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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數字經濟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人力資本 經濟增長 農村

最早的人力資本思想可追溯到柏拉圖的《理想國》，他在其中論述了教育和訓練的經濟價值。隨后亞當斯密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人力資本的初步概念，他在其經濟學巨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勞動分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被譽為“人力資本之父”的舒爾茨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他指出對德日戰后的經濟騰飛，人力資本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后，經濟學家們開始注重到該領域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學術界各種研究成果也日益豐碩。在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梳理之后，筆者將其大概分為五個部分來闡述：第一部分是人力資本的相關研究;第二部分是以人力資本為主線的經濟增長理論;第三部分是國內外人力資本與農村經濟增長的相關文獻歸納評述;第四部分是國內農村人力資本與農村經濟增長的相關研究述評;第五部分對上文進行了歸納總結。

一、人力資本

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就揭示了教育對人的重要影響。舒爾茨（1960）首次在美國經濟學年會的演講中闡述了較完善的人力資本理論，他指出用于教育、醫療保健、職業培訓和勞動力遷移流動的費用構成了人力資本的投資，同時他也定量研究了教育投資的收益率和貢獻率，但是卻并未對“人力資本”作出明確定義。貝克爾（1964）則明確清晰地給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馬歇爾（1890）把人力資本分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明賽爾（1958）在其著作《人力資本研究》中認為，人力資本除了才能、知識和技術外，健康、時間、生命也占有重要位置。麥塔（1976）指出，廣義來講，一國的人力資本除去本國內居民的知識、才能和技術外，還應包括創新精神、應變能力、工作毅力、興趣愛好、生活態度、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其它可能促進產出增長的人的質量因素。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人力資本也被引入我國。李忠民（1999）認為人力資本應該是“凝結在人體中，能夠轉化成商品或服務的效用，并以此來分享收益的價值”。周坤（1997）指出人力資本應區分出初級和高級的層次，初級指人的體能、知識、技術和經驗等;高級則是指人后天被挖掘開發出的天賦、才能所體現出的能力。丁棟虹、劉志彪（1999）則把人力資本分為了“異質型”和“同質型”兩類生產力形態。李建民（1999）在《人力資本通論》中從人體和群體兩方面對人力資本進行了區分，他指出：對于人體，人力資本是指存在于人體中，通過后天努力而獲得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能力、技術以及健康等各種質量因素之和;對于群體，人力資本是指包含于一國或者一個地區中人口群體內每一個個體后天所獲得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能以及健康等質量因素的總和。王金營（2002）延續并發展了李忠民的觀點，他認為“個體的人力資本由投資后凝結在人身體內的知識、能力和健康構成，且其能轉化成商品和服務的效用并最終取得收益”。

二、人力資本理論與經濟增長理論概述

隨著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人力資本理論也日趨完善。同時人力資本理論研究成果的豐碩又促進了經濟增長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以人力資本理論為主線的經濟增長理論依次經歷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以及新增長理論這三個階段。筆者在對相關文獻進行研讀后，對此作了一個簡要的回顧。

（一）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古典經濟學創始人之一亞當斯密（1776）最早明確提出應把人的能力歸為資本，“國民財富的增長主要歸功于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其中勞動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動力”。大衛李嘉圖（1817）發展了斯密的勞動價值學說，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中提到經濟增長的源泉是勞動力數量的增加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物質資本只是轉移了自身價值卻并未創造新價值。薩伊（1803）在《政治經濟學概要》中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是各個行業提高技能從業增加產出的普遍現象。馬歇爾（1908）也指出人力資本的投資是所有投資中貢獻率最高的，它將成為最強有力的生產發動機。此外，歐文費雪也得出了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將促進產出增加的結論。

雖然早期的這些經濟學家們都看到了人在生產活動中的巨大作用，但由于當時勞動者技能素質都還處于初級人力資本的層次、知識技能經驗等都十分匱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質的差別，于是古典經濟學并沒有把人力資本真正當作一種獨立的資本。從而這些研究成果的價值還是比較有限的。

（二）新古典增長理論

索洛（1957）在應用他提出的全要素生產率分析方法檢驗新古典增長模型時得出產出的12.5%由資本和勞動的投入得到，而另外的87.5%索洛全部用外省的技術進步來加以解釋，然而將勞動和資本以外的其他因素全部歸于技術進步未免太過寬泛籠統，無法說明人力資本的貢獻率大小。明賽爾（1958）建立了第一個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模型，也提出了最早的人力資本收益函數。他把人力資本投資分為正規教育和職業培訓，在其模型中他用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經驗表示人力資本投資量，得出了年收入與人力資本投資量的正向因果關系。喬根森（1987）在《生產率與美國經濟增長》中發展了丹尼森的分析方法，他將資本和勞動投入分成質量投入和數量投入兩方面。貝克爾在其著作《生育率的經濟分析》（1960）、《人力資本》（1964）以及《家庭論》（1981）中從微觀視角分析了教育對經濟的影響、從家庭生產和個人資源分配方面分析了人力資本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相關問題等，剛好彌補了舒爾茨微觀分析上的不足。

（三）新增長理論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羅默、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在重新思考原有的相關理論后，改進了古典模型中的生產函數，并未新古典的生產函數增加了人力資本和知識等要素。美國經濟學家阿羅（1962）提出了“干中學”模型，他認為人力資本可在學習過程中獲得，即一種實踐性的活動。而且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人力資本能夠不斷積累、無限增長從而為經濟的長期發展提供動力。羅默（1986）最早提出了新經濟增長理論，建立了“收益遞增增長模型”，他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人的知識分為一般知識和專業知識，其中一般知識課產生規模經濟效益，特殊知識產生生產要素的遞增收益。隨后他又提出了“內生技術變化模型”（1990），模型通過將勞動分為簡單勞動和熟練勞動分析得出內生技術進步提高了投資收益，投資又使知識存量增加從而反作用于技術進步，最后保持了經濟的持續增長。盧卡斯（1988）以阿羅的“干中學”模型為基礎，在《論經濟發展的機制》中提出了內生經濟增長模型，通過分析得出人力資本在使某種產品產生報酬遞增收益的同時也增加了物質資本等要素的邊際收益，人力資本才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

三、國內外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研究概況

國外學者的各種研究成果無一例外的都證明了人力資本才是經濟增長的源動力。人力資本引入我國后，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國內也出現了很多相關方面的研究文獻。

（一）國內相關研究

1.定性的研究主要有：劉迎秋（1997）蘇雪韋（1997）沈坤榮（1997）趙曙明（1998）都指出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有極其重要的促進作用。陳文靜、何剛（2008）也指出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存在單向因果關系。胡永遠、劉志勇（2004）把人力資本分為一般型和創新型，其中創新型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大。鄭艷艷（2009）提到人力資本除了對經濟發展的快慢起作用外，還可通過促進地區間合理分工來使經濟發展更加持續和長久。李建民（1999）從經濟持續增長的視角對人力資本的內生性、生產功能以及其與經濟發展的作用后發現中國當前人力資本極其匱乏、人力資本投資的社會支持機制尚不完備。王雪軍（2003）在分析了人力資本的特性后提出了發展人力資本一促進經濟增長的相關對策建議。

2.定量方面包括沈利生、朱運法（1997）在對我國1982～1995年間數據定量分析后發現人力資本的投資收益遠大于物質資本。陳昌兵、徐海燕（2002）在對我國1981～1999年產出增長和各生產要素貢獻率進行多角度實證分析后得出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為0.0262，其貢獻率則僅為2.4%，而經濟增長率和人力資本增長率間的相關系數為0.99。譚姝、張文佳（2006）在對我國1978～2000年期間數據運用靜態指標體系測算后發現人力資本貢獻率為19.8%，低于物質資本的51.9%，從而得出我國仍屬于粗放型經濟形態的結論。彭芳（2008）使用投入模型對我國1978～2007年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若假定僅存在一種資本投入，那么健康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0.7%，而教育僅為36.3%。說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景躍軍、劉曉紅（2013）在基于盧卡斯模型對我國1990～2010年跨省數據研究分析后發現人力資本對GDP的影響率和貢獻率僅為1.35%和10.95%，還不到物質資本的六分之一，從而顯示出未來知識經濟發展潛力巨大，我國應加強加深各類人力資本投資。

（二）國外相關研究

Benhabib和Spiegel（1994）通過分析78個國家的物質資本數據、人力資本指標（1965～1985年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GDP數據、勞動力數據后發現人力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的正向促進作用主要是因為高新技術和創新科技被受教育人群吸收并實際運用了，而人力資本存量和物質資本存量與經濟的增長率都有著顯著的正向關系。Petrakis（2002）通過比較三個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致的國家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對教育層次的需求也會發生變化，即發達國家主要靠高等教育來拉動經濟發展，而不發達國家主要依靠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Isaac Ehrlich（2007）在對比分析了20世紀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推動因素后發現發達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依靠完成了中高等教育的高素質人才來推動。Birdsall（2009）通過分析韓國和巴西兩個國家的實際狀況，發現他們原本試圖不通過人力資本投資教育投資來改善人民生活及提高國民收入，但結果卻加重了對資源的依賴程度，繼而導致經濟發展速度迅速下滑、社會不公平現象加劇。

四、國內農村人力資本與農村經濟增長研究概況

（一）對全國進行分析的相關文獻

張藕香（2007）認為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是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很低、農村人力資本嚴重流失。樂章（2007）指出農民文化程度偏低是造成農村人力資本質量低下的重要原因，而有效的技能培訓將會極大的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周曉（2003）在對1989～1995年間29個省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后發現人力資本對農村地區經濟增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且在較發達地區這一效應更為突出。李勛來（2007）通過對我國1983～2003年有關農村人力資本與經濟產出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協整關系檢驗和格蘭杰英國關系檢驗后發現人力資本對我國農村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并未陷入“農村人力資本陷阱”。魏文靈（2009）在對全國1985～2006年間的相關數據基于VAR模型動態分析后得出農村人均純收入的提高會使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增加，而這又會促進人均純收入的增加。但是農村人力資本的積累雖然在短期內更多依賴于農民收入，但是長期來看，更依賴與教育本身。王志、葛玉輝（2013）在對1980～2009年相關數據利用Eviews軟件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后發現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教育投資和保健投資）與家庭收入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楊鶴（2014）在對1992～2012年數據整理分析后以傳統的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基礎建模后回歸分析發現在建立的農業經濟增長模型中勞動力、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分別為-0.250，0.500和1.750，從而人力資本投資增加1%，農業產出額增加1.750%，平均受教育年限越多對農業經濟發展越有利。

（二）對個別省或部分地區進行分析的相關文獻

官愛蘭、蔡燕琦（2013）基于中部地區各省份1990～2011年相關數據，以盧卡斯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為基礎，結合農村人力資本開發指標和C―D生產函數，運用Stata軟件就這幾省的農村人力資本開發影響農業經濟發展的差異進行了實證分析后發現山西江西兩省開發效率最高，安徽河南開發效益較高，而湖南湖北均處在中間狀態。張風麗（2013）以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為基礎，將人力資本變量引入C―D生產函數模型，對新疆農村1992～2011年數據運用Eviews軟件進行實證分析后顯示新疆農村勞動力投入對經濟拉動力最大，但有下降趨勢，而農村人力資本對產出有明顯的正向效應。彭傲天（2013）對1997-2012年統計數據構建河南農村人力資本和農民收入的回歸模型運用Spss軟件實證分析后發現農村勞動力教育年限每增加1%，農民人均純收入將增加1.07%，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年限（人力資本投資）對農民收入增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龔立新、楊飛虎（2012）在對江西省農村1995～2010這十六個年度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后發現人力資本的貢獻率為64.72%，遠大于物質資本投資的貢獻率27.41%。李瑩華、蔡文春（2011）在對1993～2007年甘肅農村統計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后發現甘肅農村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遠高于固定資產投資的產出彈性，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相對較低。

