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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保法全文范文

關鍵詞：名譽權；權利能力；倫理人格；辯證推理

死者的名譽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這在我國司法實務與學說中已然得到一致肯認。然而，就死者名譽保護的法理基礎，則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主要有權利保護說、近親屬利益保護說、家庭利益保護說、法益保護說及延伸保護說等5種理論認知。本文無意評價它們的優劣，只是其內含的概念法學的弊病，不可不察。不超越概念法學的視域，對死者名譽權的保護基礎問題就不可能獲得有效詮釋。這是因為，從邏輯上看，享有私權的前提在于，主體資格即權利能力的取得。而死者斷然不會具有這種以自然生命為前設的主體資格，也就不會有什么名譽權。在概念法學那里，死者名譽權是難以成立的。

一、名譽與名譽權概述

民法通則第101條規定，公民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的名譽。民法通則及民通意見對名譽權的保護，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態度，即只明確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的名譽。在名譽權的侵權行為構成上要求故意、損害事實、行為的違法性及違法行為與損害后果間的因果關系等四要件，保護的條件不可謂不苛刻。直到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才將名譽侵權擴張到了過失侵權的情形。

由于我國民法并未對名譽和名譽權予以定義，學說上對它們的性質、范圍認識不盡一致。對名譽性質的不同認識，影響名譽權保護的范圍，有必要在解釋論上加以澄清。問題的焦點在于，名譽是否具有主觀性，所謂“內部的名譽”即“名譽感”是否受到保護。有人認為，名譽作為人格的一項重要的內在要素，指個人對自我的尊嚴感。有人折衷認為，名譽是社會不特定的他人對名譽主體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評價以及名譽主體對這種評價的能動反映。這些認識未能提供解釋論上的依據，也難謂精到———如果名譽果真有主觀的一面，不就徑直取消了死者名譽嗎?這與死者名譽受到保護的事實相矛盾。死者名譽的保護奠基于客觀名譽論上。名譽是客觀的，是有關自然人道德品質和生活作風方面的社會評價。該認識也得到我國司法實踐的支持。名譽權即由民法規定的民事主體所享有的獲得和維持對其名譽進行客觀公正評價的權利。其具有專屬性、非財產性、可克減性等特征。

二、生物人享有名譽權的精神基礎

依近代民法，權利能力是生物人轉化為自然人的“通道”，是否具有權利能力，僅維系于生物人之生命。但從法律史上觀察，生物人并不是自動成為法律主體的。無條件賦予任何生物人以主體資格，只是近代民法的實際。它清楚的道出這樣一個真理———生物人成為法律上的自然人同樣出自法律技術上的擬制。其實，自然人與法人一樣，都是法律上的擬制，是法律對生物人的主體地位承認的制度實在，而非現實實體。自然人的概念，誕生于個人主義的思想溫床，而不是簡單的個人存在的事實。拿掉了個人主義思想，自然人的概念不復存在，權利主體將為以共同體思想作為擬制基礎的主體概念所代替。自德國民法典以來，生物人被普遍無條件的賦予權利能力———“私法化”、“形式化”的人格———讓我們往往不見自然人同樣是制度實在是法律擬制結果的事實。

法律又何以單單賦予生物利能力?這個問題在當代動物福利的沖擊下，尤其凸顯。概念法學是回答不了這個問題的，因為近代民法上的人只是個形式化的人的概念，是純粹技術意義上的概念。在我國民法繼受過程中，民事主體背后的價值考量更是丟失殆盡，對于民法上的人是從倫理學意義上的人移植而來的事實，更是不得而知。

人、權利、法律義務以及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聯系起來的法律關系概念的精神內容，源于將倫理學意義的人的概念移植到法律領域。每一個人(生物人)都生而為“人”(自然人)，對這一基本觀念的內涵及其產生的全部后果，我們只有從倫理學上的人的概念出發才能理解。這一概念的內涵是：人依其本質屬性，有能力在給定的各種可能性的范圍內，自主地負責地決定他的存在與關系，為自己設定目標并對自己的行為加以限制。這一思想淵源于基督教，也淵源于哲學，系統的反映在康德創立的倫理人格主義哲學中。在倫理人格主義哲學看來，人正因為是倫理學意義上的“人”，即具有理論理性更具有實踐理性的人，因此這種理性生靈本身就具有一種價值，即人不能作為其他人達到目的的手段，人具有尊嚴。

只有存在“自由”的人，法律與道德才是可能的。由于人是經驗現象世界的一部分，人的意志與行為也就服從于牛頓物理學理論中的因果鐵律，從而人是不自由的，是被決定了的。而另一方面，人的內在經驗和實踐理性卻告訴他，人是一種自由且道德的能動力量，他能夠在善與惡之間作出選擇。只有在與“感覺的世界”相對的“概念的世界”中，自由、自決和道德選擇才都是可能且真實的。法律與道德必須被納入概念的本體世界———自由與人之理性的世界。只有人才是且能居于概念的世界中，才是理性的，才是“自由”的，才是價值本身。在外的，是人實現其人格的手段，是人的意思所支配的“物”。

因此，只有人才具有法律人格，才具有權利能力。“所有的權利，皆因倫理性的內在于人個人的自由而存在。因此，人格、法主體這種根源性概念必須與人的概念相契合。并且，兩個概念的根源的同一性以如下的定式表現出來：每個人皆是權利能力者”，薩維尼如是認為。權利能力概念的基礎在于倫理學意義上人的“天賦自由”(康德意義上的)，在于人的理性。具體的生命現象并非權利能力的實質前提，而是一種為實現法律目的而設的技術標準。人的本性使人成為倫理意義上的人，繼而被肯認并賦予法律主體資格，享有權利，包括名譽權。

必須特別注意傳統人格概念與權利能力的實質性區別。首先，來自于羅馬法的傳統人格概念是個公私法混雜的范疇，權利能力概念是對人格概念私法化努力的結果，這種努力在德國民法上得以完成，雖然完成得并不徹底。其次，權利能力是一形式化的概念，反映了德國民法高超的立法技術。這一編纂概念的使用不僅減輕思維工作的負擔，更重要的是，使人的概念得以適用于一些形成物，法人的立法從而可能，自然人與法人有了共同的技術基礎。所以，權利能力是一個純粹技術性的編纂概念，容易誘引描述對象自價值剝離。

三、死者名譽權保護的法理基礎

(一)與名譽權共通的精神基礎

好名聲是天生的和外在的占有(雖然這僅僅是精神方面)，它不可分離的依附在這個人身上。現在，我們可以而且必須撇開一切自然屬性，不問這些人是否死后就停止存在或繼續存在，因為從他們和其他人的法律關系來考慮，我們看待人僅僅是根據他們的人性以及把他們看作是有理性的生命。因此，任何企圖把一個人的聲譽或好名聲在他死后加以誹謗或污蔑，始終是可以追究的，縱然一種有充分理由的責備也許可以允許提出來———因為“，不要再說死者的壞話，只說死者的好事”這句格言，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是不適用的。

在康德哲學中，理性的意義不僅指人類認識可感知世界的現象事物及其規律性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人類識別道德要求并根據道德要求處世行事的能力。道德要求的本質就是“理性”本身———理性的實踐使用，非工具理性、理論理性意義上的知性。人類的絕對價值，即人的“尊嚴”，就是以人所有的這種能力為基礎的。近代民法以“抽象人格”為觀念基礎的源頭，在這里表露無疑。因為康德的學說對《德國民法典》制定者的精神世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根據人的人性，把他們看作理性的生命，人被視為抽象的存在，各如其面的人之具體不同被忽略不計。

抽象就是撇開一切存在于空間與時間的那些有形的具體條件，于是，考慮人時，就邏輯的把他和附屬于人體的那些物質因素分開，這并非指他的確實有被解除這些特性時的狀態，而僅僅指作為靈魂來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有可能確實受到中傷者對他們的傷害。正如一百年后，任何人都可以編造一些假話來污蔑我，像現在中傷我一樣。

依批判哲學，在認識活動中，靈魂這種理念像世界、上帝一樣，是通過理性主觀產生的關于無條件者的純粹理性概念，沒有現象對象與之對應，是超感性、超現象的對象，即物自體或本體。只有現象可知，本體不可知。因此，想去認識靈魂(不朽)，乃理性迷誤的結果，是謬誤推論，是舊形而上學所必然產生的假知識或偽科學。這樣，不僅限制了理性的使用即認識的范圍，而且，這不可知的物自體也就為人的擺脫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道德、對來生和上帝的信念，即為理性的實踐使用留下了余地。超感性的本體，只能通過實踐理性的先天原理，即絕對命令的第一公式或道德律，從實踐上認識、解釋或推斷一切應有的事物，包括至善的條件：靈魂不朽。關于應有，我們只能對其存在、性質和規律獲得一種“實踐的認識”即內心的良知和信念。意志所應做的就是，以道德律為根據自立規律，敬重和尊重自立的規律，從而實現目的“自由而道德的意志”。

