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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治社會的理解范文

截止目前，全鎮共完成違法建設建筑面積共平方米，完成城管局下達萬平方米總任務的%，超額完成年度治違任務。其中，拆除各類違法建設共平方米，完成立案處罰違法建設共宗，處罰面積共平方米。回顧2018年全年治違工作，我中隊不斷攻堅克難，在整章建制、規范執法、強化巡查等工作上積累了一定的成果性經驗?，F將有關經驗總結匯報如下：

（一）強化領導，“五指合力”鐵拳治違。為確保2018年違法建設治理工作落到實處，高位配備領導小組，成立以鎮黨委副書記、鎮長為組長，分管城管、國土的領導為副組長，城管中隊、國土所及相關部門為成員的治違工作領導小組，組織領導**鎮的違法建設治理工作，并制定《2018年違法建設治理工作方案》。多次召開工作“加溫會”，要求相關職能部門及各村居要高度重視，提高政治站位，層層落實責任。以上措施切實解決了以往治違“五指分散不成拳”的問題，強化了組織領導，大力提高了各職能部門主動協作意識，為治違工作的縱深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二）整章建制，強化隊伍規范執法。我中隊始終保持高壓態勢依法打擊違法建設。高壓治違更要依法依規，不能片面追求拆除速度。今年以來，我中隊尤其重視隊伍作風訓練，不斷提升執法隊伍素質，確保文明執法，保障治違工作開展又要快又能穩；進一步強化隊伍紀律，每月進行含隊列訓練在內的業務培訓，提升隊伍作風。我中隊執法人員、協管員通力協作，互相學習監督，使得隊伍作風建設進一步提升，執法水平得到加強，一支素質高、戰斗力強的“治違排頭兵”日漸成型。

（三）以點帶面，敢于突破拆違瓶頸。為加快完成本年度的治違任務，我中隊不畏困難，敢于碰硬，對******等違建面積大、拆除阻力大的幾處違法建設進行集中拆除，有力突破我鎮拆違的瓶頸，形成宣傳效應，有力推進良口鎮其他區域的拆違進度。

（四）發動媒體，營造控違拆違氣氛。通過相關媒體、鎮政府網站、微信公眾號、播放廣播以及拉掛橫幅等多種渠道，我中隊廣泛發動各類媒體，采取系列跟蹤報道、個案重點報道等多種形式，加大違法建設治理工作宣傳力度，及時報道工作進展情況。我中隊高度重視對治違工作開展中可能引發的各類輿論問題，及時資訊，確保輿論導向正確；同時在社會上營造聲勢、形成態勢、高壓震懾，營造“不敢違、不能違、不想違”的社會氛圍。不僅如此，對違法建設當事人進行入戶走訪，宣傳勸導，做到“戶戶知曉、人人明白”，提高群眾的自拆意識，主動爭取違建戶主的支持和配合。

（五）壓實責任，主拆更要“嚴控”。我中隊堅持“屬地管理、誰主管誰負責、守土有責”的工作原則，在深入推進治違拆違工作的同時，也積極落實創建違法建設零增長活動的開展，及時提高意識，主拆更要“嚴控”。目前，我中隊做到每日有巡查、每月有行動，每季有攻堅。做到抓早抓小，拆早拆小，確保第一時間發現，第一時間拆除。按照《*******》，對符合“立查立拆”程序的違法建設實施快速查處，做到“發現一宗，拆除一宗”。今年以來，全鎮共計快速拆除新增違法建設***宗，建筑面積***平方米，全面實現沒有“一平方米”新增違法建設的目標。

回顧2018年全年治違工作，我中隊發現存在以下問題，需要在來年工作中探索解決方式：

（一）執法隊員“兵力不足”。由于**鎮位于北部山區，轄區積大，而我中隊執法人員和執法車輛嚴重不足，持有執法證的公務員僅有***人，也無航拍無人機等能拓展執法范圍的先進設備。尤其接管***后，執法力量難以覆蓋全鎮范圍，影響違法建設拆除和治理的效能。

（二）農民剛需自建房拆除難度大。由于歷史及政策原因，農民自建房報建困難，部分村民因剛性需求在未辦理報建手續的情況下建設的房屋拆除難度大，具有一定的維穩風險。

基于以上情況，在2019年的治違工作中，我中隊擬采取以下方式開展工作：

第2篇：法治社會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4～5歲兒童；數學能力；執行功能；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中圖分類號】G6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604（2016）12-0038-05

本研究所說的數學能力主要是指兒童在數學學習過程中，迅速而成功地掌握相關知識和技能的能力?！?〕Baroody（1986）認為，兒童早期數學能力包括非正式數學能力和正式數學能力。非正式數學能力是指在學校教育環境之外兒童獲得和發展的數學能力，兒童可通過自身具有的數學學習生物傾向性（如數字感）以及與周圍物理環境和社會文化的相互作用積極建構這種能力，包括數數、數字比較、簡單運算、數概念掌握等四種能力。正式數學能力是指兒童在學校教育環境中獲得和發展的數學能力，包括數字讀寫、掌握數字事實、掌握運算技能、理解數學概念等四種能力。有研究表明，兒童在幼兒園時期所獲得和發展的數學能力可顯著預測其正式入學后的數學學習水平?！?〕

近年來，有大量研究發現，兒童的數學能力和執行功能存在顯著相關。〔3〕Caron發現，兒童4歲時的執行功能水平可顯著預測其小學一年級的數學能力，〔4〕Mark 和Elizabeth等人的研究也證實執行功能和數學能力之間存在顯著相關?！?〕這表明執行功能是影響兒童早期數學能力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 ，簡稱EF）是一種高級認知活動，是對一般認知過程進行的控制和調節，它有特定的生理基礎，即大腦前額葉及其邊緣地帶。執行功能主要包括認知的靈活性、工作記憶和抑制控制三部分。

此外，也有很多研究表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以下簡稱“家庭SES”）對兒童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6〕對兒童數學能力的發展影響尤為顯著?！?〕研究發現，貧困家庭兒童與普通家庭兒童大腦的海馬體和前額葉差異明顯?！?〕大腦前額葉區是個體調節、控制自身的主要腦區，執行功能是該區的主要功能之一。兒童早期的家庭社會經濟狀況可能會通過影響大腦的某些結構而影響兒童早期的數學能力。本研究擬通過實證方法考察4～5歲兒童家庭SES、執行功能及其數學能力發展三者之間的關系。鑒于有大量研究已證實兒童的數學能力發展具有顯著的年齡差異，〔9〕本研究將年齡作為協變量加以控制，研究的理論模型見圖1。

一、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廣東省廣州市、中山市以及肇慶市廣寧縣3地60所幼兒園中各隨機抽取一個中班（年齡主要為4～5歲），再按1∶1的男女比例隨機抽取10名兒童為研究對象，共抽取了600名兒童。經篩選，最終獲得有效樣本471名，其中男孩241名，女孩230名?？傮w樣本的平均年齡為60.94±4.99個月，男孩平均年齡是61.54±4.57個月，女孩平均年齡是60.31±5.33個月。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編的《家庭SES調查問卷》、謝如山的《學童數學成就測驗量表》〔10〕以及由Cameron等人設計的《頭―腳―膝―肩》（Head-Toes-Knee-

