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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

頑固性胸腔積液；纖維支氣管鏡

頑固性胸腔積液的診斷是臨床工作常遇到的難點，采用X線檢查、CT等常規手段有時難以達到診治目的，纖維支氣管鏡(下稱纖支鏡)代替胸腔鏡檢查對僻決這一難點具有重要的價值，已成為呼吸科醫師常用的介入診斷治療手段之一，我們近5年來對臨床上難以確診的32例頑固性胸水病例采用經皮切口以纖支鏡代替胸腔鏡檢查術對病變胸膜進行活檢的方法明顯提高了確診率?，F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32例，男18例，女14例。年齡32~68歲，平均54歲。本組32例胸水或增長或經常規藥物并常規抽胸水、胸水引流等治療無效，胸水伴或不伴有血性，實驗室檢查為非漏出性，均經胸片、胸CT、纖支鏡氣管腔內檢查及多次胸水查脫落細胞、抗酸桿菌未能明確診斷。術前常規檢查血常規、凝血四項、EKG、BUN、Cr、GPT、肺功能，動脈血氣分析，并證明沒有心、肺、腎等重要臟器功能障礙。

1.2 檢查方法

術前盡量抽液，在術前l~2 d建立人工氣胸，向患側胸腔分次注入400~800 ml空氣(注氣后給予胸部透視觀察肺壓縮情況，以預防檢查時損傷肺組織)。若發現胸膜廣泛粘連應視為禁忌，若為部分粘連，應避開粘連部位。取健側臥位，自腋前線腋中線第6、7肋間，或根據病灶部位避開胸膜粘連處選擇切口部位。用2%利多卡因局麻，沿肋間隙切開皮膚1.5~2 cm長，止血，以止血鉗鈍性分離肋問肌達壁層胸膜，用套管針垂直刺入胸腔，拔出針芯，插入纖支鏡。纖支鏡與套管之間空隙不密封，用濕紗布條圍繞纖支鏡堵塞空隙，適當調節空氣進出胸膜腔速度，使胸內壓緩慢地與大氣壓平衡。檢查中通過纖支鏡直視下觀察胸腔內胸膜病變，用活檢鉗等配件鉗取病變胸膜予病理檢查，檢查完畢引流管接胸腔閉式引流裝置引流。

2 結果

2.1 鏡檢結果 本組32例中28例獲得特異性陽性結果，陽性率為87.5％。最后經病理確診為胸膜轉移癌18例(其中腺癌12例，鱗狀細胞癌、小細胞未分化癌各2例，未定型2例), 結核病變6例，另4例活檢結果非特異性改變。目鏡本組胸膜轉移癌18例，14例胸膜病變外觀有特異性診斷價值，表現為膈肌、壁層胸膜呈灰白色斑塊，略高起表面，組織松脆，伴周圍黏膜充血、糜爛、點狀出血，4例直視下表現為大小不等的小狀突起，表面光滑。6例結核性胸腔積液中纖維素性條索、網狀及膜狀粘連多見，可伴多發分隔及胸膜增厚，其中2例為包裹性胸腔積液。4例活檢結果非特異性改變為隆起性結節、斑痕性結節。

2.2 并發癥 本組術后，2例出現復張后肺水腫，術后均出現發熱，但不超過38℃，2~3 d后體溫恢復正常，3例切口周圍出現局限性皮下氣腫，3 d后吸收。1例發生切口部位腫瘤種植，未發現其他并發癥。

3 討論

惡性胸腔積液通過單純細胞學檢查的陽性率大約40％~80％，普通經皮盲目胸膜活檢的陽性率甚至更低。結核性胸膜炎通過常規胸水檢查、盲目胸膜活檢及細菌學檢查獲得細菌學和病理學診斷的陽性率更低［1］。Wakabayashi等［2］報告205例，胸腔鏡檢查中203例得到確診，其中僅55例通過觀察和胸腔液體檢查得到確診。目前，胸腔鏡檢查創傷相對較大，需要全麻，費用高，風險相對較大，而纖支鏡代替胸腔鏡檢查具有優越性，病因診斷陽性率高。文獻報道［3］胸腔鏡對胸膜疾病的確診率為84％~94％，本組纖支鏡代替胸腔鏡檢查術胸膜活檢確診率為87.5％,接近胸腔鏡的結果。

纖支鏡代替胸腔鏡胸膜活檢在局麻下進行，術中可觀察視野與控制氣胸量大小有關。一般情況下患者難以耐受全肺萎陷，因纖支鏡鏡體較軟、可控方向性差、故存在相對觀察盲區影響陽性率但肺癌胸膜轉移、胸膜下種植播散等好發于膈肌胸膜附近并可向頭側的肋胸膜蔓延［4］，對該部位纖支鏡觀察取材均較方便，故本檢查方法具有實用性，有較高的檢出率 本方法適應證、禁忌證與胸腔鏡檢查相同。纖支鏡代替胸腔鏡檢查，切口小，無痛苦，對胸膜疾病的診斷陽性率高，并發癥少，對呼吸和循環影響小，方法簡便、安全、確診率高，值得臨床推廣使用。

參 考 文 獻

［1］ Ferrer J，Roldan J，Teixidor J，et al.Predictors of pleural m alignancy in patients with pleural efusion undergoing thoracoscopy.Chest，2005，127(3)：10171022.

［2］ Wakabayashi A.Expanded applications of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thoracoscopy.J Thorae Cardiovas Surg，1991，102(5)：721.

第2篇：古代經濟體制范文

認識會計的“環境觀”及其意義

任何一個國家的會計，都處于一定的會計環境中，受到各種客觀環境因素的影響，客觀環境所處狀態不同，發展變化路途不同，導致世界范圍內各國會計各異，使得會計呈現出明顯的社會性特征。所以，認識會計就要充分認識會計所處的客觀環境，才能從根本上認識會計、理解會計；也唯有如此，根據客觀環境的發展變化規律，我們才有可能架構與環境發展狀況相適應的會計未來藍圖，創新會計，發展會計。顯然，沒有對會計環境的深刻認識與把握，談會計創新與發展，無異于構造空中樓閣。

我們知道，會計有三大屬性，即社會性、技術性和人文性。會計的社會屬性，要求研究與認識會計要充分把握其客觀環境，那么對于技術性、人文性與會計環境的關系，我們依然認為環境影響著技術性的發揮、人文性的內涵。首先，會計從產生之日起提供信息的一套完整的技術，奠定了會計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但是，綜觀會計發展史，其技術手段在隨著環境的變化而發展，原始的結繩記事、古代的算盤記賬、現代的電腦軟件運用，無一不體現了環境變化對會計技術性屬性的影響，使得會計的技術性屬性不斷得到充實與發展，使得我們把握了一個動態的、發展的會計屬性，而這一點在現論研究中是至關重要的。其次，人文性與會計環境的關系，人文性的提出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日益重視會計的結果。原始與古代社會，我們只認識會計的核算與監督職能，歸結到屬性上，則是社會性與技術性，只有到了現代文明社會，我們才提出了會計的人文性屬性，這一歷史發展過程本身就雄辯地證明了人文性與環境二者不可分割的關系。

影響會計發展的社會因素

經濟環境及其對會計發展變化的影響。經濟環境是對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水平、經濟調控方式、證券市場發育程度以及物價變動水平等具體因素的抽象概括，它是影響會計發展變化的重要因素。

從經濟體制看，目前世界范圍內基本可以分為競爭型市場經濟、計劃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社會型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幾種體制，不同的經濟體制形成了不同的會計目標、管理方式、會計規范、會計監督等模式，所以研究會計及其發展變化，首先要研究會計所處的經濟體制，其次要把握經濟環境的發展變化方向及規律。

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其對會計實踐領域的寬窄、理論研究的深淺、規范體系的完善等都有不同影響。一般來講，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會計的認識就越加科學，會計的各方面工作就越加完善。

從經濟調控方式看，經濟調控方式取決于政治體制與法律體系，高度集權的政治與法律體系下，經濟方式一般也采納集權方式，從會計規范的制定和實施，對會計及其人員的管理及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都比較強硬與統一：市場化程度高的經濟體制下，宏觀經濟調控力度一般較弱，主要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實現各種調控，政府的干預較小，反映在會計上，鼓勵企業自行選擇會計政策，會計主要服務對象定位于廣大社會公眾。

從證券市場發育程度看，發達的證券市場，要求會計信息披露充分、及時，而且決定了會計服務對象主要為廣大投資者和債權人；處于發展初期的證券市場，對會計信息披露要求較弱，會計目標主要為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服務。

