融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礎，還要求學生能將課本知識與理論運用到對經濟現象的分析理解上，站在不同的角度從宏、微觀層面更透徹地認識經濟生活、理解國家經濟政策和金融體制改革，真正學以致用。這些教學要求，都需要學生的充分參與，使參與教學活動的教與學雙方進行很好的信息傳輸，形成具有穩定的相互依賴性的教學交往活動。通過教師與學生的雙向交流，調動雙方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實現教與學的統一，提高課堂互動質量。

其三，《國際金融》課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國際金融市場風云變幻，國際金融領域的新現象、新問題、新事件層出不窮，日新月異的國際金融實踐也推動著國際金融理論不斷深化和發展，理論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在教學中，教師必須緊跟時代步伐，將最新的內容帶進課堂。傳統的從課堂到課堂、從書本到書本的滿堂灌的教學方法很顯然不能適應這一變化。充分利用網絡進行教學，讓學生及時、全面地了解最新的國際金融信息和國內外金融理論的發展動態、及時更新教學數據和添加較新的統計資料等信息，有助于學生對最新的熱點問題有一個全面認識。這一方式是學生自主選擇接收信息，而不是被動接受，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互動式教學在《國際金融》課程教學中的具體應用

針對《國際金融》課程的特點，筆者在教學中以互動式教學為指引，設計教學內容、組織教學環節、安排恰當教學方式，在不斷的教學實踐中探索、積累了新的教學方法和模式、得到了初步的成效, 同時也深深地感受到進一步推行互動式教學的必要性。

（一）互動式教學之案例導入

案例導入也常被稱為問題導入，它起到一種拋磚引玉的作用。通過案例中的問題來激發學生的思維，在輕松、自然的氣氛中把學生引入課程內容。教師可以在國際金融教學過程中，以豐富的案例、生動的表象，如其廣泛重大的影響、或者其中的趣聞逸事來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通過設置獨辟蹊徑的問題引發學生思考，在此基礎上進行核心內容的教學。理論部分內容掌握后，再讓學生對案例的認識從“看熱鬧”轉向“看門道”，思考其背后的原因和可能的影響，并聯系我國經濟或地方經濟的特殊性，分析其中的啟示。這樣，既有助于學生對課本內容的深入理解、融會貫通，也使得教師的授課更有深度與廣度。

（二）互動式教學之課堂討論

課堂討論是發揮學生自主性，并使其更大程度參與課堂教學的一個重要策略。在討論中，學生必須思維、傾聽，作出判斷，從而形成自己的觀點。這使學生的思維受到啟迪，靈感得以突顯，從而提出創造性的觀點。課堂討論的一般策略為：拋出主題——提出主題中的問題——思考討論問題——尋找答案——歸納總結。教師在前兩個環節是主導，學生在中間兩個環節為主導，最后教師作主題發言，也可請學生代表做主題發言。這種方法主題明確，條理清楚，探討深入，能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創造性。

（三）互動式教學之情景模擬

情景模擬是通過對各種真實金融交易環境的模擬, 讓學生身臨其境, 進行實際操作能力的培訓, 增加對金融市場和金融交易的感性認識和領悟能力。如：利用某些證券、銀行網站提供的在線模擬炒股、炒匯交易等免費資源模擬下單操作；利用學?，F成的金融教學綜合模擬實驗室，模擬金融企業進行證券、期貨、外匯投資分析和模擬交易。通過這樣逼真的“實戰”體驗，容易使學生對學習保持長久的興趣，養成對知識持久探索和求知的欲望，讓學生在實踐中體驗學習的樂趣，收到良好的學習效果。

第8篇：國際金融動態范文

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立足全球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的大局、切實加強貨幣政策國際的協調、共同承擔風險,才有可能度過難關,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和恢復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這是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在貨幣政策協調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應對金融危機的協調與人們的期望值相差甚遠,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獨立的矛盾也進一步顯現出來。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仍未緩解和全球經濟形勢變數增多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關系、把握貨幣政策的導向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問題。