Shoulde，簡稱HTKS）為研究工具，〔11〕對執行功能在家庭SES對4～5歲兒童數學能力發展影響中的作用展開研究。研究者首先向樣本兒童的家長發放《家庭SES調查問卷》，然后運用《學童數學成就測試》和《頭―腳―膝―肩》兩個測量工具以一對一的測驗方法由測試者對兒童施測。測試數據通過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兒童家庭SES、數學能力以及執行功能三者之間的關系

將樣本兒童《家庭SES調查問卷》得分從高到低加以排列，以總得分前后27%為臨界點，前27%為高分組，后27%為低分組。27%的分組法是一種分析測驗鑒別度的方法，在常模參照測驗中，若分數值呈正態分布，以27%為分組臨界點所獲得的鑒別度可靠性最大。根據這一分析方法，本研究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得分在15分以下的兒童劃為低分組，得分在25分以上的兒童劃為高分組，15分至25分之間的兒童劃為中分組。

以性別（男孩、女孩）、年齡（4歲、5歲）以及家庭SES（低、中、高）櫸腫楸淞浚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以及多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見表1）。統計分析發現：（1）不同性別兒童的數學能力存在顯著差異，男孩的數學得分顯著高于女孩；但不同性別兒童的執行功能不存在顯著差異，男孩的執行功能得分雖高于女孩，但不顯著。（2）不同年齡兒童的數學能力存在顯著差異，5歲兒童的數學能力顯著高于4歲兒童的數學能力； 不同年齡兒童的執行功能水平存在顯著差異，5歲兒童的執行功能顯著高于4歲兒童的執行功能。（3）雖然不同性別兒童的數學能力和不同年齡兒童的數學能力存在顯著差異，但性別和年齡的交互作用差異并不顯著，說明兒童的性別和年齡與其數學能力不存在顯著交互作用。（4）不同家庭SES的兒童數學測試得分存在顯著差異。多重比較發現，家庭SES高分組的兒童得分顯著高于中分組和低分組兒童。此外，不同家庭SES的兒童在執行功能得分上也存在顯著差異。多重比較發現，家庭SES高分組兒童的執行功能得分顯著高于中分組和低分組，中分組又顯著高于低分組。

考慮到年齡對數學能力和執行功能有顯著影響，本研究以年齡為協變量，以零階偏相關分析法進一步探討家庭SES、執行功能與4～5歲兒童數學能力之間的相關性（結果見表2）。在未控制年齡的情況下，兒童的數學能力和執行功能以及家庭SES均存在顯著相關，兒童的執行功能和家庭SES也存在顯著相關?？刂颇挲g之后發現，兒童的數學能力和執行功能、兒童的數學能力和家庭SES以及兒童的執行功能和家庭SES仍存在顯著相關性。

（二）執行功能在家庭SES與4～5歲兒童數學能力發展中的影響作用檢驗

本研究采取Baron和Kenny（1986）研制的逐步檢驗法檢驗執行功能在家庭SES與4～5歲兒童數學能力發展中的影響作用，結果見圖2。

具體檢驗過程分為三步。第一步：將數據進行中心化處理，然后以家庭SES為自變量，以兒童數學能力l展為因變量，以年齡為協變量進行分層回歸分析，得到家庭SES對兒童數學能力發展產生影響作用的總體效應，即路徑c的標準化回歸系數具有顯著性（β=0.285，p

第二步：以家庭SES為自變量，以兒童執行功能為因變量，以年齡為協變量進行分層回歸分析，得到家庭SES對執行功能水平的直接效應，即路徑a的標準化回歸系數具有顯著性（β=0.349，p

第三步：以家庭SES和執行功能為自變量，以兒童數學能力發展為因變量，以年齡為協變量進行分層回歸分析。在控制了家庭SES的影響以后，得到執行功能對兒童數學能力發展的直接效果即路徑b的標準化回歸系數具有顯著性（β=0.462，p

統計結果顯示，執行功能中介效應為0.16（a×b），占家庭SES對兒童數學能力發展影響總效應的56.14%（中介效應與總效應的比值）。這表明家庭SES對兒童數學能力發展具有直接的影響，但影響較?。患彝ES對兒童數學能力發展的影響主要通過執行功能的中介作用得以實現。

三、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本研究結果表明，執行功能在家庭SES對4～5歲兒童數學能力發展的影響中起部分中介作用。〔12〕一般來說，家庭SES較低的兒童可能會感受到更多的壓力，這些壓力可能會導致兒童自我調節能力的降低，進而影響其計劃能力以及數學任務的完成能力。此外，兒童在面對數學任務時，母親提供的情境性支持也會影響兒童執行功能的表現。有研究發現，兒童22個月時所接受的母親提供的情境性支持（包括母親的敏捷性、參與性、敏感性、接納性、合作性、有效性、是否能遵從兒童領導以及是否能根據兒童的狀態提供支持物）能夠解釋兒童在22個月到33個月時執行功能變異率的6%?！?3〕個體在完成數學任務時，往往需要執行功能的高度參與，而家庭SES較高的母親更可能為兒童提供及時、敏捷和有效的情境性支持，促進兒童執行功能潛質的發揮，進而提高兒童數學任務完成的質量。

Kimberly（2013）等人的研究發現，在幼兒園教育中，教師對兒童語言能力發展指導的數量和質量都要多于數學能力發展指導。而且，由于學前期對兒童數學能力的發展沒有硬性要求，大部分家長很少會直接對兒童進行數學學習的指導，但兒童數學能力的發展大多依賴于父母所提供的數學學習環境。正因如此，兒童數學的學習更加依賴執行功能潛能的發揮。所以，雖然家庭SES會對兒童數學能力的發展產生影響，但需要通過兒童的執行功能才能產生作用。

（二）教育建議

一方面，鑒于執行功能的可訓練性，建議教育者通過對兒童執行功能的訓練減少因家庭社會經濟處境不利可能導致的兒童發展差異。一般來說，執行功能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賴于個體的成熟以及人為的干預訓練。雖然有研究表明執行功能的發展受基因影響更大，但是大量的干預研究表明執行功能也可通過教育性干預措施得以提高，例如有研究發現家庭SES處境不利兒童在獲得干預之后進步明顯?！?4〕

另一方面，可通過改善處境不利兒童的家庭處境，促進兒童的健康發展。政府應關注處境不利兒童，加大公共設施建設力度，讓更多家庭SES較低的兒童有機會利用這些活動資源。此外，政府還應為家庭SES較低的家長提供學習機會，促進其就業和再就業能力的提高，從而提升文化素養，改變教育觀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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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法治社會的理解范文