總之，經濟環境決定會計的產生與發展，無論會計是從被動的無組織到有組織的變化，還是主動的完全有組織的變換，都是經濟環境內部矛盾激化使原會計賴以生存的基礎發生了變化。

科技環境因素及其對會計發展變化的影響?？萍辑h境從廣義上來講，屬于經濟環境因素之一，我們之所以將其獨立出來作為影響會計的要素之一探討，主要是基于這樣的想法：科技發展水平高低雖然依賴于經濟發展狀況，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它確實已經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而且，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已經得到全世界的認可，說明它不僅是依附于經濟，其本身已成為現代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一大推動因素。

科學技術發展趨勢，對會計的發展變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問題：首先，在新的科技發展水平下，傳統會計的研究手段與實物操作方法受到挑戰，會計的研究重點隨之發生變化，會計新領域不斷涌現，會計這門社會科學越來越與其他學科交叉，橫向發展越來越寬，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對會計自身規律的把握不斷深化，由此會計縱深發展得到空前繁榮，細化的會計分支學科亟待我們去研究與發展；其次，科學與技術的密切聯系，使得我們對會計的社會屬性及技術屬性的認識更進一步，同時指導我們應該更好地以現代技術裝備會計科學，以會計科學推動經濟發展，進而對現代技術發展作出會計的貢獻；同時，在會計的研究中，需要引入許多新事物，以開創會計發展之路，解決會計信息提供的真實性、相關性問題。

第3篇：古代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非正規勞動合作；剩余勞動力；機會成本；邊際生產率

中圖分類號：F1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7）01―0059―08

一、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

非正規勞動合作是相對正規勞動合作而言的。正規勞動合作依賴于一定的組織形式，其成員的權利和義務有相應的契約予以規范。合作社中的勞動聯合就是最為典型的正規勞動合作。一般而言，在正規的勞動合作中，除了存在勞動聯合之外，還可能有其他形式的聯合，如供銷合作社中還存在資本聯合，目前正如火如荼地加以推廣的“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模式，更有可能涉及到技術、產品或者資本的聯合。與正規的勞動合作不同，非正規勞動合作本質上是親朋鄰里間的互幫互助，其權利和義務的維系主要借助于慣例、習俗規范，或者說憑借基于血緣、地緣而世代形成的“人情”往來，而無需一定契約的規范。并且，其合作主要體現于勞動合作，而不必涉及資本、技術、產品等方面的合作。

在農村，常見的非正規勞動合作有：建房中的助工，農忙(“雙搶”)季節中的勞動協作，以及某些手工業領域(僅需簡單的資本投入)中的勞動合作等。建房中的助工是指一戶建房，眾人無償幫工。在筆者調查的安化縣，市場化改革前，合作區域內勞動力多的農戶一般至少助3―5個工，勞動力少的農戶一般也至少助2―3個工，即使是在合作區域外的農戶，當有人請上門時亦不能回絕，一般也助上1―2個工。農忙季節中的勞動協作是指多家農戶相互換工，統籌安排早稻的收割和晚稻的下種(即指“雙搶”：搶收、搶種)。在某些手工業領域中存在勞動合作，是因為一些手工業需要搭檔，例如鋸業需要二人對拉，或者因為工程規模經常變化，需要一些不穩定的協作伙伴。要注意到，手工業領域內的非正規勞動合作與合伙有重大區別，合伙首先表現在資本層面上的“合伙”，且有正規的組織形式(企業)，而前者僅涉及到非正規形式的勞動聯合，也不存在正規的企業組織形式。目前，一些農民外出打工時，進行的手工作坊制糖事實上就是手工業領域內典型的非正規形式的勞動合作。

較早的調查研究揭示了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的廣泛存在。例如，1953年對粵東、粵北、粵中14個鄉調查，參與非正規勞動合作的農戶多者占總農戶的80%，少者亦達50%；1952年，對長沙縣西簌鄉562個農戶調查，參加“對工”者211戶，占總戶數的36%，而貧農參加對工者占貧農總戶數的94%。①這些調查已是史料。改革開放至今，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有何新的規律?文章將在湖南省安化縣對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情況進行調查，并通過思辨分析對調查結論進行解釋，以揭示中國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演進規律和未來趨勢。

二、三組調查

安化縣地處湘中山區，經濟落后，是全國的貧困縣之一。選擇安化縣作為調查區域，是基于以下假設：經濟落后的農村地區可能存在較為普遍的非正規形式的勞動合作。我們在安化縣調查了農村建房中、農忙(“雙搶”)季節中和農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非正規勞動合作的詳細情況。在調查過程中，我們把時間緯度鎖定在農村集體化后至今的時間范圍內，并且把這一時間段分為四個時期：農村集體化時期(1957―1977)、改革開放初期(1978―1991)、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初期(1992―1999)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化時期(2000―)。其中，我們將改革開放以來的時期分為了三個階段，以對應于安化縣農村勞動力流動規模由小至大的變化。在改革開放初期，安化縣外出打工的農民相對較少，而在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初期，外出打工的農民不斷增加，農村勞動力外流已經具備相當規模，至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化時期，青壯年勞動力甚至相當一部分老少都熱衷于外出打工，農村勞動力流動規模達至頂峰。我們選擇1992年和2000年為改革開放以后時期的分段界點，這并不意味著在這兩年前后勞動力的外流有跳躍性的波動，而是因為1992年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2000年下半年國家關于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就業政策發生了一些積極變化②，對農村勞動力的外流有重要影響。要說明的是，盡管自1998年出現了通貨緊縮，對農村勞動力流動規模造成一定程度的沖擊，但由于我國GDP一直以較高速度增長，且伴隨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安化縣的勞動力外流規模僅在1998、1999年稍有減少，2000年便回復至緊縮前的規模，并一直有增無減。通貨緊縮對人口外流量的沖擊較小，但造成了外出打工者人均收入的下降。

調查結果如表1、表2、表3所示。表1給出了安化縣各時期農村建房中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情況。我們發現，在每百m2的新建房中，四個時期非正規勞動合作的用工量分別為：154個工作日、111個工作日、62個工作日、23個工作日；四個時期非正規勞動合作用工在建房用工總量中的占比分別為：72.64%、58.73%、41.89%、19.66%。非正規勞動合作用工在建房用工總量中的占比，從農村集體化時期至改革開放初期降低了13.91%，從改革開放初期至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初期降低了16.84%，而從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初期至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化時期卻降低了22.23%。調查表明，安化縣農村建房中非正規勞動合作的用工量以加速度逐期遞減。

表2給出了安化縣各時期農忙(“雙搶”)季節中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情況。在農村集體化時期，農業以生產隊為單位集中生產、統一分配，因而在表2中我們僅給出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個時期的情形。我們發現，在農忙季節中，三個時期每畝非正規勞動合作用工量分別為：9個工作日、7個工作日、2個工作日；三個時期非正規勞動合作用工在每畝平均用工總量中的占比分別為：42.86%、36.84%、12.50%。同樣，調查表明，安化縣農村農忙季節中非正規勞動合作的用工量以加速度逐期遞減。非正規勞動合作用工在每畝平均用工總量中的占比，從改革開放初期至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初期降低了6.02%，而從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初期至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化時期的降幅卻為24.34%。

表3給出了安化縣各時期農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情況。因在農村集體化時期幾乎不存在農村勞動力外流，因而我們未給出這一時期的情形。我們發現，在安化縣農民的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三個時期的非正規勞動合作人數分別是：外出的第1年每百戶47人、31人、14人；外出的第2年每百戶38人、19人、7人；外出的第3年每百戶29人、12人、3人；外出3年以后為每百戶21人、9人、1人。三個時期的非正規勞動合作人數在每百戶外出打工總人數中的占比分別為：外出的第1年85.45%、73.81%、48.28%；外出的第2年69.09%、45.24%、24.14%；外出的第3年為52.73%、28.57%、10.34%；外出3年以后為38.18%、21.43%、3.45%。調查表明，從每一時期來看，安化縣農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的非正規勞動合作的占比逐年遞減；從各時期的對應年份(外出的第幾年)來看，非正規勞動合作的占比則逐期遞減。

三、市場化進程、剩余勞動力與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演進

(一)古代農業社會：非正規勞動合作的產生和發展

在古代農業社會，生產力很不發達、人們的生活極度貧困，誰都不可能僅憑一家一戶就可以完成住房建設，各農戶也不可能僅憑“單干”而在農忙中爭搶季節，人們只能風雨同舟、休戚與共。于是，古代農業社會的貧困使建房中的助工、農忙中的協作等非正規勞動合作在經濟上成為必然。同時，由于古代農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速度緩慢，長時期的貧困使人們逐步從倫理道德角度把這些非正規勞動合作方式予以強化，一些深入人心的倫理道德觀念，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急別人之所急”、“眾人拾柴火焰高”等，使非正規勞動合作方式被純粹視為一個家族、一個村落的傳統美德而世代相襲。所以，由來已久的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最初是出自于經濟上的必然，后來成為倫理道德要求的自然結果。

