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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集體經濟發展趨勢范文

區域協調發展是國民經濟平穩、健康、高效運行的前提。作為自然條件復雜的多民族大國，區域協調發展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亦是重大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包括生態安全在內的國家安全問題。故此，統籌區域協調發展，成為“五個統籌”的重要內容，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千帆競發，百舸爭流之勢；但受區位地緣、歷史基礎和社會人文諸多因素影響，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差距拉大亦是不爭的事實。

對我國區域經濟總態勢可概括為：三大階梯、四大板塊、三駕馬車、三類病灶。和我國地形西高東低相反，從經濟發展水平、發展階段看是東高、西低、中部居中；在東部沿海地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灣地區，是鶴立雞群的三大經濟高地，是拉動國民經濟增長前行的“三駕馬車”，據2003年工業增加貢獻率分析，粵、蘇、浙、魯、滬5省(市)占64％。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亦存在一些病灶。西部地區重點表現在“欠發達”上；東北三省突出表現在體制和結構的雙重矛盾；東部沿海地區在經濟總量快速擴張的同時，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相對不足，資源和環境難負其重，雙重約束已顯端倪；中部地區則兼有上述雜癥。需要說明的是，三類病灶在不同地區重點有所不同，但不排除其它病灶，如廣東、福建屬發達省份，但粵北、閩西、閩北一些地區至今還處于相當欠發達的狀態。

從區域經濟現狀與問題出發，經過怎樣的路徑，才能實現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實現各地區間的共同繁榮。國內外經驗表明，這既需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又需要宏觀調控與政策扶持。為有效運用兩種手段，需要有一個科學的空間組織架構。

首先是大范圍的“區域政策覆蓋區”，現在是4大板塊，即西部12省(市、自治區)、東北3省、中部6省和關內沿海10省(市)。

其次是，“區域政策點擊區”，上述政策覆蓋區，廣義地說，亦是按發展階段和存在問題相同或類似的原則劃分，但面積大，小則近百萬平方公里，大則數百萬平方公里。了提高區域政策的針對性和力度，有必要在發展不同階將一些問題突出的地區單獨劃出。例如資源型城市，特別是礦竭城衰的城市；產業嚴重衰退、就業問題非常突出的某些老工業基地；再如入口嚴重超載的生態保護區和生態脆弱區等等。以上兩類區域，都有相應配套的區域政策，是直接為區域政策服務的。例如針對四大板塊的宏觀區域政策是：堅持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加快發展。

另一類區域體系是為市場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為區域(城市)合作服務的。它按照自愿參與原則，通過政府推動、市場運作、要素整合、集成優勢，實現合作各方互利共贏。根據合作的地域范圍和性質，大體有如下類型：

――中心腹地型和大都市圈。改革開放初期，為了貫通城鄉經濟，發揮城市“中心地”功能，許多省會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城市，都與周邊中小城市以及縣域聯合組成中心腹地型經濟區。進入新世紀，隨著城市化的，特別是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以大城市的聯合為核心，包括周邊中小城市和縣域的大都市圈，作用更為彰顯，如長扛三角洲大都市圈、珠三角大都市圈、京津冀大都市圈等等。

第2篇：集體經濟發展趨勢范文

關鍵詞：京津冀區域 經濟發展 首都經濟圈

京津冀區域靠近首都經濟圈，擁有深厚的工業基礎，具有十分明顯的發展優勢。基于實現首都經濟圈發展的目的，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的發展理念被提出。結合當前京津冀區域的特點，只有在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找出關鍵點，才能夠推動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獲得實質性進展，以滿足經濟發展需求。

一、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現狀

（一）京津冀區域經濟規模

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來看，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區已經成為三大重要的經濟板塊。從表1可以看出，2013年京津冀地區與三大經濟板塊的經濟規模比較情況。三大經濟板塊的生產總值達到了212990億元，占據了2013年全國生產總值的37.44%。其中，京津冀地區2013年生產總值為62172億元，占據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10.93%，人均生產總值達到57345.35元。

相對于其他兩個經濟板塊來看，京津冀地區水平最低。在京津冀內部，三個省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差距。2013年河北省的生產總值最高，對京津冀地區的經濟貢獻率達到45%以上。但是河北省人均生產總值僅僅為38596元，相對于京津兩地存在明顯差距。

（二）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

2013年京津冀地區的產業結構呈現“三二一”的發展狀態。其中第三產業占據京津冀地區生產總值的51.7%，相對于全國46.1%的比重要高，第三產業已經成為京津冀地區的主導產業，同時也是日后的發展趨勢與優勢[1]。而京津冀地區的第一與第二產業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已經形成了成熟的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格局，2013年北京第三產業比重為76.9%[2]。天津與河北的產業均為“二三一”，其中天津已經邁入后工業化時代，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比重相當，并且已經形成了以高新技術為主導的產業格局。而河北省的第一產業比重相對更大，由于接收了京津兩地的一些制造行業，因此河北省開始走上資源與加工融合的產業格局。

（三）京津冀區域基礎設施建設

2008年京津地區高鐵運營極大的拉近了兩地的距離，形成了兩地半小時經濟圈[3]。同時，京津高速公路、京津塘高速公路等高速公路的建設已經大致完成了京津冀地區三小時經濟圈。2009年，京津冀地區三個省市簽訂了城鄉規劃框架協議，京津冀地區交通發展已經全面進入道路現代化時代。從目前京津冀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來看，京津冀地區已經形成了大型綜合運輸大通道，完善的綜合交通體系給京津冀地區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十分關鍵的支持。

二、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點

（一）把握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京津冀地區規劃是國家發展的重點區域之一，其重要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發展有利于本地區經濟水平的提升，并且有利于實現戰略發展的優化。長時間以來，京津冀三地經濟發展十分不平靜，其主要原因就是三地各自發展，開展非理性競爭，沒有貢獻資源。因此，當京津冀一體化經濟能夠得到落實，京津冀區域的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將會實現共贏[4]；二是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發展有利于提升社會各界的信心。目前，國內經濟增速相對緩慢，未來經濟發展趨勢不容樂觀。雖然城鎮化進程的腳步讓人們對未來的發展所有信心，但是由于其需要長時間的累積，因此很難提升社會各界對國家經濟發展的信心。然而一旦實施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就可借鑒“長三角”等經濟增長模式，使此區域的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從而提升社會各界對國家經濟發展的信心；三是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發展有利于緩解北京在各個方面的壓力。當前北京地區的資源過于集中，經濟、文化、人才等都聚集在北京，房屋價格居高不下，基礎醫療設施難以滿足群眾需求。而當京津冀經濟一體化順利實施，北京的經濟、醫療、居住等方面將有趨勢往周邊地區輻射，將會從一定程度上緩解北京的生存壓力。

（二）發揮各地產業優勢

當前市場經濟環境競爭更加激烈，京津冀地區作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板塊，只有在認清各地優勢，明確各地分工，集中資源優先發展各自的優勢產業，優化資源配置，才能夠最為高效地利用資源，避免資源浪費與重復建設，最大程度發揮京津冀經濟圈的實力，加快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5]。北京地區擁有大量的人才與充足的資金，因此應該優先發展高技術的信息產業、知識密集型產業等，將餐飲業、房地產業、交通運輸業、旅游業作為主導產業，加以輔助發展高質量服務業。例如，北京通州新城擁有十分完善的服務硬件設備以及文化產業設施，因此可以重點推動現代化服務業發展，建設文化創意園，打造北京文化商務中心區。又如，北京順義新城擁有首都機場連接國際航空的優勢，其可以大力發展物流、商務、國際會展等產業；天津的工商業、制造業基礎十分雄厚，其擁有領先的科技成果轉化的優勢，能夠在航空領域、節能環保領域、生物醫藥領域等新興產業中獲得優勢。同時，天津臨海，擁有地理交通優勢，可以發揮港口的便利深化口岸物流合作，重點發展海洋經濟；河北省應繼續發展基礎產業，尤其是第一產業中的農業與牧業，充分利用冀東地區充足的自然資源，積極發展鋼鐵、紡織、服裝等資本與勞動密集型產業。例如，秦唐滄地區處于環渤海的核心地區，交通位置便利，因此應該積極拓展物流、化工等產業，利用本地優勢發展水稻、葡萄等農產品。又如，保定地區可以憑借著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加快發展旅游業、制造業、新能源產業等。