五、小結

人力資本理論的日趨完善推動了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成果的進一步豐碩。以人力資本理論為主線的經濟增長理論依次經歷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以及新增長理論這三個階段。早期的經濟學家們都看到了人在生產活動中的巨大作用，國外學者的各種研究成果無一例外的都證明了人力資本才是經濟增長的源動力。

第2篇：數字經濟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競爭力; 資源; 能力



競爭力理論可以被認為是一個應用最新經濟、管理和社會發展理論的綜合的應用科學體系， 主要涉及3 個方面的問題: ① 競爭優勢之源是什么， 即什么帶來了競爭優勢; ② 競爭優勢之“源”是通過什么樣方式表現出來的， 即“源”與企業績效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是什么; ③ 如何才能保持競爭優勢， 即要回答競爭優勢的“可持續性問題”。

競爭力理論存在于經濟學與企業戰略管理兩大研究領域。經濟學側重于對競爭優勢的經濟分析， 從理論上探究什么是競爭優勢之源; 而戰略管理理論，則主要從企業經營實踐角度出發， 為經營戰略決策提供依據。從歷史發展看， 競爭力理論可以歸納成以環境為基點的經典戰略管理理論、以產業(市場) 結構分析為基礎的競爭理論、基于資源與能力的競爭理論、企業創新理論和基于評價方法的競爭力理論5 個方面。自20 世紀80 年代以來， 企業戰略管理理論的研究重點從市場定位， 逐步轉移到企業競爭優勢的獲得和保持上來， 并由此產生了企業的內在成長理論， 進而逐漸演化為兩個相互獨立又互為補充的學派， 即資源學派和能力學派。本文對此進行理論綜述， 以期為競爭力理論研究和企業發展實踐提供有益的幫助。

一、企業內在成長理論

資源與能力學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馬歇爾(Marshall A ， 1925) 所提倡的企業內部成長觀點和他所提出的企業知識基礎理論。他認為由于專業化分工導致企業內部出現新的協調問題， 因而技能、知識和協調不斷增加產生新的內部專門職能， 企業內部會發生伴隨生產進程的公開知識積累， 從而推動企業不斷進化。同時每個行業是由一系列異質企業所組成的， 單個企業的成長、衰退是經常性的， 但一個行業則可以經受長期的波動平穩地向前發展。

張伯倫(Chamberlin E， 1933 ) 和羅賓遜(Robinson， 1934 ) 重點研究了企業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 認為， 特有的資產或能力是使企業處于不完全競爭狀態， 并獲取經濟租金的重要因素。錢柏林列舉了企業的幾種關鍵資源， 如技術能力、品牌知名度、美譽度、管理者獨立工作能力、與他人合作能力、商標和專利等， 被廣為引用。

后馬歇爾主義者佩羅絲(Penrose E， 1959) 提出企業內在成長理論， 極大地發展了馬歇爾“內部經濟”的思想。她認為被新古典企業理論視作“黑箱”的企業資源和能力是構成企業經濟效益的穩固基礎。企業是一個生產性資源的集合體， 企業內部存在著通過知識積累以拓展生產領域的機制， 而且這種知識積累是一種內部化的結果， 節約了企業稀缺的決策能力資源， 新的管理者才能釋放出解決新問題、促進企業成長的能量。

理查德森(Richardson GB， 1972) 把注意力集中于馬歇爾的“外部”問題， 提出企業間協調的知識基礎理論， 補充了科斯和威廉姆森關于市場與企業相互替代的交易費用理論， 同時又發展了企業內在成長理論。他認為企業的合作和關系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產業組織方式， 是因為企業的內部組織從根本上說是協調“互補性活動”的結果。合作性協調的基本內涵是協調企業各方的能力。組織間協調是界于市場與企業之間的第三種協調機制， 協調需要的專門能力是通過逐漸學習積累的。

“企業內在成長理論”在20 世紀80 年代獲得了長足發展， 在戰略管理領域及企業理論界、產業經濟學界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并成為企業競爭力理論的一個重要基礎。

1984 年， 隨著沃納菲爾特(Wernerfelt B ) 在美國《戰略管理雜志》上發表“企業資源學說(Aresou rce2based view of the f irm ) ”一文， 企業能力理論分化為兩個相對獨立又互為補充的流派， 這兩個流派都是建立在企業內在成長理論的基礎上， 并為企業內在成長論的深入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其中一派是資源基礎理論， 它以沃納菲爾特及其發表的企業資源學說為起始標志; 另一派則延續能力理論對于企業能力的關注， 提出了核心能力和動態能力學說， 我們稱之為能力學派。

二、企業資源基礎理論

資源是指企業所擁有的各種要素， 包括有形資源如設備、廠房、人員、土地和資金等及無形資源如商標、公司形象和文化等。在資源的差異能夠產生收益差異的假定下， 企業資源基礎觀認為企業之所以贏利， 是因為企業內部有形資源、無形資源以及積累的知識在企業間存在差異， 資源優勢會產生企業競爭優勢， 企業具有的有價值性、稀缺性、知識性和不可復制性以及以低于價值的價格獲取的資源， 可以產生成本低或差異化高的產品， 是企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以及成功的關鍵因素， 企業競爭力就是這些特殊的資源。因此， 企業的競爭優勢來源于企業的內部， 依賴于企業的異質性的、稀缺的、非常難于模仿的和高效的專有資源; 企業有不斷產生這種資源的內在動力， 可保持企業的競爭優勢的不斷形成和這些專有優勢資源的不斷使用。

科利斯(Co llis D J ， 1995 ) 和蒙哥馬利(Mon tgom ery， 1995) 在“資源競爭: 90 年代的戰略”一文中提出， 企業資源觀是建立在波特的競爭策略與核心能力競爭兩種策略方法基礎上的。企業是實體資產、無形資產及能力三大素質的組合， 企業的資產與能力決定企業的效率與成效， 擁有最佳且最適當資源的企業比競爭對手表現得更佳或成本更低，從而成功。企業中長期發展和競爭優勢依賴于企業自身構建、培育和擁有的特殊資源和能力， 企業競爭策略的研究重點就是一家企業的資源如何在動態的競爭環境中左右企業的表現。有競爭價值的企業資源(有形、無形、能力) 與基本市場力量的動態相互作用(表現為稀有性、專用性、需求性) ， 決定某一資源或能力的價值。

盡管同屬于資源學派， 但他們對于資源所包含內容的不同理解， 又形成了不同的資源觀。普拉哈拉德(P rahalad C K， 1990) 等人認為競爭資源是“組織中的積累性學識、特別是關于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有機結合多種技術流派的學識”， 因而他們認為協調與有機結合的學識是主要資源， 能力與知識似乎沒有太大區別， 都被視為一般資源; 巴尼(Barney J B， 1991) 也認為能力與資源是同一回事，企業的資源還包括人力資本以及組織資本的正式與非正式資源。另外， 還有一種資源觀是將社會資本納入其中。他們認為， 社會資本能夠為企業提供收益。

三、企業能力理論

企業能力理論的出現源于現代企業理論的局限性， 以科斯(Coase R H， 1937) 理論為基礎的現代企業理論將最小分析單元擴展到所有企業， 打開企業這個黑匣子， 提出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委托理論等。然而， 現代企業理論并不能很好地解釋現實中的諸多現象， 忽略了作為社會經濟組織的企業具有獨特的“生產特征”; 無法有效解釋企業實踐活動中一些重要現象， 如企業運用外部資源從事過度負債經營活動。

企業能力理論的興起同時源于主流管理理論的缺憾。管理學發展歷程中， 18 世紀中后期到19 世紀末期強調經驗管理， 20 世紀初至20 世紀40 年代信奉科學管理， 20 世紀60 年代末至20 世紀70 年代崇尚戰略管理。到20 世紀80 年代初， 波特的競爭戰略理論和企業競爭力理論成為管理學的主流理論。然而， 波特5 種競爭力模型不能突破把企業視為“黑箱”的局限， 他以產業作為研究對象， 沒有很好地站在企業成長的角度， 分析企業競爭戰略的制定和實施， 在指導企業競爭力的實踐中仍顯得乏力。

為此， 一批企業理論和戰略管理研究學者提出，必須重新認識和分析企業， 尋求一種全新的理論， 以更好地說明: 企業是什么?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是什么? 企業如何保持持續的競爭優勢? 研究者把歸宿點歸于企業所擁有的特殊能力(distinctive competence) ， 從企業內在成長的角度分析企業。進入20 世紀90 年代后， 一種全新的企業理論——企業能力理論(competence theory of the firm ) 應運而生。

能力學派認為能力是企業有效使用資源， 并使其相互作用， 從而產生新的能力與資源的能力， 其本質是組織在某一方面的知識， 是確定資源組合的生產力; 企業能力理論主要研究企業的能力分工， 認為企業中蘊涵著一種特殊的智力資本， 確保企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更有效的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企業能力觀有3 層含義: ① 企業的核心是企業所擁有的競爭力， 其本質是一個能力體系; ② 積累、保持和運用能力開拓產品市場是企業長期競爭優勢的決定性因素; ③ 企業的能力儲備決定著企業的經營范圍， 能力的差異是企業持久競爭優勢的源泉。企業能力理論包括核心能力理論、基礎能力理論、動力能力理論以及基于流程的能力理論等。

1. 核心能力理論

普拉哈拉德(P rahalad C K) 和哈默(Ham el G)于1990 年在《哈佛商業評論》上提出，“就短期而言，企業產品的質量和性能決定了企業的競爭力， 但長期而言， 起決定作用的是造就和增強企業的核心能力”。他們認為核心能力(co re competence)“是組織中積累性學識， 特別是關于如何協調不同生產技能和有機結合各種流派的學識”。核心能力分為3 種主要類型: ① 市場通路能力， 包括品牌發展管理、市場營銷、分銷與后勤、技術支持等， 幫助企業盡可能貼近顧客; ② 與誠信有關的能力， 如質量管理、產品時間周期、供貨的及時性和存貨管理等能力， 使企業比競爭對手做得更快、更具柔性和可靠性; ③與功能有關的能力， 包括能夠使企業提供獨特性的產品或服務的技術及能夠提供使顧客獲得與眾不同利益的產品的各項技術。核心能力理論認為并不是企業所有的資源、知識和能力都能形成持續的競爭優勢， 只有當資源、知識和能力同時符合珍貴(能增加企業外部環境中的機會或減少威脅)、異質(企業獨一無二的，沒有被當前和潛在的競爭對手所擁有)、不可模仿(其他企業無法獲得的)、難以替代(沒有戰略性等價物) 的標準時， 它們才成為核心競爭力， 并形成企業持續的競爭優勢。在核心能力的管理方面有4 個關鍵任務， 即選擇核心能力、構造核心能力、配置核心能力和保護核心能力。核心能力理論可以概括為4個方面: ① 企業本質上是一個能力的集合體; ② 能力是對企業進行分析的基本單元; ③ 企業擁有的核心能力是企業長期競爭優勢的源泉; ④ 積累、保持和運用核心能力是企業的長