誠然，在農忙季節中通過互助協作可以實現“耕、割、插”諸環節的規模收益，在建房過程中進行相互助工也可在地基開辟、材料準備、主體建造等方面享有規模效率。但是，在古代農業社會中，農民是在生存斗爭的過程中才熟諳規模經濟規律的，建房中助工、農忙中協作的初始目的并非是為了追求規模經濟，而是古代農業社會的貧窮使然。

遺憾的是，因調查的困難，我們的調查表未能反映古代農業社會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情形，因而，我們基于調查表而對中國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演進所作的分析，事實上就只能鎖定在農村集體化時期后至今的一個較短的時間框架內。

(二)傳統農業部門中剩余勞動力的沉淀與中國農村對非正規勞動合作的繼承

我們的調查表明，始于古代農業社會的非正規勞動合作，在中國農村集體化時期，乃至改革開放初期，都得到了較好的繼承。首先，安化縣農村建房中的非正規勞動合作依舊相當普遍：農村集體化時期，非正規勞動合作用工在建房用工總量中的占比為72.64%，即便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也達到了58.73%。其次，改革開放初期，安化縣農村農忙季節中的非正規勞動合作用工在每畝平均用工總量中的占比達42.86%，安化縣農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的非正規勞動合作人數在每百戶外出打工總人數中的占比，在外出的第1年高達85.45%，外出的第2年也達69.09%。長期以來，由于農村中的非正規勞動合作經常與倫理道德觀念相聯系，人們很容易地把這種繼承歸結于道德的力量。即使從經濟角度考慮，人們也往往從傳統農業部門的貧窮來追根溯源。這種繼承，僅僅是倫理道德的力量?僅僅是傳統農業部門依然貧窮?還是存在其他的原因使然?

1．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勞動剩余與邊際生產率

考察市場化改革之前(1992年以前)中國農村對非正規勞動合作的繼承，必須注意到一個事實：在中國，大多數象安化縣這樣貧困落后的地區，現代農業猶如沙漠中的點點綠洲，而傳統的、落后的農業仍然占據支配地位。在傳統農業部門，勞動力的過于“充裕”是否導致剩余，經濟學界對此爭議已久。上世紀50年代中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在其人口流動模型中認為，在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地少人多，耕作技術原始、簡單、落后，邊際生產率遞減的最終結果必然是，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非常低，甚至可能低至接近零，這意味著一部分勞動力將什么也不生產，把他們轉移到非農部門并不釀成農業產量的減少。因而，他認為傳統農業部門存在無限豐富的剩余勞動力。上世紀60年代中期，另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著名農業經濟學家舒爾茨則從農民的經濟理性出發持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認為傳統農業雖然生產率低但資源配置有效率，從農業中撤出勞動力，勢必會減少農業總產量，否認農業中有任何剩余勞動的存在。最后，這一問題的爭論通過區分“一人(A man)的邊際生產率”和“一人時(a man hour)的邊際生產率”而得到調解。

問題的最終調和意味著傳統農業部門就業不充分且勞動生產率低下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中國，歷史原因(管理層對“人多力量大”思想的倡導)使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剩余和勞動生產率低下的問題更為突出。據估計，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農村蓄積了約2億人口的剩余勞動力［1］4。按不變價格計算，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1975年比1957年還低11.6%，到1980年也不過提高了15.8%［2］。誠然，我們不能簡單認定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是由勞動力的富余所致，成年累月的政治運動是導致農業生產率持續下降的重要原因。我們無法撇開政治因素而單獨考慮富余勞動力的沉淀最終造成了勞動生產率多大程度的下降，但我們至少可以知道，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已經非常之低了，甚至可能是負數。后來洶涌澎湃的民工潮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在我國農業部門中，一人(A man)的邊際生產率相當低，民工流向非農領域并未導致農業產量的下降，或者是明顯的下降，民工潮的“潮起潮落”并未造成農業產量較大幅度的波動。

2．非正規勞動合作的繼承：倫理道德背后的行為選擇過程

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存在、一部分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意味著，在傳統農業中，邊際分配定律只能銷聲匿跡了，勞動力必須按平均生產率獲得報酬。因為當一部分人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時，若仍然按照邊際生產率進行收入分配，這種做法等同于從肉體上消滅這一部分勞動力，這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平均分配法則對邊際分配法則的替代，使農村勞動力的機會成本由平均報酬決定。由平均報酬決定的機會成本具備以下特征：第一，農村勞動力的機會成本將變得相當低。這是因為，當增量的勞動力不能生產增量的產量，而他必須在農業總產量中獲得平均產量時，若勞動力剩余越大，則勞動力獲取的平均報酬就越低，從而各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也將愈低。第二，農村勞動力的機會成本是一致的。在邊際分配法則下，每個勞動者的報酬是其自身的邊際生產率，由于要素的邊際生產率遞減，各勞動者的機會成本將是由大到小的一個序列；而在平均分配法則下，每個勞動者得到的報酬是平均產量，他們的機會成本幾乎一致。

如果農民是經濟理性的①，農村勞動力機會成本的這些特征使我們可以從倫理道德、農業貧窮之外的視角來解釋安化農村中對非正規勞動合作的繼承。一方面，機會成本較低意味著非正規勞動合作不會給參與者引致多少效率損失(即農村勞動力并未因為參與非正規勞動合作而放棄了獲得較高收益的機會)，而參與者卻可以受益于非勞動合作(以眾人之力完成住房建設、實現農忙中的季節爭搶等)；另一方面，機會成本的一致性使農民認為在非正規勞動合作中相互之間的貢獻度是對等的。結果，農民參與非正規形式的勞動合作是其最優選擇。

當然，農民基于經濟理性的行為選擇并不是中國農村長時期繼承非正規勞動合作的唯一原因。在農村集體化時期、改革開放初期的傳統農業部門，盡管社會生產力已遠比古代農業社會發達，但由于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存在，邊際生產率很低甚至趨于零，農業部門只能按平均生產率進行收入分配，傳統農業部門仍然貧窮，非勞動合作在經濟上還未完全喪失必然。同時，農業的貧窮是人們把非正規勞動合作與倫理道德聯系起來的初始原因，非正規勞動合作在經濟上仍然具備必然，使倫理道德依然是一種強大力量，致使非正規勞動合作在中國農村得以長時期繼承。

由于農民基于經濟理性的行為選擇與道德力量的強制并不矛盾，農民的行為抉擇過程往往被道德力量所掩蓋。參與非正規勞動合作是否合算?受道德禮教的約束，誰也不會把這一權衡過程輕易溢于言表，而僅在心中暗自嘀咕。并且，由于農業依然貧窮，農民必須依存于非正規勞動合作，這種嘀咕一般也是稍縱即逝。但是，這并不表示每個人在任何時候都沒有過這種基于經濟理性的嘀咕。正是因為這種偶爾的嘀咕推進了中國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演進。

(三)市場化改革：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與市場方式②對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替代

在調查中，我們亦發現，從改革開放初期至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化時期，安化縣農村建房中和農忙季節中非正規勞動合作的用工量以加速度逐期遞減，安化縣農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的非正規勞動合作，即便不是以加速度遞減，但也是以較大幅度逐期遞減。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洗禮中，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有逐步退出歷史舞臺之勢，一些市場方式正在替代非正規勞動合作。為什么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最終呈現出歷史性?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這些非正規形式的勞動合作喪失了其經濟上的必然?