一、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經濟、金融領域國際協調的力度,拓寬了協調與合作的范圍。然而,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面前,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現象的存在,是客觀現實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上,國際社會就加強國際協調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提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發言權達成共識。同時,中國提出的各國共同承擔責任應對金融危機,以及解決全球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保證發展中國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得到普遍認同。因此,從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層面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各國利益與權益的平衡,需要通過國際協調來實現。然而,在現實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國家的國家利益被無限“放大”,各種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難以調和時,國際協調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協調的有效性,形成了國際協調同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認,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在客觀上給世界各國經濟與金融帶來了嚴重的沖擊,每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都受到傷害。在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衰退預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適度的措施和手段應對并不為“過”,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國家利益對抗性競爭中運用轉移危機的政策手段,在損害他國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金融貨幣政策,就另當別論了。

按照博弈論(GameTheory)理論的核心內容,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貨幣政策的選擇是各國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時也是在國際協調與合作下參與國際事務中各國共同利益的博弈行為。國際協調與合作是為了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而國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到傷害。從當前不同貨幣政策取向和摩擦引發的國家間利益博弈現象看,如果不同貨幣政策博弈波動面擴大,只顧及國家利益至上而不考慮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國際協調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國際社會非均衡局面也會進一步擴大。由此,當前有關國家貨幣政策的主流導向引發的一些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當然,從博弈論的觀點出發,在金融危機情形下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機特定的產物,其發軔的內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國在通過相互協調與合作過程中為國家利益的實現而產生的普遍現象,體現的是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深層次關系。因此,在國際社會中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將永遠存下去。

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美聯儲便開始了直接購買商業票據的貨幣政策操作,并將其債權轉給美國財政部,再由財政部以減免企業債務的形式,向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注資入股。由此可見,美國“救市”計劃的部分是依靠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聯合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減免票據、券債等債務的形式推行“救市”計劃。特別是繼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美聯儲陸續出臺回購國債和回購“有毒資產”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同時,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實施的購買公司債貨幣政策也已相繼出臺,由此美國等西方國家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更加明顯。美國等西方國家“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通過擴大貨幣的發行量大規模增加對資本市場貨幣的供應,以及維持金融業表面的穩定和流動性,是典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即為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的發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所謂“定量寬松”,就是貨幣當局“開閘放水”,開動印鈔機大量發行貨幣的一種借口,2009年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借用“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說辭來印鈔票購買國債行為的實質,正是這一貨幣政策最核心內容的體現。因此,“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保護主義”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性質有相近之處,同屬于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通常是在經濟和金融狀況惡化、降息空間沒有余地的情況下,利率調節難以發揮顯著作用時推行的一種政策。今年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前期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不同,是貨幣政策的“非傳統手段”。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前西方國家的“定量寬松”政策是在前期“傳統手段”效果不顯著,甚至“失靈”的特殊條件下“極端”的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陷入了實質性的全面危機,連續降息的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國頻繁使用,但不僅至今效果仍不顯著,而且降息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了,降息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已然使用殆盡。因此,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在用盡后,西方各國政策的選擇余地越來越少,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數專家和學者定論為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產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僅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惡化狀況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選擇的刺激經濟和活躍市場的“良藥”已經不多,一旦連“定量寬松”政策都難以奏效,達不到政策目標,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形勢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另一方面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并非協調一致,“定量寬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國根據各自的現實經濟與金融狀況采取的中短期行為,一旦形勢發生新的變化西方各國經濟與金融政策上的“搖擺性”將進一步體現,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將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國家將如何協調經濟與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令人懷疑。

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經濟刺激計劃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內容和性質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較強的保護行為的操作性,最為核心和耐人尋味的是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貨幣貶值的嫌疑,是國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體現,與世界各國不斷開展的國際合作背道而馳。從經濟學的博弈論(也稱為對策論)含義看,不同政策的出臺是帶有一定的對抗性,在現實經濟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無處不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應對金融危機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境下經濟領域的博弈更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向,就是經濟學博弈論的典型理念,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由此可見,盡管全球性金融危機超越了國家范疇,國際協調的加強顯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中,由于牽扯到各方利益問題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將如何演變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如果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特別是如果西方國家遲遲不能從危機中擺脫出來,西方國家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金融與貨幣政策保護主義的范疇,加大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圍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將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升級”。

