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金融監管發展史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金融監管發展史范文

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是我們做好經濟工作所必須遵守的一條準則。按照這一要求，愈要清醒地看到經濟社會發展和金融服務中存在的新情況、新問題，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特別是在如何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進一步加強和改善金融服務，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和質量，是當前乃至今后亟待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一、按科學發展觀要求，反思服務潛在問題，增強憂患意識

“方便、快捷、通暢、準確、安全”是金融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服務”創優質，服務連著社會主義制度，服務連著各行業生存與發展、連著千家萬戶、更連著我們金融業的今天和未來，金融業的服務質量好壞要由人們來評定，即命運掌握在人們的手中。筆者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結合實際對縣域金融服務情況進行了認真調查、了解到金融業在服務中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問題。問題一有時客戶到部分金融網點辦一筆業務加之排隊需要等候的時間少則十分多分鐘多則一小時，辦一張銀行卡需要等候時間更長；人員素質和業務能力差、差錯率較高，時而引發矛盾；尤其是縣級行發行庫撤消后，有些金融網點出現現金供不應求，“存款自愿、取款不及時”的問題更為突出。問題二在服務“三農”中“貸富不貸貧”，貸款手續繁瑣，信貸服務質量差的問題顯現的更加突出，致使金融服務產生諸多的矛盾，不少急需資金的業戶為發展生產只好把目光投向民間借貸，有些困難業戶膽小不敢向民間借貸，只好繼續受著資金缺乏的困擾。問題三由于金融網點服務效率低致使部分有錢業戶把錢留存在家，從而影響了金融市場流通，勢必產生區域性風險；受資金制約農民擴大再生產比較困難，收入無法提高，因此，其購買力長期在低水平徘徊。有資料顯示，占全國近70%的農村人口中社會購買力不到40%，城鄉差別拉大，農村與城市居民消費比例差距拉大。迅速改進金融服務方式方法，提高服務水平和質量，增強憂患意識已刻不容緩。

二、樹立科學發展理念，深入挖掘服務潛能，防患于未然

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必然要求我們要保持清醒頭腦，對金融服務和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苗頭性的矛盾要高度重視，決不能掉以輕心，要做到未雨綢繆。要用科學發展的眼光重新認識金融服務工作的定位問題，研究進一步拓展金融服務的發展空間，實現金融服務工作由具有行政管理色彩的具體操作向科學管理、綜合服務、宏觀協調方面轉變，全面提升金融服務層次，推進科學發展觀指導金融服務上水平，加強系統維護和賬戶、現金管理，全面提升窗口服務工作的現代電子化水平，樹立現代化的服務新理念。

深入挖掘對“三農”服務的潛能，充分發揮農村金融主力軍的作用，把支持農業發展作為踐行科學發展觀的一項首要工作，抓緊抓好抓實抓出成效。為使金融機構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特別是農村，加快為農民生產發展創造條件的步伐，就必須建立良好的服務機制、激勵機制和制度約束，其中最主要的是通過借鑒國際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讓農村金融機構員工和管理者都得到良好有效的激勵；用市場化管理服務手段引導農村資金服務“三農”。

三、樹立科學發展信心，深入拓展服務功能，以人為根本

新時期的金融服務功能，關鍵是如何用科學發展觀的理論來指導服務工作實踐。首先，誰能為人們提供方便、快捷、準確、安全和獨特的服務，誰就能贏得客戶，也就能贏得較好的效益。也就是說，當人們需要你的時候就在身邊，讓人們方便地去獲取服務，實現人們的愿望，滿足人們的需要，維護人們的利益，它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和落腳點。諸如，街面的自助快餐店就是如此，當你餓了的時候，隨時就可以就餐、方便快捷、熱情好客，人們都喜好選擇快餐店去就餐。難到金融部門就不能普及到自助快餐店那樣方便自如，熱情服務嗎？筆者認為，服務也要講科學，講文化層次。其次，服務應以方便、快捷、通暢、安全為主，當今社會，電子科技在不斷進步，當今無論是大人、還是學生手中都有一部手機，無論在什么地方，它可以用最短的時間同你取得聯系，方便快捷能及時與你溝通。同樣，網上銀行和自助銀行在農村還比較生疏，金融部門要加大宣傳力度，經常送金融知識下鄉，舉辦培訓班為人們講解金融知識，大力提倡和普及個人網上銀行服務，加快自助銀行建設，完善虛擬網絡功能，使電話銀行、手機銀行等更多地承擔對外服務功能，不斷拉近城鄉差別化服務內涵，切實達到方便、快捷、通暢、安全的目標，提高工作效率，達到贏得服務對象滿意之目的。

第2篇：金融監管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民間金融；企業融資；中小企業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8-0057-03

一、“小額貸款”的背景及價值

（一）“小額貸款”發展的背景

20世紀70年代初期，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開始把“消除貧困”作為構建包容社會的國家戰略。一些政府機構或民間組織開始探索各種消除貧困的可能方式。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不約而同的看到了信貸在這個領域的積極作用，紛紛提出了各種旨在扶助民間經濟和貧困群體的信貸模式，如南亞的印度模式、東協的印尼和菲律賓模式、非洲的南非模式、南美的巴西和秘魯模式等等。其中尤其著名的是，在因極度貧窮而被視為“第五世界”和“國際殘疾兒”的孟加拉，優努斯先生1976年創辦了全球第一家只向窮人發放貸款的民間銀行——格萊美鄉村銀行。在經歷了大量探索，突破了來自經濟體制、社會結構、發展機制乃至民間風俗等諸多障礙后，他提出了“小額貸款”模式，開創了一條幫助鄉村貧困群體擺脫貧困的道路。隨著“小額貸款”在孟加拉廣大鄉村的活躍和擴展，到2006年，該國鄉村地區已近1/3的貧困村民受惠于“小額貸款”，其中近1/3的群體走上了脫貧之路。如此輝煌的業績，使“小額貸款”從各種脫貧模式中脫穎而出，得到全球的矚目。對那些正致力于推進本國反貧困運動的政府機構、社會組織以及民間人士而言，“小額貸款”輝煌業績背后包含的是一系列全新的理念、組織和操作方式，如自助小組和中心會議等。這些新生事物吸引了大量的崇拜者爭相前往探究，以至一個時期出現了在通往孟加拉格萊美銀行總部的道路上拜訪者車水馬龍的景象。

（二）發展“小額貸款”的價值

1.“小額貸款”提出并實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幫助窮人擺脫貧困的方法。“小額貸款”的操作模式是在其長期探索、不斷創新中逐步成型的。這個模式的核心是自助小組（SHG）和會議中心制度。按照這個模式的要求：獲得“小額貸款”的村民的家庭財產必須低于規定標準。這些貧困村民不用提供抵押或擔保、也不用提供以往的資信資料，但是必須加入一個5～6人的自助小組（SHG），每7～8個小組組成一個會議中心。自助小組和會議中心的功能是在銀行職員的主持下，組織全體小組成員對貸款的申請、使用和償還實行自我管理、彼此幫助和相互監督。通過這種機制設計，“小額貸款”模式解決了貸款發放中“信息不對稱”、“抵押擔保”、“道德風險”等一系列難題，從而為向窮人提供持續的貸款幫助，并保證金融機構自身的資金安全排除了障礙。近些年，隨著消除貧困工作向邊遠鄉村和底層群體延伸，消除貧困的邊際成本逐步上升，為此“小額貸款”模式進一步引進“銀行資金、中介組織、窮人智慧”相結合的新模式以豐富其原有內容。這個新模式的核心是金融機構利用民間組織的各種專業知識對鄉村底層群體進行輔導，以喚起這個群體的潛在智慧和能力，使他們能夠自我管理。在此基礎上，銀行通過這些組織或者自己直接向已經具備自我管理能力的底層群體發放小額貸款。