期根本性戰略。

關于核心能力與其他戰略觀點的聯系，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認為核心能力是競爭優勢的源泉， 但不是所有競爭優勢都是核心能力; 產業競爭的觀點著重于終端的產品或服務， 而能力的觀點著重于潛在后面的能力; 市場位勢競爭策略分析的是終端產品與服務之間的競爭問題， 核心能力分析的是企業之間的競爭問題; 以產品特性為定義單位的戰略業務單元， 限制了發掘潛在機會的視野， 而核心能力有助于發現進入新領域的機會和有效資源配置; 傳統市場份額主要是指品牌份額與終端產品份額， 核心能力份額雖不好測量， 但可以通過核心產品份額來研究。核心產品介于能力與終端產品之間， 建立核心產品份額是建立核心能力份額的途徑之一。

2. 基礎能力理論

桑切斯(Sanchez R ) 和黑恩(Heene A ) 等人在核心能力基礎上， 提出綜合動力性的、系統性的、認知性的和整體性的能力概念， 把基礎能力作為研究競爭戰略的基本理論框架。能力是為幫助組織實現目標協同各種資源配置的組織能力， 即能力的“知識觀” ( knowledge-based view ) 或知識資本( intellectual capital)。能力理論認為作為戰略變化動力的管理者認知和組織學習的能力， 決定了個體企業的資源稟賦與決定工業結構的資源積累稟賦;一個產業的企業在關鍵資源市場與產品市場的競爭與合作的同時存在并相互作用。強化企業的能力有兩種途徑: 能力的構建(使現存資產與能力獲得數量變化的過程) 與能力的杠桿作用(運用現有能力滿足現有或新的市場機會)。

基礎能力理論認為企業應該把能力作為一個開放系統來管理， 重視企業網絡和聯盟的作用， 快速配置臨時資源鏈以獲得短期市場機會的競爭優勢。基礎能力理論認為產業組織理論、基礎資源理論、核心能力理論均提出了獲得競爭優勢的必要條件， 而不是充分條件， 企業不應僅僅被描寫為原有經濟實體或資源的積累體， 而應被看做是一個有適應能力和變異的有機體， 一個有自我組織能力的系統。組織的一致性就是對作為系統的企業所有要素進行排隊組合， 創造出在全企業得到支持的戰略目標與戰略手段。

基礎能力理論提出能力的動力性。能力的動力性是環境與組織的變化與共同進化的動態性， 是形成能力和基礎能力理論的主題， 其分析包括企業內人員與團隊的相互作用、企業與企業外資源提供者的相互作用、企業與顧客的相互作用、競爭對手與競爭伙伴的相互關系。復雜動態的環境造成了不確定性， 使管理者的認知產生了局限性。管理者的認知差異反應在制定目標與整合、配置資源的差異， 進而使擁有和使用相同資源的企業出現能力的差異。要對復雜且具有差異的實現戰略目標的資源從整體上進行管理， 實現對能力構建和發揮能力的杠桿作用。知識與技能資源是關鍵的變量資源， 企業學習及獲得新能力的能力對在動態的市場中獲得競爭優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3. 動力能力理論

提斯(Teece D T ， 1997) 提出了動力能力理論。該理論實際上是基礎能力理論關于能力動力性思想的進一步的延伸。提斯認為資源和能力并非是一個分析性的問題， 資源是“粘性的”( sticky) ， 企業所擁有的特異資源并非能隨意改變或更新， 而是依賴路徑演化。企業的資源可以分為4 個層次: 企業購買的生產要素和獲得的公共知識， 這是企業的基礎， 但由于非企業專有， 因而不能作為企業的戰略要素; 企業的專有資產， 如商業秘密、生產秘訣和特殊的生產工藝等， 由于融入了企業的無形知識， 因而非常難以復制和模仿; 將企業的生產要素和專有資產有機地整合起來的組織與管理活動， 這是企業長期生產經營過程中形成并固定下來的專有活動， 使企業比市場更有效率， 具有很強的經濟性。與競爭對手比有顯著優勢的能力， 就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 對于目前激烈變化的環境來講， 能力也必須不斷地創新， 企業動力能力就成為最關鍵的能力。動力能力理論強調為適應目前激烈變化的外部環境， 企業必須不斷獲取、整合， 具有能確認內外部的行政組織技術、資源和功能性的能力。動力能力可以在給定的路徑依賴和市場位勢條件下， 不斷獲取新的競爭優勢。動力功能理論分析的單元不僅是籠統的資源， 而且是有利于維持動力功能的組織過程專有資產狀況和獲得資源與能力的路徑。

4. 基于流程的能力理論

波士頓顧問咨詢公司的斯托克(Stalk G， 1992)和舒爾曼(Schulman L E， 1992) 等人認為成功的企業極為注意行為方式， 即生產能力的組織活動和業務流程， 并把改善這些活動和流程作為首要的戰略目標， 企業成功的關鍵不僅僅在于核心競爭力。每個企業都必須管理一些基本業務流程， 如新產品的實現， 從原材料到最終產品， 從營銷、訂貨， 到實現產品價值。每個流程都在創造價值， 每個流程也都要求部門間的協同配合。因此， 盡管各個部門可能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 但是關鍵在于管理這些流程， 使之成為競爭能力。管理者應把自己的管理重點放在支持這些能力的基本設施以及員工的培訓上。企業為培養這種能力， 必須考慮以下4 個原則: ① 公司戰略的基礎不是產品和服務， 而是業務流程; ② 競爭的成功取決于將公司的關鍵流程轉換為能為顧客提供較高價值的戰略能力; ③ 公司通過對支持基本設施做戰略投資來獲得這些能力， 這些設施連接傳統的戰略經營單位和部門， 并超越了這些單位和部門; ④由企業最高管理者來協調部門。

四、企業資源理論與能力理論的異同

企業資源理論與能力理論產生的理論基礎相同， 都假設企業是異質的， 企業是資源和能力的集合體， 都從企業內部和內在發展出發來分析企業和市場。持續競爭優勢是兩派的共同研究主題。企業間效率差異產生的原因在于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和組織能力在本質上有差異， 有些企業可以依靠特殊資源和能力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獲得穩定的超額收益， 從而建立和維持企業持久的競爭優勢。因此， 積累和利用這種具有差異性的資源和組織能力來開拓市場，是企業長期競爭優勢的決定性因素。兩派都認為企業資源和組織能力的建立是一種動態性機制。企業競爭優勢的形成、鞏固、創新和變革， 同企業資源和組織能力的形成、積累、維持和淘汰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企業資源和組織能力最終決定企業的邊界， 即企業經營的縱深程度和橫向多角化程度， 是由企業的能力和資源決定的。

基于資源理論與能力理論研究的重點略有不同。兩派都試圖打開企業這個“黑箱”， 但在資源和能力對于競爭優勢的作用機制上， 二者卻有著不同的解釋: 資源學派強調有價值、稀缺、不可完全模仿、不可完全替代的戰略資源是持續競爭優勢之源; 而能力學派則認為企業的核心能力是競爭優勢的源泉。資源學派將核心能力作為企業資源的一部分; 而能力學派則強調對資源的配置和整合能力是核心能力的一部分。

總之， 企業資源理論與能力理論尚需進一步接受和綜合其他的理論， 將理論與實踐聯系起來， 從企業外部實證和經驗模型， 與更多的企業內部研究結果進行綜合， 要聯系實際對決策、能力的建設、資源的配置、知識的創造及其他企業的關鍵的過程進行研究。特別要重點研究知識管理與信息技術對企業資源基礎理論及能力理論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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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anchez R， Heene A. Managing Articu lated Knowledge in Comp etence2B ased Comp etition [M]. Ch 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1997.

[13]　Teece D J ， P isano G， Shuen A. Dynam ic capabilit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 S trateg ic M anag em ent， 1997， 18 ( 7) : 23—36.

第3篇：數字經濟研究綜述范文

關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

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指出自然經濟是封建經濟的主要特征之一，這一理論原則一直為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所尊奉。人們對什么是自然經濟什么是商品經濟似乎也沒有深究。但中國戰國以后商業較發達，各類市場較活躍，是明顯的事實。這豈非與上述理論原則相左？新時期經濟史研究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較多的探討，提出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依其解決問題的不同思路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種是試圖對原來的理論原則進行修正，認為封建經濟不一定都是自然經濟。代表人是經君健。他把自然經濟解釋為使用價值的自給自足，并根據馬克思對西歐中世紀莊園的論述，提出“自然經濟平衡律”，即一個單位內生產品和消費品品種和數量的一致，是為自然經濟的前提。中國地主制經濟下無論地主經濟或農民經濟，都存在使用價值形態收入的單一性和需求的多樣性的矛盾，不能滿足“自然經濟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須與外單位進行商品交換。他的結論是中國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有本質的聯系，實際上是把地主制經濟納入商品經濟的范疇。[1]

這與上述趙岡關于中國戰國以后已有市場經濟的觀點有某種相似之處，但前者認為當時的商品經濟尚處于簡單商品經濟階段，是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后者否認戰國以后社會封建地主制的性質。在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有人主張戰國以后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變態封建制”說，認為戰國西漢商品貨幣經濟的突出發展已產生了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把各地區聯結成一個整體，形成“國民經濟體系”。這樣看來，傅氏實際上把封建地主制經濟看作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故有人認為從中可以看到商業資本主義說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這種說法，認為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

第二種，是對自然經濟作比較寬泛的理解，承認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范疇，但可包容較多的商品經濟成分。其中又有各種不同的側重和表述。吳承明對“自然經濟”作了“引申”，把農民家庭的自給性生產、為剝削者直接消費的生產、在地方小市場上的余缺調劑性的交換，廣而言之，凡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生產和交換，都包括在自然經濟的范疇中。在此思路指導下，他算出前糧食商品率為10%上下，未脫離自然經濟范疇。他又指出，馬克思和西方經濟學都談到歷史上市場體制轉變的時期，只有這個轉變完成了，才能稱之為市場經濟。中國十六世紀已有市場轉變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國尚未完成轉變，或不能把中國歷史上的商業繁榮等同于市場經濟。[2] 李根蟠指出自然經濟有不同的歷史類型，并非西歐莊園經濟的單一模式。中國地主制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自然經濟”，其中包含了商品生產的成分，流通已成為物質資料再生產和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必要環節，但仍未控制整個流通過程，價值規律作用有限，商品生產仍以自給生產為基礎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經濟的原則和機制。這是自然經濟中的一種類型，而不是意味著自然經濟的解體[3] 。林甘泉認為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是自給性生產，而不是“自給自足”。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雖包含一些商品經濟成分但對各類經濟單位的分析表明，它在總體上仍屬自然經濟范疇。[4] 方行認為我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從總體看自然經濟仍占主要地位[5] 。信從這種觀點的學者不乏其人。持這類主張的學者，都認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發展以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為前提，都重視對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階級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經濟沖毀了古老村社制的結果他認為封建地主制時代商品經濟經歷了戰國漢初和宋這兩個高峰而?i?i高漲，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因素[6] 。

第三種，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屬“偽商品經濟”，自然經濟其實很強固。這以秦暉為代表。在他看來，自然經濟與其說是“自給自足”經濟，勿寧說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經濟，就運行機制而言，則是“命令經濟”。中國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實際上不受或很少受價值規律的支配和調節，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關系中權力意志的支配與調節，這就是“偽商品經濟”。總的說，我國封建社會決不是商品經濟發達早于或興盛于西歐，而是相反，自然經濟、包括“命令經濟”及披著商業外衣的變種比西歐中世紀典型時期頑固得多[7] 。