（三）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與產于集聚有著密切的聯系，而產業聚集與流動的過程中基礎設施建設是重要的支撐之一。因此，要實現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就要進一步強化基礎設施建設。首先，要加快各個城市鐵路、公路、航空等交通途徑的建設。加快建立京津冀地區高速鐵路建設，重視京津冀機場建設，加快建立北京、天津、河北的交通干線。同時，還要重視基礎設施軟件的互聯。京津冀地區可以參考珠三角、長三角等經濟板塊，使用“一卡通”制度。雖然目前，京津兩地已經發行并且使用了“京津一卡通”，但是發行數量較少，使用并不十分普及。因此，政府應加快京津冀地區基礎設施軟件建設，實現各個地區城市高鐵、地鐵、公交一卡通行制度，讓各個城市的群眾流動更加便捷，實現京津冀區域的信息化連接。

（四）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強化各地政府之間的合作是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點之一。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現需要憑借市場經濟規律的支配以及市場主導的各項合作，而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角色應該注重對市場體系進行優化完善。但是就目前我國市場經濟的現狀來看，市場調節體制依然不是十分完善，因此要實現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就離不開政府的主導。政府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充分發揮主導作用：一是打破觀念限制。當前京津冀三地之間存在著行政區域的劃分，這是阻礙三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也是導致基層設施建設缺失，產業同構的本質問題。鑒于此，京津冀三地政府應該發揮引導作用，淡化行政規劃關系，堅持開放的原則，以實現經濟一體化的共同發展。京津冀應該各自明確自身區域的經濟發展目標，認清各自地區的功能定位，以實現產業、交通與城市一體化。政府要充分發揮主導作用，通過區域協定、多方協議等方式來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建立區域一體化市場；二是為了推動京津冀三地經濟一體化進程，政府要構建統一的法律體系，強化三地的經濟發展政策，實現政府管理的統一化；三是構建和諧的區域發展環境，消除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的阻礙，以保障各項經濟政策能夠落實到位。例如，政府可以制定出臺有利于京津冀地區產業優化的政策，推動非國有經濟的進步，正確引導三地人才、資本、技術流通，設立相關部門負責各地之間產業關系協調發展，以全面建設京津冀產業優化的服務支持體系。

三、結束語

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是推動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京津冀地區想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一體化發展就應該從把握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發揮各地產業優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等幾個關鍵點入手，以推動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云，張貴祥.基于區域一體化的生態經濟發展研究――以京津冀為例[J].經濟與管理， 2009 （3）：63-67.

[2] 唐茂華.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構想與前景展望[J].北京市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2005 （3）：15-20.

[3] 涂英柯，司林波，孟衛東.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研究綜述[J].商業時代，2013 （26）：136-138.

第3篇：集體經濟發展趨勢范文

2006年，國民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宏觀環境總體向好。經濟增長既面臨繼續調整的壓力，也面臨產能釋放過快所導致的供給過剩壓力。以歷史經驗判斷，2006年經濟面臨調整的可能性較大。宏觀經濟政策，一方面要適度控制投資增長，另一方面要努力挖掘消費增長的潛力，使內需增長后勁充足。下面，從環境因素上作一些具體分析：

一、體制和政策環境將更加有利于經濟協調較快發展

體制方面：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仍將是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務，這將為2006年乃至整個“十一五”經濟加快發展提供一個寬松而良好的環境。一是政府改革將會邁出更大步伐，中央和地方政府職能加速向公共管理和服務型轉變，有利于完善我國宏觀決策機制，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為企業提供更加穩定和寬松的體制環境。同時，政府管理更加向公共部門傾斜，有利于短腿或弱勢部門加快發展。二是財稅體制改革將會有新的舉措。有望加快稅制改革，在企業所得稅從生產型向消費型轉變以及提高個

人所得稅起征點等方面均會有新的舉措，這些將有利于減輕地方和企業負擔，提高居民的購買力水平。三是投融資體制改革將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央與地方政府投資事權等方面改革均可能有新的突破。目前地方政府投資沖動仍很強烈，投資增長過熱的體制基礎仍然存在。繼續深化改革，有利于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和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行為。金融方面將進一步完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監管和服務體系。資本市場方面股權分置改革全面推開，它不僅是金融領域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關鍵，而且是整個國家“深度市場化”改革的重大制度性變遷。四是壟斷部門和服務領域的改革可能也有新的突破。壟斷部門，特別是醫療、教育體制

將會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新的改革舉措。壟斷領域的改革，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和提高公共產品的質量；另一方面將進一步降低私營企業門檻、拓寬民營企業成長的空間。此外，服務業對內對外開放步伐將會明顯加快，如金融業、文化產業的開放度會越來越廣。五是要素市場的改革將明顯加快，收入分配領域和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都將會繼續穩步推進。

政策方面：宏觀經濟政策總體上在繼續保持連續性、穩定性的同時，將會針對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出現的新問題，采取靈活的微調措施，使經濟在短期和中長期供需基本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快速增長目標。按照“五個統籌”和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政策上將更加強調協調發展。此外，農村經濟政策在保持穩定不變的前提下，還將會繼續采取有效措施，如減免農村學雜費、加強對農村的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投入等，這將有利于提高農民收入和促進農村經濟繁榮。

二、面臨油價高漲等外部不確定因素

總體來講，2006年世界經濟仍將會繼續保持平穩增長，但面臨的不確定因素依然較多，這對我國出口以及利用外資增長將會構成一定壓力。受國際油價攀升和颶風影呵2005年美國經濟增長比上年有所放慢，這雖然對2006年美國經濟增長產生一定影響，但隨著美國財政刺激措施逐步奏效以及災后重建投入的增加，將會刺激美國國內需求回升和就業增加；美國財政赤字有所好轉，美元止跌回升，使經濟增長的環境明顯改善。這些有利因素將使美國經濟繼續處于3％-4％的平穩增長期。歐元區經濟則很難走出低迷。2006年歐元區經濟增長仍然乏力。日本經濟將繼續保持平穩增長。總之，三大經濟體的穩定增長將為我國出口增長提供較強的支撐作用。

但是，2006年世界經濟面臨的不確定性依然較多，主要是：國際原油價格波動，世界性的房地產泡沫，以及近年來頻繁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和自然災害。特別是國際原油價格如果真像一些專家預計的那樣繼續大幅攀升，將給世界經濟增長帶來明顯不利的影響。我們認為，隨著伊拉克大選穩定后，2006年中東局勢有望穩定，石油供給將會增加，石油價格有可能逐步穩定在50-60美元。總體來看，2006年我國經濟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基本樂觀，但對一些問題不容忽視。

三、市場供大于求的矛盾將更加突出

最近國內市場供大于求的矛盾有加大的趨勢。年中期以后，鋼材、水泥、電解鋁等價格開始走低，鋼材價格最大跌幅達每噸1000元左右。此外，近兩年相對緊缺的煤電也出現過剩苗頭。種種跡象表明，我國市場供大于求的矛盾有再次明顯加大的趨勢，2006年這一矛盾可能更加突出。

四、經濟仍將保持8％以上的增速

2006年，我國新一輪經濟長期增長的內在動力仍然存在，經濟仍將會保持8％以上韻快速增長水平。在前兩年調整的基礎上經濟繼續調整，不僅有利于緩解短期結構性矛盾，而且將為整個“十一五”經濟實現平穩快速增長創造有利條件。

(1)經濟增長繼續適度調整，目標值為8.5％左右。2闐6年經濟增長繼續溫和調整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預計在投資繼續調整、出口可能出現大幅回落及消費需求有所放慢的影響下，2006年GDP增長8.5％左右。

(2)投資增長目標值為20％左右。一方面，經濟處于“內生性”的重化工業化階段，裝備工業及汽車工業等加快發展成為一種內在趨勢，企業需要大量增加設備投資和技術研發支出。同時，城市化加快會使住房投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水平(10-15％)，而經濟結構全面升級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需要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大力發展作支撐，這些都是投資保持長期較快增長的根本動力。另一方面，2006年作為新的五年規劃的開局之年，一些跨五年計劃的大項目及新五年計劃的重點項目將會繼續增加投資或逐步開工，奧運場館建設進入最后沖刺階段，這為2006年投資繼續保持適度快速增長提供了可能。此外，2006年中央財政預算內投資仍將保持一定力度，用于繼續增加社會發展、西部