誠如法哲學家考夫曼所言，康德在其晚期的作品“道德的形而上學”中尚屬真正的非批判性，其在重點上擁護理性論的自然法觀點。如果我們信服“客觀權利理論”，則斷然難以與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學原理協調一致。于是，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名譽權乃至人格權的性質為何?如果其為非倫理化的法定權利，則死者名譽權的概念也就難以成立。

在民法學上，權利指人實現正當利益的行為依據。依本文所信，權利的本質應從人的本質，從人的自由意志，人的有限理性去尋找。客觀權利理論是反自然法思想的，剪斷了權利與理性的聯系，而轉向實證。而實證法則必然與國家主義聯姻。因而，盡管客觀權利理論在糾正泛道德化傾向上有其積極作用，但其基本定位卻是成問題的。依私權神圣理念，權利是無須解釋的事實，它乃歷史的產物有機形成的，既非神授，也非任何權力者賜予。

具體言之，人格權是自然人對其自身主體性要素及其整體性結構的專屬性支配權，它屬于非財產性權利，與其主體不可分離，無從轉讓。人格權是內容的部分，屬于道德性權利，是自然、當然的權利。“‘法律的力’不適用于各種人格權法律沒有規定對人身的‘權力’，至少沒有規定人本來就沒有的權力；從而保護權利人作為人所應有的權利：一切他人對人的尊嚴的尊重，不對人身和人的精神、道德方面進行損害。”名譽權屬于尊嚴型精神性人格權，自當適用人格權的基本法理。權利的倫理內涵在人格權中表現得甚為明顯，與康德倫理人格主義的交通自不成問題。因此，這里蘊涵著一項否定性的結論——只有超越“客觀權利理論”所形成的視域，方能為名譽權與死者名譽權找到共通的精神基礎。然而，問題還在于，于法技術層面在形式邏輯的三段論推理模式下，沒有權利主體的權利如何能成立?我們還要找尋死者名譽權的方法論基礎何在。

(二)死者名譽權：從必然推理到辯證推理(修辭推理)

如前所述“，權利能力”是高度技術化抽象化的編纂概念，其對應的當為概念是傳統的人格概念。1811年《奧地利民法典》第22條規定，胎兒從其受孕開始受法律保護。在其對個利而不涉及到第三利的范圍內他們被視為已經出生，但死產兒在其如果出生就會享有的范圍內被視為從未受孕。我們看到，權利能力開始的另一種標準，被認為始于受孕。真理在這里向我們顯現自身，認為人的權利能力終于其他標準之可能性向我們開放出來，其所以可能正是由于權利能力概念的形式性、技術性本質。現行法之所以將權利能力維系于有形的生命現象，乃出于立法便宜之考量，以服務于維護自由倫理人之人格尊嚴的立法目的。在概念法學的視域下，為了概念體系(外部體系)的自恰，除了犧牲法律的目的，不對死者的名譽提供法律保護，根本無法自圓其說———只能給出自相矛盾的解釋：“權利能力消滅與權利消滅是兩個獨立的問題，兩者的法律根據并不相同。自然利能力之消滅，以死亡為根據，但人格權雖然因出生而產生，卻不能說一定因死亡而終止。自然人死亡，使權利能力消滅，權利主體不復存在，但只是使權利失去主體，并不是消滅了權利，否則無法解釋財產權的繼承問題，更無法解釋著作權法明確規定死后保護作者的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事實。”

權利能力是任何權利主體享有權利的前提。將權利能力與權利割裂開，權利能力淪為了虛無的概念。權利主體更是權利范圍的核心，權利主體不復存在，權利亦將無所依憑，正所謂“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此乃概念法學視域下，死者名譽保護問題面臨的根本性困境。將兩者分離處理，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徑直取消了問題本身。

法律保護死者的名譽權，是基于倫理人格主義的觀念，出于對人之尊嚴完整保護的需要。法律在特別的場合，出于如是目的，將死者繼續擬制為權利主體。因為死去的人與自然人概念具有同樣的倫理基礎：抽象人格。二者并無不同，只是憑借經驗難以為流俗理解罷了。

另一方面，借自自然科學的邏輯推理方法與價值無涉，這種“化約”的方法并不普遍適用于法學。拉倫茨之研究表明：“不管是在實踐(=‘法適用’)的領域，或在理論(=‘教義學’)的范圍，法學涉及的主要是‘價值導向的’思考方式。”在邏輯與價值沖突不可調和時，我們不應該死守著形式邏輯的必然推理不放，雖然邏輯有著保證法的安定性，進而裨益于安全價值的功能。因為價值領域不僅無自明之理，而且當人們價值取向之間出現沖突時，邏輯不矛盾律亦將失去其有效性，其間并不存在正確與錯誤的二元對立。死者名譽權在私法上采取的論證方式，毋寧是一種超越概念法學、科學主義視界的、經院主義的辯證推理方式。它接續的乃精神科學的哲學解釋學———修辭學的知識系統。“辯證推理并不是從某些‘命題’，也就是一些必然是或真或偽的陳述出發，從中推導出‘科學的’結論，而是從‘疑難’或‘問題’出發爭論的問題會通過一項命題或本原而最終獲得有利于此方或彼方的完全解決。”實際上，正是羅馬法的復興及修辭辯證推理的運用，才使得經院法學家創造出一種不同于自然科學的“法律科學”。“辯證”在12世紀的意思即尋求對立事物的和諧。經院法學家運用這種方法，以便調和權威性文本中的矛盾，并從它們中得出新的學說。

因此，這里又蘊涵著一項否定性結論，即只有從必然的形式推理，走向辯證的非形式推理，我們才能為死者名譽權概念奠定有效的方法論基礎。既如此，將死者擬制為自然人，使其擁有權利能力，并無不妥。通過死者親屬的代表，權利的行使亦可得以實現。要注意的是，死后人格保護的內在理由，并非死者親屬因此而招致的名譽損害；否則，權利主體與權利分離的危險將繼續存在。

四、結語

在概念法學的視域下，死者名譽保護問題無法解決；惟有超越概念法學，回到規范目的，才可能合理詮釋。在實證民法體系中要找到死者名譽保護的依據，也只有回到權利能力概念的理性法基礎、倫理基礎。藉此死者名譽權方能被置于外部體系中的合理位置。故死者名譽權的民法保護，就是一個循環的回溯目的本身的過程，并且是一個經院主義辯證推理之過程。

參考文獻：

[1]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中心.國家司法考試法律法規匯編[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

[2]彭萬林.民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3]王利明.中國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總則篇)[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第2篇：社保法全文范文

近年來，__緊緊抓住發展機遇，克服困難，化解矛盾，全力作好以核桃為重點的農業產業化、水電推動式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建設三篇文章，全縣經濟社會呈現出快速發展的良好局面。特別是在工業發展上，20__年被大理州確定為5個工業發展重點縣之一。全縣著力抓好以漾江鎮、蒼山西鎮、平坡鎮、順濞鄉等鄉鎮為重點地區，以漾江沿岸工業點為牽引，以西洱河、順濞河沿岸工業點為助動，以320國道、大保高速公路、平甸公路三線交通為連接的長藤結瓜式的“漾江工業走廊”，取得了顯著成效。水電、化工、礦冶等工業項目投資開發力度不斷加大，以大鋼公司、漾洱電站等為代表的一批大企業、大項目紛紛在漾濞安家落戶、投資創業。在工業經濟加快發展的同時，企業與當地群眾的土地征用、林地征用、工農業生產用水等方面的矛盾和糾紛也不斷增多。排查調處好工業建設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做到既保護外來投資企業健康發展，又維護當地群眾合法利益，成為了縣鄉人民政府工作的重點和難點。為此，各級各部門必須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和科學的發展觀，狠抓項目工作責任落實，加大政法維穩、司法調解和處理工作力度，努力創造平安穩定、服務優質、辦事高效的發展環境，為工業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加強政法工作，嚴厲打擊犯罪活動，維護社會平安穩定

穩定的社會治安環境是企業順利建設和生產的前提，為經濟發展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環境是政法工作的根本任務。就漾濞而言，一是繼續鞏固“平安__”和“無毒縣”創建成果，在20__年“平安__”達標的基礎上，總結推廣經驗，深入開展平安鄉（鎮）、村（社區）創建活動。以禁毒和禁吸戒毒為重點，積極開展專案偵查和堵源截流工作，嚴厲打擊違法犯罪活動。二是嚴厲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加大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力度，確保治安大局穩定。堅持“嚴打”方針，始終保持對嚴重暴力犯罪、有組織犯罪、搶劫、盜竊等多發財犯罪的高壓態勢，公、檢、法、司各部門要各司其職，密切配合，嚴厲打擊各種違法犯罪和查處各種治安案件，尤其是故意破壞、阻擾企業建設和生產的違法行為，要從嚴從快查處。三是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部分建設項目由于企業資金不到位、誠信意識差等原因引發的土地、山林和水資源矛盾糾紛不斷出現，導致群體性上訪事件日益增多，影響了社會穩定。要及時準確地掌握可能引發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積極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要制定好處置大規模專項應急預案，一旦發生，政法機關和當地政府要迅速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依法妥善處置，要區分性質、講究策略、把握時機、冷靜穩妥地緩解、化解矛盾，做到“三早”、“三慎”，即早發現、早控制、早解決，慎用警力、慎用強制措施、慎用武器警械。