農村人均收入的持續增加標志農業部門日益遠離貧窮，質疑非正規勞動合作在經濟上的必然似乎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曾經使農村勞動互助長期存在的經濟根源至今依然存在。其一，當大量勞動力徙離耕地時，留守的農村勞動力更需要在農忙中進行勞動合作而爭搶季節。其二，盡管農民收入已經實現較大幅度增加，但建房支出與農戶收入比并沒有隨之下降，農民在建房中陷入相對貧困之中，尤其是像安化縣這樣的貧困地區，相對貧困的程度更為嚴重。更何況中國傳統農業部門的貧窮還未完全被改革東風吹拂而去，許多農村依然處于絕對貧窮之中。建房中的非正規勞動合作仍是必然。因此，認為非正規勞動合作在經濟上喪失必然并不能解釋其歷史性。

事實上，面臨非正規勞動合作日益萎縮的現實，人們往往更多地遷咎于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然而，是什么原因使人們的行為經常有悖于倫理道德觀念?這需要我們深入細致地考察市場化改革進程中農民的行為選擇過程。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使農民獲得“雙重解放”［3］47，農民可以外出打工，沉淀已久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自由流動。隨后，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逐步匯聚成規模空前的民工潮。當農村長期沉淀的剩余勞動力得以自由流動時，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顯著提高。一方面，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剩余曾經使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幾乎為零，即使生產技術不變，剩余勞動力從農業部門的撤出并不影響農業總產量，滯留于農業部門的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逐步增加，撤出過程本身就是農業部門邊際生產率提高的過程；另一方面，外出打工的農民的邊際報酬遠高于其在傳統農業部門的邊際報酬，用農民自己的話說，“外出打工比死守家中掙得多”(邊際報酬最終匯聚成總量收入，因而這一語言也可在總量意義上理解)。

農民邊際報酬的提高，使傳統農業部門按照邊際生產率定酬成為可能，農村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不再是平均報酬，而是由邊際報酬決定。并且，農民的機會成本不僅取決于農業部門的邊際報酬，而且取決于其外出打工時在非農部門的邊際報酬。如此一來，農村勞動力的機會成本就不再象市場化改革前那么低，也不如市場化改革前那么一致了。其一，傳統農業部門邊際生產率的不斷提高，使農村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不斷上升，外出打工者邊際收入的持續增加，亦使其機會成本日益上升。同時，部分農村勞動者在農業部門的邊際收入與外出打工時的邊際收入之間的此消彼長，更有可能推動其邊際成本的持續上升。①其二，農村勞動力機會成本的差異，不僅體現在農業部門中勞動者邊際報酬的差異，而且也體現在外出打工者邊際收入的差異，現階段更體現在農業部門中的勞動者與外出打工者之間邊際收入的差異。這些差異最初可能源于勞動力市場中的壁壘，最終可能源于農村勞動力自身的人力資本差異。

當農村勞動力的邊際報酬得以提高、外出打工者的邊際報酬依賴于市場機會時，同一地域、同一家族的勞動者的邊際報酬相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較短的時間之內，很快就出現了明顯的貧富差距。參加非正規勞動合作是否合算?原來僅是偶爾、暗自嘀咕，現在可得仔細掂量：繼續參與非正規勞動合作引致的機會成本是多少，我對別人的貢獻與別人對我的貢獻是否一致，如此等等。這種仔細掂量的結果是，一些富裕的農戶首先放棄了非正規勞動合作，其建房和農忙通過市場方式來完成。伴隨現代市場關系的侵入，市場方式對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替代在農村中迅速蔓延開來。尤其是當有一些外部因素，如絕大多數的青壯年勞動力常年在外打工，使非正規勞動合作在客觀上難以為繼時，市場方式對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替代很快成為現實。

(四)小結：中國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演進規律

中國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始于古代農業社會。我們在安化縣的調查結果表明，一直到改革開放初期都得到了很好的繼承，但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被一些市場方式逐漸替代。

非正規勞動合作在經濟上的必然、道德力量的影響一直是人們嘗試解釋上述規律的兩條線索。這兩線索能較好地解釋了農村中非正規勞動合作的繼承，但不能很好解釋市場方式對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替代。直至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的非正規勞動合作仍然具備經濟上的必然，倫理道德力量亦是一種強大的力量，非正規勞動合作在中國農村(如安化)得以繼承。然而，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非正規勞動合作尚未完全在經濟上喪失必然，一般的認識只能把市場方式對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替代視為是道德淪喪的結果。

如果把是否參與非正規勞動合作視為農民基于經濟理性的行為抉擇過程，上述規律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釋。至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剩余勞動力的沉淀，傳統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近乎零，報酬分配適應平均分配法則，農村勞動力的機會成本很低且趨于一致，參與非正規勞動合作總是最優的，替代非正規勞動合作的市場方式一直未能成規模，因而非正規勞動合作得到了較好的繼承。而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剩余勞動力能夠自由流動，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得以提高，報酬分配適應邊際分配法則，農村勞動力的機會成本迅速提高并出現差異化，完成農村建房和在農忙中實現季節爭搶的市場方式逐步替代非正規勞動合作，并迅速發展，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的范圍日益萎縮。

思辨分析解釋了我們的調查結論，農民基于經濟理性的行為抉擇過程決定了中國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演進：是繼續得以繼承，還是被市場方式所替代。因此，我們可以基于思辨分析進一步預言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演進方向。伴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將繼續提高并日益差異化，其機會成本將逐步演化為一個由大至小的序列，市場方式將進一步替代非正規勞動合作，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將退出歷史舞臺。這一進程將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和速度。

四、結語及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非正規勞動合作因古代農業社會的貧困而產生，隨后倫理道德的強制是其得以沿襲的重要力量。人們習慣于從農業部門的貧困、道德力量的影響來解釋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演進規律。因此，當農民的基于經濟理性的行為選擇與道德傳統并不矛盾時，合乎道德傳統的勞動合作被視為民風淳樸的典范，而農民的理性抉擇過程不易于被發現；一旦理性選擇與倫理道德傳統發生沖突，人們往往一味指責人心不古、世風日下，而未能發現倫理道德背后行為抉擇的力量。文章的思辨分析揭示了農民行為選擇的力量，以及由這種力量主導的中國農村非正規勞動合作的演進規律和未來趨勢。

一種理論的真實性需要實證或經驗驗證。盡管前面的三組調查為本文的思辨結論提供了一定的驗證，但這僅是來自“一個”“貧困縣”的經驗驗證。如果擴大調查范圍，考慮“多個”貧困縣的情形和“非貧困縣”的情形，調查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本文的思辨結論，這尚需進一步的經驗驗證。

非正規勞動合作可以反映正規勞動合作的一個側面。目前，理論界和管理層正致力于通過發展農村合作經濟來推動農業產業化，其中，勞動聯合是被倡導的主要合作形式。在我們的分析中，如果報酬分配適應于平均分配法則，農民則傾向于參與非正規勞動合作，如果報酬分配適應于邊際分配法則，農民參與非正規勞動合作則并非最佳選擇；非正規勞動合作具備歷史性。這種結論可以推廣至正規的勞動合作嗎?如果能夠推而廣之，那么應該怎樣行之有效地推進合作經濟呢?本文的已有研究尚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蔡.中國人口流動方式與途徑(1990―1999)［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2］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課題組.二元結構矛盾與90年代的經濟發展［J］.經濟研究，1993，(7)：3.

第4篇：古代經濟體制范文

    [論文摘要] 社會轉型伴隨管理轉型。隨著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加快,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本文從這一實踐出發,結合傳統文化、西方現代管理理論和制度因素,提出符合市場經濟本性要求的企業內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設以及在此基礎上企業家擇優機制的形成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的關鍵。

    一、引言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實踐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提出了建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管理科學的迫切性。但是,學界仍然在延用20世紀80年代初以管理二重性為理論基礎,提出的以我為主、博采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的管理科學建構指導思想。其在具體操作層面上,并未深入探討以我為“主”的內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斷和選擇眾學之“長”,怎樣才能融合提煉、自成一家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筆者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建構需要從制度基礎和傳統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關系角度出發,建構各種管理文化因素有篩選取舍功能的制度結構。

    二、西方管理理論在轉軌時期應用研究

    進入市場經濟進程以后,但是,我國在現實管理活動中深受自身獨特的文化積淀的影響。而這種文化積淀,是缺乏社會化大生產和高度專業化分工基礎的中國農業社會管理思想的延續,浸透著封建專制主義的實質。從現實來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由單一計劃型結構向市場契約型多元結構的轉變。經濟多元化的出現導致單一利益關系的分化,形成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經濟利益多元化。市場經濟進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體制內經濟利益分化以外,中國社會還存在體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體或集團,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和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憑借手中政治地位、經濟勢力及支配資源的特殊權力,利用非市場化方式,通過不公平手段獲取額外財富,形成具有投機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團。究其實質,則是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雙向尋租行為。盡管尋租行為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中同樣存在,但是我國轉軌狀態使這種行為差不多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非規范經營行為與尋租行為越重,則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員個人的收益與尋租成功的企業的收益卻越多。于是企業與政府之間就會出現相互報酬遞減的關系。這是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陷入長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國家在市場經濟發育成熟的經驗基礎上總結概括出來的管理科學,在現階段我國企業管理中的應用大都缺少現實的基礎。