開發、東北老丁業基地振興及中部崛起的基礎性投資，2005年三季度新開工項目明顯增多，也為2006年投資保持快速增長提供了保證。

(3)消費需求將繼續快速穩定增長，目標值為12.5％。消費品零售總額連續17個月保持12％-13％的增長態勢，表明我國消費已經進入新一輪快速增長通道，1006年仍將繼續在上升通道運行。隨著居民收入繼續增加，新消費熱點(汽車、住房、旅游、電子通信、文化休閑等)將繼續在大城市家庭中普及并進一步向中等城市更多的消費群體擴散，消費增長動力較強。不過，就業增長較慢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制的消費增長潛力的發揮，今后的宏觀經濟政策要加大對消費增長的刺激(但對房地產仍要繼續抑制泡沫化)。

第4篇：集體經濟發展趨勢范文

[關鍵詞]體育經濟；現狀；趨勢

[中圖分類號]F27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08)52-0018-02

體育經濟即體育產業，是指與體育相關的經濟活動的總稱。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由于經濟與體育的聯系不密切，對體育經濟的研究不為經濟學界所重視。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經濟的蓬勃發展，體育與經濟的關系日益密切。體育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體育事業健康發展的基礎。現代體育一方面面臨著巨大的社會投資，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巨大的體育消費市場與巨大的經濟利益，給體育經濟的發展帶來無限生機。隨著收入提高和余暇時間的增多，人們對體育消費的需求日益增長，體育消費市場不斷擴大。各國政府和國際、國內體育組織為推動體育運動社會化和產業化所采取的措施逐步實施，使體育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強勁的勢頭，成為新的投資點。體育產業是當今世界最具活力的朝陽產業之一。

1 體育經濟研究的必要性

當今世界體育強國，大都同時是經濟強國。它們的經濟研究戰略及開發工作已觸及到各個領域，其中體育經濟的研究也登上了舞臺。它們的許多體育產品已占有國際市場，有的已享譽世界，具有很強的競爭力，為適應21世紀國際化時代的要求，它們的經濟戰略已有了新的發展，體育經濟的開發發展到了新的高度，表現出了日益強烈的競爭趨勢，并為體育的提高和普及打下了較好的基礎，使其具有強大的經濟后盾。形勢發展和事業的需要，要求我們在體育經濟研究工作中必須迎頭趕上，加快步伐，為使我們盡快成為世界體育強國而開創適合我國國情的體育經濟發展道路。

目前，全球體育產業的年產值達4000多億美元，并且保持著20%以上的年增長速度。而中國的體育產業起步晚，規模小，1997年體育產業的增長值為156.37億元。按這一趨勢，到2010年體育產業的產值可達到281.2億元，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可望從1998年的0.2%增至0.3%。在發達國家，這一比例已達到1%-3%。所以，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空間是巨大的。

2 中國體育經濟的現狀及障礙因素

2.1 體育經濟的現狀

中國的體育事業最初是建立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缺乏市場經濟意識和經驗，缺乏市場經濟對體育資源的基礎配置，完全是一種社會福利形式的事業，由國家直接投資，“人財物”權利集中，為祖國而體育，為民族而體育。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為振興中華民族的精神，提高中華民族的國際威望和人民的體質等都有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但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缺乏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缺乏體育經濟工作的經驗，不能明確地劃分政府關于體育工作的具體職能，不能合理地處理集權與分權的關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那脫離體育經濟規律的傳統機制的弊端愈益顯現出來，影響著體育事業進一步發展與提高。其主要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所有制方面，主要是單一的國家獨資，是每年都有巨大的資金投入，卻很少考慮產出的全民所有制。二是體育經濟的決策一律為政府決策，缺乏相應的調控機制，一律是政策性指令計劃，使體育資源利用率低下，下級缺乏應有的活力和主動性，體育的進步直接取決于個人的思想覺悟。三是在用人、選才、分工和分配等制度上，實行“鐵飯碗”、“大鍋飯”的平均主義方式，使體育事業從業人員缺乏應有的熱情和效率，束縛了從業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四是在體育經濟組織中，個人對體育捐助所產生的經濟利益有一些不知去向；另一方面，巨大的體育消費市場似乎未給體育事業帶來現實的經濟利益，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體育經濟市場，這必將造成體育資源的巨大浪費和體育經濟成本的提高，阻礙體育事業的發展。

2.2 障礙因素

我國目前可以堪稱世界體育強國，但是我國體育經濟的發展與體育事業的蒸蒸日上極不相稱。影響我國體育經濟的障礙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2.2.1 市場定位不準

在計劃經濟時期，人們的思想受到嚴重束縛，視野不開闊，認識不到體育與經濟的關系，造成二者嚴重脫節。多年來只強調國家投入，不注重自身的商業開發。國家隊出國參加大型比賽拉贊助，從來都是回避創收的動機，并沒有把體育定位在一種商業活動的格局上；對體育的消費也僅停留在福利型的低層次上，而沒有將其引向貨幣化、市場化的高層消費。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進一步解放思想，人們雖逐步認識到體育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但在摸索發展體育產業的同時，常常不能完全脫離十幾年的慣性思維，以開闊的眼界邁開步子大膽干。

2.2.2 傳統體制制肘

以前我國體育賽事一直是由國家體委包辦，形成一種法定的計劃運轉。在改革過程中，才嘗試性地使體育從政府行為向企業行為轉變。這一舉動雖然帶有相當濃重的市場經濟成分，但在某種程度上仍帶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企業在與體育部門聯合辦體育的過程中，往往不能獲得足夠的自由權。

2.2.3 市場缺乏競爭力

我國全球知名企業少，眾多企業與美國、日本的發達國家企業相比，資本明顯處于弱勢。因此，在很多國際性的重大賽事的商業競爭中往往難以占有一席之地。

2.2.4 政策扶植乏力

在英美等體育經濟發達國家，政府為扶植本國體育經濟的發展，都相應地在政策上予以傾斜。對體育部門舉辦的體育比賽、體育組織接受的捐贈和體育場館的經營收入，不同程度地減免稅收等。而我國在這些方面的扶植力度遠遠不夠，體育產業在政策優惠方面受到“冷遇”。

2.2.5 相關服務不完善

體育產業和其他產業一樣需要一系列完善的產前、產后服務措施，服務措施跟不上必將會阻礙體育產業的發展。我國絕大部分體育用品生產企業一味地強調體育產品的生產、銷售，卻不注重體育產品的消費咨詢、培訓和指導，沒有及時地為消費者提供指導員，體育中介公司亦嚴重缺乏。這些因素都延滯了體育經濟的發展。

2.2.6 缺乏宏觀調控和科學管理

國內企業存在著嚴重的盲目隨從傾向，哪種體育獲利較高時，眾商家都往一條道上擠，造成重復建設、規劃不科學、盲目攀比建設規模的不良現象。

3 我國體育經濟的發展趨勢

3.1 體育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體育產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國民生產總值和居民收入水平持續、快速增長是體育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和根本保證。雖然發展體育產業可以拉動經濟增長，但體育產業的發展從根本上講是靠經濟增長來拉動的，沒有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和人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體育產業的發展和體育市場的繁榮就不可能實現。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戰略部課題組報告，中國經濟從2000年到2020年平均潛在增長速度可達7.3%左右，按不變價計算，2020年國民生產總值將比2000年翻兩番多。可見，新世紀我國體育產業的大發展有著堅實的經濟基礎。

3.2 我國居民需求結構和消費結構的升級將促進體育產業大發展

體育消費從本質上講屬于滿足人們享受和發展需要的消費。從現在至21世紀中葉，中國社會將實現由第二步發展戰略向第三步發展戰略的轉變，即由小康社會向中等發達國家過渡。這一時期的總趨勢是人們對物質消費品的需求增勢將會減弱，而對服務消費品，尤其是與人的健康和生活質量直接相關的服務消費品的需求將會迅速上 升。

3.3 我國將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體育消費群體和體育市場

21世紀中葉，我國將進入富裕階段，人口穩定在15億左右，如果按年人均1000元體育消費額計算，那時我國一年的體育消費總額就將達到15000億元，對拉動經濟增長作用巨大，到那時，富裕起來的15億人，無疑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體育消費群體，并以他們活躍的體育消費能力創造世界上最大的體育消費市場。