充分發揮司法調解作用，積極化解矛盾和調處糾紛

公安、司法等部門要以“漾江工業走廊”為區域重點，加大社會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力度，建立健全社會矛盾調處工作責任制，加強對鄉鎮派出所和司法所的領導，進一步調整充實工作人員，要經常深入企業和農戶走訪調查了解存在的問題和矛盾，對于排查出的矛盾隱患要提前介入，早預防、早處理。要落實好工作責任制，千方百計把矛盾化解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做到矛盾不轉移、不激化、不上交。在協調企業建設用地、林地征用等賠償時，要做到公平公正、依法依規，不回避矛盾，不推脫責任，盡量一次性解決問題，做到既保護企業利益，又維護當地群眾的合法利益。

第3篇：社保法全文范文

員工的保險均由單位進行辦理，用人單位為入職員工辦理社會保險，由單位到所在轄區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現在為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辦理，單位需要提交的材料主要有《參保單位登記表》、《參保人員登記表》，并提供法人營業執照、機構代碼證、稅務登記證、簽發工資表的復印件。因各地社保部門均有自己詳細的規定，詳細信息可以咨詢當地社保部門。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全文》第一章第二條

（來源：文章屋網 ）

第4篇：社保法全文范文

廈門市人社局系統近100人入駐政務中心，在二樓的社會保障綜合服務大廳設立了28個窗口，具體辦理企業工資使用手冊報備、特殊工時工作制審批、外國人和港澳臺人員入境就業許可、民辦技工學校設立審批、職業技能鑒定機構設立審批、基本醫療保險定點醫療機構和定點藥店資格認定、勞動能力鑒定，以及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待遇申領、審核業務。

截至2012年8月10日，廈門市人社局系統入駐市政務中心以來共辦理業務88198件，日均約1500件，日均業務受理量約占市政務中心總業務量的30%。

完善服務設施，體現細致貼心

在廈門市政務服務中心社保業務窗口，按照社會保險業務經辦的需求，設置了受理服務區、接待洽談區、等候休息區、自助服務區、咨詢服務區等，設置規范、功能明晰，讓來辦事的市民群眾一目了然。

在受理服務區，共設立了24個窗口，主要經辦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待遇申領、審核業務，以及社會保險關系轉移、社會保障卡辦理等各項社保業務。

在服務大廳，精心設計各種辦事指引，同時還設有咨詢導辦、排隊叫號系統、觸摸屏電腦、舒適的辦事椅和休息椅、方便的填單臺、以及飲水機、填單筆等，都力求在細微處體現出貼心的服務。咨詢服務臺則提供各項社保業務經辦咨詢及提供個人社保權益記錄查詢。

在自助服務區，這里擺放了8臺社保自助服務機，參保人員可憑社會保障卡在自助機上打印社保證明、養老保險繳費憑證、查詢社會保險參保繳費信息等，8臺自助機日均服務量為110人次。通過這些措施，有效地提高了辦事效率，提升了服務質量，窗口辦理業務的時間每件約為3分鐘，縮短了群眾等候時間，業務辦結率為100%,大部分業務可現場辦結，即時辦結率近70%。

在等候休息區，還準備了飲水機、老花鏡及辦理各項社保業務的辦事指南；同時，在社會保障服務大廳設置有一個大的電子屏幕，及時播放各項便民服務信息，或者針對近期的短信電話詐騙頻繁的熱點問題，播放提醒廣大市民警惕社保類詐騙短信、電話的通知。

優化審核流程，公開政務信息

為了更好地做好進駐市政務服務中心后的服務工作，在進駐市政務服務中心之前，廈門市人社局重新梳理審核和服務事項，優化審核流程，簡化辦理環節，在壓縮審核時限的基礎上，做到每個審核、服務事項都有1張辦事指南及1張流程圖；提供完整的服務事項的申報材料的范本；為了便于群眾按要求申報，減少咨詢量，按照要求，將審核服務中群眾經常咨詢的問題以問答形式制作問題庫；提供各項審核、服務項目所涉及的政策法規、規章目錄及全文。并將辦事指南公布在市政務服務中心的網站、張貼在辦事大廳的公告墻上以及放置在等候休息區。

推行“馬上就辦”制度事項：《企業工資總額使用手冊》備案以及失業保險、養老保險（除退休業務需上級審批外）業務即時辦理，現場辦結。

審批時間壓縮至法定時限40%以內的事項：設立技工學校審批由法定時限90個工作日壓縮至36個工作日，職業技能鑒定機構設立許可由法定時限20個工作日壓縮至8個工作日，外國人入境就業許可由法定時限20個工作日壓縮至7個工作日，臺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許可由法定時限10個工作日壓縮至3個工作日，企業實行不定時和綜合計算工時制許可（部分下放）由法定時限20個工作日壓縮至8個工作日，參保人員出國出境定居個賬退付、以及參保人員去世后個人賬戶繼承從原來的15個工作日縮短到現在的9個工作日，部隊隨軍家屬社保轉移到賬確認從原來的10個工作日縮短到6個工作日。此外，參保人員轉外就醫，已經實現在本市三級定點醫院直接網上辦理，不必再到社保中心窗口審批；醫療機構每月社保卡刷卡數據現采用網上核對、審核方式，避免醫療機構兩地跑。

整合社保中心科室職責，一個窗口辦理

廈門市社保中心第五次對內部科室職責重新分工，以群眾需求為導向，以減少窗口排隊為原則，通過內部職責劃轉，合并同質業務，減少窗口手續，只需排1次隊提交完整申報材料，就可通過后臺的審核、復核、審批和財務轉款進入當事人銀行卡，“一條龍”辦理完成，受到了參保群眾的歡迎和好評。同時設置領導值班制，市社保中心領導從星期一到星期五輪流在市政務服務中心帶班，負責現場管理和處理各種突發事件，并實行AB角配合制度。同時設置首席代表制，選派2名處級干部長駐市政務服務中心作為首席代表，負責日常管理工作，減少了審批層級，提高現場辦結率。

急群眾之所急，提高工作效能

第5篇：社保法全文范文

“減持”國有股，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從方案設計來說，至少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

（一）方案設計的前提。我認為有兩個前提必須搞清楚：一是要弄清楚社會保障基金的缺口到底是多少？二是要弄清楚到底需要“減持”多少國有股才能籌集所需的社保基金？從上說，基金的缺口應當是比較明確的，“減持”的數量在每股價格一定的情況下也基本可以確定。但是，從下面的可以看出，由于基金缺口有大、中、小三種不同的口徑，而且國有股也有不同的“減持”方式和“減持”途徑，以及不同的“減持”主體，因此要真正弄清楚這兩個問題也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二）方案設計可能涉及的基本環節。“減持”國有股，充實社保基金，從操作的角度看，應涉及三個環節：

1.部分變現國家持有的在股份制企業中的國有股權或股票。沒有國有股權或股票的部分變現，就不可能有填補社保基金缺口的基本來源。

2.將變現國有股權的收入委托給有關中介機構進行運作，以實現其增值。從現收現付到預籌積累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一般說來需要一個較長的過渡期。在這個過渡期里，資金的缺口一般是比較大的。因此，在將“減持”收入用于充實社保基金的過程中，特別是在進行方案設計時，應當盡量避免將“減持”變現的收入直接用于填補社保基金的缺口，要做到通過對“減持”收入的運作，實現其增值。

3.用增值收益填補社保基金的不足。只有用增值的收益填補社保基金的不足，“減持”收入的錢才是活錢，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保基金的缺口問題。

上述三個環節，可以說是相互聯系，缺一不可。其中，部分變現國有股，主要是指國家將自己在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特別是在境內外證券市場上已經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中所擁有的部分國有股股權或股票，通過一定的資本運作方式予以變現。

（三）方案設計可能涉及的幾方面關系。從國有控股公司的實際情況看，“減持”國有股充實社保基金至少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一是各級政府與各控股公司的關系；二是各級政府之間的關系；三是各控股公司與其職工的關系；四是各控股公司與被控股企業之間的關系；五是“減持”工作或其主體與“減持”收入的運作或其運作主體之間的關系；六是“減持”及其收入的運作與資本市場或證券市場的發展之間的關系。在這幾方面關系中，最為核心的是各級政府之間的關系。

二、社會保障基金的缺口總額

這是方案設計必須首先搞清楚的前提之一。

按目前規定，社會保險費用由國家、企業和職工個人三方面合理負擔。但多年來，社會保險基金的來源僅限于企業和個人繳費，國家的責任主要體現在允許企業和個人繳費在稅前列支。從現在的情況看，僅靠企業和個人繳費已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以致基金的缺口越來越大。為彌補基金缺口，在方案設計中必須首先明確到底缺口有多大。