秦氏的觀點未必能為學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國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并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政治權力嚴重地干預以至遏制商品經濟的發展，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過對唐宋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專賣對茶商資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類似“市場經濟”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現，但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專制政體強大和民間私有權發展不充分的專賣政策的推行則是全局的、本質的、絕對的。它構成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場經濟體系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8] 。

關于傳統市場

與對封建社會商品經濟、自然經濟的不同認識相聯系，人們對中國傳統市場性質、特點和發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計。

吳承明考察了中國封建社會各級市場的基礎和內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場史理論。他指出，經典作家以分工為市場的前提，質之歷史，卻不盡然。如地方小市場，即?村集市，是小生產者之間的品種調劑和余缺調劑，屬自然經濟范疇的交換；城市市場是貴族地主以其剝削收入換取消費品，是農村農副產品流入城市的“單向貿易”；區域市場則可視為自然經濟的延伸，真正有意義的是跨地區的長途販運，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的貿易，仍然不是基于社會分工之上的市場。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作為市場基礎的分工，實際上是指“表現為交換價值的分工”。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有多大市場，只要沒有專業戶，即沒有生產交換價值的分工，就不算本來意義上的商品經濟。他又指出，總的來說是生產決定經濟，但不能低估交換的作用，交換的積累也能引起分工和專業化，市場理論應建立在生產和交換這兩極上。根據這一理論，吳承明指出中國明中葉以后長途販運貿易才轉以民生日用品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區生產分工基礎上。但直到前，我國國內市場仍然是一種以糧食為基礎以布和鹽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結構[9] 。關于中國國內統一市場何時形成，學術界有西漢說、唐宋說、明清說等不同認識，有的學者甚至認為這種市場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論者多著重商品流通自身規模，而吳承明則從生產的社會分工和與此相聯系的長途販運的內容進行考察，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路。吳氏這一理論頗有影響，如包偉民即以這一理論分析宋代的糧食貿易和區域市場。方行在這基礎上以明清為例分析了中國傳統市場的基本特征，指出傳統市場是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相互制約、相互補充的市場；封建社會發達的商品市場是一種以民生日用品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模式；要素市場，包括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也有某種程度的發育；農業中的土地勞力等資源的配置并不取決于市場，但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視不同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程度而異[10] 。

有些學者對此持不同看法，如經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場的交換歸入自然經濟范疇。他認為地方小市場是中國封建社會基本經濟細胞（地主經濟、佃農經濟、自耕農經濟）的生存需要（解決小生產產品單一性和需求多樣性矛盾）所產生的，個體小農在市場上以小商品生產者身份出現，生產關系性質、生產目的性以及購買者目的性均不能改變商品交換的性質。地方小市場及在其基礎上形成的區域市場、區域間經濟聯系及城鎮商業形成不可分割的體系，這是以自然經濟為基本經濟單位的西歐看不到的現象[11] 。

對中國傳統市場發展的一些具體問題，認識也有歧異。如農村集市，許多學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學者提出，戰國時代已存在農村集市[12] 。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育程度，有的認為它雖有從地方小市場向初級市場轉化的趨勢，但基本上仍是在狹小范圍內彼此獨立的一種市場；另一些人則認為它已經轉化為初級市場，成為整個市場網絡的一部分。還有的學者把以市鎮貿易和墟集貿易為主體的農村市場劃分為保障供給市場、商品集散市場和多功能全面發展市場等不同層次（類型）[13] 。

對宋以后特別是明清興起的市鎮，學者多強調它在促進城鄉、工農業交流、鄉村城市化和培育資本主義萌芽的作用。趙岡則認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變化、人均占有糧食數和余糧率下降所導致的城市人口向農村靠攏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釋

[1] 經君健：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的聯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市場·近代化·經濟史理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與封建地主制》，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漢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經濟史研究中的商品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暉：《田園詩與狂想曲》，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從飛錢預購到納榷請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市場·近代化·經濟史理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國傳統市場的特點》，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經君健：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的聯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 李根蟠：從《管子》看小農經濟與傳統市場，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三世界國家期。

第4篇：數字經濟研究綜述范文

一、2010年傳媒學術界關注了什么：基于高頻詞的傳媒學術熱點分析

詞頻分析可以歸納出某一研究領域文獻中詞匯的出現頻率，通過統計高頻詞可以分析出該領域的研究熱點和發展動向。我們對2010年度傳媒經濟的312篇論文的題目、摘要、關鍵詞進行了詞頻分析，剔除無意義的虛詞后共篩選出傳媒經濟研究的50個實詞高頻詞（見表1）。

統計結果表明：

（一）媒介類型：總體上，四大傳統媒介仍然是學界研究的重中之重，但新媒體對于學術研究的影響巨大，圖書出版業位列第三，手機媒體成為研究新寵。

如果我們從媒介類型的角度將詞義意義相近的熱詞進行進一步的歸類合并，我們可以看到，盡管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網絡”、“新媒體”、“互聯網”、“手機”）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總詞頻數為218），但是對4大傳統媒介的研究依然是學術界研究的重中之重（總詞頻數為356），是新媒體研究總數的1．63倍。當然，新媒體之于傳統媒體的影響是巨大的，絕大多數對于傳統媒體的研究都是在新媒體影響背景下所做的范式轉型、規則變化、操作對策等方面的研究。

就單一媒體類別的研究而言，期刊（含科技期刊165）研究占據首位；網絡（含互聯網）的研究居第二位（114）；而出版研究（含圖書、出版社、出版業，共計112）則居第三位。傳統意義上媒介研究重點的報紙（含報業，112）、電視（79）忝列其后；此外，手機媒體的研究也開始成為學術研究的新寵（49）。

（二）熱點議題：出版因改制動作巨大而成為學術界熱議的第一議題；其次，傳媒產業和傳媒市場也是人們最為關注的一級議題。此外，在去年的學界視野中，營銷、改革、品牌、廣告、管理、競爭也是人們熱議的研究主題。

如果我們將媒介類型之外的熱詞看作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議題的話，在將其按照詞頻數做三分法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排列在學界熱切研究第一陣列的有：出版、產業和市場；第二陣列的研究議題是：營銷、改革、品牌、廣告、管理、競爭。與人們一般印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某些政策上、實踐領域大轟大嗡的議題，在學術界的研究視野中熱度并不很高，比如：三網融合、轉企改制、文化產業 、版權以及產業鏈等。此外，中國的媒介經濟學研究在研究中國傳媒經濟問題時參照、借鑒最多的是美國的傳媒業，同時也較多地借用了經濟學的理論或方法。

二、2010年學術界如何研究傳媒經濟：基于內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

本課題組結合內容分析得到的統計數據，對2010年年度傳媒經濟的研究方法與學科交叉情況進行了客觀的描述，以期從宏觀的角度整體把握本年度傳媒經濟研究的總體狀況。

（一）定性研究為主，重視個案分析和調查研究

2010年年度的傳媒經濟實證研究中，定性研究數量是定量研究的2．7倍。有學者曾通過內容分析法對比了中國與美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研究結果是“與美國相反，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中定性研究方法處于絕對主導地位（80．8％）而定量研究很少（15．6％）”??。相較而言，傳媒經濟的定量研究量高于國內新聞傳播學的總體水平，更偏重于研究的精確性和可量化性。

在定性研究方面，傳媒經濟以個案研究法（34％）、文獻分析法（16．1％）為主，而新聞傳播學則更偏重于文獻分析法（38．2％ ），這說明傳媒經濟更加重視對個案和典型的研究。在定量研究方面，傳媒經濟以調查法（60．4％）、內容分析法（18．9％）為主，此外也有部分研究引入了模型分析（18．8％），而新聞傳播學中內容分析法占據顯著地位。與新聞傳播學相比，傳媒經濟研究更注重于大量實際數據的收集，研究難度與研究投入較大，但在定量研究的數據處理方面，仍以簡單的頻數（13．3％）、描述統計（55．6％）為主，數據的深入挖掘和解析有待提高。

（二）產業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視角占主流，技術成為關注焦點

2010年年度涉及學科交叉的傳媒經濟論文有105篇，學科交叉論文比例為34％，與經濟學（69％）、管理學（25％）的交叉最多。由于傳媒經濟構架于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和分析方法之上，因此經濟學理論是研究傳媒經濟問題的基礎理論，較常用的研究視角包括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產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2010年傳媒經濟學的產業經濟學視角最多（45％），其次為微觀經濟學（41％），制度經濟學（9％）、宏觀經濟學（2％）、政治經濟學（7％）涉及較少。

經濟、技術、制度是影響傳媒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涉及宏觀環境對傳媒業影響的論文有143篇。數字化、三網融合、電子書、微博等新的媒介技術和形式的爆發使技術（33．6％）成為對傳媒經濟研究涉及最多的宏觀領域，整體的經濟形勢（經濟29．4％）和政府規制（政治26．6％）也是研究者在研究中涉及的重要因素，而傳媒經濟對社會因素（10．5％）關注不多。

三、年度研究熱點與研究趨勢：基于社會網絡分析

圖1是對2010年入選的所有傳媒經濟學科的論文的關鍵詞、題目和摘要做的社會網絡分析，使用的軟件為NetDraw2．054版本。

（一）核心層、中間層、邊緣地帶：傳媒經濟研究分層明顯

結點（node）大小表示的是度數（degree），結點每與另外一個結點發生一次聯系（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是流入還是流出）即為1度，結點越大表示與別的結點之間的聯系度越高。從圖中可以看出，傳媒、出版、融合、廣告等為今年傳媒經濟學研究的焦點和重點。每兩個結點之間線條的粗細程度表示的是兩者的關系密切度，兩個結點之間的線條越粗表示兩者之間的聯系越緊密，從上圖可以看出，數字―出版、媒介―融合、三網―融合、科技―期刊、植入―廣告等關鍵詞之間的緊密度很高，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今年傳媒經濟學科研究的興趣和前沿。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本研究還對關涉的關鍵詞進行了K－cores分析，不同結點的顏色代表意義不同，可以看出，整個網絡有三層構成：核心層、中間層和邊緣地帶，紅色的結點處在整個網絡的核心層，主要有以下關鍵詞：傳媒、出版、融合、模式、營銷、整合、數字、出版、媒介、改革、體制等；藍色的結點處在整個網絡的中間層，主要有以下關鍵詞：廣告、報業、手機、集團、轉型、三網、競爭力等；黑色的結點處在整個網絡的邊緣層，包括制度經濟學、風險投資、電子閱讀、關系社會等，說明傳媒經濟學研究的議題還主要基于傳統議題的基礎上，對新的研究議題和對象的擴展度不夠。

（二）研究熱點：微博客、植入廣告、媒介融合

由于2010年年度的論文很難以被引用的次數（一般而言，論文被引率高點發生在發表后的3―4年）來判斷其重要性與關注度，但從CNKI的下載頻次多少這一指標，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說明某篇傳媒經濟研究論文及其所代表的研究領域的被關注程度。一般而言，下載頻次越高說明其影響力越大，關注程度高，有可能成為未來研究的熱點。以下為下載頻次在300次以上的論文，共18篇。??（見表2）