    三、傳統管理思想在轉型時期應用分析

    反觀以儒家文化為主的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其價值取向與市場經濟社會的價值取向可謂格格不入。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本主義,把個體價值歸結于社會價值,倡導重義輕利。但是,以功利主義為原則的市場經濟卻認為唯利是圖是永恒不變的人類本性,強調”經濟人”假設的普遍適用。再者,以孔孟之道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張三綱五常倫理模式為核心的等級制度,宣揚專制式人治主義。而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契約型經濟,崇尚以法治國,重視共同的契約式約定上升為國家意志的過程。而在具體管理模式上,中國古代管理方略經歷了春秋戰國的雛形期和秦漢以后定型期兩個階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嚴法律民、以法治國的法家思想以及兼愛非攻、兼愛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則逐步形成以”儒學為主”、”道法相輔”為學派結構的中國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雖多有變化,但終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國”作軀干,添加”援道入儒,無為而治”、”陽儒陰法,德主刑輔”為兩翼的內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顯,管理知識一直未能與治國思想分離而成為專門的科學知識,強調的是以平均和共存為特點的有序、統一、穩定的內部和諧狀態。因此,難以勝任市場經濟時期中國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競爭、創新和科學精神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中,以求和諧、中庸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須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四、操作模式的建議

    本文贊同在探求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過程中,廣泛吸取多種管理創新資源,從中國現代獨特的價值、文化視角去發掘西方現代管理理論和中國古代以“治國之道”表現出來的管理文化。但是,必須強調這種文化的汲取必須由新的企業產權制度的安排來起主要作用。由于該制度的功能機制卻在于企業家作用?，F代產權制度的構建需要眾多的真正的企業家在實實在在的經營實踐中去探索、去博采眾家、融貫中西推陳出新。為此,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不僅要求符合市場經濟本性要求的企業內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設,而且與完善企業經營者擇優機制是不可分的。在這種擇優機制的作用下,優秀企業家的涌現不是靠親情關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領導賞識,而是靠制度性的競爭,以優勝劣汰的規則產生。因此,建立在現代企業制度上企業家擇優機制的形成是西方管理科學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國傳統文化因素相融合而達到建構中國自己的管理科學的充要條件。

    另外,在具體操作模式中,既要極力營造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又必須強調允中諧協、知權通變。以平等、開放、寬容的態度對待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知識,從西方管理科學和中國古代管理文化中分析、剝離出各種不同的觀點、思想,審時度勢,在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根本判斷標準基礎上,將他們應用到實際管理中去,最終建立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

    參考文獻:

第5篇：古代經濟體制范文

（1）道路運輸的基本含義

從宏觀角度來看，道路運輸是綜合運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民經濟的服務性和基礎性產業。除此之外，從微觀角度，在道路運輸上的發展有利于高效快速地實現各種運輸方式，使人流物流可以最快速地到達目的地，滿足新形勢新時期下人們的各項日常需求。

（2）道路運輸管理現狀

現實的種種問題已經成為管理者們所必須面臨的壓力，各種應該采取的措施也成為不可不需要審視裁度的問題。

2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道路運輸管理的意義

（一）道路運輸的重要性

（1）道路運輸是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基礎

道路運輸包含公路、鐵路、水運等各種運輸方式，在對于拉動國內經濟的問題上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隨著國內運輸網絡的日趨完善與基礎設施的建設發展，道路運輸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不可或缺的一塊基石。對于國內各個地區而言，要致富先修路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任何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必然與其道路運輸狀況息息相關。良好的道路運輸，能夠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助推力，反之，落后的道路運輸必定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巨大阻礙，對當地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對于國外引資而言，良好的道路運輸條件無疑是一個絕佳的優勢。國內外不同的企業可以借助這一優勢實現經濟上的頻繁往來，加強兩地的經濟發展，實現互利共贏。無論是古代的兩條絲綢之路，還是當今的各種道路運輸線的建立，都可以說明道路運輸的地位，都可以顯示出道路運輸管理存在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2）道路運輸有利于實現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社會主義道路運輸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滿足人民群眾對道路運輸的日益增長需求。解決了人民最為關心的需求，才能夠創造更為穩定的和諧社會。這也印證了和諧產生活力，和諧滿足需求這個問題，只有和諧的社會，經濟發展才能夠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舞臺上盡情發揮著無限的精彩。

（二）道路運輸管理的重要意義

運輸業在我國經濟上占據不可小覷的地位，其近年來所獲得的飛速發展，使得國家的關注度與日俱增。我國先后頒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道路運輸條例》等法律法規，為我國相應的運輸管理部門提供了管理的標準與條例，有利于道路運輸管理模式進行相應轉變，有利于相應部門的道路運輸管理工作更具有實效性。

3如何使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道路運輸管理得到提高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的資源配置所發生的改變會帶動運輸市場的改變。因而，任何道路運輸管理的改革都必須以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為最終的目的。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產物為標簽，也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需要。在這樣一種經濟體制下的道路運輸管理也有著其特殊的要求。

（一）市場經濟體制的角度

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擔任道路運輸管理角色的政府工作人員必須明確提出運輸業的發展方向以及必要的政策導向，明確鼓勵什么、允許什么、禁止什么、限制什么，最終提出全新的道路運輸管理規劃。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制定的道路運輸管理規劃需要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借助市場調研與市場預測為方式來進行管理規劃的制定。

（二）道路運輸管理的角度

（1）管理的定義

管理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由來已久的一種普遍的社會性活動。在發展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中，頻繁的管理活動，豐富的管理內涵，復雜的管理方式等使得人們對于管理的認識隨著多樣的管理實踐而發生著改變。

（2）管理活動的基本要素

在內涵豐富的管理活動中，有著五項基本要素--管理主體、管理客體、管理目的、管理的職能和方法、管理的環境。由此，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管理其實就是在一定環境中，管理主體為達到一定的目的，運用一定的職能和手段對管理客體加以調節和控制的過程。管理活動作為一種社會性的活動，必然依賴一定的物質基礎表現為一定的社會組織形式。

（3）提高道路運輸管理的措施

在我國道路運輸管理的形式不容樂觀的情況下，有效地提出針對性的舉措來解決此現狀產生的各種問題是作為管理層的政府需要履行的職責。現在，借助管理活動的五大要素，針對性地提出五個方面的建議，同時也希望能夠盡快有效地解決當下的道路運輸管理問題。從管理主體的角度，扮演道路運輸管理人員角色的各級政府以及道路運輸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需要轉變道路運輸管理的理念，統籌道路運輸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發展，科學構建道路運輸體系，以此來進一步指導道路運輸行業走科學發展的道路。從管理客體的角度，倘若需要更好地執行道路運輸管理，前提是需要完善道路運輸網絡，從大局著眼，其次才是從小處著手。通過完善的道路運輸網絡，管理人員才能夠進行得心應手的運籌帷幄。從管理目的的角度，是道路運輸狀況得到相應的改善，使道路運輸管理水平更趨合理是最終的也是最需要到達的目的。沒有這樣一個目的，就無法更好地調動道路運輸管理者的積極性。從管理的職能和方法角度，道路運輸管理是作為相關政府管理人員需要承擔的責任，只有更好的決策、計劃和執行，才能解決最根本的問題，滿足人們對于這方面的日常需求，促進社會的和諧。如何進行管理的決策，其前提自然必須在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基礎上來進行，需要透明。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各項法律法規，才能夠真正地維護人民的權益。從管理的環境角度，道路運輸管理是一個極其抽象化的概念，讓人們真正能夠了解，切實地感受到管理提高之后的信息改變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道路運輸管理的環境需要融洽與平和，公開與透明。如何做到管理環境的融洽與平和，需要道路運輸管理者以一個更為廣闊的胸襟以一個更為開放的視野進行相互的合作，取長補短，集思廣益；如何做到道路運輸管理的公開與透明，則需要道路運輸管理者秉承一種更為負責的態度，將信息公之于眾，讓人們都能夠深明其策。

4結束語

第6篇：古代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會計環境；發展變化；影響分析

1研究與認識會計的“環境觀”及其意義

任何一個國家的會計，都處于一定的會計環境中，受到各種客觀環境因素的影響，客觀環境所處狀態不同，發展變化路途不同，導致世界范圍內各國會計各異，使得會計呈現出明顯的社會性特征。所以，認識會計就要充分認識會計所處的客觀環境，把握客觀環境的時代性、交融性與動態性，將會計置于大環境中，才能從根本上認識會計、理解會計，才能解釋世界范圍內會計理論的繽彩異呈，會計實務的豐富多樣；也唯有如此，根據客觀環境的發展變化規律，我們才有可能架構與環境發展狀況相適應的會計未來藍圖，創新會計，發展會計。顯然，沒有對會計環境的深刻認識與把握，談會計創新與發展，無異于構造空中樓閣。