測算基金缺口總額，必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一是社會保障基金需求總額；二是在現行體制下所能籌集的保障基金總額；三是其它因素，其中：

（一）社保基金的需求總額，取決于以下幾個變量：

1.保障水平。保障水平高，所需資金就多，保障水平低，所需資金就少。如1997年，全國離休、退休、退職職工保險福利費用相當于工資收入的30.4％……其中，國有經濟單位的水平為35.76％，在各種經濟成份的保障水平中是最高的。如按國有經濟單位的保障水平計算，全國的社會保險福利費用總額應為3，363.34億元，比實際發生的37043.5億元多319.84億元。根據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保障水平不能太高，否則，國家或企業甚至個人都不能承受。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即使按國有經濟單位的保障水平測算，整個保障水平也不算高，因為這是根據實際發生額計算的，而在實際發生的過程中，這已經是一壓再壓了。

2.保障內容。是包括社會保障的四大塊。即：養老、失業、醫療和工傷，還是僅指養老。保障內容多，需求總額就必然大，反之，需求總額就小。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國的社會保險包括了這四大塊，其中養老保險是大頭。據有關部門統計，今年1—5月，全國發放企業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金總額為747.9億元，而失業保險基金支出僅為36.8億元，

3.保障對象，是保障包括在內的所有人口（即謂大方案），還是僅保障城鎮人口（即謂中方案）。甚至只保障城鎮人口中的國有企業職工（即謂小方案）。如果保障對象的面廣，需求總額必然大；反之，需求總額也就小。1997年全國社會保險福利費用支出總額為3，043.5億元，而同期國有經濟單位的社會保險福利費用支出卻只有2，578.8億元，兩相比較，前者比后者多支出464.9億元。

從長遠的發展看。社會保障的對象應當盡可能寬廣，或者說，必須覆蓋全社會。如果是這樣、按1997年的有關統計數據測算，全國當年的離退人員總數大約是15979.55萬人，而人均的社會保障費率標準是9、082.36元（人年），那么，社保基金的需求總額大致為14513.2億元，比當年實際支出數要高出近4倍。

（二）在現行政策下可能籌集的社保基金總額。

所謂現行政策，是指國家目前對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等提取比例的規定。據了解。目前這四項的提取比例分別為在職職工工資總額的16％、3％、8％和1％，也就是說，只要根據全國在職職工的工資總額和鄉村人口的收入總額乘以28％，就能得出在現行政策下我們應當籌集到的社保基金總額。如1997年全國城鎮在職職工的工資總額為9，405.3億元，鄉村人口的純收入總額為38，108.26億元，按此計算，當年應籌集的社保基金總額為7，703.8億元。

但是，如前所述，我國每年實際籌集的社保基金總額遠未到這個數字。

（三）其它因素。由于實際籌集數與應當籌集數有較大的差距，所以在方案設計時就必須考慮其它因素。如：

1.困難企業不愿繳，破產倒閉企業交不出，征繳措施不得法，征繳部門的人手不足或征繳不得力，等等。

2.農民沒有納入征繳范圍，即使納入征繳范圍，要想全額收繳也是絕對不現實的。

因此，在具體測算時如果按上述大方案測算，就需要在7，703.8億元的基礎上打個折，比如打五折。這樣應當籌集的7，700億，實際上就只有3，850億了。

根據以上幾個因素測算，全國社保基金的年缺口額，大方案大致缺口10681億；中方案大致缺口729.85億元；小方案大致缺口559.58億元……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缺口問題，大方案至少需要2—3年的積累，以便2—3年所能籌集的總額加上營運收益能夠與14，531億的總額數值相當。因此，大方案的社保基金缺口總額大致在25，O00—35，000億。由于中方案，特別是小方案終究不是長遠之計，或者說，社會保障終將覆蓋全社會，所以，即使先按中方案或小方案考慮基金缺口，也不能只按上述去測算，換句話說，必須考慮一個預籌積累的因素。因此，實際缺口總額肯定要比上述數值大得多。

三、“減持”國有股所能籌集到的資金總額

“減持”國有股到底能籌集多少資金，這也是方案設計中必然要涉及的重點。而這個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我們到底有多少國有股可以“減持”；二是“減持”一股國有股能換多少錢。

1.關于國有股的數量。以國家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權為例，據了解，截止1999年底全國共有上市公司1，041家，其中境內949家，境外92家；總股本，境內為2，965億，其有股為1，585.2億股；境外H股為952億股，其中國有股614億股，境外紅籌股792億股，其中國有股453億股，三項合計，國有股的總股本為2，652.2億股，國有股的總市值為14，140億元。

2.關于國有股能值多少錢。從2，652.2億的總股本和14，140億元的市值看，在出售價不低于面值，且又不高于市值的情況下，“減持”國有股，多可拿14，140億元，少可拿2，652億元。前者為上限，后者為下限。

當然，隨著國有改革的深化，我們可能還有許多國有企業可以通過改制上市，并可通過“減持”的辦法增加“減持”國有股的收入，但到底能增加多少，還得根據不同的情況具體。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把全部的缺口壓力都放在國有股上，完全用“減持”的辦法來填補社保基金的缺口，而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多種渠道、多種途徑和多個層次來解決這個問題。比如，通過轉變政府職能，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各級政府向社保基金的投入。據了解，近兩年來，各級政府已開始向養老保險投人資金。僅中央政府1998年就投入23億元，去年又投入173億元；又比如，通過開征某些固定稅種，專項用于充實社保基金；再比如，通過發行彩票，動員捐助等形式向社會籌集。等等。

無論如何，在“減持”國有股的過程中部應當做到以下幾點：（1）部分變現國有股。既然用的是“減持”這個詞而不是其它什么詞，那么，“減持”國有股的本來含義，從數量來說應當是部分變現，而不是全部變現。（2）“減持”股權而不是資產。為什么這樣說？因為股權或股票作為一種權益性的東西，一般來說要比資產性的東西更容易變現，此其一。其二，由于實物性資產與職工的就業問題通常聯系比較緊密，而權益性的東西相對來說就沒有那么緊密。如國家變現10臺機床，可能就會導致部分工人的失業，但如果變現1000萬股國有股，可能與工人的失業與否根本沒有什么關系。（3）單位國有股的價值市場化。即：單位國有股的價值多少，不能根據中介機構的評估意見來確定，更不能由少數人說了算，而應當交給市場去評判或決定。（4）“減持”的方式、途徑，甚至“減持”的主體，要多元化。“減持”的方式、途徑和“減持”的主體越多，越有助于實現單位國有股的價值最大化。

四、“減持”國有股充實社會保障基金需要的問題

盡管“減持”國有股，充實社保基金的政策在思路上是完全可行的，但因它涉及兩個前提、三個環節、五對關系，一旦實施，可能還會面臨不少或具體操作上的問題，這就需要在方案設計時進行認真細致的分析和研究。

1.“減持”國有股充實社保基金，在理論上是否解釋得通？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證：一是“減持”思路與實現國有資產戰略調整基本一致；二是社保基金不足，國家有責任和義務幫助解決；三是國家通過“減持”將過去因為長期實行的“低工資、低福利、高積累”所形成的部分國有資產變現，以充實社保基金，實質上是還以前的欠賬。但是，是否所有的人都能在這三個方面達成共識？

2.“減持”國有股，充實社保基金，在操作上一個是資本項目，一個是經常項目。要將資本項目轉為經常性項目，又如何結轉？

3.將國有股全部出售，是否還叫“減持”？根據以上的粗略分析，要想完全充實社保基金，即使把國有股全部出售也未必能夠。如果全部出售真的夠了，但這種全部出售行為還叫“減持”是否合適？

4.以什么價格“減持”國有股比較合理？有兩種說法，一是按市值進行“減持”；二是按凈資產值進行“減持”。無論以哪種價格“減持”，是否都能進行人為控制？誰來控制？

5.“減持”國有股，是在一級半市場操作，還是在二級市場上操作？如果在二級市場上操作，是否需要分步驟、視時機？否則，二級市場承受不了巨額“減持”的壓力怎么辦？而且、在境內境外二級市場上，是先境內還是先境外？即使同樣都是境內或境外，是先好的企業或行業，還是先差的企業或行業？

6.“減持”國有股的收益，可否統籌用于全國的社保基金？從理論上說，國有股的所有權屬于國家，“減持”國有股的收益毫無疑問地應當歸國家，并可由國家統籌用于充實社保基金。但是，現實的情況是，國有股往往分為不同的層級，如中央國有，地方國有。其中地方國有，又分為省級國有，市級國有，縣級國有。在財政“分灶吃飯”的體制下，這些不同層級的國有股，其“減持”的收益到底是分別歸不同層級的政府，還是只歸中央政府？如果是前者，由于保障基金的缺口存在結構性矛盾，即不同地區社保基金的缺口額是大不相同的，或者說有的多有的少，在這種情況下會不會部分抵消“減持”的作用和效果？如果是后者，“分灶吃飯”的體制矛盾又如何解決？