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貫穿于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普遍性和綜合性現象,是較為隱性和富有彈性的范疇,需要從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各個角度去加以思考,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更深層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對國家利益的無限“膨脹”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利益,這是當下世界各國不可回避的重要選擇。

二、不同貨幣政策下國家利益的博弈

與此同時,同樣是應對金融危機和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僅在實質上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也是國家利益博弈戰略不同貨幣政策的選擇和取向。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大的區別在于四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實質上的不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針對市場流動性萎縮注入的一劑“強心劑”,是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任何舉措都難以發揮作用的無奈之舉,所謂的“定量”是發行貨幣的“定量”,貨幣發行的變量是依據貨幣的發行能否緩解危機的惡化,而不考慮潛在通脹的風險;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從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角度適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是擴大消費,為經濟的復蘇注入活力,力度的調整是可控的,貨幣供應的變量是依據市場的發展變化而定的,適時把握潛在通脹風險的因素。二是政策導向的不同?！岸繉捤伞闭呤秦泿女斁滞ㄟ^印鈔票擴大市場投放量,政策的導向是加速貨幣貶值,貨幣的發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貨幣的貶值在一定的期間內將難以控制;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導向是,推動貨幣信貸的積極性和消除貨幣投放存在的障礙,從而促使加快貨幣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并從銀行自有資金或財政收入中拿出適量的資金有計劃地向市場注入資金。三是最終效果的不同?！岸繉捤伞闭咦罱K效果的側重點往往體現為經濟的“虛擬”擴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是體現在實體經濟,具有較強大長期性和穩定性。四是潛在風險程度的不同?！岸繉捤伞闭邼撛诘娘L險體現在貨幣市場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必然導致貨幣市值或購買力下降,風險的性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通脹風險,其潛在的風險有可能在全球范圍擴散;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雖然也存在著潛在的通脹風險,在財政方面通常表現為財政收入下降和財政支出上升同時出現,在銀行方面通常表現為信貸投放增長過快,但在通脹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和財政積累充分的情況下,只要政策力度適當和靈活調控其通脹風險相對較小。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盛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短期行為,而現階段,中國采取的“適度寬松”政策與“定量寬松”政策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這種不同性質貨幣政策的博弈將有可能延續一段時間。

由此可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經濟狀況持續惡化的環境下,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關,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當前各國面臨的、不可回避的新問題。因此,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加強必要的國際協調,不僅是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利益的訴求,也各國利益的所在。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存在著相同的利益對立與依存關系,國際社會中的每個國家利益主體與共同利益都離不開雙方的存在與合作,共同利益是通過國際協調與合作實現的,也是通過博弈來完成的。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金融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經濟、金融領域相互協調、合作與日俱增。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廣泛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就不可能創造出最大限度的價值,世界各國在追求和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必須學會從全球整體角度審視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維護國家與人類的共同利益。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

兩次G20倫敦峰會提出,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體制,使它們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現狀并加大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發言權。這一觀點的提出,使改革當前國際金融機構體制的呼聲再次高漲。而回顧以往的歷史,每次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發生,必然醞釀著國際經濟、金融的重大變革,導致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甚至是重組。

2009年4月初召開的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5000億美元的“可貸資金”,這一方面是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舉措,另一方面是為今后推動IMF特別提款權(SDR)構成進行改造的重要步驟。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現有的SDR基礎上構建“超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一方面是針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構想。與此同時,G20倫敦峰會上中國承諾向IMF增資,這是中國為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性互動的體現,也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博弈的體現。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正經歷著全面危機,對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國際社會普遍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成為改革的焦點。但美國、歐元區與新興市場國家也必將在救市的風險和成本分擔,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金融機構體制變革等方面展開激烈的博弈。