1、公民法制教育的普及率高與法制理念樹立情況不容樂觀之間的矛盾

在法律知識與法律理念普及的問題上，法律知識的獲得并不難，難的是法律理念的樹立和法律素質的養成。我們曾經認為普法就對法律條文的傳授，所以在歷次的普法活動中都只是注重公民學到多少部法律，記住了多少法律條文，而忽視法律理念的植入。我國這種“至上而下”的法律宣傳方式是基于我國公民法律知識缺乏和法律意識荒蕪的現實，這種大規模的普法“造勢”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對法律感覺相對陌生的普通中國人的觀念，讓他們初步地領悟到了法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性。然而，這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法律條文再背得滾瓜爛熟，而缺乏必要的認識和理解，對公民法律意識的樹立和法律素質的提高也還是于事無補。

2、人民群眾對法律知識的渴求與法律宣傳內容、途徑、手段過于單一之間的矛盾

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整個社會的利益關系趨于復雜，各種矛盾也將趨于多發和復雜，人民群眾對于法律知識的渴求也將越加強烈。盡管我們的法律宣傳取得一定成效，但還存在偏差，集中體現在：有些法律宣傳并不貼近人民群眾，沒有把人民群眾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對于與公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還不夠；普法教育依然把教育老百姓如何履行法律義務放在首位，較為忽視權利方面的教育；法律宣傳的形式仍然過于單一，依舊以傳統的“擺（擺攤法律咨詢）、講（講法制課）、賽（法律知識競賽）、考（法律知識考試）”為主，而忽視了公眾對普法形式需求的多樣化。

3、全民法制觀念、意識的不斷增強與針對領導干部、國家工作人員普法還有差距之間的矛盾。

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全民的法制觀念和法制意識得到了明顯增強，全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明顯提高。但與此相對應，針對領導干部和國家公務人員的普法仍然有較大差距，少數領導干部和國家公務人員法律素質依然不高，在嚴格、公正、規范、文明執法方面做得不夠，執法違法、執法犯罪的現象時有發生，造成對社會法律秩序的嚴重破壞，使得一般公民對法律的信任下降，破壞了和諧社會的建立。固然這不盡是普法工作沒做好的原因，但其中不少案件確實反映出少數領導干部和國家公務人員法治觀念淡漠，社會管理機制和監督機制存在漏洞，社會法治化管理程度不高，依法決策和管理的意識不強。

二、如何解決上述矛盾，使法制宣傳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需要我們認真的思考和努力的實踐：

1、要授之以“魚”，更要授之以“漁”，樹立現代法制觀念、崇尚法治這一中心，在社會上真正樹立起憲法和其他法律的權威

這里面的“漁”和“魚”分別指的是法律制度、知識和法律觀念、意識。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知識不能替代法律意識，普及法律應該涉及更深的層次，既要解決普及法律知識的問題，更應當解決法律素質、法治精神的問題，只有這樣才是讓人民群眾自覺自動地學法守法的根本保證。為完成建設法治國家這一過程，必須樹立法制觀念這個核心。首先要倡導政府依法行政。政治活動應該倡導法治反對人治，堅持依法制約權力，保障權利，根治權力腐敗問題。同時需要人們用自己的行動推動政府行為受法制約?，F代法治以權利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為法律關系主體的資格和地位，強調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調動和發揮作為社會主體及法律關系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崇尚法治就是要著眼于從人的內在需要出發來規范、調整和引導人的自覺的社會行動和行為，自覺地維護法律的尊嚴。憲法作為我們國家的根本大法，重要性毋庸質疑。因此，我們要繼續通過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積極引導廣大人民群眾重點學習憲法和基本法律，堅持把憲法的學習宣傳作為普法工作的長期任務，著力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學習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權威的意識，樹立憲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利和義務相統一的基本觀念，提高依照憲法和法律維護合法權益、參與管理國家和社會各項事務的能力，實現由提高全民法律知識向提高全民法律意識再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質的轉變，用法治來推進政治文明建設。

2、樹立科學發展觀，著力于公民法律素質的提高

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原則，其本質和核心是以人為本。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也應貫徹和體現這一原則，要把提高公民法律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普法教育工作目標之一。在法制宣傳教育的內容上，應把滿足公民的法律需求作為根本出發點，加大與公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結合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來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教育，切實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以往在普法內容的選取上，往往偏重于新頒布什么法律法規就一味地宣傳什么；或是急功近利的氛圍相當濃厚，出現什么社會問題就向百姓“強行灌輸”與之相關的法律法規。這絕不是我們進行法制宣傳教育的目的之所在。

普法不僅僅是“靜態”的法律條文和法律知識的普及，更重要的是通過傳遞各種法制信息，使社會政治、經濟和人們生活達到“動態”的法治普及。要承認和重視法制宣傳教育對象人群的個體特征，針對不同對象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施以不同的教育內容。因為普法對象層次不一、需求不同、接受能力也不盡相同，因此，普法除了普及一些適用于公眾的普遍的法律知識、法治思想和法治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據不同對象的層次、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的受教育程度群體等特點，在現代法律理念引導下，施以不同的法制教育內容。

與此同時，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更應率先垂范。曾在一本書中看到這么一段話，覺得很有道理：“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辦事、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秉公執法的行為就是最好的法制宣傳教育，并且勝過上百次的說教。”對普通的百姓要讓他們知道法律所賦予他們的權利，而不是單純地強調法律義務，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提升法律的權威和感召力，使人們能切身感受到法律在政治、經濟及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使群眾變被動地接受法律教育為主動地學習法律，使學法成為人們生活的內在需求。從歷次普法的實際效果看，宣教內容在過度強化實用性的同時缺乏其應有的針對性。理念的偏差必然導致普法內容的片面性甚至公民法律素養的畸形和社會法治環境的變異。普法教育要以適應于公眾掌握、滿足公眾需要作為檢驗標準。

3、樹立創新思想，創新普法宣傳形式

形式創新是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創新的實現手段，是實現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現實目標的保障。在以往的普法活動中，我們傳統的“擺、講、賽、考”等方式在一定的時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現代社會思想觀念的變化，公眾對普法形式的需求多樣化，普法不應該是單向灌輸，而應根據受眾的需要和心理特點開展普法，善于開發新穎的形式和利用現代科技手段。

第4篇：法治社會的理解范文

法治的核心是政府守法

《南風窗》：法治在學術界存在不同的觀念。中國目前已經接納了法治話語，但在實踐中還存在很多問題。是否有一個共識性的法治觀念來指導中國的實踐？

季衛東：雖然大家對法治有很多種理解，但有一點比較清楚，我們要推行的法治，肯定不是法家式的法治。我們要追求的是一個現代化的法治國家。從現代法治觀點來看，法治最核心的內容是不僅僅要求普通的公民遵守法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也和民眾一樣遵守法律，也就是說用法律規則來限制政府的權力。

那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從中國的現實來看，第一點，我們形成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系，它的最大一個特點是存在著競爭機制。如果不自由就等于沒有競爭，如果不公平那么產生的結果必然不會得到認同，也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那種競爭，它必然是一種不正當的競爭。公平而自由的競爭要求所有的競爭者必須按規則行事，在法治的基礎上競爭。第二點，這種改革導致了中國社會結構也發生了變化。1995年之后，中國社會越來越多元化，分化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他們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有不同的價值主張。社會多元化對國家的治理機制就會產生新的要求。我們要求對國家權力進行限制，防止它偏向某一個利益集團，必須在集團間保持中立，要中立化、要超然于各個利益集團之上。這樣的情況下，也就是要求國家實行法治。