3.4 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將為我國體育產業大發展提供難得的機遇

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能為體育產業的發展提供三方面的有利條件：

(1)能得到國家產業政策的扶持，包括投資融資、稅收減免、用工用地的優惠政策等。

(2)會給體育產業帶來更多的體育投資。體育產業是朝陽產業，隨著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體育產業的投資回報率將明顯高于社會投資的平均利潤率，將會出現各種資本向體育產業流動的良好態勢。

(3)會給體育產業帶來更多高素質的經營管理人才。高素質專業化優秀人才對體育產業這樣一個具有無限發展可能性的新興行業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4 小結

中國體育經濟的建設是中國體育改革、發展和生存的唯一道路。面對著國內良好的發展環境和國際體育經濟對中國體育市場的強大沖擊，必須抓住時機，克服各種困難，大膽革新，開拓前進，盡快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中國體育經濟體系，為中國體育事業的騰飛不斷做出新的貢獻！

第5篇：集體經濟發展趨勢范文

林毅夫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9-1997年18年間國民經濟保持了年均9.8%的高增長速度，如果這一增長速度能夠維持下去，則至遲到下世紀30年代，我國將成為世界上第一經濟大國。改革以來，我國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這一成就舉世矚目。改革為什么能取得成功？

這要從分析我國傳統經濟體制的成因入手。建國初期，為了迅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政府確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由于資本高度密集的重工業具有投資周期長、作為先進技術載體的機器設備需要大量從國外進口、投資規模巨大等三個特征。而當時我國是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經濟不發達國家，其特點是：生產剩余很少，資本積累很低，市場決定的利率很高，不利于投資周期長的重工業項目的發展；可以出口的商品很少，外匯短缺，市場決定的匯率很高，不利于發展重工業所需設備的進口；由于剩余主要來自于農業，而千家萬戶的小農生產非常分散，導致資金動員能力很低。這樣，重工業資本密集的特征與當時我國資本稀缺的農業經濟的資源稟賦狀況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靠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推動重工業優先發展，而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扭曲宏觀政策環境，人為壓低利率、匯率、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以及工資和生活必需品價格，以便一方面降低發展重工業的成本，另一方面動員資源發展重工業；在要素和產品價格被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下，資金、外匯、原材料及生產必需品就需要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渠道進行配置，同時還需要對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為了控制企業剩余的使用和在農村推行統購統銷政策的需要，又分別實行了工業部門的國有化和農業部門的化，對微觀經營嚴格控制。這樣，以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為邏輯起點，相繼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和沒有自的微觀經營機制為特點的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

事實上，這種傳統的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并不是社會主義的必然產物，而是由在低水平的經濟發展狀況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所導致的，世界上許多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在采取了同樣的發展戰略以后，也形成了類似的經濟體制。

這一體制在當時的狀況下能最有效地動員各種資源，使得我國在資金稀缺、物質基礎落后的情況下很快地建立起了一套比較完整的重工業體系；然而這一體制存在著嚴重的缺陷，這在微觀方面體現為工人、農民缺乏生產積極性，工農業生產效率低下，在宏觀上則是產業結構嚴重失調。針對傳統經濟體制下嚴重缺乏活力的微觀經營機制，自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就從微觀環節的放權讓利入手，旨在改進微觀激勵機制，激發工人和農民的生產熱情，提高微觀經營單位的經濟效率。微觀單位自的擴大打破了傳統經濟結構的整體性，以更具有效率的市場結構代替傳統結構的制度變遷過程就以自我推進的方式發生。在這個過程中，改革的成功使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企業自的擴大和來自非國有企業的競爭也提高了國有企業的效率。

18年來，我國經濟保持了平均每年9.8%的高增長速度，絕大多數老百姓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所取得的令世人矚目的成就被認為是繼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之后的又一個經濟奇跡，而且由于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因此我國經濟持續的高速增長對世界所產生的影響遠大于前兩個奇跡。在為所取得的成就欣慰的同時，令人們更為關注的是我國目前這種高經濟增長的態勢還能維持多久，國外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在未來20～30年中還能保持高經濟增長，林毅夫和國內的一些學者也持有這一觀點，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充滿信心。林毅夫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來自于以下的分析：在決定一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各種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技術進步。技術進步有兩種實現方式：

(1)自己投資進行研究和開發；

(2)向其它國家學習、模仿，或者說花錢購買先進技術以實現本國的技術進步。

技術開發研究的特點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資沒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術中也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業價值,因此發明技術的成本通常很高；相對而言，模仿和購買技術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發達國家由于處于技術的最前沿，因此必須通過自己從事研究和開發才能實現技術進步，因而這些國家實現技術進步的成本高、時間長；而象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由于同發達國家在技術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選擇技術進步的實現方式上就具有后進優勢，可以選擇成本低、時間短的模仿或購買的方式實現技術進步。因此象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由于技術變遷的成本高，如果能長期維持3%左右的增長率就已經很難得了，而技術進步實現方式上的優勢則使我國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保持象目前這樣水平的高增長速度并不困難。至于我國能保持多長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則取決于我國同技術水平最高的國家間的技術差距。

日本在50年代開始經濟的高速增長時，它同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要遠遠小于我國在79年改革開放之初同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而日本從50年代至80年代中保持了近40年的高增長速度，亞洲四小龍從60年代初至現在也維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長，因此從技術差距的潛力來說我國大致可以保持50年左右的高速經濟增長，這意味著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應該還能夠再維持30年。根據這一分析，對比目前我國與美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一個簡單的計算就能表明，如果能把我國與美國之間7%的年經濟增長率差距再保持30年，則至遲到下世紀30年代，我國的GDP總值就將超過美國，從而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強的經濟。以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為例，1993年美國的人均GDP是23400美元，按官方匯率計算，當年我國人均GDP則為470美元，這一數值是美國的1/50，而我國的人口是美國的5倍，因此在93年，我國的經濟規模是美國的1/10，如果我們能保持7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差距，則大約在35年后即到下世紀30年代我國的經濟規模就將超過美國；因為同樣一美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能購買的商品數量是不一樣的，因此較客觀的比較方法是購買力平價法，按此方法計算，我國93年人均GDP為2300美元，則我國的經濟規模大致為美國的1/2,那么在10年后即在下世紀初我們就將達到美國的經濟規模。如果上述分析成為事實，則我國將成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由盛而衰，繼而又由衰而盛的國家，這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奇跡。

二體制不配套引發的問題

林毅夫接著分析了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他指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走的是一條漸進的道路，從微觀經營機制出發，然后逐步推向資源配置制度和宏觀政策環境。總的來說，宏觀政策環境的改革滯后于資源配置制度，而資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則落后于微觀經營機制。宏觀政策環境改革滯后是有其原因的，改革之初，由于作為我國經濟骨干力量的國有企業的特點是效率非常低、缺乏競爭能力、經營能力薄弱，如果象蘇聯和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那樣通過“休克式”療法進行全面的改革，則國有企業必將大量破產，國民經濟就可能處于崩潰的邊緣，社會就可能再次陷入動蕩之中。

因此，為了維持國有企業的存在，為了社會的安定，我國選擇了漸進式的改革道路。這一改革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宏觀政策環境改革的滯后導致了當前我國經濟體制中微觀經營機制、資源配置機制和宏觀政策環境三者間的不配套，由此產生了一系列非常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國有企業虧損嚴重、銀行呆帳壞帳問題惡化、地區差別和城鄉差別擴大、周期性的經濟波動以及糧食供求等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決，則勢必會威脅到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安定。

具體分析如下：

1.國有企業虧損。

由于宏觀政策環境方面改革的落后，目前國有企業依然背負著許多政策性負擔，這些負擔包括：

(1)沉重的職工養老負擔和各種福利負擔以及債務負擔；

(2)一部分國有企業產品的價格依然被嚴重扭曲；

(3)有些國有企業的資本密集程度過高，不符合我國的資源稟賦條件。政策負擔的存在使得人們無法評價企業經營機制的高下和經營績效的優劣，國家也缺乏對企業進行監督所需要的客觀指標，國有企業總可以把任何虧損都歸結為政策方面的原因所致，因為政府必須對因政策的原因所導致的虧損負責，因此企業的預算軟無法硬化，當企業出現虧損時，政府就必須給予補貼。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自越大，企業以各種方式侵吞企業資產和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在放權讓利的改革提高了國有企業生產率的同時，企業的盈利能力卻在不斷減弱，1996年國有企業的盈利狀況大致是1/3盈利、1/3明虧、1/3暗虧，97年則出現了全行業虧損。