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觸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因此,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也逐漸演化成國際間的博弈。另外,從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建立及其演變過程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內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經濟和金融的實力,換句話說,誰擁有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誰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國際金融體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現實情況,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主要體現在三種力量和三個方面的較量:一是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美歐發達國家內部的權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經崛起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要求改變現狀和維持原有秩序不變的博弈;三是在國際協調中各種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實上,由于各國國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機帶來沖擊也各不相同,因此,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關注點也不盡相同。如美國就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相對“冷漠”,美國最關注的是如何推動各國進一步聯手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經濟復蘇,而并非金融體系的改革;德、法等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的是,他們較為熱心于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結構的改革,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對國際金融體系中美國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則對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刺激經濟恢復等現實問題更為關注。

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取決于主要大國相對實力的變化。而在現有國際經濟、金融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特別是美國經濟及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沒有失去的情況下,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仍將面臨重重困難?；仡櫄v史,自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國際金融領域也曾有過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補補或是改良,并未觸動體系的根基。與此同時,國際金融領域不止一次因各種原因爆發金融危機,令世界各國都深受其害——西方國家并沒有因資本主義優越性而擺脫繁榮與衰退輪回的“宿命”,也沒有因主導國際金融體系而避免金融動蕩,相反,金融領域卻問題成堆,甚至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因西方體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沖擊,相反卻一次次受到傷害。其實,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很早就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是引起了有關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視,并多次呼吁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國家卻反應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受到重創,才真正感受到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嚴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終于被提上議事日程。但是,要進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就離不開對國際金融權利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言權和地位的調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變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不合理與不協調狀況,這無疑會觸及到各方的實際利益,困難可想而知。正因如此,盡管目前有關國際金融會議和有關國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地位需要進行調整已達成共識,但可以預見,未來一旦改革進入實際性的操作階段,各種力量在權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將會更加激烈。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遇到的難點依然是解決失衡問題,其中包括兩個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經濟、金融失衡。全球經濟、金融失衡是一種常態,這種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各國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當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不平衡時,調整責任的認定及調整責任的分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乃至“牙買加體系”之下,調整責任都是由不平衡的雙方國家共同承擔的。不同之處在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作為不平衡的一方,經常實質性地承擔了部分調整責任,到了“牙買加體系”時,美國就從來沒有承擔過這種責任。

二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失衡。在現有的全球經濟、金融管理機構中,特別是作為國際金融體系重要管理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里,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意見始終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體現,導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歷次金融危機中處于極為被動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發達國家“擺布”,或者在國際金融機構“援助”條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條件。因此,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希望建立一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金融體系,通過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分量,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長期失衡狀況。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當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增大了金融風險,使金融體系出現了更多新的不穩定因素。各國政府在進一步完善本國金融管制、維持金融秩序穩定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調整,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因此,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各國的協調與合作需要找到一個各國利益的平衡點,使國際金融體系的重新構成相對合理,而不是一味強調誰來主宰國際金融體系。

四、我國貨幣政策的導向與責任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關系領域中,國家利益博弈戰略的選擇成為當前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積極應對的能力,否則就有可能成為國家利益博弈競爭中的犧牲品。當前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既有全球性危機的性質也有國家安全與利益范疇的現實,應對金融危機政策選擇上的國家利益博弈在國際間已然浮出“水面”。

對擁有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由于外匯資產儲備幾乎都是西方主要貨幣為單位的債券和資金,甚至還在繼續增加,風險自然大于其他經濟體。目前,中國僅持有美國證券類資產金額就已然超過1.2萬億美元,其他西方國家的證券類資產金額也有一定的規模。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客觀現實,但并不等于沒有回旋的余地,中國將如何應對西方風險“轉嫁”帶來的沖擊,適時選擇中國長遠國際金融戰略,無疑是最現實的挑戰。鑒于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推行與西方貨幣的泛濫,中國貨幣當局正處于安全與收益之間權衡的兩難選擇。如何從外匯儲備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層面擺脫困境,既保證外匯資產儲備的安全,又可通過購買西方國家債券獲得較好的收益,需要從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方面入手。其一,在外匯資產的存量上采取靈活的調整,保持存量的合理與適度;其二,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投機性“熱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熱錢“的載體既多樣化又很難監測,其規模和走向不明難以判斷,增大了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外匯資產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強;其三,外匯資產儲備構成的多樣性、穩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權衡選擇需要多方論證。同時,我國的外匯儲備戰略應當與現實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相適應,政策導向應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領域,加強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變化的評估和論證,最大限度地保障國家現實和長遠利益。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以及我國現行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已在國內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第9篇：國際金融動態范文