另一點，在一個集體領導體制下，要防止做不出決定的情況，防止出現各自為政的狀況，也都需要一種大家共同遵循的行為規則。在這個情況下，法治的權威，必然會提出來，也就是從人治到法治。第四點，過去的權力比較集中，在公有制經濟下，它的問題還不太明顯，但是在經濟已經相當自由化、市場化的情況下，權力很容易腐敗，而且越來越嚴重。只有用法治來限制絕對權力，才有可能防止腐敗。十以后，反腐敗大大加強了，從制度層面來看，一個重要的趨勢，必然是強調法治。

從這四方面可以看到，法治會是中國未來的一種社會發展趨勢，也最容易就此達成共識。十報告中，特別強調限制權力。那么限制權力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報告也列舉了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等等，這些都是屬于人權中的自由權、參政權的范疇。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法治發展應該是通過限制權力來保障公民權利，最后形成一個比較公正的社會秩序。

《南風窗》：法治的觀念需要通過一套制度安排來實現。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制度安排。我們強調中國特色，那么中國有沒有可能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法治制度？

季衛東：要推行法治，首先必須強調法治普遍性的一面，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有一個絕對的唯一正確的模式，因為各個國家的文化傳統是不一樣的。法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涉及價值觀和正當性，這和一個社會的公眾對社會正當性的判斷以及他們的傳統價值觀是有密切關系的，所以法治本身必然會具有一些因為它的國情而產生的文化特色。西方現代國家既有歐洲大陸式的法治模式，也有英美式的法治模式，而且歐洲大陸還有德國、法國之間的不同。

但是，在制度設計的合理性上，在法律適用的普遍規律和技術上，必然會有共性。如果刻意強調特色，很可能成為阻礙制度改革的一個理由，而這個理由可能找出無窮多來。反之，要想推進某一項事情，也可以找出無窮多的方法來。那么這個方法，即使再有中國特色，但達到的目標可能是一致的。比如說，要實現公平正義，就應該限制國家的權力，限制的方法可能因國家而不同，但是限制國家權力這一點應該是普遍的。

《南風窗》：法治形成過程中，一些人會首先獲利，成為既得利益者，回過頭來就可能會利用強勢地位去塑造法治規則，那么對于處于弱勢的人來說，他們肯定不愿意服從這樣的規則。這個困境對于中國來說是比較明顯的，比如說仇官、仇富心態等等，相對弱勢的人們可能會不顧后果地打破法律規則，用其他手段追求更平等的狀態，這可能是一種反法治的想法。

季衛東：富裕和官僚階層是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的，當富裕的獲得是不正當的，當貧富懸殊過大，當官僚不能保持中立性，不能代表這個社會的普遍意愿、意志，而只是代表某個利益集團的意志的時候，那就會產生仇官、仇富的狀況。如果富裕本身是公平競爭產生的結果，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這個競爭?，F在的問題是法治不健全，所以競爭不公平。我們確實有一些法律，但在法律執行上有時是不公正的，是有選擇性的。當民眾對現狀不滿的時候，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反過來說，在社會還沒有到一個不可收拾的時候，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確保現行制度公平適用，化解民眾中的不滿。最重要的是通過法治來限制權力。當人們看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必然會擁護法治。

政府是不是帶頭遵守法律，這個特別重要。如果政府可以踐踏法律，卻要求民眾去遵守，民眾就會覺得不公平，覺得不服氣。政府可以踐踏法律，那老百姓也可以踐踏法律，在某些時候他們沒有力量來踐踏，當不滿積聚到一定程度后，就會出現群體違法這種情況，出現暴力抗法的。到了那個時候，社會就變成暴力對暴力的直接沖突了。所以，但愿我們在沒有走到那一步的時候就開始后厲行法治。我認為現在就是一個節點，如果再晚5年左右，也許即使想做一些制度上的改革都很困難了。

風險社會更需要法治

《南風窗》：您的法治發展理論認為影響中國法治建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風險社會。風險社會好像并不利于形成穩定的法治規則。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個挑戰？

季衛東：風險社會最大的特點是不確定性，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領導力、靈機應變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這看起來和法治是矛盾的，但是即便在一個風險性日益增大的社會，依然存在著國家治理的要求，而且對此的要求會越來越高。在社會風險性增大的情況下，更有必要通過制度設計去分散和預防風險，比如保險制度，就是法律上分散風險的一個安排。我們加強問責制度，也是防止風險、防止決策錯誤的一種方式。從另一個角度看，風險社會在一定情況下會出現緊急狀況。在非常情況下，盡管有必要采取非法治的手段，但也要按照法治原則對這種非常時期的權力進行制約。

從這兩點來看，風險社會的防范對于法治，特別是日常意義的法治提出挑戰，要求法治有所改革、有所變化，但是并沒有否定法治本身。它只是要求加強法律制度的反思能力，通過反思理性，不斷看到社會情況在變化，然后采取適當的應對措施。在風險社會中，只有當法律制度健全的時候，才能找到一種不斷變換的確定性，越是風險強的社會，越需要一個確定的框架，這個框架是由法治來提供的。

《南風窗》：說到風險社會，可能跟中國的維穩觀念相對應。有一種說法，說如果不用一些強制手段，不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社會就會有混亂，就有一些不良的后果出現，這似乎是對風險的預防，所以我們的政策和制度似乎更強調靈活性。

季衛東：法治解決常規的問題，就是說，在常規的情況下，我必須按規則來辦。但是在例外的和緊急狀態下，用卡爾·施密特的觀點說，就必須由當權者來決斷?？扇绻谌粘Ｉ钪卸疾话捶梢巹t辦，也就意味著把非常例外的情況變成了日常情況。一個國家如果幾十年、甚至永遠處在非正常的狀況下，那這個國家就是很不正常的。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法治，又處于風險社會之中，那么就會看到一種雙重不確定性的出現。因為風險社會本身會帶來不確定性，再加上沒有法治，國家治理上存在任意性，那么這兩種不確定性就會導致互相促進、相互倍增的效果，就會出現一個更大的問題，甚至可能會導致社會的解體。這就是社會理論家盧曼所說的“雙重不確定性”。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就是社會本身是具有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更大，所以需要有一些東西讓這個社會有一些確定性。他談到法律系統一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減少社會的不確定性。盡管風險可能有很多，法律不可能窮盡，但是必須增加社會的確定性。

中國現在把風險社會作為一個理由，使得日常治理也變得非正?；?，這就導致了一種雙重的不確定性。這樣的社會比任何一個社會的風險性都增大了，結果會導致民眾的不安。法治的重要任務就是給人們一種安心感、安全感。所以在風險社會中，強調法治依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也不要走到一個教條主義的立場上去，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還固守某一個條條框框，那就是刻舟求劍了。