7.如果上述問題都不存在，那么“減持”工作由誰來主持？“減持”工作與其收入的運作是否需要分開？

8.“減持”收人是直接貼補社保基金的不足，還是將其用于再投資井用再投資的增值收益貼補社保基金的不足？如需進行再投資或需要實現其保值增值，那么，對保值增值的運作是否需要作某些規定？如是否允許在證券市場上買賣股票、債券（包括國債）？在買賣股票、債券時，是否需要委托專業機構？

9.如果“減持”的收益可以委托專業機構在證券市場上買賣股票、債券，是集中委托一家專業機構，還是分散委托多家專業機構？我們現在有無這樣的專業機構及人員？沒有，怎么辦？如有，其資格如何進行認定？

第6篇：社保法全文范文

信息時代，計算機技術手段的快速更新發展使得影像處理、數據系統網絡技術更加成熟。以往滯后的檔案管理向著現代化模式逐步更新，由管理紙質資源發展為處理電子信息。也就是利用數字化的檔案信息錄入、處理以及輸出，可完成有序科學的信息資源管控處理，形成有用的人事檔案。因此，通過現代化技術手段存儲人事檔案，進行快速的搜尋，完成網絡化管理，創建形成開放、完善的人事檔案信息服務管理網絡，打造社會范圍內全面共享的人才信息庫，當前更具可行性。再者，現代化檔案管理模式對于人事管理人員提出了更高標準的要求，他們不僅要愛崗敬業、具備奉獻精神，還應掌握開發信息資源的能力，樹立面向社會服務的意識。當前，建設檔案人才工作隊伍漸漸向著高素質水平、復合型的方向轉變，培養并配置新型人才已經具備了一定條件，較多設置檔案專業的學校也均涉足了現代化檔案管理的學科方向，目標在于培養建設出一批符合信息化環境的優質檔案人才。

2效益保障

網絡建設是一項公共事業，因此體現了社會效益。在初期建設階段需要通過主管單位撥付經費的方式運營，然而電子信息技術手段的日趨成熟使得計算機以及網絡產品的價格不斷下降，人們無需花費過高的費用。在人事檔案信息逐步發展變成證明人才自力水平的重要內容后，可向著市場化的方向繼續運作，進而對初期投入的建設經費進行補貼。委托給人才服務單位管理的人事檔案、利用網絡系統在檔案中心建設的電子檔案、后續的數據更新在提供審驗、掃描、錄入等人性化服務的過程中，均可獲得相應的人事費用。用人機構可透過相應的方法應用檔案中心管理的電子文件，這也需要繳納一定費用。而人才服務單位會將獲取收益依照一定百分比交給主管單位，進而對網絡形成了經費保障，可實現定期的系統升級以及維護，以實現良性循環，使人事檔案信息服務網絡建設更具可行性。

3借鑒成功經驗

較多高校畢業生在走向社會后均面臨著一個相同的難題，即在想要搜尋期刊文獻之時不能像在學校那樣利用校園網系統進行檢索，僅能通過公共圖書館借閱資源或網絡查詢獲取相應的資料，這樣無疑給工作學習增加了不便。而聯合參考咨詢以及文獻傳遞網的建設則可有效解決該類問題，僅需要計算機聯網便可足不出戶的獲取想要的全文資源。該系統建設的宗旨目標在于基于數字館藏資源、網絡信息資源、依托信息搜索技術為廣大社會提供服務咨詢以及遠程信息傳遞服務。通過推行資源信息共享以及免費服務制度，僅需要讀者在任意圖書館網絡注冊為正式用戶，便可獲取相應的資料。而讀者提出的各類問題，通過網上參考咨詢也可實現有問必答。該人性化系統服務模式為人事檔案信息服務網絡建設增加了更大的可行性，更為該目標的實現開創了優質的系統環境，并形成了更加堅固完善的硬件保障。工作人員應充分借鑒這一成功經驗，吸取教訓與不足，進而為后續的研究開發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礎。

4人事行政管理體制更新的新機遇

我國政府機構的更新改革為人事檔案信息服務網絡建設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保障，通過合并人事部門、勞動部以及社保部，創建人力資源部以及社會保障部，依據十七大報告有關創建規范優質的人力資源市場標準要求，快速推進人才市場同勞動力市場的全面整合，實現優勢互補，推進人力資源實現最合理有效的流動以及科學的配置，這樣便為人事檔案信息服務行業的健康持續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組織保障以及更寬闊的空間。創建人事檔案信息服務網絡系統主要由新建的人力資源以及社保部門牽頭實施，其推行力度具備了更大的保障，契合我國檔案管理工作統一領導、分層級管理的工作原則。這樣一種統籌管控的模式利于突破當前各區域重復構建、分散進行自主研發的人才檔案服務網絡系統的不良局面，利于創建出統一化的人事檔案信息工作標準，提供更加規范化、人性化的服務，并為全國范圍內的人才流動提供實時跟蹤管理服務。同時，網絡系統為政府單位主導管理，人才人事檔案電子版具有唯一性，這也注定增強了其權威性。為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伴隨人資市場的規范化、統一化創建，人才服務管理職能將更加完善，人事檔案信息管理服務的業務內容將更為全面豐富，網絡建設也會具備更多元化的社會資源、廣泛的經費來源以及良好的政策資源。

5同社會保險網絡同步建設

當前，我國正致力于研究社會保險一體化管控的科學方式，并逐步在深圳首先進行試點工作，發行了我國各地區通用的社保卡，通過與二代身份證相似的IC卡技術研制，每人擁有獨一無二的卡號。這樣一來在人才向異地流動后，也不需要像以往一樣還要補辦一張新卡方能參與當地社會保險，而僅需要將該類全國通用的社保卡交由新單位查詢保險號碼便可在此地區繼續參保。倘若人事檔案信息服務網絡系統可結合該類管理體系，那么將體現更大的可操作性。還可就勢趁著兩部門合并的機會，由人資部門以及社保部門進行牽頭，將兩類網絡系統進行集成化的建設。借助社保系統面向全國進行頭籌管理的機會，使人事檔案信息服務網絡的創建同我國社會保險網絡信息系統合并考量、一致統一創建，這樣不但節省了經費投入，還可實現高效化以及集約化管理的科學目標。

6結論

第7篇：社保法全文范文

    （一）公平與效率相權的建制理念

    價值理念及政策取向是社會保障制度設計的基礎和前提，公平、效率與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密切相關。互助互濟、保障公平是社會保障事業追求的固有特性、目標、本質和核心。而效率是社會保障制度正常運行的物質保證，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產生重要影響。尋求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建制理念。然而實踐中關于何者優先或傾向于何者的選擇往往對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選擇起決定性作用。效率優先往往更加強調社會保障制度對經濟體制改革的配套作用，而公平的價值取向更加傾向于將社會保障制度視為最重要的社會政策之一，關系到民生問題。

    第一種觀點，更加關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效率性，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他們提出社會保障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其一，要注重鼓勵個人勞動的激勵系統的有效性；其二，要強調保持較高的積累率；其三，要重視與其他社會經濟改革的相互配合。周小川認為，社會保險與個人賬戶模式相比存在許多內在的缺陷和弊端，因此社會保險只是一種金融產品，其中一些產品雖然可以在規避特定風險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但激勵性不夠，在社會保障體系中只能發揮輔的職能。具體到社會保障模式選擇與方案設計時，建議應建立以個人賬戶為主導的分層次社會保障模式，以企業集團為突破口推進個人賬戶模式。他強調社會保障制度與維持激勵及儲蓄之間的關系，其觀點具有明顯的效率傾向。（周小川，2001）

    第二種觀點則不同，認為社會保障制度一定是天然地追求社會公平，而市場經濟是天然追求效率。在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過程中不能過分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應當確立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價值取向。并認為中國需要用公平與發展的理念去建設新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強調責任共擔、官民結合、多層次與多元化相結合對于新制度的確立和未來發展至關重要（鄭功成，2001）。公平優先，兼顧效率應是我國目前和今后一段時間社會保障制度的政策取向（郭殿生，2003）。

    但大量研究文獻關于社會保障模式的建制基礎更加突出效率傾向，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思想基礎，曾一度成為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主導原則。不過，在我國當前條件下，隨著社保理論的完善以及改革實踐發展，人們逐步開始強調公平的價值取向。公平與效率何者優先的問題正如西方經濟學中凱恩斯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兩種經濟思潮的相互交替。

    （二）制度建立的原則問題

    武漢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李珍教授認為，中國過渡時期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建設和完善，只能適應過渡時期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在社會的過渡轉型時期，政府有效地發揮作用十分關鍵，同時應堅持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性、差異性和過渡性原則 （李珍、萬明國，2004）。