首先，國際金融市場上巨額游資的存在對于民族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了挑戰。表現在①巨額資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對于國家經濟的巨大影響。②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戰略上的失誤及經濟結構上的缺陷，成為易受國際游資沖擊的對象。

其次，金融創新促進了世界金融一體化，也對民族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挑戰。①金融創新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由于國際金融傳導機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國家面臨著日益增大的國際金融風險。②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不僅為國際游資對國家進行沖擊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過國際金融市場直接掠奪一國的財富成為可能。

再次，國際金融體系內的權力分配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隨著世界金融一體化的進程，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更加有利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操縱著國際金融體系中游戲規則的制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內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不斷加深。在國際金融體系存在著巨大的結構性缺陷的前提下，發展中國家將始終面臨著金融風險對于經濟安全的挑戰。

3、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金融霸權

二戰結束以來，金融霸權已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在冷戰時期，兩彈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強國爭霸的戰略領域。在冷戰之后，特別是在實際之交的今天，信息業與金融業則成為全球戰略的基礎。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經濟發達國家，無不力圖搶占現代金融的制高點。前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哈佛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亨廷頓在《文明沖突與重建世界秩序》一書中列舉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個戰略要點，其中第一條“控制國際銀行系統”、第二條“控制全部硬通貨”、第五條“掌握國際資本市場”都與國際金融領域有著密切的關系。冷戰后，由金融霸權所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呈現兩種趨勢，一是發達國家內部對金融權力的爭奪日趨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權又聯合起來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為首的一批美國左派經濟學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權”的概念，所謂金融霸權是指以大銀行家和大機構投資者為核心的金融寡頭及其政治代表，通過控制經濟活動施以重大影響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實現其他政治、經濟目的的一種社會關系。［12］金融霸權理論認為，金融霸權的權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貨幣資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業趨于壟斷。金融霸權控制企業的兩種工具是控制資本流動并設置金融市場各種參數。金融霸權對國際關系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控制國際資本流動，二是進行國際金融投資，三是操縱各種國際經濟組織。隨著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金融霸權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后果日趨凸現。從對國內經濟結構影響來看，金融霸權通過控制資本流動，不僅可以改變左右一國的產業結構對各個部門的經濟發展起著決定作用，還會促成泡沫經濟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響政府的行為。從對國際經濟影響看，金融霸權控制國際資本流動的直接后果是加劇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權會以通過各種形式從發展中國家抽走極為稀缺的資金，同時又會扭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使其經濟與社會失衡加劇，最終導致南北國家經濟差距不斷擴大。

（二）克魯格曼的“蕭條經濟學回歸”

保羅·克魯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指出，我們不應以短期的救火態度來看待1997年以來的危機，而應認識到一個國家經濟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兩難選擇的三個方面，即“三難選擇”是當今國際經濟體系的內在特性。

所謂“三難選擇”，即克魯格曼早些時候所說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個目標中，只能達到兩個，不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得到實現，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穩定”不復存在?！坝篮愕娜切巍钡拿钐?，在于它提供了一個一目了然地劃分國際經濟體系各形態的方法。

克魯格曼認為歐洲貨幣聯盟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犧牲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中國大陸則是選擇“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即只開放“經常帳戶”，不開放“資本帳戶”。