法治是真民主的前提

《南風窗》：法治一般和公民社會聯系在一起，而公民社會的形成又需要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來支撐，但實際上中國的中產階層一直被人們批評，最近的顯著例子就是，上海和北京的家長抗議非本地籍考生參加高考，您如何看這個問題。

季衛東：對于法治和民主來說，一個成熟的市民社會是前提條件。如果沒有成熟的市民社會，法治缺乏載體，民主也缺乏足夠的推動力量。當然，僅僅用地區歧視的市民態度作為市民社會成熟的標準，不是太妥當。因為任何一個地方的市民都會考慮本地的利益。即使是美國，也可能會考慮到比如說移民的問題，過多移民會對治安產生影響，所以也有過反移民法案。因此不可能完全從利他主義的角度來考慮，這是不現實的。但是中國的市民社會的確是不太成熟的，中國中產階層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國家權力的。他們創業、發展的過程大多依附在政府權力上面，很難形成一種獨立的制約的力量，甚至有可能成為腐敗的催化劑，因為他們自身的利益和權力的利益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這確實是我們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所以我們不能對于中國目前的中產階層抱一種過高的不切實際的期待。

但是另外一方面，中產階層一旦形成之后，必然會有自己的訴求，這種訴求本身就會對權力產生一種制約的力量。盡管他們依附政府權力積累自己的財富，但這個財富也同樣很容易被侵犯掉。由于司法的不適當，有時候對于有產階層的剝奪具有任意性，包括一些重要資產的拍賣。這一切就給中產階層帶來了不安感，他們可能會做出兩個選擇。第一，用腳投票，移民國外。近兩年來中國投資移民的趨勢洶涌澎湃，數字驚人。這對一個社會的健全發展是很有危害的。政府必須進行反思，要考慮創造保護財產權的環境，讓人們能夠在這個社會中安心，能夠進一步發展。第二，產生參政的要求。很多民營企業家要求入黨，希望在政協、人大有一個位置，說明他們對自己利益的保護是很敏銳的。參政渠道一旦打通了，政治腐敗的因素就會減少，反過來他們就會以一種公開的方式去參政。中產階層保護財產和參政的需求都構成了法治的推動力量。

《南風窗》：前面您提到未來5年是一個節點，在其他場合您也曾提出一個改革時間表。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年，接下來制約公權力的法治到2018年前要產生成效，下一步是民主政治的改革。為什么制定這樣的時間表？

季衛東：首先從民主與法治的關系來看，我認為法治應該先行，當然這兩個階段不能完全分開，因為法治在推行的過程中會受到政府權力的抵制，所以必須有民意的支持，就是我所說的上層的推動還需要底層的呼應。這個呼應需要通過民主來解決。法治與民主是辨證的關系，但總的來說應該先是法治而不是民主。首先第一點，從改革的難易程度來看，法治更容易做，因為法治能解決國家權力的合理化問題，民主卻涉及公共權力的主體有沒有轉變的可能性的問題。從民眾的角度來看，在法治沒有確立的情況下就實行民主，這個民主是不安定的和不穩定的，因為大家沒有一個共同遵循的行為規則，沒有制度上的互信。

第5篇：法治社會的理解范文

法律意識是什么?法律意識是人們對法律和法律現象的認識或認同的知識和心理態度的總稱。權利意識是人們對于一切權利的認知、理解和態度，是人們對于實現其權利方式的選擇。法律意識與權利意識相互影響、相互推動。大學生是推動國家和社會的有生力量，了解法律、使用法律更是其必備的條件。其對法律的掌握程度對于把中國早日建設成為法治之國有重要作用。因此，為了提高大學法治教育，了解現今大學法治教育之現狀，我們對在校大學生作了一個調查。

二、大學生法律意識與權利意識的現狀

(一)大學生對法律知識的了解不深。本次的調查對象來自不同年級不同專業的大學生，采取抽樣調查的方式來調查分析,本次調查問卷中顯示，55.05%的大學生有時會通過電視、報紙等途徑了解一些法律意識，只有13.29%的大學生平時都不怎么關注，并且認為日常生活中也用不到法律。這無疑表明當代大學生對我國法律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然而在刑法規定應負刑事責任的最低法定年齡是幾歲?這一問題上，只有25%的大學生知道其答案是14歲，然而仍有75%的大學生以其現有的法律知識還不能有更專業的法律素養，由此可以得出如今在校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僅停留在較為膚淺、片面認識之上，而缺乏對法律的較為準確的了解。

(二)大學生的權利意識薄弱。大學生作為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社會群體，其權利意識與法律知識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應于法治社會的基本狀態。根據調查結果，有54.43%的大學生會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51.9%的大學生同意用人單位所要求的簽訂口頭合同，據此可以分析出大學生有一定的自我保護意識與權利維護意識。但在本次調查中，問及法律基本知識對我們有意義嗎?這一問題時，69.62%的大學生認為有意義，但在實際面對自身權益受到侵害之時，即使法律知識有一定的積累的大學生，他們在第一意識中也并不希望通過法律的途徑來維護自身的權益，反倒樂意運用法律以外的途徑來解決。

三、加強大學生法律意識與權利意識的途徑。

(一)對于國家來說。組織大學生各地普法下鄉活動，雖然當今社會是信息時代，但我國偏遠地區，農村依舊面臨著文盲法盲的窘境，很大一部分群體對文化知識處于迷茫狀態，更不用說法律知識了。我國現如今正在通往法治社會的道路上，可以招募更多的志愿者發揮他們的能量，進行普法宣傳，加強貧苦地區以及農村的普法宣傳工作。

(二)對于社會媒體來說。為了促進我國法治社會的發展，各大媒體有協助國家進行普法的義務。媒體應多報道現實案例，傳播基本法律知識使普通群眾引以為戒，培養他們基本法律意識和權力意識，并適當制造輿論氛圍，激發群眾法律道德。

(三)對于教育機構來說。大學生作為學生群體，其主要任務仍是通過接受課堂知識，從而擁有豐富自身的理論知識，來指導其實踐活動。因此，課堂教學是法律意識培養最有效的途徑。在我們的調查中，有65%的大學生認為有必要學習勞動法，在當今這個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制度中，勞動法無疑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從多方面加強法律學習是很有必要的。

(四)對于在校大學生自身來說。針對大學生法律意識與權利意識的薄弱問題，大學生自身也存在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自身應積極轉變法律觀念，樹立正確的權利意識，堅定對法律的信心。中國法治社會的構建，依法治國的理性決策，是新世紀中國法治的必然出路。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正義和秩序的綜合體，法律必然體現為一種正義，一種社會正義。大學生應保持對法律的崇高信仰認真學習法律知識，崇尚法理，完善法律，依法生活，遵紀守法，努力使自己成為合格的法律人才。

第6篇：法治社會的理解范文

在法治之下，人們的權利得到保障，可以自由地去發展自己的興趣，擴展自己的特長，追求自己的理想，實現自己的價值。人們之間平等、寬容相待，整個社會充滿了寬松的氣氛。如是觀之，可以說，現代政治所追求的主要價值是民主、法治、權利、自由、平等、寬容等。如此，政治學原理的教學價值無疑就應指向民主、法治、權利、自由、平等、寬容等。在確定這一教學價值指向的基礎上，就可以圍繞專制政治到人治、專制政治到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到法治、法治到權利、自由、平等、寬容等來建構政治學原理的教學內容。以這樣的內容展開教學可以讓學生更好地理解政治、理解社會、理解人性。這樣，政治學原理的教學就不僅具有科學價值，而且還具有人文價值。