2.“小額貸款”提出了一系列有重要借鑒意義的發展理念及發展方式。按照“trick-down”理論的觀點，當社會資源被注入城市上層群體并導致其收入增加時，其效應會向下波動，帶動下層民眾收入的普遍增加。然而，實際的發展進程似乎并不是這樣的。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與這種發展相伴而生的城鄉兩極分化以及由此帶來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現象。“小額貸款”實踐的是一種與改善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發展理念和方式。在理論上，它信奉的是一種與“trick-down”截然相反的，被稱之為“trick-up”的發展理論。按照這種理論觀點，當更多的資源被用于社會底層群體并使其收入增加時，其效應會向上傳遞，給中上層群體帶來利益。在實踐上，這種發展方式確實有利于將整個社會帶上一種和諧發展的軌道。比如，當大量底層群體的收入提高后，其消費能力也會相應提高，從而帶動國家相關產業更有力發展。特別重要的是，村民們由此形成了一種自我管理、相互協調的氛圍。在這種氛圍中，村民們不僅開闊了眼界、增加了技能，還培育了主人意識、責任意識等。這些都為村民基本素質的普遍提高，公民社會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二、“小額貸款”不斷拓展的啟示

1.“小額貸款”就如何利用信貸在鄉村中開展反貧困活動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理念。這些理念確定了他的行動方向和方式。“小額貸款”的反貧困理念產生于對鄉村底層群體的廣泛考察和深刻認識，是構成其操作模式的基礎，其實也是解釋“小額貸款”如何運行，為什么成功的答案所在。

在如何看待信貸方面。“小額貸款”認為，信貸并不存在排斥窮人的天然屬性，只是人為的制度設計，如民間金融組織的“禁入”、信貸的抵押制度等才造成了這種不平等。信貸應該是人的基本權利。但是，“小額貸款”并不認同有些持有類似觀點的人士把“信貸”當做慈善的工具。他認為，以“信貸”的名義做慈善不僅幫不了窮人，反而會毀了他們。只有把窮人當做銀行的客戶，堅持還本付息的商業化運作原則，才可能把消除貧困的事業越做越大。

在如何看待窮人方面。長期以來，有關窮人智慧、貧困原因的話題基本由一些習慣認識主導。決策者和銀行家們看不到窮人的智慧，不相信他們有能力解放自己。因此，決策者們更愿意以“施舍”的方式解決貧困問題，銀行家們則在窮人的“抵押”、“擔保”問題面前一籌莫展，他們都始終沒有找到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的鑰匙。“小額貸款”的創始人以自己的生活經歷以及通過對孟加拉鄉村廣泛而深入考察，看到了鄉村底層群體，特別是窮人婦女與貧困抗爭的大量事例，透過這些事例，進一步看到了潛藏在這個群體身上的智慧和潛能。“小額貸款”從這些考察得出兩個基本結論：首先，信貸是一個幫助窮人擺脫貧困的有效的工具。其次，在這個群體中完全能夠營造一種良性的信貸氛圍。這些理念的核心是“相信和依靠群眾”。在這些理念指導下，如上所述，“小額貸款”將鄉村最貧困的群體視為自己的基本客戶，并在鄉村地區建立了相應的組織體系及運行模式。

2.“小額貸款”就如何發揮民間力量解決貧困等社會問題展示了一條有效的道路。20世紀70年代以后，很多國家政府意識到了單純由行政力量解決貧困等社會問題的局限性，開始了開放民間力量參與到各項社會事業的建設和管理中來的改革嘗試。在這一改革過程中，作為開放產物的“小額貸款”，以自己的成功實踐展示了開放民間力量解決社會問題的必要條件和可行性，并為此提供了具體的范例和經驗。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孟加拉反貧困活動向更邊遠地區和底層群體的延伸，消除貧困的邊際成本逐步提高。對此，“小額貸款”的對策是在堅持“開放辦金融”的方向上，更廣泛的吸引民間力量，如小型金融組織、非政府組織、培訓機構、公益機構、志愿者組織等參加進來，發揮他們各自的優勢。為此，他汲取印度的經驗，針對邊遠鄉村底層群體“閉塞”、“落后”的情況，采取了將“窮人的集體智慧、中介的組織能力、銀行的信貸資金”密切結合的操作模式。在實施中，這種模式因地制宜主要形成了三種操作方式：（1）村民自助小組由銀行組織，并由銀行向小組成員提供貸款；（2）村民自助小組由民間機構組織，然后由銀行直接向小組成員提供貸款；（3）村民自助小組由民間機構組織，銀行通過民間機構向小組成員提供貸款。進入新世紀，“小額貸款”為了支持本國及全球反貧困活動的深入發展，開始將吸引民資、民智和民力的眼界擴展至全球。比如，為了幫助各國小型金融組織引入更多的信貸資金，“小額貸款”發起了通過專門設計的擔保機制，將發達國家上層社會的閑置資金引入到發展中國家消除社會貧困的運動中來的活動。

3.“小額貸款”對傳統金融體系的“壟斷”性提出挑戰。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結構基本上是“扁平”狀的，即金融機構都是清一色由政府掌控的大型銀行組成，社會的信貸資源由這些大型銀行掌控。這種單一層次的金融結構適應了高度“集中”體制下的經濟運行。但是隨著市場主體多元化，民間經濟對金融服務需求在規模和質量上都不斷提升。當這些需求無法從“正規”的金融結構那里得到滿足時，他們就只能求助于高利貸組織。在這種矛盾背景下，一批像格萊美銀行這樣的民營金融組織以“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試水。民營金融組織的進入改善了傳統的金融結構，將其由單主體、單層次的“扁平”狀轉變為多主體、多層次的“圓錐”狀，從而能夠提供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金融服務。這些民營金融組織的進入，還將競爭、效率、創新等要素帶入傳統金融結構中，對迂腐、低效的傳統銀行體系產生沖擊。在此背景下，大型銀行不得不開始改革，開始向以往不屑一顧的低端群體拓展市場。多層次金融結構逐步形成。 轉貼于

4.“小額貸款”對傳統銀行業務模式的“封閉”性提出挑戰。傳統銀行開展的是“正規”業務，業務對象以高端大型客戶為主，客戶提供抵押或擔保，銀行提供貸款，雙方的交易關系非常單純。但是，“小額貸款”的客戶來自鄉村底層群體，他們沒有抵押資產，也沒有合格擔保。要在如此簡陋的條件下，在幫助底層群體擺脫貧困的同時，又保證自身的生存發展，就必須對傳統的信貸模式進行了“脫胎換骨”式的革新。“小額貸款”為此在信貸業務的各個環節上進行了全面創新。在業務環節上，“小額貸款”通過自助小組和會議中心等機制設計，將窮人客戶們組織起來，通過彼此的監督和合作，解決了貸款發放的合理性和歸還的及時性問題。為了保證銀行職員及其業務活動與當地村民的密切聯系，“小額貸款”在網點選址、職員選聘、管理制度等環節上采取一系列相應措施，如將網點布局于村莊中，網點內外建筑布局盡力通俗，網點職員從當地村民中選聘，職員要對當地村民的成長歷史建立詳細檔案等等。在日常工作中，網點職員與村民保持著經常性的接觸。如每周的工作安排是：周六到周三上午參加當地村民自助小組周例會，下午走訪村民或處理信貸業務，周四處理網點的財務事物，周五為穆斯林假日。這些年，“小額貸款”還根據鄉村經濟發展的需要，利用自己的網點、人才及信息優勢將信貸業務進一步向市場中介服務領域拓展，如協助鄉村手工業開拓海外市場，協助政府在鄉村地區開展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等。顯然，“小額貸款”的上述業務模式是那些傳統大銀行所不屑也無法開展的，但是，正是這種與當地村民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融為一體的全新的信貸模式，使“小額貸款”解決了這些大銀行難以解決的窮人貸款的“抵押”、“擔保”等一系列難題，為可持續的向鄉村向底層群體提供貸款幫助創造了條件。

三、發展民間金融的幾點啟示

1.解決貧困等社會問題，需要全面開放民資、民智和民力。解決貧困等社會問題，需要全面開放民資、民智和民力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在消除貧困、推進社會進步過程歷經曲折之后得到的普遍認識。20世紀50年代起，發展中國家陸續獨立，紛紛開始把消除貧困、推進社會進步作為國家戰略。最初，決策者期望通過官方力量解決這些問題。在金融領域，政府主要依靠和發動國有銀行去向鄉村民間經濟提供貸款等金融服務、為此投入了大量社會資源，比如貼息、減稅，甚至動用財政資金為銀行提供資金支持等。但是經過一番努力之后，這些政策不僅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將銀行體系拖入呆壞賬的旋渦中。與官方力量舉步維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些民間力量卻在這一時期沖破重重阻力，活躍于鄉村地區并取得許多佳績。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些因素，20世紀70年代以后，許多國家政府啟動了改革開放運動，開始正視民間力量的作用并積極推動他們進入社會各個領域。這些國家的教訓表明，在解決貧困等各種社會問題中，單純依靠覆蓋面和滲透力均很有限的官方力量是無法奏效的，唯有開放全社會的力量，充分調動民智、民資、民力才可能取得真正進展。