克魯格曼認為，“三中擇二”是國際經濟體系內在的“三難選擇”的體現，可追述到國際經濟學中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定理。因此，不顧其它兩個目標，單追求一個目標（如發達國家近年來向發展中國家所推銷的“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在理論上是占不住腳的。那么，為什么西方發達國家在1973年以后選擇了“資本自由流動”和本國“貨幣政策獨立性”這兩個目標呢？克魯格曼認為，這是因為它們對“匯率不穩定”的承受力較大，而這又是由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的信心較大，使發達國家貶值幅度可以恰到好處，不至于過度。相反，國際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信心不足，結果造成發展中國家貶值往往在資本外逃壓力下過度。因此，克魯格曼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三中擇二”，應是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他高度贊賞中國中央銀行近來連續降低利率的政策，認為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其他亞洲危機國家所不具備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國沒有開放“資本帳戶”，沒有實行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他說，中國的選擇，對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意義重大。［13］

（三）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體說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1）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2）要素流動的程度；（3）一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4）商品多樣化的程度；（5）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6）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7）財政一體化程度；（8）政治因素。

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里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交替關系，應該存在著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四）國際匯率問題

與商品市場一樣，外匯市場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價格變動，所謂匯率即外匯買賣的價格，它等于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交換的比率，國際匯率問題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一直處于較為重要的位置。從歷史上看，關于匯率的理論有匯率決定的貿易論或彈性論，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論、匯率決定的貨幣主義理論、匯率決定的資產組合平衡理論等。最近十幾年來，對匯率的模型與動態分析、匯率與購買力平價關系、資本帳戶研究分析等較為吸引經濟學界的關注。

1、匯率的模型分析

匯率決定理論是西方外匯匯率理論的核心，70年代以來，由于浮動匯率制取代了固定匯率制，匯率的變動幅度以及影響匯率變動的各種因素方面，出現了固定匯率制下從未出現的異常現象，為了從理論上解決這一問題，西方學者構建了許多模型以分析

（1）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弗蘭克爾模型

1975年弗蘭克爾和羅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該模型實際收入y，價格水平P，名義利率I（相應的外國需求等變量則標星號）。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1）

mt＝Pt*＋k*yt*－θ*it*（2）

其中，K，K*，θ，θ*均為參數。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一個最重要的假設就是購買力平價。

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是以購買力平價說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設，并且假定現實世界是一個能進行無阻力、無成本和瞬時調節的世界，這就保證了無論在長期或是短期，購買力評價都是成立的。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它將人們的注意力重心轉向了資本市場，將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聯系起來研究。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發展了一種關于匯率決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價格的貨幣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則假定：資產市場價格（如利率、匯率等）是瞬時調節的，而短期內商品市場價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內購買力平價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長期均衡的基本決定因素。多恩布什認為，短期內產品市場僅僅是緩慢地調整，金融市場的調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實上瞬間完成的。金融市場為了彌補商品市場價格剛性，會對擾動作出過度的調整；而在長期內，則會慢慢趨向于回到其長期均衡水平。（3）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

進入80年代，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延伸和推廣。它把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由兩個商品進行貿易推廣到充分多個商品在兩國間進行貿易。

（4）布蘭森的資產組合模型

布蘭森認為個人會將其財富配置于各種可供選擇的資產，這其中最常見的是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以及本國證券和外國證券。各國貨幣的比價決定于各種外幣資產的增減，各種外幣資產的增件源于投資者對資產組合比例的調整，這種調整會引起國際資本的流動，從而影響外匯供求和匯率的變化，資產組合模型將貨幣只當作人們可能選擇持有的一系列資產的一種，強調了不同的資產組合對匯率的決定以及影響作用。［14］

2、保羅·克魯格曼的匯率動態研究

保羅·克魯格曼認為貿易流量對匯率變化反應遲緩，為進入一國市場，進口商和出口商必須承擔一定的沉沒成本，他們的未來收益采取一種貨幣形式，而成本則采取另一種貨幣形式，當匯率的未來變化不確定時，他們未來贏利也不確定。在短期內匯率對貿易流量沒有什麼影響，因為不確定性誘使貿易商繼續等待，但此后為回應基本沖擊，匯率必須發生大幅變動才能使市場出清，這樣，最初的波動就會對匯率變動產生放大的影響，在《目標區域與匯率動態》一文中，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當匯率接近區域上限時，由于預期未來匯率會下跌，投資者就會減少貨幣持有量，從而導致匯率迅速下降，在目標區域的下限，情況正好相反。［15］