    時任職于武漢大學的鄭功成教授在論述制度建立原則時提到，中國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應該滿足如下條件：一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相適應；二是充分考慮中國的國情與國力；三是能夠在改善國民福利的同時努力避免社會保障的財務危機（鄭功成，1997）。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葛延風認為，考慮到當前體制的問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長期需要、保障廣大人民群眾基本生活安全的需要、中國經濟體制完善的需要、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以及勞動力市場化的需要、城市化與工業化的趨勢，以及中國經濟的現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本身的特點，未來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發展的基本目標應當明確定位于廣覆蓋、低水平、可持續和促發展。無論是體系框架設計，還是特定保障項目的制度設計，都應遵循這一基本目標（葛延風，2004）。陳清泰也認為，模式的選擇一定要確保其能夠實現廣覆蓋、可持續并能夠為改革和發展提供支持的目標（陳清泰，2000）。

    還有一些觀點，如適度原則、目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的原則、層次性與專用性、整體性原則、動態性與開放性原則。根據以上原則建立一種包括農村和城市社會保障兩大塊的多元協調模式（張映芹，1999）；以及法制化原則，普遍加區別原則，合理負擔、權利與義務對等原則以及與實際國情相結合原則瀏宇、楊勝軍，2002）。

    （三）關于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設計類型

    制度模式構建的整體思考的論述一般有如下提法：第一，保險型社會保障模式（強制保險為主，自由保險為輔），合理界定政府、企業、個人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責權利（鐘偉、葛玉良，2C00）。第二，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型。認為中國的社會保障模式是一種兼顧公平與效率的社會保障模式；應當以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為重點推進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應當是一種城鄉整合的社會保障模式，并逐步實現社會保障基本制度形式和待遇水平的城鄉銜接；應當是一種與傳統特色合理結合，基于傳統保障特色基礎上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李迎生，2004）。還有一種類似的提法，即“附合保險型”模式，以社會保險為主，以社會福利為輔，以社會救助為補充，個人企業政府責任共擔的社會保障制度。（吳施楠、季怡紅等）；第三，保險型+儲金型社會保障模式（吳春， 2004）。第四，社會保險+ 群眾互助+家庭保障相結合 （葛壽昌，1995）。第五，商業保險+社會救助型（劉玉珂、王然，2002）。第六，自助型（強制儲蓄型）社會保障模式（朱佳俊，2002）。第七，家庭保障+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人民大學鄭功成教授認為，我國現階段的合理選擇目標應是以家庭保障為基礎的一種新的混合型的、現代保障與傳統保障相結合的社會保障制度。由于傳統保障所獨具的精神保障功能與現代保障相互補充，所以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與改革中，應當將現代保障方式 （主要是指它的優越物質保障功能與實現方式）與傳統保障特色（主要是指它的精神保障功能與實現方式）合理地結合起來。這不僅是鑒于工業化國家的經驗教訓，更是基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李迎生，2003）o第八，社區社會保障模式，它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三項內容，并全方位發展社區教育、衛生和環境保護（劉桂芝，2002）。第九，多層次、多元協調模式。依據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在要求，結合中國生產力水平差異大、多種所有制結構并存、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等現實國情，中國應該建立多元協調模式的社會保障制度（任保平，1998）。

    當然，學者們以上歸類有時并不相互排斥，只是由于角度和強調重點不同，描述亦有不同（覆蓋范圍、基本特征、籌資模式、管理體制等方面）。

    二、關于城鄉統籌社會保障模式選擇

    （一）城鄉社保制度銜接

    實現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是長期發展目標，但需要統籌安排。通過一種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在目前完全割裂的城鄉二元社會保障制度之間構建一種銜接模式，為將來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創造條件（樊小鋼，2004）。

    第一種觀點，在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通過建構一種作為過渡形態的“三元社會保障模式”，以突破二元社會保障體系的固有框架，為進一步實現社會侏障體系的城鄉整合做好準備（李迎生，2002），建立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勢在必行，而且具有現實可行性（景天魁，2004）。由于中國工業化與城鄉社會結構轉型的特殊性，目前城市實行的養老保險的第一支柱與醫療保險的大病統籌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可設計為城鄉共享項目，其他方面或項目則可根據城鄉實際保持一定差異。目前的改革可以以社會保險制度為重點，在加快城市企業職工社會保險制度的規范化改革的同時，采取措施將鄉鎮企業職工、進城農民逐步納入社會保險的覆蓋范圍，并使之最終與前者統一。在農村，則構建一種既和目前實際吻合，又便于未來與城市整合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未來在基本養老、大病醫療、最低生活保障等保障項目可實現城鄉統一，而其他項目仍可保留一定的城鄉差異（李迎生，2002）。這種關于過渡制度安排的類似觀點還有，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制度從建立城鄉統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公共衛生和大病統籌制度著手，逐步建立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新體系（景天魁，2004）。

    第二種觀點，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三部曲”，即轉型模式、市場模式和目標模式。轉型模式就是指在各種物質條件不成熟的條件下，提出以家庭保障為主，根據地區發展水平差異，發展社會救助（貧困地區）或社會保險／商業保險（較富裕地區）的模式。市場模式就是以“家庭和福利機構”為依托，政府倡導的 “個人責任”制、強制儲蓄型社會保險為基礎，商業保險為主導，社會救濟等保障方式為補充的儲蓄保險主導型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目標模式社會保障制度的目標模式應是城鄉一體化的統一模式，即建立以政府參與的、社會互濟性強的社會保險為基礎，商業保險為主導，其他保障形式為補充的保險主導型社會保障模式（楊翠迎，2002）。

    第三種觀點，城鄉分割的社會保障政策。這種觀點中包含了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是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政策，從長遠來看是短視國策。基本不贊同在農村建立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政策。理由是城鄉經濟發展高度不平衡，統一社保在經濟上不可行；在中國農業人口中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對于向提高這些產業的人工成本并進而嚴重削弱中國勞動力密集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另外，這也違背當前小政府、大市場的世界改革潮流（陳平，2002.其二是，在農村建立與城市截然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在今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補救模式”仍然應當是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的主要形式；中國城市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應加強統一的社會保障行政管理，明確多元化的責任。（周弘，1996）

    第四種觀點，從“二元到三維”的目標模式。“三維模式”的基本框架由三個層次構成：一是建立覆蓋全國城鄉的統一的法定的基本保障。基本保障由城鄉社會福利、城鄉社會救助和城鄉優撫安置或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組成，全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有權享受，它保障全體公民在生命波折期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二是建立省（市）級統籌的補充保障。該層次的保障水平略高，作為基本保障的補充，保障范圍包括所有企業和事業單位的職工及政府公務員。三是建立以商業性保障為主的附加保障。附加保障屬自愿性質，主要為那些不滿足于基本保障和補充保障的經濟收入較高的公民提供保障。（王國軍，2000）

    作為城鄉社保制度統籌發展的重要內容，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設計，也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統”或“獨”。“獨”派往往基于農民工與市民以及傳統農民的工作、職業性質和需求的區別，建立獨立于城市和農村的不同社保模式（袁志剛、李迎生等）。而“統”派又有將其納入城市社保體系和農村社保體系之分。蔡吩認為，應該把他們納入到城市居民的保障體系，這樣有利于形成共通的社會責任感（蔡防，2003）。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建立獨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或者把農民工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不具有理論和操作的可行性，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可性的辦法是將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暢立雄，2003）。

第8篇：社保法全文范文

一、我國檔案開放目錄的發展現狀

目前，我國大部分檔案網站都推出了檔案開放目錄，有些還停留在原始的目錄瀏覽階段，為紙質版本的數字化，但多數已建立起具有查詢功能的檢索系統。國家級檔案館的在線數據庫尚未建立，從省、市、區(縣)三級檔案館網站的檔案開放目錄來看，各地建設水平參差不齊，部分系統有一定亮點，但整體質量不高。

(一)國內開放目錄典型調查

本文以北京、上海、遼寧、沈陽、紹興和青島等地的檔案開放目錄為典型案例，進行了調查統計，見表1。

(二)典型案例分析

除以上幾個網站外，對比全國多個開放目錄的內容及功能可知：

1、檔案種類

文書檔案是檔案開放檢索的主體，但提供全文使用的網站很少，部分網站對這些文書進行掃描，以圖片格式保存后提供線上利用，如北京市檔案館的全文閱覽系統。其次，照片、錄像開始加入到系統中，有些照片提供免費查看并可下載，視頻的可鏈接率較低，但可看出檔案館開始重視對多媒體信息的提供。

2、數據內容

目前幾乎所有的檔案館都提供革命歷史檔案、民國檔案及建國后檔案，政務色彩較濃，對特色檔案的開發不夠。北京與沈陽的勞模檔案、沈陽與上海的工商檔案、北京的訴訟檔案、大連的調配書、湖北的檔案以及福建省檔案館包括體育、地政、海關、禁毒、閩臺關系、名老中醫等多達59個專題檔案材料的提供給各級檔案館開了個好頭，但就全國范圍來講，專題檔案檢索依然任重而道遠。