2.民間力量的全面參與，需要政府轉變思路、拆除障礙、完善環境。實踐已經表明，民間力量的廣泛參與是解決貧困等社會問題的必然選擇。但是，民間力量全面參與社會事業，首先要遇到“準入”障礙。在孟加拉等許多發展中國家，傳統的社會經濟體系處于較高的“集中”、“壟斷”、和“管制”狀態。民間力量的進入，只有在政府拆除“準入”障礙的條件下才可能成行。其次要遇到“發展”障礙。民間組織與國有大型經濟組織不同，他們既無法影響外部環境的走向，也難以消化外部環境的損耗，他們的正常運行，特別是發展、壯大對外部環境的依賴很大。所以，政府在拆除“準入”障礙之后，還必須完善相應的制度環境。但是，拆除障礙、完善環境意味著放棄舊的利益格局，這就需要政府痛下決心、徹底從傳統的體制中走出來。

3.政府拆除障礙、完善環境的能力，來源于政府治理的徹底性。從傳統“管制”政府向現代“服務”政府轉變，政府要摒棄傳統的“管制”理念，樹立與民間力量（私人部門和所謂的“第三部門”）攜手合作的理念。這種理念的基礎是民主思想、法制觀念和合作精神。在治理理念徹底轉變的基礎上，還要完善相應的制度體系，比如責任制度、公示制度、聽政制度、監督制度等等，以不懈的改革精神實現政府治理的基本目標：限制權力、規范行為，擔負起代表、服務和維護公共利益的責任。良好的政府治理與良好的社會治理相輔相成。政府權力的收斂、規范為實現放松社會管制、保障私人權利、規范社會行為的社會治理目標鋪平了道路；而良好的社會治理環境帶來的公民公共關系網絡的集聚，民間力量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又會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特別是廣泛參與的民間力量會搭起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橋梁，由“洪水猛獸”轉變為政府對社會實行有效治理不可或缺的伙伴。

參考文獻：

[1]Small loans， big dreams: how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Muhammad Yunus and Microfinance are changing the world.Hoboken， N.J.：John wiley&sons，2008.

[2] 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Indian and global experiences.New Delhi: New century publications，2008.

第3篇：金融監管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次貸危機;金融監管;金融監管改革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309(2009)12-0054-03

2009年6月,奧巴馬政府提出了《金融監管改革新基礎:重建金融監管》,表明美國政府正式對1999年通過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方案》確立的自由市場、自由競爭原則進行修正和改革。究其原因,是因為將次貸危機的爆發歸因于金融機構在市場競爭中對高額利潤的追求導致高風險投資品種的創新,以及監管機構未能切實履行職責,導致市場風險的高度集中。本文試圖探析金融危機的爆發與金融監管的內在聯系,并分析今后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

一、次貸危機的爆發原因與金融監管缺失

美國金融監管實行的是多頭監管的原則。聯邦貨幣儲備委員會(FED)、美國貨幣監理署(OCC)、證券交易委員會以及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等機構共同構成了美國的金融監管體系。在眾多的監管機構中。美聯儲作為美國的中央銀行因具有最終貸款人職能而處于監管機構的核心。在次貸危機爆發的前幾年,美國經濟在持續的低利率政策以及布什政府強勢美元的推動下。處于一段高就業、低利率的黃金發展時期,市場預期一片高漲。在此推動下,美國金融機構進行了大規模的兼并重組,形成大型金融集團。實行對銀行、證券、保險業的混業經營,并廣泛利用工程技術和計算機分析,大規模創新金融產品,試圖滿足客戶個性化金融需求,創造出低風險高收益的金融產品,次級貸款就是在此背景下創造出來。

次貸危機的發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反映了金融創新型產品可能造成的系統性風險。然而,普遍認為,監管機構事前的監管缺失,也是次貸危機發生的原因之一。總結監管方面的失誤與此次危機發生的內在聯系。對于避免相似危機的再次發生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金融機構與監管對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信息不對稱是監管對象規避審慎監管的重要原因,在現行的監管模式下,對表內資產尤其是作為銀行傳統業務的貸款監管是比較嚴格的,而且要求提供相應的資本金支持。而金融機構運用復雜的工程技術創造了大量的高風險證券,這些證券往往作為表外資產不在資產負債表中列示,而僅僅作為附注項目在資產負債表后列示。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準則不但賦予了此類金融工具的順經濟周期變化的特性,也使得監管機構和投資者對銀行的真實財務狀況處于明顯的信息劣勢。此次危機的發生正是由于表外資產的惡化擴展開來并向實體經濟傳染。因此,加強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不僅要求其披露表內資產負債的資本金比率,而且要求表外資產在設計初期即向監管機構和社會公眾提供其相關基礎資產信息,提供設計原則、風險提示和備付金比率具有重要的防范意義。

第二,監管機構之間缺乏相應的協調溝通機制

在現行多頭監管模式下,一方面造成了監管套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監管真空。在事實上混業經營的情況下,金融機構同時經營多種業務或通過創新產品進行跨行業經營,而分業監管造成了監管主體的重疊與缺位并存。金融創新使得一些金融業務處于不同金融機構業務邊緣,成為交叉性業務。對于這些金融創新,功能性分工監管使其既存在交叉監管的現象,又在危機爆發時產生無人負責的現象。普遍認為。對次級貸款尤其是次級債券的監管缺失是此次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通過設立制度化實體機構加強監管協調,在明確各監管機構的職責權限和分工邊界的基礎上,加強信息溝通和政策協調。做到監管覆蓋的全面性。

第三,監管當局的危機處理能力不足

在此次危機中,各個國家和地區對于問題金融機構的救助極為不力,美國政府和美聯儲坐任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閉成了處理危機過程中的最大敗筆,并因此將危機向整個金融市場蔓延。這一方面是由于對危機進程和危機嚴重性的判斷失誤,另一方面則是由于金融監管當局缺乏危機處置的手段與能力。這一現象反映了既有金融監管體系的一個重要缺陷,即在總體上,當前的體系是建立在“常態監管”理念之上的,它對于小概率極端事件的重視與準備不足。針對上述問題,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新方案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明確監管當局在危機處置_中的權限和程序。在這些舉措當中,突出的一點的就是強調建立危機處置的完備預案,同時授予監管當局在危機狀態下“便宜行事”的權力。

第四,對非銀行類金融機構的監管缺失

為保證銀行體系的穩健性,按照巴塞爾協議的有關規定,國際性商業銀行最低資本充足率要保持在8%以上,這一原則被各國監管機構認同并在國際范圍內實施。從而使得在杠桿化率非常高的金融行業中,各國商業銀行普遍具有較高的穩健性。然而,對于非銀行金融機構,既缺乏國際統一的國際監管標準,國內監管要求也非常低。如美國監管當局對投資銀行、住房類金融機構的資本要求都顯著低于商業銀行,導致這些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杠桿系數居高不下,杠桿倍數均超過30倍,從而導致經營風險急劇上升。此外,現行監管制度雖然對商業銀行的經營業務實施了比較嚴格的監管。監管手段也十分完善,但對非銀行經營業務監管卻非常寬松。如美國監管部門只對投資銀行的經紀業務進行監管,但對其投行和創新業務幾乎不實施監管,從而導致這些金融機構肆無忌憚地創新并最終導致此次金融危機;對于對沖基金等金融機構,美國現行監管體制下甚至沒有明確的監管機構和監管范圍,而鑒于對沖基金在歷次金融危機下的惡劣表現。有必要將對沖基金納入具有系統性風險金融機構的監管范圍之內。

二、美國金融監管新方案的主要內容

放松管制―危機―加強監管―繁榮―放松監管,一直是國際金融監管的循環之路。此次金融危機是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也把美國的金融監管政策從放松管制逼到加強監管的道路上。然而,縱觀金融改革新方案的主要內容,發現其以下原則不僅僅是對原有監管體制的簡單修補,而是在總結經驗教訓基礎上的革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來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