二、政治學原理教學內容構成之思考

政治之所以發生，無非是因為人們的言論和行為邊界需要規范性、權威性的界定，以避免互相侵害，造成社會動蕩無序，漸至消亡。社會是不能消亡的，社會的消亡意味著人類的消亡。因為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沒有社會，人類既無法獲得足夠的物質資源也無法獲得必要的精神資源，讓自身存續下去。既然社會不能消亡，那么政治就必然產生。政治的產生是為社會運行提供治理模式，保障社會秩序，使人們之間不會互相殘害。因而政治本質上應是一種公益事業。政治活動是需要載體的，這個載體就是政府。人們進入政府治理之中，必須讓渡自身沒有能力充分行使的權利及其部分財產權給政府，使其凝結為政府權力。這樣，政府才能以民賦之權力進行具體的治理活動，進而保障社會秩序。在現實中，政治活動往往以階級、階層、行業、集團等集體形式為單位進行博弈而形成治理模式，而不是以個體形式。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從規范的意義上來講，政治活動是為界定、確認、保護人們的言論和行為的邊界提供依據，這種依據構成法治的重要內容。通過法治界定、確認和保護的言論和行為的自由即公民權利。

公民權利的最初來源無疑是人的天賦權利。公民權利的享有和行使需要公民彼此之間承擔一定的責任，它經由政府權威而演化為公民的義務。由此可見，公民的權利派生了公民的義務。政治的類型。在政治社會發展的歷史中，政治為社會的存在和運行提供了人治和法治兩種治理模式。專制政治提供人治模式，民主政治提供法治模式。人治剝奪個體作為公民的權利，把公民變成奴隸，與政治事業產生的初衷相違背。它之所以產生，無非是因為政府組織中的成員欲望膨脹，利用政府不受制約或者制約不夠的組織力量相對社會松散力量的巨大優勢，為自身牟取私利，從而改變政治的公益屬性，進而達至人治。通過理念的進步和現實的反抗，政治必然從專制形態進化為民主形態，進而為社會提供法治之模式與內容，保障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政治文化與政治社會化。

公民社會是社會力量的公益化、組織化，是公民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言論、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等政治權利行使的重要保障機制，是社會中政治運動的依托，是社會批評和監督政府的支撐力量?？傊裆鐣潜３终位盍Γ苿臃ㄖ尾粩噙M步的社會結構。沒有公民社會，即意味著民主政治和法治的缺失。政治全球化。當權利、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寬容等成為人類普世價值，政治活動的任務就不僅僅是為特定社會共同體提供法治模式，它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為人類眾多社會共同體的交往提供法治模式。反抗專制，追求民主和法治是人類共同的權利與義務，它使政治超越國家范疇，演變成全球政治。政治發展。政治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于人類對更好地保障權利與自由的追求。政治發展需要政治文化的發展。政治文化的發展推動政治發展，使政治活動更好改善治理模式。由于政治文化的發展是一個較為緩慢的過程，因而政治發展也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公民文化沒有形成的情勢下，采用激進的方式發展民主和法治，往往遭至失敗。

三、結語

對教學來講，恰當的教學內容無疑是取得良好教學效果的基礎。如果教學內容不恰當，擁有好的教學方法也不會有好的教學效果，而且可能還會適得其反，也就是說，教學方法越好，教學效果越差。而組織恰當的教學內容必須遵從合理的教學價值指向。具體到政治學原理的教學來講，組織恰當的教學內容應與現代政治所追求的主要價值相符合。這樣，組織政治學原理的教學內容時才不會顯得無所遵從，以致所組織的教學內容雜亂無章，缺乏內在邏輯。

第7篇：法治社會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 法治;法治成本;法治浪漫主義;消除途徑

一、法治的含義

(一)西方法治的含義

對于法治的界定,西方學者眾說紛紜,無論從亞里士多德的“二分論”還是洛克的注重分權的分權理論、孟德斯鳩的重視制衡的分權理論、潘恩的對人權高度重視、杰斐遜的制度設計的重要性等,都說明了不同時代對法治的理解必然不同。法治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其自身就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是隨著社會問題的出現和變化而不斷變化和發展的。法治是一個多元的概念,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范圍,即時同一時代也因地區的不同呈現不同的概念,不能用統一的概念來界定。

(二)中國法治的概念

首先,要關注法治的普適性成分,即法治的共性,法治作為一種公共產品供給,其核心就是為了人們利益的增進,法治作為一套制度設計,為了實現其核心就需要通過一系列的方式方法來實現,從西方法治觀點我們可以得出要實現法治就要從控權和維權兩方面著手。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法治國家的主要標準,就是要在這個國家在控權和維權兩方面的制度設計與成果。

其次,要探討當代中國法治的具體情境,即法治在當代中國社會得以生長的現實基礎。當代中國社會從人治到法治的制度變革,無疑是當代中國社會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和矛盾所引發的,對當今中國的法治應理解為:

(1)法治術語治國方略的范疇。在這個層面上,法治與認知是對立的,其界限是:當法律與當權者個人意志發生沖突時,是法律高于個人意志。

(2)法治是民主的治國方略,這是法治質的規定性。民主理論關注的是私人權利對公共權力的控制,作為民主的治國方略,法治的功能在于控制公權、維護私權。法治的主體是人民或是公民,客體是國家機關及其掌握的公權力,法治的重點是依法治吏,而不是依法治民,法治絕不是統治者治理被統治者的工具。

(3)把法治理解為民主的治國方略,凸顯了制度設計的重要性。法治作為治國方略非政治口號,重要的是把法治制度化。法治需要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把宏大的原則具體化、現實化,把法治定位與民主的治國方略,有利于擺脫對法治實質價值的過多糾纏,把關注點轉移到制度設計上來,這樣才能避免制度虛位的出現,才能避免法治問題上“大而無當”的空談。

二、法治成本的界定

(一)法治成本的概念

成本本身是一個經濟學的范疇,是指“為獲得一定利益而付出的代價”,通過對不同控制模式的治理成本間的比較來選擇最佳的控制模式及其組合,以達到控制成本的最小化和控制績效的最大化。

(二)法治成本的種類

1.法治的政治成本。法治的政治內涵較為豐富,既包括法律制度的設計成本、法治的運作成本、法律制度的維護成本,也包括法律在調整不同利益群體矛盾和沖突的成本。政治成本往往具有一個個長期的積累過程,一次法治的不公平不能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但是這其中也是有成本的,如果失誤屢屢發生或者是通過法治不能糾正,那么法治的為新和形象就會在此過程中悄然發生變化,最后累計起來就會變成危機,這種危機具有破壞性,甚至導致整個法治大廈的崩塌。