3、著錄層次

很多系統都在檔案題名上建立了二次鏈接，但著錄項大多數為責任者、形成時間、發文單位、文件編號、檔號等幾項，缺乏其他描述。然而也有比較出色的，如上海檔案館網上檢索服務系統。對每個文件，系統都提供了詳細的文件著錄項目，并可鏈接查看所屬全宗、類別、案卷的詳細信息。

4、檢索功能

檔案檢索大體可分為案卷級和文件級兩種，案卷級在數量上比文件級占優。系統的設置通常將這兩個類別分開，利用者需要在不同的數據庫進行檢索。上海的查詢系統給這些數據庫提供了統一的檢索入口，利用者可以選擇案卷級、文件級或者對所有檔案進行查詢，不受檔案著錄層次的限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開放目錄采用文件夾內層層瀏覽的形式，使利用者在直觀感受檔案組織層級的同時，隨時在每一層級內查詢所需檔案，既增強了靈活性，又可提高目標針對性。

5、檢索效率

雖然幾乎每個系統都提供了關鍵詞檢索，但目前所謂的“關鍵詞檢索”實質上只是對文件標題進行檢索，且加上著錄質量總體不高，特別是很多照片檔案都沒有詳細描述，在這種情況下，檢全率低成為各系統普遍存在的問題。

6、提供方法

由于庫藏量小，特別是數字化信息在系統中所占的比例還很小，很多開放目錄都無法提供高吸引力的檔案資源。紹興市檔案信息網通過開放目錄與網站欄目“視頻點播”的對接，實現“紹興新聞視頻庫”庫藏的在線觀看，與遼寧的“聲像檔案”出自同一原理，這種站點資源與目錄系統的整合值得注意。

7、資費標準

很多網站提供了部分檔案的免費查看或下載，但也有部分檔案館對檔案實行有償使用。如浙江省和青島市檔案館就對大多數館藏實行利用收費。以青島市檔案館為例，利用者在該檔案館網站進行注冊并以現金、查檔卡、郵局匯款或銀行匯款等方式交納查檔費后成為高級會員，可通過“留言板”或“在線提交查閱需求”要求查閱所有開放的檔案資料全文信息。這種行為目前受歡迎程度不大，但是否具有市場前景關鍵還在于檔案館能否提供高質量、高實用性的檔案材料。

二、構建我國檔案開放目錄的途徑

(一)內容選擇

1、把握利用需求，有選擇地數字化館藏

“根據了解，目前一般區(縣)檔案館館藏量在12-15萬卷，按每卷檔案50頁計算，大約共600-750萬頁。如將這些檔案全文數字化，按照目前市場價格(掃描和輸入0.25-0.4元／頁)計算，一個區(縣)級檔案館全文數字化將需投入150-200萬元。”然而，“‘十五’期間，中央財政對縣級公共圖書館、文化館基礎設施共投入136.4億元，比‘九五’期間增長約50％。而對比之下，同期中央財政對縣級國家綜合檔案館的投入則為零。”在此情形下，對所有館藏檔案進行全文數字化顯然脫離實際。因此。檔案目錄數字化應成為檔案數據庫建設的首選環節，然后逐步擴展到檔案原文的數字化。檔案館必須正確把握本館的利用需求，根據目前檔案利用的實際情況有選擇地進行數字化。強調突出館藏特色，把有限的資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2、整合檔案資源，增加民生檔案的比例

“民生檔案包括社會保險檔案、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檔案、婚姻登記檔案、房地產檔案、拆遷安置檔案、人口計生檔案、藥品食品監督檔案、環境檢測檔案、土地承包和林權改革檔案等百姓關注、涉民密切的20余個門類檔案。”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檔案館與民眾的生活一直處于相對脫離的狀態。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之一便是檔案部門長期注重對政府機構文書的收集，缺少對社會變遷的記錄，另一原因是檔案部門缺乏服務意識。但隨著近年來群眾維權意識的提高，檔案意識也隨之增強，到檔案館查檔解決實際問題的趨勢越來越突出。據四川省檔案館查閱利用室的工作人員介紹，2007年“查閱社保養老、房屋產權、婚姻登記檔案的人員增長特別明顯……以成都市為例，2007年該市檔案利用人(次)增長幅度達到50％，金牛區、錦江區、青羊區甚至達到了60％以上。從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民生檔案與百姓生活漸行漸近。”0這種現象在全國其他地方檔案館也普遍存在，據張家港市檔案館利用情況的統計，“2005年和2006年的個人利用比例分別為87％和81％。……民生類檔案的查閱則在此期間從579卷次／年上升到5740卷次／年，增幅達十倍之巨，并且在‘十五’期間一直高高占據檔案利用量榜首之位。”這種個人與機構查檔比例大逆轉的出現反映了群眾對檔案利用需求的一種新趨勢，說明民生檔案正成為群眾關注的熱點。

3、多媒體檢索

檔案載體類型多種多樣，常見的包括紙張、縮微膠片、照相印刷品、實物、電影膠片、磁帶、聲音磁盤、錄像帶、視頻卷帶等。將載體類型作為其基本檢索途徑，利用 者可以選擇其所關心的一種或幾種載體類型限制檢索結果，專指度強，檢索效率高。目前，我國還很少將載體類型作為檢索途徑(上海很可能是全國惟一的一家)，少數網站建立了獨立的照片檔案目錄，但收錄照片數量很少，且缺乏詳細著錄。在目前的技術背景下，文字是最主要的檢索手段，圖像檢索還未得到大范圍推廣，多媒體文件只有配合詳細的文字描述，才能取得用戶預期的查詢結果。因此，檔案館應加強多媒體檔案著錄，早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多媒體檢索。

(二)系統功能方面

1、完善系統使用指南

使用幫助工具的提供是國外網站優于國內網站的一個明顯特征，這在專業檢索系統的使用中尤其重要。特別是在大眾較為生疏的檔案領域，一定的提示與引導將大大提高檢索的效率。從我國各檔案館網站提供的開放目錄來看，利用者明知所需檔案存于庫中卻難以檢出的情況非常普遍。因此，當利用者輸入關鍵詞但沒有得到理想結果時，系統需要有相應的自動響應，提示查詢者更換主題或提供相似檢索詞，以改善查詢結果，使利用者耐心在系統上停留。

2、編制索引輔助查詢

除檢索幫助及使用指南外，方便利用的最便捷方式是提供專題目錄，并編制各種索引。主題瀏覽和索引利用都是提高利用效率的方法，尤其對于不熟悉庫藏或不擅于編寫檢索式的利用者更是如此。開放目錄索引可以以全宗號或拼音、筆畫為序建立樹型連接，讓利用者對某一機構形成檔案或某一專題所有相關材料有一個總體把握，符合檔案的來源原則，既起到引導作用，又使部分利用者不至因檢索式編寫不當而導致漏檢。由于檢索系統建設還處于初期，所存條目少，這個問題目前在我國檔案開放目錄中表現不明顯，但隨著系統內容逐漸增加，索引的編制將越來越迫切。

3、實現系統無縫鏈接

自檔案館開始網站建設以來，“專題展覽”、“特色展廳”等欄目一直是各檔案館網站的亮點。但檔案開放目錄與網站其他內容處于完全分開的兩套系統，目錄與網頁信息無法實現相互鏈接，使得很多存在于網絡的全文資料無法于庫內檢索時直接獲得，利用者需要兩邊同時搜索才可確定所需信息是否存在。因此，在檢索系統自身建設的基礎上，如何實現網上展覽材料與查詢系統的無縫鏈接是檔案開放目錄建設的一大課題。

4、采用標準兼容技術

目前提供檔案開放原文在線閱覽的網站不多，北京市檔案館的檔案全文檢索閱覽系統是其中較為典型的一個。雖然該系統目前只提供了北平市五個部門專題目錄數據庫近152萬頁的數字化檔案，但也可以看出開放目錄數據庫將提供全文利用的趨勢。惟一的不足是，在該系統上查看檔案無論是圖片還是文檔都要安裝原文瀏覽的Accex控件，而這些插件的安裝只有對IE瀏覽器重新設置才不至于被~dOW$拒絕。這是許多利用者較為反感的事情。因此，使用與瀏覽器標準兼容的技術，消除利用障礙，是檔案開放目錄檢索系統建設應注意的另一問題。

第9篇：社保法全文范文

4月26日－5月3日，對俄羅斯、匈牙利、比利時和歐盟總部進行了正式訪問。一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宋濤所言，一周行程中，歐盟總部是重點。

多年來，歐盟一直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2011年中歐貿易額達5939.7億美元，同比增長13.6％，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地。過去30年，中歐經貿合作更多集中于產品和資本層面，并推動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大陸的經濟引擎之一――出口愈發不振。而啟動內需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通過加快和優化城鎮化進程，刺激投資與消費，并推動經濟社會的巨大轉型。

這將為包括歐盟在內的各經濟體提供無限商機。專家們估計，以城鎮化合作發軔，中歐在經貿領域的合作將進入新階段，雙邊貿易和投資均有望較快增加，尤其是歐盟對華出口的增長，對緩解陷入債務危機的歐盟經濟壓力，大有益處。