第一,堅持全面覆蓋的監管原則。針對監管真空的存在,美國監管改革新方案強調要消除監管盲區。實現全面監管。然而,全面監管不是對所有機構和產品賦予同樣的監管權重,而是要區分重要性和風險集中度區別對待。對于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機構。其監管標準要明顯高于其他類別金融機構。此外,所有衍生產品交易都要按規定保存記錄并定期匯報,要加強對所有參與OTC交易的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除需要

滿足規定的資本金要求外,其出售和持有此類金融衍生品的頭寸也要受到限制。

第二,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成為監管目標之一。2009年10月23日,美國成立了消費者金融保護署,邁出了金融監管改革的重要一步。根據改革方案。諸如信用卡、抵押貸款、個人儲蓄等與消費者密切相關的金融產品與服務都將受消費者金融保護署監管。這個監管機構的主要職責有兩個:一是監管金融機構。防止其對消費者發放掠奪性的貸款:二是保護消費者權益。次貸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大量金融機構對個人消費者濫發信用造成的,而次貸危機最終導致的仍然是消費者利益的損失。因此,防止掠奪性的貸款行為,確保消費者獲得他們能夠明白的諸如信用卡和抵押貸款之類的金融產品信息將成為消費者金融保護署的主要職責。

第三,建立實體化監管協調機構。負責協調監管信息,避免監管缺失。美國在監管改革方案中提出設立一個由財政部主管的,包括美國證監會、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聯邦住房金融管理局及其他銀行監管機構組成的金融服務監督理事會,負責統一監管標準、協調監管沖突、處理監管爭端、鑒別系統性風險并對其他監管機構進行風險提示。特別重要的是,該理事會有權從任何金融機構處獲得所需信息,并要求其他監管機構對其提示風險做出反應。這是美國政府加強混業經營條件下金融監管的重要舉措,也代表了未來金融監管的發展方向。

第四,強調監管機構的國際協調。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國際銀行業實行跨境甚至全球經營,在實現全球資源配置優化組合的同時,也帶來了金融風險的全球擴散。本輪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面對危機難以獨善其身。問題的解決需要世界各國的協調一致行動。美國監管改革新方案提出要加強全球監管合作,與世界各國監管機構相互交流信息和采取協調行動,避免國際間監管套利行為的發生。

三、對我國金融監管的啟示

本次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業的危害較小,是因為我國金融業開放性不足,資本流動尚存在一定的限制。然而,隨著我國金融業競爭以及居民對多樣性金,融資產需求規模的進一步加大,我國金融監管勢必面對較大的挑戰,因此,吸取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和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經驗,對于完善我國監管體制,防范風險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要加強金融監管機構的溝通和協調。我國目前“一行三會”的監管模式基本上適應了我國金融業的發展現狀,對于防范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然而,隨著金融開放的進一步加大,出于提高我國金融業競爭水平的需要。混業經營成為未來我國金融機構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實際上,我國多個大型金融機構已經成立了金融控股公司,實行實際上的混業經營,這對以后我國的金融監管提出了挑戰。一方面,要加強制度建設,完善金融企業公司治理,實現混業經營下資金和風險兩個防火墻建設;另一方面,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協調和一致行動也成為避免重復監管和監管缺失的必然選擇。2006年3月,中國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成立了“監管聯席會議”機制,成為監管機構之間互通信息的重要舉措。然而,考慮到未來金融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仍然需要研究將此種溝通機制制度化、規范化,同時建立牽頭機構,實現有領導下的協調監管,避免責任推諉。

其次,金融監管要在鼓勵創新的基礎上防范風險。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提高了金融企業的經營效率,增強了其競爭力;另～方面。對金融創新產品的監管不力可能導致風險的系統性擴散,危及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穩定。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金融企業普遍存在創新不足的情況,其顯著標志就是金融機構面向客戶提供的金融產品單一。金融企業籌融資渠道單一,資金運用方向單一。因此,目前我國仍然要大力鼓勵金融創新,為客戶提供多樣化、個性化金融產品以滿足我國金融服務日益現代化的需要。同時,監管機構要加強對金融創新產品的統計和研究,做到對不同類別金融創新工具適用不同的監管標準,對于有真實商業背景的衍生工具如掉期等大力鼓勵,對于僅僅改變金融工具風險和現金流方向的創新產品如資產支持證券要持審慎監管態度,堅持區分風險、分類監管的原則。

最后,要做到金融監管的全面覆蓋,加強監管經驗的國際交流,實現監管手段和監管理念的現代化。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提高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國市場的開放程度和金融企業的競爭能力必然全面提高。隨著加入世貿組織過渡期的結束,我國金融機構和國外金融集團已逐漸處于同一競爭平臺,國際金融風險已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向國內蔓延。為此、一方面應該借鑒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發展趨勢,實現分層次的全面監管;另一方面,利用金融危機后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新局面,加強與國際監管機構之間的溝通協調,了解國外金融市場發展的最新趨勢和監管機構的最新動向,從而對國內市場的發展起到借鑒作用,避免國外金融風險向國內的轉移和擴散。

參考文獻:

[1]李揚,危機背景下的全球金融監管改革:分析評價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中國金融,2009,(20)

第4篇：金融監管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中國；監管體制；趨勢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金融已經成了國家發展的核心，近些年來，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也正在迎接著新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世界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密切，國與國之間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跨國企業越來越多，不斷沖擊著傳統的金融規則與秩序。就此看來，我國傳統的金融體制監管模式似乎已經不再適應時代的需求，我們必須做出改變。

一、中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制現狀

目前我國實行的是以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為主，以銀證保三者為監管聯席會議機制的金融監管體制。而金融監管體制的主體則是國務院，國務院委托監管三大金融監管體制，金融監管體制只有通過國務院才能發揮其監管職能，所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2005年修訂后的“證券法”明確指出，國家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要對國家的證券市場采取統一管理、統一監督的措施，來維護市場秩序，以保障市場正常的運行。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雖然管理比較集中，但是正是由于這種過于集中的管理模式，才導致了監管體制之間缺少合作與交流，形式比較單一，與國際的交流少。而這種現狀已經顯然不能適應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挑戰，我們必須改變這一現狀。

金融危機造成了全球經濟的衰退。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市場經濟體，危機主要是通過貿易來對中國進行影響的。我國是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增長的緩慢，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出口業務。在2007年年初匯豐銀行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有60%出口的物資輸到發達國家，其中美國占了28%。2009年、2010年以來金融危機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不大，但不良貸款風險存在的條件下，房產等投資出現萎縮，中國經濟增長停滯。此外，中國企業銷售的賬款回收風險進一步提高。間接上造成銀行業效益增長停滯，銀行不良貸款出現反彈。

二、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金融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核心，隨著世界經濟與金融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國際金融行業正在進行不斷地發展變革。加強金融監管制度建設是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這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促進金融業改革和發展有序進行的重要保障。總理曾在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必須要處理好金融開放、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加強管理與監測跨境資本的流動，維護金融行業的安全與穩定。金融創新是當前我國金融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們應從金融危機中吸取教訓，謹慎創新，避免因金融創新而造成的十分嚴重的后果，使創新成為中國金融業穩定、健康發展的動力。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金融業一直在不斷創新，不斷走向更高的階段。但中國的金融創新無論是在制度、產品還是手段上都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初級階段的金融創新，導致中國目前利率市場化程度低，缺乏多元化的金融產品，金融機構的進入門檻過高，競爭程度不高，缺少新型金融機構。我國金融監管機構應該結合自身國情，密切地聯系金融市場，防止業務風險向金融風險的轉化，密切關注金融衍生產品的市場監管程度，加強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保證金融監管的前瞻性、全局性與有效性。

三、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發展趨勢

（1）向合作化發展。金融危機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和隱蔽性，它的多變性和復雜性特點也使金融危機的危險性擴大，波及范圍也擴大，以至于已經蔓延到世界各地，甚至是影響到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行業。我國的銀行、保險和證券金融行業，特別是發達地區的行業，已經導致許多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遭受了重大的損失，一些沿海地區的銀行和金融機構相繼破產。在這種情況下，內地的金融行業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承受住金融危機的打擊。為了能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處于不敗之地，我國的金融監管方式也必須豐富起來，最好是能夠采用靈活、多變、務實、高效的金融監管體制，實現廣泛協調、合作團結的監管體制，向合作化發展。