我們知道，會計有三大屬性，即社會性、技術性和人文性。上文談到會計的社會屬性，要求研究與認識會計要充分把握其客觀環境，那么對于技術性、人文性與會計環境的關系，我們依然認為環境影響著技術性的發揮、人文性的內涵。首先，會計從產生之日起提供信息的一套完整的技術，奠定了會計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但是，綜觀會計發展史，其技術手段在隨著環境的變化而發展，原始的結繩記事、古代的算盤記賬、現代的電腦軟件運用，無一不體現了環境變化對會計技術性屬性的影響，使得會計的技術性屬性不斷得到充實與發展，使得我們把握了一個動態的、發展的會計屬性，而這一點在現論研究中是至關重要的。其次，人文性與會計環境的關系，人文性的提出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日益重視會計的結果。原始與古代社會，我們只認識會計的核算與監督職能，歸結到屬性上，則是社會性與技術性，只有到了現代文明社會，我們才提出了會計的人文性屬性，這一歷史發展過程本身就雄辯地證明了人文性與環境二者不可分割的關系。

2影響會計發展的社會因素分析

(1)經濟環境及其對會計發展變化的影響。

經濟環境是對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水平、經濟調控方式、證券市場發育程度以及物價變動水平等具體因素的抽象概括，它是影響會計發展變化的重要因素。

從經濟體制看，目前世界范圍內基本可以分為競爭型市場經濟、計劃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社會型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幾種體制，不同的經濟體制形成了不同的會計目標、管理方式、會計規范、會計監督等模式，所以研究會計及其發展變化，首先要研究會計所處的經濟體制，其次要把握經濟環境的發展變化方向及規律，由此才能抓住會計的實質，理解會計、掌握會計，并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發展會計，使會計與時俱進，促進其在資源配置、提高效益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其對會計實踐領域的寬窄、理論研究的深淺、規范體系的完善等都有不同影響。一般來講，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會計的認識就越加科學，會計的各方面工作就越加完善。

從經濟調控方式看，經濟調控方式取決于政治體制與法律體系，高度集權的政治與法律體系下，經濟方式一般也采納集權方式，從會計規范的制定和實施，對會計及其人員的管理及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都比較強硬與統一；市場化程度高的經濟體制下，宏觀經濟調控力度一般較弱，主要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實現各種調控，政府的干預較小，反映在會計上，鼓勵企業自行選擇會計政策，會計主要服務對象定位于廣大社會公眾。

從證券市場發育程度看，發達的證券市場，要求會計信息披露充分、及時，而且決定了會計服務對象主要為廣大投資者和債權人；處于發展初期的證券市場，對會計信息披露要求較弱，會計目標主要為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服務。

總之，經濟環境決定會計的產生與發展，無論會計是從被動的無組織到有組織的變化，還是主動的完全有組織的變換，都是經濟環境內部矛盾激化使原會計賴以生存的基礎發生了變化。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與狀況，決定了我們進行會計理論研究與實際工作的國際化方向，要求我們進一步參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工作，進一步研究國際會計的相關內容；面對新興產業的出現，會計如何行使職能以發揮其提供特有信息的職能；區域經濟對會計提出了哪些新課題。這些都是新經濟環境條件下，研究環境問題對會計影響的側重點。

(2)科技環境因素及其對會計發展變化的影響。

科技環境從廣義上來講，屬于經濟環境因素之一，我們之所以將其獨立出來作為影響會計的要素之一探討，主要是基于這樣的想法：科技發展水平高低雖然依賴于經濟發展狀況，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它確實已經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而且，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已經得到全世界的認可，說明它不僅是依附于經濟，其本身已成為現代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一大推動因素，這從其發展趨勢上可以看出：

①發展速度快，相應新學科不斷涌現；

②發展綜合化，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現代技術完全建立在科學理論基礎之上，而現代科學也裝備了現代技術設備，科學技術化和技術科學化；

③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結合，解決人類面臨的高度綜合性的問題。

以上三方面的科學技術發展趨勢，對會計的發展變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問題：首先，在新的科技發展水平下，傳統會計的研究手段與實物操作方法受到挑戰，會計的研究重點隨之發生變化，會計新領域不斷涌現，會計這門社會科學越來越與其他學科交叉，橫向發展越來越寬，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對會計自身規律的把握不斷深化，由此會計縱深發展得到空前繁榮，細化的會計分支學科亟待我們去研究與發展；其次，科學與技術的密切聯系，使得我們對會計的社會屬性及技術屬性的認識更進一步，同時指導我們應該更好地以現代技術裝備會計科學，以會計科學推動經濟發展，進而對現代技術發展作出會計的貢獻；同時，在會計的研究中，需要引入許多新事物，以開創會計發展之路，解決會計信息提供的真實性、相關性問題。

(3)管理環境因素及其對會計發展變化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后期，經濟管理逐步從科學管理發展到現代管理?，F代管理的特點是：

①面向市場的管理，是開放型的、提高市場競爭力的管理；

②從系統出發，注重戰略發展的研究，實行戰略管理，強調社會整體經濟效益；

③國家加強宏觀調控，經濟管理部門要制定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制定各種中長期經濟規劃、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發揮行政指導作用，對企業進行正確引導；

④企業加強內部管理；

⑤以人為本出發，實行以人為中心的管理、以高層管理為中心的管理，重視行為科學的運用，培育企業精神；

第7篇：古代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民商法；價值取向；異同點；立法

我國在進行民法以及商法立法時，遇到最為嚴峻的挑戰就是分析以及處理民法和商法兩者之間的關系，因為只有正確處理民法和商法兩者之間的關系，以及民商法在價值取向方面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并且結合現階段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具體狀況進行立法，才能為民商法的具體實踐提供更為專業的理論上的指導，更好的踐行民商法，讓其為人民群眾的生活帶來效益。

1 對我國現階段法律的價值取向的含義以及法律價值取向在立法過程中的作用進行分析

（一）對我國現階段法律價值取向的含義進行分析

法律的價值取向，主要是從人們群眾的需求為出發點，正確的價值取向則為可以促進并且更好的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一種法律制度有沒有實際性的存在價值，實際存在價值的大小，都能說明這一法律制度的價值，并且可以明確這一法律可以滿足的人群和范圍。現階段，在法律的實際立法過程中，立法者最有可能忽略的就是法律的價值取向以及法律相關原則的取向。因為從邏輯思維上將，法律制度最為基礎的關系并不能確定其關系是相同的，而法律價值取向可以最為直接的體現法律的原則取向，它們兩者之間的關系可以看成是上下級的關系。除此之外，法律原則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來的精神層面的知識對法律的價值取向有決定性作用。

（二）對法律價值取向在立法過程中的作用進行分析

在法律的立法過程中，法律的價值取向決定了這一法律實施程度的高低，而且不論是在現階段還是在古代，對于法律的價值取向都具有兩個方面的特點，即嚴謹性以及邏輯的實用性。一項法律自從其頒布的時間開始，其價值取向都是需要眾多的法律學家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討論和研究，而且現階段的法律都是以人為中心，如果人們需要借助法律的效應，利用法律的途徑解決相關問題時，最為基礎的就是要明白對自身到底有沒有好處。綜上所述，立法過程中最需要關注與討論的問題就是法律的價值取向問題。

2 對民法和商法的價值取向的相同點與不同點進行分析

（一）對民法的主要價值取向進行分析

民法主要指的是在立法過程中更多的圍繞公平優先的價值取向原則，因為在現實社會中，人們更多的就是在追求公平、平等的社會秩序，為什么舊的社會以及舊的社會秩序會被淘汰，主要原因就是其法律的不平等性，而古代有的社會甚至根本沒有法律，人們的思想和腦海以及價值觀中國一直存在的意識就是從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的角度去探求和判別事物，而且人們對經濟利益上也存在如何判別其是否具有一定的公平性、合理性以及等價性。在民法的立法過程中，公平原則既是民法立法的存在價值的體現，同時也是其民法立法任務的表現，但是民法在立法過程中也有局限性，因為民法中所提到的公平優先的價值取向原則僅僅存在于經濟個體之間，但是這種形式上的公平優先并不能解決社會整體之間利益的實際性的公平原則。

（二）對商法的主要價值取向進行分析

商法主要是以商事為主體和核心，即圍繞商事建立的一種法律制度，商法和民法兩者都倡導公平優先的原則，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商法中所提倡的公平原則主要是圍繞社會經濟的效益平衡來進行的，實現強調的主體的自由和發展的實際就是商法，二自古以來商法追求的主要目的就是商法中所強調的商事的自由，基于這些可以看出商法所強調的公平優先原則所圍繞的主體就是從商人士中的一部分，其中倡導的公平優先原則就是在商法所允許的范圍內可以是社會經濟利益達到最大化、最優化。雖然和民法一定強調的是以人為本，但是商法的以人為本的基礎首先要讓商事順利進行，在此基礎上使得市場資源的有效合理的配置，為商業活動的進行以及實現效益的最大化提供更為公平優先的原則。