2.銀行業的經營風險。

銀行在收集信息和降低道德風險方面有天然的優勢，因此在解決非對稱信息問題時銀行比其它金融機構要有利的多。因而在全球范圍內銀行在各國的金融體系中都起著最重要的作用，在發展中國家尤為如此。銀行業的經營狀況對整個經濟至關重要，銀行恐慌會引發整個經濟的嚴重衰退，1997年東南亞發生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就是這些國家銀行的壞帳率太高，過高的風險使得公眾對銀行業喪失了信心，由此導致了銀行危機和匯率危機。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金融體制的改革和金融的深化，銀行在我國經濟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而且今后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國銀行業的呆帳、壞帳比例高達25%左右，甚至比東南亞各國的壞帳率還高。

1996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出現了全行業虧損。如果這一局面不加以扭轉，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我國的銀行體系極有可能受到外國投機者的沖擊，由此可能導致我國的銀行恐慌和金融危機，從而威脅到整個經濟的發展。改革所產生的經濟體制的不配套是造成銀行業呆帳、壞帳比例高的主要原因。在實行撥改貸政策以后，國有企業主要是通過向銀行貸款來獲取資金，為了維持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的存在，政府繼續把利率壓低，低利率政策是目前向國有企業進行補貼的最主要手段。以1994年為例，四大國有銀行當年的款額為4萬億元，其中70%以上貸給了國有企業，按70%計算，則銀行向國有企業的款額為2萬8千億元，當年銀行貸款利率為12%,而市場利率為25%～30%,兩者間的差距超過10個百分點，這意味著1994年國有企業從銀行貸款中獲得的補貼超過2800億元，而這一年國有企業的總利潤只有2600億元。

因此，如果放開利率，則將使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大為加重，國有企業在1994年就將全面虧損。正因如此，利率在我國遲遲不能放開。由于四大國有銀行的資金主要是貸給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的主要債務是銀行貸款，因而隨著國有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企業還貸的可能性大為降低，從而導致銀行呆帳和壞帳比例的大幅度上升，銀行的經營風險隨之增加。

3.經濟發展中的周期波動。

由于銀行利率仍然被人為壓低，預算約束依然沒有能夠硬化，這使得改革以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存在著周期性的經濟波動。每當政府放松對信貸和投資的管制以刺激經濟的增長時，企業就會爭相向銀行貸款進行投資，投資的增加拉動了經濟快速增長，與此同時儲蓄并不增加，因此政府只有通過增發貨幣來滿足貸款的增加，而貨幣增加就會引發通膨脹，同時貪污腐化現象也趨于惡化，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政府就不得不推行宏觀緊縮政策，砍投資，砍信貸，結果是在通貨膨脹和得到控制的同時，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減慢。這就是所謂“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活亂循環”現象。令人擔憂的是，這一波動具有周期越來越短、波動幅度和波動頻率不斷增大的趨勢。如果這種狀況趨于惡化，我國經濟就可能因此而崩潰。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方法是放開利率，做到銀行商業化和利率市場化。1994年的五個改革中，把這一點作為主要目標，但至今為止難于實行，原因在于低利率貸款是目前政府補貼企業的主要手段。

4.地區差別和城鄉差別問題。

我國的產業發展具有明顯的地區特點，東部的優勢主要在于制造業，中部適合發展農業，而西部則在礦產品的開采上有優勢。改革開放以來，為了給國有企業提供廉價的投入品以維持國有企業的存在，在逐步放開工業產品的價格的同時，主要農產品和礦產品的價格卻依然被人為壓低，這等于是中部和西部在補貼東部的發展。東部發展越快，所需的農產品和礦產品就越多，因此中西部對東部的補貼也就越多，而東部本來就比中西部富裕，因此東部發展越快，東部同中西部間的差距也就越來越大。

地區差距的擴大引起東部和中西部在對政策的需求上產生摩擦，東部希望更多的自和進一步的市場化，而中西部則希望得到更多的財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更加集權，所以中央政府就難以制定和實施有關政策。東部同中西部間過大的差距使得許多中西部的農民無法安于農業生產，大量的農民紛紛涌入城市打工，民工的進城與大批城市工人的下崗問題交織在一起，使得就業問題變得十分尖銳。特別是在經濟蕭條時期，大批的民工滯留在城市里，無所事事，極有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

5.我國的糧食問題。

伴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國對糧食的需求也將不斷增加，這一增加來自于以下幾方面：

(1)釀造業等行業發展迅速，這些產業需要大量的糧食；

(2)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居民對肉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肉食品的生產需要耗費糧食，據估計，生產1斤豬肉需要4糧食，1斤雞肉需要2斤糧食，1斤牛肉需要8糧食，因而飲食結構的改善會增加對糧食的需求；

(3)我國人口將繼續增長，預計到2030年時人口總量將達到16－18億人，比目前增加30%至50%，對糧食的需求也將隨之而不斷增加。我國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國家，而人口的增加以及工業和基礎設施的發展都要進一步占用耕地，所以增加糧食供給的主要途徑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一目標的實現一方面需要政府對農業科研進行大量投資；另一方面，糧食的價格必須足夠高，使農民有采用新技術增加糧食生產的積極性。然而，為了給國有企業提供廉價的原材料，同時也為了保證城鎮居民一定的生活水平，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糧食價格一直沒有放開，糧食相對價格偏低，農民因此缺乏生產的積極性。如果這一狀況得不到改善，那么我國將來就可能象國外一些經濟學家所預言的那樣出現較大的糧食供求缺口，而糧食危機勢必將威脅到社會的安定。

三結束語：以國企改革為突破口，加快宏觀政策環境改革

第6篇：集體經濟發展趨勢范文

2009年，新興經濟體占據了全球國際直接投資流入量的一半。2009年流入新興經濟體的直接外資下滑27%，但其下降幅度低于發達國家(44%)，新興經濟體有史以來第一次吸收了半數全球直接外資流入量。其中，流向新興經濟體的FDI主要集中在中國等主要新興大國。全球前六大投資目的地中，新興經濟體就占了一半。

二、新興經濟體正成為外向型投資的新生力量

從對外直接投資來看，新興大國正日益成為對外投資的新主體。在經歷了連續5年的上升趨勢之后，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FDI流出量收縮了21%。但FDI流出的收縮量遠低于發達國家。盡管目前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外資流出的份額依然較小，但所占比重正加速提升，目前已占全球FDI流出量的1/4。其中，中國香港、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已躋身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20強。

新興經濟體輸出直接投資的區域主要是在本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并已涉足歐美發達地區。在過去的數年間，主要新興大國的跨國公司正不斷加大對非洲的投資。從2005到2008年，這些跨國公司對非投資占流向該地區FDI的21%，而在1995-1999年這一比例僅占18%。中國、馬來西亞、印度和海灣合作委員會的投資者最為積極，其中，中國對外投資最為搶眼。對礦產資源不斷增長的需求，以及后危機時期全球產業重構創造的并購機會，推動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持續擴張。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的逐步消散，新興經濟體作為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的新主體，正引領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的逐步復蘇，這也將提升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投資領域的話語權。

三、新興經濟體財富基金正成為國際直接投資來源的新渠道

2009年，財富基金的籌資也由于初級商品價格的下降和貿易順差的減少而遭受挫折。但是其直接外資活動并未下降，反而逆勢增長了15%，這反映出擁有這些基金的新興經濟體較高的增長率。目前，財富基金的新投資調整了投資方向，其資金逐步投向初級部門、較不易受金融動蕩影響的行業以及發展中區域。

據估計，2008年全球財富基金的規模就已超過3萬億美元。世界銀行集團認為，通過建立股本投資平臺和基準可吸引財富基金的投資者，即使有百分之一的財富基金投入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也會為它們的增長、發展與機遇帶來300億美元。可以說，財富基金的發展對新興經濟體來說是一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機遇。如世界銀行集團行長羅伯特?B?佐利克所言，世行集團將與財富基金合作，為非洲的股本投資創造一個“百分之一解決方案”，他認為非洲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大陸，有潛力成為像今天的中國、印度及其他國家一樣的世界經濟又一個增長極。

四、新興經濟體吸引外資前景向好

全球金融經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際金融環境。2003-2007年間，十分寬松的國際金融環境和低廉的資金成本，推動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繁榮和經濟增長而不引發嚴重通脹，如今這一環境已不復存在，重建這種環境既無必要，也不可行。從長期來看這種情形也難以持續。因此，在未來數年內，與危機前的繁榮期相比，國際資本成本將會上升，投資率將會下降。