（2）向混合化發展。金融市場隨著經濟的發展也正在不斷發展壯大，在激烈的競爭背景下，金融業已經開始了創新和變革，新的金融產品也層出不窮，比如說由金融衍生出來的產品交易，受網絡環境的影響，網上銀行交易等創新業務也相繼而來，我們只有緊跟著時代的步伐，與時俱進，發展多元化的金融管理體制，鼓勵多元化的金融產品，開展多種類型的金融業務，為行業提供新鮮的服務和產品。監管的方式也應該更加具有針對性、和適用性，以提高金融行業的效率，適應混合化經營的需要，推動金融體制的組織結構體系開始逐漸向混業監管或完全混業監管的模式發展。

（3）向國際化發展。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國際之間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依賴性也不斷增強，很多金融活動已經跨越了國家的界限。但是由于各國金融監管體制的不一致，導致許多跨國企業利用其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分支來逃避國家的金融監管，鉆國家的法律漏洞，從事高風險暴利的非法經營活動，導致金融風險的蔓延和擴散。為了避免這一情況的發生，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必須要以國際為標準，將國家內部的監管法律法規與國際保持一致，加強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系與合作，強化聯合監管，使跨國金融機構的監管也趨于一致，走向國際化。參考文獻：

[1] 張穎蕾.金融危機下中國金融監管的思考[J].長春金融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1（2）.

第5篇：金融監管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金融發展 產業結構升級 實證分析

一 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

金融發展是相對于實體經濟以外的金融活動，具體包括金融中介的發展和金融市場的發展，表現為金融規模總量的增長與金融結構的改善和優化。產業結構升級就是指第二、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逐漸上升的過程，是在技術進步作用下，產業結構系統從較低級形式向較高級形式的演變過程，也即產業結構高度化。

經濟結構調整及優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是資本在不同產業的優化配置，而金融業的快速發展則為產業優化提供資金及資本支持，為產業結構調整創造良好的資本環境。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與其金融部門的發展狀況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

金融作用于產業結構的過程可簡述為：金融影響儲蓄、投資影響資金的流量結構影響生產要素分配結構影響資金存量結構影響產業結構。金融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為金融滲透于產業發展的全過程（包括存量結構調整和增量結構調整），通過籌資融資、資源配置和信用催化功能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實現機制，引導產業結構高度化、合理化。

二 實證分析

1.變量選擇

選擇第二、第三產業產值之和與GDP之比反映產業結構升級，記為SU。對于金融發展指標采用了三個指標：金融深化程度用廣義貨幣（M2）與名義GDP的比例（M2/GDP）來衡量，記為MG；銀行規模用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資金與名義GDP的比例來衡量，記為DG；股票市場的規模用股票市價總值與名義GDP的比例來衡量，記為SG。

2.單位根檢驗

本文采用ADF檢驗法，檢驗各時間序列的平穩性。通過ADF檢驗，其結果顯示原始序列上這四個數據的檢驗結果都沒有拒絕單位根的假設，可確定MG、DG、SG、SU都是非平穩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后的變量中DG和SG和SU是平穩的，而MG經過二階差分后是平穩的（見下表）。

3.協整檢驗

對一階和二階單整序列進行協整性檢驗。根據最大似然方法，四個變量之間協整關系對應的方程為：

SU=0.675+0.034×DG+0.086×MG+0.016×SG

（1.615） （3.885） （2.506）

從方程來看，金融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保持著均衡關系。MG、DG和SG每變化1%，SU同方向變化8.60%、3.41%和1.63%。通過構建向量誤差修正模型進行ADF檢驗，其ADF值為-3.012，位于10%水平上的臨界值-2.690外，所以它們已經是平穩序列，進一步驗證了協整關系。

4.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現在我們只知道MG、DG、SG和SU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但是這種協整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要進一步的驗證。我們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檢驗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下表所示。

從檢驗結果來看，MG是SU的格蘭杰因，反之不成立； SU是DG的格蘭杰因，反之不成立；SU是SG的格蘭杰因，反之不成立；SG和MG不存在因果關系；DG和MG不存在因果關系；SG和DG不存在因果關系。從上面結果可以看出，金融深化程度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銀行規模和股票市場的擴大，而金融深化程度、股票市場規模和銀行規模之間不會相互影響。

三 結論

從多元回歸模型可以看出，金融深化程度越高，就會使第二、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增加，而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下降。同時，產業結構升級促進銀行和股票市場的發展。目前，中國產業結構仍然是“二三一”的模式，第三產業增長緩慢，與世界發達地區的產業結構還有很大差距。所以，我們要不斷促進金融發展，利用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

參考文獻

[1]LEVINE，ROS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and Agenda[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6）

第6篇：金融監管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對沖基金；監管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2）06-0018-01

2005年4月8日，反映A股市場整體走勢的滬深300指數；2006年9月8日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在上海成立；2008年10月5日，證監會宣布啟動融資融券試點；2010年4月16日滬深300股指期貨正式掛牌交易。這每一步都表明了我國積極發展金融市場的堅定決心。隨后，2011年3月7日，我國本土首只對沖基金誕生，又一次開啟了我國資本市場的投資新途徑，這無疑為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但同時也將對沖基金的監管問題提上了日程。

1 發展對沖基金對我國金融市場的積極影響

發展對沖基金對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方面，發展對沖基金可以更好的滿足不同類型投資者的投資需求；另一方面，發展對沖基金能夠使我國金融市場的結構更立體化，而且還有利于提高我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

（1）推動金融市場發展。在對對沖基金沖擊東南亞金融市場記憶猶新的同時，我們應該同時認識到對沖基金積極的一面。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主要是針對市場的不完全性和非有效性，它的存在正好可以被金融當局利用，來發現金融市場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不足與漏洞，從而促進經濟結構改革，有利于抑制泡沫經濟的形成，推動世界經濟發展一體化。而且對沖基金具有很強的價格發現功能，使更多的信息傳導到市場，能夠有效提高市場的信息流動性，推動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

（2）促進金融衍生品的開發。在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過程中，金融創新必定是一個重要的過程，所以大力發展金融衍生工具，設計推出復雜的金融衍生產品勢在必行。對沖基金是通過市場中各類金融工具的組合運用，投資特點幾乎涉及金融領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對金融衍生工具青睞有佳，2010年我國正式推出滬深300股指期貨，但不足以滿足對沖基金的多樣化和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要求。因此對沖基金的發展和金融中心的建設可謂是相輔相成，未來的發展必定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逐步完善我國金融市場體系。

（3）促進金融人才的招攬與儲備。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除了需要種類齊全的金融產品、完善的金融服務以外，最不可或缺的因素當然是專業的金融人才。2008年次貸危機震蕩全球金融市場，但隔年我國中央政府就確立了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任務，這一舉措除了堅定了我國大力發展金融市場的決心外，另一方面又召回了大量在美國金融機構失業的華裔金融人才，可謂是為我國金融事業發展注入了一大強心劑。相信我國本土對沖基金的推出與發展同樣也會吸引一批有志金融人才來華大展拳腳，并在此過程中培養出一批適合中國金融市場的高級金融人才。

2 我國發展對沖基金必須考慮的問題

目前國內對沖基金仍舊任何時候都不允許“裸賣空”，也不允許杠桿透支交易，再加上我國證券市場上的對沖工具和手段匱乏，期權和融資融券等金融衍生工具并未完全放開，因此風險遠比海外對沖基金要小得多。但隨著這些客觀因素的逐漸完善，對沖基金的風險也會隨之放大，歷史上的幾次金融危機，如1992年的歐洲貨幣體系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2007年的金融風暴等，一定程度上都是由于對沖基金放大、傳導系統風險所導致的結果。所以在我國進一步發展對沖基金的同時，正確認識對沖基金可能存在的風險、合理設定針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法規，對于我國金融市場健康穩定的發展極具現實意義。

（1）基金經理人風險。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基金經理的專業能力。但基金經理人若是為取得融資，隨意夸大投資策略的穩健性與收益率，或一味的受高額利潤驅動無視風險，都將損害到投資人的利益。即使存在經理人業績報酬，但若潛在收益遠高于經理人的個人財產，這種約束機制也可能會失效。況且基金經理個人并不能承擔全部投資損失，實際產生的風險仍需整個市場消化，更可能造成整個金融體系的動蕩。