3 對民法與商法的價值取向對我國民商法立法的影響進行分析

（一）對民法的價值取向對我國民法立法的影響進行分析

我國民法制度的確定就是以民法中的公平優先原則為基礎，這一公平優先的原則對于我國的立法的本質也有一定的影響，要對法律的實施對象擔負起相關的責任，民法作為國家基礎性的法律之一，在其得到全面的應用以及實施之前，其所體現的價值取向問題對于這一法律的實施范圍以及影響的范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響。而且民法的價值取向在民法的發展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因為只有以人為本、為人們謀利益的法律才能為人們所信服，使其得到更為廣闊的發展。

（二）對商法的價值取向對我國民法立法的影響進行分析

商法，是維持商事正常啊運行最為主要的法律，要想促進我國的商事能夠保持持續上升的發展速度，商法必須要履行其應有的義務，更多商人以及商業團體在進行產業經營的過程中，最為關注的就是商法的價值取向，如果在商業經營的過程中，沒有做到商法的價值取向，即沒有使得資源做到合理公平的配置，而且在商業進行過程中沒有始終遵循公平競爭的原則，基于這種情況，我國的社會經濟體制則會面臨嚴峻的挑戰和巨大的消極沖擊。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受到消極的沖擊和影響，那么人民群眾的利益也會受到沖擊和影響，所以說，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立法，社會秩序就會受到影響，綜上所述，商法的價值取向在立法過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我們去認真思考。

在現階段的經濟體制的影響下，要想充分發揮商法以及民法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還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在此過程中立法者還要根據現實情況對其中產生的問題進行相關調整。我國對于民商法進行了頒布，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一法律體系也要隨著發生改變，順應時代的發展潮流，民商法的價值取向的實現，也是對民商法理論的進一步完善。結合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對于民商法的完善比僅僅要使其更加的符合經濟的發展狀況和民眾的需求，并且要從其對象、實施方法、基本原則以及技術方面進行調整。對于民法來說，其價值取向應該始終圍繞以人為本、立法為民，始終遵循公平優先的原則，而對于商法來說，則要始終圍繞以人為本、立法為商，并在在踐行過程中抓住重點，達到目的。

4 總結語

本文首先對我國現階段法律的價值取向的含義以及法律價值取向在立法過程中的作用進行分析，其次對民法和商法的價值取向的相同點與不同點進行了總結，最后對民法與商法的價值取向對我國民商法立法的影響進行了歸納，在新的發展時期，民商法的價值取向也應順應時代的發展潮流，達到其存在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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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古代經濟體制范文

對于農業經濟增長而言，不同文明時期具有不同的范式。人類物質文明的發展經歷古代、近代和現代3個歷史階段，與之分別對應的是3類不同的文明，即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知識文明。歷史發展階段不同，文明狀態不同，與之相對應的經濟增長范式也不盡相同。農業經濟增長范式，就不同發展階段而言，表現也不同的道路［1］。從依靠簡單生產工具獲取賴以生存的植物果實，到擁有大型機械，農產品的產量有了極大增長，人類的社會生產歷經了“黃色道路”和“黑色道路”的過程。就發展階段而言，目前世界農業還未走出“黑色道路”的范式。在農業社會，社會生產和經濟增長主要靠土地和農業勞動力，所以農業社會又被稱為“黃色道路”階段?！包S色道路”階段的農業，工具簡陋，以使用人力和畜力為主，人們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不僅生產效率低下，而且收獲的豐欠還在相當程度上受“老天”左右。興起于20世紀40年代“石油農業”，又被稱作“黑色道路”，具有機械化、水利化、化肥化和農藥化等特點。由于它極大地刺激了農業生產發展，因為被稱為第一次“綠色革命”。但由于它建立在對自然的無情征服和駕馭基礎上，過分依賴于消費地球不可再生資源和投入大量化學品，致使土質、水源和氣候惡化，污染嚴重，農作物甚至因帶有殘留有害物質而對使用者的健康造成隱患，其負面效應和權限已日益暴露。它不僅嚴重制約著農業自身的發展，還危及到自然生態環境，乃至人類社會的安定。農業增長的“綠色道路”方興未艾。當今世界，正面臨著人口劇增、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氣候異常，以及地球表土流失、沙化和地力下降等問題。僅靠擴大“石油農業”外延的做法不但行不通，而且非常危險。聯合國糧農組織已經告誡:“通過無節制地開發土地來提高農業產量的做法，只能使自然資源更加貧乏，環境更加污染?！笔澜甾r業發展正處于新的探索時期。人們開始呼喚“第二次綠色革命”，要求進行“在保護自然資源和環境方面具有生態色彩的革命”。人類在發展農業方面，必須注重自然的協調，不能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甚至掠奪。今后農業的發展方向，必須走“綠色道路”。生態農業，則是農業發展邁上“綠色道路”的理想模式。

2農業經濟發展模式更迭

2．1傳統農業模式

傳統農業是采用歷史上沿襲下來的耕作方法和農業技術的農業。即在自然經濟條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鐵器等為主的手工勞動方式，靠世代積累下來的傳統經驗發展，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居主導地位的農業。傳統農業在歐洲是從古希臘、古羅馬的奴隸制社會(約公元前5～6世紀)開始，直至20世紀初葉逐步轉變為現代農業。傳統農業基本特征:金屬農具和木制農具代替了原始的石器農具，鐵犁、鐵鋤、鐵耙、耬車、風車、水車、石磨等得到廣泛使用;畜力成為生產的主要動力;一整套農業技術措施逐步形成，如選育良種、積肥施肥、興修水利、防治病蟲害、改良土壤、改革農具、利用能源、實行輪作制等。傳統農業是由粗放經營逐步轉向精耕細作，由完全放牧轉向舍飼或放牧與舍飼相結合，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產力水平等均較原始農業有較大提高。傳統農業的特點是精耕細作，農業部門結構較單一，生產規模較小，經營管理和生產技術仍較落后，抗御自然災害能力差，農業生態系統功效低，商品經濟較薄弱，基本上沒有形成生產地域分工。目前傳統農業仍廣泛存在于世界上許多經濟不發達國家。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古國，歷來注重精耕細作，大量施用有機肥，興修農田水利發展灌溉，實行輪作、復種，種植豆科作物和綠肥。

2．2現代農業模式

關于現代農業至今學術界沒有統一的定義，但現代農業有幾個標準是大家比較認同的: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在80%以上;農產品商品率平均在95%以上;農業投入占當年總產值的比重至少在40%以上;農業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總數的比重低于20%。目前發達國家的農業基本上是現代農業。西方國家根據不同的國情，逐漸摸索出3種不同的現代農業模式:以美國為代表的人少地多、勞動力短缺型;以荷蘭為代表的人口密度大、耕地資源短缺型;以法國為代表的土地、勞動力適中型?，F代農業，是一種“大農業”，相比西方國家，我國現代農業之路還很漫長。國家統計局相關研究顯示，目前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僅走了1/3。但從長遠看，我國是一個大國，只要持續不斷地加大科技進步和制度創新的力度，我國農業必將爆發出驚人的能量。

2．3后現代農業模式

后現代農業是相對現代農業而言，是以時間為標識，按農業發展時序而劃分和確定的一種農業經濟和技術形態。作為一個農業全新概念，是指以動植物的開發、培育及其產品生產為軸心，將廣義農業即農、林、牧、漁業范疇中不同層次及環節和分屬于不同產業部門與動植物培育及其產品生產密切相關的各種農業產前、產后活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而融合或復合形成的一個超大農業產業化經營體系或系統。后現代農業與現代農業的區別:后現代農業主要的并不是它所使用的生產手段、工具及技術有別于現代農業，而在于其活動的內涵與形態結構不同于現代傳統意義上的農業。在領域上，它是廣義農業向第二、三產業延伸，融農用高新技術投入品制造與供應和農產品收購、加工、貯藏、運輸、市場營銷以及農用技術研發與應用推廣、農業信息與管理咨詢和服務于一體的復合產業。在部門上，除傳統的農、林、牧、漁產品生產部門外，還包括觀光旅游農業、休閑農業、教育示范農業、體驗農業、海洋農業等部門。在形態與功能上，它將眾多當代已經形成并存在和未來不斷涌現的全新農業形態如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立體農業、精細農業、精準精確農業、無土農業、知識農業等有效地集合在一起，融生產、生活、經濟、社會與生態等多種功能于一身。