結合前文詞頻分析的結果、社會網絡分析結果以及18篇高下載頻次論文的研究內容可以發現，本年度傳媒經濟研究的媒體熱點是微博客。表2論文中以微博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有3篇，平均下載頻次為736次，并且“微博價值：核心功能、延伸功能與附加功能” 下載量超過了千次，此外還有眾多論文從微博媒介性質、盈利模式、營銷應用等方面對這一新的媒介形式展開了研究。本年度媒介產業的研究熱點是媒介融合，3篇有關媒介融合的文章下載頻次為352，并且“媒介融合”一詞出現的詞頻也達到了52次，三網融合背景、產業視角和綜述性回顧是本年度媒介融合研究的亮點。2010年年度廣告方面的研究熱點是植入廣告，2篇論文的平均下載頻次為457次，對新的植入方式的探究和對其廣告效果的評價研究使植入廣告的研究趨于成熟。此外媒介規制與體制、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沖擊及傳統媒體的轉型研究等傳統仍舊是傳媒經濟研究者持續關注的話題。

注釋：

??《中國傳媒發展指數報告（2011）》項目組由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喻國明主持，本文由宋美杰完成初稿，喻國明修改并定稿。本文中內容分析部分的數據采集和統計分析由宋美杰、劉佳瑩、許子豪、朱爾皓、陳瑾、陳宇完成，李彪對于本文的社會網絡分析圖的形成也有貢獻。

??本文選取了2010年CSSCI收錄的新聞傳播核心期刊15本，輔助以2008年北大圖書館中文核心期刊G0／G21信息與傳播、新聞學、新聞事業期刊15本，30份期刊消除重疊后獲得了樣本選取期刊：編輯學報、國際新聞界、新聞與傳播研究、新聞大學、現代傳播、編輯之友、編輯學刊、當代傳播、出版科學、中國編輯、出版發行研究、中國出版、廣告大觀、現代廣告、新聞愛好者、新聞界、青年記者、新聞戰線、新聞與寫作、新聞記者、中國記者、中國報業、電視研究、傳媒觀察等。選擇以上期刊中已經被CNKI收錄的（截止日期為2010年12月23日）2010年度全年的與傳媒經濟研究相關的論文，此外以傳媒經濟、傳媒業等為關鍵詞在CNKI中進行搜索，獲取了未在以上期刊上發表的論文。通過上述途徑獲得的論文為研究的初步樣本，在此基礎上剔除了會議消息、研究隨筆等性質的文章，共獲得有效論文312篇。

??董天策、昌道勵：《中美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比較――以2000－2009年＜新聞與傳播研究＞和＜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為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7期。［Dong， Tiance，Chang，Daoli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n： Tak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During 2000－2009 as Example”，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10， 7． （in Chinese）］

第5篇：數字經濟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電商供應鏈；數字化技術；智能化；技術創新；應用場景

近年來，數字化技術推進電商供應鏈體系進一步實現端對端、點對點的服務目標。數字化技術的融入可以助力電商行業的穩健發展、提高市場響應速度、強化電商供應鏈整體的集成化，從而推動電商供應鏈可持續發展。現階段，電商供應鏈的發展仍面臨諸多難題，當前的數字化轉型并不完善，電商供應鏈難以充分利用數字化技術集物流、資金流、商流、信息流為一體。如物流活動在多方面明顯無法滿足消費者的現實需求，商流和信息流也因數字化技術不夠完善而抑制電商行業的快速發展，電商供應鏈當前仍沒有一個穩定的環境。通過數字化技術升級電商供應鏈、提升供應鏈的管理水平、降低電商供應鏈整體成本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1文獻綜述

白雪、張兵(2019)研究了電商采用大數據技術進行數據挖掘的價值，認為大數據技術實現了從以往采購主要靠定性分析到現在定量分析的轉變。基于大數據數字化技術，針對目前生鮮電商供應鏈模式，王祚宇(2021)利用大數據技術從客戶精準分層、溯源體系建設、運力整合及路線優化等角度提出了生鮮電商供應鏈的優化措施。陳志斐(2022)利用區塊鏈技術的優勢將區塊鏈與商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相結合，解決了生鮮電商供應鏈系統中的隱私安全保護、信息可溯性等問題。陶春博、王偉(2021)從區塊鏈技術的概念與特征出發，分析了區塊鏈技術對供應鏈協同的創新思路，構建了基于區塊鏈的跨境電商供應鏈，并分析了該模式面臨的問題及對策。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為跨境電商賦予了全新的智能內涵，趙庭悅(2021)結合區塊鏈概念和關鍵特征，探討了目前電商企業如何將區塊鏈技術應用于供應鏈物流管理。王孟博等(2021)基于物聯網環境下，對我國鮮活農產品電商的發展與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研究了鮮活農產品電商運營模式。綜上所述，數字化技術有助于解決行業內面臨的困境。本文從大數據、區塊鏈、物聯網等數字化技術出發，利用其優勢并結合電商供應鏈的發展現狀，積極地研究新型電商供應鏈模式。

2數字化平臺賦能電商供應鏈的技術路徑

2.1路徑探索

隨著我國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數字化技術、電子商務產業都受到積極的影響。電商的最大優勢是具有極大的曝光度，可通過大數據平臺推送至各類需求端，即運營流量。電商企業需通過數字化技術對供應鏈賦能，實現電商平臺和電商流量的去中心化，進一步促進電商產業的數字化轉型。電商產業的供應商和銷售商通過短視頻平臺擴大銷售輻射范圍，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搶占市場份額、占領下沉市場，以謀求經濟效益最大化。例如，針對三線以下城市、縣鎮及農村地區居民的消費需求情況，可利用數字化技術給消費端提供一個高性價比、全面、方便、快捷的網絡市場購物平臺。采用數字化技術賦能電商平臺的發展，就能充分利用消費者心理實現搶占下沉市場的目標。傳統電商供應鏈以生產為中心，銷售商聚焦于如何將制造商生產出來的產品進行銷售或分銷，是典型的推動式供應鏈，而數字化供應鏈是根據消費者的需求進行服務型制造，聚焦的是消費端的需求，是一種拉動式供應鏈模式。數字化電商打破了傳統供應鏈中間商賺差價的局面，通過數字化技術使生產商可以直接了解顧客的需求并使兩者直接的聯系更緊密。通過數字化技術對電子商務產業進行重塑，協助電商產業改造業務流程、降低運營成本并提高工作效率。打造一個數字化電商平臺，有消費需求的顧客可通過平臺進行需求篩選，在此過程中，顧客可以“零成本”完成傳統意義上的貨比三家，高性價比購入心儀產品。顧客通過數字化技術可以遠程觀看產品的真實質量，也能利用數字化技術進行試穿服務。最終，產品符合消費者的需求，就可以提高顧客黏性、提高品牌效益、打開市場、占據較好的市場份額及促進流量變現，最終實現電商的可持續發展。

2.2技術創新

2.2.1大數據大數據是指在大范圍內分析并收集大量的數據，通過對海量數據進行針對性地提取分析，可以充分發揮大數據技術的優勢，以更加高效、快捷的方式解決問題。在電商供應鏈中，利用大數據技術可以做到“知你所想，懂你所需”，精準、快捷地抓住每一位客戶的迫切需求，降低營銷成本，打破數據孤島的局面。例如：在社交活動平臺上觀看某電商直播賣貨時，當打開其他社交或電商平臺發現這些平臺會通過大數據追蹤，分析個人的消費需求，從而自動匹配同類型或相似類型產品進行產品推送或廣告投入，為每一位客戶提供包括銷各個環節的數據信息，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2.2.2區塊鏈利用區塊鏈信息共享技術，在電商供應鏈領域中，把供應商、制造商、銷售商、物流商、消費者之間的公開信息資源進行重塑，信息從原有的私有信息變成私有+公有的模式，讓開放的區塊鏈技術打破原有信息的邊界。在電商供應鏈各環節中，利用區塊鏈的不可篡改性原則，安全放心地在鏈中進行雙方甚至多方交易，簡化以往紙質版合約交易流程，從而達成提高效率、保障安全的作用。利用區塊鏈上消費者提供的產品需求信息，將消費者進行分類，便于整個鏈上的供、產、銷商家節約營銷成本和時間。對于鏈上的所有人而言，信息共享，但公布信息者是以匿名的方式，所以成員企業在去中心化的平臺上屬于一種“利他”理念，只要有越來越多的個體或群體上鏈，區塊鏈就會發揮更大的營銷作用及信息資源。2.2.3物聯網物聯網在互聯網的基礎上進行延伸和擴展，通過技術手段隨時隨地進行人、機、物的聯系互通，實現萬物互聯。物聯網應用在電商供應鏈中大幅提高了行業效率。電商供應鏈可視化的倉庫管理，通過物聯網手段實時對產品的庫存情況進行監控，防止產生缺貨成本和庫存積壓的風險，提高經濟效益。利用物聯網技術提高電商供應鏈上的信息傳遞能力，更加準確地根據物聯網技術提供的信息進行合理化安排供應、生產、庫存備用等計劃，優化不必要的流程，減少成本風險。對于電商供應鏈上的消費者而言，通過物聯網技術，隨時追蹤商品的物流位置信息及到達時間，有利于電商供應鏈的發展。2.2.4人工智能在電商供應鏈中的銷售環節，通過人臉識別可以進行支付交易環節，并通過人的微表情判讀顧客是否喜歡該產品。在物流倉儲和配送環節，通過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使倉庫的運行變得更加智能化，不僅提高了倉儲利用率，還清楚地了解了倉庫狀態，掌握了庫存數量，減少了人工成本和缺貨成本的支出。

3數字化平臺賦能電商供應鏈的應用場景

3.1網絡協同

利用數字化技術收集整合顧客的采購需求并同步到信息共享平臺，銷售商通過數字化信息共享平臺上收集的信息向下一環節的生產企業發起精準的產品采購需求量(安全庫存量和現有庫存量)，生產企業通過大數據的資源整合功能，計算出該環節生產產品需要的原材料數量，再次通過數據同步在數字化信息共享平臺上傳生產企業原材料需求量，再利用數字化技術篩選出符合條件的供應商，供應商根據生產企業在平臺的需求進行材料準備，待原材料準備好后聯系生產企業收貨，最后生產企業生產顧客的定制化產品。通過數字化信息共享平臺可以了解到銷售商產品質量的宣傳情況、產品功能的展示及產品的價值說明，這些可以直接反映出銷售商的服務水平狀況。利用數字化技術也能了解到生產企業的收益情況，便于顧客選擇更加適合自己需求的產品。基于數字化技術的信息共享平臺，可以計算出項目所需的最小成本，即人力、物力、資金“簡而優”原則，并自動匹配最佳路徑，即“短而便”，用最少的時間、最短和最便捷的路徑實現成本最小化、經濟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在信息共享平臺中，可根據透明化的數據反映物流的配送質量狀況，如配送的時效性、可靠性、透明性及責任的可追溯性等。利用信息共享平臺還可間接判斷該物流企業能否更好地滿足顧客的個性化服務需求及能否及時對顧客的需求做出響應。

3.2風險防控

利用數字化技術確定產品針對的需求人群，可以篩選出關聯屬性擴大人群范圍，結合這類人群平時的購物習慣、購物頻率、購物經費等情況，制訂定制化的銷售方案。在這一過程中，利用大數據、數字化技術反向捕捉客戶需求，對原產品進行改進升級，也可利用DIY吸引顧客。利用數字化技術在信息共享平臺上產品信息說明，提高曝光度，同時也可通過各種社交平臺、短視頻平臺、多媒體等手段擴大銷售途徑，從而吸引大批適齡用戶。基于數字化技術分析產品的受歡迎程度，制訂合理的安全庫存量，最終吸引大批流量，并將流量變現銷售給更多的用戶。利用數字化技術進行實時數據共享，確保電商供應鏈各環節安全庫存量的實時變化情況，提高市場反應速度、保障敏捷響應功能，掌握準確的庫存動態，靈活應對市場消費波動，及時補貨。數字化技術的升級，在一定范圍內可有效控制風險，對倉庫和途中的商品進行實時監測，利用物聯網、大數據可及時應對突發狀況，提高監測風險與協調應對的能力，促使電商供應鏈系統穩健發展。