2.法治的意識形態成本。所謂意識形態成本是指社會執政者為了使自己的價值觀念、道德準則、信仰信念等成為統治地位意識形態而付出的代價,以及為意識形態與時具進、開拓創新、豐富發展而不斷付出物質和精神代價。法治作為一種最優的治國方略,就必須是一種社會的首要的意識形態,也只有其是首要的意識形態才能成為一種最優的治國方略。

3.法治的信息成本。法治的信息成本包括法治的信息傳遞成本和信心控制成本,前者指的是法治的意圖在各級執法組織傳遞過程中產生的成本,信息在組織結構中的傳遞經過不同的節點與不同的層次會發生不同程度的衰變、弱化,復雜的組織機構會導致信息弱化程度加速、成本增加。如果信息傳遞成本過高,則意味著效率低下,信息的控制成本是進行信息反饋而產生的成本,信息反饋是進行管理的重要手段,信息反饋途徑與組織管理層之間的障礙條件越少,所產生的費用就越少。

4.法治的時間成本。法治作為一種治國方略,其產生、發展都必然會付出一定的時間。時間具有一維性,法治的推行必然是一維性的,任何一種法律從頒布到實施都是時間的結果,這也充分說明了法治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時間就是效率,把握好時間成本,才能提高法治效率。

5.法治的機會成本。機會成本又稱擇一成本,指的是在事物發展過程,選取一個利益而放棄另一個利益所付出的代價或喪失的潛在利益。

三、法治浪漫主義

(一)法治浪漫主義的概述

法治浪漫主義是激情的產物,法治浪漫主義就是對法治的不且實際的非理性的奢望。主要表現為:

1.法律萬能論。把法律看成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一旦社會有什么弊端,就想到用法律把它規范起來。

2.法律無代價。只看到法治的優勢和能帶來的預期利益,看不到法治的弊端和實行法治必須付出的代價。和其他事物一樣,法治也是一并雙刃劍,是利弊共存的,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實行法治也需要一定的代價,甚至是昂貴的代價。

3.法律激進論。認為既然確立了法治的目標,就應該大刀闊斧地干起來,通過激烈的社會變革實現法治,認為法治是可以通過一系列的立法活動而一蹴而就的。

(二)法治浪漫主義產生的根源

1.是出于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迫切心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入,社會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兩極分化嚴重、農村勞動力嚴重剩余,農民負擔過重,農村社會發展遲緩、下崗工人形成城市貧民階層、生態環境惡化等這些問題引起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為了盡快解決這些文的的迫切心情使得人們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法治上,希望法治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

2.對法治的理論認識不足。認為法治產生是由于政府的權威,法治的目的也是維護政府的權威。認為政府是法治的主要推行者,長期主體意識的缺失,使得人們對法治的認識比較膚淺,所以在法治初期階段,人們大談法治所帶來的好處,很少談論法治的弊端,這就很容易產生的法治的崇拜,這也就必然產生了法治浪漫主義。

3.是人們思維習慣所造成。法治浪漫主義為人類提出了奮斗的目標,為實踐提供指引,使得人們陷空想完美的境地,也是由于中國的悠久的歷史的影響。

四、法治浪漫主義的消除

1.對法治功能的正確認識。首先,法律只能涉及人的外部行為,只能調整人的某些行為,不是全部行為,法律在調整人的行為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企圖把人們的一切行為都納入法律的調整范圍最終只能碰壁,法律是因行為的存在而存在。其次,要認識到法律不可能對人們的千差萬別的行為作出詳盡的規定,任何社會的法律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把一切行為納入其中,立法者認識能力和立法水平相對有限,導致立法會出現真空和漏洞,再次,法律不可能平等地保護每一種利益,人們之間的一切法律沖突實質上都是不同利益之間的沖突,在兩種利益沖突之間,法律不可能兩全齊美,只能保護一種利益,只能就利益按照立法的價值進行選擇。

2.樹立法治成本主義觀念。法治作為一直治國方略,作為一種公共產品,無論是制定、實施、遵守都是有成本,不是無價的。

(1)減少法治的政治成本――立法成本的減少

首先,在立法過程中,應該適當的引入公民的政治參與。公民的政治參與的功能有:

第一,公民的政治參與為公民表達自己的要求、愿望和利益提供了有效地途徑。第二,公民的政治參與有利于政治過程的健康運作,在政治過程方面,公民的政治參與有助于政策的合法性,糾正決策的失誤,實現決策的科學化;公民對政策的支持或意見反饋有助于政策的順利執行以及對存在問題的修正,在人事過程方面可以保證政治精英和政府公職人員的產生以及隨后的行為沿著民意的方向運作,保證政治體系具有吐故納新的代謝功能,為政治權力的運作補充能量。第三,公民的政治參與有助于政治發展的穩步推進。這樣就可以避免制定的法律沒有實施的社會基礎。

其次,注重立法者的素質。人大代表不只是榮譽,要能夠勝任立法工作要求。避免制定出來的法律質量不高,造成立法效率低下。

再次,保護立法與實施協調與經濟發展協調。法律之間需要協調下一層次的法 ,不得與上一層次的法相抵觸,保持法制的統一。

(2)減少法治的意識成本――公民法律意識的培養

公民的法律意識是法治的社會思想基礎,在法治成本中要考慮對公民法律意識培養的付出。嚴格的依法辦事或依法治理為法治的實現所必需,并不等于或并不必然地導致法治,只有依法辦事或依法治理根植于法治價值目標的理性土壤之中,統攝于法治理念之下,法治才能得以完整的實現。作為法治的社會思想基礎和精神支撐的公民法律意識,不僅內含著對法律權威的認同、崇尚和信仰,更充滿著對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價值目標的尊重和渴望。

(3)減少法治的時間成本――增加法治實施的協作性

雖然時間是一維性,時間的容量是可以改變,在立法和執法過程中應降低工作的反復性,提高單位時間的利用率,提高完成任務的協作性,協作性是合理利用時間的一種重要方式,應把各種關系緊密的法治目標按照程序鏈接起來,形成順暢的任務實施流程,提高效率,增進各個執法環節的合作。把法治成本納入執法考核中。

3.加強制度建設。制度具有權威性、規范性和穩定性的特征,體制和機制缺乏科學性,會妨礙成本投入決策科學性和準確性,在制定制度時就要充分考慮其成本,在執行制度的同時就要嚴格按照制度予以執行,防止制度的軟性。要建立好關于法治的評估和考核制度,使得成本與效率成為考察法治水平的標準,使得法治的效率得到提高,這樣也能嚴格責任追究制度,對法治成本高效率低程度給予改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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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以升.《法治問題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

[3]《現代經濟辭典》.江蘇出版社,2005

第8篇：法治社會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統計數據；統計安全；統計法治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4-0-01

由于現階段我國的統計法還不是很完善，在某些方面統計數據還是會受到人為因素的干擾。我們知道一個法治的基礎是這個法治的建設，統計法治也一樣，由此，我國推出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處分規定》，這種規定的推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統計數據質量與國家統計安全