據貿發會議預測，從中期看，外國直接投資（FDI）預計將會從2007年約相當于發展中國家GDP3.9%的峰頂下降到2.8%至3%。鑒于FDI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歐洲中亞和拉丁美洲的投資總額中所占比例高達20%，這一前景的影響不可低估。

世行發展預測局局長漢?蒂莫說：“雖然在可預見的未來，資金會變得更加稀缺，更加昂貴，這是不可避免的，但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擴大地區性金融中心，改善當地銀行業的競爭和監管，降低國內借貸成本，促進當地資本市場的發展，從而在長期上獲得巨大裨益。”事實上，這一調整需要相當時日才能見效，但地區金融中心的發展卻可以讓發展中國家重返高速增長的軌道。

五、新興經濟體引領國際直接投資發展的新趨勢

新興經濟體相互間的國際直接投資推動了非洲等欠發達地區的投資和經濟增長。近年來，來自于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等新興大國FDI輸出為非洲大陸特別是南部非洲的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與日俱增。新的FDI來源為非洲國家提供了更具彈性的資金來源和更廣的金融資源，也為非洲國家抵御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形成了有效的緩沖。

正如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所言：“我認為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可能是非常有利的，能夠幫助非洲國家開發基礎設施，幫助這些國家利用它們擁有的自然資源。”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對非投資份額的不斷上升，而全球金融危機從客觀上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趨勢，這既有利于強化新興經濟體內部的投資與經濟合作，也對非洲經濟的長遠發展大有裨益。

此外，南南投資降低了對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依賴。全球經濟動蕩強化了發展中國家間對外投資的重要性。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大多流向其他發展中國家，促進了“南南”的投資合作與經濟增長。目前，不計離岸金融中心的南南合計流量約占發展中國家合計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的25%。因此，事實上，許多低收入國家如今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方面主要依賴其他發展中國家。這種南南投資的快速增長促進了南南貿易和經濟的增長，有效降低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也利于新興經濟體走出危機，實現經濟復蘇。

參考文獻：

[1]UNCTAD 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Secondand Third Quarters of 2010, 14 Octorber 2010.

第7篇：集體經濟發展趨勢范文

關鍵詞 水肥一體化技術；優勢；建議；云南曲靖

中圖分類號 S14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4）05-0257-01

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f Integrated Fertigation Technology in Qujing City

DING Yan-ping 1 CHEN Xiao-ying 2 GAO Wen-li 3 YANG Xing-zhu 4 ZHANG Jia-cai 2

（1 Soil and Fertilization Workstation of Malong Agricultural Bureau in Yunnan Province，Malong Yunnan 655100； 2 Malong Agricultural Bureau；

3 Yuewang Town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Service Center in Malong County； 4 Maming Town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Service Center

in Malong County）

Abstract Integrated fertigation technology is a key factor in the modern intensive irrigation agriculture，and it has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grated fertigation technology in Qujing City，the advantages and developing situation were analyzed.Aiming 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water and fertilizer integrated technology in Qujing City，the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integrated fertigation technology；advantages；suggestions；Qujing Yunnan

水肥一體化技術起源于無土栽培技術，是現代集約化灌溉農業的一個關鍵因素，通過該技術實現水、肥同步控制[1]。研究表明，水肥一體化技術可實現節水、節肥降低保護地濕度，同時提高低溫、減少病蟲害，提高作物品質和產量[2]，保護地蔬菜平均增收30 150～42 540元/hm2。近年來，曲靖市水資源短缺現象日漸嚴重，影響曲靖市經濟社會發展。與此同時，化肥價格也不斷上漲，增加了農業生產成本。因此，開展節約水肥的一體化技術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 水肥一體化技術的優勢

1.1 節水

水肥一體化技術是通過滴灌將水滴進土壤，每個滴頭滴水2～3 L/h，滴水時地面不出現徑流，從灌地轉向灌作物，減少了作物的棵間蒸發。同時，通過控制作物灌水量，土壤深層水滲漏很少，減少了田間水量無效的損失。從滴灌輸水系統來看，全部采用PE管輸水，灌溉水進入一個全程封閉的輸水系統，經多級PE管道傳輸，才送至作物根際，比三面光溝渠減少水損20%～30%，提高了水利用率。

1.2 節肥

肥與水被直接輸送到作物根系周圍，并且被水充分溶解，作物可直接吸收，減少土壤對肥料的固定、肥料的滲漏及揮發，利用率比習慣施肥提高20%～40%，節肥效果顯著。

1.3 省工

水肥一體化技術不但節水、節肥還省工。過去傳統的灌溉方法是每次灌水要開淺溝，施肥要通過人工撒到田里。而利用水肥一體化技術可使施肥減少用工15個/hm2，灌水減少用工45個/hm2，可節省工時60個/hm2，從而有效節省勞動力。

1.4 準確施肥

可根據地塊的面積、作物的需肥量、作物的需肥品種準確稱量施肥，按照作物的需肥時期，根據作物需求營養規律進行針對性施肥，做到“缺什么，補什么，缺多少，補多少”，實現定量、準確施肥。

1.5 減輕病蟲害發生

滴灌施肥可以減少病害的傳播，特別是隨水傳播的病害，如枯萎病。由于滴灌是單株灌溉的，滴灌時水分向土壤滲入，地面相對干燥，降低了株行間濕度，也會顯著減輕病害。

1.6 保護生態環境

習慣施肥往往形成肥料的過量施用，有的肥料施用特別多，浪費大，大量肥料沒有被作物吸收利用而進入河流、土壤，造成環境污染，通過水肥一體化技術控制灌溉深度，可避免將肥料淋洗到深層土壤而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

2 水肥一體化技術發展概況

2.1 我國水肥一體化技術發展歷程

我國水肥一體化技術的研究始于20世紀70―80年代，通過進口滴灌設備并進行試驗改良，成功研制了成套滴灌設備。2000年開始，農業部全國農業技術推廣中心與IPI（國際鉀肥研究所）合作，灌溉施肥的面積逐步擴大[3]。目前，灌溉施肥技術的應用面積擴大到華南亞熱帶地區、東北寒溫帶以及西北干旱區，應用對象不僅包括蔬菜和花卉、苗木，還有果樹及大田經濟作物，通過將灌溉施肥技術與多種栽培模式想結合，取得了顯著成效。在我國，水溶肥市場的發展也比較迅猛。2010年我國水溶肥年產量為60萬t，2011年為159萬t，到了2012年，水溶肥的產量與使用量均已超過200萬t，預計到2015年水肥一體化技術應用面積可新增333.33萬hm2。

2.2 曲靖市水肥一體化現狀

曲靖市水肥一體化發展緩慢。據2013年土肥專業統計表顯示，曲靖市水肥一體化運用面積9 933.33 hm2，膜下滴灌400 hm2。扣除上報數據及統計范圍的的偏差，曲靖市水肥一體化面積不足666.67 hm2，而且技術水平參差不齊，尚未實現真正的水肥一體化運用。2013年曲靖市農業部門在馬龍縣試點水肥一體化技術，在馬龍縣舊縣鎮完成食用玫瑰花水肥一體化技術66.67 hm2，用水量2 850 m3/hm2，比漫灌節水3 450 m3/hm2；施滴灌肥300 kg/hm2，比習慣施肥節約化肥480 kg/hm2，具有省工、節水、節肥、增效的作用。

3 存在的問題

一是認識不到位。許多人認為實施水肥一體化投入成本大，擔心投入后難以收回成本。人們只顧追求眼前利益和短期效益，不顧水資源嚴重短缺，其對生態環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還遠未引起社會各界的足夠重視[4]。二是投資過大，農戶難以接受。由于農業的比較效益低，農民收入水平不高，實施水肥一體化技術的滴灌施肥設備一次性投入2.25萬～4.50萬元/hm2，如果沒有政府在政策和資金上給予扶持，難以得到快速推廣。三是對化肥的可溶性要求高。水肥一體化技術的局限性再于對化肥的溶解度要求較高，一般的化肥都不能使用，滴灌肥價格在12～20元/kg，一般化肥價格為2～4元/kg，該項技術對化肥投資較大，多數農戶無法接受[5]。

4 發展建議

一是加大水肥一體化技術宣傳力度。在電視、報刊雜志、新聞媒體上大力宣傳水肥一體化技術在節水、節肥、增產、增效、抗病、保護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效果。二是加強基層技術人員水肥一體化技術培訓。由土肥部門加強水肥一體化技術人員培訓，對農民進行相關知識技術的培訓，加強全市水肥一體化技術指導、推廣。三是在烤煙、蔬菜、水果、花卉、三七、草莓等經濟效益較高的作物上推廣水肥一體化技術[5]。四是結合高標準農田建設、煙水配套工程、土地治理項目、省級財政資金中低改項目、農業綜合開發、退耕還林基本口糧田建設等項目進行水肥一體化技術建設。五是政府加大水肥一體化技術投入。土臺相關政策措施，對安裝滴灌的種植戶進行補助，補助額度為4 500～7 500元/hm2。

5 參考文獻

[1] 梁海玲，吳祥穎，農夢玲，等.根區局部灌溉水肥一體化對糯玉米產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響[J].干旱地區農業研究，2012（5）：115-120，128.