3.3可持續性

碳排放、碳中和始終是一個國家乃至全球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在電商交易環境下，數字化技術的升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進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綠色健康發展。數字化升級在一定程度上科學有效地規劃了電商供應鏈各節點的資源浪費、資金浪費等情況。為促進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在生產制造環節，利用數字化技術大范圍捕捉可靠有效信息的能力，有針對性地挖掘對制造商、生產商有益的數據，利用大數據將有效信息自動整合形成一套最佳方案(即利益最大化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可減少資源浪費，簡化流程合理配置，調動電商供應鏈協同、科學系統地發展，從而促進綠色可持續發展。在產品交易環節，充分利用多媒體、大數據技術精準推送目標人群，引導顧客選擇更心儀、更實惠、更適合的產品。在一定情況下，通過數字化技術的升級，減少了不必要的逆向物流，降低了交易環境的物流成本，轉變了傳統的營銷模式，從而推動了電商交易環節的科學性、可持續性發展。

4面臨的挑戰

4.1建設投入成本

雖然大數據、區塊鏈、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對電商供應鏈的發展起到關鍵性的作用，但始終面臨著一個實際性的問題，我國數字化技術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新技術的創新初期投入成本太高、周期太長。

4.2行業差異顯著

不同產業的特征差異顯著。例如，對于生鮮產業來講，生鮮產品對存儲條件的要求高、保質期較短、產品更新速度快、商品容易變質和損耗，所以需要利用數字化技術，對相關倉儲及配送條件進行提升；對于服裝產業而言，雖然衣服不會變質也不會對存儲條件有過高的要求，但是仍需利用數字化(大數據)技術及時捕捉顧客的需求變化，緊跟時尚潮流。

4.3尚未大范圍推廣

現階段，我國大部分電商供應鏈各環節企業仍處于初級階段，數字化技術并沒有得到大面積推廣，普通的個體或群體只能掌握一些基本的、簡單的數據信息，數據質量的提高也并不明顯，只有少數行業領先者掌握這項高端技術并從中受益，但隨著我國經濟、科技的不斷進步，數字化時代的到來指日可待。

參考文獻

[1]白雪,張兵.大數據技術在中小電商供應鏈成本控制中的應用[J].中國農業會計,2019(4):6-7.

[2]王祚宇.基于大數據的電商平臺生鮮食品供應鏈優化研究[J].物流工程與管理,2021(1):98-101.

[3]陳志斐.區塊鏈助力生鮮電商供應鏈協同發展[J].物流科技,2022(1):147-150.

[4]陶春博,王偉.基于區塊鏈技術的跨境電商供應鏈模式構建[J].商業經濟研究,2021(21):158-161.

[5]趙庭悅.基于區塊鏈的電商供應鏈物流管理模式優化研究[J].物流科技,2021(11):116-118.

[6]王孟博,尹玉婷,莫惠茵.物聯網環境下國內鮮活農產品電商運營模式研究[J].邊疆經濟與文化,2021(12):43-47.

[7]王劍.我國電商供應鏈金融的發展及績效分析[J].商業經濟研究,2019(20):155-159.

第6篇：數字經濟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 資產減值 相關性 會計信息質量

我國財政部在2006年2月頒布了新的企業會計準則（以后本文簡“稱新準則”）。新準則中《CAS第8號－資產減值》規定：除存貨及歸入金融資產的應收賬款、短期投資、委托貸款外，資產減值一經確認，在以后期間不得轉回。

作為會計信息質量之一的相關性要求（眾多研究發現，投資者更需要這一要求）：企業提供的會計信息應當與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的經濟決策需要相關，有助用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對企業過去、現在或者未來的情況做出評價或者預測。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最符合會計報表使用者期望的情況是：數量上，計提的資產減值數字能真實、準確的反映公司資產的毀損狀況，以便投資者對整體資產的盈利能力做出正確地判斷；質量上，既能滿足會計信息相關性的要求，同時也要能滿足會計信息可靠性的要求。

筆者認為，資產減值禁止轉回，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盈余管理的空間，迎合了會計信息的可靠性要求（這一點學術界基本上已經達成共識)，但并不能滿足會計信息的相關性要求。

一、資產減值準備禁止轉回不能滿足會計信息相關性的要求

1.企業在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時可能會更傾向謹慎

按照新準則的規定，資產減值一旦確認，在以后就不得轉回，出于利潤最大化需要和納稅的考慮（由于資產減值無稅前抵扣功能，使得企業的經濟后果出現大幅減值），會計人員在計提資產減值的時候會更加謹慎。“謹慎計提”的傾向，使得長期資產減值準備禁止轉回的初衷遭遇背離，外部報表使用者渴望提高會計信息相關性的良好愿望被辜負。

2.盈余管理的新方式將進一步降低會計信息相關性

新準則規定長期資產減值不得轉回，而應收賬款、存貨、短期投資、委托貸款等短期資產的減值準備仍允許轉回。因此，應收賬款、存貨、短期投資、長期資產的折舊或攤銷可能將成為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

3.“判斷”與“估計”將繼續充當盈余管理的手段

新準則運用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來適應會計域秩序的動態性，以最大限度在減少會計信息的規則性失真，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實際上，對于長期資產減值比較復雜的未來現金流量和公允價值的判斷，只有尋求專業的資產評估師機構的幫助，才能得出恰當的減值金額。由于信息的不對稱，這些“判斷”與“估計”成為了違規性失真的重要載體。此時，禁止轉回已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又有何意義呢！禁止轉回這一規定反而為“拒絕改正錯誤”提供了合理的借口。

二、長期資產減值在價值恢復時應適當允許轉回

1.資產減值禁止轉回，使得減值資產在價值實際得到恢復時，其價值被低估，真實的盈利能力得不到充分的認可，在財務報告中也沒有得到體現，從投資者決策角度來說，資產減值禁止轉回，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辜負了他們對會計信息相關性的期望。

2.從理論的角度看，“完全”禁止長期資產減值轉回是不完美的。按照資產的定義，資產是指企業過去的交易和事項形成的、由企業擁有和控制的、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只要符合資產的定義及其兩個確認條件，都應將其確認為企業的資產。當減值資產價值得到恢復時，會計應當重新將其確認為資產。否則,與資產的定義相矛盾。

3.在長期資產中部分資產減值在符合既定條件情況下，應合理的予以確認。以無形資產、固定資產和長期股權投資為例，由于這幾種資產的價值很可能在計提以后得到恢復（在實務中確實存在轉回的多種因素，如：固定資產的價值很可能因通貨膨脹、周圍環境的變化等因素大幅回升），如有確鑿證據(如能夠提供資產評估報告等)表明資產有明顯增值的話(比如可將“明顯增值”定義為公允價值超過賬面凈額20%以上時),可以將減值在計提范圍內予以轉回。

4.應當盡力采用經濟學中全面收益的觀點，以使企業中的資產的價值得以充分的表達，以使投資者對企業有一個全面的了解與認識。以便于投資者做出合理的經濟決策。

綜上，筆者認為新準則規定長期資產減值禁止轉回，理論上，厄殺了資產價值的公允表達；實質上，沒能根除企業盈余管理空間。因此，我國會計準則關于長期資產減值的規定應盡快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放棄這一“特殊的規定”，讓資產的價值得到真實、充分的表達。

參考文獻：

[1]吳聯生:會計信息失真的“三分法”:理論框架與證據[J]．會計研究,2003年第1期

[2]敖德薩:新企業會計準則對資產減值的完善與改進[J].集團經濟研究,2007年第1期

[3]李曉霞:資產減值禁止轉回對會計信息的影響及啟示[N].福建財會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4]蔣基路:資產減值會計實證研究――文獻綜述與研究空間[J].會計之友,2007年第9期

[5]李郁明:資產減值會計若干問題評析[J].四川會計,2003年第11期

[6]陸正飛、代冰彬:資產減值：穩健性與盈余管理之爭[J].財會通訊,2007年第9期

第7篇：數字經濟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國際投資；國際貿易；R&D投入；專利授權量；協整分析

[中圖分類號]F403.6 【文獻標識碼】A

一、相關理論綜述

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能力是衡量一國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標志和保持國際競爭優勢的關鍵。在開放經濟的背景下，一國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不僅僅依賴于本國的自主研發，還依賴于國際資源。國內外研究表明，出口貿易（陽小曉等， 2002； 李平等， 2010）、進口貿易（方希樺等， 2004； 謝建國等， 2009）、外商直接投資（潘文卿， 2003； 傅元海等， 2010） 和對外直接投資（白潔， 2009； 陳巖， 2011） 存在正的溢出效應，對母國的技術進步或技術創新具有重大影響。此外，李小平等（2006）、倪海青等（2008）同時研究了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兩者對我國創新能力的影響；仇怡等（2012）、吳建軍等（2013） 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都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王英等（2008）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四種渠道溢出的國外資本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影響。從已有文獻看，目前大多數研究主要是從進口貿易、出口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某一個或兩個因素來探討其與我國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的關系，而很少把這四種因素同時納入一個分析框架，直接研究它們和技術創新投入產出的關系。本文在梳理諸多文獻的基礎上，將四個因素納入一個研究框架，基于創新投入和產出的視角，利用協整分析和Grange因果關系檢驗考察它們和我國技術創新能力的內在聯系。

二、研究變量與數據選取

本文選取每年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對外直接投資（ODI）、貨物進口總額（IM）、貨物出口總額（EX）、R&D支出和專利授權量為研究指標，以億美元為單位，為了消除價格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用消費者價格指數對其原始數據進行平減，將當年的價格折算成以1985年為基年的不變價格，對所有的變量都取其自然對數，以降低時間序列中的異方差性而又不改變變量間的協整關系。

關于創新能力，經濟學界一般用R&D經費和R&D人員數量來衡量創新投入，用專利數量來衡量創新產出水平。由于我國R&D人員的數據從1992年才開始統計，考慮到樣本區間為1985―2011年，本文選取R&D經費支出來度量創新投入。專利數量包括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兩個指標，但并非所有申請的專利都能達到國家技術標準要求，因此專利授權量更能客觀地反映出創新水平。R&D經費和專利授權量P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進口總額、出口總額和外商直接投資分別用IM、EX、FDI表示，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對外直接投資用ODI表示，數據來源于《201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三、國際投資、國際貿易與我國創新能力的協整分析

（一）相關性分析

各個變量對數化后的變動趨勢如圖1所示。可見，各變量逐年均呈現出上升的趨勢，且上升趨勢大致相同，這說明進口貿易、出口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與我國創新能力之間可能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下面運用ADF檢驗，協整分析方法和Grange因果關系等計量方法對其間關系進行分析。

圖1 各變量取對數后的趨勢圖

（二）單位根檢驗

由于直接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回歸分析會造成偽回歸，因此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回歸分析之前，應首先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的結果可以看出，各變量的原序列在5%的顯著水平上都沒有通過ADF檢驗，都是非平穩序列；而經過一階差分后的數據都通過了平穩性檢驗，即為I（1）單整序列。因此這些序列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本文運用E-G兩步檢驗法進行協整檢驗。構建以專利授權量P和R&D經費支出為因變量，以進口貿易、出口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為自變量的兩個對數回歸模型：