（2）財務杠桿風險。對沖基金本身的自有資金有限，大量資金來源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借貸，有時拆借的資金比自有資金高出幾十倍，若投資組合獲利，在杠桿效應下利潤也將放大。但財務杠桿是把雙刃劍，一旦投資失利，虧損也將是以倍數放大，不但損害借款人利益，更有可能產生連鎖反應對整個金融體系造成損害。

（3）靈活投資策略。對沖基金的靈活投資策略使傳統的靜態標準差無法對其動態風險進行全面的分析和判斷。風險評估是監管的一個重要環節，若連風險系數都不能給予準確度量，根本無法掌握監管力度。監管力度過輕，所謂的對沖基金監管只是形同虛設；監管力度過重，又可能會扼殺優質的對沖基金，不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

3 我國發展對沖基金的監管對策

由于對沖基金不是傳統的投資機構，也沒有統一的定義，大多數國家都難以制定專門的對沖基金監管法規，也沒有強制性的信息披露要求。而在我國發展對沖基金的初期，我國金融監管機構必須對對沖基金擾亂市場正常秩序的一面給予充分重視，探索對沖基金的有效監管策略，維護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且各國也應加強國際合作，共同維護世界資本市場的穩定。

（1）明確對沖基金的定義。明確對沖基金的定義是監管的前提。定義要根據本國的法律環境，結合對沖基金的運作特點，既要避免定義過于寬泛，涉及范圍過大，缺少可操作性；又要防止定義過窄，形成監管漏洞；還要避免與現行法規相抵觸。我國目前已開始著手對私募基金進行合法化，2011年年初發出的《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試點地區股權投資企業發展和備案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有專門對PE的備案要求，因此應在私募基金界定的基礎上，再根據私募基金的基本特征明確對沖基金的法律地位，還要綜合考慮與《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等相關法律的兼容問題。

（2）直接監管與間接監管相結合。直接監管，顧名思義是指專門針對對沖基金設立的法律法規，主要內容應該包括：對沖基金經理的資格認證，并定期進行盡職調查；對沖基金和經理人必須在有關部門登記注冊；定期披露包括杠桿率和流動性狀況等在內的相關信息；必須對可能產生的系統風險進行評估；公開披露關于基金的規模、投資風險、借款和基金運營狀況等信息；對于大型對沖基金，應該給予監管者一定的權限，建立適合的標準。

間接監管主要是對與對沖基金有關的機構和金融產品進行法規限制，從而控制風險的發生與傳播。國際經驗表明，在不便直接監管時，對對沖基金采取間接監管的方法，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主要方法包括：第一，嚴格控制國內銀行等金融機構向對沖基金的放款額度，或用高風險資本充足率限制其向對沖基金提供高風險信貸資金，要求銀行等金融機構嚴格審查貸款抵押資產的數量和質量。第二，適當限制國內金融機構與對沖基金的業務往來。第三，完善股票、外匯、衍生品等各類金融產品的市場交易規則，從而能夠實時追蹤對沖基金的操作頭寸，最終切斷對沖基金風險演化為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傳導途徑。

（3）采用分級監管模式。不同對沖基金的風險程度各不相同，然而真正對經濟可能產生威脅的只是少數大型對沖基金或跨國對沖基金，由于其通過杠桿交易控制的資金量巨大，一旦出現問題就會對金融市場產生巨大的沖擊。所以采用分級監管能夠使監管機構有的放矢，集中力量對真正可能威脅到金融市場穩定的對沖基金進行監管，從而有效節約監管成本。筆者建議，我國金融監管部門可以根據對沖基金規模與風險頭寸的不同，對每只基金的風險程度進行綜合評分，對風險級別高的對沖基金實行更嚴格的監管，可以不定期的對其財務狀況、投資頭寸和風險程度進行抽查，從而可以及時發現問題，也能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

（4）加強國際交流合作。美國等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對沖基金的監管采取放任的態度，使得對沖基金在國際金融市場過度交易，阻擾了市場的正常信號。雖然香港在2002年了《對沖基金指引》，但其監管力度仍不全面，缺乏對大型對沖基金和跨國對沖基金的監管細則，操作起來有一定的難度。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我國應加強同世界各國的合作，加強信息溝通，吸取經驗教訓，建立一套有效的對沖基金監管立法。

參考文獻

［1］嚴啟發，李曉煒.對沖基金對我國可能帶來的沖擊及其監管［J］.中國金融，2007，（4）：63-64.

［2］黃運成，陳志斌，樓小飛.近期對沖基金業的發展特征及對我國的啟示［J］.國際金融研究，2008，（2）：4-9.

第7篇：金融監管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多德-弗蘭克法案;中國金融業;監管;國際化戰略

2010年7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里根大樓簽署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多德-弗蘭克法案》)。它號稱自“大蕭條”以來改革力度最大、影響最深遠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反映了美國朝野從政府到國會、從法律界到學術界對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的全面反思,在美國金融史上有望成為與《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比肩的金融監管里程碑,將使華爾街開啟新的金融時代,同時對整個世界金融業發展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一、《多德-弗蘭克法案》的主要內容

《多德-弗蘭克法案》涵蓋內容非常廣泛,可以概括為以下六大方面,其中加強系統性風險監管和消費者金融保護是其兩大支柱性內容。

(一)建立新的監管協調機制

為改變多頭監管下的“監管重疊”和“監管空白”痼疾,美國金融監管改革中成立新的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SOC)[1]。該委員會由財政部牽頭,其成員包括財政部長、美聯儲主席及七家金融監管機構的高級官員,主要職責在于識別和防范系統性風險。改革重組了銀行監管機構,將儲蓄機構監理署(OTS)合并到貨幣監理署(OCC)中,其部分職能轉移到美聯儲(FR)和聯邦儲蓄保險公司(FDIC)。改革賦予了美聯儲更大的權力,改革后美聯儲不僅名義上擁有消費者金融的監管權力,而且將擁有監管系統性風險的職能,銀行、證券、保險、基金各業界的大型機構均被納入其監管范圍之內。針對此前保險業沒有聯邦監管機構的制度空白,財政部將成立新的監管辦公室,與各州監管部門聯合監管保險公司。同時該法案設立了新的破產清算機制,給予FDIC破產清算授權,將FDIC的清算職能擴大到大型非銀行金融機構,責令大型金融機構提前做出自己的風險撥備,在超大金融機構經營失敗時,對其采取接管、拆分、清算等安全有序的破產清算程序。

(二)強化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管

美國金融監管改革非常重視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管。一是對有系統性風險的金融機構實施更為嚴格的監管標準。根據《多德-弗蘭克法案》,為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美聯儲應當根據FSOC的建議或自行對并表資產不低于500億美元的銀行控股公司和受美聯儲監管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制定一套審慎監管標準。這些審慎監管政策包括:設置最低資本充足率和最低杠桿率指標、加強風險管理、危機處置規劃定期報告制度、設置集中度限制、定期壓力測試、設置短期債務限制、計提應急資本、加強流動性要求、強化公共信息披露。美聯儲還可根據FSOC的建議或自行判斷認為必要的其他審慎監管標準。更為重要的是,為防范系統性風險,FSOC將獲得“先發制人”的監管授權,即在2/3多數投票通過后,可批準美聯儲對大型金融機構強制分拆重組或資產剝離,同時可以直接否決大型金融機構間相互購并申請。

二是引入修訂版的“沃爾克規則”,對大型金融機構規模和業務范圍直接限制。其內容包括:限制銀行和金融控股公司的自營交易;限止銀行擁有或投資私募股權基金和對沖基金,其投資總額不得超過銀行一級資本的3%;為了避免利益沖突,禁止銀行做空或做多其銷售給客戶的金融產品。這一建議的核心在于降低金融機構杠桿率,限制其風險敞口,使一些機構可能不得不“自廢武功”,剝離或縮減部分帶來豐厚利潤的業務,從而在根本上避免“太大而不能倒”局面的發生。

(三)加強消費者金融保護

在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新版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創立被稱為“華爾街新警長”的消費者金融保護署(CFPA)。這一機構將對提供信用卡、抵押貸款和其他貸款等消費者金融產品及服務的資產規模在100億美元以上的信貸機構和各類金融中介實施監管,以保證美國消費者在選擇使用住房按揭、信用卡和其他金融產品時得到清晰、準確的信息,同時杜絕隱藏費用、掠奪性條款和欺騙性的做法。該機構設立在美聯儲系統內,但保持獨立的監管權力,可以獨立制定監管條例并監督實施,擁有調查和強制執行的權力,署長由總統直接任命。