[2] 于舜章.山東省設施黃瓜水肥一體化滴灌技術應用研究[J].水資源與水工程學報 2009（6）：175-178.

[3] 杜文波.日光溫室番茄應用滴灌水肥一體化技術初探[J].山西農業科學，2009（1）：60-62.

第8篇：集體經濟發展趨勢范文

關鍵詞：冬棗；設施栽培；問題及對策；冀東地區

中圖分類號：S665.1 文獻標識碼：A DOI 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4.08.027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tatus of the domestic cultivation of fruit tre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cility winter jujube indust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facility winter jujube cultivation in East Hebei， and the main problems and the specific response measures are also deeply studied. So that， this paper points out a feasible development path， in which， the bottleneck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ould be broken， and the facilities winter jujube cultivation would be wildly developed.

Key words： winter jujube； facilities cultiv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east Hebei

冀東地區的黃驊、鹽山、滄縣、獻縣等幾個縣市是河北省冬棗的主要產地，占到河北省冬棗總產量的80%以上，但是，隨著種植面積的逐年增大，一些問題逐漸顯現出來。首先，單位面積的經濟效益下降較為明顯，平均價格由20世紀90年代的30～50元?kg-1下降到目前的6～12元?kg-1；其次，由于冬棗成熟期較為集中，出現了賣棗難的情況，經銷商壓級壓價現象時有發生，使棗農豐產不豐收。隨著種群面積的加大，各種病蟲害發生日趨嚴重，管理難度增加。冬棗的品質下降，口感與風味較90年代變差，以上這些問題制約著黃驊冬棗產業的發展。近年來，隨著農村種植結構的調整，設施果樹生產技術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技術逐漸成熟，遼寧、山西、山東、陜西、河北等省市對發展設施冬棗生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1-2]，并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積累了豐富的生產經驗，充分借鑒這些經驗，在冀東地區發展設施冬棗產業，是一條解決上述問題的前景廣闊的路。

1 設施冬棗發展前景

1.1 國內設施果樹發展概況

設施果樹生產是通過采用現代工程技術改變果樹生長的自然環境，來改變其正常發育進程[3]，達到果實提早或延遲成熟的目的，使人們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鮮的水果，提高生活水平和品質，其經濟效益大大超過了常規方法栽培的水果。近年來，隨著國家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和各項“三農”政策的實施，具有生態、自然、高效的設施果樹栽培規模在迅速擴大[4]， 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目前全國設施果樹栽培面積已超過13萬hm2，位于世界第一位[5]。在栽培品種方面，目前以草莓[6]、葡萄[7]的栽培面積為最大，其次為桃、杏、李、櫻桃、枇杷等果樹品種；在發展地域方面，以遼寧、山東、河北、天津等省市發展較快，形成了遼寧省營口、青島萊西、河北唐山的設施葡萄生產基地；遼寧蓋州、北京平谷、河北石家莊等地的設施桃生產基地；山東煙臺的大櫻桃生產基地；以及遼寧丹東、山東龍口、河北樂亭等地的設施草莓生產基地，這些基地生產規模大、效益高、發展迅速，是當地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大力發展設施果樹生產，成為縮小城鄉差距、滿足市民消費需求、提高農村收入水平及生產生活質量的新型產業，也成為提高農業生產水平、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是農村種植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方向，具有廣闊的前景。

1.2 冀東地區發展設施冬棗意義

冬棗作為一種營養價值高、品質高、口感好而且具有極高社會和市場認可度的鮮食水果品種，市場需求量很大。冀東地區是冬棗發源地，該地光照充足、降水適宜，氣候條件適宜棗樹種植，經過近年來的發展，已經具備了相當的產業規模。但由于冬棗的成熟期集中在9月下旬至10月中旬這一段時間內，鮮果上市只有30 d左右的時間，時間較短，而經過各種方法儲存的冬棗，無論從外觀還是口感風味等各方面都較鮮果為差。而通過設施栽培冬棗，人為創造適宜、安全的生長環境，改變冬棗發育期進程，使之延遲或提早成熟，可以大大延長冬棗鮮果的上市時間，使人們從7月中旬開始至春節前后，都可以品嘗到新鮮、口感風味好的冬棗，既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同時也使棗農的收入大幅增加。另外，設施栽培的冬棗，在生產過程中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有害空氣、病蟲、粉塵等侵害和污染，使樹體營養充足，生長健旺而較大程度地減少了農藥用量，使食品安全水平得到大大提高。相比較其他的設施果樹品種而言，設施冬棗的栽培還是剛剛起步，僅有河北、山西、陜西等少數幾個省市的棗主產區有零星的種植，種植面積較小，市場缺口大，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

2 面臨的主要問題

2.1 管理人員技術知識較為薄弱

據調查，目前在一線從事冬棗生產的農業生產者平均年齡在40～55歲之間，約占冬棗從業者的80%左右，這部分人生產經驗豐富，工作踏實認真，但對新技術的接受能力相對差些，文化素質不高[8]。而冬棗設施栽培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無論是矮化密植、合理修剪、配方施肥、生物防治病蟲害等環節，還是破眠技術、溫室小氣候環境的調控等方面，都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這些正是目前棗農所欠缺的，部分棗農對進行設施冬棗栽培心里沒底，對發展設施冬棗生產存有畏懼感，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設施冬棗的發展。另外，當前林業技術服務體系還不完善，部分科技人員自身掌握的技術與生產實際脫節，不能勝任新技術服務工作，而且工作積極性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2.2 資金瓶頸，影響投入的積極性

栽培設施主要分為溫室和大棚兩種[9]，使用的設施不同，建造成本也不相同。根據墻體的材料不同可將溫室分為夯土結構和磚混結構，對于1個667 m2的溫室，以黃驊地區為例，具體成本見表1。

由表1可以看出，設施冬棗栽培的前期投入是比較大的，建造一個常規磚混結構的溫室，大約需要15～20萬元人民幣，這個數目對于普通的農民是一筆很大的費用，而設施冬棗的商品性生產，只有達到適度規模，才能實現資源和勞動力的合理配置，降低生產成本，獲取最佳經濟效益，要想產業化就必須有大的資金進行投入，這也是當前冬棗設施栽培難以大面積推廣形成產業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3 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3.1 加強技術培訓與指導

冬棗的設施生產是一項新型產業，技術含量較高，要想大力推廣設施冬棗栽培，就必須讓農民掌握這些先進的生產技術，提高棗農的基本素質，就要強化農民的培訓工作，把設施農業技術培訓納入到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就業技能培訓規劃中去。對農民進行培訓時要盡量采取實用、直觀、通俗易懂的培訓方法，讓農民意識到從事設施冬棗生產也會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讓果農帶著興趣學，提高學習的積極性。同時，農業科技人員要定點、定時下鄉指導設施冬棗生產，以開技術現場會的方式進行現場技術指導，也可以采取技術承包和技術有償服務的方式，重點普及和宣傳先進實用的設施冬棗栽培技術[10]。

3.2 加大投資引進和政策扶植力度

對于農民個體生產者來講，冬棗設施栽培的前期投入較大，難以實現規模化經營，是制約當前設施冬棗栽培的主要原因之一，適當引進企業資金來增加投入，使之在初期就可達到適度規模，起到一定程度的示范效應，有利于發展和普及。另外建議當地政府和主管部門多設立一些設施冬棗栽培產業園藝項目，以項目經費的方式給予一定的扶植，來發展設施冬棗生產。銀行部門也應該在溫棚建設等方面給予信貸資金支持，保險部門也要開發出適合的險種，為農民開展設施冬棗種植保駕護航，減輕各種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這樣，會對設施冬棗栽培的迅速普及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3.3 扶植大戶，以點帶面