其中，括號內數字為t統計量的值，*、**、***分別表示在1%和5%顯著水平。

從上面的實證結果看來，（3）式調整后的可決系數為0.8408，表明模型的整體效果較好，但DW值僅為1.0789，遠遠低于2，這表明誤差項存在正相關，參數的估計值盡管是無偏的，但卻不是有效的，顯著性檢驗失效。同樣，（4）式的調整系數為0.9821，表明模型的整體效果較好，但DW值僅為0.8408，表明顯著性檢驗失敗。為了消除誤差項的自相關性，分別建立ARMA（8，4）和MA（1，5），其結果如下：

其中，括號內數字為t統計量的值，*、**分別表示在1%和5%顯著水平。

比較（3）式和（5）式的結果以及（4）式和（6）式的結果，可以發現，調整后模型的可決系數分別為0.9780和0.9880，擬合效果很好；DW值分別提高到1.5642和1.6732，表明不存在自相關關系。為了進一步驗證模型的合理性，本文對回歸方程的殘差進行了平穩性檢驗，結果如下：

由表2可以知道，E1和E2在1%的檢驗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說明兩個殘差都為平穩序列。這表明模型的設定是合理的，進口貿易、出口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與R&D支出和專利授權量之間存在穩定的長期關系。

（四）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結果證明了我國專利的授權量P和R&D經費支出與進口貿易、出口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這種均衡關系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即是由ODI、FDI、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的擴展引起我國創新能力的提高，還是由我國創新能力的提高引起ODI、FDI、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的擴展，還有待驗證。由表3 的結果可知，ODI、FDI、EX和IM的變化都是引起專利授權量P變化的格蘭杰原因，但專利授權量P的變化都不是ODI、FDI、EX和IM變化的格蘭杰原因，即ODI、FDI、EX、IM與P之間僅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FDI的變化是引起R&D變化的Grange原因，R&D的變化是引起IM、EX變化的Grange原因，即FDI、IM和EX分別和RD存在單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而ODI和R&D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

四、結論與啟示

1.協整關系表明進口貿易、出口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研發經費支出和專利授權量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根據實證結果可知，我國ODI、FDI和IM對專利授權量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其中進口的貢獻最大，進口每增加1%，創新產出就增加4.79%；出口對專利授權量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FDI和EX對我國研發支出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IM對研發支出的促進作用不明顯；ODI對我國的研發支出具有抑制作用，但不顯著。

2.對外直接投資和研發支出互為因果關系，而與專利授權量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從協整分析中可以看出，對外直接投資抑制了我國研發經費的支出，但并不顯著；相反，對外直接投資顯著地促進了我國專利的產出水平。一方面，這反映了我國企業為了更加積極地“走出去”，不斷加大對外的資本投入，而忽略了本國研發的投入，即ODI對國內研發支出產生了擠出效應。另一方面，ODI對專利授權量的促進作用表明了我國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接近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研發中心，提高了創新產出能力。

3.外商直接投資和研發投入及專利授權量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對創新的投入和產出都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協整關系表明FDI每增加1%，R&D支出就增加0.1669%，FDI每增加1%，專利授權量增加1.266%。這說明了大量外資的流入，增加了我國的外匯儲蓄，為研發支出提供了支持；同時，外資企業的進入加劇了行業的競爭，為了維持市場地位，內資企業不得不加大研發投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4.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與研發支出和專利授權量均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進口貿易同時促進了我國研發支出和專利產出；而出口貿易促進了我國研發投入，卻抑制了專利產出。這說明進出口貿易規模的擴大刺激了國內企業加大研發力度，提高了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出口貿易對專利授權量有抑制作用，這可能是因為我國出口商品主要屬于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較低，未能有效促進我國創新能力提高。根據進出口貿易對我國創新產出的不同作用，政府要注意調整好進出口貿易的結構，提高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最大限度地利用進出口貿易所帶來的技術外溢效應。

【參考文獻】

【1】李平， 田朔. 出口貿易對技術創新影響的研究：水平溢出與垂直溢出――基于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實證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 2010 （2）： 44-48.

【2】范黎波， 宋志紅. FDI與中國技術創新能力的協整分析――基于中國1990-2005年數據[J]. 國際貿易問題， 2008 （12）： 84-89.

【3】陳巖.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實證研究： 基于吸收能力的分析視角[J]. 中國軟科學， 2011 （10） ：61-72.

第8篇：數字經濟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 高管 權力 內部控制 會計信息質量

一、引言

伴隨著大數字時代的到來，信息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拿會計信息來說，他可以如實反映企業經營狀況，進一步影響企業經營效果。企業會計信息的最主要變現形式就是財務報表和會計報告，因此，企業會計信息質量取決于財務報表和會計報告對會計事項反映的客觀性和公允性。

同時，公司內部權力結構也會影響內部控制與會計信息質量之間的關系。根據“高層梯隊理論”，層級越高管理者對于組織內影響越大。而作為我國目前這方面發展還未成熟階段的現狀，那么公司內部控制就越有可能受到高管層影響。

二、文獻綜述及研究假設

（1）內部控制與會計信息質量

DoyleJ（2007）在研究基于財務報告的內部控制與應計質量二者關系時發現，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其應計質量較差，并由此推斷內部控制缺陷是導致公司應計質量較差的根源。Kam（2007）研究發現，披露內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相較于未披露內部控缺陷的上市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顯著更高，盈余質量更差。董望，陳漢文（2011）以2009年兩市A股公司為樣本，研究得到：在“企業內部生產會計信息”方面，內部控制質量正向顯著影響會計信息質量；在“市場投資者外部反應”方面，市場投資者對具有高質量內部控制公司的盈余反應更為敏感。這證實了公司建立內部控制體系能夠合理保證財務信息質量的目標。

（2）高管權力的配置結構和內部控制

程曉陵、王懷明（2008）以2006年前在中國上市的公司為樣本，從會計信息的真實可靠、經營的效果，遵循適用的法律法規三項目標出發，衡量內部控制政策實施效果即內部控制質量水平。研究發現董事會特征的兩職合一會顯著降低公司會計信息報告質量。張先冶，戴文濤（2010）對國內一些從事內部控制研究的專家、金融保險業的高級分析員及負責內控實施的企業高管做問卷調查研發現，內部環境因素嚴重影響內部控制的實施效果，從屬于內部環境因素的公司治理結構影響著企業內部控制實施的效率和效果；公司治理結構變量中，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與內部控制顯著負相關。吳秋生，郝詩萱（2013）通過問卷調查法發現，高管權力對于不同內部控制層面有著不同影響，其中如崇拜權、合法權、獎賞權和專家權都是正向顯著影響內部控制，而強制權則是與內部控制呈不顯著性的負相關關系。

該部分根據制度背景，從契約需求層面解釋內部控制對會計信息品質的影響，“高層梯隊理論”，層級越高管理者對于組織內影響越大。尤其是公司的權力結構，不難想到高管勢力對內部控制和會計信息質量之間聯系的影響，并據此提出本文的三個研究假設：

H1：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越好，其會計信息的質量就越高

H2a：高管集權會降低內部控制對會計信息質量的提升作用

H2b：高管集權會提高內部控制對會計信息質量的提升作用

三、研究設計

（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鑒于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及創業板的上市條件有所差異，本文以2011-2012兩年深市主板A股及中小板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為保障樣本數據的可靠性和準確性，本文對初選樣本進行了挑選，并最終得到樣本公司1536家，包括2011年的872家，2012年的664家。

（2）變量設計

1）被解釋變量――會計信息質量

即采用深市主板A股及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年度信息披露考評結果作為衡量會計信息質量的替代變量。自2001年以來，深交所根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辦法》，從及時性、準確性、完整性、合法性四方面分等級對深市全部上市公司的年度信息披露進行考核評級。對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考評結果分為四個等級A、B、C、D。本文研究選取的是2011-2012年兩年數據，默認A級為優秀，B級為良好，C級為及格，D級為不及格。用四級度量測度被解釋變量Disclose：賦值A為4，B為3，C為2，D為1解釋變量

2）內部控制缺陷綜合評價指標

本文根據深圳迪博公司計算得到的內部控制指數作為衡量內部控制指標。該公司作為我國研究內部控制與全面風險管理的專業公司，一直著重關注上市公司內控建設現狀并致力于能夠量化評價內部控制的標準體系。

3）高管權力

如果董事長同時兼任總經理，那么，在高管的重壓力之下，公司的財務負責人會參與公司盈余管理。本文參考劉啟亮等的做法，根據董事長與是否兩職合一的虛擬變量定義高管權力，如果兩職合并，認為高管權力集中，否則權力不集中。控制變量參考和方紅星和張志平的做法，選擇公司規模、市長比、財務風險、年度和行業等變量作為控制變量。

為了檢驗假設1，構建內部控制與會計信息質量的實證回歸模型1

模型1中的Disclose代表會計信息質量

在驗證H2之前，先對高管權力與會計信息質量相關關系進行驗證，即將模型1中的解釋變量ICindex換成Dual得到模型2，然后進行實證回歸。該步驟主要用于考查高管權力是否會直接對會計信息質量產生影響，為檢驗高管權力對內部控制與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提供鋪墊。

根據前面章節的研究假設，以模型1為基礎，通過去中心化后，將ICindex與Dual交乘項放進模型中，構建驗證高管權力對內部控制與會計信息質量相關關系影響的模型3：

四、實證結果分析

1、內部控制與會計信息質量

經過對模型1進行有序logistic回歸，得到表1。從表中結果可知，內部控制與會計信息質量存在嚴重正相關，且在1%水平上顯著，本文的假設1得到證實。控制變量情況如表，大部分與會計信息質量呈顯著或正或負的關系，如公司規模，盈利能力，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股權制衡度與會計信息質量呈正

相關關系，依次在1%，1%，5%，5%水平上顯著。資產負債率與會計信息質量呈

負相關關系，在1%水平上顯著。公司成長性與會計信息質量的相關系數為正但

不顯著。

2、高管權力、內部控制與會計信息質量

由上表可以看出，內部控制變量（ICindex）與高管權力（Dual）的交乘項系數為3.663277，系數符號為正，并在1%水平上顯著，這說明高管權力對內部控制與會計信息質量之間的關系具有正相關性，即高管作為公司內部治理結構的科層核心人物，手握權力越大，可以促進內部控制的效實施，進而促使公司提供的會計信息質量更加真實可靠，即會計信息質量越高。

五、結論

本文基于公司內部治理機制的核心之一的高管權力配置視角，以2011-2012年深市主板A股及中小板1536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應用有序LOGISTIC回歸，在實證研究內部控制與會計信息質量的相關關系之后；納入高管權力這個變量，考察高管權力與內部控制的交乘項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作用。實證結果基本證實本文提出的假設，具體的研究結論如下：（1）內部控制與會計信息質量呈顯著正相關關系。（2）高管權力對內部控制與會計信息質量的正相關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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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劉慧鳳，蓋地.公司會計治理與公司治理：同構、嵌入還是交叉？[J].會計研究，2006（6），15-21.