3、南方國家的匯率風險

目前發展中國家匯率所面臨的風險極為巨大。這是因為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對于發達國家的利率變化極為敏感，而后者完全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學著名國際經濟學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揭示，從1975年到1992年，100個發展中國家的銀行危及的觸發，與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利率（簡稱“北方利率”）變化密切相關?！氨狈嚼省泵吭鲩L1％，“南方”銀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長3％。這是因為國際資本（尤其是證卷資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時，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國際資本就有可能掉頭回轉。不完全信息經濟學告訴我們，貨物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市場失靈”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風險”和“逆選擇”的影響。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僅提高資本回轉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對“南方”銀行的“逆選擇”：高利率只吸引過度樂觀的“南方”借款者，從而加劇金融危機的爆發。

4、購買力評價對國際匯率的影響

目前對一個經濟發展衡量指標有計算國民生產總值（GNP）、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傳統計算方法以及購買力平價（PPP）方法，傳統計算方法是根據本國貨幣與美元的匯率，把按本國貨幣統計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生產總值（GNP）折算成美元來計算國民經濟的規模。傳統計算方法的缺點是在計算一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時，把國民生產總值以美元匯率計算，而沒有把該國貨幣和購買力因素計算在內，購買力平價方法與傳統的匯率計算方法完全不同，購買力平價的方法，利用購買力平價作為轉換因素，將本國貨幣在國內市場上的購買力按國際市場價格折算成美元，來估算一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例如把中國每年生產的東西都按國際市場的價格計算，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比較國內價格計算大了許多。

DominickSalvatore在《國際經濟學》提出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建立在沒有交易費用、沒有關稅及其他限制條件，貿易自由的基礎上，并認為匯率的變化與兩國的物價水平的變化率之間存在比率關系。這雖然在在短期中匯率常常與購買力平價預測存在較大差別，但是購買力平價理論在長期或純粹貨幣擾動引起的情況下，能夠給出相當不錯的均衡匯率的近似估計。［16］

彼得·林德特也認為：“從長期看，在價格水平同國際匯率之間存在一種可以預期的聯系，一種由商品和服務能夠在一國或另一國購買這種事實所造成的聯系，這便導致把國家通貨價格同匯率聯系起來的購買力平價假設”［17］彼得·林德特提出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相聯系的公式為：P＝R×Pf在這里匯率R表示以美元計算的外國通貨（比如說英鎊）的價格，而價格水平P與Pf則分別表示本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價格水平。

如果把購買力平價方程式同本國的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貨幣數量論方程式結合起來，便產生了基于貨幣供應與國民總產值的一種匯率預測?？梢杂霉剑?/p>

r＝P／Pf＝（M／Mf）×（Kf／K）×（Yf／Y）

表示。

注釋：

1，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4

2，劉向民：《保羅·克魯格曼及其經濟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2月，頁74

3，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頁323-324

4，弗雷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6

5，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11

6，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3

7，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126

8，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60-261

9，易定紅：“新貿易理論政策述評”，《經濟學動態》，1999年3月。頁63-64

10，易定紅：“新貿易理論政策述評”，《經濟學動態》，1999年3月。頁65

11，劉向民：《保羅·克魯格曼及其經濟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2月，頁75

12，柳永明：“論金融霸權”，《經濟學家》，1999年5月，頁68

13，參見保羅·克魯格曼：《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頁145-151，頁199-200，PaulKrugman:“TheReturnofDepressionEconomics”,ForeignAffairs,May/June1999

14，陳東：“西方匯率決定理論的新發展”，《經濟學動態》，1996年8月，頁46-49

15，Krugeman:“TargetZonesandExchangeRateDynamics”,QuarterlyJournolofEconomic,August199116，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380-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