國家統計安全從字面上的意義理解就是保證國家的統計工作安全地進行，不受到外界的干擾。具體表現在數據的安全性、活動的安全性、技術手段的安全性。

在國家統計工作中所受到的威脅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內在威脅、外在威脅、技術威脅。這三方面對統計工作的影響是相互關聯的?？偟膩砜?，人為因素對國家統計工作所帶來的影響最嚴重，這種影響直接使統計數據發生變化。國家設立統計部門的目的是為了為國家的管理和決策服務，通過對數據的采集和分析給國家的管理和決策提供可靠的科學依據。因此不合理的數據會影響到國家的決策，是國家對各個部門的管理缺乏依據。如果一個國家的統計數據不真實，那么會對這個國家造成多么大的危害我們可想而知。

第一，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統計數據密切相關，統計數據失真會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例如上次全球性的全球危機，給人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們知道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是具有周期性的，我們能做的只能是控制經濟周期的波動大小，延長周期的長度，最重要的就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正確的判斷經濟發展所處的發展階段。

第二，一個國家的社會安全與統計數據也有一定的必然聯系，統計數據失真會對國家的社會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脅。除此之外，統計數據同樣制約著社會的穩定。比如，在中國的六十年生的“”每畝地的糧食產量超過萬斤的嚴重失真數據，沖暈了老百姓的頭腦，向上級部門謊報糧食產量數據，導致領導對國家糧食的生產形勢產生了錯誤的評估，對糧食征收額度大大的超出了農民的承受范圍，造成了中國大部分地區鬧糧荒，大量老百姓因饑餓而死亡，在很大程度上給社會帶來了負面影響。

第三，一個國家的政治安全與統計數據也有密切的關系，統計數據失真會嚴重影響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數據統計管理人員憑借虛假的數據來謀取利益，這種行為在當今社會非常多見，我們稱這種行為是數據腐敗。這一現象明顯的反映出領導干部的思想覺悟存在著問題，深層次的反應了黨風和政風問題。

二、統計的本質與統計法治

正如我們所想，統計就是有目的地去搜集數據，然后對這些數據進行研究討論，從這些數據中得到一定的客觀規律。當我們進行某一項的統計活動時我們要明確統計的目的，統計的內容和統計方法這三項最基本的步驟，其中“統計的原因”是數據統計的根本，只有知道統計的是什么，統計的思想，下面的統計工作才能順利的進行。毫無疑問，統計目的決定著統計結果。

總的來說，統計的本質就是通過數據整理來制定一些法制法規來適應社會的發展，雖然在不同的階段統計目的有所不同，但在統計過程中所得到的數據都是人類的需求。因為，在各個社會階段，人類都是在尋求自己的真理，而統計則是得到真理的有效途徑之一。如果在一個社會階段統計數據失真，那么會嚴重影響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說統計數據的真實性就是統計活動的生命線。

三、統計法治需要多管齊下

第一，領導干部必須遵守統計法制，領導干部要給大家起著榜樣的作用，值得人們去效仿。如果在領導干部中出現了錯誤，在數據上弄虛作假不能保證統計數據的真實性，不能給大家起著模范作用，這樣就會引起大家的效仿，時間長了，在整個社會中就沒有良好的統計環境，那么統計法治就會在人們的腦中漸漸的淡去。

第二，統計法治需要每個人的積極響應，也就是說要搞好統計法治就要以提高人民的統計素養為前提條件。這里的統計素養指的是人民對統計相關知識的了解程度和他們的統計理論水平，更主要的是人民能否恰當的運用統計理論于實際生活中。我們知道，統計知識是統計法治的基礎，統計觀念是統計法治的靈魂。因此，統計法治是以人民的統計素養為前提條件，如果人民對統計知識了解甚少，那么他們在實際生活中就不能確切的理解統計的意義和對過程的重要程度，甚至會隨意的編造數據，這樣會嚴重影響統計活動的正常進行，統計數據的真實度也會大打折扣。因此我們要提高人民的統計素養，在實際生活中通過典型的案例去引導民眾對統計法治認識性，讓民眾意識到統計違法會給自身和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使《統計法》和《處分規定》深入人心。

第三，輿論對于統計法治具有重要的作用。輿論既具有正面的宣傳引導作用也具有負面的監督批評作用。如果我們正確的使用輿論會給統計法治帶來重要的意義。我們知道輿論的力量是強大的，隨著社會的發展，網絡、電視等各種傳媒設施已經普及到家家戶戶，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媒介來對統計法規進行宣傳，對老百姓進行統計知識的普及，對于那些違反統計法律法規的人和事要大膽的曝光。使公眾都參與到統計法治的輿論范圍中，揭發檢舉周圍違反統計法律法規的人，對于那些對統計法律法規有貢獻的人要給予物質和精神獎勵。此外，要爭取到各個大網站和報社的支持，利用這些強有力的渠道做好統計工作的宣傳工作。目前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做好《處分規定》的宣傳工作，為《處分規定》的宣傳工作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并進行有力的監督。

除此之外，我們要對傳統的統計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形成一個集中統一的國家統計系統，能夠克服人為因素的干擾，給統計法治一個更加良好的發展環境。

參考文獻：

[1]李金昌.淺論官方統計的本質[J].中國統計,2005(12).

第9篇：法治社會的理解范文

論文關鍵詞 領導干部 法治思維 法治能力 國家治理

領導干部的法治能力是當前國家治理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同志在十報告中強調，要“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這是執政黨第一次把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寫入行動綱領，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也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秉h的十報告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領導干部的法治能力以及國家治理能力的相關論述是新時期黨對領導干部國家治理能力的的基本要求，是對各級領導干部提升法治能力的新期望，是當前各級領導干部治國理政的行動指南。它不僅對領導干部的國家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以及行為準則等方面產生積極深遠的影響，而且對于保持國家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意義重大。

一、領導干部法治能力的內涵

按照黨的十報告的基本精神，領導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法治思維強調的是對法治的理念態度，在思想觀念層面提出的明確要求；法治方式是行為準則，在操場執行層面提出的明確要求，二者為實現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了方向。

法治思維就是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運用法律的邏輯分析法律問題和處理法律事務的思維方式。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就是強調領導干部要具有用法治的要求觀察、分析、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

一方面，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應該建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如果沒有法治理念，沒有對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精神以及法律邏輯的綜合思考與分析，是不可能形成法治思維的。

另一方面，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是對法律問題的分析和法律事務的處理的思維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要求我們對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有清楚的理解，為準確適用法律奠定基礎，同時還要有認識和解決相應問題的法律精神。只有有了認識和解決相應問題的具體法律規范、法律原則，確定它們是否與法律精神和法治理念一致，進而才能決定是否應將之作為認識和解決相應問題的依據。

建設法治社會，需要各種社會關系的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促進，需要社會各方面均衡發展，共同進步，需要全體社會成員尤其是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的提高。特別是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法治作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最有力的保障，必然要求領導干部普遍的法律意識和法治思維。它要求領導干部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樹立法律至上觀念，主動地、積極地學習法律知識，自覺、認真地遵守和實施法律，成為學習法律、遵守法律、實踐法律、維護法律秩序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