作者簡介：

買陽睿（1991-），女（回族），河南焦作人，云南民族大學會計學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財務會計。

李小萌（1992-），女（漢族），陜西省高陵縣人，云南民族大學會計學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會計學。

第9篇：數字經濟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 多元化決策 業績 內生性

 

1.引言

 

    作為一種成長戰略，很多企業選擇多元化經營。最初多元化的主要動力來源于對過剩資源的利用。在中國，計劃經濟后期，正處于供不應求的短缺經濟，市場競爭體系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部分企業的多元化經營獲得了成功。而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短缺經濟變成生產相對過剩，國內外市場由分割轉變為接軌和融合，競爭加劇導致絕大多數企業微利，甚至虧損經營，因此出現了“多元化陷阱”的說法。

 

    那么多元化究竟是不是一個好的經營戰略？它會損害公司價值，還是增加公司價值？

 

    理論上來看，公司多元化經營通過內部資本市場，能夠解決外部融資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問題；擁有了內部的融資工具，對于項目的選擇，公司經理可以做出更優的決策。但是，通過內部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容易造成對項目的過度投資，或對凈現值為正的項目投資不足，而不是將公司利潤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給小股東。國外多元化與企業價值關系大量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多元化企業一般有較低的托賓q值，減少企業的多元化程度則會提高企業價值，一些最新的研究認為折價并不是源于多元化而是由于其他原因。

 

    我國長期以來缺乏類似國外sic碼②的行業分類數據，早期國內對于多元化與績效關系的研究采用主營業務比重作為度量多元化的指標，大多得出多元化折價的結論。1999年4月《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試行）》③后，對多元化指標的度量可以采用國際通用的方法，國內的相關研究逐漸增多，大多研究依然得出多元化折價的結論，也有個別的研究表明我國上市公司存在顯著的多元化溢價現象。

 

    然而國內對于多元化經營與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大多假定多元化程度與公司業績是單向的 

 

① 本研究受北京交通大學十一五重大科研基金項目支持，課題號2005sz007。

② the u.s.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sic) system. sic碼是4位數字代碼，前兩位代碼確定行業門類，第三位確定行業大類，第四位確定行業中類。

③ 中國證監會在總結滬深兩個交易所分類經驗的基礎上，以國家統計局制訂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gb／t4754-94)為主要依據，借鑒聯合國國際標準產業分類(isic)、美國標準行業分類(sic)及北美行業分類體系(naics)的有關內容，制訂了《中國上市公司分類指引(試行)》。《指引》將上市公司的經濟活動分為門類、大類兩級，中類作為支持性分類參考。總體編碼采用了層次編碼法；類別編碼采取順序編碼法：門類為單字母升序編碼；大類為單字母加兩位數字編碼；中類為單字母加四位數字編碼。

因果關系，①一些經驗證據表明多元化經營和績效之間不存在明確的因果關系（劉力，1997；朱江，1999；馬洪偉和藍海林，2001）。而蘇冬蔚（2004）通過間接檢驗內部資本市場理論對多元化溢價現象進行解釋時，發現價值高的上市公司具有較高的多元化程度。campa and kedia（2002）認為如果公司的多元化決策與公司價值相關，則對多元化與績效的ols估計將是有偏的。因此，準確揭示多元化程度與公司價值的關系，首先要控制住多元化決策的內生性。

 

    國外多元化經營的研究基本從三個層面對公司的多元化決策進行解釋：①資源角度：擁有在行業間可以互相轉換的過剩資源和能力的公司會從事多元化經營。②市場勢力角度：企業多元化是因為可以獲得市場勢力，進而增進和最大限度提高其長遠的獲利能力。③問題角度：多元化經營是經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結果，多元化經營可以使他們獲得更多的報酬、勢力和聲譽，分散他們的雇傭風險。除了以上三種原因，劉力（1997）還認為我國國有企業多元化經營有其特有的動因，這些動因不是基于利潤或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而是基于社會效益或其他方面的考慮。

 

    目前國內對于公司多元化決策的研究還僅限于問題的角度，對過剩資源的利用和獲得市場勢力的多元化決策還沒有相關的研究。秦拯、陳收和鄒建軍（2004b）發現高度多元化的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的現象多于其他兩組，而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顯著低于其他兩組。陳信元、吳英蘊和黃俊（2004）發現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分離程度大并且沒有第二大股東有效監督的控股股東通過公司的多元化經營轉移了公司的資產，降低了公司的業績。campa and kedia（2002）使用工具變量消除多元化決策的內生性時指出，聯立方程的估計并不容易，因為影響多元化決策的部分公司特征已經包含在以公司價值為被解釋變量的方程里了。因此，全面地分析影響公司多元化決策的因素，將其變成可以被量化的、好的工具變量非常重要。

 

    另外，雖然有研究顯示公司的多元化決策具有內生性，但是現實的數據是否支持這一假設還需要進行相關的檢驗，因為如果解釋變量是外生的時，2sls估計量反而不如ols有效。

 

    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資源角度、市場勢力角度和問題角度分析影響中國上市公司多元化決策的因素，建立了多元化程度和公司業績的聯立方程模型。在對聯立方程進行2sls估計之前，首先對多元化程度的內生性進行了hausman test。

 

    另外，由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分行業資料并不標準，國內的數據庫公司即使提供了按行業、地區或產品劃分的主營業務收入分布情況，也沒有根據證監會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對公司的業務活動進行行業編碼和分類。因此，本文根據2001年4月中國證監會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對上市公司2000-2003年間的業務活動進行了2位數行業編碼，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多元化經營的相關數據庫。②

 

    本文其余部分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介紹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決策的研究假設；第三部分介紹本文的樣本選擇、變量設計；第四部分是對數據的經驗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結論和研究不足。

 

① 余鵬翼、李善民和張曉斌(2005)探討了多元化程度變動的公司管理層持股比例、多元化程度和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楊林和陳傳明(2005)分析多元化發展戰略與企業績效關系的未來研究方向時也指出，要關注多元化戰略與企業績效因果關系的問題。

② 特別感謝崔悅、盛楓、程健、李月婷、涂圣楷和陳揚揚的工作。

比較可惜，論文中的公式、字符無法粘貼到博客中，最后只把論文結論、研究不足以及參考文獻貼在這兒。其實如果大家想看真正的論文，可以查看附件中的英文參考文獻。而認真寫過論文的人決不認為“不抄襲，就沒法寫論文”，因為只要你掌握了一定方法，又有持續關注的問題，總會想出辦法來研究。

 

4.5.對多元化程度與業績正向關系的解釋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司價值較高、主業增長緩慢、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業傾向于多元化經營，而處于競爭激烈行業的企業更傾向于集中化。那么，以上四點能否作為多元化程度與公司業績正向變動的原因？

    本文陸續討論了多元化收益的三個原因：①公司多元化經營可以建立起內部資本市場，避開在外部資本市場融資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問題；②相對于擁有較少信息的外部投資者，擁有了內部的融資工具，對于項目的選擇，公司經理可以做出更優的決策；③公司多元化經營降低了未來現金流的變動，增加了公司的負債能力。從負債能力增加價值的角度來看，多元化經營增加了公司價值。

    從以上三點可以看出，價值高的公司多元化經營可以部分解釋多元化溢價，卻不是存在多元化溢價的根本原因。

    由于我國上市公司沒有提供各經營單元的詳細財務數據，因此不能直接分析各經營單元之間轉移支付與多元化程度的關系。蘇冬蔚（2004）試圖從內部資本市場效率的角度對多元化溢價進行解釋，作者考察了母公司同外部資本市場的現金流狀況對多元化決策的影響，數據顯示對外部資本市場依賴小的公司具有較高的多元化程度。

    本文從多元化的三個基本動因探討影響多元化決策的因素時，發現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多元化程度顯著正相關。根據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利益一致假設，隨著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其剝削公司財富的可能性下降，從而使公司價值增加。所以，雖然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業采取多元化經營是經理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結果，但是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多元化程度的顯著正相關抵消了部分成本。

    stein（1997）表明存在借貸限制的前提下，擁有較多信息的管理者更善于選擇項目（winner-picking），其對內部資源的有效配置使公司價值增加。作者強調控制權是管理者做出更優的決策的有效手段，因為它確保管理者從有盈利的項目中獲得激勵，并且擁有在項目間調配資源的權限。本文的數據表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業更傾向于多元化經營，無疑擁有了公司控制權的經理有動力，也有能力實現內部資源的有效配置。

    綜上所述，管理層的winner-picking和其與公司價值利益的一致性是中國上市公司存在多元化溢價的根本原因。

 

5.結論及研究不足

5.1.本文的結論

 

    通過內部成長或外部成長的方式，很多企業選擇多元化經營。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司價值較高的企業傾向于采取多元化經營；公司的主業增長緩慢促使企業追求范圍經濟；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業也傾向于多元化經營；而處于競爭激烈行業的企業更傾向于集中化，做好主業。

    本文在探討多元化程度與公司業績的關系時拓寬了研究假設，認為公司的多元化決策與公司價值是互相影響的。為了控制住多元化決策的內生性，本文從多元化的三個基本動因分析影響公司多元化決策的因素，建立了多元化程度和公司業績的聯立方程模型。hausman test首先驗證了對多元化程度與公司業績的ols估計確實是有偏的，即如果不控制多元化決策的內生性，我們很可能會得出多元化程度和公司業績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的結論。而使用工具變量控制住多元化決策的內生性之后，中國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與公司業績是顯著的正向變動關系，表明從事多元化經營的上市公司業績普遍較高，這和國內大量多元化折價的實證結果相反。

    本文從多元化的三個基本動因探討影響多元化決策的因素時，發現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多元化程度顯著正相關，管理層與公司價值利益的一致性部分抵消了經理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而采取多元化經營是的成本。而擁有公司控制權的經理對公司資源的有效配置增加了多元化公司的價值。以上原因是中國上市公司存在多元化溢價的根本原因。

5.2.本文的研究不足及未來的研究方向

5.2.1.本文的研究不足

 

    1．數據庫的局限。

    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沒有按照《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的分類方法對分行業資料進行披露，導致很多上市公司的業務活動不能進行四位數行業編碼，甚至不能進行兩位數行業編碼。而業務活動不能編碼至四位，無法計算出熵分類法的總體多元化程度（dt）和相關多元化程度（dr）指標。同樣因為行業編碼的問題，使用lang and stulz（1994）的多元化貼現值和berger和ofek（1995）超額價值ev對多元化經營業績的度量也會出現偏差。因此，中國上市公司多元化數據庫的不完善影響到了對多元化指標和多元化經營業績的度量。

    另外，本文刪除了44家分行業資料披露不詳盡無法進行2位數行業編碼的公司，這些由于行業編碼不全而被刪除的樣本，有可能恰恰是業績不好的公司。由于這部分公司占總樣本的4.5%，因此，可以忽略不計。

并且，由于中國上市公司的數據庫中沒有母公司分行業和分部門的詳細財務報表，無法分析各經營單元之間轉移支付與多元化程度的經驗關系，所以目前還無法對多元化公司的過度投資行為和跨行業補貼問題進行研究。

    2．本文從對過剩資源的利用、獲得市場勢力、問題三個角度研究了公司的多元化決策行為，然而對市場競爭程度指標的度量有一定的困難。一般認為，市場中企業的換位是反映市場競爭大小的一種重要標志。企業所在行業的產業集中度的變化也是度量市場競爭程度的一個指標。但魏后凱（2003）目前也只能根據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的資料計算出中國主要制造業行業1980年、1985年和1995年行業集中度的變化。

 

5.2.2.未來的研究方向

 

    本文通過hausman test驗證了多元化決策與公司業績是相關的，但是控制多元化決策內生性的方法很多，工具變量選取的不同也會影響控制效果，因此，對于多元化決策內生性的控制還可以進行深入研究。其次，中國上市公司多元化數據庫完善后，對于公司業績和多元化指標的度量會改進研究的結果，對于多元化公司的過度投資行為和跨行業補貼問題也可以進行相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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