(四)加強金融衍生產品監管

美國金融監管改革加強了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一是《多德-弗蘭克法案》特別加強了對場外交易(OTC)衍生產品和資產支持證券等產品的監管,將大部分場外金融衍生產品移入交易所和清算中心,實施衍生產品交易中央結算;二是要求銀行分拆掉期業務,要求銀行將農產品掉期、能源掉期、多數金屬掉期等風險較大的衍生品交易業務拆分到附屬公司,自身僅可保留利率掉期、外匯掉期以及金銀掉期等業務;三是對從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實施特別的資本比例、保證金、交易記錄和職業操守等監管要求;四是為防止銀行機構通過證券化產品轉移風險,要求發行人必須將至少5%的風險資產保留在其資產負債表上。

(五)將“影子銀行系統”納入監管框架

美國金融監管改革將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等“影子銀行系統”納入嚴格監管的大框架之下。根據《多德-弗蘭克法案》,大型的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及其他投資顧問機構,要求其在美國證監會(SEC)登記,接受強制性的聯邦監管,報告交易和頭寸信息,并接受定期和不定期檢查。如果此類機構具有特大規模或特別風險,將同時接受美聯儲的系統風險監管。這令對沖基金的客戶非常抗拒,因為報告交易和頭寸信息將曝露其身份,從而影響詢價以及市場交易。

(六)加強對投資者和股東的保護

美國金融監管改革進一步加強了對投資者和股東的保護。一是制定新的嚴格規定,以保證投資顧問、金融經紀人和評級公司的透明度和可靠性。強調華爾街經紀人的受托職責,即客戶利益高于經紀人的自身利益。加強SEC的監管職能,在SEC內部成立投資者顧問委員會和投資者保護辦公室。針對信用評級機構,新法案在SEC中成立專門的監管辦公室,每年提供監管報告;對評級機構要求更完全的信息披露,包括評級公司的內部運作、評級方法、歷史表現、報酬來源等等;降低評級公司與被評級機構和承銷商間的利益關聯度,在評級公司人員跳槽至客戶方時實施離職審查;允許投資者對“惡意和輕率”的評級行為提訟;鼓勵建立內部信用評級標準,降低監管方和投資者對評級公司的依賴;對長時間評級質量低劣的機構,SEC擁有摘牌的權利[2]。二是在高管薪酬問題上為股東提供更多的話語權,包括使用人參與董事選舉、對管理層薪酬擁有不具約束力的投票權;要求董事會下的薪酬委員會完全由獨立人士組成;允許監管機構強行中止金融機構不恰當、不謹慎的薪酬方案,并要求金融機構披露薪酬結構中所有的激勵要素。

二、《多德-弗蘭克法案》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

美國金融監管改革不僅在美國金融版圖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將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金融業帶來一定的影響。總體而言,對我國銀行業的直接影響相對有限,但間接影響不容忽視。

(一)對目前業務影響有限

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的重點主要集中在與消費者直接相關的零售金融以及金融衍生產品領域。而我國商業銀行中,目前只有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等幾家銀行在美國設有分行,并且其分支機構業務都繼承了國內商業銀行的傳統,很少從事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另外由于牌照的限制,也很少從事零售金融業務,資產規模占相應總行資產規模的比重較低。因此,《多德-弗蘭克法案》與中資銀行目前的業務結構相關度不高,對中資銀行業務方面的影響十分有限。

(二)經營合規成本可能提高

《多德-弗蘭克法案》對擁有500億美元或以上資產的大型銀行機構將實施更為嚴格的監管標準。根據定義,這將包括全球資產達500億美元,且因為擁有美國分行、處或商業貸款子公司而被視為美國銀行控股公司的非美國銀行,以及任何控制此類非美國銀行的非美國公司。《多德-弗蘭克法案》為美聯儲如何對非美國銀行機構執行從嚴標準提供了相當大的靈活性。雖然目前不能確定美聯儲對非美國銀行機構具體執行什么樣的從嚴標準,也不清楚美聯儲將如何能夠以較為有效的方式將這些標準適用于非美國銀行機構,但有兩點需要關注:一是法案規定美聯儲可就相關要求針對某家銀行機構(包括非美國銀行)或某一類別公司的風險、規模、復雜性、活動及其他因素作出量身定制的修訂;二是法案規定美聯儲可對國民待遇及競爭機會均等原則給予適當的考慮。

我國在美國設有分行的商業銀行,資產規模均遠超500億美元,屬于“包括在內的銀行控股公司”。一旦美聯儲確定的從嚴要求適用于所有非美國銀行機構,并且其監管要求又高于我國監管要求,我國在美國設有分行的商業銀行的經營合規成本將被迫提高。比如將不得不接受更高的資本要求,或者更改公司治理架構,或者為滿足美國監管要求而編制解散方案,或者進行額外的壓力測試等等。

此外,法案的一些規定也將會直接增加非美國金融機構的經營成本。如兩年過渡期后設立的金融研究辦公室所需資金將來自于資產達500億美元以上的銀行機構以及系統性重要的非銀行機構提供的監管費用;美聯儲還要求資產達500億美元及擁有美國分行或處的非美國銀行交納對其進行檢查和監管的費用。

(三)延緩相關戰略推進節奏

近年來,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以及混業經營的不斷發展,我國大型銀行以及部分中型銀行紛紛開始推進國際化、綜合化戰略。但《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實施將可能延緩我國銀行相關戰略的推進節奏。就國際化而言,法案對系統風險的嚴格監管可能導致銀行對規模過大心有所忌,不得不壓縮部分海外業務。同時,合規成本的可能提高,將會使我國銀行在美國拓展業務變得更加謹慎,特別是法案著重保護的與消費者相關的零售金融業務。就境外綜合化而言,法案所體現出的對全牌照趨勢的排斥以及零售金融、衍生金融產品的諸多規定使得商業銀行在開展相關業務時面臨更大的政策風險,綜合化經營的成本將顯著提高。

(四)間接影響不容忽視

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對我國銀行業的直接影響有限,但將間接影響其他國家乃至國際層面金融監管潮流,這一點必須引起重視。考慮到美國不僅處于金融領域發展前沿,而且在IMF和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監管組織具有主導性的發言權。作為世界金融規則的主要制定者,其國內金融改革法案必將深刻影響G20的全球金融改革探討和未來的新巴塞爾協議的修訂,其法案中的部分條款甚至可能直接上升為國際組織制定的所謂全球規則。特別是對大型銀行更嚴格監管資本的規定以及“沃爾克規則”對銀行從事衍生工具交易的監管等,可能意味著全球金融自由化的黃金時期已經終結,后危機時代全球正邁向更全面、更嚴格的金融監管體系。

三、我國銀行業的應對策略及建議

我國在美國設有分行的商業銀行均屬于《多德-弗蘭克法案》需要接受較嚴格監管的大型銀行機構,因此,我國需要積極應對該法案帶來的可能影響。

(一)深入研究《多德-弗蘭克法案》

根據美國《對外資銀行監管加強法》,1991年12月19日后成立的外資銀行分行不能在美國開展10萬美元以下的零售業務。因此,我國商業銀行在美國設立的分行主要提供企業存款、企業貸款、項目融資、貿易融資等傳統銀行業務,資產和業務規模相對較小。盡管如此,對各家志在不斷提高國際影響力的銀行而言,仍也有必要對《多德-弗蘭克法案》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密切跟蹤美國監管當局的后續具體的監管細則。一是全面深入評估法案對我國銀行業現有業務的影響;二是在開展經營活動時要特別注意新法的有關規定;三是密切跟蹤美聯儲的監管文件,特別是針對非美國銀行的具體監管規范,適時評估其對我國銀行業海外發展戰略的影響。