棗農對發展設施冬棗栽培的認識需要有一個過程，要想大力發展設施冬棗種植，就要讓農民切切實實見到效益，才有利于推廣。因此，先期可以采取扶植一些種植大戶的方法，從政策和技術角度進行適當傾斜，使他們優先發展起來，盡快見到效益，起到示范作用，來引導農民自覺進行設施冬棗栽培。另外，也可以充分利用基層農民合作組織的作用，以點帶面，形成規模化種植，產生最大效益。

3.4 加大科技投入，不斷完善和引進新技術

目前，盡管各地設施冬棗在生產技術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總體上仍處于起步階段，規模較小，標準不統一。基本都是生產經驗的總結，沒有形成統一成熟的技術標準，一些技術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如扣棚時間的掌握、破眠的技術和時機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規范和探索。另外，棚內小氣候環境的調控方面還缺乏量化標準，這些都制約著設施冬棗規模化、產業化的生產進程，需要投入資金、加大科技攻關力度、進行大量的試驗和總結，以實現技術的規范化、細化和量化。要盡快研究制訂出優質高效無公害的標準化生產綜合配套技術，還要設計針對設施冬棗生產的專用設施，激勵產、學、研三大部門的聯合協作攻關，為冬棗設施栽培的規模化生產打下堅實的技術基礎。

4 結 語

果樹的設施栽培是調整農業種植結構、增加農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徑，有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國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予以扶植，冬棗是適合冀東地區進行設施栽培的特色果樹品種，技術上成熟可行，可使經濟效益成倍提高，農民的種植積極性較高。但是，現實存在的資金投入短缺、生產者文化素質較低等問題，也制約著設施冬棗產業的規模化發。針對這些問題，有針對性地加強對冬棗種植戶的生產技術進行培訓，同時，大力增加政府部門的政策扶植力度，引進企業資金，銀行、保險部門大力配合，重點培養出一些種植大戶，讓他們起到一定的示范效應。同時，農業科研部門加大對新技術的引進，選育出更為適合冬棗設施栽培的專用品種，盡快制定出冬棗設施栽培標準化生產綜合配套新技術，健全技術體系。這樣，就為設施冬棗規模化生產打好基礎，為突破冬棗產業發展過程中的瓶頸，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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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集體經濟發展趨勢范文

【關鍵詞】 身高；體重；生長和發育；預測；學生

【中圖分類號】 R 179 G 478.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08)08-0712-03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兒童青少年的生長發育狀況有逐年提高的趨勢。進入21世紀以后，兒童青少年的生長發育和體質健康狀況更是備受關注。2005年全國進行了第7次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筆者對北京市學生的體檢數據進行了分析，并對1955-2005年50 a來的北京市學生生長發育趨勢進行分析，為制定北京市學生健康促進方案提供依據。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2005年學生生長發育數據來自現場調查，其他年份數據來自教育部、衛生部等中央5部委領導的“全國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資料。2005年生長發育調查的對象為北京市6～22歲大中小在校學生。將北京市分為城鄉2層，以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為依據又將每層分為好、中、差3片，每片抽取1個區縣，北京市共抽取海淀、東城、宣武、順義、通縣、懷柔6個區縣。每區縣每年齡組男、女生各50人。2005年共調查9 735人，剔除身高或體重缺失等不合格數據后，還剩9 651人，其中男生4 808名，女生4 843名。

1.2 方法 身高、體重檢測項目均按全國學生體質健康調研工作的要求和規定進行。數據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包進行處理，用Excel 2003和Origin 7.0軟件作圖。

2 結果與分析

2.1 2005年學生身高和體重發育狀況 2005年北京市7歲男生和女生平均身高分別為126.9 cm和125.4 cm，平均體重分別為26.5 kg和24.7 kg；19歲男生和女生平均身高分別為173.1 cm和162.4 cm，平均體重分別為64.3 kg和54.3 kg。從7歲到19歲，男生在14歲以前，女生在11歲以前，身高年增長值均在5 cm以上，此后生長速度逐漸減慢，在17歲左右趨于穩定。從7歲到15歲，男生的體重年增長值都保持在3 kg以上，15歲以后體重增長開始減緩。女生從7歲到12歲，體重年增長速度逐漸增加，12歲的平均體重比11歲高5.4 kg，達到增長高峰，此后體重增長變緩。見表1。

北京市學生身高和體重水平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7～19歲男生和女生身高分別比全國高2.1～5.4 cm和1.5～4.0 cm。男生的身高均值在12歲年齡組與全國均值相差最大，達5.4 cm；女生在10歲年齡組身高均值與全國相差最大，為4.0 cm。在青春發育中后期與全國水平相比仍保持一定幅度優勢，在19歲組身高均值比全國均值高2 cm以上。

男生和女生體重分別比全國高2.0～8.3 kg和1.7～5.4 kg。男生和女生均以12歲年齡組體重均值高于全國均值幅度最大，分別比全國高出8.3 kg和5.4 kg。在19歲以后體重均值也高出全國均值2 kg以上。

2.2 1955-2005年北京市學生身高、體重發展趨勢

2.2.1 1955-2005年北京市學生身高發展趨勢 每隔10 a北京市7～17歲學生的身高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增長。從1955到1995年尤其是1975年到1985年的10 a間，身高增長幅度較大；從1995年到2005年身高稍有增長，但是增長幅度較小。總體來看，2005年各年齡組學生的身高處于歷史最高水平。與1955年相比，2005年達到1955年相同身高的年齡提前，2005年男生8歲和11歲年齡組達到的身高比1955年提前了大約2歲，在不到15歲平均身高就達到170 cm；而1955年相同年齡的身高均值不超過160 cm。女生的趨勢與男生相似，2005年女生8歲和11歲年齡組達到的身高比1955年分別提前了大約1.8 歲和2歲，在14歲多就達到160 cm的平均身高，而1955年相同年齡的身高均值在155 cm以下。見圖1，2。

2.2.2 1955-2005年北京市學生體重發展趨勢 北京市7～17歲學生的體重每隔10 a也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增長。但是與身高增長不同的是，從1955年到1975年，體重增長幅度較小；從1975年以后，每10 a體重增長大幅增加，且男生的體重增長幅度大于女生。見圖3，4。

2.3 北京市2015年學生身高趨勢預測 應用模型對2015年北京市學生身高進行預測可知，18歲男生為175.5 cm，18歲女生為162.8 cm，見表2。

3 討論

北京市學生體質調研數據顯示，2005年北京市學生身高、體重等形態指標的發育水平高于全國水平。與1955年以來的歷次調查數據相比，北京市學生身高、體重表現出了正向的生長發育長期趨勢。這與王伯安等［1］在1988年報道的半個世紀來北京市學生生長發育的動向以及林琬生［2］總結的北京市等全國大城市的漢族學生的生長長期變化的結果一致。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代學生的身高、體重增長幅度不同。從1975年以后，身高、體重的增長幅度開始加大，這與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3］。上世紀70年代末期正是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北京市的經濟更是高速發展,城市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65元上升到2004年的15 637元,農村也由224元上升到7 172元。社會經濟的發展又帶動了食物消費，2004年城市居民用于食物的消費為3 925元，農村為4 886元［4］,保證了學生生長發育必需的營養，為學生生長發育的長期變化提供了有利的保障。2002年北京市居民營養與健康狀況調查報告表明，北京市兒童青少年膳食提供的能量和蛋白質均能夠很好地滿足兒童生長發育的需求［5］。

結果還顯示,北京市學生身高的長期趨勢雖然依然存在，但從1995年以后，身高增長幅度已經減緩，而體重增長幅度仍較大，這將帶來兒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等新問題。為保證兒童青少年健康成長，應加強學生健康教育和學生營養工作，促進學生的健康行為，改善學生營養狀況，從而提高學生體質與健康水平。

4 參考文獻

［1］ 教育研究資料.北京市中小學生體質調研專集.北京：北京市教育科學研究所，1987：1-40.

［2］ 林琬生，肖建文，葉恭紹.中國漢族兒童生長的長期趨勢.人類學學報，1990，8(4)：355-366.

［3］ 葉廣俊，主編.現代兒少衛生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67-245.

［4］ 北京市統計局.北京統計年鑒200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139-152.