3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內涵與外延

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農業經濟增長總是以一定方式進行的，而農業經濟增長的方式又是由農業經濟增長的內容和決定經濟增長的各有關主要因素共同決定的。因此，農業經濟增長方式是指推動農業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的組合方式和各種要素組合起來推動經濟實現增長的方式。據此，對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理解主要是看經濟增長是依靠哪些因素得以實現的。而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不同決定了實現經濟增長主要通過2種經營方式，即粗放型增長和集約型增長。粗放和集約的劃分是李嘉圖等在地租理論中首先提出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解釋，起先是用于工業生產的，后來逐步延伸到國民經濟各部門。馬克思指出，在規模擴大的再生產中，“如果生產場所擴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擴大;如果生產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內涵上擴大。”［2］據此，蘇聯經濟學家提出了“增長方式轉變”的問題。根據增長的來源不同，把經濟增長方式劃分為2種:第1種是靠增加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等資源投入的增加實現的增長，即粗放增長(ExtensiveGrowth，或外延增長);第2種是靠提高效率實現的增長，即集約增長(IntensiveGrowth，或內涵增長)。具體而言，粗放型是主要依靠生產資料數量的擴張實現經濟增長，這是一種高投入、高消耗、低質量、低產出的經濟增長方式。集約型是主要依靠生產要素優化組合，并提高要素質量和使用效率實現經濟增長，這是一種消耗低、質量高、投入少、產出多、效益好、污染小的經濟增長方式。一般而言，集約型增長方式是建立在集約化經營方式基礎上的。農業的集約經營是一種內含的擴大再生產，即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與應用，改良品種，改造土壤，改進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并通過有效、科學的施肥和精耕細作等手段，來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提高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最終實現農業的有效、持續發展。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指對農業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利用和經營方式的轉變，是以全部生產要素的生產率提高為主的農業增長。即由粗放型增長方式轉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并非完全是一個主觀意志的產物，而是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這些條件主要有2個方面:一是經濟發展階段。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一方面，社會物質資本等要素投入太少，為了實現經濟增長，必須增加其投入數量，而此時未被開發利用的土地等自然資源很多，勞動力也較豐富，價格低廉;另一方面，科技水平不高，管理落后，要素使用效率很難提高，因此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對自然資源的大量開發，經濟增長方式只能是粗放型的。隨著經濟的發展，一方面，資源變得稀缺，要素價格不斷上升，從而使產品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科學技術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為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礎，因此，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其經濟增長過程中，都不可能完全跳過粗放型增長階段，這一階段可以為集約型增長奠定物質技術基礎。二是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片面追求外延式數量擴張，不講成本，否定利潤，忽視經濟效益。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必然追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以盡量小的投入獲得盡量大的產出和利潤，由此必然促使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梢?，計劃經濟體制下往往伴隨著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而市場經濟體制下有利于采用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第9篇：古代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政府再造；五C戰略；政府改革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13-0303-02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美國的企業競爭力下降，經濟不景氣，“企業再造”理論應運而生。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的邁克爾?哈默博士在1990年提出的，1993年哈默與美國管理學家詹姆斯?錢皮合著的《再造企業――管理革命宣言書》，正式建立“企業再造理論”。“企業再造”理論在深刻影響大企業的同時，也影響到西方國家公共部門的改革，以政府為代表的公共部門掀起了“重組政府”的熱潮，成為20世紀公共管理改革的國際化趨勢。

政府再造就是“對公共體制和公共組織進行根本性的轉變，以大幅提高組織效能、效率、適應性以及創新的能力，并通過改革組織目標、責任機制和組織文化等來完成這種轉型過程”。它突破了傳統意義上對“再造政府”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簡單地改革政府機構、精簡流程等，而是著力引進企業的先進經驗來改造政府。

戴維?奧斯本等學者提出了政府再造“是什么”和“怎么做”的理論，因而在西方國家引起了強烈轟動，也成功指導了西方許多國家的政府改革。美國克林頓政府開展的重塑政府運動，英國在撒切爾夫人和梅杰任職期間推行的“公民”運動，澳大利亞的“財政管理改進計劃”，新西蘭新制度經濟學指導下的“行政改革運動”以及法國的“革新公共行政計劃”，每個國家的政府再造都有自己國家的特點，但都受到政府再造理論的深刻影響。

政府再造理論起源于西方國家，在西方的適應性比較強，而我國與西方國家在發展程度、國家行政等方面有著明顯的不同，因此在引入政府再造理論之前必須要先認清中國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基本國情。首先，發展程度不同。不同的經濟基礎所要求的上層建筑不同。西方國家進入工業文明的時期比較早，已進入后工業文明或者是信息文明時期，而我國仍然是工業文明主導的時期。信息文明時期要求原來的官僚體制轉型，探索走向非官僚化的政府新模式，而我國的工業文明還沒有發展到這個程度，加上人口眾多、管理復雜，仍需要一定的官僚體制。當然，此處的官僚體制并不等于原來或現存的腐化的，而是理性化、現代化的具有高效率的行政組織。其次，傳統文化影響不同。我國受兩千多年來的封建文化影響，“學而優則仕”、“君權至上”、“官本位”的思想嚴重，而民主覺醒的意識發展較晚且比較弱。而西方資本主義萌芽較早，伴隨著的民主、自由的意識也比較濃厚。這種行政文化的不同為政府改革提供了不同的環境基礎。再次，當經濟體制發展到一定程度，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不相適應的時候才意識到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然而我國政治體系龐大復雜，改革關系重大且難以操作，于是政府改革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而西方國家則不一樣，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程度高，市場經濟社會都比較成熟，這為政府再造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基本上不涉及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問題。

認清中外不同的國情才能因地制宜，更加合理地利用政府再造理論來指導我國政府改革的實踐。

一、樹立顧客導向的理念

奧斯本在《摒棄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項戰略》中提到的“五C戰略”中有一項是“顧客戰略”，意在強調政府關注責任，將社會公眾當做顧客，對顧客負責。上文我們也提到，中國“君權至上”和“官本位”等思想比較嚴重。因而我國可以借鑒政府再造理論，促進政府理念由政府本位、官本位、行政本位向公民本位、社會本位和服務本位轉變，重新界定政府和公民的關系，并堅持以下觀念。第一，以民為本。我國古代便有“民為貴，社稷次之”、“民貴君輕”等思想，目前我國在倡導“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這些都應發揚光大，要堅持以人為本的觀念。第二，樹立顧客導向的觀念，致力于建立一個“企業家政府”，不斷提升為人民服務的標準，由傳統的“行政”向“治理”轉變，政府提供回應，滿足公眾的要求和愿望，提高服務質量。

二、運用文化戰略，重塑良好的行政文化

行政文化就是行政領域所形成的行政意識形態，它包含著人們對行政活動和行政關系的態度、信仰、情感及價值觀。行政文化對行政機構及其行政人員的行政行為取向也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當前我國還存在作風和人治現象，需要努力重塑良好的行政文化氛圍。奧斯本五C戰略中的“文化戰略”――“破除習慣、撼動心靈、贏得心智”，即重視文化的作用，用文化來改善管理。目前，總在強調傳統文化的重要地位，呼吁國人重視傳統文化，這與奧斯本的文化戰略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國各級政府及公務人員也應該響應國家號召，重視對傳統文化的學習和利用，力爭用文化的“軟實力”來管理和服務。

三、轉變政府職能，促進政府體制創新

奧斯本提出要轉變政府職能，掌舵而非劃槳，增強政府體制創新的觀點也為中國政府改革提供了理論支持，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建立起一個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靈活、高效的政府管理體制。在我國進行政府改革的過程中，應借鑒先進經驗，進行簡政放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探討現代社會主義政府的職能，促進政府體制創新。發揮社會、市場在生產、提高公共物品方面的作用，重視公共服務外包，對于那些可以外包也能夠取得良好效果的服務和產品，交給社會去做，這樣不僅可以使得政府精簡職能，集中力量辦大事，還可以提高該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和效率，節約成本。

四、提高服務效率，引入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對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務的要越來越高。另外，政府自身也在努力提高績效，引入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以提高服務的效能。奧斯本提出的要建立靈活的績效框架，對我國政府在這方面的改革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政府績效評估是“運用科學的方法、程序和標準”對政府機關的業績、成就和實際工作做出盡可能客觀的評價，根據管理的效率、能力、服務質量、公共責任和社會滿意度等方面的判斷，對政府公共部門管理過程中投入、產出、中期成果和最終成果所反映的績效進行判定和劃分等級。”我國還處在績效評估理論和實踐的初級階段，應該借鑒國外績效評估的經驗，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建立起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規范、科學的績效評估體系，改進目前政府績效評估中的不足，提高政府績效評估水平，以適應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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