在中國，未來城鎮化之路也漸漸清晰，新的決策共識浮現：擴大內需、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協同推進的城鎮化；以人為本、公平共享的城鎮化，即通過轉型，走全面、協調的城鎮化之路。

新合作領域

“只有城市（鎮）化才能救中國。”這是最近五年來，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反復提及的觀點。從“十二五”規劃方案看，城鎮化的確承載著重要使命。

在次貸危機開始影響中國的2007年、2008年初，王建算了一筆賬：從2003年到2007年，中國大概增加了1億城市人口，與之相對應，城市固定資產投資增加了52萬億元。

從實際測算看，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還會引來幾十萬元潛在消費。

按照2007年的城市人口計算，如果城市人口翻一番，中國大陸的消費總額有望翻番，即每年可增加10萬億元以上的消費額。彼時，中國大陸的出口額約為9萬億元人民幣。“如果城市人口增加1倍，就是一分錢不出口，內需也能把這一塊吃掉。”王建說。

在樂觀者看來，曾讓人頭痛的“世界工廠”的過剩產能，在城鎮化加速趨勢下可望找到新去處。根據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姜克雋的計算，城鎮化所帶來的內需擴大，足以讓鋼鐵、水泥等支柱產業再紅火十年。

但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院長毛其智認為，城鎮化與拉動內需的關系，需要綜合平衡考慮。從世界城鎮化進程來看，英國、美國、日本的城鎮化都是使用了世界資源和世界市場，“所以如果從歷史的經驗，我們這樣的提法還沒有被實踐證明。能不能僅靠中國的資源和市場就完成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城鎮化發展，這確實是新挑戰”。

中國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亦表示：中國無法效仿美國的城鎮化道路。中國人多地少、資源少的格局，與歐洲更相近，與美國人少地多、資源多的格局大相徑庭。“如果13億中國人家家戶戶住別墅，開私家車，對全世界的能源消耗、環境承載都是災難。”仇保興將中國城鎮化發展的核心歸納為三點：緊湊、多樣、低碳。這與歐洲城鎮化的核心要義大體吻合。

德國魯爾工業區經過約50年轉型，如今已發展成為清潔能源生產設計中心，其可為中國城鎮化提供“低碳”模板。

有學者認為，目前中國建筑能耗接近總能耗的40％，同時，城鎮節能建筑占既有建筑的比重還不到25％，大量既有建筑需要進行節能改造，還需要新建一大批節能建筑。“十二五”期間，中國環保投入累計將超過5萬億元人民幣，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節能環保產業、循環經濟以及廢棄物利用等方面，中歐合作將達到互惠。

對此，指出，去年中國的城鎮化率超過50％，要達到歐洲超過70％的水平，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歐洲擁有設計理念、先進技術，但其市場并不充沛。“當‘歐洲設計’遇上‘中國制造’，‘歐洲技術’遇上‘中國市場’，就會產生顯著的效應。”說，“希望歐方在對華高技術轉讓方面更加靈活開放，這有利于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中歐城鎮化合作的可能前景，令此次中歐城鎮化高層會議的入場券頗為搶手。據一位與會的國家發改委官員透露，此番會議原計劃280人參加，實際到會超過400人，不少級別較低的中歐官員未能進入會場。

遇阻癥結

5月13日，北京市海淀區馬連洼北路一個汽車維修店內，五名來自湖北宜昌農村的汽車修理工表示，他們每月2000元左右的工資收入，僅夠維持基本生活開銷，并無余力進行更多消費。

“農民工未能市民化，是城鎮化最大的短板。”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指出。進城人口的真正城鎮化，應該成為下一步的關鍵。

國家發改委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亦認為，盡管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6.9億，首次超過了農村人口，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并不完整，比如，截至2011年底，中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4.1％。

直接體現城鄉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以及附著于其上的社保、醫療、教育福利差異，讓王建計算的每名進城人口數十萬元的消費潛力消弭于無形。

問題正在于各方對城鎮化的各種成本估計不足。早在2000年十五屆五中全會召開之前，“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和“走出一條大中小城市、小城鎮協調發展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等表述已正式出現在“十五”計劃中。

城鎮化的成本之大，也超乎決策層的想象。在計算住房和社保成本之時才發現，僅健全社保體系一項，即需10萬億元投入，而當年的GDP僅為9.9萬億元，“于是其后十來年都沒有具體明白的政策。”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說。

此前，成都市統籌委、國土局官員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曾算過一筆賬：農民獲得城鎮住房和社保，需要政府為每個農民相應投入10萬元－15萬元。按照理想模式，如將成都600萬農民中的三分之二轉為城鎮人口，政府得拿出4000億元－6000億元，這超出了成都過去十年財政收入總和，顯然難以承受。

換言之，各地除了施行城鄉土地增減掛鉤等政策，讓農民自身亦負擔部分成本，暫時別無他途。由此，“雖然推進城鎮化多年前就寫進了文件，但政策松動的進展極其緩慢。”王建說。

多年來，在城鎮化實際進程中，還出現了以政績為導向的趨勢。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無論是陳錫文、仇保興，還是袁喜祿，均對“特大城市”“區域中心城市”“大廣場”的貪大求洋思路痛心疾首。2007年，仇保興曾專門做出統計，全國總計有183個城市宣稱要建成國際性大都市。

盲目擴張的背后，是土地資源的浪費。今年3月，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在上海召開的一個城鎮化會議上指出，從2000年到2010年，土地城鎮化速度是人口城鎮化速度的1.85倍。如果再考慮到約2億生活在城市卻沒有城市戶籍的人口，并不能充分享用城鎮用地的情況，實際上，土地城鎮化的速度更快。

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員告訴《財經》記者，如果細數各地城市規劃，實際上都是產業規劃。“也就是說，城鎮化質量滯后于數量的局面，與主政官員的僵化觀念有著直接的關聯。”

另一個問題是，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集約性不夠，單位面積產出和發達國家相比有非常大的差距，亦引起陳錫文等人關注。他舉例說，深圳在中國的城鎮化、工業化水平是相當高的，但是建設用地的每平方公里單位產出是4億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是14億元，新加坡則是18億元。

200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要把符合條件的農民轉為市民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被寫入文件。但在推進過程中，阻力依舊重重。

比如，農業部門非常擔心糧食安全。而在另一些部門看來，這無疑忽視了技術進步的因素；農業政策部門對城鄉土地增減掛鉤、地票等地方改革嘗試基本持否定態度，進一步放大了農民進城的難度。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認為，城鄉土地增減掛鉤，將極大降低農民工市民化的門檻。

另外，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和以GDP為主要考核指標的官員績效評價體系，也令地方主官追求“短、平、快”，從而忽視農民工市民化的長久之計。

許多人注意到，中國當前城鎮化的另一個問題是，沿海和內地、發達和欠發達地區的差距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毛其智提醒，“應該有遠見，提早把這種不平衡扭轉回來。”

城鎮化新端倪

過去一年，決策部門在城鎮化方向上不斷釋放出一些新信號。

一年前，《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下稱《規劃》）全文公布，實現了中國國土空間規劃“零的突破”。其中的優化開發和重點開發領域，包含了“兩橫三縱”21個城市群，擺脫了30多年來“一城一縣一鎮一地”的單一規劃模式。

新版的中國城鎮化，由此初見端倪。作為《規劃》的起草者之一，袁喜祿表示，盡管與國際橫向比較之后，當前3.6％的國土開發強度并不算高，但考慮到中國六成土地屬于山地和高原，加之工業化先于城鎮化，工業用地浪費嚴重，3.6％的開發強度已不算低。

根據《規劃》，至2020年，全國陸地國土空間開發強度將限制在3.91％之下，屆時，以高速鐵路和高速公路為主的交通網絡將21個城市群彼此內部連接為“一小時經濟圈”。

在城市群建設上，各地區確已未雨綢繆。

“城市群背景下，可能會出現不同地區的經濟協調機制。”曹遠征表示，“比如上海與其腹地昆山、無錫、蘇州之間的協同分工，需要超越轄區政府的機構討論決定，到時會發生經濟和社會管理權限分離的局面，類似于大巴黎地區和大法蘭克福地區。”

此前已開發過度的城市和地區，例如深圳、東莞、河北部分地區，則可以轉移一些核心城市的部分職能，“比如在香港工作，深圳居住就不難辦到。”曹遠征說。

《財經》記者獲悉，國家發改委已開始著手制定“十二五”城鎮化專項規劃，重點突出五個方面：以人為本，即農業人口市民化；空間布局、制度設計與政策安排，包括戶籍、社保、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土地等政策變革；另外，還有城鎮可持續承載力和多樣性。

《規劃》亦對城市群之外的限制開發區域、禁止開發區域的轉移支付辦法、官員績效考核辦法等，均做了細化，在袁喜祿看來，這將為城鎮化推進打下務實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