(二)審慎開展各類政策性風險高的業務

《多德-弗蘭克法案》標志著美國金融監管理念將由“放松監管、放任創新”轉變為“加強監管、規范創新”,這將加大銀行開展相關業務的政策性風險。為此,我國各家銀行必須在保證合規的前提下,審慎開展以下各類業務。一是審慎開展零售金融業務。危機前消費金融工具的不透明以及危機最終部分由納稅人買單激起了民怨,迫于政治壓力,法案成立了CFPA并賦予其相當大的權力,以進一步加強對消費者的保護,這將進一步加大從事零售金融業務的合規成本,特別是對監管法律及慣例了解不夠透徹的非美國銀行而言。二是審慎開展衍生金融產品業務。根據新法案,從事衍生產品交易的銀行將接受從嚴的資本及監管要求,并將面臨多頭監管。三是審慎開展“影子銀行”類業務。盡管法案最終對“沃爾克規則”作了稀釋性的修訂,但這已表明美國監管當局開始排斥混業經營的監管取向。如果過渡開展各類“影子銀行”類業務,將可能引起美國監管當局的重點關注。

《多德-弗蘭克法案》賦予了美聯儲更大的自由裁量權,這將對非美國銀行在美國開展業務帶來更多的困難,從而給中資銀行國際化戰略以及境外綜合化戰略實施產生一定的影響。但筆者認為,我國各家銀行仍應繼續堅持相關發展戰略毫不動搖,美國仍應是我國銀行拓展業務的重要目標市場,我國銀行需要做的是密切跟蹤美國監管動向,綜合評估各種成本,趨利避害在美國進一步拓展相關業務。一方面,雖然《多德-弗蘭克法案》對銀行從事自營交易進行了諸多限制,但也應看到法案沒有完全照搬“沃爾克規則”,而是作了弱化的修訂,并沒有完全限制混業經營,美國不會重回《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時代,適度混業經營仍是國際金融業經營發展的主流趨勢;另一方面,未來階段經濟金融全球化趨勢不會逆轉,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我國跨出國門、參與國際競爭的企業仍會快速增加。在經濟金融全球化過程中,美國經濟金融仍將會占據主導地位。

(四)不斷提高經營管理水平

金融危機之前,美國的金融監管政策和操作管理一直被視為標準樣板而被新興經濟體的金融改革效法,加上考慮到美國在國際監管組織中處于主導性的話語權,《多德-弗蘭克法案》更為深遠的影響是將開啟全球加強監管的新時代,這無疑將給商業銀行帶來更多的新挑戰。面對新挑戰,我國銀行業唯有不斷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一是探索盈利新模式,提高盈利水平。監管取向的變化、資本要求的提高以及合規成本的不斷增加必將影響到商業銀行的業務模式及盈利能力。二是以經濟資本管理為主軸,提高全面風險管理水平。這一方面是合規要求使然;另一方面更是提高自身競爭力的需要。三是以合規為前提,努力提高創新能力。在未來階段,金融創新與加強監管將會相伴而行。對金融機構而言,金融創新永遠是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增強生命力的制勝法寶。

參考文獻:

第8篇：金融監管發展史范文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5）02-002-01

一、提出金融安全問題的背景

2008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最為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各國紛紛推出穩定金融、刺激經濟的政策和措施，但從總體看，此次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沖擊和影響仍在加劇，并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

（一）世界金融體系遭到重創，金融資產損失嚴重

西方國家的銀行紛紛倒閉，美國五大投資銀行或是破產或是被收購，或是轉變為商業銀行。全球金融資產損失嚴重。據亞洲開發銀行預測，此次金融危機造成資產損失50萬億美元。其中，美國家庭凈資產損失11萬億美元，房地產價值損失6萬億美元，美國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損失至少在2.2萬億美元，合計損失達21萬億美元。

（二）部分國家經濟陷入衰退，社會政治不穩定

2009年5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宣布該組織30個成員國2009年第一季度的綜合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美國、歐洲、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陷入衰退，各國經濟增長大幅下降。國外大小企業裁員和倒閉，導致失業人員增加。2009年5月，美國失業率達到9.4%，創25年來最高記錄。經濟衰退，貿易萎縮，失業率上漲，直接導致了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甚至社會危機。

二、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

全球化過程中，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在所難免。我國2008年下半年以后經濟增長大幅下滑。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由2007年的13%降到9%。一是對外貿易形勢十分嚴峻；二是工業生產仍然遲緩；二是就業困難增加；四是通貨緊縮壓力大。同時，由于美元貶值等因素，我國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持有的境外金融資產價值出現縮水，部分從事石油、外匯衍生產品交易的企業遭受損失。

此次危機對我們的啟示：第一是，目前的金融安全體系不完善，并不能有效地防止金融危機的爆發與蔓延。第二是，當前世界金融格局存在不穩定性，過多依賴美元的金融格局很容易使美國本土的金融動蕩影響到其他國家，發展成世界性危機。沒有完善的金融安全法律保障作為武器.我國的金融很容易受到沖擊。加強我國金融安全法保障律制度構建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機、保障國家金融安全乃至社會穩定的有效手段，迅速建立起完善的金融安全法律保障制度迫在眉睫。

三、對中國金融安全的對策思考

（一）逐步放開金融市場

要“循序推進金融對外開放，切實把握開放程度與次序，要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只有按照積極穩妥的原則推進，才能進一步完善我國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和約束機制，不斷增強我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實力和抗風險能力。例如，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是我國金融開放的必然發展趨勢。但是，在金融市場設施不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不健全的情況下開放資本，將使我國而臨難以承受的金融風險。

（二）加強金融監管

金融監管旨在實現促進提高金融效率、維護金融安全的最佳組合，為交易者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相對穩定的市場環境。為此，必須切實加強和改進金融監管，妥善處理促進金融業務發展與加強金融風險防范的關系，建立化解金融風險的長效機制。“進一步完善現代金融機構體系、市場體系、監管體系和調控體系，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增強抗風險能力，審時度勢，把握好金融開放的力度，完善好金融法規，有計劃、有步驟地最終實現資本項目的完全開放。”

（三）建立風險控制與預警機制

完善金融監控制度，建立安全預警網絡。首先要從維護金融安全出發，建立靈敏、高效的金融風險控制機制和救援措施，構建防范金融風險、遏制過度投機的堅固防線。通過監測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及時采取防范金融風險的應對措施，防止金融風險的累積，保持對外經濟金融的基本穩定。同時要完善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緊密監測國際、國內金融市場的運行狀態。編制金融市場風險的監測指標體系，運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專業知識搜集和分析有關信息，判斷金融業務的最新發展趨勢和主要風險領域，及時向金融機構發出預警信號。

第9篇：金融監管發展史范文

外資銀行奉行的是利潤最大化原則，其經營政策有時會與我國的金融政策相矛盾，從而影響到政策的貫徹與實施。例如：在貨幣政策調控方面，外資銀行可以通過從國際市場上籌措資金來抵制中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從而弱化貨幣政策的效益，加大中國貨幣政策實施的難度。其次，外資銀行幾乎普遍存在違規行為，或者多存少貸，將差額轉移到海外套利；或者利用不正當手段與國內銀行爭奪市場或高級金融人才。

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國際上一直奉行兩大原則，即母國監管原則和東道國監管原則。兩大原則各有利弊，世界金融發展史表明，單獨實行其中任一原則都不可行；而如果對這兩大原則平行使用，不分主次，也會導致監管的責權不清。如何適當平衡兩種監管原則成了對外資銀行監管的關鍵。在如何平衡兩者這一問題上，美國的做法是不錯的選擇。美國對外資銀行的監管始終把國內金融秩序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放在首要考慮的位置，并隨著本國金融業的發展和本國金融機構競爭力的變化不斷調整。美國在《1991年外資銀行監督改善法》中規定：只有外資銀行在其母國受到全面的監督，才能在美國境內營業。同時規定，外資銀行在美國的分支機構與美國的銀行一樣適用美國國內的銀行法規；美聯儲有權核準外資銀行設立分支機構，命令其停止營業，或是對其實施金融檢查。美國對外資銀行的監管以母國監管為基礎，同時不斷強化東道國的監管，尤其是在風險監管上，努力實現監管的本地化。

美國的做法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的。對外資銀行的監管以母國監管為基礎，可以保證其受到母國的全面監管，經營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加強東道國的監管，可將外資銀行全面納入東道國的金融監管體系之中，而不至使外資金融機構缺乏監管，可有效地維護東道國的金融安全。上述做法應該是我國對外資銀行金融監管的總體思路。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加強東道國的監管不能矯枉過正。如果過度強調東道國的監管，很可能會引起被監管銀行母國的同等對待，我國的在外銀行可能會受到他國的不公正待遇。（摘自2006年8月10日《國際先驅導報》）

相關鏈接

外資準入門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